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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友的那颗金牙,到死也没有拔下来

(2018-09-04 13:12:41)
狱友的那颗金牙,到死也没有拔下来

炎热的夏季已经结束,九月份的一个星期天,我们获准休息,停止糊药品包装盒的工作。监舍中几十个老弱病残犯人可以洗衣服、闲聊,到监舍楼下的院子里去晒太阳。

吃过简单的早饭,我再一次抢先把自己和联号周明海满是糨糊的囚服洗好,搭在铁丝上。我像摆动的树枝那样做了几下广播体操,随后立正、向走进院子的值班队长问好。联号是两个犯人结成的对子,“队长”则是监狱管教人员的统称。

回到楼上走进监室,我看到周明海坐在床上靠着窗子往外看。我走过去往床上一坐,问他看天还是看鸟,他指着院子里停在伙房前的送菜车,“送来豆腐了”。

周明海多次说过想吃块生豆腐,病人常常有口癖。他七十多岁,是山东乳山人,家里有老伴和一儿一女。女儿嫁到邻村,女婿是苹果种植专业户;儿子在某舰队当兵,是一名中尉。

我看过周明海的判决书,犯罪情节恶劣:某晚,诱骗同村一幼女至村中空房内,对其实施强奸。他被判强奸罪,处以有期徒刑十五年。

“根本没有(强奸)这回事,那女孩是村支书弟弟的孩子,而村支书的弟弟此前多次找我商量,要与我换地开砂场。”周明海承包地上种的苹果树已经结果,没有同意对方换地的方案。

周明海是农村常见的厚道人。和我搭档联号的半年中,他只知道低头糊药盒,从不偷懒。偶尔到了睡觉时间,他会在被窝里偷着抺眼泪。他不爱说话,一开口就经常把“想死”“死了多好”“我死了儿女就不跟着遭人骂了”这些话挂在嘴边,他盼着死,以便摆脱屈辱。一些被证实犯了强奸罪的老年犯人,却不想死,一天到晚精神十足。

我不相信他这么大岁数,有家有业有儿有女,能干出那种事。我认为他是被陷害了,帮着写过申诉书,但半年过去,音讯全无。

后来我问周明海:“你的苹果地还在不?”

“闺女上次来探视时说,那块地已经被村支书的弟弟用来开砂场了。”

近一个月来,周明海常说头晕恶心,连半个馒头也吃不完。十几天内,他晕倒过两次,有一次头碰在铁床上流了血。队长向其他犯人询问过具体情况后,批准他休息。

联号必须二十四小时在一起,睡觉挨着,晚上一个人要上厕所,另一个也必须起来陪着去。这是监狱中的“双出双入制度”,目的是让两人互相监督,防止出现逃跑、自杀及其它事故。

老残病犯监区对联号的管理宽松一些,这里犯人的身体大多有毛病,队长有意把一个身体差的犯人和一个身体较好的犯人搭配着,让他们互相帮助。

联号之间如能协调共处,关系往往跟兄弟一般;反之,两人会处处闹别扭,日子很难过。像我和周明海就成了很好的搭档,日久天长,我们之间滋生了友谊。这是我努力想为他搞到一块生豆腐的原因。

为了弄到这块生豆腐,我用了监狱中最笨的办法。

监狱有规定,拔牙的犯人可享受三天病号饭,甚至可以吃上打卤面条。当然,面条和生豆腐无关。

我们的监区在狱内医院的三楼,二楼是病房,一楼是门诊、化验室、药房、洗衣房等。狱内医院的大部分医生和护士由犯人担任,闲暇时大家在一个院子里晒太阳,彼此很熟悉。

我到监区小卖部买来五盒烟、掖在囚服里,让组长领我去找队长请示下楼看病,得到批准后,组长带我去了门诊部。

向医生讲述病情时,我装作痛苦万分的样子,请求拔掉嘴里最后边的那颗牙。我趁人不备,把香烟塞到医生的抽屉中,于是医生给我开了诊断书,让我去找负责拔牙的医生。

负责拔牙的医生是我的老乡,出于情分,他仔细检查了我指定要拔的牙后,告诉我牙并无问题,“还是颗好牙,吃点消炎药,别拔了吧。牙拔一颗就少一颗,还影响咀嚼吃饭”。我以拳击打腮帮,一副痛不可忍的模样,坚决要求他拔掉。

医生拿我没辙,让我坐在拔牙椅上,打完麻药,用什么东西敲了敲那颗牙,听我说没感觉后,他用钳子套住那颗牙齿,一只手抱着我的头用力一拔。我只听到脑子里“刺啦”一响,接着“当啷”一声,一颗每天嚼白菜萝卜的大牙被丟在盘子里,像色子一样滚了一圈。

我把牙拣起来,在囚服上擦去血迹,恋恋不舍地放进兜里。

走出门诊部,我手里拿着医院队长签字的病号饭通知单,边微笑边用舌尖寻找那颗牙空出的位置。

来到监区大伙房,我把单子递给伙房组长,心里享受着违规的秘密交易的愉悦。他看看手里的单子再看看我,迟疑地问:“三天病号饭只换一块生豆腐?”

我语气坚定地给出肯定答案,并对伙房组长表示了感激。十年后我升任了值班组长,“权力”大到能管住伙房组长时,有一次他偷着塞给我煮好的一兜鸡蛋,讨好地说:“当初你根本不必为了弄一块生豆腐而拔牙。”

这天中午开饭时,管分饭的犯人单独递给我一只碗,碗里放着半斤重的一块生豆腐,外加一棵葱。

我把生豆腐和葱端到周明海面前,他不敢相信,愣住了,随即老眼昏花的眼睛蒙上了一层泪水。

一个男人在另一个男人面前,因一块生豆腐掉下了眼泪,很多年过去,那情景我都没能忘记。

用一颗爹妈给的牙,为一个相识仅有半年的犯人,换一块半斤重的生豆腐。这在其他犯人眼里,我绝对是干了件蠢事。

有些犯人,则认为我另有企图,聚在一起分析我做这件事的不合理性。最终他们得出结论:我是想感动周明海,把他嘴里那颗大金牙骗到手。这个结论在犯人中间传开,几百号来自五湖四海的犯人对我另眼相看,他们认为我是江湖中的骗术高手,“具有三国中刘备等枭雄的胸怀与谋略”,一时我备受尊敬。

周明海的病情没有好转,反而更重了,上厕所要我扶着才能去。十天后我决定如法炮制,再换一次生豆腐。反正还有三十多颗牙,少一两颗也没什么影响。我轻车熟路地去门诊又拔了一颗牙。这次没人问我原由,他们都等着看我的苦肉计能否成功。

这次除了本土山东老乡,我还受到了东北、西北、西南及东部沿海省份犯人们的拥戴。他们认为我在监狱里还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践并演练犯罪技能,是利用监狱的改造政策、倡导犯人向善的奖励规定,想为自己谋求更大利益,在评选改造积极分子、挣分多减刑上进行周密布局。

监区管教队长注意到这件事,把我叫到监区办公室,队长问我为什么拔掉两颗牙。“周明海的病情队长也知道,人生病时总想吃点特别的东西,我知道自己这样做违反了监规纪律,队长可以扣我的减刑分。”

管教队长没批评我,只叫我以后别再这么干了。月底公布减刑分时,我的基本分没多也没少。队长没怀疑我拔牙有什么阴谋。

转眼到了国庆节,大扫除、开大会、宣布节日监规纪律以及文体活动安排,接着进入节日七天假。

北方的监狱一年可以吃到五次饺子,其中一次是在国庆节。包饺子是大工程,以监舍为单位干活,然后挨个监舍送至伙房去煮。监狱方知道犯人难得吃一次饺子,怕大家吃不饱,给每人增加二两干面。这样一来,每个人大约能分到四十个饺子。

我把周明海的饺子端到他跟前,他看到饺子两眼放光,连吞几下口水后,迅速吃完自己那份。我看他意犹未尽的样子,把自己碗里的饺子拨给他八个, 他很快也吃干净了。

吃饺子时,组长偷着递给我一小瓶藿香正气水。这是治肚子疼的药,但在监狱里它堪比茅台,因为药里有酒精,可以当酒喝。犯人从医院交易到它,能显示自己在监狱的关系很硬。

我把那瓶藿香正气水给了周明海,这是他此生喝的最后一口“酒”。

假期过后,犯人们摆上工具,继续糊药盒。这天周明海上厕所时又摔了一跤,我把他扶回监舍后,察觉他眼神游离。

第二天,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周明海的病情:“据反咉,周明海在国庆节吃饺子时,不但吃光自己的四十个饺子,还吃了你给他的八个?胃口这么好,不像是有病的样子。”

“监狱里难得吃一次饺子。周明海是北方人,哪个北方人不爱吃饺子?他一顿吃了四十多个饺子,和他有病、不能干活无关。我一顿能吃一百个饺子,可走路依旧一跛一跛的。”

队长似乎相信了我的话,我有文化,也从不拉帮结派,他认为我还算个“正常人”。之后,队长没有为难周明海,让他继续休息。

周明海的情况日益不妙,他整天迷迷糊糊躺在床上,有时自言自语,原先一顿饭能吃半个馒头,现在一天三顿喝半碗稀饭加几口菜汤。有人说:“这老头看来混不出监狱了。”

有天上午,我们正在干活,一名犯人东张西望了一会儿,问:“怎么一股臭味儿?”众人目光集中在周明海身上。

我起身走到他床边,屎尿味儿冲进鼻腔。我朝组长喊:“不对劲儿!周明海死过去了!”组长过来用手推推周明海,他毫无反应,组长让我们赶快报告队长叫医生来。

几名护士和医生很快从楼下跑上来。他们围在周明海床边,一个医生伸手扒开周明海的眼皮看看,抓着他的手腕试了下脉博,用眼神示意几个护士抬周明海下楼。

护士都是年轻犯人,他们每人抓住床单的一个角,一用力抬着瘦骨嶙峋的周明海下楼去了。

我看着组长,他面无表情地说:“人一到了大小便失禁离死就不远了。”

我的心空落落的,好像一个相识很久的朋友发生意外,向死亡接近,我很不安,情绪有很大波动。一名犯人偷偷倒了我盆里的糨糊,我怒从心起,拿起剩下的半盆糨糊直接扣到他头上。

这是我入狱后第一次暴力行事,因此受到了处罚:被责令给被扣糨糊的犯人洗干净衣服;在监区全体犯人大会上念检查;扣去我当月的基本减刑分。

我一个月能挣二分,一分能减刑三天,这意味着我要在监狱里多呆上六天。

一个月之后,我站在监室窗前,可以看见高墙外边的杨树叶子变得枯黄。所有犯人都换上了冬季囚服。

我去一楼门诊部打听周明海的近况,听说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后来我利用中午队长们下班的间隙,走后门进入病房去看望他。他赤身裸体、盖着被子躺在床上,双目紧闭,呼吸微弱,一根导尿管从他下身伸出来,接到一个大瓶子中。吃饭时,护士往他鼻子里插入胶皮管,灌点流食。

再过两个月,我听说周明海得了褥疮,创口有碗那么大。听护士们说,他嘴里不断发出呻吟声。

监狱里关于我和周明海之间的传言仍在继续,有人证实他那颗金牙还在嘴里,很多人暗中留意我,想看我最终用什么方法把那颗金牙弄到手。

元旦前一天下午,队长让组长到仓库里收拾周明海的个人物品,队长说:“周明海死了,他终于摆脱了病痛折磨。”我站着静静地看了队长好一会儿,觉得他不像看起来那么冷漠。

周明海去世一小时以后,我在院子里晒糊好的药盒,看见他被灰色毯子裹住,由几个犯人抬出来放在平时送圾垃的铁车上。那辆垃圾车几乎每月都要载着一具犯人的尸体出监狱。老残病犯监区死了的犯人,家人基本都不管,只好花二百块钱送到火葬场烧掉。

又过了一阵,队长领着一个身形高大笔挺、穿着海军制服的年轻军人向老残病犯监舍区的仓库走去。值班的犯人说那个当兵的是周明海的儿子,来拿他父亲的遗物。

我赶紧一跛一跛走进监舍,从褥子底下翻出替周明海写的申诉书,小跑回走廊,等年轻军人走到我面前时,我把叠好的申诉书递给他。我对这个面露惊愕之色的年轻人说:“这是你爹的申诉书。”

当天下午,监区再次召开全体犯人大会,主要针对我违反监规纪律、未经队长许可私自向外来人员传递信件一事公布处分决定。我在心里快速计算了一下:一共被扣除八分,三八二十四,又要在监里多呆二十四天。

联号周明海去世,队长给我安排了一个新联号。新联号是个更老的老头,走路一步半尺,走到三十米外的厕所至少要十分钟。我听说,新联号曾被誉为东北扒窃界的祖宗,在八十七岁前已入狱八次。人们说这次他是走不出监狱大门了。我和他混熟之后,他有兴致时会给我演示扒包、开衣兜扣的技术,我惊呆了。

周明海不在了,关于我和他之间的传言也消失了。最后的传闻是:给周明海裹毯子的护士真切地看到,那颗引发广泛关注的金牙,随着周明海的尸体去了火葬场。犯人们又开始议论,火葬场的人拣了便宜,发了笔小财。

*本文依据当事人口述,人物皆为化名。

作者齐红,自由职业

编辑 | 崔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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