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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被忽视的青少年抑郁:生病的孩子,首先有个生病

(2020-10-12 17: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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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估算,全球共约3.5亿名抑郁症患者,作为一种常见病,抑郁症已成为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大“杀手”。

近年来,抑郁症有明显的低龄化趋势。相较于成年人,青少年的抑郁症更不容易被发现。当亲子关系需修补、社交恐惧待克服时,其背后不是个人,而是一个个家庭。


记者|黄子懿




青春暂停键



48岁的李玥一度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强大的女人。

她来自重庆县城,勤快能干,在当地社区工作,兼开一个茶楼,年收入可观。老公在县里最好的中学当老师,工资上交,家事由她。儿子杨玉明成绩优异,中考前即被重庆某国家重点中学录取,全校只有三个名额。“我那时真觉得他一只脚都踏进好大学了。”那时的李玥干劲满满,早出晚归打理生意,为儿子铺路。每次考试,儿子都会带来好消息。但某天,儿子从市区打来电话:“妈妈,我肚子疼。”

2014年上高一后,儿子始感腹部胀痛,睡眠不好。李玥带他检查,确诊为中度焦虑,后发展为重度抑郁。当初儿子来电时,她还觉得这是“瞎折腾”,从未想过那个电话成了她生活的转折点。如今,儿子因抑郁症已休学两年。

在这个青少年抑郁症疗愈的亲子营现场,很难不注意到李玥。她身材不高,憔悴的面容中略带笑意,在现场来回奔走,负责登记家庭信息,安排一对一咨询。不时会听见她吆喝着:“××号家庭,到你们了。”亲子营负责人张进说,她很能干。

张进曾是媒体人,2011年罹患抑郁症后,生活重心发生转向。在一年治疗康复后,他写了抑郁症诊治的书《渡过》,并开办公众号进行科普。几年来,聚集了一批读者和患者的“渡过”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抑郁症社群。

一位社群元老说,因为青少年抑郁症的高发,社群里的家长人数这两年增长“几乎是爆发式的”。截至2019年1月,“渡过”社群包含读书、写作、跑步等一共29个微信线上群,家属板块共9个,全是家长群,人数逼近5000人。咨询时,焦头烂额的家长们往往还没开口,就几近哽咽。

“渡过”会定期聚集已康复者、医生和咨询师,举办线上家长学堂。但张进逐渐发现,很多实际问题需要面对面解决,尤其是当亲子关系需修复、社交恐惧待克服时,青少年抗抑郁背后不是个人,而是一个个家庭。“太多家庭和孩子需要拯救,那是在黑暗中找不到出口的感觉。”一位家长说。

 

2018年12月30日,“渡过”第二期亲子营在苏州开营。当日苏州下大雪,雪花落身,寒冷浸体,像是在呼应这些家庭的心境。张进说,本打算招22个家庭,但报名者太多,最后扩大至36个家庭,其中有8个家庭参加过第一期杭州营。

李玥在营里既是参与者,又是志愿者。她与张进相识于2017年4月,儿子抑郁最重时。那时张进计划写新书,拟寻访中国有代表性的抑郁症病例,有读者就建议他关注青少年群体,称后者已成发病高峰。张进当时觉得还没能力碰,“这是最复杂、最难的一块。因为青少年患者正处于人生关键期,很多东西都叠加在一起了”。但事与愿违,张进采访时不断遇到青少年病例。当他还在第一站贵州时,就有几位川渝家长找来,李玥是之一,她主动驾车到贵州接张进。

“做亲子营并不要什么灵感,找来的家长实在太多了。”最后成书中,张进记录了13个病例,超过一半发病期都在青少年。张进说,近年来抑郁症有明显的低龄化趋势。有研究显示,中国10~24岁青少年、青年抑郁障碍患病率自2005~2015年间显著增加,接近全球1.3%的患病率,女高于男,且随年龄增加而增高。

那次见面,张进看到李玥的儿子杨玉明,立刻明白他正受煎熬。男孩脸色苍白,双目无神。他曾翻过天台,也拿过菜刀,狠狠划手腕,血流成河。家人需24小时看守,防他自我了断。在开营式上,杨玉明说:“你们所有人,都不能理解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

36组家庭中,年龄最小的患者仅9岁半,最大的29岁。营内处处有“雷区”,哪怕是在室内课堂,都时有争吵、哭泣,或是少年们摔门而去。一天,一行人参观苏州丝绸厂,一位女孩突然对妈妈吼叫,厂里养的蚕勾起她的不好回忆:她童年养的蚕都被妈妈扔了;另一位妈妈则在报到时眼泪汪汪地说,来时的车上,女儿将一杯水泼在她脸上。

张进说,抑郁症和压力有关。压力下大脑产生应激反应,身体高度警觉,调动生命潜能应对危机。危机缓解后,大脑会关闭反应,休养生息。一旦压力持续,应激反应长启不关,慢性压力就会让身体机能耗损,引发抑郁。抑郁症也有易感群体:敏感、自省、自我要求高、完美主义等。

“得抑郁症的孩子,往往都是好孩子。”一位父亲感慨。来到这里的孩子,多来自重点中学,原本成绩优异。营内带病帮忙的志愿者,也有哈佛等海外名校的学生。然而,这些美好的人生旅途,都被按下暂停键。



最后一根稻草



开营首日是新年跨年夜,一群人参加篝火晚会。杨玉明特意拿了吉他想献唱,但左调右调,声音状态都不令他满意,表演一度无法开始。“他还是完美主义,不能接受一丝缺陷。”心理咨询师邹峰说。

杨玉明今年22岁,该念大三,学籍却卡在高三。他能吉他弹唱,还能和留学海外的志愿者用日语对话。在重庆那所著名中学,他被录取到清北班。更早时,他初中就拿了当地数学竞赛奖牌。邹峰说:“他曾经是个天才。”

母亲李玥至今记得儿子高中教室的标语:“从优秀中来,到优秀中去。”那几乎是重庆最好的班,学习是第一要务,期末考试有末位淘汰。老师说:“要管好时间,走路要快,上厕所要快,做任何事都要快。”压力下,60位同学有些连晚饭都省了,就在教室吃面包。“都学习,只有学习,争分夺秒地学习。”入学后杨玉明对李玥说,班上竞争大,有点吃不消。首次月考,年级1200多人,杨玉明排100多名,半学期后进步到50多名。按照学校历年标准,这已摸到清华、北大录取线了。而当他发力备战期末时,肚子开始胀痛。李玥无法陪读,只能带他在市区看病。几番折腾,他落到年级300多名,从清北班降至普通班,头也胀痛起来。

“当时已有症状,如果诊治对了,或许能躲过这灾难。”李玥仍在后悔,未意识到抑郁前兆。“我做生意不差钱,就差信息。”李玥说,高压下其他孩子之所以没抑郁,是因“人家孩子没有前面的铺垫”。

 

铺垫,是指杨玉明的初中往事。初一,杨玉明喜欢班上一位女生,被传出后全班起哄。他好胜自尊,觉得丢面子,女生亦刻意疏远,与另一名男生走得近,这让杨玉明紧张。他当时恰逢青春期脸上爆痘,体检时又被诊出青光眼,医生叮嘱不要过度用眼,尽量不去黑的地方。“这些都加剧了他的焦虑。”李玥说,儿子中考成绩不错,但似乎命中注定,三人一起考进高中,同在一班。“孩子特别怕他们,有意保持距离,内心很煎熬。”李玥说,孩子一直想要考高分证明给他们看。高中后,女孩谈了恋爱,对象家境优越、外形上佳,听说杨玉明暗恋女生后在QQ警告,两人约架。男生来势汹汹,带着十几个同伴,当场羞辱了瘦弱的杨玉明。这事一直埋在他心底,直到去年做心理咨询才说出,“特别怕帅的男生和漂亮的女生”。杨玉明高二下学期病发崩溃,休学至今。他不会告诉任何外人这些往事。营内上课很少见到他人影,不多的露面里,他裹着围巾和手套,戴着黑口罩、套头帽,像是要将自己保护起来,在室内角落打坐或睡觉。五天里,这样将自己隔绝起来的孩子不是少数。“高二一次考试崩了,就再也没去学校了。”徐嵩高高壮壮,戴着眼镜,休学两年。他来自川南,初中被送至成都某知名中学寄宿。徐母说,儿子生来敏感,中考差了6分,虽在该校学习,但学籍挂靠他处,怕同学看不起。发病前他常问徐母:“今天有同学看我窃窃私语,他们是在讨论我的学籍吗?”父亲则严厉强硬,常训斥“考不上清华、北大,就是社会渣滓”。这些都让徐嵩压力倍增,焦虑失眠常袭。在那所重视英语的中学,徐嵩喜欢将口语时间拿来做题,“高考又不考口语”。老师颇有意见,期中考试他发挥失常。老师在家长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点名批评。回家后,他和徐母大吵一架,随即崩溃,“兵败如山倒的感觉”。这种崩溃,在张进眼里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张进认为,青少年处于人生关键阶段,却承受着最大压力。压力通过排名竞争、长辈压力、升学氛围等表现出来,而“孩子的情感世界,成了一片荒漠”转载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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