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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尹究竟是贤相,还是可比拟曹操、姚广孝之流的乱世枭雄?

(2019-06-18 23:29:58)
标签:

成汤

伊尹

枭雄

姚广孝

曹操

分类: 上古

引子

伊尹,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相。他先帮助成汤灭夏兴商,而后又辅佐殷商五代君主,为殷商的立国和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伊尹就是殷商之吕尚和周公。

伊尹死后商王以天子之礼葬之,并奉其为“商元圣”。甲骨文卜辞显示:终殷商之世,伊尹一直受到丰盛的祭祀,规格甚至比肩上甲微、成汤等商王。

伊尹究竟是贤相,还是可比拟曹操、姚广孝之流的乱世枭雄?

伊尹

不过伊尹虽被列为贤臣标杆,但其某些做法在后世却引起了极大争议,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放太甲于桐宫”,此举无论是真如《尚书》所述的“训于王”还是如《竹书纪年》所述的“自立”,皆难免为后世野心勃勃的权臣所效仿。汉朝大将军霍光即以此为例,废刘贺、立宣帝,被后人并称为“行伊霍之事”。

其它如“就汤就桀”的行为也饱受“为臣不忠,投机于夏商之间”的质疑。

对于伊尹的行为,毛泽东在其早期文稿中认为:“其心实大公也。尹识力大,气势雄,故能抉破五六百年君臣之义,首倡革命。”

毛泽东的此句话在赞扬伊尹心怀天下的同时,显然也直白的表明伊尹的行事风格不同于传统的名臣贤相,而是摆脱了世俗的伦理框范,以非常之手段成就非常之事。

毛泽东的评价让本人想起了后世另一位著名的丞相,那就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曹操。传统的诸葛亮式贤臣行事一般拘泥于道德礼法,明知君主昏庸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曹操不同,其虽然也心怀天下,但只忠于自己,君明则佐之,君昏则弃之。故《三国演义》中评价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本人研读史书后认为伊尹亦是如此,其行事风格近于曹操,同样带有浓浓的枭雄作风,只不过两者境遇的不同导致一人被标榜为殷商贤相,另一人却成了汉贼。

一、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摆在夏桀面前,但是他却没有珍惜!

由于史书中记载伊尹原为有莘氏的庖人,后在成汤与有莘氏的联姻中以滕人的身份随嫁,因此很多人以为伊尹出身于奴隶。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伊尹不可能出身于奴隶。其才能非常全面,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能做“大濩乐舞”,通晓“巫卜之术”,这些都彰显着其不平凡的身份。

本人推断:伊尹应当是居于泗水流域的伊族国君之子。在其年幼时,伊族遭受洪灾,国君亦因此殒命,余众则并入邻近的有莘氏族中。“尹”者,一官之长也,有莘氏国君称其为“伊尹”以表明其伊族族长的身份;而庖人在夏商之际也并非低贱的职业,其负责国君的饮食,是亲密和信任的象征。

对于伊尹的“就汤就桀”行为,《孟子》、《淮南子》、《史记》等典籍皆认为:伊尹在被成汤举用后,曾一度叛离成汤,试图辅佐夏桀,然终不能为其所用,遂复投于成汤。即伊尹“就桀”是真心辅佐夏桀。而《吕氏春秋》和《孙子》则将伊尹“就桀”行为解释为奉成汤之命去间夏(即做间谍)。两者描述的差异如此之大,这是怎么回事呢?

本人在深研史书后认为:实际上伊尹“辅佐夏桀”和“间夏”可能都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是其在不同时期的行为。辅佐夏桀应当发生在伊尹投靠成汤之前,而间夏则发生在投靠成汤之后。

虽然《孟子》、《史记》等典籍中记载的是:伊尹辅佐夏桀是发生在被成汤举用后。但这种说法不足为信。

首先,《孟子》等典籍中记载“五就汤、五就桀”,这本身就存在数学逻辑问题,因为如果先“就汤”,那么经五次反复后最终会“就桀”,可见此说法应为妄谈。

其次,伊尹先“就汤”的逻辑基础是:其出身于奴隶或处士,首先被成汤举用。然而事实上,伊尹是伊族族长,有莘氏的贵族。有莘氏是姒姓(见于《世本》),与夏桀是本家,其本就是夏朝安排在东方用于监视统领周边东夷部落的方伯首领,因此伊尹有较为通畅的渠道任职于夏朝。此时的夏朝虽有一定程度的衰落,但仍然是统领万邦的中央王朝,因此,伊尹想要实现自己的抱负,选择夏朝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反而是先“就汤”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毕竟此时的殷商充其量不过是诸侯国,并不比有莘氏强多少,若无特殊理由,投靠成汤何如呆在有莘氏族中。

综上而言,本人推断:《史记》中所述的伊尹“去汤适夏”很可能并不存在,其应当首先就职于夏朝,并以天下为己任,诚心辅佐夏桀。然而夏桀荒淫暴虐,将伊尹的直言劝谏斥之为妖言。在发现夏朝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后,伊尹对夏桀大失所望,发出“君王不听臣之言,亡无日矣”的感慨,毅然回到有莘氏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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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不听臣之言,亡无日矣!

二、我们既有才华又有上进心,世人统一称呼我们为枭雄!

《水浒传》中宋江的一首《西江月》很适合伊尹回到有莘氏后的心态:“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

伊尹此时就是一头猛虎,他身负经天纬地之才,却偏偏无法在广阔的天地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只能蜷缩于有莘氏一隅,收敛起尖牙利爪等待时机。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很有可能会就此在有莘氏族中碌碌一生,这对于一个有强烈建功立业意愿的人而言是难以忍受的。

而伊尹恰恰就是这种人,孟子评价伊尹“治亦进,乱亦进”,这虽然是在赞扬伊尹积极的出仕态度,但同样也暗示伊尹非常热衷于仕途。

历史证明,像伊尹这样有才华而又热衷于仕途的人是不会甘于就此沉寂下去的,他们总是能从一个出人预料的角度重新站回历史的舞台上。

比如《水浒传》中“潜伏爪牙忍受”的宋江最后选择了“杀人放火为招安”的方式;唐朝屡试不第的黄巢则愤而造反;同样屡试不第的北宋张元却一怒之下投靠了西夏李元昊,终身与宋朝为敌;而明朝未能凭借“通儒僧人”身份进入朝局的姚广孝则千方百计接近燕王朱棣并鼓动其谋反。

这些人在后世有个统一的名字,那就是“乱世枭雄”。而伊尹则是他们的鼻祖,其对夏桀所说的“君王不听臣之言,亡无日矣”,可不是虚言恐吓,而是确实存了颠覆夏桀统治的心思,这从伊尹与成汤的会面过程即可窥视一二。

三、子履(即成汤),你的国家太小了,咱们一起制霸天下吧!

根据《吕氏春秋·本味》记载:伊尹在与成汤首次会面时就赤裸裸的鼓动其图谋天下,他在介绍美味时毫不掩饰的直言:你的国家太小,无法聚齐天下最好的味道,如果得到天下当了天子就可以了。这就是著名的“伊尹说汤以至味”。

当成汤询问取天下之策时,伊尹也给出了一套成熟的方略,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内施仁政,外联诸夷。

很多人可能以为成汤早有图谋天下之心,其东巡的目的即为寻找共同反夏的盟友。伊尹只不过切实了解了其心思才故作此惊人之言。但本人认为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

首先,夏朝实行的是内外服制度(内服即夏帝直接控制的区域,外服即附属的各诸侯),其本质上仍然属于诸侯国联盟,各诸侯国在效忠夏朝(如出兵等)的同时也有着非常大的自主性。因此夏桀的荒淫享乐行为很难对各诸侯国造成实质性影响,也难以激起他们的反叛之心。

其次,推翻夏朝需要搞定众多效忠于它的诸侯国,这只有在其众叛亲离或者自身实力能够力压群雄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办到,因此各诸侯国也难以兴起取代夏朝的念头。

最后,殷商有着先天不足,其周边雄踞有豕韦、顾、昆吾等夏朝的铁杆盟友,实力非常强劲,而且关系亲密。其中,昆吾被后世尊为“上古五霸”之一,这表明其在诸侯国中实力最强。殷商虽然蒸蒸日上,但实力可能尚不如昆吾,更何况被众多夏朝铁杆死死压制,其应付昆吾尚显困难,更不可能有反叛夏朝之心。

本人认为:成汤东巡的目的应该不是需找反夏盟友,而是正常的寻求诸侯联姻或者为了应付昆吾的压力。

屈原在《楚辞·天问》中也直言“不胜心伐帝,夫谁使挑之?”意思是谁挑拨成汤讨伐夏桀。可见,屈原也认为成汤本无伐夏之心,而是受人挑拨,这个人显然指的是伊尹。

另外,《吕氏春秋》中记载了伊尹的两次间夏行为,在第一次间夏行为结束后,成汤才“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这也表明直到伊尹的方略显出效果后成汤才真正有了伐夏之心。

当然,伊尹也不可能全凭一张嘴来忽悠成汤,他还给成汤送上了一份大礼。史书记载其以有莘氏滕臣的身份投靠成汤。这表明他不仅全力促成了有莘氏与成汤的联姻,而且率伊族举族投靠成汤。

这份大礼非常重,不仅是获得了一个可靠的盟友那么简单,前文已经说了,有莘氏是夏朝安排在东方的方伯首领,有莘氏与成汤的联姻,直接瓦解了殷商被昆吾等夏朝铁杆压制的困境,同时也降低了夏朝对殷商的警惕之心。也难怪伊尹能够“名未著而受三公”。

其实伊尹所选择的道路和明朝姚广孝相似,姚广孝也是在无法进入朝局的情况下敏锐的从建文帝的削藩之举中看到机会,果断鼓动燕王谋反,最后一举成功,成就了“黑衣宰相”的赫赫威名。

四、仁义道德?等得到天下后再说吧!

伊尹的灭夏方略中,核心内容并非“内施仁政”,而是“外联诸夷”,这就需要离间诸夷与夏朝的关系,以求建立诸夷的反夏联盟。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环,由伊尹亲自来完成。他亲自以商使的身份去夏庭充当间谍,这就是《孙子兵法》中著名的“上智为间”。

在伊尹间夏的过程中,充分显露了其枭雄本色。可以说,为了削弱夏朝的实力和离间夏夷关系,伊尹几乎抛弃了所有贤臣所应具有的仁义道德。他与夏桀的元妃妺喜相互勾结,并且投夏桀奢侈淫佚之所好,“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篡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见于《管子·轻重甲》)。枭雄者,言不必有信,唯能遂其志而通权达变,欲以先登绝顶之位,再行仁义之事。

纵观整个兴商灭夏的过程,伊尹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甚至国君成汤在其中的存在感都很低,更遑论他人。可以这么说,伊尹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断送了夏朝江山,并将成汤送上了天下共主的位置,这就是枭雄在乱世的能量!

五、治世之下,还是做“能臣”这份有前途的职业吧!

伊尹在乱世中的能量之大上文已经阐述,那么在治世其还是枭雄作派么?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伊尹“放太甲于桐宫”之事。《尚书》、《史记》中认为“伊尹放太甲”是因为太甲暴虐乱德,伊尹出于公心而为之。而《竹书》中则认为伊尹是篡位。

关于《竹书》的真伪问题已经有很多讨论,这里不再进行阐述,本人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伊尹篡位的可能性确实不大,这就是开头所述的伊尹和曹操的境遇不同。

曹操起于乱世,其在整肃天下的同时也成功的建立了独立于汉室之外的班底,这股力量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而汉室则极度衰微,汉帝只不过是其用来号令诸侯的工具。因此曹操完全可以随时废汉自立,成为“汉贼“。

但伊尹则完全没有成为“商贼”的可能性,其虽然主导了灭夏的战争,但主要力量仍然掌控在殷商手中,伊族充其量不过算个较大的合伙人。灭夏之后,殷商很快进入治世,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殷商王室并没有任何程度的削弱,伊尹虽然有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声望,但也难以对王室形成绝对性压制。

另外,根据史书记载可知:夏商之际的国家仍然存在着浓厚的血亲关系,殷商实质上是商族一族之国家,商王不仅是殷商的国君,其同时还是商族之主。伊尹虽然立有莫大功绩,但始终是毫无血缘的臣属。商族可以给予他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声望,甚至可以在祭祀中给予其比肩成汤等商王的规格,但绝不会容忍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外族成为商族之主。因此如果伊尹有篡位之举,将是与整个商族为敌。

伊尹作为伊族的族长,显然明白这个道理,他当然不可能去行此冒商族之大不韪之事。本人推测,伊尹的放太甲之举应当是在得到了商族王室元老的许可后才进行的,在达到劝诫的目的后,就很快还政于太甲。在治世,还是收起枭雄的作派,老老实实的做个名垂后世的贤相吧!

结语

伊尹正如曹操,同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在夏商交替的乱世,其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倾覆夏朝江山,充分显示了枭雄的能量。而进入殷商治世之后,伊尹则勤勤恳恳辅佐五代君主,为殷商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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