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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何以成为“隐形贫困人口”?

(2018-04-26 17:19:12)

文/曾于里,文化评论者

“佛系青年”还言犹在耳,同龄人“抛弃”你也没过多久,“隐形贫困人口”这个词火了。根据网络定义,隐形贫困人口是指“那些看起来每天有吃有喝,但实际上非常穷的人”。

“能买戴森吸尘器就不用扫帚了;吃完牛油果又要吃藜麦了;100块钱一张的‘前男友面膜’用起来也不心疼;一有健身冲动,就非得去办张年卡。总之,朋友圈光鲜靓丽,口袋空空如也,‘吃土’是常态,在精致道路上拿出十八般武艺、拼尽全力。”在“隐形贫困人口”的相关评析文章中,“隐形贫困人口”被认定是“自我消费不节制所造成的”,正是因为想过得富一点,所以把日过得穷了。甚至有人认为,“隐形贫困人口”与之前流行的“月光族”“啃老族”没有太大区别。

不过将年轻人的“贫困”归咎于消费主义和消费的不节制,是否会遮蔽了一些什么?比如许多年轻人“非常穷”,倒不是因为他们将钱花费在吃好喝好上了,而是因为他们真的穷。即便有年轻人将大部分的金钱花在吃好喝好上,仅仅是因为他们热衷消费,还是背后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究竟是热衷消费导致了贫困,还是因为贫困所以热衷消费?

总之,一个热词背后往往蕴藏着重要的社会心理信息,“隐形贫困人口”的理论景深值得细究。


▌大众传媒时代的“贫困感”

身边一位50后的长辈学者,对现在年轻人老是说自己“贫困”“丧”很是不屑。在他看来,物质生活好了,年轻人都是蜜罐中长大,身在福中不知福,还养了一身矫情的本领。他说,他们那一辈人的成长岁月里,物质短缺、缺衣少食,饥饿是家常便饭,现在年轻人所能享受到的丰富和便捷的物质生活,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从来都不敢想的事。怎么现在的80后、90后、00后,动不动就觉得自己那一代人是“最不幸的”?

长辈的质疑,纵然有代际隔阂的因素,却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怎么物质生活越来越好,自称“贫困”的人却越来越多了?这与其说是这一代年轻人矫情,毋宁说,老一辈与年轻人对于“贫困”的认定和感知是不一样的。在老一辈那里,贫困更多意味着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无法满足,但在新一代年轻人这里,贫困不仅仅意味着有吃有喝,还意味着吃好喝好,甚至更多。那么,年轻人的贫困阈值,是如何不断提高的?

这里不得不着重强调的是,高度发达的大众传媒对年轻人观念的影响。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大众传媒时代,传媒榫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不断塑造着人们的认知。文化学者南帆指出,“现代社会的标志是我们被抛入了大众传媒组织起来的社会,大众传媒就是我们的文化感官。几张报纸、几个电视频道或者几个网站就布置出了一个大千世界的幻象。”而这个幻象的核心是,种种幸福生活的神话。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写道,“报刊和社会舆论没完没了的鼓噪,让每个生活在底层的人都相信他们总有机会攀上社会金字塔的塔尖,有机会成为实业家、大法官、科学家,甚至是总统。这种无限机遇的论调在一开始也许能给人一种盲目的乐观,对那些底层的年轻人尤甚。”

年轻人何以成为“隐形贫困人口”?

“受众劳动”,英文Audience Labour,由Smythe在1977年提出,他认为在闲暇时间收看电视、阅读报纸的“受众”实际是为广告商工作,是广告支持下的传播业所生产的一种特殊商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没有对传播体系的经济作用给予足够的关注,生产这种学习消费的受众是大众媒体的主要目的。 © The Dailydot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被成功人士的故事包围,哪个年轻人年薪5万,哪个年轻人创业成功一跃成为亿万富翁;即便是电视里的广告,不断宣扬的也是一种中产阶层的生活样本:一栋别墅,阳光照射进来,漂亮的妻子在做家务,小孩在快乐地玩耍……

身边的幸福神话太多,其结果就是知名作家韩少功所说的,“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足够根据,来发现自己的贫困”。跟胡玮炜相比,年薪30万的码农是贫困的;跟北京三环有一套房的人相比,三线城市有一套房的人是贫困的……“人们从现代文化工业那里获取了太多的感受能力及其知识装备,也从文化工业那里接受了太多有关人类幸福的神话,于是特别容易产生自我感觉的模拟演习,直至在心理上自伤”。

也即,许多年轻人自嘲“隐形贫困”,倒不见得他们是真的贫困,他们的“贫困感”有可能是来自于传媒时代的文本感染和广告后遗症,来自于与幸福神话的对照和攀比。“这个社会的传媒技术已经市场化或者权力化,受控于资本化的权力或者权力化的资本”(韩少功语),权力和资本媾和打造幸福神话,才能源源不断激发受众的“贫困感”,激发他们的消费冲动,并让他们心甘情愿成为消费的“顺民”。

从这个角度看,某些人自嘲“隐形贫困人口”,倒真有可能是一种矫情,是不断夸大的心理自伤。


▌不断壮大的“穷忙族”

不过,时代不断进步的标志本来就是,人们对贫困标准的认定在不断提高。以前吃好喝好就是不贫困,但如果几十年过去了,人们的需求依旧停留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低阶段,那么这绝对称不上一个好的时代。虽然攀比逻辑值得检讨,但比烂逻辑更是要不得。

应该看到,“隐形贫困人口”的自嘲,固然不乏大众传媒时代滋生的“贫困感”,但更多可能是出于一种贫困实感。这种贫困实感,或来自于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或来自于安全、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比如纵向对比,现在年轻人的物质生活的确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好多了,但与当下时代的生活成本、发展前景等横向比较,这一代年轻人的处境就不见得比老一辈更好。

在“隐形贫困人口”这个词走红之前,另一个与贫困有关的词汇,就长久地成为不少年轻人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概括,即“穷忙族”(working poor)。该词源于欧美国家,欧盟对其定义是“在工作却入不敷出,甚至沦落到贫穷线以下的受雇者”。按照常理,付出跟收入应该呈正相关,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却是越穷越忙,越忙越穷;他们一直在努力工作,生活状态却不见根本性的改善。

年轻人何以成为“隐形贫困人口”?

NHK纪录片《穷忙族》。 © 知乎

2017年12月,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7年报告》显示,中国劳动力每周工作时间在50或50小时以上的分别为43.90%、42.57%,比例均超过四成。“996”(工作日早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中午和晚上休息1小时甚至更少,并且一周工作6天的工作制度)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工作常态,越是大的、节奏快的城市越是如此,他们在办公室的时间甚至比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更多。曾有深受加班困扰的白领说,“如果不是大楼高层的窗户不能打开,很多人都可能已经跳下去了。”

但不少年轻人努力付出,他们却变得“越来越穷”,他们的收入增速远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速。腾讯·今日话题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对比应届毕业生平均薪资增速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可发现,在2012-2015年,刚毕业大学生工资的整体增速赶不上社会平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毕业生就是年轻人的代表。不去考虑大学毕业生起薪低的问题,这个群体的工资增速没有和社会整体同步,年轻人存在“相对贫困”的问题,他们正成为“失落的阶层”。

除了工作强度大、工资低,更令年轻人困扰和焦虑的,还在于他们未来前景的“不稳定”,即便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也随时可能有失业的风险。土逗公社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Alex Foti在《“不稳定无产者”的一般性理论》(General Theory of thePrecariat)一书中提出的“不稳定的无产者”(Precariat)这一概念。Precariat来自于precarious(不稳定的)和proletariat(无产阶级)两个词的组合,它指涉的是处于不稳定雇佣关系中的无产者:低工资、缺乏劳动保护、没有社会保障、随时需要工作也随时可能被解雇;而90后、00后正在成为precariat中最重要的部分。

一边是“穷忙族”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一边是高不可攀的房价、高昂的生活成本、看不到预期的未来——许多年轻人何止是“隐形贫困人口”,他们是实实在在的贫困。


▌用消费来安慰苦难的人生

矛盾的地方就在于,如果很多年轻人是真的贫困,可他们为何如此热衷于消费主义?不少社会学家都留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月收入不高的流水线年轻工人,所使用的手机常常是价格最为昂贵的iphone系列。究竟是消费导致他们沦为贫困,还是因为贫困所以他们更热衷于消费?

按照文化学者王晓明先生的分析,今天的中国人“同时受制于三个社会系统”:“第一个是国家机器主导的政治系统,它以‘维稳’为宗旨,竭力加固那种‘除了适应现实,我们别无选择’普遍意识。第二个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系统,它通过各种具体的成文和不成文法,持续训练人接受这样的自我定位,‘现代人,就是如下两面的结合:合乎市场需求的劳动力,和具有不可控制的消费冲动的消费者’。第三个日常生活系统,它安排人以‘居家’为中心,组织自己的大部分人生内容,从儿童时代接受学校教育开始,一直到老。这个系统持续地发展一种具有极宽的包含力的‘居家文化’,对人潜移默化,要将他造得除了‘居家’的舒适,别的什么都不在意。”

年轻人何以成为“隐形贫困人口”?

近年来,消费金额持续上涨,形成消费升级的浪潮。 © 国务院

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中也分析道,“当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就会执着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为我们所驯服。”也即,在艰难的生存现实面前,中国年轻人只能愈发投入于可预测、可掌控的消费与居家文化中,对日常生活系统的消费和呵护成为一种潮流。

这颇像张爱玲说的,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在惘惘莫名的威胁感下,“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于是“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年轻人买不起房子,却买得起一些让自己感受更好的居家用品,诚如学者严锋分析的,“人是渴望改变的,生活是很难改变的,生活中只有电子产品最容易改变,所以只能从电子产品的更新中获得一种虚幻的改变感,安慰苦难的人生。”

因此,不少对“隐形贫困人口”的批评颠倒了因果,并非“月光族”让年轻人贫困,而是因为贫困,年轻人只剩下哈维尔所说的那种“自由地选择哪一种牌子的冰箱和洗衣机”的自由了。

哈维尔深刻地指出,这种只热衷于消费主义的倾向会加剧公众的政治冷漠,贫困的状态将更难改变。“一个人越是彻底放弃任何全面转变的希望,放弃任何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或任何对一种‘外在’(即指公共事务,笔者注)方面发挥影响的机会,他的能量就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即‘内在’(指私人的物质生活,笔者注)。今天的人们一心一意地想着自己的家庭和房子,他们在那儿找到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通过将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仅仅是消费品的兴趣上,是希望使他没有能力意识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长的被侵犯的程度。将他缩减成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是打算将他变成复杂操纵的顺从的材料。”

这或许才是“隐形贫困人口”背后的消费主义倾向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地方。以消费安慰困难的人生,获取一点虚幻的改变感,是个人权利,也无可厚非;但我们切勿在权力和资本的鼓动下,全情投入到消费主义的怀抱中,尝到一点消费主义的甜头后,便心甘情愿地忍受贫困和剥削。要打破贫困,根本上应该打破“除了适应现实,我们别无选择”的政治意识,走出政治冷漠,积极参与每一次公共事务,积极维护个人的权益不受侵犯。

这很难,但想改变被剥夺和不公制造的贫困状态,就得从现在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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