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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四年秋,范仲淹与文人政治的风光

(2019-05-26 18:07:30)

撰稿 | 姚峥华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是范仲淹《岳阳楼记》开篇第一句。

历史散文家夏坚勇将“春”换成“秋”,就有了眼前这本先在《钟山》杂志发表后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庆历四年秋》。这是他继创作“宋史三部曲”第一部《绍兴十二年》三年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

01

夏坚勇说,由春扯到秋,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文人修辞,并无深意。

在这个“秋”里,人来人往,潮起潮落,历史的幕布掀开又合上,各种与“世态人情有关的鸡毛蒜皮(夏坚勇语)”纷纷上演。看的人很中意,比如我。

说“鸡毛蒜皮”,其实是不准确的。那些个科举进士,一代名臣,唐宋思想家、政治家,流芳后世的诗词家、书法家……怎么会是鸡毛蒜皮呢?他们是书生,可能意气纷发;他们手无缚鸡之力,却也翻云覆雨;他们宦海浮沉,最终成为历史的政治壁花,可圈可点,可褒可贬。

庆历四年秋,范仲淹与文人政治的风光

夏坚勇以叙述为主点评相辅,着眼于“庆历四年秋”这个时间节点,杂糅了正史、外史、野史、个人史,参考、借鉴、梳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试图让庆历年间众多大名头的人物有了启承转合的因果关联。

这里边虚构与非虚构,单极与多元,隐性与显性,心理分析与合理想像,由此及彼,声东击西,将官场政治与市井生活,外交内政与国家治理,阶层矛盾与权力斗争,文学修养与道德文章……烩成了一锅元气满满的“鸡毛蒜皮”。

说白了,一千年前的人与事,在夏坚勇的笔下,恍若我们的身边日常。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丁帆就说,作品以史为镜,让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林林总总的群像。通过对众多人物的生动勾勒,把整个社会的面貌烘托出来了。

02

书以庆历年间的进奏院案事件开篇,不起眼的一个七八品量级的小单位,文人扎堆,因喝酒聚餐,被人检举,上报中央,惊动皇帝。监进奏院的是苏舜钦,一位身世显赫的大才子。他的朋友们也都是颇有才情的梅尧臣、王洙、王益柔……

夏坚勇为何要从这个事件出发,因为它可以牵出一干子人,比如苏舜钦是由范仲淹举荐调入京师。范仲淹和欧阳修、余靖、尹洙是蔡襄名诗《四贤一不肖诗》中的“四贤”,写诗的蔡襄自然与小团伙逃不了干系。还有梅尧臣,进士出身,因欧阳修荐,成为国子监的“直讲”,相等于我们高等学府的教授。

还有韩琦,他与范仲淹惺惺相惜,曾在宋夏之战中同是西线的副帅,并肩作战。还有石介,《宋史》里《儒林》中的人物,他的《庆历圣德诗》闻名于世,通篇近二百句指名道姓评点朝廷大贤大奸,尤其把争议人物夏竦放到奸臣里,埋下了祸根。

庆历四年秋,范仲淹与文人政治的风光

苏舜钦(图/网络)

沿着夏坚勇的历史路线图,我们进入宋仁宗的庆历执政历史。此时34岁的宋仁宗已当皇帝21载。前11年是见习期,刘太后垂帘听政。宋宝元元年,西夏元昊寻事,让宋朝西北边境没了宁日,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三川会战,屡战屡败。

祸不单行的是平静了四十年的宋辽边境也起事端。宋朝派出特使富弼,富弼是晏殊的女婿。晏殊是神童出身,后居中枢,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皆出自其门下。晏殊两女婿一是富弼二是杨察,杨察的弟弟杨寘庆历三年殿试得了第四,第一是王安石,后杨寘阴差阳错成了状元。

退居第四的王安石在书结尾处的庆历五年,被夏坚勇当成彩蛋预告读者,“再等二十四年吧,反正历史是不在乎等待的。”当时韩琦刚被贬下到扬州,扬州府衙里的八品“签判”不修边幅,让人印象欠佳。此人正是王安石。我们由此知道了,“宋史三部曲”的第三部会由王安石领衔了。

03

扯远了,回到朝廷。夏坚勇怕读者一看到庆历年间看到范仲淹就想到庆历新政,率先声明:“老实说,我不喜欢写改革,尤其不喜欢写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我只是把庆历新政作为一个背景。”

在这个背景下,几起几落的范仲淹终于被派上用场,与富弼一起成了新政红人,他俩联手搞了关于改革的《十事》。按夏坚勇的话讲,用显微镜仔细看也看不出什么亮点,因为大宋王朝多年积弊,危机丛生,吏治整顿就成了首要任务。范派们的果敢与手起刀落,触碰了很多利益集团。冲突之下,“朋党”之声不绝于耳。仁宗再“仁”也决非圣人,不能无动于衷。

蓝元震上书,实为宋仁宗在敲边鼓警示众人,范仲淹却书生意气,振振有辞:“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乎?”欧阳修更是上了一份《朋党论》,维护范仲淹的观点并发扬光大,指出“小人无朋,君子有党”。这与“君子不党,结党者必有祸心”的朝廷命训相违相克。要知道,皇权大忌,“朋党”无君子小人之分。

庆历四年秋,范仲淹与文人政治的风光

范仲淹(图/图虫创意)

接下来,轮到心狠手毒的夏竦出场了。按说夏竦有文武才,政事、文学都有建树,可惜心术不正,为人贪婪阴险。他让女婢苦练石介的字,伪造石介写给富弼的信,并伺机向皇帝上了密奏。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这个“未许”只是皇上一种姿态。此时,北辽西夏已议和,国家暂时安定,外不乱内趋静,新政已失去意义。仁宗虽有断腕之意,但顾及天下名声,暂且按兵不动。

无奈紧接着发生了书开头的进奏院案,本来可大可小的案子,哪料新仇旧恨堆积而来,让宋仁宗想起老师王遵叔提及的唐王朝走向衰亡的两大痼疾——藩镇和朋党,以及唐文宗的名言“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不由得雷霆震怒,于是乎,下令“穷治”,也就是追查到底,决不手软。

参与宴会的全部锒铛入狱。案子宣布的第五天,仁宗又发布诏书,把腐败、低效、非法组织活动等政治弊端,通通归之于“朋党”名下。

庆历四年秋,范仲淹与文人政治的风光

夏竦(图/网络)

不难想像,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欧阳修一伙人相继被罢被贬。

这是庆历四年秋前后的事。

04

如果此时我们把书的落脚点安放到“朋党”名下,也是不妥的。

夏坚勇说,“秋色”是《庆历四年秋》的总体色调,这里的“人”是世态人情。他力图让散文这种文体在历史的疆界中有所拓展。这在书中可以一窥痕迹。夏竦绞尽脑汁做《水赋》未果,师训“何不于水之前后左右广言之”让他脑洞大开,举凡江河湖海,雨雪冰霜,芦叶沙渚,柳絮荷塘,日月星辰,云影天光,游鱼飞鸟,舟楫桥梁,无不是“前后左右”。夏竦当即“广”成文章。

这是夏坚又“作文”的小秘笈。他自身也如是“前后左右”地在技法上侵入小说,在史识上侵入学术。“既能呈示细密精微的人情洞察,又有对于天下大势纵横捭阖的宏观把握”,遂将庆历四年秋的各式人等“鸡毛蒜皮”广言成书。

不管秋色明亮还是枯败,总之,在这里我们看到宋代的诗词文化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也正是在庆历年间,文人政治得到了空前广阔的发展。

庆历四年秋,范仲淹与文人政治的风光

图/网络

我们进一步假设,如果不是晏殊能诗善词,写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得“宰相词人”之称;如果不是范仲淹《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灵乌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成千古名句;如果不是欧阳修写出《醉翁亭记》《渔家傲》,与晏殊并称“晏欧”,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如果不是梅尧臣少即能诗,与苏舜钦齐名,时号“苏梅”,又与欧阳修并称“欧梅”,被誉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如果不是苏舜钦的《城南感怀呈永叔》《吾闻》,令欧阳修推崇他在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地位;如果不是韩琦筑“万籍堂”藏书楼,著论多多令后世艳羡;如果不是石介的《根本》《庆历圣德颂》《怪说》开宋明理学之先声;如果不是“宋四家”蔡襄擅长正楷、行书和草书,不单得宋仁宗喜爱,连米芾王庭坚都折服不已;如果不是夏竦庆历四年编著了《古文四声韵》,成为后人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庆历年间这个“秋”,断无法多姿多彩,风光至今。

这抑或是夏坚勇选取这个时间节点以文人政治“鸡毛蒜皮”言之的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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