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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蒙古汗国“成吉思皇帝圣旨”符牌考

(2018-05-22 21: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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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汗国“成吉思皇帝圣旨”符牌考[转载]蒙古汗国“成吉思皇帝圣旨”符牌考


[转载]蒙古汗国“成吉思皇帝圣旨”符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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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蒙古汗国“成吉思皇帝圣旨”符牌考

20005月,著名的文物鉴赏家史树青先生曾撰名为《“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考》的文章,对一面银质金字成吉思皇帝圣旨符牌进行了考证,驳斥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一些专家视符牌为假货的言论。十二年后的今天,笔者亦以与史先生文章名称相近的一篇《蒙古汗国“成吉思皇帝圣旨”符牌考》,考证笔者自己珍藏的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真正的金牌,含金量60%以上,见检测图。附图1),以回答某大学教授所谓的“质疑”。

一、国家报刊公布的存世的成吉思皇帝圣旨符牌

成吉思皇帝圣旨牌,自1934年在前热河省第一次被发现以来,至2012年为止,78年中仅发现四枚(不含笔者所藏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

1934年,在前热河省发现第一枚“成吉思皇帝圣旨”条形长牌,铜质金字,首部有一圆孔式环形纽,正面刻书“天赐成吉思圣旨,疾”10个汉字,背面刻契丹文。此牌现藏日本京都大学。

1934年,在前热河省又发现一枚“成吉思皇帝圣旨”牌,牌子的右上角残缺,质地、文字与京都大学所藏长牌相同。现藏于日本天理大学。

③原满州国立博物馆收藏一枚长牌残片,铜质金字,仅存首部圆孔式环形纽及部分牌身,正面残存“天赐”二字。

1998年,河北省廊坊市文物商店征集到“成吉思皇帝圣旨”条形长牌,银质金字,首部有一圆孔式环形纽。正面刻书“天赐成吉思圣旨,疾”10个汉字,背面刻契丹文“戋用(用一横)”二字。具体形制与前热河省发现的“成吉思皇帝圣旨”牌相同,左上角残缺。长21.7,宽6,厚0.3厘米。(见图2、)

以上四枚银铜金字牌,应都为同一个制式,同一个规格,同一个模铸,同一样文字的同一种类的银、铜“成吉思皇帝圣旨”牌。除此之外,报刊上还刊有几件未经专家公开撰文肯定的,小型的,甚至微型的,面汉文“天赐成吉思圣旨,疾”,背刻八思巴文的银质符牌。

二、笔者所藏“成吉思皇帝圣旨”牌。(见图3、)

笔者所藏“成吉思皇帝圣旨”牌形制信息。

笔者所藏“成吉思皇帝圣旨”牌,长条板形,四角抹圆,首部有一圆孔式环形纽,纽外径3.3厘米,纽宽1.4厘米,纽厚0.9厘米,穿径1.2厘米。材质为含金量60%以上的金铜合金,长21.9厘米,宽6.8厘米,厚0.3厘米,重265克。正面刻书“天赐成吉思圣旨,疾”10个汉字,背面刻两行美术体八思巴字。转译汉字为:“防务千户,准行君帐”八字。(八思巴文由著名八思巴文研究学者邵华伟先生翻译。)(见图4这应该是一面颁给皇帝侍卫亲军千户级别(相当于现今旅团级)军官的身份证兼出入皇帝大帐(皇宫大内)的特别通行证。

⒉关于牌纽上汉字编号的再说明。

笔者藏牌牌纽面背上都有汉字编号“甲字拾九号”。关于“号”字简体与“拾九”号拾繁九简的问题,已有时贤论述及实物证明,此种写法正是蒙元时代习俗,不足为怪,反到证明此牌确属真品。对此不再赘述。这里要补充的是面背均刻编号的原因和编号的来源。因当今面世的三枚圣旨金牌中,笔者两枚均面背刻有编号,而内大索伦金牌圆孔正面环已损,只剩下有字的背面(见图5、)。这就出现了两种可能:所有金牌面背都刻有编号,内大正面原刻有编号,只因损坏成了,只剩下背面的编号;根据笔者所见有纽环编号的两枚八思巴文银牌(见图67、),它们只在牌子正面环上刻编号,环背不刻号。这恰恰证明金牌是两面刻编号,银牌仅正面刻编号。

当前专家一致认金银牌纽上编号号头之字来自《千字文》。笔者认为此说证据不足,其来自天干地支,《百家姓》机率更大,因为《千字文》对粗识汉字的蒙古官员和汉族工匠来说,文意过于艰深,用字过于典雅。不如天干地支,《百家姓》对他们更通俗易懂,易于熟记。世传有八思巴字《百家姓》就是明证。再有从目前已掌握的圣旨牌编号字头看,它们全部可以在天干地支,《百家姓》中查到,而有的却无法在《千字文》中查到,这应就是证明。尽管《元史》卷101记有,各处县官置文薄交驿铺,对来驿使者文书登记造册,以牌(收发契牌)书号,上以千字文书号。文吏爱用千字文为号。不等于制牌工匠熟知千字文。更不等于设计分类编号的蒙古官员,会舍弃通俗易懂天于地支、《百家姓》的字,而采用文诌诌的《千字文》的字做字头。

三、千户及防务千户。

千户为蒙元时期军官名称,名义上管辖一千军户,一千一百二十名兵士。千户下辖十个百户,每个百户管辖一百个军户,一百一十二名兵士。千户之设始于金代,负有带兵之责,即女真语“猛安”之汉译,统领谋克(百户),隶属于万户。千户制是蒙古汗国和元朝的国家体制。成吉思汗即位后,建立千户制,将全国的人民和土地划分为95个千户,由大汗分别授予与共同建国的贵戚、功臣,任命他们为千户的那颜(首领),使之世袭管领。千户下分为若干百户,百户下为十户。这种分法史称“领户分封制”或“千户分封制”。

蒙元时期万户、千户、百户是军政合一单位,具有地方政府职能。其头领称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简称万户、千户、百户,各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统兵七百以上称上千户;兵五百以上称中千户;兵三百以上称下千户,各设“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千户级“达鲁花赤”官正、从四品,千户官正从四品至正从五品,上、中、下千户,及从事不同任务千户,品级又有很大差异。千户属高级军官,按规定授予金牌,证明身份。

“防务千户”,顾名思义即负责安全防卫任务的千户。蒙元千户,有“管民千户”,“屯垦千户”,“防务千户”等名目,是上级赋予不同千户的不同职权范围及任务的一种称谓而已。金牌上“防务千户”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被授予了“准行君帐”之特权。什么叫“准行君帐”?就是“准许持牌人自由进出皇帝的寝帐(皇宫大内)”。(这里,笔者把邵华伟先生从蒙语转写成汉语的“军”,正写为“君”。军官进军帐不是权力,用不着赋予。军官进皇帝帐是要特别授权的。所以“君帐”才是八思巴文原意。不知笔者的理解是否正确?盼文字学家们给予合理解释。)这是何等重要的特殊权力啊!这是多么信任下的重要任务啊!这是皇帝把身家性命都交付给持牌人的天大信任。这位“防务千户”为什么能得到皇帝这样信任?唯一的原因,因为这位千户是皇帝怯薛军的高级军官,是“准行君帐”的“怯薛”宿卫的长官。

四、关于“准行君帐”的“怯薛”。

“怯薛”,蒙元时期皇帝禁卫军的名称。突厥-蒙古语“番直宿卫”之意,汉译多作宿卫,轮流值宿守卫之意。蒙元“怯薛”来源于辽金时期﹐蒙古高原各部首领的斡耳朵,称为那可儿(伴当﹑伙伴)的亲兵组成的卫队。成员和首领是父权制下的主仆关系。怯薛成员称怯薛歹(ke ig-tei)﹐复数作怯薛丹(ke igten)

怯薛(Keshig)是蒙古皇帝钦点的禁卫军,负责皇帝的安全,掌管宫城和斡耳朵(宫帐)的防卫。怯薛是由成吉思汗最早的百人贴身护卫,发展为一万人的勇猛军队。包括1千名宿卫,1千名弓箭手,8千名散班。这一万怯薛军由纳牙阿统领,没有可汗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调动,包括纳牙阿将军。

战时,怯薛直接受可汗号令,可汗前往战场,必有怯薛护驾。平时则负责管理,包括督导宫廷执事、照顾马匹及维护辎重。成吉思汗所建怯薛共一万四千人。负责宿卫怯薛人员从万户、千户、百户那颜子弟及随从中选拔,分四班宿卫,轮番宿卫,每番值卫三昼夜,称四怯薛。怯薛人员除宿卫外,也分任大汗(大王)的冠服、弓矢、食饮、文史、车马、庐帐、府库、医药、卜祝等事。任事者一概世袭。诸王亦各有怯薛。

蒙元皇帝给怯薛以很高的地位﹐宣布在外千户若与大汗怯薛争斗﹐千户有罪。四怯薛各有怯薛长﹐由成吉思汗时称为四杰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的亲族世袭担任。蒙古国时代﹐怯薛作为大汗的内臣﹐实际上参预军政事务的管理。大汗死后﹐各斡耳朵都保留一定员数的怯薛。诸王也建立自己的怯薛。除蒙古人外﹐怯薛中还吸收了一批色目人和汉人。

“准行君帐”的“防务千户”是不是怯薛1千名宿卫军的长官?《元史》无载,此枚面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刻八思巴文“防务千户,准行君帐”的大蒙古国“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或可弥补蒙古国史怯薛宿卫长官之缺失。

五、成吉思皇帝圣旨牌的种类。

表明官制级别的职官牌

大蒙古国共有五位皇帝、一位监国、两位皇后执政,总计存在65年(1206-1271年)。65年间共铸行:“铭汉字‘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当便宜行事’”“虎斗金牌”一种(见宋孟珙《蒙鞑备录》);“铭汉字‘如朕亲行,便宜行事’”“虎头金牌”一种(见宋徐霆在《黑鞑事略疏证》,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铸行汉文面曰“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文不详之素(平)金牌,素(平)银牌各?种。(见宋孟珙《蒙鞑备录》,宋徐霆在《黑鞑事略疏证》)可惜的是,如今大蒙古国,这两种汉字虎斗、虎头金牌均未见传世,具体什么模样也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虎符虎头牌,与素(平)金牌,素(平)银牌都是表明官制级别的职官牌。

相传为蒙古国时代铸造的,1845年在第聂伯河畔出土的,一枚面背刻畏兀儿蒙古文四行,具有圆孔式环形纽的龙头银质长牌,应是存世的唯一的一枚回鹘式蒙古文银质长牌。遗憾的是其译文在国内没公布,查找不到。据推测,它也应是成吉思皇帝圣旨职官牌。(见图8、)

大蒙古国时期,官制简朴,军官仅有万户、千户、百户之别,品级尚未确定,所以职官符牌大约只有虎斗金牌,虎头金牌与素(平)金牌,素(平)银牌数种,早期或以各国文字各铸,如第聂伯回鹘式蒙古文龙头银牌一样。后统一改为面文统一为汉字“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面文字或汉字、或契丹文、或西夏文、或藏文、或波斯文、或回鹘式蒙古文等等,廖廖数字,表明圣意的符牌。惜之,这些汉字、西夏字、藏文、波斯文、或其它什么民族文字的职官符牌,一件也没传下来,真真令人懊丧。

笔者藏之“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金质长符牌,据推测可能是目前大蒙古国已知最后铸造的一枚金质职官长符牌。它的发现告诉我们在公元1271年(至元八年)建立大元国之前,上数至颁行八思巴文的1269年(至元六年)期间,身为大蒙古国的薛禅汗忽必烈,亦曾以八思巴文铸造过“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镌八思巴文“防务千户,准行君帐”的金质职官长符牌。及一批面刻“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镌八思巴文的小型或微型职官银牌(见图9、),以实物验证了大蒙古国“千户颁金牌”“百户颁银牌”史实的真实无误。

乘驿遣使的递牌

目前国内外出土最多的大蒙古国“成吉思皇帝圣旨”牌,是本文前介绍的四种同文、同样式的“面‘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契丹文‘戋用(用一横)’银铜金字牌。按史树青先生考证,背契丹文“戋用(用一横)”二字,为汉字“走马”之意。如译文不错,此四枚银铜金字牌,乃是乘驿遣使之牌符。这种长牌,辽金时期称为“递牌”,是专为传递情报宣布皇帝命令使者,在驿站证明身份,调用驿马,取得食宿的凭证。《元史·兵志,站赤》记载有元朝“乘驿遣使之牌符”的一些情况,虽然没有谈及大蒙古国的驿、传情况,但相信两朝差别相距不会太远。笔者以为所不同者仅在符牌。大蒙古乘驿遣使之金银牌,承自辽金,均为长牌,故大蒙古国时乘驿遣使之牌符也应为长牌。面世的四枚背契丹文“走马”的银铜金字长牌,真实地证明了这一点。忽必烈建立大元后,才创使圆牌。故把《元史·兵志,站赤》中的圆符改为长牌,即应完全反映了大蒙古国驿传的情况了。

汉驿、传之名,蒙语为“站赤”,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也。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长牌)为信,银字者次之。其符信皆天府掌之,出给在外者,皆国人之为官长者主之,他官不得与也。传递圣旨与通报军情而取信于驿站,是牌符文献的又一大功用,且此时的牌符皆为圆牌(长牌),而金字与银字圆牌(长牌)的区分则在于,诸朝廷军情大事,奉旨谴使者,佩以金字圆符(长牌)给驿,诸王公主驸马亦为军情急务谴使者,佩以银字圆符(长牌)给驿。金字银铜长牌的使用区别,应与金字与银字圆牌(长牌)的区分一样。

赏赐表奖用符牌。

除了以上两种符牌,大蒙古国期间还有没有其它性质的符牌?据史籍载,应还有一种表奖符牌。但它大多只是功能上名义上的种类,并没有专门铸造一种供皇帝赏赐表奖臣下的符牌,皇帝用于赏赐表奖的符牌,只是原有的职官牌,虎符、虎头金牌、素(平)金牌,素(平)银牌。

张星煌先生译《马哥波罗游记》卷一记载:成吉思汗授马哥波罗兄弟二人金牌,求罗马教皇送耶苏信徒一百人来,须精七艺、善辞藻,能答辩如流者。亨利玉尔注文附图:兄弟二人接受金牌情形(见图10、)。证明成占思皇帝铁木真时,赏赐金牌已成常例。《马可波罗游记》对奖赏金牌的颁发,有详尽记述:“百户得到的是银质奖牌,千户得到的金质奖牌,或是银包金的。这两种奖牌重一百二十萨吉。万户获得的是镌有狮子头像的金牌,重达二百二十萨吉。凡是十万军的统帅或一支大军的总指挥,获一枚重达三百萨吉的金牌。”

据元史记载,《元史·太祖纪》:“太祖十年(1199年)七月,诏史天倪南征,赐金虎符。这是元史中第一次关于牌符的记载,即为赏赐用牌。”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赐故金翰林修撰魏王青肃秦蜀行省,言青居山都元帅钦金等所部将校有功,诏降虎符一、金符五、银符五十七。中统三年(1262年)七月,赐夔州路行省杨大渊金符十、银符十九,赏麾下将士。中统四年(1263年),威州山后大番弄等十一族来附,赐玺书、金银符。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威州汝凤川番族八千户内附其酋长来朝,授宣命,赐金符。

至于大蒙古国有没有为某事某人特铸类似元代的赐功臣符牌?(如,《元史》卷35记天历二年(1329),以黄金符镌文曰“翊忠徇义迪节同勋”,赐西域亲军副都指挥使钦察。《元史》卷138伯颜传,记后至元五年(1339),以七宝玉书龙虎金符,赐丞相伯颜。)因传世无实物,史籍无记载,不敢轻谈有无。况且元代之例,都是一时特典,非常制。故只能阙如,待有新资料再予补充。

六、各种成吉思皇帝圣旨牌的使用和管理。

目前存世的六枚成吉思皇帝圣旨牌,两枚为职官牌:一枚面文为汉文“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八思巴文“防务千户,准行君帐”;一枚龙头牌,面背为回鹘文。四枚乘驿遣使牌,面文都为汉文“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文都为契丹文“走马”。加上史籍中记载的面文为汉文“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便宜行事”等,背汉字或其它民族文字的“虎斗金牌”,“虎头金牌”,素(平)金牌,素(平)银牌,与存世未考证的小型的,甚至微型的,面汉文“天赐成吉思圣旨,疾”,背刻八思巴文的银质符牌。都可分在职官牌和乘驿牌两类中。

大蒙古国时期,职官牌大多由皇帝亲自颁发或通过赏赐发给万户、千户、百户等官员手中,官员升降要交回原牌,调换新牌。官员死亡,职官牌可世袭。官员犯法,夺官同时,收回符牌。皇帝身边设有符宝郎,后改为符宝局,负责保管发放回收。自成吉思皇帝起,每赐金牌不论多少,蒙古史籍中均可查到记载,可见大蒙古国皇帝对牌符的重视。

职官牌象征着权力,是特殊身份、地位的标志。享有一定特权和待遇,并可以世袭。执金虎符者,可以调动统帅军队;执虎斗、虎头金牌者可以授命宣读皇帝的圣旨,代行皇帝的职权,征敛财物;执金、银牌者亦可宣读皇帝的圣旨,以皇帝的名义,享受乘驿马,供美食等待遇。而乘驿牌因其事关军情大事,牌文即是皇帝紧急敕令,又由皇帝、兵部发放。怯薛长、万户、千户、百户管理使用,所以为持牌者狐假虎威,仗势欺人提供了方便。这些诱人的特权,导致了大蒙古国符牌的发放过多和滥用,更出现了伪造银符的事情,从而影响了牌符的权威性。

对此,大蒙古国朝廷不断加强和完善对牌符的发放和使用的管理,使其不断规范化、制度化。如太宗四年(1232年)五月谕:随路官员并站赤人等使臣,无牌面文字始给马之驿官及元差官皆罪之,有文字牌面而不给驿马者亦论罪,规定了使臣往来需持牌符经由驿站。窝阔台去世后,蒙古集团内部争汗斗争激烈,诸王贵族各自为政,滥用牌符谴使四处征敛财物。蒙哥(1251-1259在位)即位后,极力恢复大汗的权威和政令的统一,下令整治民政尽收旧发牌符。凡朝廷及诸王滥发牌印,诏旨宣命尽收之。诸王驰驿许乘三马,远行亦不过四。《元史·世祖纪》中也有此类记载,如:诏命平章政事哈伯等论,中书省、枢密院、御使台、翰林院及诸南儒,今为宰相宣慰及各路达鲁花赤,佩虎符者俱多,谬滥其议,所以减汰。为了维护牌符的权威性,牌符只由政府制造,对伪造牌符者一律处死。如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以捕猎户达鲁花赤伪造银牌处死。

大元朝建立后,废止了旧符牌,铸行了统一改为八思巴文书写的新符牌。至元二十一年,朝庭颁行了新的官制、品级,赏封制度,符牌制度,符牌颁行使用管理重新走上了严格管理之路。

七、蒙古汗国成吉思皇帝圣旨牌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对后世的影响。

蒙古汗国成吉思皇帝圣旨牌的发展,大约经历了,无文字时期(1189-1024年);回鹘式蒙古文使用时期(1024-1269年);八思巴字使用时期(1269-1271年),三个阶段。

无文字时期(1189-1024年),牌符文字以汉文为主书写皇帝圣旨,配以境内各主要民族文字宣布示用途和任务。应有“虎斗金牌”,“虎头金牌”,素(平)金牌,素(平)银牌,数种。传世的四枚“面‘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契丹文‘戋用(用一横,意‘走马’)’”乘驿牌,应就是这个时期符牌的一种。

回鹘式蒙古文使用时期(1024-1269年),牌符面背文都是以回鹘式蒙古文书写皇帝圣旨,背配以境内各主要民族文字宣布示用途和任务。应有“龙头金牌”,“狮头金牌”“虎头金牌”,素(平)金牌,素(平)银牌,数种。《马可波罗游记》对成吉思汗赏赐金银牌的叙述(见本文五-3节)及第聂伯河畔出土的,面背刻畏兀儿蒙古文四行,具有圆孔式环形纽的龙头银质长牌,都可证明这个时期符牌形制的存在。

八思巴字使用时期(1269-1271年),这个时期,虽短短3年,身为大蒙古国薛禅汗的忽必烈,仍试铸和颁行了一些面汉文“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八思巴字的职官金银牌。笔者收藏的“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金质长符牌,应就是大蒙古国薛禅汗忽必烈试铸的八思巴字金质职官长符牌之一。近年在多种报刊发表的、收藏在民间的数目不明的,面刻“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镌八思巴文的小型或微型职官银牌,亦应是此时期的产物。

三个阶段的大蒙古国符牌尽管在文字,颁发机关、形制、诸方面有所不同,但它们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面文内容都是“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未见其他皇帝名讳的符牌面文。这说明大蒙古国的符牌制度,坚持了辽金时代“圣旨牌只用开国皇帝名讳或花押镌刻”的传统。辽用辽太祖花押“主”(见图11、),金用金太祖花押“旦”(见图12、),表示皇帝敕命(圣旨)之意。大蒙古国只不过直接用文字写明,牌符是成吉思皇帝圣旨牌罢了。大元符牌在大蒙古国符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省去了皇帝名讳或花押。直接写以长生天(神)的威力,下达皇帝圣旨。

蒙元时期的符牌制度在中国符牌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大作用,为进一步发展中国符牌奠定了基础,对明清、民国,乃至当代的“符牌”制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当代的身份证、通行证、军官证、学生证、职工证、职称证等等,无不脱胎于古代的牌符制度。符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元牌符文化作为中国牌符文化的重要一环,其值得研究与探索的地方还很多,希望我们的学者、专家不要浅尝辄止,故步自封,一定要全方位多视角地把蒙元符牌研究好,研究透。

八、结束语。

笔者在动笔时原准备仅就自己珍藏的“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镌八思巴文“防务千户,准行君帐”的金质职官长符牌,从史籍和实物两方面进行一些考证。可是越写越觉得脱离大蒙古国这个大的历史环境,孤立地考证一面符牌是很难充分论证的。感到只有把符牌放到大蒙古国这个产生“成吉思皇帝圣旨”牌的大环境中,才能论述真楚。况且对蒙古汗国时期“成吉思皇帝圣旨”符牌的专论还没有,笔者第一个吃此螃蟹,岂不更好?于是,在此种思想推动下有了此文。笔者一方面是回答某先生的质疑,更重要的是要真实全面地展示自己珍藏的“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镌八思巴文“防务千户,准行君帐”的金质职官长符牌所有信息,笔者不下断言,而让所有关心蒙元符牌的收藏家、研究家自己判断是非,区别真伪。由于笔者孤陋寡闻,占有资料奇缺,文章能否达到众位方家舍得一览水平不得而知,权供参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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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成告思皇帝圣旨疾金牌检测图;2、天赐成吉思皇帝圣背疾背契丹文走马金牌;3-1、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金牌面;3-2、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金牌背;3-3、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金牌面放大;3-4、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金牌背放大;3-5、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金牌面穿孔放大;3-6、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金牌背穿孔放大;4、笔者藏“成吉思皇帝圣旨”牌八思巴文翻译;5、内蒙古大学藏索伦金牌;6-1、元圣旨银牌面;6-2、元圣旨银牌背;7-1、八思巴文银腰牌面;7-2、八思巴文银腰牌背;8-1、第聂伯回鹘文龙?隼头银牌面;8-2、第聂伯回鹘文龙?隼头银牌背;9-1、小型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八思巴文银牌面;9-2、小型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八思巴文银牌背;10、大汗授马可波罗兄弟金牌;11、辽契丹文符牌勅宜速上辽太祖花押;12、银鎏金女真文国之信上金太祖花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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