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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们,陪甲方喝酒去

(2018-11-12 15:10:30)

记者们,陪甲方喝酒去

 

记者越来越少,正在成为一个新闻。环境和市场的变化,让记者职业曾有的光辉也在渐渐暗淡。

故事的主人公仍在媒体工作,她和同事们拼尽全力,和这个下沉的世界较劲。

故事时间:2013-2018年

故事地点:西南某市

在进报社前,我从不喝酒,大学时曾尝过一点啤酒,觉得难喝至极,一杯都没喝完。从此无论庆祝谁生日或嫁娶,我统统只喝饮料,对外称“酒精过敏”。

有天下班前,在单位门口碰到发行部的徐主任,他告诉我刚接到个饭局通知,对方要连定报社一个月的头版广告,我们便要请对方吃饭。洪社长已经到场,为了壮势,他想再拉点单位的人去,“谁知都走光了,只抓到你。”

在那之前,我从没参加过单位饭局,听到徐主任的说法觉得好笑,吃个饭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搞得像抓壮丁。

那晚的聚点设在竹林,环境优雅,前菜精致。我正准备拿起筷子,就看见坐主座的大客户王总,端起酒杯向全场致意:“感谢贵报的盛情邀请,无酒不成席,让我们集体先共饮三杯!”

话音刚落,王总便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众人随后。我拿着杯子,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王总突然瞧见了我,笑着向我打趣:“你是报社新来的编辑?这酒杯一直端着也不怕手拿累了,你放心喝吧,我们都帮你试过了,没毒。”

我赶紧解释:“不是不是,我酒精过敏,不能喝酒。”

“嗨,你酒喝少了才会这样,多喝几杯体内便产生抗体了。”王总不依不饶,“我前两天感冒,医生也说不能喝酒,可这不是盛情难却嘛,咱有缘碰到一块,那是宁可伤身体也不能伤感情呀。”

话已至此,眼前就算是杯毒酒,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喝的时候只觉得一股热辣的液体从喉咙直烧到胃里,着实不舒服。

头三杯共饮后,便要单打独斗,一波又一波的人走到我跟前敬酒,我连名字都没记全,正想吃口菜缓缓,徐主任又招呼我和他一起挨个回敬。

敬到王总那,徐主任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现在又该订报了,王总你酒量如海、身家如山,撇一点零碎的分给我们小报,就够我们单位吃喝一年啦!”

王总听得高兴:“报社有难处,我们也该支持。这样吧,眼前的酒你喝一杯我就订一份,怎么样?”

“好,王总快人快语!”徐主任满口答应,补充说,“我们在座的报社同仁都有订报任务,王总可要一并提携,我这喝15杯,小唐再喝3杯!”

徐主任的话不假。我们报社上到社长,下到司机,身上都有订报指标。试用期的我,一年也有50份的订报考核。

我们报纸订一年,费用是150元,一杯酒能换150元自然划算。但白酒一杯是3钱的量,徐主任这一下,就要喝掉近半斤。他正要喝,洪社长打断:“我作为社长,应该身先士卒,王总,我这也订下5杯酒,你看如何?”

洪社长年过50,前两个月犯了肠胃炎,曾住院一周。我们纷纷劝阻,王总也说:“洪大哥,您也该多给年轻人锻炼的机会!”

“酒逢知己千杯少。”洪社长爽朗地笑笑,“承蒙王总如此抬爱,我这一杯酒抵3份报纸,王总看如何?”

王总刚答应,洪社长转头便叫徐主任递了10杯过来,把酒全倒进碗里一口闷了。王总见了,赞道:“我说做你15份的买卖,你却给我来了30份,不愧是洪大哥!”

紧接着徐主任喝了15杯,我也喝了3杯。

终于饭局结束,我陪徐主任去结账。喝得太多,他已经上头了,走路摇晃,我忍不住劝:“徐主任要注意身体,为了订点报纸,把身体喝坏了可得不偿失。”

他苦笑:“现在的报纸哪这么好订,纸媒一天比一天衰落,连社长都这么拼,我还能倒下吗?行业衰落如此,谁也不能独善其身啊。”

我愣在了原地。

才工作就遇到行业冰点,我感觉自己生不逢时。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转变,手机成了获得海量内容的重要途径。广告的投放,更常见于网络和户外。我们报社,位于四线小城市,在此冲击下营收锐减,业务员拉不到广告,订报量不断下滑,维持起来非常艰难。

我一进报社,便被分到新媒体部门。洪社长有远见,为扩大影响力,报社很早便开通微博和微信。我的工作,是把记者们发来的本地稿件,转换为新媒体语言后发布。

进报社不久后,洪社长便主张由我们新媒体部门,开发报社的手机APP。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40多岁的孟主任,他常年当法制记者,尤其擅长写人性的爱恨纠纷,过程详细得像他藏在人家床底一样,精彩又生动。但孟主任并不懂新媒体,当时连微信都没用过,客气地请我们多教他。

虽然我们的APP很快成型,但难的是运营,推广的条件,是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社里拿不出钱,向台里和政府申请项目资金,也总是被拒。洪社长气急,却也无法。

派不出钱,APP项目便不了了之。与此同时,当地不少自媒体迅速崛起。

过去人们对新闻的获取更多是通过官方媒体,这也使我们在报道时,会竭尽所能让事实更全面、更客观地呈现。但自媒体的崛起,使人人都可能成为发声平台,即使部分自媒体发布的内容,语句不通、错误百出。同为小编,我看有些文章内容浮夸,非常鄙夷,但拉到底部看见数据,点击率却让人自愧不如。那些动辄几万的阅读量,还让我产生难以控制的嫉妒之情。

孟主任主张我们传统媒体人应摒弃高高在上的态度,多学习自媒体思路,走“接地气”的风格。他在会上说:“知道大家看不太上,但别人数据的确高。优质的内容是基础,但不再是根本了。”

一些记者虽不情愿,也只能被动地转型成街头记者。什么店新开张就去探店,哪个地儿车撞人了立马拍照,谁和谁夫妻不和,在街上打一架都能上个新闻。

有的老记者,觉得这些鸡毛小稿没有长远价值,可以产出,但不应高频,还是得多关注深度内容。恰逢市中心的一个市建工程,在短短几年拆了又修,反复折腾,便有个老记者收集资料写了篇特稿。我很兴奋,想着这篇稿子在新媒体平台上的传播数据,应该能冲“10w+”,而且报社说不定能就此找到转型思路,突破重围。

可惜这篇稿子发出不久后便被删除,传言从总编到记者,连带我们发布内容的新媒体小编,都要写检讨。我有些不平,也感到莫名其妙的委屈。但最后这事雷声大、雨点小,没发生什么动静,我才放了心。

几个月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件事,洪社长一人承担下来,听孟主任说,他在上边领导办公室里,和对方拍桌子争,表示稿子是他授意操作的,和他人无关。他还叫孟主任不要把负面消息传递给我们才入职的编辑,以免打消我们的积极性。

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由于转型碰壁,营收加速萎缩,报社开始节流。

第一块考虑减去的版面,便是深度调查报道,因为那是平时人员支出里最贵的一环,风险系数也最大。过去,深度报道曾是我们报纸最受欢迎的版块,减掉它,意味着报社的确很缺钱运转。

也许因为心灰意冷,又或许觉得自己年龄大,我进报社的第二年,洪社长便选择离开报社。

他走的那天,我们在会议室给洪社长开欢送会,桌上放着大家自费买的零食、瓜果。大伙静静听他讲报社这20多年的风风雨雨,我和孟主任没忍住,掉了眼泪。

我想起他在新员工培训会上,曾动员大家:“如今,纸媒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的危急时刻,说不定哪天醒来,咱们报纸就停刊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办法,给报社寻找新出路!”

后来我就再没见到他。

洪社长走后,报社迎来一波辞职高峰。

走的多是老记者,他们才参加工作时,正是纸媒的强势期。以前他们出去采访,都有一种优越感,不仅对方积极配合,采访完后还会真挚道谢,现在除了得答应对方提的苛刻要求,有时稿子还要被改得面目全非。在酒局中挑大梁的发行部徐主任,也感觉重担难挑,离职和一些朋友转做了户外广告。

员工中出现断层,新记者没有老记者带,做不久就离开,整个报社人心惶惶。这时候得到消息,原来的总编辑蔡总编,将担任新社长。

蔡社长曾是我们80年代的文科状元,考到了北大中文系。报社创刊之初,他便是中流砥柱,也是编辑部的首席全能王。

对于报社之前取消做深度报道的决定,蔡社长曾带头坚决反对,和时任社长的洪社长据理力争,但最后还是没保住这个战地,气得他称病一周没来上班,洪社长亲自登门,才把他请回来。平日里,他对不良风气、丑恶现象更是深痛恶绝,见之便要即兴赋诗,发到QQ空间,言语无忌,从不会为面子问题,掩饰厌恶之情。

这些年来,以他的资历早该有升职机会,但因过于直爽,蔡社长一次都未遇到。

临危受命的蔡社长,对报社的未来发展也捉摸不定。随着纸媒环境愈发的恶劣,铮铮傲骨了小半辈子的他,看着社里财务吃紧,想了个主意。

他将记者按人数各自划分了行业口子,让他们去找对应行业的政府部门订报、做宣传,也给自己划分了几个过去报道中得罪过的部门,希望化干戈为玉帛,开启新合作。

过去曲高和寡的蔡社长,开始频繁地参加饭局,身体一向硬朗的他,喝出了小小的啤酒肚。周末,他也不去下棋了,而是经常组局,邀请客户一起打麻将。

一天,我们去拜访一位领导,正逢领导在家中泼墨写字,他摆出来的架势像气功大师,拿着巨型毛笔一边大喝,一边随兴挥舞,纸上的墨迹歪歪扭扭,看不出是画还是字。我杵在原地不敢做声,转头看向蔡社长,他素来喜好书法,毕生精研下颇有小成,一向自负所长。只听见他开口大赞:“笔势流畅、若行若飞!”接下来他引经据典,文绉绉我听不明白,对面的领导倒喜笑颜开。

回去路上,蔡社长嘱咐我下午赶紧把订报发票给这个领导送去,“千万别拖,万一他改主意,我的话可白说了。”

瞧着他纠结而又无奈的表情,我想起才进报社那年的团建,全社员工一起爬山,蔡社长一人当先,冲在最前面。我们还有个长梯要上时,他已经到达了最高处,站在山顶的石碑前纵情吟诗:“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那时的他,何等豪气万千。

订报与广告营收上不来,报社便开始接新业务,可以为企业定制宣传片视频和精美画册,同时参与线下地推。我的岗位虽是新媒体编辑,但如果报社承接布展任务,我每次也要到场帮忙。

但蔡社长夜以继日地深耕,并没能带领我们获得个好收成。随着纸媒的衰落,市里的报刊亭都不见了一些。

今年过完春节,又有八、九个人提出辞职。现在报社剩下的人,不及我才进去时的一半。蔡社长感到深深的挫败,也开始考虑退位让贤。

我们新媒体部门,最早有10多号人,现在只剩我和同事蓉蓉2个。工作五年,微信粉丝数总算达到15万,但由于定位是新闻号,不能接太多广告,同时,我们也面临钱多有趣的优质广告我们接不到,一些微商、夸大效果的产品类广告,我们又不肯接的现实问题,所以盈利并不乐观。

此前由于数据问题和发行部徐主任离职,领导孟主任已被调至发行部,但他仍保持着对新媒体的关注,单独开了个人微信公众号,内容主要是他写的都市故事,风格坚持“接地气”。前2个月,孟主任还申请了抖音账号,每天发布诸如“老婆不在家,猜猜我和邻居美女在做什么”之类的内容,还挺受欢迎。

虽然报社薪资属于中下水平,但我和父母住在一处,生活花销不大。且在报社上班,一直给我上大学的感觉,同事好、压力小,我便没想过离开。但蓉蓉告诉我,做完今年她也打算辞职,想去大城市做游戏策划。纸媒的日薄西山让她失去了年轻人的激情,她想要选择时下热门的行业。

回想起蓉蓉和我,曾一起便被派去参加过几次全国报纸联盟的研讨会,当时有上百家纸媒同仁聚集在一起讨论转型。但之后每年再去,都能听到几家报社停刊的消息。如今蓉蓉也要离去,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参加几年,但我仍想坚守到最后一刻。

9月份,报社又要展开明年的报纸征订工作了。我主动联系了几家单位,收效甚不明显,临睡前便郁闷地发了条朋友圈:“离人心上秋,订报急白头。”

第二天打开手机时,发现那条朋友圈下竟有近百条留言,有来自同样艰难经营的同行的勉励,还有已离开行业的朋友留下的感慨,由于大多数媒体人互相认识,干脆在我朋友圈底下展开了讨论。

在这些熟悉的头像中,我看到了徐主任的留言,他说:生存不易,聊表支持,我订15份,以全报社多年照拂之恩。

洪社长的留言紧随其后,简单有力:我订30份。

作者唐晓芙,报社编辑

编辑 | 张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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