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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保姆纵火案:证人出庭作证机制的失灵

转载 2018-01-06 09:58:56

杭州保姆纵火案,因庭审当日辩护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并擅自退庭,导致案件审理暂时搁置。我们注意到,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被法院全部驳回,是辩护人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杭州中院无法公正审理本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辩护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及其擅自退庭的行为是否合理非是我们所能论之,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法律人甚或律师内部都有不同观点对立而互不相让。但透视本次律师退庭事件,至少能够达成共识的是,刑事诉讼中申请证人出庭被法院驳回的情况可谓司空见惯,只是这一次,律师站出来,向法院说了

 刑事诉讼中证人不出庭作证而以其庭前证言作为质证对象,首先违反了刑事诉讼的直接言辞原则(即:法官亲自听取双方当事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当庭口头陈述和法庭辩论,从而形成案件真实性的内心确认,并据以对案件作出裁判)。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被告人及辩护人辩护权的行使,使得庭审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甚至影响案件事实的查清。证人出庭作证率低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大顽疾,为律师界和学界广泛批判多年。立法者也已经意识到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增加了旨在提高证人出庭率的若干措施,构建了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证人出庭作证保护以及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的法律惩戒等一系列机制。

 但是五年以来,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似乎立法者的努力并未起到实质作用。以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为主的调研团队,曾针对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问题在黑龙江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法院系统开展面上调研,得出的数据如下:“作为课题项目面上调研对象的黑龙江省各基层法院,哈尔滨南岗区法院2013年证人出庭率不到5%;龙江县法院2012-2014年审结刑事案件750多件,证人出庭的案件仅1件;讷河市法院2013-2015年审结刑事案件816件,证人出庭的也仅3件;龙沙区法院2012-2015年审结刑事案件近1500件,证人出庭作证的只有1件;齐齐哈尔市2013-2015年审理刑事案件7900件,证人出庭共21件,出庭率为6.66%”。(见陈光中等:《完善证人出庭制度的若干问题探析》,载《政法论坛》第35卷第4期)应当说,上述调研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低下,大部分案件都是书面证人证言代替证人出庭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均具有普遍性。

 证人出庭制度失灵,存在理念上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受到侦查中心主义的约束,审查起诉阶段与审判阶段过于依赖侦查阶段形成的卷宗材料,以至于针对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机关互相制约不足而互相配合有余的不正常现象,民间对此亦以做饭、端饭、吃饭相对应予以调侃。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力、地方化的行政管理体制、政法委的统一协调以及非正式的协商机制等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了司法一体化的诉讼格局,本应处于中立地位的人民法院对于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提供的证据和指控的事实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和信赖感。

 司法理念的后进直接导致立法和司法的偏颇。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对证人出庭进行了制度上的设计,但是在目前的证人出庭制度中,法律规定仍然较为笼统和原则。《刑事诉讼法》大体规定了两种申请证人出庭的情形,其一为相关证人证言未收集的,辩护人有权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规定辩护律师有权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span>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一条细化:辩护律师向证人或者有关单位、个人收集、调取与本案有关的证据材料,因证人或者有关单位、个人不同意,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或者申请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同意。其二为对收集在卷的证人证言有异议的,辩护人有权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的,证人应当出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span>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此细化:控辩双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出示证据,应当说明证据的名称、来源和拟证明的事实。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准许;对方提出异议,认为有关证据与案件无关或者明显重复、不必要,法庭经审查异议成立的,可以不予准许。

 从上述规定可见,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标准,是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但是这一标准显然过于原则,使得证人是否出庭——尤其是在公诉机关反对证人出庭的情况下——几乎完全取决于法院。以至于在实践中,部分人民法院将这一权力发挥至极致,尤其是对于辩护人提交的证人出庭申请,往往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这将被法院视为横生枝节,且证人在法庭上所作证言的不确定性,也不利于法官顺利操控庭审进程,因此经常出现被驳回的情形,在个别案件中,甚至出现证人已在法院门口而无法进入法庭作证的情形。

 20141023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上述内容实际上是对庭审实质化(或称以审判为中心)的重申与强调。我们相信,各级司法机关对于上述决定内容也已通过各种方式反复学习,但是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是否有所改变?似乎情况并不乐观。回到杭州保姆纵火案,如果我们暂且不论党琳山律师此次退庭的动机,或许本次事件正是律师行业借机呼吁人民法院依法放开证人出庭限制门槛的绝佳契机。以杭州纵火案为例,被告人可能判处的刑罚几乎可以确定,但是事实真相同样重要,对于辩护人所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人民法院真的认为没有必要吗?似乎也不见得。总之,对于法院而言,还是应当回归到居中裁判的位置,对于业内的其他律师而言,此时似乎也不是说风凉话的时候,何况有的风凉话说的也不一定正确。

(作者:邓漫银,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研究生,18310997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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