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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的一点反思:我当时为何选择读博?

每个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一个或若干个能够改变命运的节点。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负面的。在我看来,无论朝着哪个方向发展,都是形势使然,迫不得已而为之。杀人越货者会有缧绁之厄;金榜题名人必怀发奋之功。谁都希望自己朝正面方向发展。《水浒传》中的英雄豪杰即便落草为寇,最终也还是想被朝廷诏安,加官进爵。但是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完成朝廷赋予剿灭方腊的使命后,自己也都没落到什么好下场。因此,从负面的陷阱中跳出来,达到一种令人刮目相看的企图,往往要比常人付出的更多。

 

那常人是否就容易了呢?根据我的观察,似乎也不容易。譬如说,像我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人,要想从平庸之中往上挪一步是多么难呀!那就只有相信知识改变命运那句话了。我生长的年代在中国是个特殊的时期。与我同时代的人一样,我也经过了上山下乡的再教育。好在我不是像其他知青那样“落单”,只身“发配”到边疆等艰苦地区,而是随着父母的冤情被送回唐山老家。那时的唐山,在中国还是个不错的地方,不是那么贫穷。对于我而言,最有利的是有父母在身旁。生活上的照料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我的父亲可以坚持教我们学英语,这为我以后的人生奠定了基础。家父当年在青岛医学院与李政道的老师束星北先生是同事,束先生是经历过二战的人,看得比较透。他的判断是,中国当时的搞法虽然维持不了多久,但至少要毁掉一代人,真是被他不幸言中。他告诉我父亲,现在趁乱教好自己的孩子,所以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家父就开始遵从束星北的建议,加紧教我们学英文了。那时学校不上课,老师不教书,整个社会秩序都乱了套。我正处于“小升初”的阶段,可初中无法毕业,我只好留在小学读了个七年级。

 

1970年代中叶,我流落到武汉。那时文革还没结束,街头依然由工人纠察队在维持治安。我这个“三无”(无户口、无工作、无住所)人员,自然不容易在大城市里立足。于是只好东躲西藏。不久前,我在北京街头见到一个打工的小伙子无故被拦下来要求他出示身份证,让我想起了我当年在武汉的尴尬。我记得特别清楚,1976年,毛主席去世的追悼会,我就孤零零一个人在亲戚家呆着。后来的情况稍有好转,经朋友介绍,我来到一所中学做英语代课教员。从那时起,我的英语终于派上了用场,这或许是我要比其他下乡知青略强一点的缘故吧。他们似乎把有限的时间(学习时间充其量就三年)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而我由于没有这个资格像他们这样干,所以就只好将有限的时间投入到为我服务之中。

 

靠着自己的一点儿“本事”,以及当时的政策取向。我主动找到了武汉大学,要求为我组织相关的英语考试。武汉大学此前未遇到过这个情况,以后也没有了。英语系专门为我组织了二场比较刁蛮笔试,还有就是口试。我面前坐着五六位英语系的老师,分别对我提问。还好,由于家父从小上的是北京美国侨民学校,后来又在辅仁大学继续学习。他的英语发音还是比较地道,因此我的英语发音也不错。负责口试的老师听到我的发音,就认为我是有基础的。从某种程度讲,搞专业外语的还是重视发音的。发音是面子活,看看当今的口译员,在人大会堂面对世界各国记者,听听人家的发音,就会知道那是多么重要的面子活了。试想一下,如果是英语系出来的,讲一口有很重中国口音的英语该成什么样子?那不给该校的英语老师丢面子吗?

 

我终于自己打拼出了一条道路。于1978年考到了一纸武汉大学英语系毕业的同等学力的证明。的确就是带有武汉大学抬头的一张信纸,武汉大学给盖的公章。现在这张纸在哪里呢?我不知道,我想组织一定知道,也许是在我的档案中吧。没过多久,我的所谓自学事迹被《湖北日报》发现,于是便有记者前来采访。那时的报纸似乎注重宣传性,而非娱乐性。我被湖北省宣传部门看上了,成为自学成才的典型。报纸用了大半个篇幅刊登我的“事迹”。后来《武汉青年报》的记者也来采访我,把我的事情又写了一遍。武汉大学也感到脸上有光,学生会的大喇叭把我成才的事情广播出去。当然,我没在武汉大学,也就无缘听到。可是我的朋友在武汉大学听到了,告诉我这件事。那就让他们宣传去吧。后来,记者采写的这篇报道还被收到一个自学成才的专集中,那都是后话。

 

问题是,成为自学成才的典型又当何如?我要的不是个虚名,而是工作。由湖北省委宣传部牵头,成立了自学成才的组织。我当然算是其中一份子,在成立大会的闭幕式上,我和另外一个自学成才的,一同走到了主席台,向省里的头头递交了我们的诉求,我们要正式的工作。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愤然走出了会场。这个举措对于那时的大脑袋而言,无疑是件很尴尬的事情。当时我的想法很朴素,流浪这么多年,从下乡到1979年,已有10年。今天总算走到这一步,算是生逢其时了。那时,10年动乱刚刚结束,到处都需要“人才”。我们是“人才”吗?不清楚,人家说我们是“自学”的“人才”。这当然是很好的一个标签。但标签不能解决我的现实问题,我要户口、工作和居所。

 

又有一个机会让我抓到了。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物理研究所重建,需要外语人才。我又参加了招聘的考试,这回算是我的运气。报纸的宣传还是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考试也就相对简单了许多。我的户口、工作和居所都慢慢得到解决。我可以安定下来过日子了。先是做翻译工作,后来参与《数学物理学报》中英版的创办工作。这个杂志现在还健康地发展着。想想当年我们筚路蓝缕将其创办成功,就是希望为自己找到一份安身立命的职业。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到了1993年,我开始感到了危机。《数学物理学报》英文版编辑部,突然分配来一位硕士,说是协助我的工作。我心里有数,我的好日子就要结束了。未雨绸缪吧。我有一位朋友很久没有见面了,1994年吧,他突然冒了出来。我很奇怪,问他到哪里去了。他告诉我到北京大学读博士去了。他当时已经是副教授,完全没必要这样嘛,我心想。他告诉我以后他这样的工农兵大学生在大学想搞业务,不会那么好混。他赶上了一个到北大读书的机会。又问我是否也愿意像他一样到北京。我当时也想,该去读书。我记得1994年初,单位已经把我的工作进行调整,不让我在《数学物理学报》工作了,把我转到数学物理研究所办的公司。我非常不满意,认为对我的安排有失公允,有卸磨杀驴之嫌,我没有答应。因此与所里的关系就这样僵着。

 

与所里的关系一定要有个说法。作为组织,是不会妥协的。作为个人,也难以接受。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发现了可能更上一层楼的机遇。那与其和所里这么耗着,不如自己主动转向,另谋高就。我与朋友商量,可以去北京。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关于“信息高速公路对社会影响”的课题。朋友建议我不妨先与该课题的主持人接触一下,他为我引荐。我1994年去了二次北京,一次是拜见我后来的博士导师,加入了他们的课题组;一次是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探班”。就这样,我准备开始转向了。由于我是学文科的,在中科院并没有优势。由于当年有点儿外语的基础,暂时能在那里有所作为,后来让我明显感觉到不行了,外语人才不吃香了。现在不也还是这样吗?

 

也正是由于文科出身,我对科学史、科学哲学等学科还是有兴趣,出版过科学哲学的译作。另外,在工作之余还参加了中科院李约瑟著作的翻译工作。1980年代末,我自购了计算机,自学了相关的应用并与美国的兄弟成功进行了联网。我所有这些,都为我参加社科院的课题奠定了基础。有了这些可能看得见的未来,我明确向所里提出,不去公司上班。所里也拿我没有办法。全部扣我工资,不现实,不扣工资,也不现实。于是就给我发了个基本工资,我也不在乎了。反正决定离开数学物理所,瓶瓶罐罐打了就打了吧。好在夫人还有工资,维持生活暂时不成问题。

 

从1994年开始,我基本脱离了中科院的轨道,一方面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课题,一方面备考博士。我的导师恰逢1995年开始招博士,而我就成了他的开门弟子。我来北京已经是40岁的年纪了。1995年春开始博士考试,这次考试与我当年在武汉大学的英语考试完全不一样。外语要难得多,而且题量很大,有很多考生都做不完。可我还好,不仅做完所有的题目,而且成绩也不错,据说我那年外语成绩是排在前几名的。但不幸的是,我的马列却没有及格。这也是荒唐,一个考哲学系的,马列竟然没考及格。怎么能被录取。因此,又有一番博弈。我在是否能考上的结果出来之前,就在研究生院的招待所里等。眼看就到六月份,博弈的结果出来了,研究生院录取我。条件是试读一年,来年补考马列。进了研究生院的门,好好听听马列的课,看看马列是怎样唠嗑的。就这样,我彻底告别武汉,来到了北京,过上了另外五年的单身生活。从武汉到北京对我而言是“危险的一跳”,可以说我跳成了。

 

当我1998年毕业,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我曾坐在建国门内的一家餐馆内,看着街对面庞大的建筑物。我的余生就要奉献给这幢大楼中的哲学研究所。心里想着,难免有所伤感。从中国科学院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多了“社会”一词。费了我多大的气力啊。夜色慢慢降临,望着长安街上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可这些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还是要回到被安排在通县的宿舍。尽管如此,可我还是充满信心,以后会好的,至少北京比武汉好。而且,我还有了真正的博士学位文凭,而非一纸证明!这是完全不同的二样东西。我可以脚踏实地过好余下日子了。


*本文来源于科学网,作者刘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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