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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中国农村人口大量外流，致使乡村的凋敝景象日益凸显，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空心村”，还有不少村庄从此彻底消失。

《都市快报》曾在2012年刊登过题为《全国每天消失80个村，江西一村庄仅剩1人》的报道，引用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透露的消息，说中国的自然村十年前有360万个，而当时则只剩270万个；接着又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研究员提供的数据：在1990到2010年的二十年时间里，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我国的行政村数量从100多万锐减到64万多个。另外，民政部发布的数据也显示，从2004年到2011年，全国村民委员会的数量逐年递减，从64.4万下降到59.0万，平均每年减少7700多个村委会。

以上数据从宏观层面上展示了中国农村人口规模日益缩小的大趋势；但即使如此，中国至今仍然还有几十万个村庄，生活着五亿以上的常住人口，那么，这些人的生存状态如何呢？

▲ 2011年，陕西省定边县堆子梁镇，67岁的薛丕忠、老伴杨桂兰和孙子在自己家里。薛丕忠家里有十几口人离开农村，外出打工或上学。 © 新浪·广角镜

作为一名社会学研究者，我经常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开展社会调查，在这期间，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十分痛心疾首的现象，即，这些“尚未消失”的村庄也正在面临人心涣散、人情冷漠、干群矛盾尖锐、政治生活的“黑社会化”等诸多问题，甚至还有个别农村出现了“有人去世、无人抬棺”的现象，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广大农村民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获得。

可以说，农村常住人口与村庄数量双双直线下降，而现有的村庄也已经难以发挥凝聚人心、团结协作的组织功能，这两个方面共同演绎出了中国农村走向衰败的鲜活景象。

如果说，一些村庄的消失可能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没有必要产生过多的忧心，那么尚未消失的村庄出现有些学者所说的“原子化”现象，却理应得到关注。

美国华裔人类学家阎云翔教授认为，这种现象体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个体化”趋势，是现代化的自然现象，但也有学者因此而提出了“中国乡村的组织化难题”这样的学术话题。

在中国农业大学读书期间，我就关注过这个话题，并借助大量实地调查数据，与我的博士导师赵旭东教授合作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权力离散、权威虚拟——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其结论大概可以归结为两句话：农村社会精英难以团结民众，人们“各扫门前雪”；很多中国村庄都深陷“整合不力”的困境之中，已经难以很好地发挥“生存共同体”的功能。

鉴于以上所述现实，近几年来，很多人都对中国乡村社会的不堪现状充满了担忧，其中既有感叹“人心不古”的怀旧主义声音，也有因“强烈期待现代法治而不得”所产生的焦躁，还有依托社会转型陷阱学说而表达出来的各种“理论提醒”。我自然属于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农村的命运前途持很悲观的态度，以至于认定——中国村庄要么走向消失，要么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再也不可能通过“自组织”而恢复其内在的活力。

▲ 云南玉龙县河源村，在当地一个民间组织的参与下，村民们开会讨论社区内的公共事务，行使自我管理的权利。这类自组织在中国乡村并不常见。 © 中国周刊

直到不久前，我的这个观点才开始产生重大变化，甚至可以说是出现了某种“颠覆”，使我对中国村庄的“组织化难题”有了新认识，这就要从一次社会调研活动说起。

2017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初一，是中国的羌历新年。在这前一天，我与一位同事来到四川省北川县M乡的Y村庄开展社会调查，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对评估北川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原名称叫“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在本村开展的一些“发展项目”。

刚走进村庄，我就被眼前一幕热闹的场景所震惊了：主干道上空悬挂着各色彩旗和几幅标语，旁边摆放着几口大铁锅和一只刚宰杀好的山羊，一位大叔正在锅边娴熟地劈柴；不远处的水龙头旁边围坐着很多妇女，她们正在一起摘洗蔬菜，清理一筐又一筐的餐具；对面的一个大厨房里，有六七位妇女正在分工协作，共同烧制午餐，里面充满了欢声笑语。再往里走，是村里的活动中心，里面布置了一个舞台，一个超大型音响矗立在左边，舞台前面的空地上摆满了桌椅板凳，很多年轻人正在忙碌着自己的工作，整个场景显得特别温馨。

当天下午，我看到一辆面包车开进了村子里，一群年轻人从上面搬下来十几只鸡，然后开始烧水、杀鸡，再把宰杀好的鸡放在周围都是火的铁桶里焖，铁桶打开，浓郁的香味随即飘来。与此同时，路边的六七口大锅同时生火，开始烹煮各种食物，为第二天的新年准备好数百人的饭食；活动中心不断有人来来往往，有些老人、孩子在那里排练节目，还有人正在搬运各种活动用品；几位村干部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去检查各种设备的性能，一会被人找去在购物清单上签字，一会又安排人手摆放座椅，准备晚餐，还不时来与我们这样的外来客人打招呼……为了一场文化活动，百余名村民共同协作劳动，这番情景是我平生第一次在中国的村庄看到，我不断地感叹到：“这还真是有些共产主义的味道呢！”

▲ 2010农历十月初一，羌历新年，当日，包括四川汶川、北川、理县等多个羌民族集居地举办了丰富多样的庆祝活动迎接传统节日。汶川羌族民众在水磨镇举行大型祭祀、联欢、摆千人“坝坝宴”等活动欢庆这一佳节。 © 图虫

在次日的羌历新年，Y村更是热闹非凡。

一大早，全村很多人就都被动员了起来，孩子们穿上美丽的民族服装，老人们准备好了各种乐器，音响里发出欢快的音乐声。早餐后，村干部开始安排各项娱乐活动，拔河、推杆、有奖竞猜等不一而足，而整个庆祝活动的最潮就是晚上的篝火晚会，各种歌舞表演，可算得上精彩纷呈。这一整天的两次流水席有百余桌，如此大规模的集体活动，得以有条不紊进行，未发生一起矛盾纠纷，这应该是特别难能可贵的了。

据村干部说，整个活动的经费基本都是依靠村民的踊跃捐款，然后有专人负责采购，后勤服务劳动全都由村民自愿参与，目的就是让大家“一起欢度”羌年，因为前两次活动搞得不错，有些平时很少回来的本村年轻人也回到村里，共同感受这种氛围。

经过两天的走访调查，我们了解到，Y村共计有户籍人口600左右，基本上全是羌族，分为六个村民小组，因为地处高山，所以居住十分分散。前几年，不同小组的村民相互之间的交流机会不多，有些人甚至一年都见不了一面；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村干部大体处于“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状态，所以，整个村庄显得十分涣散，毫无生气。

然而，就在2015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本村来了一群“小鹰”（当地对志愿者的俗称），然后就是一个名叫“中国心”（后来改名为“北川羌魂”）的社工机构正式进驻本村。这样一个看似波澜不惊的改变，却给这个村庄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几位专职社会工作者和流动志愿者开始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Y村掀起了一场重大“变革”，他们先后做了如下几件事情：

▲ 2013年秋，洪灾后的山区，“中国心”的志愿者们经过塌方的道路，去村民家为贫困学生发放秋季助学款。 © 高队

首先，通过广泛征集村民的意见，他们确定为村庄修建一条水泥路，然后通过外部资金的帮助，顺利完成了这项工作。在此过程中，他们挨家挨户地与村民进行沟通，同时还要求村民提供一部分配套资金，并仔细向他们解释这样做的缘由，以确保该项目“确实”为村民的真实需要，最终取得了村庄干部群众的理解与支持。通过这次项目活动，北川羌魂得到了Y村村民的真诚接纳，双方之间开始建立起相互信任且“亲和”的关系。

后来，他们又发动村民搞村庄集体文化活动。起初，村干部们有所“畏惧”，但在这些社工的劝说之下，他们还是接受了这份建议，于是，村庄第一次羌年庆祝活动被启动起来，而且首战告捷，得到了绝大多数村民的热烈欢迎。受此鼓舞，这些社会工作者与村干部商定，以后每年都开展这项活动，在第二次庆祝活动期间，他们还利用了微信等网络技术，向本村在外务工的青年人“直播”家乡父老一起欢度羌历年的活动现场，让他们备受感动。我亲眼目睹的这场羌历年庆典活动已经是本村举办的第三届，它同样充满了感动。

再后来，他们又帮助村里的老人组织成立了老年协会。据说，为了办好此事，这群社工和小鹰们再一次挨家挨户地与村民进行沟通，向他们讲述此举的意义，最终赢得了绝大多数村民（特别是老人）的支持。协会成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人选敲定，村里的重阳节庆祝活动随之顺利地开展起来，活动基本延续了羌历年的组织模式，所需物资大多都是村民自愿捐赠的，各种后勤劳务也是村民自愿出工。很多村民说，自己很喜欢这些集体娱乐活动，它们让大家“走到了一起”，使人们不再那么孤单，找到了生活的乐趣与意义。

目前，这些社工和小鹰又做起了另一件很有创意的事情，即，帮助村民们收集老物件，如古钱币、老照片，旧衣物家具等等，然后将这些物品拍成照片，在开展文化活动时进行展览。有时候，他们还专门请一些老人讲述这些老物件背后的历史故事，以此来帮助村民留住他们的“历史记忆”，此举受到了很多老年村民的支持和赞同。有位驻村社工告诉我说，给村里的老人们“讲述历史的机会”，会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很显然，正是依托以上活动，Y村才一改过去的涣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团结”局面，我也才得以看到前文所讲的那种温馨场景和欢乐画面。在同当地村民的交流中，我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了他们对“中国心”这个社工机构及其员工的认同，有的村民发自肺腑地说到，“这些年轻人能够长期呆在村里，真心真意地为村民服务，真的是不简单呐！”

通过侧面了解，我感觉，这些社会工作者之所以能有这种“扎根基层”的情怀，可能与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曾是汶川5.12地震受难者有关，也许，正是那场惊心动魄的人生遭遇，那次被人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的经历，使得他们更加懂得“爱心”的珍贵。

▲ 2016年5月，地震八年后的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植物正在“淹没”倒塌的建筑。 © 图虫

带着对Y村故事的思考，我进行了“逆向”推理，很自然地得到了这样一个认识：中国农村的涣散与“组织化难题”，看似存在着复杂的多种影响因素，但是其深层次的一个核心原因可能就在于，中国农村的“文化”出现了问题，或者也可以形象地说——是因为“缺爱”，导致“人心”难以聚拢，社会信任难以建立，村庄自然难以“整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一种力量可以帮助这些村庄找回那份丢失的“爱”，并形成具有公信力的组织核心，这种涣散局面就能到改善，中国农村的组织化难题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破解；由此，中国的农村也许就可以走向一种新的和谐状态，再次成为一个个温馨的生活共同体。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若要拯救“缺爱”的中国村庄，就要找回真正的“爱”。从个案角度来看，这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是从整体来看，这种传递“爱”的力量仍然十分困乏，像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这样的社会组织数量还十分有限。

另外，即使是Y村，村民目前似乎还尚未形成强大的“自组织”能力，村庄的凝聚力还在依赖驻村社工机构，对于他们撤走之后，村庄的这种局面是否还能得到维持，很多老人都表示出了担忧。

最后，一个更为值得忧心的事实是，中国的社会工作组织暂时还没有获得宽敞的生存空间，特别是农村社会工作队伍建设还远远跟不上现实的需要，现代社会组织理念还尚未得到官方的充分接受与信任，这些事实必将严重地阻碍对中国广大“缺爱”村庄的“拯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