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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动到留守,三个“深圳儿童”返乡的这一年

(2019-08-09 14:27:10)
标签:

社会

教育

文化

李萌,洛杉矶罗耀拉大学传播学助理教授


虽然打工者的子女不提供直接的生产力,但他们的童年却因父母外出务工而变得残缺。流动和留守不是儿童类别的标签,而是打工子女在分裂的城乡间辗转的写照。


一到“小升初”,在深圳的数以万计的打工家庭,便会面临孩子无法入学的困境。其中有许多,已经决定把孩子送回老家,另一些,还对入学政策的临时宽宥抱有一丝期待。这些返乡儿童带走的,是他们对一座城市多年的记忆,对好友的不舍,对父母的眷恋……新面临的,则是对自我身份的重新认识。

为了解流动儿童返乡之后的适应情况,也为即将离开深圳的孩子提供支持,深圳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追踪了三位从深圳返回湖北老家初中入读的学生。

离开父母的她们,这一年还好么?

从流动到留守,三个“深圳儿童”返乡的这一年

另一边,在深圳白石洲,一位即将迎来第四个孩子的家庭主妇在出租屋的厨房做饭。其家里的全部收入来自当快递员的丈夫,房东突如其来地通知他们搬走,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 © 梁莹菲 / 财新视觉新闻中心



▌“即使有社保,打工子女在深圳也很难留下”

去阳新(隶属湖北黄石)的火车是下午两点。走之前,小美换上了一件白色短袖T恤,上面大大地写着:NORMAL(正常的)。

这一天,从小在深圳长大的她,第一次单独离开。

“我妈想让我在深圳继续读,我想回老家体验生活。”九个月后,她半开玩笑地回忆当时的想法。

姐姐认为小美回阳新另有目的。“她在外面的成绩还算可以,以为家里的学生成绩都比较那个(一般),”毕竟在一线城市读了六年。

但小美并没有考进老家中学的重点班,数学听得也是“一脸懵”。“这点上她没有拿捏准,”姐姐笑着调侃小美。

实际上,返乡读书,小美别无选择。

根据深圳的积分入学政策,要进入公立初中,父母一方需要有居住证、至少一年的社会保险,而且要达到公立学校的最低积分。小美的父亲在工厂当保安,母亲在家帮同样在工厂上班的儿子儿媳带孩子。夫妻两人都没有社保,更没有深圳户口。小美家的入学积分,只有基础分的60分。

2018年,小美家所在街道的公立学校入学积分只有一所略低于70分,其他都要求在85分以上。社保月数至少要81个月(6.75年)。留在深圳,小美只能上学费高昂的民办初中,毕业之后进入职业学校或者打工。

在了解了深圳积分入学政策之后,小美自己选择回到家乡。她知道,只有回去才有上高中、考大学的希望。

并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平静接受必须回到老家的事实。得知自己无法在深圳继续念书之后,小珂哭了很久。在深圳长大的她,对这座城市有很深的感情。

面对失望的孩子,小珂妈妈也很无奈。“我们什么(社保)都没买,在这里读书不可能。小孩子不读高中,读技校也没什么用。如果这里可以读的话,我是不会让她回去读的。”

即使有社保,打工子女在深圳也很难留下。

冰燕的母亲有稳定工作,买了多年社保。父亲是二房东,在社区经营租房生意,对子女的教育格外重视。在旁人看来,冰燕是最有希望在深圳念初中的。但分数线下来,加上社保,冰燕家的积分也没有达标。

说起一年比一年高的入学积分,冰燕爸爸指着远处鳞次栉比的商品房说,“很多人都考虑到小孩读书。我那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一点。那时候要是买个房子,还很便宜的,积分也上去了。但是我跟人家不同,我那时候我不喜欢在外面。没有动那个脑子。如果在深圳有房产,非深户籍也可以有80分的基础积分。

现在街道附近的房价已经涨到三四万元一平方,许多打工家庭月收入依然不过几千元。

担心女儿独自返乡成绩下降,冰燕的父母决定让女儿在附近的一所民办初中就读。如果政策不变,冰燕三年之后有资格在深圳报名中考。

然而不久,冰燕爸爸发现该校公立高中的入学率几乎为零。老师的家访也证实了这一点。为女儿的长远发展打算,他和妻子在2019年春节前,收拾了冰燕所有的东西,把她送回了老家。

大年初五,冰燕妈妈返回深圳上班。临走前,冰燕“什么都没有说”。


从流动到留守,三个“深圳儿童”返乡的这一年

8月4日,“坚果兄弟”在深圳边界实施“深圳娃娃”计划,以一台29吨的巨型抓机夹娃娃,展演白石洲“娃娃”即将被这座城市抛弃的命运。 © 坚果兄弟



▌“回家就意味着长大”

说起老家,小珂觉得“没有什么很好的印象”。

“平常你在家里面买个东西,买零食,离大超市就特别远。没有地铁,公交也不是特别多。能去的地方也不是特别多,没有那么好玩了。家里冬天特别冷,夏天特别热。”小珂抱怨道。

一下子从遍布各地苍蝇馆子的深圳城中村回到老家,喜欢美食的小美觉得非常沮丧。学校“中餐晚餐每次去吃饭的时候都离不开土豆。每次都有土豆。要不是土豆丝,要不是土豆块,反正都是土豆。”

最难的是要学着独立生活,独自承担。

小珂的学校在其他家长口中是“比较差”的。她其实有机会到县城上学,但是因为没有熟识的伙伴,她执意留在乡里。寝室八人一间,学校两周放假一天,休息的时候住在舅妈家,个人的时间和空间都格外局促。

离开深圳前,小珂的日常生活都由父母操办。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猛然间扎进寄宿学校半军事化的生活,小珂狠狠地扑腾了两下。

一天晚上,她寝室的室友在熄灯后聊天,被高年级的督察员抽查。“(督察员)就说你晚上很吵。你被那些查宿舍的人逮到了,记名字,然后老师就查,是谁讲的话。”孩子们不愿交代,班主任打了每个人手板。

还有一次,小珂寝室柜子的钥匙不见了,她找老师借了备用钥匙。在归还钥匙的途中,另一个女生劫住她,向她索要备用钥匙。小珂要对方自己去找老师借,女生以“会跟老师说”为由,拿走了一部分钥匙。见钥匙少了,老师便质问小珂。她解释说钥匙被那个女生拿走了,老师就批评她,说的话“不太好听”。

在深圳上民办小学的时候,冰燕和伙伴们曾经非常羡慕附近一所公立学校完备的设施。每当学校免费开放时,社区家长都会带孩子们去那里跑步、打篮球。但现在,她一点儿也不喜欢大操场。

“每天早上要跑步累死了。”冰燕话里都带着一丝绝望。早上五点半晨跑,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学生们都跑得很快。“可能他们适应了吧。那个圈很大,比深圳那个学校的操场还大,差不多是他们两个操场。不对,是三个操场。”“跑步还空腹跑步,跑肚子痛死了。”

在家长看来,学校刻板的生活管理和严格的作息安排是必要的,这让他们对远在老家的女儿们少了些担心。然而学校和老家的亲戚始终无法取代父母的陪伴。“什么事情都是靠自己。毕竟在她舅妈家,没有自己父母那么好,那是肯定的。”想到女儿,小珂妈妈很心疼。

建立新的朋友圈,是返乡孩子适应老家生活的重要一环。研究表明,迁移对儿童的社会关系常有负面影响。离开熟悉的朋友和社区会损害孩子的社交联系,而完全陌生的环境也容易使回流儿童感到孤立与隔膜。

回到阳新后,小珂再也没有见过小美和冰燕。三个好姐妹,三所学校,相隔车程都在1小时以上。小珂觉得自己和新伙伴相处时间有限,没有共同话题。“沟通还是可以沟通。但是沟通得不是特别好。”关系也就“没有那么好吧”。

性格内向的冰燕和同学交往起来比较被动。“我感觉我可能不敢去找别人说话,”她说,“但是别人找你说你肯定要应啊,不应我感觉好像有点那个(不礼貌)”。

冰燕班里的孩子,大多从小就留守在家,没有大城市生活的经验。初来乍到,她格格不入。“他们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真的。不知道跟他们聊什么,而且你说的他们未必听得懂。”

不过后来,善于倾听的冰燕开始慢慢理解那些从小离开父母的留守儿童。“就感觉他们经历的好多啊,有很多故事。”

“我听一个女生说,她妈妈好像是去哪边打工了,她爸好像去很穷的国家了。他们就过年的时候回来一次。有时候回来了,又吵下架。她说回来一次又不容易,然后比较想……想她父母吧。”冰燕觉得,从小能在父母身边长大,自己还是很幸福的。


▌“差不多都被打过”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凌旻华教授曾在2008至2017年间,研究记录了60名父母在上海打工的随迁子女的成长经历。由于中高考政策的限制,其中相当数量的孩子在中学阶段返回老家读书。人际关系的生疏、教育模式的转变,以及课业压力的骤增,让这些“被回流”的学生和故乡的关系始终疏离。不少人在返乡之后最终又回到上海。

回乡一年,三个女孩都还在努力适应着“淮南之橘,北上为枳”的人生转折。

在深圳,冰燕习惯了下午四点放学之后和伙伴们一起玩耍、做作业。老家有晚自习,她以为可以做作业。“结果搞上课,上着上着困死了。”“上完就回宿舍了,就开始补作业。第二天可能还要收。”

就算假期,老师也不给学生休息的时间。五一放假三天,冰燕在武汉上大学的哥哥赶回阳新看她。但她只有和哥哥去剪头发的那几个小时可以放松。

“英语作业好多。叫我们从1到7单元抄单词,每个单词抄20遍。单词有几百个。”“然后还要抄课文,抄1到7单元的课文,每个句子抄十遍。”由于任务量太大“更多的是愿意想完成,就没什么记那些东西”。

小珂也觉得老家教育和深圳相比过于枯燥。“家里的老师是比较古板一点,就是学习学习学习,晚自习还特别多。就是很劳累,一天下来我都累得要死。”关于平时会不会经常想父母,她说:“还好吧,没时间。”

给孩子们带来巨大冲击的,还有家乡学校普遍存在的体罚。小美称湖北的教育是全国模范,但老师也会打学生。“在老师面前,男女平等,不会因为是女生就打轻一点。”

冰燕的班上有60多个学生,“差不多都被打过”,包括成绩最好的学生。体罚的原因多种多样,大都和成绩及行为表现有关。比如“老师让我们每个人定一个分数,就是你定的目标分,然后差一分打一下。”“有差30多分的,老师还是打。”“有些太多了,然后老师会减一点。”冰燕补充道。

罚站也是常用手段。“假如你上课没有听,或者作业没写,语文老师就让你站在外面,就说,‘你以后一个星期不要上我语文课了’。就这样站在门口。”

老师甚至用体罚来“鼓励”学生参与课堂互动。上课的时候,“假如不举手的话,那让你回答问题。回答得不像参考答案,就要被打一下。但是举手的话,说错了没事。”

冰燕在深圳的时候就是大家眼中的好学生,回家以后虽然还没有挨过打,但周围不间断的体罚让她倍感压力。

高压政策偶尔也会引发学生们的反抗。一次冰燕的老师上课时准备播放视频。因为上了年纪,不会拼音输入法,老师就临时从网上下载了一个手写输入的软件。由于下载的时间过长,失去耐心的学生开始讽刺老师。“老师你下来啊,你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帮你们弄。”学生们纷纷起哄。这样的场景,冰燕在深圳从未见过。

与频繁的考核和严苛的惩罚相对的,是基于分数的奖励机制。小美的学校是阳新县最好的中学之一。学校规定如果考到全校前20名,或者全班第一名,都可以参加武汉三日游。她觉得这样的奖励“特别好”。

孩子们的家长对深圳民办学校的教育质量一直不认可,抱怨老师流动性过大,学校教得浅、管得松,只以赚钱为目的。相比之下,老家繁重的课业压力和激烈的学业竞争才是质量过硬的体现。“每年的高考你在网上都能看得到。2018年,湖北高考(理科)600分以上的人都达到13000多人。参加高考的学生数是37万4。广东高考学生是76万,600分以上的8000多人。是什么概念?它不止是差一点点嘞。”冰燕爸爸说。

学校唯分数名次论的倾向,让远在深圳的家长对孩子成绩的波动异常敏感。小珂妈妈为女儿的名次从班级第五下降到第七感到生气。“可能她刚开始回家嘛,小伙伴没那么熟悉,成绩还可以。现在回家了,老师又熟了,小朋友又熟了,好像那个心又野了。就不像开始成绩那么好了。”

小美和冰燕回家之后数学成绩下降,也让家长们十分着急。冰燕的爸爸给她买了一台两千多元的学习机;小美的妈妈在考虑让孩子暑假回深圳参加补习。

从流动到留守,三个“深圳儿童”返乡的这一年

 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从北京返回安徽老家上中学的学生身上,关于体罚,老师会以某个分数为基准线,差多少分,学生就会被用戒尺或者棍子打多少次手。图为返乡学生的作文书。 © 新公民计划



▌新一轮的家庭拆分

从流动到留守,孩子们的返乡带来了新一轮的家庭分离。

三个女孩的家庭有着相似的分离历史。小美父母2000年初南下打工的时候,大女儿和儿子都还在念小学。尽管心中不舍,两个孩子还是留守在家由祖父母抚养长大。“有一点委屈。(孩子们)都说你们在外面打工,没管我读书。”小美妈妈说。初中毕业后,两个孩子先后来到深圳打工。

小珂和冰燕的父母都曾经将大儿子从老家送进深圳的民办小学,之后又不得不看着他们离开。

回老家之前,小美曾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想父母。刚回去,她就“打电话就哭,打电话就哭,让我回去”。小美妈妈对说:“她(小美)就让你回去,说‘你回来带我好不好?你什么时候回来带我?’”

小美妈妈也没有办法。家里在县城新买的房子需要钱,装修需要钱,孩子上学需要钱。为了能让丈夫、儿子和儿媳在工厂安心工作,她必须承担起照顾孙子和孙女的责任。陪在小美身边,成为一种奢望。

即使已经返乡,小美和妈妈也总有说不完的话。一天几次、甚至十几次的视频聊天都是家常。在深圳时,小美经常帮妈妈照顾哥哥的两个孩子,三岁的小侄女偶尔也会要求和小美视频:

小美:你想我没?
侄女:想了。
小美:你想谁?
侄女:我想你。

手机对小美家来说是维持亲情的纽带,但对于冰燕和小珂,则是家长和学校严格监管的目标。

在绿色蔷薇追踪调查的过程中,联系上冰燕颇费了一番周折。冰燕的父母认为手机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给冰燕配了一个手表电话。手表只连通了父母家人的几个号码,而她的QQ号也始终处于离线状态。在机构工作人员多次联系失败之后,冰燕的父亲在“五一”的时候通过冰燕哥哥联系上了她。

小珂的学校则禁止学生携带手机入校,理由是防止学生沉迷视频、游戏。她只能每两个星期和父母短暂地视频一次,聊天话题基本仅限于学习。自己遇到委屈或者伤心的事情,“那就跟同学、好朋友聊一下”。

父母对小珂放心不下,一年中多次往返于深圳和老家。“去年我都回家几次啊,要往返就不能(进工厂)上班。但是没办法啊,小孩子在家里,必须要回去。”小珂妈妈说。


▌不同的城市,相似的童年

小美在县城的学校,差不多有一半是返乡儿童。

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温州、上海、杭州、深圳、东莞、惠州……都是父母在外面打工,先把孩子带到那里上学。”小美的姐姐说:“跟父母在外面工作的,只能上到六年级。上到初中的话,考(老家)高中,按照外面的分数线会高一点,回来也不容易进到高中。”有的孩子小学五六年级就回乡读书了。

据报道,仅从北上广深四座城市,每年返乡的小学毕业生就有大约7万人。尽管四地具体的入学条件不同,比如北京要求就业证、居住证等五证齐全,上海要求居住证及社保,广州深圳按积分入学,但共同的结果都是让一批没有户籍、没有稳定工作及收入、没有房产的打工者,丧失了将子女送进城市学校系统的资格。今年《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发表了一篇文章,将这些看似为外来移民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城市化进程,但未能惠及普通打工者的政策,称为“影子服务”(phantom services)。

这些家长对家庭未来的出路充满担忧,也对城市的入学政策非常不满。“外来工没房、没深圳户口,根本没法读书。对我们外来人一点都不公平。”“去年学校积分一下子升那么高,孩子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但也说:“学校肯定是要先接收那些(有户籍的)孩子啊。”

与他们相比,返乡儿童的父母似乎已经平静地接受了家庭分离的现实。“事实你只能默认了啊。”冰燕爸爸说。至于公不公平,“没有办法讲”。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研究”团队提出,虽然打工者的子女不提供直接的生产力,但他们的童年却因父母外出务工而变得残缺。流动和留守不是儿童类别的标签,而是打工子女在分裂的城乡间辗转的写照。他们,“将自己的童年隐蔽献给了国家发展”。

离开深圳前,小珂在参加“深圳,我爱你,再见”返乡儿童告别游时,曾动情地写下一首小诗:

我是深圳长大的孩子
我想知道我是否会离开
我想知道为什么
我听见海浪的呼啸
我看见大海的涛浪
我愿在这成长

儿童回流的常态化,让打工子女的权利和隐蔽付出更容易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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