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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外交看胡适和林语堂对知识分子的理解

(2019-03-23 10: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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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冰川人物

从民国外交看胡适和林语堂对知识分子的理解

  冰川思想库特约研究员 | 姚峥华

  进入己亥年,钱锁桥先生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先声夺人,在书界被广为传播。

  因为书的立意非常新颖——“林语堂、胡适、鲁迅代表中国现代知识思想的三个坐标”。“就其思想认识、知识分子立场所论,林语堂一生言行及其著述和胡适及鲁迅既有交融又有超越,从而给我们展示另一景观,为中国于全球时代现代性之路铺垫新的范式。”“林语堂的遗产会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特别有用,更有启发。”

  从民国外交看胡适和林语堂对知识分子的理解

  《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钱锁桥著(图/网络)

  一波似比一波高。归纳而言,鲁迅和胡适并不能和林语堂并称,鲁迅和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林语堂不仅是二十世纪的,还属于二十一世纪;不仅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

  这本传记一下子从高度、深度和广度上把以前所有的林语堂传比了下去,钱先生定位林语堂为“自由主义跨文化思想家”“自由主义批评家”“有政治坚守的自由知识分子”,这些头衔对我们以往关于林语堂的“畅销书作家”“汉英词典编纂者”的认知给予了有力的刷新。

  01

  钱先生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林语堂作为中国现代知识思想史的个案研究,有理有据地阐述、论证并梳理了一条清晰的林语堂思想及学术发展脉络。他认为这是一部“智性传记”,“既注重史实,又带有时代及个人激情”。

  因了喜爱,书中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激情叙述手法,甚至有以论带史,史论结合的痕迹。如果说钱锁桥曾认为林太乙为父亲做传有太重的“私心”,着笔难免夹杂情感的偏倚。那么,钱传则是另一种“私心”,它力图客观全面却分明不自觉地有着粉丝对偶像拔高甚至神化的意味。

  书中,钱锁桥将胡适和林语堂在自由主义分子方面做了比较。他认为,“胡适想做政府的‘诤友’。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被认为必须远离权力,向权力说不,为被压迫的人民发声。……胡适和政府合作怎么说都无法摆脱个人机会主义色彩,按此逻辑,胡适战时出任驻美大使也不是什么可誉之事。”

  从民国外交看胡适和林语堂对知识分子的理解

   胡适(图/网络)

  这里我想对照一下胡适日记以及文史学者林建刚教授出版的《我的朋友胡适之》,对钱先生的一些提法呈现不同维度的理解。

  首先,胡适并不想进入政府做官,出任驻美大使是战时征调,为国家和子孙后代计。

  看胡适日记,1929年7月2日,宋子文找胡适去谈一些改革的意见。胡适对他说,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

  1937年“七七”事变。胡适应邀参加了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牯岭茶话会,会上他诘问,中央是不是真的不要华北地区的土地和人民了?据后来王世杰的回忆,胡适这一段慷慨陈词坚定了蒋介石抗战的决心。蒋由此希望胡适前往美国开展民间外交,并请王世杰充当说客。

  但看重个人自由的胡适并不想进入政府做官。

  林建刚在《我的朋友胡适之》书中分析,胡适最终出任驻美大使,先是蒋介石的敦促,接着是王世杰的敦劝,最后是傅斯年的一哭,“孟真一哭,我至今不曾忘记。五年中,负病工作,忍辱任劳,都只是因为当日既已动一念头,决心要做一点成绩,总要使这一万三千万人复认识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不但可与同患难,还可与同安乐。四年成绩,如斯而已。”

  当然,还有胡适好友徐新六的信,“此时,当一切一切以国家为前提。”胡适阅信时,徐已被日本人炸死。这对他触动很大。

  1938年,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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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0月4日,胡适到华盛顿就任中国驻美大使(图/网络)

  1939年胡适给妻子江冬秀的信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

  纵观胡适一生,不管在家国存亡的大是大非上,还是学术之争的小纷小扰处,他的处世始终遵循“无为而治”、“无用之用有大用” 哲学。用他的话讲,就是轻易不要动“正义的火气”,他认为“‘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胡适日记》)“所以,人世间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在战时外交上,胡适也恪守这一行为准则。

  迫于局势,1940年,蒋介石派宋子文作为个人特使赴华盛顿。这一信号,也表明了蒋政府对胡适外交的不满。

  胡适1940年7月22日写信给王世杰:“若不做大使,决不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理由一是舍不得北大,要回去教书。二要保存自由独立的说话之权,故不愿做大官,三大使是战时征调,不敢辞避。而中研院院长不是战时征调。”

  秉承着“国家之上犹有人类在”的理念,胡适始终把个体人权放在第一位,出任大使,只是战时征调,国家有难面前,不敢辞避。他从内心深处并不想当官,此番“见义勇为”的豪迈之举,无外乎尽公民甚至是知识分子应尽之责任。

  02

  1940年12月17日,被舆论内外夹击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年之内,跑了不少的路,做了不少的演说,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读书的机会很少……我的主张仍然不变,简单来说,仍是为国家做点面子。叫人少讨厌我们,少轻视我们,叫人家多了解我们。我们所能做的,不过如此。至于政策,则此邦领袖早已决定,不过待时演变,待时逐步展开而已。今年美国种种对我援助,多是这程序的展开,我丝毫无功可言。”

  胡适的主张,就是力图站在民族的立场,尽量补偏救弊。仅此而已。基于这个朴素的出发点,他不想凸显成绩、邀功行赏,或赢得美誉。

  此时的林语堂,在美国出版连续两部作品《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大获成功,家喻户晓。国内的局势也牵动他的心,他开始创作战时小说《京华烟云》。1940年回国时,在重庆见到蒋介石,基于爱国情怀,他开始进言献策。此时与他四年前自我标榜的“两派都不参与,感觉自己一个人在黑暗中吹口哨”又发生了变化。

  1941年7月19日,胡适同化工实业家范旭东谈抗战前途,说一是和比战难百倍,二是苦撑待变。胡适日记中说,“苦撑是尽其在我,待变是等候世界局势变到于我有利之时。”这同样延续了他不动“正义的火气”的理念。范旭东归国后赠胡适象牙图章,“苦撑待变”,这在后世成为美谈。

  珍珠港事变后,罗斯福总统约见胡适,请他转告蒋政府,美对日宣战。随后,国民政府也正式对日宣战。胡适后来对罗家伦说,“这时候我觉得大事已定,心里一块石头才放下去”。 “苦撑”迎来了美中联盟共同抗日。那一晚,他睡了一个安稳觉。

  从民国外交看胡适和林语堂对知识分子的理解

  胡适与罗斯福(图/网络)

  与此同时,林语堂对胡适和宋子文在美国搞的中国外交非常不满。他直接上书蒋介石,谈论“革命外交”,认为“需要抗议时就必须抗议”,外交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只有当你够资格做敌人时,你才有资格被当成朋友”。蒋读信后希望他继续“指教”。

  珍珠港事件后,蒋介石派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派熊式辉率军事代表团赴美。“代表团自1942年春天开始在美国呆了九个月,基本上无所事事。林语堂对中国的外交努力非常失望。他给《纽约时报》写信抗议‘中国已被出卖’。(钱锁桥《林语堂传》)”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魏道明继任。

  深感时不我待的林语堂迫切地与宋子文、熊式辉、魏道明多次叙谈,他提出要摆脱磕头外交,希望蒋介石要有强国领袖风范。

  离任后的胡适继续在美国生活、写作、演讲。从1937年11月26至1946年6月5日8年零8个月中,胡适做了上百场讲座,接触了方方面面的人,游说了很多政客,也阻止了日本与美国谋求和平的努力。

  尽管冯玉祥、白崇禧、孔祥熙包括林语堂在内多人对胡适的外交有所诟病,也有很多人给予了高的评价,高宗武就说他作为外交家,干不了外交家所干的事,但干了外交家不能干的所有事。

  03

  胡适回国后,政府希望他继续出任要职。

  1947年2月22日,胡适写信给王世杰,“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敢就。理由无他,仍要是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我决不是爱惜羽毛的人,但我不愿放弃我独来独往的自由。”

  独立、自由、容忍,贯穿了胡适的一生,没有改变。

  相比之下,林语堂站在民族主义角度,这个阶段更愿意做政府的“诤友”,甚至被老友赛珍珠夫妇认为,他的言行举止以及他的作品是做为“中国驻美大使给美国发放的政府传单”,这也因此导致到后来林语堂与赛珍珠夫妇二十年的友谊决裂。

  另一方面,在对蒋夫人宋美龄的态度上,胡适与林语堂截然不同。

  卢沟桥事变后,林语堂1940年在重庆见到蒋介石和宋美龄。从那时起,他开始与宋美龄保持几十年的英文通信和密切关系。

  1941年林语堂给宋美龄信,希望她同意访美,“可以想象,到时整个第五大道都会沸腾起来”。与此同时,他在另一封信提到重庆遭轰炸,对宋美龄说,“我们却有特权在和平中工作和睡觉,感到既内疚又无能为力。”

  在林语堂1941年底完成的小说《风声鹤唳》中,里边有一段描写:日军飞机轰炸汉口以后,宋美龄“身穿一件蓝色短毛衣和一件黑色长衫,毛衣袖子卷得高高的”,出现在人群中,安慰遭轰炸的平民。“你看,蒋夫人亲自来看我们老百姓了”,一位农人乐呵呵地笑道。

  有意思的是,胡适在1943年3月2日的日记中记道:“听蒋夫人演说,演说实在不像样子,不知说些什么。”3月4日,他与蒋夫人见,“她一股虚骄之气,使我作恶心。”

  从这个时间段看,应是林语堂提到的后来宋美龄访美之行。

  从民国外交看胡适和林语堂对知识分子的理解

  1943年,宋美龄访问美国(图/网络)

  1944年林语堂在中国巡游半年后回美国,他写信给宋美龄,倾诉美国人对重庆政府的偏见和不信任。他说,我希望写出一部得意之作,能彰显中国灵魂并阐释一个国家内在变化的过程。这部作品是《枕戈待旦》,但市场反响平平,没能起到轰动的效应。

  之后林语堂创作《朱门》,出版后寄赠宋美龄,信中还无话不说地提到他这些年一直在发明打印机,亏了一大笔钱,把自己积蓄都用上了。可见他们的交谊之深。

  04

  在钱锁桥的《林语堂传》中,林语堂与宋美龄的友谊一直持续着。1966年他回台湾定居,台湾当局为他特别建造了一幢中西建筑风格的别墅,别墅落成后,林语堂邀请宋美龄蒋介石到舍饮茶并拍了很多照片张挂在墙上,如今该别墅已做为林语堂故居对外开放。

  而在林语堂回台前四年的1962年,胡适在“中央研究院”主持会议后去世。送别场面感人,罗家伦在日记中记道,“沿途学生、青年与一般民众肃立两旁,……不只五六万人。商人、工人均停止工作,肃立致祭或敬礼。”

  从与蒋介石宋美龄的私交上,胡适和林语堂各不相同。钱锁桥先生在书中写道,“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被认为必须远离权力,向权力说不”,相比之下胡适显得更泾渭分明,洁身自好。

  胡适年长林语堂4岁,1917年胡适留美回国,林语堂在清华参与了欢迎的活动。通过给《新青年》投稿,林语堂得到胡适的注意和赏识。1919年林语堂获政府半奖学金资助赴美留学,胡适为他争取学成回北大任教,这样他可得北大部分留学资费。林语堂留学期间太太做手术时胡适曾自掏腰包300美元接济,这令林语堂十分感动。

  晚年谈起,林语堂视胡适为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他一辈子尊敬胡适。

  在钱锁桥先生看来,长期以来大家只看到林语堂作家的一面,而忽略了他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一面。拿胡适作参照,我们总看到舞台聚光灯下的胡适,战时出任驻美大使,扮演了“做官”的角色,并为此背负了骂名;却不知聚光灯外的阴影处,林语堂一直上书蒋介石并与宋美龄通信,关系更为密切。

  在国民政府外交路线上,林语堂与胡适的态度截然不同,做法也大为迥异。从这个层面上看,重审林语堂在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中的地位与意义,对梳理历史脉络及还原真相,也显得愈发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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