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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录取低分考生,事件背后的“错配效应”不容忽视

(2019-08-16 14:57:11)

田方萌,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一个社会应当对其弱势成员予以照顾,同时也应讲求方式和方法。如果超出一定限度,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教育资源,也不利于弱势群体自身。

北大的退档决定很可能是符合实质正义的。说“很可能”,因为现实中总存在其他情况,比如考生高考发挥失常或日后潜力爆发。不过,就统计性的教育规律而言,北大退档低分考生,至少可以使他们避免承受“错配效应”的后果。


七月,河南两名低分考生遭北京大学退档,引起了舆论的广泛争议。这两名考生总分分别为536和542,要说也不算低,可考取北大就力有不逮了。不过,为了照顾贫困地区的考生,从2012年开始,教育部开辟“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指定地区的考生报考重点大学可以另外划线,降分录取。
北大今年在河南省的这项招生计划共有八个名额,这两名考生排在最后,比倒数第三低了100多分。北大以“入学后可能完不成学业”为由,对其中一人连续三次提出退档要求,并从第二志愿的考生中录取了两人(均为671分),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只好同意。

▌实质正义
舆论争议的第一个焦点,在于北大的决定是否符合程序正义,也即该校是否有权退档。由于这两名考生的成绩在一本线之上,教育学者熊丙奇据此认定,北大无权减少招生名额:“……如果是按11拿学生档案,投档进去的学生,所有条件都符合,可学校却以分数低为由退档,这是违反投档、录取规则的,这也意味着学校没有完成招生计划。”不过,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则在采访中声称:“国家是有招生计划的,但可以不招满,甚至一个不招也没关系。”


细查2019年教育部关于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工作的通知,可以看到如下规定:高校同批次内生源不足时,不得将未完成的专项计划调整为普通计划,应通过多次公开征集志愿方式录取或调整至有合格生源的省份录取。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生源不足”,按照多数评论者的理解,既然涉事考生的分数不低于一本的录取线,便不存在生源不足问题,北大就无权退档。北大后来补录了这两名低分考生,也给出了同样的解释:鉴于河南省“国家专项计划”录取工作采取按顺序志愿投档的方式,已退档的2位考生达到了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且符合录取条件,应予录取;退档处理过程存在不合规之处,招生办公室的退档理由不成立。


在这个意义上,北大的确违反了程序正义。


本文重点想讨论的问题在于,北大的退档决定是否符合实质正义,即它是否具有教育意义上的合理性,是否符合高校和考生的基本利益。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在采访中表示:“高校在国家专项计划招生中具备一定自主招生权,但北大以学生高考成绩过低,担心其不能完成学业,显然这个理由不是很充分。”而在我看来,北大招生人员这次很可能做对了,这一决定既符合教育规律,对考生也有好处。
笔者两年前曾发表《中国高校扩招留学生的低效与不公》一文。因为最近网上热议留学生问题,此文被多家公号转载,并引起了很多大学教师的共鸣。我在文章中指出,由于国际知名的大学排行榜以留学生占全校学生的比例衡量一所大学的国际化程度,中国重点大学据此扩大留学生规模,导致中外学生的生源质量差距越拉越大。教育部制订的“留学中国计划”实质上是一场“洋跃进”,为留学生提供的教学项目占用了高教部门相当可观的教育经费和师资,可生源质量却不匹配如此巨大的投入。


虽然出于不同的政策目标,中国实施的贫困生专项计划也具有与留学生扩招类似的机制和效果。两者都在普通招生计划之外,另辟录取通道,并要求达到一定规模或比例。例如,2016年的国家专项计划要求向指定贫困地区招生6万名,比2015年增加了1万名。地方专项计划要求各省所属重点高校的录取人数原则上不少于这些高校年度本科一批招生规模的3%。此外,各重点大学也出台了细则不同的“高校专项计划”,以照顾边远、贫困、民族等地区的优秀农村学生。据2018年11月中国新闻社的一则报导,通过各类专项计划进入“双一流”高校的学生约为3.7万人,占所有“双一流”高校招生总数的10%左右。


从事过录取工作的高校教师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生源质量和数量不可兼得。如果想保证质量,就必须控制招生数量;反之,如果扩大招生规模,生源质量必然下降。就像其他宝贵的资源一样,人才的供给也是稀缺的。在每一个省份里,能考高分的学生只有一小撮人,只有他们具备考取北大清华的实力。若给招生政策加上一个限制条件——贫困地区户籍,这两所学校就不得不降低标准录取。
根据网上的招生信息汇总,北京交通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高校专项计划可在该校投档线下降低40分录取。中山大学和湖南大学声明,只要符合条件的考生达到一本线,即可择优录取,中国人民大学也表示最低可降至一本线。清华大学的“自强计划”之前规定专项考生录取时可比普通线低30分至60分,今年的降分幅度则未公布,只称“由我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确定”。虽然今年北大在河南省的国家专项招生仅有八个指标,到最后一名就已降至538分,比北大的普招分数线(684)低了146分。


制订专项计划时,教育部可能早已预见了降分录取的需要。2019年该部的相关通知指示,如果同批次内生源不足,未完成的专项计划应通过“多次公开征集志愿方式录取”,或者“调整至有合格生源的省份录取”。在此情况仍不能完成招生计划,则应“适当降分录取”。这里“适当”是很微妙的官方用语,语义积极又不给出明确标准:比普通录取线低五十分适当,还是低两百分适当?

▌错配效应

并非只有中国采取照顾弱势群体的招生政策,美国之于黑人等少数族群,印度之于种姓制度下的“贱民”阶层,都长期实施了类似的扶助性措施(Affirmative Action,又译“平权行动”)


针对这类政策的批评意见主要集中于两点。


一是无效性,弱势群体中家境较好的成员往往成为这类政策的受益者,而真正贫困的成员享受不到多少好处。例如,中产阶级家庭的黑人学生常因“平权行动”优先进入名校,底层的黑人少年早在中学阶段就辍学了。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国家专项计划的申请者只须具有贫困地区的户籍并在当地高中就读三年,并无家庭或社会地位方面的限制。因此,该计划确保了贫困地区的考生比例,而非贫困考生的比例。清化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副教授文雯等人研究发现,通过国家专项计划进入某重点大学的“贫困生”超过一半具有城镇户籍,而且往往家庭背景较好,这有违政策初衷。


二是悖谬性。照顾弱势群体的政策本是为了实现“教育公平”,结果却导致了新的不公现象。1978年,一名叫巴其(Allan Bakke)的白人男子申请加州戴维斯分校,结果两度遭拒。由于戴维斯分校录取了学术背景逊于他的黑人学生,巴其愤而控诉该校的招生政策偏向少数族群,违反了美国宪法。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后高法判决加州大学录取巴其,以后不得使用以种族为基础的配额制。中国的贫困生专项计划也存在类似问题:有人以536分入读北大,而不少考了六百多分的学子却未进入该校,他们自然有所不满。虽说前者出身贫困地区,可弱势群体并不限于这些地区的居民。贫困出身是否应当作为录取依据,也没有取得社会共识,仍是个值得辩论的政策问题。


这里笔者并不想过多阐释以上两种反对观点,而是要探讨北大招生人员的退档意见:“(该生)高考成绩过低,据我校教学强度,若录取该生,考生入校后极有可能因完不成学业被退学。本着以人为本,为考生负责的态度,特向贵办申请退档。”有论者认为,北大退档并不是为了考生,而是要维护该校的颜面。即便如此,招生人员仍然指出了一条重要却被忽视的教育规律——错配效应(Mismatch Effect)


笔者目前从事教育行业,虽称不上老教师,可工作也有些年头了。我的教学经验之一,就是讲课速度不能太快——只有好学生能听懂,也不能太慢——让差生拖后腿,而应适应多数中等生的接受水平。因此,一个班里学生的素质越是相近,教学效果就越好,否则就有人嫌讲得太快或太慢。若把能力一般的学生硬塞进平均水平较高的快班,这个学生很可能跟不上老师的讲课速度,这就是“错配效应”。


将原本考不上北大的贫困生送进该校,也具有类似的效应。据中国经营报报道,北大一位多年负责高考招生的老师反问记者:“(河南考生只有)530多分,来了(北大)之后能跟着680、690分的学生一块学吗?”


有的读者可能会说,这道理虽不假,只是老师们的经验之谈,可有严谨的学术论证?美国学者桑德尔(Richard Sander)就对平权行动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他同记者泰勒(Stuart Taylor)一起,在2012年合作出版了《错配》Mismatch一书。桑德尔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发现,班里的差等生大都是通过平权行动进入大学的黑人和拉美裔学生。因为学习能力逊于普通学生,他们的学习动力和自信心在入校后很容易持续跌落,轻则影响学业,重则不能毕业,有些学生甚至因此改换专业。根据两位作者的细致分析,“错配效应”可以解释黑人和拉美裔学生拿到理工科博士学位的比例为何如此之少,以及法学专业的黑人毕业生通过律师考试的成功率为何远低于白人同学。

桑德尔原本是平权行动的支持者,他认为围绕这一议题的正反方各有其值得捍卫的价值。问题在于,在大学录取中照顾低分考生,这样的做法现实中是否行得通?他与泰勒的调查发现,平权行动本是为了帮助少数族群取得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反倒对这些“受益者”的职业发展造成了很大伤害。在个体层面,由于大学在招生时特意考虑种族背景,少数族群的学生进入了超过他们实际报考能力的学校。他们的入学成绩低于普通学生,不少人在班里成绩垫底,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在群体层面,同等背景下优先录取少数族群学生,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不良印象,即有色人种不是靠真才实学进入名校的,而是沾了政策倾斜的光。即使他们像奥巴马一样从哈佛大学毕业,其学位的含金量也打了折扣。为消除这种偏见,有些黑人教师和学生也反对照顾自己种族的平权行动。



▌平等主义

类似美国的平权行动,中国的贫困生计划也可能产生错配效应。这些计划的执行力度越大,错配效应就会越显著。据2017年的一期《中国新闻周刊》报道,通过国家专项计划和“自强计划”进入清华大学的学生,虽以低于正常录取分数线的成绩进入该校,但之后的经历却没有想象中那样美好:有人无论怎样努力都跟不上学习进度,开始变得消极厌学;有人因为不适应大学的生活而感到孤独迷茫、沉默寡言;还有人甚至因为压力过大患上了强迫症。


清华大学的“学生学习与发展指导中心”曾调查过该校工程物理系的学生,结果发现近六成贫困生“学习跟不上”,而只有约30%的非贫困生存在这一问题;近半贫困生存在自卑情绪,而带有这种情绪的非贫困生不到20%。


根据北大招生人员退档的理由,我们可以猜测,北大也已经发现贫困生,尤其是分数最低的学生,存在类似的问题。国家专项计划让重点大学的招生工作陷入了两难:录取低分生则面临错配效应,不录取则完不成招生计划。教育学者熊丙奇虽然批评北大退档违规,可他也承认通过各类专项计划进入高校的学生,有些“确实存在跟不上的问题”。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让高校加强对专项生的适应性教育,其实将错配效应的代价由考生转嫁给了校方。


类似留学生扩招的录取机制,贫困生专项计划也人为地设置了双重标准,拉开了贫困地区生源与普通生源的分数线,造成了性质相同的不良后果。极具反差的是,笔者对留学生政策的批评颇受读者欢迎,而剖析平权行动的文章则遭受冷遇。这背后的原因恐怕在于很多人对阶层分化的不满和他们持有的平等观念。例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许纪霖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就强调,高考制度要给予贫困家庭子女“往上流动的希望”,为此抬出了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根据罗氏提出的“差异原则”,一个公平的社会应当对弱势群体给予“补偿”。无独有偶,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袁正教授在最近的评论文章中也指出,北京大学补录两名考生,属于“正义之举,回归到了罗尔斯主张的正义原则”。


类似的观点似乎成了当前中国主流的正义观:分数标准只是为了选拔人才提高“效率”,照顾弱势群体的招生项目才出于“公平”原则。人们也许忘记了,四十年前中国恢复高考,正是为了实施一种基于能力标准的公平理念。今天,这种理念日益受到罗尔斯式的平等主义挑战,后者倾向于将平等看作公平,将差异视为问题。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民国学者潘光旦就讥讽过这样的平等观:“提倡教育机会平等者,其目的如在减少人类之不平等,则诚不免心劳日拙矣。”


在平等主义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的社会里,人们越来越不敢批评平权行动这类政策,害怕背上“政治不正确”的骂名。《错配》一书的副标题便是“平权行动如何伤害了它想要帮助的学生,以及为何美国大学不会承认这点”。桑德尔的实证研究发表后,受到一些学者不公正的批评;另一些学者虽然承认错位效应存在,却担心揭示这些事实不利于推广平权行动。尽管美国很多大学都在招生时照顾了少数族群背景的学生,却很少有大学愿意公开相关的学业数据。


2015年,清华大学跟踪调查了首届“自强计划”招收的学生,结果发现其中17%的学生成绩排名在本院系的前20%,56%的学生排名在本院系前50%,24%的学生则排名在本院系后20%。虽然这些贫困地区的学生在优秀生中的比例略低,在差等生中的比例略高,相差尚不算悬殊,清华校方由此得出结论——“(专项生)入学后的发展整体情况不错”。


不过,就像各省分数线不同,贫困生的录取成绩也存在相当差异。考虑到有些省份的贫困生考分远高于其他省的普通学生,既有的分省招生政策很可能遮蔽了贫困生专项计划的错配效应。中国教育界应当系统地研究包括专项计划在内的各类扶助性招生政策,并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


笔者在上文提到,北大的退档决定很可能是符合实质正义的。说“很可能”,因为现实中总存在其他情况,比如考生高考发挥失常或日后潜力爆发。不过,就统计性的教育规律而言,北大退档低分考生,至少可以使他们避免承受“错配效应”的后果。一个社会应当对其弱势成员予以照顾,同时也应讲求方式和方法。如果超出一定限度,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教育资源,也不利于弱势群体自身。


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确实计划“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可它同时也要求“遵循教育规律”。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贫困生专项计划如果不规定招生分数下限,强行要求达到某一比例或数量,很可能导致偃苗助长式的负面效应。


北大这次在退档后,从第二志愿的考生中录取两名高分考生,属于更符合教育规律的做法。


最后再讲个故事。巴其申请遭拒的加州戴维斯分校曾经录取过一位名叫查维斯(Patrick Chavis)的黑人学生。他就读于该校医学院,毕业后返回黑人社区行医,被很多美国人称为平权行动培养的模范人物。可在1997年,加州医学委员会(the Medical Board of California)终止了查维斯的职业资格,并在一年后吊销了他的执照,因为他被评定为医术不精,甚至可能治死了一名病人。这也许是个极端的孤例,不过每个人都有可能承担平等主义政策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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