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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汉约-淮南福音-齐俗篇

(2019-11-13 02: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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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约-淮南福音-齐俗篇

新国学刘基元 新国学网 

遵循天性而行叫做道,得到这种天性叫做德。天性丧失以后才崇尚仁,道丧失以后才崇尚义。所以仁义树立起来也就说明道德蜕化。礼乐制定施行也就说明纯朴散逸;是非显示反而使百姓迷惑,珠玉尊贵起来致使人们为之互相争夺。


所以说,仁义、礼乐、是非、珠玉这四者的产生,说明世道衰落,是末世所利用的东西。礼原本是用来区别尊卑、分别贵贱的;义原本是用来协调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间关系的。但今天讲礼节的人,外表恭敬而内心嫉恨;讲义理的人,施舍他人却希望得到回报。君臣之间互相非难,骨肉之间互相怨恨,这样就失去了原本提倡礼义的目的和意义,反而使人们因结怨而互相责难。水积聚得深广就会产生能互相吞食的大鱼,土堆积成山则会产生互相伤残的猛兽,礼义的制定和施行则会产生伪善君子。尘土飞扬、灰尘蒙脸却不想眯眼,过河涉水却不想打湿脚,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远古时代,人们混沌幼稚不知“东南西北”,憨厚质朴无虚伪表情,言词诚实而不夸夸其谈。他们衣着朴素只求保暖,兵器迟钝无需开口,歌谣直抒欢乐不用婉转修饰,哭泣只为表达悲哀故无需故意放声。他们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大家无需用美物来互相赠送以笼络感情,也不想从别人那里得到馈赠。亲戚间不互相毁谤也不互相赞誉,朋友间不互相怨恨也不互相感恩。


但一到礼义产生,有了货物财产的价值观念后,这欺诈伪善就产生了,诋毁赞誉就纷纷兴起,怨恨感恩就结伴而行了,于是也就有了曾参和孝己的所谓“美德”,也就产生了盗跖、庄?的所谓“邪恶”。所以是,有了绣龙、垂缨伞盖的大车和结驷连骑的马车,也就有了翻越墙壁、撬门入室、盗墓翻墙的偷窃奸恶行为;有了穿锦绣衣服的人,也就必定有了衣冠破烂不堪的人。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高低互相依存、长短互相形成的启发,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虾蟆变成鹌鹑,水虿变为蜻蜓,这是不同类之间的变化。也只有圣人知道这之间的变化的启发。胡人看到粗麻,不知道可用它来织布;越人见到毳毛,不知道可用它来制作毛毡。所以不能通晓物性的人,就很难和他来谈论变化。


以前姜太公吕望、周公姬旦分别受封后见了面,太公问周公:“你打算怎样来治理鲁国?”周公回答说:“尊敬尊长,亲爱爱人。”太公说:“鲁国从此要衰弱了。”周公问太公:“那你又打算怎样来治理齐国呢?”太公说:“我要举荐贤能,崇尚功绩。”周公说:“齐国后代一定有被篡夺弑杀的君主。”从那以后,齐国一天天强盛,一直到齐桓公称霸,传二十四代时国政被田氏篡夺;而鲁国日益衰弱,到三十四代亡国。


所以说:“踩在深秋的薄霜上,便就知道结硬冰的寒冬就快到了。”圣人就是能从开头细微的迹象预见到事物发展的结果。所以,酒糟堆积成山肇始于用象牙为筷,炮烙之刑肇始于用熨斗烙人。


由此看来,廉洁也有它所适用的范围,而不可不分场合机械地推行。所以上述讲到圣人行为要齐同当时当地的礼俗是有启发的,这样可以处事更随顺。同样,圣人应按能力将事处理得更缜密一些,这样办事也可更容易些。反过来说,如装出一副矜持、以虚伪的廉耻模样来欺惑世人,行为上又自视清高、违背民俗,这些行为,圣人认为不是一种齐同习俗的行为。


高大的大厦、开阔的房屋、相通相连的房,这是人们安居的地方,但鸟儿飞入以后,就会感到忧虑不安;高山、险阻、深林、草丛,这是虎和豹的乐园,但人进入以后,就会产生畏惧;山涧湖泊、渊潭重泉,这是鼋鼍自由翔游的地方,但人一旦跌入其中就会淹死;《咸池》《承云》《九韶》《六英》,这是人喜欢的乐曲,但鸟兽闻之就会受到惊吓而逃跑;深溪峭岸、大树长枝,这是猿猴喜欢的地方,但人一旦攀登上去就会感到心惊肉跳。


这正是形殊性异,人类引以为快乐的,鸟兽则以为是哀悲的,鸟兽以为安全的,人类则认为是危险的。好在上天覆盖、大地承载、日月照亮,才使万物各便其性、各安其居、各处其宜、各为其能。


所以,愚者也有他的长处,智者也有他的不足;木柱是不可以用来剔牙的,发簪是不可以用来撑屋的;马是不宜驭物的,牛是难以追速的;铅不能用来铸刀,铜不能用来制弩;铁不能用来造船,木不能用来制锅。这正好说明事物各有它所适宜的范围,只有将它们放在适宜的地方,才能发挥它们的有用性,而在它们的有用性这点上来看,它们又是一致的。


所以对物不能说长道短、厚此薄彼。明镜用来照人是再好也不过的,但将它放在甑里用以蒸食物,其功效就不如炊箅;牺牛毛色纯一,用来作为祭祀的牺牲是再合适不过了,但用它来求雨,就不如神蛇了。


由此看来,事物无所谓贵贱,如从它们的有用性、可珍贵这一点来断定它们的贵重,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不是贵重的;如抓着它们的无用性、低贱性来判断它们的低贱,那么就没有什么不是低贱的。对于玉璞,人们希望它越厚越好,对于角?,人们希望它越薄越好;同样,对于漆,人们不会嫌它黑;对于粉,人们不会嫌它白。这四样东西,人们对它们的要求完全相反,但当人们急需用到它们时,就有用性来说又是一致、一样的。这就好比裘和蓑,对人来说哪一件更急需?这要看情形而定,下雨了就用不上裘衣,而一进屋室就用不到蓑衣。这是因为特殊的环境决定了它们的更替使用。这也就像船、车、楯、肆、穷庐本来就有它们所适宜的地方一样。所以说“不要崇尚贤能(即不要有意识创导某种东西)”的意思是说不要将鱼赶到树上、把鸟沉到深渊。


所以尧帝治理天下,是任命舜为司徒,主管教化;任命契为司马,主管军务;任命禹为司空,主管工程建筑;任命后稷为大田,主管农业;任命奚仲为工师,掌管百工。尧帝就是这样,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让住水边的从事渔业,让住山林的从事林业伐木,让住川谷的从事牧业,让住平原的从事农业。各种地方均有适合它的行业,各种行业又有适合它的器械工具,各种器械工具又均有它的适当用途,各种用途又有适合使用器械的人。湖泽地区的人编织鱼网,捕鱼捉虾;丘陵地带的人耕种田地,生产衣食。这样就能用自己所有的物品去换回自己所没有的物品,用自己能够生产的物品去换回自己不会生产的物品。因此,离叛的人少而听从的人多。


这就好像将棋子和弹丸倒撒在地上,圆形的滚入低洼处,方形的停留在高处,它们各自有了自己的适宜安稳归宿,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如同疾风吹过箫管,忽然振动空气,使长短不一的竹管发出高低、清浊不同的乐音。那猿猴得到一片茂密的树林,就不愿舍弃而去打洞;貉与豪猪有了在堤防上挖的洞穴,就不愿离开再去攀援树木筑巢建窝。


万物都不会避开对自己有利的、而去接受对自己有害的东西。所以会有邻国居民互相张望、鸡犬之声相闻、足迹无须踏进邻国、车辆不必达到千里、人民各自按本性舒适生活的状况。


所以混乱的国家好像很兴盛,政治安宁的国家好像很空荡;将灭亡的国家总感不足,长存的国家总觉得有余。空空荡荡,并不是人烟稀少,而是人们都在各自持守着他们的本职;兴盛热闹,并不是人丁兴旺,而是人们都在离开本职追求末业。觉得有余,并不是财富特别多,而是人们的欲望相当有限和节制,浪费的事也很少发生;感到不足,并不是说国家财物匮乏,而是人们的欲望相当大且无法控制,浪费的事也经常发生。所以先王的法典,并不是他们凭主观创造出来的,而是他们因循事物的规律制定出来的;他们的禁止、惩罚的措施,也不是任意编造的,而是在严格遵守某种客观实际而设定的。


万物的生存发展,不在于万物本身,而取决于土地;而治理土地又不在于土地本身,而取决于人;同样治理人本身不在于人,而在于君王;君王要调治的是欲念,而摒弃欲念不在于消极地压制欲念,是在于对性情的修养;修养性情不限于性情本身,而是想达到“德”的要求和境地;达到“德”的境地还不是最高的境界,能与道体融合才是最好最高的境地。


追究一下人性的发展变化,可以知道,人性变得杂乱污浊而不清净洁明,是在于受到外界灰尘的污蒙。羌、氐、僰、翟,他们生出的婴儿哭声相同,但等到他们长大以后,只能通过翻译才能互相通话,离开翻译就不能沟通,这是由于他们从小受的教养和习俗的不同。


由此看来,衣饰礼仪风俗,不是人生而有之的,而是接受外界的影响后形成的。竹子的特性是能浮于水面,但一旦被砍削成竹简,捆成一束扔入水中,就会沉下去,这是因为经过砍削破坏了竹子中空的特性。金属物入水便沉,但将它们放在船上,有船依托就会随船飘浮水面,这是因为金属物有了船的依托所致。原本洁白的绢绸,用涅染过便变黑,原本黄色的绢绸,用朱砂一染就变成了红色。人的本性本来清正无邪,但长期处于坏的习俗中就会濡染而改变,一旦改变也就遗忘掉了原本的本性,反而能和他周围的人群合拍了。


所以说,日月总是想发光明的,但浮云遮盖了它;河水原本应是清澈的,但泥沙污浊了它;人的天性应是平和的,但欲念扰乱了它。正因为这样,只有圣人能抛开外物的诱惑而归回到原本平和的本性。乘船夜航迷失方向而不辨东西南北,在看到了北斗星和北极星后才醒悟。这人的平和淡泊的本性是人心中的北斗星和北极星。能够发现自己的平和淡泊本性,就不会丧失事物的常情和常理;不能发现自己的平和淡泊本性,就会在外 物的诱惑下迷乱。就好像陇西之游,越急躁越沉重。


如果放纵贪欲而丧失本性,行为举止就不会端正。用这种贪欲来修养心性就更危险,用这种贪欲来治国就会乱套,用这种贪欲来治军就会失败。所以不懂“道”的人,是没办法返归本性的。


要知道凭耳目能对事物作出判断的前提是必须要返归道体本性。如果听觉迷惑于诽谤和赞誉,眼睛沉溺于五颜六色,却还想将事情办好,这是不大可能的。内心充满哀情的人,即使听到欢歌也会流泪哭泣;内心充满喜悦的人,即使看到别人哭也会发笑高兴。面对欢歌仍然悲哀,看到痛哭还是高兴,这是因为内心所怀的感情使他这样子。


从这喜悲对立反复的现象中可以得出,保持虚静平和的心态是多么地重要啊!所以是水流激荡就兴起波浪,神气惑乱就会头脑昏庸,头脑昏庸的人又怎可治理国家,这就像动荡的水不能做水准一样。所以圣人君主是抓着这一“道体”根本而不丧失,于是万事万物的情理均在他掌握之中,四夷九州也就归顺降服。这说明这一“道体”根本是何等地珍贵啊!掌握就能无敌于天下。正因为圣人君主依据这无敌于天下的治国法宝,所以广大民众才肯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他。


提倡从事仁的人一定是通过哀伤喜乐之情去影响他人的,提倡实施义的人一定是通过施予剥夺让人明白义理的。眼睛所能看到的距离不过十来里地,而想以仁慈普照天下百姓,这仅用哀、乐之情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积聚到天下所有财富,而想满足天下所有百姓的需求,这仅靠这些利益是远远不够的。况且喜怒哀乐之情,都是人们有了感触才自然形成和流露出来的。


所以哭声发之于口、泪水出之于眼,这都是内心的悲愤之情在外部的表现,这就好比水往低处流,烟往上边冒一样,又有谁去人为地推动它?所以勉强哭的人,即使哭得精疲力竭,也不会显得悲哀;勉强做出亲善友好的态度,即使脸上堆满了笑容,也不会显得善和。这些都说明只有真情出自内心,外表的声音和行为才会表现得真诚而不虚伪。


所以厘负羁馈赠的一壶水泡饭要远远强过晋献公的垂棘之璧;赵宣孟的一束干肉脯要远远胜过智伯的大钟。这都说明礼物的丰厚不足以反映爱心,而赤诚的爱意倒足以使远方的人都为之感动而归顺。


所以公西华奉养父母,就如同和朋友相处那样随和;曾参侍奉父母,就像侍奉暴烈的国君那样小心翼翼,他们表现出的态度尽管不同,但在奉养父母上的孝心是一样的。所以,胡人盟誓用头骨装酒,越人盟誓刺臂流血,中原人是歃血而盟,在这里,表现的形式各异,而在表现真诚信义上是一致的。三苗人束发,羌人领口打结,中原人插簪戴冠,而越人剪短发,在这里,他们装饰打扮各异,但服饰和装扮的实用性是一致的。


古代颛顼帝时有法规定,如果妇女在路上不回避男子,就要在四通八达的道口驱除邪气。而如今的大都市里,街上行人如潮,男女间摩肩接踵也不算什么伤风败俗。


在这里,古今礼节尽管不同,但各有其风俗习惯这是一致的。所以四夷的礼节形式不同,但表现在尊崇君王、爱护亲人、敬重兄长上却又是一样的。而猃狁的风俗则相反,表现出对子孙相当慈爱,对父辈却相当威严。那飞鸟成行、兽类群处,这又是谁教它们的?


所以鲁国采用儒家礼节,施行孔子学说,结果反而国土被削减,名望被削弱,不能使近者亲附、远者归服。越王勾践剃发文身,没有戴皮帽、插笏板上朝的朝服,也没有规规矩矩的仪态,但在太湖一带战胜吴王夫差后,就南面而坐,称霸天下,使泗水之滨的诸侯都率各自管辖的边远小国来朝拜。北方的胡貉和匈奴,衣服胡乱缠裹,披头散发,又是席地叉腿而坐,说话叽哩呱啦,但国家不会灭亡,这是因为我们看似无礼,实质他们有他们的礼节。楚庄王身穿宽衣长袍,照样发号施令于天下,并终于称霸诸侯。晋文公衣着粗布,身披羊皮,皮带系宝剑,但照样威名天下。


由此看来,哪能说邹鲁的儒家礼节才一定算礼节?所以到了别的国家就该遵随他们的习俗,到了人家家里就应回避人家的忌讳;不要违反当地的禁令,也不要触犯当地的习俗,这样你就是到了像夷狄这样赤足裸体的落后国家、荒远异域,也不会感到窘困。


礼仪是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感情的表现形式;而仁慈的行为则是内心恩德的真实效验。所以礼仪是依据人的感情而制定,并和感情契合,而仁慈是内心仁爱在人容颜上的流露。正因为这样,礼仪形式不可能超出实际感情,而仁慈的行为也无法超越内心仁德的范围。这是治世的一般启发。


规定子女为父母服三年之丧,这就是勉强人们去做难以做到的事,而人们为了做到这点,就只能以虚假的感情来应付这三年之丧;实际上规定子女为父母服丧三个月倒是切合人性:人们在这三个月中能充分表达哀情。


这正说明,儒墨两家不研究人的感情活动的规律,硬是制定出违反人之常情的礼节,并硬性规定丧服等差和期限。表达悲哀的仪式要合乎实情,安葬父母的葬礼要对得起养育之恩。不强求人做不能做到的事,也不强行阻绝人所不能停止的事,所有礼仪形式的规定要恰如其分,这样就不太会受人非议。


古人并不是不知道繁琐的尊卑谒见礼节,跳《采齐》《肆夏》那样的舞蹈,而是认识到用这种繁文缛节旷日烦民,实在毫无意义,所以制定礼仪只要能表达真情实意就行。古人也并不是不会陈设钟鼓、吹奏管箫、舞动干戚、挥动羽旄、纵情欢乐,而是认识到这样太浪费财物、扰乱政事,所以制定乐礼只要能抒发感情就行而不至于喜庆得沉溺于歌舞之中不能自拔。古人也并不是不会消耗国力、劳民伤财,为达官贵人举行葬礼,让死者口含珠玉、衣着玉衣,用绵丝裹束,以追悼死者,而是认识到这样做只能使百姓更穷困、事业受破坏,而对死者的枯骨腐肉毫无益处,所以安葬只求能够收埋掩盖就行。


过去舜南巡去世于苍梧,就地埋葬,而且也无国葬仪式,都市店家照样开门营业;禹视察江南死后埋于会稽山,农民照常在田间耕作劳动。他们这些人是真的懂得生死之分的启发,也通晓奢侈和节俭之间的界限。


乱国就不是这样了,他们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内心想的和外表表现不一样;礼仪形式花头花脑,音乐花俏而失去节度;看重死者而损害活人,而服丧三年以孝行哗世则更是束缚人的本性行为。因此世风浑浊,诽谤朝政的事也就时有发生,所以英明的君主就废除他们的那一套而不用。


所谓“义”,就是依循事理而又行为适宜;所谓“礼”,就是为体现真实感情而制定的仪式。“义”本来的含意就叫“宜”(适宜),“礼”本来的含意就是体现情感。


过去扈氏就是死抱着过时的“义”而被启杀害,这是因为他只知道“义”而不知道“义”还要适合时宜;鲁国是以孔孟儒家的礼法来治国的,但结果国力日益衰弱,这是因为鲁国国君不知道“礼”是要体现真情实意的。


有虞氏的礼法是:他们用土堆成社神,季夏六月祭祀宅神,人死后埋于耕地下面,音乐则有《咸池》《承云》和《九韶》,而服饰崇尚黄色。夏后氏的礼法是:他们用松木做成社神,于春天祭祀户神,丧葬时灵车棺柩四周围上帐幔,并装饰着翣扇样的饰物,音乐则有《夏篇》《九成》《六佾》《六列》和《六英》,而服饰崇尚青色。殷人的礼法是:他们用石头做成社神,在秋季祭祀门神,有在坟上种上松树的丧葬礼法,音乐则有《大濩》和《晨露》,而服饰崇尚白色。周人的礼法是:他们用栗木做成社神,在夏季祭祀灶神,葬礼有在墓上种松树的习惯,音乐则有《大武》《三象》和《棘下》,而服饰崇尚赤色。这上述四代的礼乐因时代变迁而发生很大变化,同样服饰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礼法都体现了亲疏的感情和上下的人伦。


如果死抓住一国之礼法或一君之法籍,以它来否定、非难世代变化了的礼俗,这就好像胶住弦柱而想调瑟一样。所以英明的君主制定礼仪就像做衣裳,规定节行就像做衣带。衣能遮身就行,合乎常规即可,能宽松舒适、行走方便就更好;不必追求奇异的外表和裁剪上的花哨。衣带能够打成纽结、束紧衣襟就行,不必讲究绣上什么别致的花纹图案。


所以说,制定礼义的根本要求,是帮助人规范思想、道德;在这意义上说,我们也没有必要拘泥于儒墨的那一套伦理了。


所谓“明”,不是说能看清别人,而是说能认识自己。所谓“聪”,不是说能听见声音,而是说能倾听自己的心声。所谓“达”,不是说能了解别人,而是说能自知之明。所以说只有自己的身心才是“道”所依托的寓所,身心修养得通体透明,那么道也就必定能定居下来。“道”如能与你身心融合,那么凭着它就能视察清晰,凭着它就能聆听聪灵,凭着它就能言论公正,凭着它就能行动顺畅。


所以圣人处理事物,就如同巧匠砍削木榫,良厨分解牲畜,砍削分解得恰到好处而不损伤刀斧。但笨拙的工匠则不然,木榫砍削得不是大就是小,大的则壅塞而不入,小的则空落不严实。正是心神不宁则手势散乱,越折腾越离谱。圣人处理事物能判剖自如,处置有序;散乱了则有办法使它整合,离开了则有办法使它复归,雕琢过的可以使它返归质朴。整合而为道德,离散而为仪表。这样就能转入玄冥之中,散应一切而不留痕迹。


而靠礼义来制约人的行为,又怎么能从根本上治理好社会?有很多所谓的明事理者,实际上大多是离开这一“道德”根本的,说什么“礼义足以治天下”,这种人是不可以和他谈治国方略的。


所谓礼义,实际上是五帝三王制定的法典和习俗,各适合于他们的时代。这就好比祭祀时用的刍狗和祈雨时用的土龙,开始扎塑它们的时候,用青黄色彩涂上装饰,然后用锦绣包裹和丝帛镶边,再用红色丝线缠扎起来,尸祝穿上黑色的祭服,大夫戴着礼帽,非常庄重地迎送它们。但等到使用过它们之后,就如同泥土草芥一样被扔掉,还有谁贵重珍惜它们?


所以,在舜的时代,有苗不归服,于是舜修治德政,并停止战争讨伐,将盾牌和大斧用于歌舞之中。在禹的时代,天下洪水泛滥,禹命令民众堆聚土壤和积集柴草,选择丘陵高处居住。武王讨伐纣王时,用车载着去世不久的父亲的灵柩前去讨伐,等消灭纣王后,海内还没安定下来,所以武王为文王守三年孝,以表示发扬文王的美德,这样才有了服三年之丧的做法。


禹时天下洪水成灾,禹忙于修筑陂塘水库,所以只得早上死人晚上即安葬。这些均是圣人为了顺应时代和客观情况而采取的权宜措施。今天如果只赞美干戚之舞而嘲笑锄锹之舞,只知道三年服丧而非议一日丧期,这就好像只赞美牛而非难马一样,也像用徵音来取笑羽音一样。以一种呆板凝固的礼法来对待日益变化的社会,和以一根琴弦就想弹奏出《棘下》的乐曲没有什么不同。


而根据时世的变化而制定的礼法,再用于变化了的时世,就很难做到恰当适宜;如不变化礼法,就会像冬天穿葛布衣、夏天穿皮大衣一样可笑。所以调整一次弓弩上的瞄准器是不可能用它来发射一百次的,同样一件衣服也不可能一年穿到头。这说明瞄准器必须根据目标的高低不断调整,人穿的衣服也必须根据气候的变化不断更换。所以说是“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因此,圣人是根据世道来制定法规,随应时代来治理国家。


古代帝王在泰山上祭过天,在梁父山上祭过地的,有七十多位,他们的法度各不相同,并不是他们有意标新立异,而是因为时代社会变了。因此,不能照搬他们那些现成的法令,而应该是效法他们制定法令的原则。而他们制定法令的原则就是根据变化了的时世不断改变法令。能够根据时世变化而不断变法,这就是最可贵的精神之所在。


所以,古代狐梁的歌是可以学着唱的,但他唱得如此动人的奥妙却是难以掌握的;古代圣人的法规是可以观摩的,但他们制定法规的缘由却是难以探究的;古代雄辩之士的辩词是可以模仿的,但他们如此善辩的内涵却是难以揭示的。淳钩之剑是不值得爱惜的,可爱惜珍贵的倒是欧冶的铸剑技术。那王乔和赤诵子吹嘘呼吸、吐故纳新、忘却形骸、摒弃智虑、抱守素朴、返回真纯,遨游于玄眇境地,与上天相通而成仙。


今天如果有人想学到他们的成仙之道,只模仿他们的一吐一吸、时伸时屈的动作,而没有掌握他们涵养元气、修炼精神的奥妙,要想腾云驾雾升天成仙是不可能的。五帝三王他们轻天下,渺视万物,齐生死和同变化,他们怀着无所不容的圣明之心来观照事物的真谛,上与天道为友,下和造化作伴。今天如果有人想学到他们的处世之道,只死守着他们的法典条文,而没有他们那种清静玄冥的精神境界,要想治理天下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得十把利剑,不如掌握欧冶的铸剑技术;得百匹骏马,不如掌握伯乐的相马技术”。


最大的“朴”是没有形状的,最玄妙的“道”是无法度量的。所以天是圆的,而没有什么圆规能够度量它;地是方的,而没有什么方矩能够丈量它。古往今来叫做宙,四方上下称做宇。道在宇宙间,但不知它的具体所在。所以目光不远大者,是不可以和他谈论大的;智慧不宏大者,是不能和他谈论道的。以前冯夷得了道后便潜入河中成河神;钳且得了道后便升上昆仑山成仙人;扁鹊靠着道来治病,造父凭着道来驾御车马,羿凭着道成了神射手,工?靠着道成了能工巧匠。在这里,他们所做的具体事情各不相同,但得道用道是一致的。秉受了道而通晓万物事理的人,彼此间是不会产生矛盾和非议的,这就好像用同一个水塘的水来灌溉农田一样,所得到水源是相同的。


屠宰牛而制作牛肉,有的做成酸的,有的做成甜的,煎熬烧烤,做出各种各样醇美之味,然而它们都出自于同一条牛。砍下楩楠豫樟,剖开加工,有的做成棺,有的做成柱,剖开锯断,做出各式各样的木器,然而它们都出自于同一树木这原料。


所以百家的言论,旨趣相反,但合乎启发是一致的,这就好比丝竹金石各种乐器合奏乐曲,曲子和弹奏不管怎样变换,但它们都不可能脱离曲谱和乐曲本身。同样,伯乐、韩风、秦牙、管青,他们相马的方法各不相同,但了解马性是一致的。所以三皇五帝的法令典籍尽管有差异,但他们都得民心是一致的。


所以商汤推翻夏朝以后则用夏朝的基本法规,武王推翻殷朝以后则用殷朝的基本法礼,夏桀和殷纣王用这些礼法导致灭亡,而商汤和武王则凭着这些礼法治理好了天下。所以有了各种雕刻的工具,没有优秀的工匠来用它处理木材,还是白搭;有了各种冶炼铸造的设备,没有灵巧的工匠来用它铸炼金属,还是不行。屠牛吐一早晨宰杀九头牛,可是他的刀还是能锋利得可以剃下毛发;庖丁的刀用了十九年,可是刀刃还像刚开过口的新刀一样。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他们掌握牛体骨骼的规律,使用刀时根本不会碰到骨节,游刃有余。至于那些规矩钩绳,只是发挥技巧的工具,而它们本身并不会产生技巧。所以说,瑟如果没有弦,即使是师文这样的高明乐师也不可能弹出乐曲来;但如果光有瑟弦,又不能使人悲伤。所以,瑟和弦只是弹奏悲曲的工具,但它们本身并不能产生悲曲。高明的工匠制造各种机械,其中有明暗机关,错综连通,进入到神奇莫测的境地,运用心神和手的配合来使用工具,根本不须用眼睛去接触具体物件,这种出神入化的技巧就是父子相传也是不可能的。盲乐师靠想象观察事物,运用乐舞的形式来表达它们的神态,配合乐曲的节奏,这种出神入化的技术,即使做兄长的也无法传授给弟弟。一般人都用水准仪器来测准水平,用墨绳来测定直线,如果不使用这些仪器来测平取直,这就不是人人都会的技术了。所以叩击宫音而另一只的宫弦也就随之应和起来,叩击角音而另一只的角弦也就随着应和起来,这是同音律应和的现象。如果改调成一种与宫、商、角、徵、羽不相对应的音调,当弹奏起这种音调时,另外的同一音调的弦照样会产生应和现象,其中的奥妙启发是无法用言语传授的。所以说虚静的精神是形体的主宰,而一旦进入到这种静寂的状态,那就什么细微的声音都能感知。


天下是非没有固定的标准,世人各自以自己的是当成是,把自己的非当成非。他们所认为的是与非各不相同,都以自己为是而以别人为非。由此看来,事情符合自己心意的就是“是”,这“是”未必是真正的“是”;事情不合自己心意的就是“非”,这“非”未必是真正的“非”。


所以,追求“是”(正确)的人,不真是在追求真理,而只不过是在找符合自己意思的东西;寻找“非”(错误)的人,不真是在剔除错误,而只不过是在排除违逆自己心意的东西。所以说,违逆自己心意的,就不一定不符合别人的心意;符合自己心意的,就不一定不遭世俗所非难。最正确的“是”是不存有错误的,最荒谬的“非”是无正确可言的,这才是真正的“是”与“非”。如果“是”在此是对的,而在彼则是“非”的;如果“非”在此是错的,而在彼则是“是”的,这就叫或是或非,是非相对。这种是与非,只适用于一隅、部分;而真正的“是”与“非”则适用于整个宇宙。我想选择对的(“是”)来遵循保持它,确定错的(“非”)来避开它,可又不知道世人说的是与非,到底哪是“是”,哪是“非”。


《老子》说“治理大国如像烹制小鱼一 样”。这意思是说,为政宽和的人不会老去翻搅,他懂得翻搅过多会搅烂小鱼的;而为政苛刻的人就一定要做得符合自己的口味才罢休,别的什么也不管。晋平公讲话不妥,师旷举起琴撞击平公,琴掠过平公的衣襟撞到墙上,平公身边的人准备将撞破的墙补上,平公说:“算了,别补了,留着它可以记着寡人的过失。”有位门客给宓子贱引见一位宾客,宾客离开后,宓子贱对他的门客说:“你引见的宾客有三条过失,第一他看到我就嘻皮笑脸,这就是傲慢无礼;第二在谈话中不称我老师,这是违背师道;第三他和我交情浅却无话不谈,这是说话没有分寸。”但门客却这样说:“他看到你便笑,这是恭敬而平和;谈话中不称你为师,这说明他通达;交情浅却无所不谈,这说明他忠厚。”那位宾客的容貌举止就这样,但有人认为他是君子,而又有人认为他是小人,这是由于各人都从自己的立场、观点来看问题,由此引出不同的结论。


所以,志趣投合,言语越忠恳则越亲近;关系疏远,计谋越恰当则越被猜忌。亲生母亲为儿子治头疮,弄得鲜血流到耳朵上,看见的人认为这是母亲对儿子的关爱;若是继母做这件事,看见的人就会认为这是继母在嫉恨儿子。事情原本就是这样,但由旁观者看来就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从高处城墙上看地上的牛只有羊那么大,羊只有小猪那么大,这是由于观察者从高处往下看造成的。在水盆中看脸的形状是圆的,而在杯子里的脸则是椭圆的。这是由于用来照脸的器具不同造成的。


我想端正自身而处世待人,但不知道世人又是怎么看待我的?所以如果你想用不断改变自己的处世态度来趋附世俗,这就好像躲避下雨,实际上没有哪个地方是会不被淋湿的。你经常想处于虚静的状态,可它不是靠人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那不是靠人为力量,而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虚静状态,是一般人所羡慕而难以达到的虚静状态。也只有通达“道”的人才能达到这种虚静状态。


所以通达“道”的人就好像车轴,自己并不运转而是随车毂的转动运行千里,运转于无穷无尽的境地。而不通达“道”的人就像心神迷惑,你告诉他东西南北,他在这地方明白方向,但拐个弯进入偏僻的地方又迷惑了;这种人就像风标随风转动,一辈子为人所奴役,没有片刻的宁静。而圣人是与“道”融为一体,返归本性,以不变之“道体”应付万变之世界,这样也就达到免受世俗奴役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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