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中华帝国是“重农抑商”的，按照“士、农、工、商”四个等级来对老百姓进行等级划分，商人被排在了最后一位，在生活、就业、科举、入仕等诸多领域给予歧视性的政策，比如不准穿漂亮的衣服，不准乘坐马车，男子不准参加科举、不可做官等等，从而压制了商业的发展。

不过到了宋代商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时光，赵宋朝廷迫于养冗兵、冗官和支付岁币的巨大压力，全力以赴的对工商业进行扶持和鼓励，全面的消除了“士、农、工、商”之间的差异，而为了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甚至直接向富商敞开了买官的大门。宋朝廷一系列的措施之下，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盛起来，泉州、广州、明州等港口舟船栉比、番客云集，给政府带来滚滚的财源，在巅峰时期仅仅泉州、广州两个港口的市舶司的收入竟然能占到整个南宋岁入的10%左右！

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如此兴盛的海上贸易，再加上南宋拥有的数量庞大的人口（接近一个亿）和同样数量巨大的高产水田，应该自然而然的将南宋变得富强起来，可是为何却如此不堪呢？答案在南宋海上贸易的货物清单里！

根据史料记载，南宋通过海上贸易进口的货物品种多达410种，其中占比较大的是珍珠、象牙、犀牛角、乳香、龙涎香、木香、丁香、肉豆蔻、安息香、琉璃、珊瑚、织金、软锦、异缎等。出口的主要商品是丝绸、瓷器、茶叶、铜器、铁器、漆器等。

从上面的进口商品不难看出，南宋购买的商品是以香料为主的奢侈品，自然是主要供给宫廷内部、高官显贵和巨富商贾等阶层消费之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单纯的奢侈品贸易，尤其是进口，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说，是没有多大的正面作用的。要知道，推动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量投入，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效率的提升，而奢侈品贸易把资本和劳动力浪费掉，从而直接导致投入国计民生相关行业的资本和劳动力的减少，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收入减少、工作机会减少，再加上奢侈品消费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必然加重普通老百姓的支付能力，从而严重的抑制了消费的发展——国家层面单纯从税收的角度看起来好像是富裕了，其实是通货膨胀造成的假象，而普通老百姓确确实实是变穷了。

假如把目光聚焦在南宋的都城临安，以及泉州、广州、明州等重要的港口城市，会感觉南宋的富庶程度非常惊人，但是广大的乡村却是越来越贫穷。

此外，南宋出口的产品除了凝结着大量劳动和资源的奢侈品之外，还有相当比例的金属制品，其中包括贵金属铜。在明代美洲白银流入之前，古代中国一直处于贵金属缺乏的状态，而铜作为铜钱的原材料，是极度短缺的，可南宋竟然出口铜制品来换取奢侈品，必然将货币短缺推升到新的高度，可见有多么的短视。

海上贸易兴盛的南宋，与美国内战之前爆发的南部蓄奴州的情况简直一模一样：奴隶主们将棉花出口到英国，换回来能让他们维持奢华生活的各种奢侈品，底层的数百万黑人奴隶基本生活在衣服仅仅能遮蔽身体、食物刚刚能填饱肚子的程度，没有任何的消费能力，从而不可能发展起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种表面上的虚假繁荣给庄园主们以极大的优越感和信心，自认为能轻而易举的干翻“北佬”，结果怎样，历史给出答案。

真正让南宋能够在北方异族的侵袭面前坚持百五十年的根本原因是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大面积的水田开发，而兴盛的海上贸易由于聚焦在奢侈品上，实际上起的是反作用，加速了南宋国力的衰败，最终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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