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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跤吧,爸爸》讲的,难道不是中国故事 ?

(2017-05-15 10:21:10)

他们对欧美的事情如数家珍,望梅止渴,但是对家门口的、对自己的苦难熟视无睹,用整容脸、小鲜肉,装扮出经不起推敲的盛世欢歌。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 任大刚


在中国,去过欧美的人如过江之鲫,研究欧美的书籍汗牛充栋,哪怕一个中学生,也可以甲乙丙丁,一二三四讲上一通欧美如何如何。


而对近邻印度,不仅去过的人屈指可数,随便问一个大学毕业生,也难讲出个所以然来。


这种认知上的古怪差异,只有两个字可以解释:势利,尤其是精英知识阶层的势利。中国和印度的外交关系固然不是那么热火朝天,但也不至于去往那里会受到无礼对待吧。


况且,那里也可以算是中国人的精神原乡之一,对今天中国人精神生活仍然产生着巨大影响的佛教,就是从印度传过来的。然而即便声称自己是佛教徒的人,又有几个打算去做寻踪之旅呢?


 

阿米尔·汗在电影中饰演“爸爸”阿米尔·汗在电影中饰演“爸爸”

 


但是《摔跤吧,爸爸》的中国普通观众,却用票房堆积,抛弃这种势利。


这个陌生的国度,在这部电影中显得如此亲切。我想,如果有中国投资人愿意拍出一部中国版的《摔跤吧,爸爸》,至少它不会显得有多么突兀,有多少违和感。


电影故事并不复杂,讲的是一个退役的前摔跤运动员马哈维亚因为生活所迫,没有机会参加世界级比赛,取得世界冠军。这个遗憾困扰着他,他一心想让自己的后代实现自己的愿望。但连续生了四个孩子都是女儿,他灰心丧气。偶然一次孩子斗殴,马哈维亚发现两个女儿有摔跤天赋,这激发了他的希望,通过魔鬼训练,艰苦努力,女儿成为世界冠军。


电影取材于真实故事。但这样的故事,在我们周围,那一天不在上演?


 

 


古代那些寒门学子经年苦读,一举成名的故事就不说了。


今天,那些没有走上更大舞台而抱憾终身的音体美人士,为了改变(家族和孩子)命运,不惜背井离乡,为着一线希望,带着孩子寄居在北上广的小屋;那些租住在毛坦厂中学附近的父母,哪一个故事的开端,不比《摔跤吧,爸爸》令人动容?


是的,励志是一回事,更多是黯然神伤的平淡,就像蒋雯丽在《立春》中饰演的王彩玲一样。


这样的故事,中国和印度一样,都不缺乏,遍地都是。


有人说这是表现印度女性地位的女权主义的电影,同样,这在中国也不鲜见。


只是十多年前,中国农村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新生儿的男女比例,并不比印度好多少,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实际并没有高到哪里去。


只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如今女孩子因歧视而成了稀缺物品,彩礼价位被抬到天文数字,一干父母开始后悔没有生养女儿。


不过任何东西一旦受价格左右,供求关系总会发生变化。我总担心有朝一日,一些地方的女孩子,会像今天的印度底层一样,重新成为“赔钱货”。


人们兴许还记得若干年前《盲山》这部电影,今天中国拐骗买卖本国妇女的事情或许少了,但不是又兴起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国妇女被拐骗到中国的事情吗?


妇女地位或因经济发展,在发生质的变化,但他国妇女在本国遭遇不幸,说到底仍是一种野蛮。在这点上,并不能说我们比印度文明了多少。


稍有不同的是有关体育运动,两国区别倒是蛮大的。


 

爸爸训练女儿摔跤爸爸训练女儿摔跤

 


马哈维亚带着两个女儿,从与男孩子泥地摔跤比赛开始,一直战斗到全国冠军,基本都是一个家庭的内部事务,困难的时候,连鸡肉都吃不起,顶多有一些个人赞助。马哈维亚向地方上的“体委干部”请求资助一张摔跤垫子都被拒绝。一直等到女儿拿到全国冠军,才有机会进入印度体育学院,接受专门训练。


而如果换成中国的举国体制下,则很可能有地方体育部门的大力支持,不至于过得如此艰辛。


两种体制,导致印度在国际比赛中的成绩,与中国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现在的普通中国人,可以对体育奖牌熟视无睹,但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把体育奖牌等同于国家地位,迫切希望用它来证明这个国家、民族还“行”的心理,何等迫切。


 

 


在21世纪的印度,马哈维亚这种离世界冠军只有一步之遥的运动员身上,以及那些山呼海啸的印度观众身上,用体育奖牌荣耀国家的想法,潜在的民族主义情绪没有得到满足的压抑,仍然可以明显感觉到。


尽管民族主义在两国的体育赛事上,都有表现,但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通过体育这条路径,往上说为国争光,往自己说实现阶层逆袭,道路都非常狭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在中国,由于举国体制,底层的孩子要比印度更容易逆袭一些。


但正因为如此,《摔跤吧,爸爸》更能激起体育界之外的更多中国观众的共鸣——实际上,除了体育,两国的穷苦民众要实现阶层上升,除了奋斗,除了牺牲,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今天在中国,举凡在城里能够立稳脚跟的底层民众,哪一个不是曾经跟马哈维亚和他的女儿一样。要么经过起早贪黑,长达十来年的魔鬼般的苦读和考试训练,要么受尽白眼,经历地狱般的基层工作,那些艰辛,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真是“我自己都怕自己”。


 

我们也有很多社会题材值得书写我们也有很多社会题材值得书写

 


可惜的是,这些故事,好像从来没有进入影视剧投资商、编剧和导演的视野——


马上要高考了,我们有真切地反映高考生活的电影吗?好像一部也没有。更不要说对高考的反思,对应试教育的反思。


那么多流水线上的青工,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的生活怎么样?他们的前途在哪里?没有电影投资商去关注。


还有数千万留守儿童,老人,妇女儿童……这样的名单可以开出一长串。也没有任何电影投资商去关注一下他们身上发生的悲喜剧。


当然,这些问题尽可以推到监管部门头上。监管部门当然有监管部门的问题。但是,当几乎所有热门的现代流行剧中,上述这些人,连被提及的机会都没有,这又作何解释?


说到底,还是那个词:势利。或有人说了,这些题材,没有观众,赚不到钱,于是镜头永远对准所谓“白领”,因为市场逻辑是,他们掏得起钱。但阿米尔·汗拿的,难道是政府投资?


 

中国电影已经进入“盛世”,但依然经不起推敲中国电影已经进入“盛世”,但依然经不起推敲

 


如果把电影制作也看作一种知识视野,那么这种势利的知识视野,实来自中国近代以来被西方列强打得满地找牙,威仪尽失,一代又一代精英知识分子潜藏在内心的最大愿望,就是让中国重新回到世界的中心位置上,或者至少要取得与欧美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


于是,眼睛死死盯着欧美,不要说领袖们在梦想“毕其功于一役”“大跃进”“超英赶美”,精英知识分子难道不是这样想的?


于是,其余国家和地区,不管是拉美、南非,包括印度,都是不屑一顾的。甚至说学习日本,心里却也有一万个不情愿。


这种精英或核心知识分子的势利眼,形成一套核心理念,然后像水波一样扩散到作为外围的内容生产者——编辑、记者、演员、编剧、作家等等,通过他们再影响到普通民众趣味、观念,使他们对欧美的事情如数家珍,望梅止渴,但是对家门口的、对自己的苦难熟视无睹,用整容脸、小鲜肉,装扮出经不起推敲的盛世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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