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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干预接线员:我递给跳楼者一瓶安眠药

(2018-11-07 11:18:24)

自杀干预接线员:我递给跳楼者一瓶安眠药

他很平静地说自己想要解脱。我告诉他:“我室友是化学系的,给你找瓶化学药物。你喝下去,还没感觉到痛苦,就死掉了。”

故事时间:2014年

故事地点:香港

中学六年,我都在省重点中学读书。初一时,班主任在课堂上说,不要跟班上成绩最差的女孩讲话。我们听话照做,孤立她。

课间我们去天台吹风,那女孩经常独自站在边缘,掉眼泪。传言说她自杀过好几回。初二时,她退学了。快毕业我才知道,学校不许“差生”参加中考,怕拉低升学率。

高中三年,我成了“差生”,一直活在老师“你脑子不正常”的质疑里。我去香港念大学,选择了心理学专业,想要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他们所说的正常人。

心理学专业内流行着一句话:读心理学的,要么是想治愈自己;要么是想做圣母,治愈别人。我立志毕业后,要成为一名心理医疗师。大三,我去学校的学生发展处,面试自杀干预接线员的工作,算是为以后的理想预演。

在香港,所有大学都设置了学生发展处,只针对本校学生开放,主要提供心理健康咨询。

大多数同学如果因为突发事件烦恼,白天会来心理咨询室咨询。接线员需值班满三个小时,通常在夜晚六点到早上九点间。值班室约十平米,正对着门两米远的地方,摆放着两对桌椅,桌上各摆着一台电脑,一部电话。两台电脑的屏幕,分别被学校的地图和香港地图占据着,以便随时定位。

夜晚的教学楼,除了我们房间,只有走廊亮着灯。屋里静寂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自杀干预接线员:我递给跳楼者一瓶安眠药

 作者图|值班室

夜晚是人情绪最脆弱的时间段。我第一次接电话,就是在午夜十二点左右的时分。铃声响起的第一声,我迅速拿起听筒,尽力让声音如春风般温柔:“喂。”

对于对方,哪怕只晚一秒,就多一秒绝望的可能。

电话那头一直沉默了三四分钟,女孩才一顿一顿地说:“三年了,我要疯了,你们,有没有药?”她话语零碎,说是高三那年开始的,“总是莫名其妙地想哭,夜里也睡不着,好不容易睡下,会重复做同一个噩梦,在梦中忽然惊醒。”

我握住听筒,女孩有倾诉的欲望,我就只是倾听。

“高考失利,考了很差的大学,一进校门我就崩溃了。”后来我才知道,她平时能上985,高考只考了211。

不过很快,大学的新鲜感让她重新提起兴趣。大二开学后,她又重新陷入那种“崩溃”的情绪中,回家休息几个月后返校。

大三开学,她来到香港做交换生,起初特别开心。“这几天又开始了,我克制不住那种情绪。一进到教室,看到正常的同学们,更加觉得自己没用……”

这时候,我可以初步判断,女孩是患上了抑郁症,但这还需要进一步的临床诊断。我柔声细语地向她解释:“据我所知,抑郁症会在每年相同的时间反复发作,每次发作一到两个月,自己是无法控制的。”

“我也怀疑过……我该怎么办?”

“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动物在冬眠,想睡就睡,想哭就哭。我们用每年11个月的时间储存快乐,积蓄能量,来对抗那个月的负面情绪。一个月后,什么都不用做,你又复原了。”

她还是不甘:“可我现在上课,什么都学不进去,感觉自己只会越来越差劲……”

“你可以在其他时间多做一些,还可以尝试一些药物。人得抑郁症,就像动物冬眠,毕竟,全球变暖这么厉害了,熊,不还得冬眠吗?”我的话似乎把她逗笑了。

我乘胜追击:“如果你想拿药,白天来心理咨询中心。”

“我白天的状态好一些,所以经常懒得去。一到晚上就克制不住,这才打电话。”

我告诉她,我们会对来电进行记录。白天医师上班时会看到资料,在确认学生真的需要药物时,会直接开单子,这些药物也是免费的。

“那就好。”她舒了一口气。

我帮她预约了第二天的心理治疗,医师给她的临床检测是中度抑郁。后来,我们做过粗略地统计,过来接受心理医疗的来电者,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他们多数对抑郁症一无所知。

凌晨两点到四点,是自杀干预热线电话集中打来的时候。

如果说,前半夜的来电是来做最后的求助;那么,后半段拨打热线的人,多数对人生彻底失望,试图通过死亡获得解脱。

那天,我和搭档坐在值班室,凌晨两点钟左右还没人打来,我快要睡着时,电话响了。

我轻轻“喂”了一声,那头沉默了一会,说:“你好……”

对方说的普通话,一听是内地学生,我和搭档交换了眼色。内地学生来香港念书的,多是硕士或博士,在校外租房住。如果发生意外,我们可能没法及时救援。

“你是内地的学生吗?我也是内地来的。”我试图跟对方拉近距离。

“我的东西,都打包好了。”他声音哽咽。

哭说明对方还有情绪,还有救下来的可能。最可怕的,是那些语气平静到听不出任何情绪的人。

“你在家吗?我现在可以过去,一直陪着你。不要怕。”我们需要尽快对他进行定位。

“我住在劏房……”他大哭起来。

劏房多位于香港相对贫困拥挤的街区,比如油尖旺。这里的住户人均居住面积不过两三平方米,卧室摆上一张单人床或上下铺之后,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一层楼四五户人家共用一套卫生间和厨房。一些从内地过来的同学,也会在这里合租。我去他们家拜访过,只看一眼,心情都很抑郁。

自杀干预接线员:我递给跳楼者一瓶安眠药

 作者图|Andy出事的地点

“我好绝望。”很快,他停止嚎啕,像受伤的猫一样,开始小声地呜咽,哭声克制又令人窒息。

“你在红磡吗?”我缩小范围,开始引导他的思路。

“ 嗯。”他条件反射般地回答。

“黄埔街?必嘉街?”我进一步试探。

“嗯。”

那就是二者之一了。我的搭档男同学在电脑上找到对应街区,指着其中一条街道给我看。

“机利士南路?”我问。

他没说话,看来是默认了。搭档立刻通知保安处准备,等我赶往事发地点确认后,他们再报警(如果是校内情况,保安处会直接出动)。

“我住在XX大厦,我到你那儿,用不了几秒钟。我的手机号是xxxxxx,我给你打过去。”其实那边,我只知道这一个大厦,因为我有个同学住在那。我挂断电话,按照来电显示,用自己的手机拨给对方,接通后,他的第一句话是:

“我租的房子这个月到期,我也没钱续租。你过来也好,我不敢在屋里烧东西,怕万一着火。你来处置吧。”他声音平静,我知道不妙了。

我们学校距离他的所在地,快跑只需要5分钟。我冲出值班室,往机利士南路的方向奔跑。路过一片殡葬区,路上堆着一排排棺材和一溜溜白花圈。我顾不上害怕,一直试图在电话里稳住他:“我已经到机利士南路了。你在天台吗?在哪幢大厦?我上去陪你。”

话筒里非常安静,只听得到我“呼哧呼哧”的吸气声。随后,他挂断了。我慌忙报警,又给搭档打电话告知情况。

通过拍档的定位指示,我赶到机利士南路去寻找那位自杀者,看见一辆警车停在一栋楼下,我飞奔过去:“你好,是有人要跳楼吗?”

警员愣住,指着旁边两个便装市民:“你们是一起的?”

两人夫妻模样,连连摇头:“有个内地来的大学生租我们房子。刚刚发信息说,水电煤气费用放在了他行李上面,他都打包好了,同学会来取行李。我觉得好奇怪,就报警了。警员说他可能有自杀倾向,我就过来看看。”

在我们说话的间隙,警员们早已铺好救生垫,另一些警员开始上楼。

我跟房东核对了电话,是同一个人。我告诉警员自己就是那位同学,是赶来救他的。警员点点头,拿起对讲机跟同事说了什么,允许我进入现场。

劏房没有电梯,我跟随警员走楼道,霉味、公用厕所里排泄物的味道瞬间包围了我,手电筒的光亮路过角落,我看到几只肚子肥大的老鼠,迅速把视线挪开。

天台不大,只有拉起来的几条晾衣服的线。香港的大楼多是公共式天台,有人在上头种花、晾衣服、弹吉他,有流浪汉在上头居住,有人准备飞升。

男生站在边缘处,警员几乎贴在地面上前进,我浑身抖得厉害。不知道是害怕还是紧张,我哭出声来,行进中的警员停下,拍拍我的后背,“这里只有五楼,我们救生垫已经铺好了,他要是正常脚着地跳上去,顶多骨折。不用担心。”

男人背对我们站着。他个子不高,耸肩勾背,他垂着头,头发凌乱。我挪到他身后,安全区域的最前端。

他似乎感觉到有人在靠近。“以前觉得万劫不复,永世不得超生是最狠的诅咒。现在我觉得,永世不再为人才是解脱。”他很平静。

我脱口而出:“我室友是化学系的。给你找瓶化学药物。你喝下去,还没感觉到痛苦,就死掉了。”

他轻轻摇头:“都一样。”

其实,在危机干预时,对于抱有必死决心的人,通过阻拦造成的自杀未遂,会导致他们下次进行更决绝的自杀。我们有时会允许他们在可控范围内进行尝试,比如不阻止自杀者在五层楼内、有救生垫和救护车的情况下跳下,在能及时抢救的情况下,服下安眠药(正常包装、但里面是替换了的、低浓度的安眠药)。

对他们来说,生硬地劝阻,是不理解他们的痛苦。而允许他们尝试,是尊重对方选择的同时,也守好自己的职责。

警员悄悄递给我一瓶药,瓶子上写着:安眠药。我问他:“我这有一瓶安眠药。你吃吗?”他似乎动摇了,慢慢后退了两步,转过身,在原地,木木地盯着我手中的药瓶。

我索性直接拧开药瓶。他本能地走过来,一把抓过药瓶对准嘴巴,后面的警员递上一瓶水。我上前,按照教程紧紧抱住他,说着:“没事,没事。”

不知是药物还是拥抱起了作用,他平静了一些,瘫坐在地上。警员们将男生连扶带抱地带下楼,送上救护车。

自杀干预接线员:我递给跳楼者一瓶安眠药

 作者图|救护车

现场医生对他进行救治时,我听到房东夫妇向警员道谢:“哎,可算没事了,谢谢你们啦。不然啊,我这房子就变凶宅了。没人会住的啦。不过被他这么一搞啊,街坊邻居肯定也知道了,我这房子也不好租了。”

我后背一阵发凉。

夜晚四点,我跟着上了救护车,给搭档发了短信告知情况。男孩被推进急救室后,警员告诉我,瓶里装的是镇静药物,他吃下后会暂时安静,并让我赶快通知学校。

天亮时分,学校的老师赶到了。因为昨晚是我一直在陪他,老师决定让我先跟进。我了解到他的英文名叫Andy,是我们学校理工科一年制的研究生。五月份结业考试,七月份毕业。他的成绩不算好,警方初步认定他是因找工作不顺利而自杀。

之后,我和Andy一直保持着联系。新学期开学后,他告诉我,自己收到了第一份面试邀请,在工地工作,工资不高,但他已经很满意了。

上班之后,他似乎慢慢回归了正轨。而我继续在接线室里,通过一根电话线努力接住那些悬崖边的生命。

在学校做自杀干预那一年,我只出过这一次外勤,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通过电话进行干预。我大概接到了200个电话,打来的人大多是深度抑郁,且认真思考过自杀。

每次通话即将结束,我们都会告诉对方:想要倾诉时,随时打来,我们一直在。有些人会反复来电。自杀干预是即时性的,我和对方都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危险的念头会再侵袭他们。但是我能做的,就是此时此刻,把他从悬崖边拉下来。

可是我忘记了,当我站在悬崖边拼命地拉住对方时,自己也站在悬崖边上。

有一天,值班室的另一位同学告诉我,白天一位来做心理咨询的同学告诉他:“我昨晚站在天台上,一个住在上面的流浪汉对我说:‘你(要跳)去旁边屋顶吧。’”

那一整天,我都郁郁寡欢。其实做志愿者以来,在生活中听到电话声响,我都会心悸难安,在电话里,和对方一起痛哭失声的情况也不是没有,那时候,也要勉力让自己冷静,尽力劝解对方。

我把自己的心情告诉老师,老师告诉我:“人的身体像一根导管,快乐和悲伤流过去,有的人无法承受特别多的情绪,导管就会淤塞。心理疾病就是这样产生的。”最后,她拍拍我的肩,“你做得很棒。不过每个人的内心承受能力有限,你可能不适合再做这份工作。”

我在接线室待了整整一年。毕业的时候,我没有做心理干预师,而是转战学术。生活中和别人讲话,我都尽量小声,多倾听,碰到有人情绪萎靡,也会上前聊聊天。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都会下意识地看向楼顶的天际线。偶尔想起那个站在学校天台上的女孩,她个子偏矮,身材微胖,在人群里很难被注意到。女生们三三两两站在周围互相调笑,她一个人站在边缘掉眼泪。

我很想再一次穿过人群,走上前,拍拍她的肩,告诉她:还有我。

作者唐木雨,研究员

编辑 | 崔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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