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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北京一年后,返乡的孩子们过得怎么样?

(2019-08-06 11:47:08)
标签:

社会

教育

作者:秦宽;口述:何冉


在回流的过程中,孩子基本被当成了一个问题、包袱、工具,从来没有被当成一个有尊严的人。
我和孩子们聊过关于北京印象。我问柏亮,你还想来北京上学吗?他说,我愿意。我马上又问他,将来你工作了,择一个城市定居,你会去哪?他说,北京。

四小时的高速列车旅程之后,柏亮(化名)回到了北京。这个14岁的孩子,个子又长高了,大圆脸,一头茂密的黑发。但是,看起来还是内敛、沉默,不爱说话。

问及返乡的情况,他停顿了十几秒,认真地掰了掰手指说:“我被老师打了三次。去年,他回河南驻马店,在陌生的老家独自开始了学习和生活。

这个暑假,和柏亮一同来北京的还有11个孩子,他们来自湖北、安徽、河南等省的11个地方。一年前,为了顺利升学,他们告别了北京,从流动儿童变为留守儿童。

过去一年,“新公民计划”(关注流动儿童教育的倡导机构)发起了一项追踪流动儿童返乡的计划。一年来,项目主管何冉与同事们追访这些被回流的孩子,跟他们下乡、调查,与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对话。何冉说,他们记录下的,是在时代变革下被迫返乡的孩子的个体遭遇,这遭遇中有在新生活里的不适与消沉,尴尬与沉默,以及他们对自身命运转变后的思考。


告别北京一年后,返乡的孩子们过得怎么样?

在中国,8个孩子里大约有3个是流动或留守状态。在这1.03亿流动留守儿童中,其中流动儿童有3426万,留守儿童有6877万,留守儿童中城镇留守儿童有2826万,农村留守儿童有4051万。© 新公民计划




以下是何冉的口述:


这次暑假,我们追踪的25个返乡的孩子当中,有一批回到北京和父母团聚。为此我们做了一个“Summer Fun”的活动。


我发现他们真的是长大了,都进入了青春期。男生女生见面,开始腼腆,一些孩子很大人式地和我问好:“老师,你好吗?”
但一年前,我给他们带班的时候,他们还追着打呢,有同学做错事,他们还要告老师。现在,这些都变化了。


过去一年,我做返乡追踪,到孩子们家里去家访、问卷调查,或者直接打电话,虽然次数不少,但看到的都是很窄的面。聊天记录里清一色是与成绩、考试有关的内容。


借助这次活动,我想把观察范围扩展一些,了解他们返乡后的生活。没想到的是,原来背后的故事是如此复杂、沉重。



▌回流后,如何跨过应试教育的大桥

其中一个孩子叫王笑语(化名)。她14岁,安徽籍,听话、乖巧,说话时总是笑眯眯的。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她学习很好,经常能在班里排到第一,英语、语文也常年排前。

她是和妈妈一同回老家的。爸爸在北京工地上做小包工头,以前妈妈就跟着,给工友做饭。

为了照顾王笑语,妈妈放弃了北京的工作,家里的收入也变少了。 父母的陪伴,是我们把她作为追踪对象的原因——我们希望能在追踪中,看到父母一方在孩子回流后的作用。我们追踪的25个孩子中,有20个都是独自返乡的,父母留在北京,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个别一些是独自生活。从这个层面看,王笑语是幸运的。

然而,回到老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一个首当其冲的困境是找学校。王笑语的妈妈在返乡之前,拼命为女儿找学校。

她想把女儿转去当地最好的公立初中去。由于她们老家的房子在农村,按照学区房政策,女儿是无法上这所初中的。为了读这个初中,妈妈在附近找了一个学区房,和别人签了一年的租住合同。回去的一年前,她就做了很多的准备。

为了转学籍,她前前后后找过校长三次。最开始,她以为女儿的学籍在北京,因为学校是北京的。但在转学籍的过程中,问题发生了。由于北京这所学校没有办学资质,学校就把孩子们的学籍统一挂靠到河南的一所学校。她妈妈为了这个事,特意跑到河南,去办转学籍手续,托人、盖章、开证明。

与此同时,成绩下滑和学业压力的增长也立竿见影。回到安徽后,王笑语上的那所学校的教育质量还不错,但第一次模拟考,她的数学成绩就不及格。

王笑语的妈妈很强势,非常紧张女儿的学习。那次模拟考后,她经常着急地给我们打电话:“哎呀,她(王笑语)还每次对自己的成绩满意”,“她就是不努力啊”……隔着话筒都能感受到她的焦虑。

这样的焦虑也一直压迫着王笑语。这个暑假前的期末考,笑语的数学还是没有考得很好。她和妈妈说,这是教材的原因,在安徽老家,用的不是她熟悉的北京那套人教版教材,而是沪教版的。回去后的这一年,她一直对教材感到不适应。

这不得不提到北京打工子弟的教育情况。要知道,在北京,很多打工子弟学校,质量真的很差。一方面,老师大多是没有教师资质的,中专、大专毕业的老师很多。

另一方面,很多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实行“包班制”,即一个老师承包一个班级的所有课程,有的还会跨学年教学,教育质量真的很差。所以回流后,学生的成绩普遍下降也就不奇怪了。跨入应试教育的大桥里,他们的起点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在北京没有得到有质量的教育。

告别北京一年后,返乡的孩子们过得怎么样?
2018年,六一儿童节的前一天,北京一家民办小学直径不足两百米的操场上,有爱心基金会给流动儿童们带来捐赠物资,老师们也在筹备着第二天的表演舞台。 © 新公民计划

以我们追踪的这25个回流学生为例,回到老家后,没有一个人的名次是进步的。就连曾经在北京排名第一的王笑语,最好时,也才能排到班里的13名。

另一个问题就是体罚。几乎每一个被追踪的孩子都向我们报告过,在学校,他们遭受到不同程度的体罚和虐待。王笑语就曾遭到过数学、英语老师的多次体罚。

去年7月,我去王笑语的老家做家访,得知一个惊人的现象。当时,她所在的班级有个规定,每个月的月考都会对学生实施体罚。举例来说,一科的总成绩是100分,60分及格,但老师会把那个目标定得高一些,比如80分以上。以这个分数为基准线,差多少分,就会被用戒尺或者棍子打多少次手。英文科目的惩罚尤其严厉——由于单词是英文教学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老师会经常抽查学生默单词。但如果默写出了错,学生就经常被打耳光,错一个,打一个。

这不是老师打,而是同桌之间相互打。他错了,你打他。你错了,他也打你,相互之间扇巴掌。王笑语和她的同桌总是打得轻。但老师说,如果听不到响声,老师会亲自动手。面对体罚,班里的同学几乎无一幸免。

接受体罚的心态是一点点培养起来的。有一次电话访谈,我问她在学校遭遇的暴力。她说,最开始,也会觉得被老师打很难堪,而且特别疼。但因为她们班成绩最好的同学也被打过,这让她觉得,自己的遭遇也不算什么了。这非常可怕,暴力已经在他们的学习中获得了合理性,他们会习以为常。

不仅如此,暴力还得到了家长的默许和加持。去年,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和她的妈妈做过一次长时间的访谈,提到过女儿遭受的暴力。她妈妈听到后,就在视频里一直笑,一直笑,说女儿被打也没什么,老师也是为她好啊。

告别北京一年后,返乡的孩子们过得怎么样?
一位学生返乡入学之后的学习教材和作文书。 © 新公民计划

▌无法交流的孤独感

除了学习上的困境,融入当地社会环境也成为一重障碍,他们甚至无法融入那个“老家”。
王笑语和妹妹出生在北京,成长也在北京。妈妈是江西的,所以当她们返乡时,只是回到了一个属于爸爸的地方,非常陌生。这就是大部分流动儿童家庭的写照。

语言成为融入新环境的第一重障碍。王笑语和妈妈完全不会说当地方言,奶奶和她交流,用的是很蹩脚的普通话,她经常听不懂。大多的日常交流是吃饭、写作业,完全没有亲人间那种深度的情感交谈。

环境的孤僻也体现在当地的物理空间上。去年7月中旬,在她返乡后的十多天,我去她家探访。她住在奶奶家,那是一个很典型乡村二层楼房,后面是山坡,坡上种满了奇异果,下面就是碧绿的池塘和菜园。

在她的老家,房子之间至少相隔十几米。这里一户,那里一户,零零散散。在这种显性的孤僻环境下,她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一个朋友都没有。”她这样告诉我。

好在笑语有妈妈陪同,老家还有亲人——有熟悉的人陪伴,这在流动儿童回流时非常重要。

为什么我们会在回流过程中特别关注王笑语的妈妈?因为,她在心理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她是江西人,语言的尴尬让她在老家无法找到工作。在老家,婆婆和其他亲人也没办法和她沟通。现在过年了,她也不回北京了,因为没工作,还要花路费。她就一直待在村子里。为了女儿上学,她就在学校旁边租了个房子陪读。

她没有朋友。以前在北京,会经常在朋友圈转发一些很正能量的东西,“要努力啊”,“今天又是很美好的一天啊”,“只有付出才会有收获”这类文章。

回去一段时间后,朋友圈的内容全变了。去年过年,她三天两头发一些对婚姻的理解:男人对我不好,我就怎么怎么样。不要变心……我想,或许是聚少离多,她的婚姻出现问题了,而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由父母陪伴的流动儿童情况尚且如此,那些独自返乡生活的孩子,就更不容乐观了。

在我们追踪的25个孩子中,还有一个典型案例是柏亮,他和另外4个孩子都是独自返乡的,在老家,他们独自生活。柏亮长得清秀,包子脸,个子高,性格沉默。或许是继承了爸爸的性格,他和他哥哥都很敏感,不善表达。

柏亮的爸爸在北京的麦当劳做外卖员,初中没读完就去打工了。妈妈也没上过学,不识字。
小升初的时候,爸爸托关系,让他一个人回河南老家念中学了。那时候,哥哥还在老家,爸爸想着,弟弟回去了,可以由哥哥照看着。但回去不久,因为工作调动,哥哥也走了,家里就剩下了柏亮一个。

平时,我和他爸爸通话比较多,我们聊柏亮的学习、成长上的困惑。最近最频繁的话题,是柏亮找学校的问题,因为他被退学了。

其实回流后,柏亮一直无法在新学校里安顿。去年9月20号,学校刚刚开学一个月,我们对这些回流学生适应环境的状况做过一个跟踪记录。

柏亮的成绩很差,排名倒数的那种,他很沉迷游戏。在北京的时候,玩他爸的手机就很疯狂,一打游戏就停不下来。他是那种典型的嵌入到科技和游戏环境里的农三代,就像“三和大神”里的那些人,这是这一代打工子弟的特征。

告别北京一年后,返乡的孩子们过得怎么样?

 位于深圳市龙华新区景乐新村北区的三和人力市场,吸引着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成了廉价打工者的乐土。这些打工者中的很多人没有身份证、身背债务、与家人鲜有来往。凭借薪水日结的工作和低廉的生活成本,工作一天玩三天。他们被称为“三和大神”。 © NHK


但回到老家,手机就成了老师的“阶级敌人”——所有学生都不能带手机。在一次搜查中,柏亮的手机被老师没收了。

当时,他们宿舍同学凑钱去买电子烟,结果被老师抓了个现行,遭到当场责骂,还在全校公告。宿舍老师搜他们的房间,所有角落都没放过,最终在床底下搜出柏亮的手机,收缴了。

事发那一周,我刚好去他河南老家调研。我问他手机被收走后的心境。他说自己特别不开心,虽然平时和父母打电话也不说什么话,但还是特别不适应。原来除了玩游戏,手机也是他和父母交流的工具,是情感的纽带。他感到那个扭断被切断了,特别孤独。

后来的日子也不理想。他被老师安排坐在教室最后一个位置,下课时也不许出去,周围的人都在说话,但他跟那些孩子不熟悉,很少和他们说话。他其实意识到自己的困境,也和父母提过。在返乡之前,他明确地跟他妈妈说,可不可以回去陪他。妈妈的回答是,不可以,因为妈妈要挣钱,如果没有钱,就没有生活来源了。

这些儿童回到老家的日子就能很好吗?不见得。在老家,柏亮完全是一个人生活。一个星期四,我去他家家访,和他生活了两天,完整地观察了他的生活。

那也是一套两层楼的房子,附带一个大院子。进去时,要穿过一棵大树,树枝乱叉,几乎都垂到地下了,附近全部是杂草。人从树的缝隙里穿过去,感觉进入了一个丛林。小草高得没过了我的小腿。

把生锈的们推开,柏亮家的院子里都是砖头,杂草就从砖头里迸出来,像一排排稻田。

在柏亮的老家,除了电以外,没有通水,没通燃气。要吃水,必须在外面的龙头接。厨房里除了盐,什么都没有。周末他从学校回家,就煮速冻水饺解决。

他的房间有个床,但床上没有褥子。冬天,他铺上床单,一个盖被,就这么睡下去,阴湿湿的。后来,他也不睡这个房间了,因为积的灰很厚,他开始睡客厅沙发。

其实也不是因为客厅的环境,而是房间里没有的wifi。睡客厅,他能蹭到邻居家的wifi。“搬家”以后,他经常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垫一个褥子,疯狂地打游戏,打到三更半夜。

在这个环境里,你无时无刻都会感到害怕。

有天晚上九点多,他洗漱完毕,我要到附近的宾馆落脚了,请他带我离开。

没有路灯,月光下是朦胧的树影,环境确实阴森。我问他,你怕吗?这是以前我从没想过的问题。他说,其实他也怕,但玩手机特别累了,就能睡着了。因为长年陪伴他的是手机而不是亲人。所以现在,他跟手机比较亲。面临失学后,他曾一度不想来北京,因为害怕妈妈会缴了他的手机——“我离得开父母,但离不开手机了”。这已经变成他生活情感的刚需。

但现在,他没有选择了。

7月3号,他爸爸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要来北京给他找学校,他被老师劝退了。老师的理由是,他不听话,学习不好,也经常不写作业,管不了他。学校明文规定不准带手机,但他带头在寝室里玩游戏,犯了规。

他的爸爸现在正焦头烂额地找学校。他给了柏亮三个选择:要么回到北京上初中,但他非常不甘心,当时能够回老家上学非常不容易,找了好多层关系。另一个,就是在县城的一个镇里,找个关系送进镇上的初中。还有,由于柏亮当时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学籍是挂靠在河南固始县的一所学校,他现在也想把孩子送到固始县去上学。

告别北京一年后,返乡的孩子们过得怎么样?

2019年非北京市户籍小学入学流程。“2017年10月起,为巩固义务教育,北京市教委重点监测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及困境儿童群体,完善学籍接转追踪和精细化管理工作。” © 新公民计划


我当时听到这个就蒙了。我问他,您知不知道固始县在哪里?他说知道,就在距他家500公里的地方。我心想,好歹还知道。那个地方,他爸爸从来都没去过,就决定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固始。我又问,那他放假怎么办呢?他爸说,想办法呗,把孩子丢在老师家或者住学校。

我还震惊的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怎么有权力劝退一个孩子?

我让他先关注孩子的心理。因为被学校退学后,孩子出现任何问题,任何反常的事,一点儿都不出乎意料的……这个环境真的是要把人逼死。

不过,正当我们都焦头烂额的时候,这件事很戏剧性地作罢了。因为我特地去查了他挂靠学籍的那个学校,原来人家那里根本没初中,这条路也堵了。

退学,其实是柏亮过去一年状态的缩影。

柏亮一直处于被安排的状态。在情感表达和交流中,他从来没有对父亲的提议表达过异议,包括这次回北京。我问他,你一点都不想回来吗?但他对这种问题没有太多表达欲,没有回答。

我问过他一次,愿不愿意回老家。他说,我父亲告诉我,下个星期我必须自己回去。所以,你会发现,这所有的事情都是被通知的,他的内心从来没有被关照过。

他是一个敏感的孩子。得知被退学后,我给他打电话,但关于为什么会被学校退学这种问题,是不太能问的。所以我换了个问法,问他什么时候来北京。“还不知道,但肯定来。”我说,那你什么时候来,带多少东西,坐什么车来?“坐火车,东西的话,会把衣服都带过来。”因为,他其实知道自己可能要来北京上学了。

你会发现,在这个回流的过程中,孩子基本被当成了一个问题、包袱、工具,从来没有被当成一个有尊严的人。

▌父母的意识

在追踪的过程中,我们还非常关注一个部分——父母的意识。

返乡前的一个月,我就开始关注父母对这个变化的看法。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问过一个妈妈。她有两个孩子,女儿是姐姐,儿子是弟弟,也是我追踪的对象。

姐姐也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但读到五年级时,她所念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被拆了。被拆后,有比较前卫的家长会去区教育局表达意见,让政府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当时,政策还很宽松,区政府很快解决了问题——把孩子派到一个比较近的公立学校。所以五六年级,姐姐是在公立学校上的,并且有北京学籍。当她从北京转回老家时,程序非常简单,很容易就被接收。但现在回流的弟弟完全得不到这样的待遇。

我问他的父母,为什么姐姐的学校被拆,政府就开了一个口子?妈妈和爸爸就一直在强调,这是姐姐赶上好时候,运气好。但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拆”其实不是主要的,政府愿不愿意接受这些孩子才是主要的。她回答,道理他们都懂,他们明白这种变化,会默默接受。

不过,也有一些敏感的父母,尤其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妈妈。被回流的,往往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而这批父母大约在30多岁。如果和他们聊政策,他们就会吐槽:“凭什么啊, 我们也纳了税的”;“为什么不让人上啊?”......会吐槽这些话。

但是父母年纪越大,越多的态度就是“没办法”——政策就是这样的,没办法。但这些父母其实也不知道那个政策是什么。这和父母受教育的程度有关。

告别北京一年后,返乡的孩子们过得怎么样?
“流动儿童返乡追踪”中,学生户籍所在地和家庭构成情况。© 新公民计划

▌北京,那个曾经被当作家的地方

这次回来,我觉得他们真的发生了很大变化。那天,我在亮马桥地铁站接他们。我很久没有见他们了,有的两个月,有的超过一年。一些男生长高了,长身体了。从地铁口出来看到我的时候,他们远远地挥手。靠近时,很主动地举起手,和我击掌。以前小学的时候,完全不这样的。

那个瞬间,让我觉得,原来北京的所有的东西,不管是曾经的住所,还是我们这些老师、同学,都是被他们记得的,是他们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了。

前一段时间,我还和孩子们聊过关于北京印象。我问柏亮,你还想来北京上学吗?他说,我愿意。我马上又问他,将来你工作了,择一个城市定居,你会去哪?

他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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