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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许知远是一种救赎

(2019-06-24 14:31:07)

梁启超,对许知远是一种救赎

  

  撰文 | 姚峥华

  十年前,33岁的许知远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剑桥访学,接下来的二三年时间,他的足迹遍布二三十个国家。此时的他可以说是意气风发,北大微电子专业的学历,各种杂志主笔的份量,愤世嫉俗的悲情论调,在热火朝天的微博时代的确掀起了一股许远知热。

  所幸,冉冉升起的许知远没有太过沾沾自喜,他还算头脑清醒,知道北京的地域太窄,中国的视野有限,必须走出去,在打开的世界版图中寻找自己的出路。

  “如果每个人都找不到自己的道路,甚至放弃了去寻找的努力,那么这个社会最终就会充斥着陈词滥调;人们在其中长久地生活,逐步失去了判断力与感受力,最终产生更多的陈词滥调。(2009年12 月《时代的稻草人》)”

  

  一路走来,他紧锁的眉头似乎预示着,更多的陈词滥调将在后边的日子里愈演愈烈,无法驱散。

  他终究不能依靠阿诺德、奥登、奥威尔、李普曼来面对现实。尽管这些人对他成长的影响深入骨髓。不管是他的讲演,或是他的文章,细心的读者都会在其中发现这些先哲的真知灼见。

  梁启超,对许知远是一种救赎

   许知远(图/作者提供)

  许知远确实需要耐心,他也有这个耐心,试图在每一个现象之间寻找内在的脉络并建立起联系,然后发现一盏灯,照亮前行的路。

  写文章,出书,参加各种活动,演讲,表达自己的观点。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前《东方历史评论》主编,谈话节目《十三邀》主持人……许知远像一只停不下来的萤火虫,愈暗愈亮,奋力地飞。他努力想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突破口终于来了,出现在他37岁的面前。

  那是2013年深秋,在完成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祖国的陌生人》《一个游荡者的世界》《时代的稻草人》这些书写后,他“厌倦了新闻业的碎片与短暂,想寻求一种更辽阔与深沉的表达(《青年变革者》自序)”,一个人让他停下了脚步,开始转向,进入一个向后看又藉此可以冷静反观自己的领域。

  这个人,地球人都知道——梁启超。

  梁启超,对许知远是一种救赎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发布会现场(图/作者提供)

  六年之后,许知远携新书来到深圳,这是他全国巡回打书的第3站。夏日骄阳,热浪滚滚。他依旧赤脚蹬着他的黑皮拖鞋,大长腿上一袭紧崩的黑衬衣,有那么“一丢丢”随性率性任性野性又智性理性……

  总之,水泄不通的诚品生活空间里,二三百号粉丝见之前呼后拥惊叫不已,那一刻,相信任何沉稳的人,都有把持不住的瞬间。

  台上的许知远一连干掉两罐冰啤,是深圳天气太热情了么?

  只能说,梁启超像一剂强心针,给许知远带来了新的能量和养分,也带来新的运气。

  02

  我后来想了想,为何是梁启超呢?

  梁启超1873年出生在晚清中国广东新会。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危亡与变革的关键时刻,政局变幻、文明冲突。他幼时随师学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师从康有为,接受新思想。与黄遵宪一起创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追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道流亡日本。

  在晚清民国时期,梁启超是个思想者,是科学、思想、政治、教育、经济、法学、佛学多个领域的开拓者,又是一个书写者。

  一百年后,1976生人的许知远也面临一个技术革命与知识爆炸的时代,他厌恶新资本主义时代一切流行的情绪,对一切“单一”的观念、取向、表达及判断都持警惕审慎态度,在多元又混乱的文化困境中迫切寻求自我思想突围。

  梁启超,对许知远是一种救赎

  梁启超(图/图虫创意)

  如果说,梁启超和许知远之间有什么关联的话,我们可以从许知远的书中找出几点:

  许知远是梁启超的读者,并生活在他所缔造的传统中。“梁启超的政治和思想遗产仍强有力地影响我们生活,他对现代中国的建构和想象还占据着公共讨论的中心。”

  许知远就读的北大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大学章程的起草人是梁启超。

  许知远进入新闻业,尤其担任《经济观察报》主笔、《东方历史评论》主编后,梁启超的身影更是无处不在,在他的心目标中,梁启超“自1896年出任《时务报》主笔以来,他在三十三年时间里,不间断地写下至少1400万字,涉及时事评论、战斗檄文……”“他可能是中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用笔和报刊参与了如此多的变革。”

  许知远的文字自我意识很重,带着忧思并胸怀天下,以强烈的当代感介入历史写作。梁启超的文章纵横捭阖,笔力激荡,有浓烈的感情色彩。他所作的《少年中国说》而后成励志口号激越后来者,连许知远都恨不得开发一款单向街儿童卡通梁启超,手比V字口喊“少年强则中国强”。

  许知远是一个拥抱新事物与时俱进的人,尽管一方面抵抗商业物欲,认为技术进步将人类引向毁灭,但又深入其中不离不弃。

  他与《奇葩说》马东,《吐槽大会》李诞,《罗辑思维》罗振宇都有高度互动,善于制造舆论热点,将媒体传播和知识领域紧密结合。梁启超是上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拥抱者,他在轮船、电报、铁路、印刷术的现代网络中游刃有余,足迹遍及日本以及大洋洲、美洲和欧洲各国,是一个不断根据新生事物作出新判断并采取新行动的历久弥新的变革者。

  梁启超,对许知远是一种救赎

   许知远访谈节目《十三邀》(图/网络)

  这些或许是两人的相通之处,许远知也坦承,“梁启超那一代人应对变革时的勇敢与迷惘,激起了我强烈的共鸣。”

  然而共鸣之下,许知远又深深不平。

  在许知远看来,尽管历史书写中梁启超至关重要却面目模糊。他的性格、他的挫败、他的内心挣扎很少得到充分展现和分析。

  另外,在世界舞台上,梁启超是被低估的人物。“他理应进入了塞缪尔·约翰逊、伏尔泰、福泽谕吉与爱默生的行列,他们身处一个新旧思想与知识交替的时代,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唤醒了某种沉睡的精神。”但梁启超常被置身于中国自身语境中叙述,很少被放到世界维度中。

  03

  基于此,许知远问自己,为何不写一部梁启超的传记,来复活时代的细节与情绪,展现几代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借此追溯近代中国的转型?

  比如当时梁启超一群广东年轻人,上京赶考,辛苦之至,却没考上,群情激愤,怨声载道。许知远觉得,历史中的人物不管他现在多么杰出,多么伟大,也跟我们一样,年轻时有过莽撞,有面对困境时的挣扎,也有对未来充满未知。“我写自己内心很多困惑,也希望读者能读到他们内心的那些困惑,这可能是一个初衷。”

  所以,有了眼前三卷本规模、无比挑战耐力的这一场马拉松写作计划。

  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五年后,许知远拿出了这部《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述及梁启超求学、进京赶考、师从康有为、结集同道、上书清帝、办刊《时务报》,及至戊戌政变前夜,即1873年至1898年25年间梁启超的早年岁月。

  这是“梁启超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梁启超,对许知远是一种救赎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许知远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一项无比艰巨的历史补白、知识填充、思想熔锻和叙事训练。

  要知道,动笔前,许知远去到广东新会梁启超的故乡。他徜徉于茶坑村街头,吃着陈皮制作的各种菜肴,一筹莫展。在日影斑驳的街头,他茫茫然看着眼前走过的姑娘,红裙子绿裙子,消失于街景中。恍如隔世地想,如果他出生在这个县城里,好不容易上了省城的大学,然后被分配回广播电视台,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娶了那个绿裙子的女孩,心中又惦记着那个红裙子……

  人生大抵就是如此。

  这是一幅再普通不过的日常场景,有着普世经验和俗成规律,就像阳光雨露,生老病死。它似乎与梁启超有关,又似乎无关。想写梁启超传的许知远,当然不愿人生如此。他有一颗丰富又有趣的灵魂,怎能让生活有所羁绊而失去自由?

  围绕着梁启超,许知远进入一个浩如烟海的历史文库中。从梁启超的文,到梁启超周边的人,梁启超成长的家乡,生活过的地方,走过的足迹,逃亡的路线,以及他的思想脉络、学术成就、政治贡献……许知远以巨大的勇气爬梳所能触及的史料。

  梁启超,对许知远是一种救赎

  梁启超故居(图/图虫创意)

  后来人们很愿意拿他开玩笑的话来取笑他,“倘若剽窃一本书,人们谴责你为文抄公;然而倘若你剽窃十本书,人们会认为你是学者;倘若你剽窃三十本书,则是为杰出的学者。”《青年变革者》中“引用的书籍远超过三十本”。这是许知远引用阿莫司·奥兹的话,写进书的后记“致谢”中。他之所以这么自嘲,是为了“炫耀”他案头的功课准备之足。

  三十本,当然远远不止。书中每章节后的引文注释密密麻麻,一页翻一页,以至于我怀疑许知远眼镜的度数又得调整,不管是近视或是老花。可不止三十本的引用,也还远远不够,因为还有没被发现或存在空白。

  04

  在许知远看来,所有的时代都是由很多微小的细节组成,既存在很多空间,也有很多个人的努力。他要做的是尝试一些新的可能性,即对当下相对单一的生活方式(比如阅读、思维、价值观判断),或是陈词滥调充溢其中的生活常态,尽己所能提供多一种选择。

  所以,“需要重估梁启超,在重估之中激活自身的世界,这可能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价值所在。

  有人斥责许知远“装”或“端”,我却在他并非滔滔不绝的话语中,在他时不时微皱的眉宇间,发现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在他多年来的文章里、书里、节目里、媒体访谈里,都不曾消退或改变过。或许可以 “陈词滥调”之为历史的使命感。也或许因了这一种真诚的坚持,不管坊间怎么褒贬不一,很多人由路转粉。

  借梁启超,许知远很有野心地想写就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很多人给予他鼓励,葛兆光教授肯定他“尝试着以梁启超式‘笔端常带感情’的写法,写出梁启超和他的时代。”马勇老师认为他把书还原成人的故事,是许知远全景式表达的一种体现。

  梁启超,对许知远是一种救赎

  发布会现场,右为深圳晶报总编胡洪侠(大侠)(图/作者提供)

  我问大侠怎么看,他主持许知远的新书发布并认真读了这本书。“写的好。它不是文献传记,而是纯正的非虚构历史写作。”

  书确实引人入胜,里边有强烈的许知远个人理解,像百年间新老两颗灵魂的碰撞融合。我读完也姑妄想之,梁启超与写梁启超本身,对许知远是一种救赎。他为继续出发,找寻一种强有力的心灵支撑和思想依付。自救与他救,或许更是他写书的初衷与意义。

  后边还有两卷甚至多卷,目测后十年里许老师在梁启超和《十三邀》之间会更加奔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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