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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比任何时候更关注谁是邻居

(2017-10-10 11: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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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邻居

贫富

罗东,九零年生,书评编辑,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商品房市场历来流行一个说法叫“金九银十”,毫无疑问,包括其中作为过渡的十一假期。所以购房者和售楼员的假期都很忙。然而,近年热度消逝,往年“连夜排队”“挤爆售楼房”的场景已经退为旧闻。


而这一缩影的背景是,中国围绕土地开发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走向落幕。二十世纪末以来,它已经高速持续近二十年。


我还记得三年前坐在教室跟着导师读《城市大转型》(The Great Urban Transformation)的情形。作者是美国华裔地理学家邢幼田。她在书中说,波澜壮阔的城市化建设,塑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和行政方式。但现在这些正在改变。


不是说,土地开发,以及相伴随的住房市场要消失,而是说,全社会疯狂地绕着“房子”而运转的时期将停下脚步,逐步落地。产业结构面临一场变革和调整。资本投入和经济增长的方向,转为娱乐、医疗、科技和教育等领域。


这时候,住房的销售文化也在悄然出现变化。


半年来,我偶尔到一些售房平台上浏览,同时查阅早年售罄的历史广告。比较中发现一个语言现象——“住的都是高素质业主”等描述词汇正在崛起,成为定义“优质房”的关键词。

我们将比任何时候更关注谁是邻居
河北平山县,市民骑车从“平山‘首席’富人区——只为一个阶层而生”巨幅楼盘广告前经过。 © 图虫


众所周知,早些时候,更重要的标准显然是地段,与交通、医院和学校等配套设施等。“高素质业主”与否,完全不显眼,甚至都不出现,原因很简单,彼时楼盘及其周围社区尚不成熟,空地上拔地而起一栋楼,列不出其它标准,最被关注的,是关涉到“食住行”和教育的配套设施。


需要注意的是,这绝不意味着地段或配套设施就不重要(相反,它们一直都置身于最重要的价值层面,尤其因为住房跟教育挂上了钩),而是意味着,这些描述基本都可以统一到“住的都是高素质业主”的表述下。经过一番市场价格选择和竞争,什么样的配套设施,就决定着什么样的邻里,现在,顺理成章倒过来,作为一种选房便利,知道邻里就基本知道了配套设施,继而判断出住房的价值。


即便“住的都是高素质业主”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说法,但回到日常生活中,人们都能不假思索地判断他们眼中谁是所谓“高素质”,何类职业,何种教育,而毋需精细的描述。


世纪之交,描述中国城市生活的文艺作品,都曾经流行过一种文化反叛,说城市的钢筋水泥掏空精神空间。这是一种现代性紧张。这些作品批判中国人情味的消失,人际关系变得冷漠,不关心隔壁住的是谁,甚至都不往来。“远亲不如近邻”的传统中国不见了。


但现在,我们即将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关注谁是邻居。是城市邻居回归常来常往的熟人社会吗?不是的。


我们很可能还是“冷漠”如昨,关注谁是邻居,既是选房的一种便利标准,更是在确认一种社会地位和身份,孩子出生后遇到什么样的邻居,出入与什么样的邻居相伴,有着什么样的学区教育。所以不单是选房或安全的考虑。


那么,面前正在出现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著书《我们的孩子》说,“美国梦”的光环正在被阶层固化摧毁。这样的判断只不过是一个共识。然而,他屡次提到一个不太起眼却很重要的现象叫 “邻里隔离”。


我们的印象中,美国邻里隔离可能还指种族,但现在,罗伯特·帕特南的判断是,贫富已经超越种族成为邻里隔离最重要的一种标准。贫者和富者的混居结束,“人以群分”,住宅区的居民彻底变得单一,贫者抱团聚集在低廉区,富者抱团聚集在高档区。

 

我们将比任何时候更关注谁是邻居
美国洛杉矶西北部,比佛利公馆高档小区,其所在的Encino地区是当地著名的富人区。 © uoolu.com


是的,阶层不同,文化品位不同,但一旦阶层流动停滞不前,邻里隔离其实是最直观的外在表现。


然而,但凡回顾一下古今中外的居住史,就可看到,邻里隔离其实一直存在,不同只体现在隔离的标准和程度。因此这不是我在这里最感兴趣的问题。


我借罗伯特·帕特南说的“邻里隔离”是要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住的都是高素质业主”的兴起是在宣告,人们日常的体验里,“时间感”正在让位于“空间感”,将很可能重塑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思维。


我们都知道,时间和空间历来是理解世界的两种基础维度。时间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种历史,而空间是这里、那里,是一种地理。“时间感”和“空间感”即指人们对两者的日常体验和感受。


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地理学、城市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曾经在二十世七十年代有一场“空间转向”。什么意思呢?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率先提出,空间在学术界是隐形的,边缘的,他要为空间辩护。这时期,第一世界国家的城市建设运动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穷者被挤出,富者占领空间。新马克思主义也重振旗鼓,向空间不平等宣战。


美国地理学家爱德华·苏贾在《第三空间》和《后现代地理学》中说出了他们的诉求缘起,即空间在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历史面向的研究长期占领高地。


与学术研究不同,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可从未忽视过空间。住在哪里,看在眼里,揣在心里。因为他们是空间分配的主体,是亲历者和承担者。但如果要说“空间感”,却已有变化端倪,且在我看来,正在超越“时间感”。


改革以来,“生活好了”“你们这些孩子没有经历过苦日子”等家常,同宋祖英演唱的《越来越好》一起,曾经象征着一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大变迁。这是一种时间感,在现在与过去比较中感受中国,在人们的体验中,生活和国家经济都是变化的,是向上的,是满意的。


相应地意味着,人们愿意牺牲一切投身于劳动,并对未来是高预期的,敢于高额贷款购房。而邻国日本,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停滞消减了消费预期,被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中说是“年轻人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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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寄住在网吧的Tdayuki Sakai。从信用卡公司辞职后,他成为了一名“网吧难民”。 © Shiho Fukada / Panos Pictures

 

这样一种时间感,主导了中国近四十年来的社会思维,感谢生活变好,担心任何意外或不安影响经济发展。


然而,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经验都在表明,时间感不会长盛不衰。原因很简单,没有一个经济体能保障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观念变迁都可能带来拐点。


而时间感一旦慢下来,公平正义的声音就会“扶摇直上”。这是左翼在欧洲国家和美国存在的依据。大规模的城市化到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公平正义将是空间范畴的。原因是,住在哪里,有着怎样的社区和配套设施,相比于其它标准,是最直观的表现。


我看到,“住的都是高素质业主”的说法正在崛起。它的背景是中国依靠土地开发的经济增长模式将退出,按照社会学家孙立平的说法,即集中置业时代将结束。这意味着,当今中国的城市空间分配已基本定型,贫者和富者各自聚集,相互间形成一堵社会高墙。


不管是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经租房”,还是改革早年的“福利房”,它们的城市空间分配,都由单位和政治身份来划定。是商品房市场带来了自主选择。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现在,我们将比任何时候更关注谁是邻居。


需要重提的是,这里不是指关注具体的邻居,甚至都可能住在隔壁却“老死不相往来”,关注的而是同一身份和地位。


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左翼将空间分配正义视为驾驭资本的一种方式,问题是,怎样驾驭?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合法的财产权和物权不可侵犯。绝不可能像十九和二十世纪的一些社会实验一样,自上而下占领空间而强制重新分配。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注重自由的右翼,与注重公平的左翼,在全世界范围内争议了数百年。但有一些基本共识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如果财产收入不合法且严重不平等,如果阶层之间的流动和对话不畅通,如果公共服务不平等地普及,原本只是市场选择结果的“我们将比任何时候更关注谁是邻居”将可能带来强烈的空间感。


这是原来的时间感解决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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