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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是春天到来的标志，中国传统社会一向重视立春日，自朝廷至民间立春前后有诸多或严肃或嬉戏的仪式与习俗，庆春、迎春、鞭春、说春、演春、望春等等。

立春为四季之首，是温暖季节的开始，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中国人来说，立春意味着生命活力的复归与丰收的期待。自然节气的“天时”，是人间生活的依据与行动指南。在王朝时代，天时的预测与掌握，首先需要统治者的仪式性接收与确认。在周官月令时代，周天子在立春之前三天斋戒，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郊迎春，祭祀东方天帝太昊与春天之神芒神。同时行“籍田”之礼，以倡导农事。

汉朝继承周制。在天人感应气氛浓郁，讲究服色制度的汉朝，皇家复兴了周人月令的时间制度，立春日汉家天子率众朝臣浩浩荡荡赴东郊迎春，迎春的车马人员清一色的青色服饰，一路上人们唱着 《青阳》《八佾》之歌，舞着《云翘》之舞，迎春仪式搞得有声有色。不仅京师百官要穿青色衣服，郡县的官吏也得戴上青色的头巾，在门外立起迎春的旗幡，妇女也戴上迎春的华胜。自汉以后，立春日东郊迎春成为朝廷的惯制。

除朝廷迎春典礼外，唐代开始出现了立春日鞭春习俗，即地方官员以杖打土牛，以表达迎春的意愿。宋朝虽然迎气之礼淡薄，但对立春日鞭春的习俗十分热衷，鞭春成为国家迎春礼仪的中心内容。《东京梦华录》 记载了开封府进春牛鞭春的情形，街市上还有小春牛出卖，以供市民迎春之用。

立春日，府县官吏都要穿上官服，祭祀勾芒，各人用彩杖鞭打春牛三下，以表示官府倡导农耕之意。

明代杭州立春的仪式，由附郭的仁和、钱塘二县轮年值办。仁和县于仙林寺，钱塘县于灵芝寺。立春日，郡守亲率僚属前往迎春，前面是社火表演，后面跟着春牛，人们聚集沿路围观，竞相用麻、麦、米、豆，抛打春牛。社火表演的社首，身着冠带，骑驴跳跃，大呼小叫，并以人扮皂隶士卒簇拥前行，称为“街道士”。街道士等经过官府豪门时，都用赞扬的语词祝福主人。最后来到州府厅堂，以彩鞭鞭碎春牛，随后以彩鞭土牛，分送各级官员与地方贤达。而民间妇女，才“各以春幡春胜，镂金簇彩，为燕蝶之属，问遗亲戚，缀之钗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卷，熙朝乐事）

清代北京迎春仪式与明朝略同，立春前一日，顺天府尹率僚属朝服至东直门外迎春。立春日，大兴、宛平县令设供案于午门外正中，恭进皇帝、皇太后、皇后芒神、土牛，还呈上用春天花草插成的春山。

“秋后问斩”这一词最早来自于《礼记·月令》一书，书中有记载：“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用始行戮。”意思是秋风到的时候，白露霜降，寒蝉鸣叫，老鹰会用自己捉到的小鸟去祭天，这时候就要开始行杀戮之事，也就是可以对犯人行刑了。历史上第一次记录秋冬行刑的事件是在《左传》中，《左传·襄公》中说：“刑以秋冬”这也为历史上最早实施秋冬行刑的时间做出了论证。

而对于秋冬时节行刑的准确时候，古人大都选择在秋分之后，主要是受汉朝时大儒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所影响。

况且秋冬是树木凋零，万物凋谢的时节，象征肃杀，对犯人行刑符合天地肃杀之感，所以秋冬行刑最好不过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受到汉朝帝王的追捧，在汉朝形成特定的制度，在《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汉章帝下诏称：“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后来将行刑时间改为冬初一个月的时间，而后世也大都实施“秋后问斩”的做法大部分都是由汉朝而来。

秋分又是古代帝王祭月的时间，根据《礼记》所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之朝，夕月之夕。”春朝日，夕照月，在古代祭祀日月与祭祀天地一样重要，所以在祭祀月亮活动之前，不能实施刑罚，否则祭月活动之前就大肆实施血腥活动，不利于国泰民安。

除此之外，秋分这一日也是不能杀生的，《千金月令》中就有说法：“秋分之日勿杀生，勿用刑，勿处房帷，勿吊丧问疾，勿大醉。君子当斋戒静专以自检。”不能杀生，不能责骂下属和小孩，不能行房事，不能吊丧不能看病，当然也不能喝醉，而是应该吃斋静默和自我检查中度过。

不过历朝历代虽然大都在这个时间段对犯人行刑，但也大都有自己的变通之处。例如在东汉和魏时，就没有选择在秋分之后实施刑法，而是选择延迟到霜降和冬至之间的时节作为行刑的日子。

唐、宋、明各代都选择在秋分之后实行，唐代的《狱官令》中有记载：“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唐代也是等到秋分之后才能行杀戮之事，不过唐代除了时节有所忌讳之后，在个别的日子也是不能允许实施行刑的。例如正月、五月和九月为断屠月，每个月的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和二十九的十斋日也不准杀生。

不过对于一些罪责重大的犯人，都有决不待时的决定，唐朝后期对于一些犯了重大的死罪的犯人，就采用决不待时的办法。而像律法严苛的秦代则没有适时行刑的说法，一年四季都可以行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