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有躁郁症的父亲，是家庭暴力的来源，让母亲与我饱受其害。渐渐地，挥舞拳头的他老了，可也耗尽了我对家人的最后一点温存。

故事时间：1997-2019年

故事地点：山东

一

1997年冬天，父亲所在的拖拉机厂面临清算，他选择了买断工龄。办妥手续，拿到钱后，父亲成为了万千下岗工人中的一员。

父亲下岗后，尝试做起小生意，他不知从哪学了一门手艺，买了家伙什，走街串巷卖起了冰糖葫芦。

冰糖葫芦并不畅销，加之他性格木讷，不善言语，生意还没摸清门道就黄了。这次失败的经历，似乎预示着父亲不适合自主创业，后来他又尝试卖水果、蔬菜，无一不以灰头土脸告终。

那时母亲刚完成了她生命中一次重要的跃迁——由农村嫁入城里，又顺利生了个大胖小子。本以为人生就此高歌猛进，谁料风云突变，问题一个接一个暴露。

父亲失业，原本不富足的家庭一下变得拮据，生活上的压力诱发争吵，争吵又升级为武力。母亲不是父亲的对手，每次争吵，都是一场单方面的制裁，母亲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

那时电话还没流行，母亲挨了打，只能偷偷抹眼泪。娘家距离城里二百里，她回不去，于是她把姥姥接到城里，企图给自己壮势。

姥姥到了城里，没几天就收拾包袱回去了。临行时，她眼泪鼻涕抹作一团，哭诉道：“我一辈子没被人这样骂过，今天被女婿骂，真是作孽！”

母亲说，就是那时，父亲的病症崭露出了苗头，或者更早一点，只是没有表现出来，是精神病。大家都说不清他到底有什么毛病，总归是精神出了问题，既然是精神上的问题，就统统算作精神病。

父亲异于常人的暴躁，发起飙来六亲不认。我小时候爱哭，父亲对此很反感，一次我的哭声引得他震怒，差点因此丢了性命。

“他抱起来你，就要往楼下扔，我抱住他的腿才把他拦住。”母亲回忆起这段经历心有余悸，她补充道，“我要不拦着他，他真的会那样做，他就是那样的人。”

奶奶对父亲的病症不闻不问，她只当他脾气暴躁，家里出了一个精神病是件极不光彩的事。在这样的纵容下，父亲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1999年的年关，奶奶和邻居撮合了一桌麻将，从下午玩到了天黑。父亲回来，看见母亲在牌桌上，骂了两句，动手便打。

一圈人吓坏了，拉也拉不住，婶婶跪在一旁磕头，边磕边哭：“哥，求求你了，别再打了，再打嫂子就死了。”奶奶和邻居上前去拉，也被推倒在地。

那天母亲被打得没了人样，头发被抓掉大片。在婶婶家躲了一夜后，母亲决定离开这个家，回到老家去。

这一年我三岁。落寞的清晨，母亲牵着我坐上了回乡的依维柯商务车。依维柯跑得很快，二百里路，只要两个小时，母亲什么也没带，我是她唯一的行李。

许多年后，她再向我说起这段过往时，我仍能真切地体会到她的绝望和恐惧。父亲不光是她青春年华里的劫数，也是我年少岁月挥之不去的阴影。

二

在乡下生活了九年后，母亲还是和父亲离婚了。

我在镇上的小学读五年级时，一辆大卡车突然来到了我家门前，车屁股后头，两条深且长的碾痕看不到头。

车的主人，是我素未谋面的姑姑，她的到来是为了一件事，就是把我接回城里。母亲显然已经跟姑姑交涉过了，我看向她，她点头，意思是“没错”。

我自小在农村长大，上树掏鸟窝，下地逮蚂蚱，野惯了。听说要进城，一百个不愿意，试探着使了一通小性子，意外的是，母亲没有生气。一阵安抚后，她平静地看着我说：“你到了城里，要好好读书，考个大学。”

“我啥时候回来？”

“在城里好，就不回来了。”

我还想多问，没说出来的话便被墙外轰鸣的引擎声打断，我祈求似地看着她，问：“那你啥时候去？”

“你想我了，我就去。”母亲说完，开始往我兜里塞钱，我低头一看，是百元的面额，才意识到这一切很真实，不像在开玩笑。

“我的书还在学校。”

“书不要了，到了城里咱买新的。”这次说话的是姑姑，她一手挎起我的书包，一手搂住我的脖子，把我塞进了驾驶室。

大卡车突突突启动。我沮丧地蜷曲在车里，透过窗看见母亲站在大门口。夕阳下，她的身子缓缓垂下去，像五月风吹过的麦子。

车上，姑姑怜悯地看着我：“她要喝敌敌畏，把你也一起毒死。”我不愿意搭话。西山的太阳落得真快，一坠一坠的，很快就掉到地里面去。

我躺在颠簸的驾驶舱里，脑海中全是母亲哭着打电话的场景。母亲回村里后，父亲并没有放过她，除了隔三差五的电话骚扰，他隔两年会回来一次。每次回来，母亲都会闹着上吊。

我知道母亲不会轻易离我而去，但每次看到绳状的物体，我仍会一阵犯怵，仿佛母亲某天就会用它吊死自己。

母亲从村里嫁去城里，又从城里逃回来，想要的无非是内心的安宁，但这份安宁不受保障。积蓄多年的怨念，终归让她得愿以偿。

她还年轻，和父亲纠缠下去不是办法，离婚是她唯一的出路。我知道她要走，心里却为她高兴。

再见到母亲，是签离婚协议的时候。破旧的县法院，我应要求到场。场上人很多，叔叔、姑姑、爷爷奶奶，都到了，母亲只有伶仃一人。她身穿一件红白相间的短袖衫，两月没见，脸又瘦削了几分。

我站在人群里，透过来往的身影偷偷看她，她也回望我。许久，我被带走了。临走时，她跑过来，握住我的手问：“中午吃了么？”我点头回应。她又问吃了什么。我如实回答。最后，她说：“你别恨妈妈。”

我怎么会恨她？彼时我对离婚的理解，就是两人分开过日子。我印象中，父亲和母亲一向是如此，离婚无非是给这段若即若离的关系盖了章，大家从此了断。

我也知道，我是母亲交换自由的代价，作为一代单传，爷爷不会放弃我，父亲更不会。

那天我告别了母亲，又折回城里。车上，我和父亲并肩坐着，他那时正在服用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我知道这一点，所以很怕他。

父亲一路没说什么话，倒是叔叔和姑姑说个不停，他们商量着送我去离家最近的学校读书，问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书包。我说我想要米老鼠的。缄默的父亲突然开口：“米老鼠好，我给你买米老鼠。”

三

我和父亲的相处不融洽。我对他的认识，局限于母亲常年在我耳边的苦诉。她经常在夜里抽泣，调子拖得很长，像唱戏。

我和她睡一张床。每到这时，我都会醒过来，问她怎么了。她说没怎么，就是人这一辈子太苦了，接着嘱咐我好好上学。有时她会讲上一两段父亲的恶行，我不爱听，但也全都听了进去。

父亲自母亲走后，开始四处打工，大多时候都在饭店，做切配、传菜，但他的确是一个没有厨师天赋的人，在饭店混迹良久，做的菜仍色香味一样不占。

2006年的夏天，父亲决定去外面闯一闯，他从没出过山东。这一次，他选择了心目中最伟大的城市——北京。但不到一个月，父亲就灰头土脸地回来了。在北京，他的手机、钱包和身份证都没了，爷爷托在北京做事的亲戚找到他，给了他回来的盘缠。

回来后，父亲跟爷爷奶奶讲他差点被人迫害：在北京、火车上以及回家的路上，都有人盯着他，只等他一个不留神，就要结束他的性命。

父亲不吃饭，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奶奶做了饭，将碗放在门外，他动也不动。他怀疑饭里头有毒，认为奶奶要害他，站在阳台上破口大骂，骂得街坊邻里引颈侧目，才肯罢休。

父亲的情况属于躁郁症，他开心的时候就像孩子，不开心的时候像个疯子。更多的时候，他是沉默的，就像一块沉在水底的木头。

到2008年，和母亲离了婚后，父亲的性情才稳定了一些。夏天，我在电视前看奥运会，他就在一旁写毛笔字。正楷，他写得很工整。逢年过节，父亲惯例写一些红底黑字的对联贴在门上，余下的会送给叔叔。闲暇之余，他也画水彩画。

我们两个话都不多。我原本性格内向，来到“新家”后，变得愈发沉默。初来乍到，我没有玩伴，也没有同学，每天靠着一台旧电视杀时间。电视只有三个台，两个地方台，一个中央台，内容反反复复。

有一天，我在胡同里捡到一只狗崽。这只狗被人虐待过，尾巴上已经没有了毛皮，沾满了灰土。它瑟瑟地蜷在墙角，两只眼睛血红。我用手去摸它，它只一个劲地颤抖。

我用衣服把它兜起来带回了家，用纸箱子给它做了一个窝。看着它，我心里难受极了，对它说：“土狗好养活，你也要坚强一些。”

父亲回到家，发现了它。我还没开口解释，它便被他一只手抓起，举过头顶，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我呆住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狗很顽强，被摔了一记后仍吭吭唧唧，不肯死去。父亲见状，拾起来又是一记重摔。这下它死了，在地上翻滚一下，再没了动静。

我不知道一只狗何以引起父亲的暴怒，从他的骂声中我得知，它太脏了，得处理掉。我说让我来。

我从地上捡起狗放进纸箱，触到它的肚皮时，还有鲜活的温度。端起箱子往外走，出了门，我的身子止不住地颤抖，眼泪扑簌簌往下掉。看着箱子里面的狗，我张着嘴想：“下辈子再来找我吧，等我有了自己的家，就能养你了。”

那天我迎着夕阳走了很远，走到了一处大堤，堤两侧都是不具名的坟头，我放下纸箱，用手扒开一处泥地，用树枝刨了一个坑，来往的一个大爷见我在埋狗，说：“这么浅可不行，埋得深一点，它下辈子就能做人了。”听得我眼睛又一酸。

埋了狗，谢过大爷，我漫无目的地往回走。夕阳挂在我身后，把影子拉扯得很长。对夕阳，我满心恐惧。当太阳落山，父亲就要下班回家，我们要共处一室，并且躺在一张床上睡觉，对此我本能地抗拒。

回到家，我才发现丢了钥匙，父亲开了门，问怎么回事，我说钥匙不知道丢在哪里。没等我说完，父亲就开始骂骂咧咧。骂了几句，又扬手一下、两下地往我的脑袋上打。那是我第一次被父亲揍，打完他就转身钻进屋子里做饭。

以往我也常被母亲揍，她的巴掌决不亚于父亲，我从不觉得难过，但这次我感到委屈。这时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对父亲天生就带有敌意，母亲多年的屈辱，更滋养了它，让它在我的血液里肆意流淌。

从那时起，我有了个念头，我认为我来到父亲身边，就是为了一雪母亲的深仇大恨。我突然接受了父亲的确是个精神病人，母亲败给了他，我该带着她的意念继续跟他抗争。抗争的方式，就是互相折磨。

我开始刻意抗拒有关父亲的一切，被他打骂，我故作云淡风轻；外人谈及父亲，我闭口不提；紧急联系人、亲属一栏，我写上的只有母亲。后来母亲改嫁了，我又把联系人改回父亲，只是手机号码永远填错一位。

四

暑假过后，我就读于一所离家很近的小学。城里的教学比农村先进，我却被远远落下了，几门功课一塌糊涂。

父亲对我的成绩并不关心，在他看来，世上没有稳定的工作，但真正饿死的人不多。他总有意无意地催促我尽快为家里挣钱，常说：“你毕了业就去饭店端盘子，干久了就转到后厨，从切配，到厨师，饭店里头吃喝不用愁。”

我不敢反对他的任何意见。曾经有一次，我顶撞了他，他指着大门说：“滚到外面去，不要回来了。”我被赶出门，从黑漆漆的胡同走到路灯底下，又沿着灯光走到了一处公园，在公园的长椅上躺了一夜。

第二天我照常去上学， 放学后父亲已经等在门口。他看见我，满脸怒气地走过来，啪的一巴掌盖在我头上：“你觉得自己牛逼了是不是？”我不敢说话，也不敢动。来往的同学很多，对着我指指点点。

记得从那以后，我开始厌恶上学。一开始我不明白，以为这是学生必有的心理。后来，我走向社会、与人打交道，才缓缓从那一记巴掌里回过神来：我并非讨厌上学，只是讨厌一切人多的场合。每每遇到，我都会压抑得像马戏团里钻火圈的狮子。

彼时我生活中唯一能感受到的温暖，来自爷爷。他是个老工人，多年的劳作在他的手上留下了永恒的记号，他常用那双槐树皮般的大手抓住我的手腕，给我讲林冲上山的故事。

但我为爷爷的婚姻感到悲哀，因为奶奶十足霸道。她对爷爷的统治，无异于父亲对我。我经常能从爷爷浑浊的眼神里看出压抑和无奈。

即使强势如奶奶，也拿我的父亲没办法。父亲肆意而为，完全不讲伦理和章法。一次吵架，父亲指着奶奶鼻子破口大骂，她气不过，扬手给了他一记耳光，却被父亲抓着头发扯倒在地。

我站在一旁，看见奶奶无助地躺在地上，突然想到了母亲，恐惧使我动弹不得。

我试着拿捏父亲的性子，规避和他发生矛盾的任何可能。他一回来，我就静静呆坐着。有一次他下班，一进屋就开始骂：“狗日的东西，要你有什么用！”他给了我一巴掌，我才知道原来是水龙头没有拧紧。

等他骂完，我才松了口气。洗把脸，照了照镜子，我蹑手蹑脚地出了门，去路边的小卖店给母亲打了个电话。母亲在电话里问：“你爸打你没有？”我说没有。她说没有就好：“有的话就告诉妈妈。”

我知道，我们都拿父亲无可奈何。“他要是打我，”我打断母亲的话，“我就还手跟他打。”

母亲突然沉默了：“那你不就跟你爹一个样了。”我听罢，挂断了电话。付钱的时候，泪突然掉了下来。电话铃声在我的身后不停地响。老板说：“快接吧，接电话不要钱。”我吸了吸鼻子说：“不用了，让她打吧。”

那个周末，母亲过来看我。她穿了件宽松的黑色外套，却没能掩盖腹部隆起的事实，我不知道该怎么问。当然我不问，她也不会主动说。

我在汽车站等她。出了车站，我们沿着马路走了很久，去一家面馆落脚吃了面，在街边买了两件新衣服，又折回车站。

她说：“你回去吧。”我问她：“我去哪儿？”

“回家吧。”我从她手中接过袋子，转身往候车厅外走。走到门口，我回头看她，她也在看我，我没有说话，径直走出了大厅。

袋子里塞着新买的衣服，底下是两个苹果，一瓶酸奶。走了没两步，我突然停住脚步，拿出较大的那个苹果啃了起来。

候车厅有很多台阶，我尽可能让自己站得高一些，这样母亲就能看到我。我期待她走过来，问我为什么还不回家。如果她这么问，我就会告诉她，我不想回去。

我啃得很慢，啃完了苹果，我又不紧不慢地喝奶。等到奶也喝完了，我开始不安。心想，这会她一定已经走了，我懊悔自己没有站得再高一些。走到门口，我顺着来往的人群往里张望，刚才分别的地方已经空了出来。

五

高二那年，我辍学了。

有两天时间，我没去学校上课。早晨出了门，我便骑车去学校附近，锁了车子后，就在周郊溜达。第三天，我又去了学校，跟班主任说我要走，今天是来跟他告别的。

班主任人很和善，任教语文，我私下里常写一些作文给他，他每次都写很长的评语。这时他问我要去哪儿，我说我也不知道，就想离我爸远一点。

但辍学后，我并没有离开父亲。我发现我没有足够的钱，也没有足够的能力，甚至没有足够的年龄。

我在父亲曾经工作过的饭店打工，工资一月900元，后来又去一家洗浴中心擦皮鞋，一月拿1500元。每次发工资的时候，我把钱如数上交，以换来短暂的平静。多年的相处，我已经适应服从他，表面上越来越温顺。

父亲常说：“我现在养你，我老了，你就要养我。”我说我知道，但扭过头，就在心里多次把他抛弃，我没法想象和他纠缠一生。

那时我已经长到了一米八，足足比父亲高出一个头。他的脾气仍旧古怪，嘴上骂骂咧咧，巴掌却不再够得着我了。

望着逐日矮小的父亲，我常想，或许是搞错了呢？或许我根本不是他的种？这种罪恶的念头让我既兴奋又羞愧。当我站在镜子前，我又安慰自己：“他是爱我的，只是用错了方式。”

我学着像父亲一样写日记。他每天都写，有时是洋洋洒洒的一篇，有时是三言两语。不少时候，我都会想一睹他的生活中究竟都发生了什么，让他脾气如此恶劣，言语刻薄。

有一次我偷偷翻开，看到上面密密麻麻写的不过是生活种种，如“某月某日，交电费XX……”我在父亲的日记里既看不到他生活的瞬间，也找不到他对人生的任何感悟，只有一页页枯萎的昨天，干巴巴如一捏便碎的秋叶。

在日记里，我除了记录自己，也常记录父亲，记录我与他之间的不和睦。我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与自己对话，为生活中所有不期而至的压抑找寻出口。写着写着，我们的嫌隙仿佛变小了。

譬如我常这样在笔下问自己：试问天底下有哪个父母不打骂孩子？答案当然是没有，我于是开悟般点头，父亲的行为便仿佛合乎了常理。

2015年除夕，父亲突然兴致冲冲地要我喝酒。我们两个围着一盘饺子、一碟花生米和一道黄瓜猪耳默默苦饮。我喝的少，父亲喝的多，喝着喝着，父亲就醉了。

他面色潮红地胡言乱语，说对不起我们娘俩。我说：“你喝醉了，不要再说这种话。”夜里，我站在阳台上抽烟，父亲在屋里看春节联欢晚会，他被小品逗得频频发乐，我突然想起了母亲，给她编辑了一条问候短信。

等父亲睡了，我照常提起笔，打算告别一年的种种。思索良久，却不知该从何写起，我轻轻取出墙角的不锈钢盆，将日记一页页撕下，不消两分钟，火萎了下来，纸灰就着水被冲进了下水道里。

年后的春天，我成为了一家工厂的业务员。工厂的业务遍布南方各地，我第一次离开了父亲。他说要骑车送我，我没同意，自己打车去了车站。

躺在火车的上铺，我的身心莫名感到愉悦，当晚一夜无眠。灯早早熄了，车厢里很安静，窗外是飞驰的万家灯火。

我想起那天分别的时候，班主任对我说：“你不能带着恨意去生活。他毕竟是你爸，你不能这么恨他，你该试着去爱他。”

我可以不去恨他，但他爱我吗？记得上初中那会，父亲虽然工资不多，但我喜欢吃肉，他就每天买一斤，牛奶也没断过。基本上的，我喜欢吃什么他就会反复地买。大概也算是一种偏执的示好方式。

成为亲人我们无法选择，他并非天然会爱人，却永远知道你身上最痛的位置。那种恶毒，就像饭里的砂砾，“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如今我很少和父亲联系，他百分之八十的来电，我会不接。其实我从来没跟他达成和解。乖巧是假的，乖张是真的，每个人有不同的人生轨迹，设身处地的理解，是一件奢侈的事。

我们是父子，但关系也仅限于此。

- END -

作者王阳，自由职业者

编辑 | 张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