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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如何丧失对贫穷的感知能力的?

(2018-08-30 11:01:31)

园丁1号,一线教师


拼多多的广告说自己是“3亿人都在拼的购物APP”,但我看了一圈微博网友的留言,很多人都在质疑这个数据是不是假的,因为他们大多从未用过拼多多,也鲜见身边有人在用。


就我的个人体验,身边人分为两派,一派是我的高中、大学同学以及同事,另外一派是我老家的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前者从不曾找我拼过,后者有一度三天两头就通过微信给我发链接——几十块钱就能把扫地机器人带回家,几元钱就可以买个榨汁机,让我帮他们在拼多多上砍一刀。我还曾问过他们,上面的信息是否造假。亲人的反馈是,真的有收到东西。


拼多多在美国上市之后,获得了极高的估值,但同时批评也从未间断——虚假广告宣传、假货和山寨产品泛滥。这于法于理不容。虽然有人为拼多多辩解称,“于中国的许多穷人而言,拼多多让他们搭上了消费的列车”;但在我看来,低价或许无法物美,但低价绝不意味着就要接受忽悠、山寨、欺骗,这完全是两码事。


因此,我无意声援拼多多,我所关注的是,拼多多崛起背后的“3亿人”,他们是谁?当拼多多成为众矢之的时,为何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有评论者敏锐地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拼多多背后其实是一个比很多人想象中的还要穷的中国:“低收入群体对于价格极其敏感,而对于商品品质并没有太高的要求,由此成就了拼多多的成功。”此言不虚。我看到许多拼多多用户的评价晒图,其背景多是黑秃秃的水泥地、杂乱逼仄的房屋,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国家统计局在2月发布的《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74元,平均每天71元。“低收入组”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5958元,平均下来,每月收入不到500元,每天16元。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2016年在一个论坛上也曾指出:“目前20%的低收入(人口)每月只有430多块钱,想消费却消费不了。还有20%的中低收入(人口)平均每月不到一千块钱。这两个群体加一块是5.5亿人。”这也就意味着,全中国接近一半的人口,每天的平均花费没能超过33块钱。


毫无疑问,拼多多的主体用户,与微博微信上大呼从不使用拼多多、并且鄙夷使用拼多多的人,并不是同一群人。后者无法想象,他们消费的一杯星巴克、一次外卖、一次打车,就是有的家庭一天里可以支配的全部收入。我曾在一篇讨论“穷人思维”的文章中谈到一个观察:越来越多的人在丧失感知贫穷的能力。比如我的同事每次谈到一些家境贫穷的顽劣学生时,总不时流露出“嫌恶”的态度。我们明明在同一个空间生活,但却像《北京折叠》描述的那样,不同群体之间有深深的隔膜。


对贫穷缺乏必要的体认、嫌恶贫穷,可能因为贫穷曾长时间被遮蔽,很多人看不到;也有可能是,即便我们目睹了真实的贫穷,我们也失去了共情的能力。


贫穷缘何被遮蔽?媒体的责任不可推卸。媒体的职责,本应是为公众传递真实可信的信息,告诉公众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并让他们知道“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但在现在的媒体环境下,我们平时看到的,都是形势一片大好。


我所在的单位每年都有征订党报的任务,工作日时我都会翻翻,几乎都是正面宣传,没有什么可看性。有一次我还向在党报工作的朋友吐槽说:“你们的报道里怎么一点负面消息没有?以前读你们的都市报还有一些舆论监督什么的,现在一点也没有。”朋友苦笑:“一切都要讲导向。”


我的大学同学在上海一家知名的互联网媒体工作,有不少报道颇为尖锐,但询问后,她也告诉我:“很多选题是做不了的。我们明明知道很多情况,但说不得。现在的主基调是:负面新闻不得炒作渲染。”


简言之,媒体的议程设置出现了的偏差,有些时候甚至不是传递真相,而是遮蔽真相。比如这几年力推的扶贫,这本是让公众感知贫困、感知复杂中国的最好时机,可在媒体的宣传中,扶贫往往是以政绩的面孔出现,公众很难看到贫穷的真实面貌。甚至,过多、夸张的正面渲染让某些人以为我们真要赶超欧美了。


但另一方面,这与媒体的中产阶层化也脱不了干系。澎湃新闻曾刊载的一篇文章指出:“只占据人口百分之十几的中产阶级和预备中产阶级掌控了传媒和知识。借由文化工业的布道,他们的生活方式成了现代生活的样板,旅行、美食、摄影、咖啡厅、马拉松……传媒桎梏了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占据人口多数的工农在传媒中被边缘化被放逐,他们只能以快手里的底层、凋敝的农村、赤贫的下岗工人等面目返场,满足中产阶级的仪式性同情,还有暗自庆幸。”


也就是说,真正的底层在舆论中始终处于失语的状态。北上广的媒体从业者,微信上那些书写焦虑主题的“10万+”文章的公号作者,似乎都可以纳入中产阶层或者预备中产阶层队伍中,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权利、利益和诉求。偶尔地,他们会通过快手、拼多多,或者一些社会新闻向社会底层瞥去一眼,感叹一下这个世界的“残酷物语”。


这背后延伸出的问题是,中产阶层正在失去对社会底层的共情能力。在西方先哲那里,中产阶层扮演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推动改革,关注底层,关注普世价值,并愿意为底层发声。


这不禁让人想起电影《暴裂无声》,其批评的就是中产阶层。面对底层被掠夺的强大悲哀,律师最终选择了沉默,即便他明明知道,他与矿工面对的是同一个敌人。导演祁忻钰坤接受采访时尖锐地表示:“中产放弃自己的力量,才让罪恶逃脱惩罚、底层失去保护。”


虽然承认中产阶层的孱弱,但我认为将责任全部推到中产身上,这过于苛刻了。与西方先哲笔下的中产阶级相比,中国中产阶层负累太多。我甚至怀疑,中国真的存在中产阶层吗?


我的不少大学同学就留在上海工作,他们是高材生,拥有体面的工作,典型的都市精英,但一个房子就让他们步履维艰,活得战战兢兢畏畏缩缩。他们自顾不暇、自身难保,如何保护其他人?而在风险社会中,很多中产对比自己有权有钱的阶层带有崇拜和仰视,即便看到了贫穷,他们滋生的也多是侥幸和恐惧——他们侥幸自己还不至于那么倒霉、恐惧有朝一日自己也会沦落底层,而不是对贫穷有共情,并愿意与他们携手一起改变局面。


最后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虚假宣传、假冒伪劣和山寨产品,利用穷人消费水平不高的弱点欺骗他们,这根本不是什么“消费升级”,而是另一种剥削和掠夺。只是,让“3亿人”被看见,可以不是用这种方式吗,可以不是“杀鱼弟”式的悲剧吗?可以不止于批评拼多多,而是思考该怎么改变边远地区恶劣的线下销售环境,并努力让更多人有更多可支配的收入吗?但愿这些议题,在拼多多风波之后,我们仍能看到有人在持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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