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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关系中的传教士——傅兰雅

转载 2016-10-10 00:56:42

华闻周刊                    第83期                 2012年6月29日        中国与英国 (二十四)  

中英关系中的传教士——傅兰雅

                                         黎丽


尽管傅兰雅把一生的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科学技术事业,但由于中国的传统势力太强,进步太慢,所以也有他的苦恼。

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他说:“外国的武器,外国的操练,外国的兵舰都已试用过了,可是都没有用处,因为没有现成的、合适的人员来使用它们。而人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他们必须先接受训练和进行教育。……不难看出,中国最大的需要,是道德和精神的复兴,智力的复兴次之。只有智力的开发而不伴随道德的或精神的成就,决不能满足中国永久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帮助她从容应付目前的危急。”

傅兰雅的话是他在华30多年的深切体会。其实从明末起到20世纪初的几百年已经见证了这种情形。中国第一个近代工业企业江南制造局开办后,创办者曾国藩在企业里建了一个翻译馆,因为“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中国许多科学家,如徐寿、华蘅芳、李善兰,都进入该馆译书。傅兰雅等西学人士被高薪聘请,共主翻译之事。

傅兰雅高兴地接受了聘用:“我现在开始做我想做之事了。我从来就喜欢科学,但一直未找到时间和机会研究它。我应该说,充任中国政府的科技著作翻译官,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职业。它受人尊敬,无比光荣,而且有用。这是我的人生新纪元。”

这也是中国近代科学启蒙史的新纪元。在中国近代史上,传教士主导的科学输入,被称为“科学启蒙第一期”;晚清洋务派官员领导下的西方科技引进运动,是第二期。

傅兰雅在翻译馆工作达28年,与其中国同事合作翻译科技书籍150部,合1000卷。1896年,傅兰雅应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聘请,出任该校东方语言文学教授,仍是继续为江南制造局译书,每年一本,直到退休。

黄炎培先生在自传《八十年来》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我在1915年到美国访问期间,在旧金山街道电车上,我于人丛中偶然开一声口,一位美国老翁挤上来和我握手,用中国话表示欢迎,说,“有事奉商,欢迎先生到我家谈。”我随老人去,他自称名傅兰雅,在中国担任翻译物理、化学几十年了。我回忆他就是上海江南制造局老辈翻译格致书籍的。那时不称理化,称格致,我初学还读过他所译书的。

傅兰雅对我说:“我几十年生活,全靠中国人民养我。我必须想一个办法报答中国人民。我看,中国学校一种一种都办起来了。有一种残疾人最苦,中国还没有这种学校,就是盲童学校,因此我预命我的儿子专门学习盲童教育,现在他已毕业了,先生能否帮助带他到中国去办一盲童学校?”这一席话使我大受感动。

后来我帮助傅兰雅在上海曹家渡办成一盲童学校,他儿子傅步兰当校长,教授盲童习字、手工,如制藤椅、织毛衣等等。

黄炎培先生所记,是傅兰雅在1928年为中国创办的第一所盲女学校―――此前,他已在中国创办了两所盲童学校―。

当年送走儿子,90岁的傅兰雅在美国去世。


                                                                           黎丽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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