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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唐代如何管理内河水运? (《中国水运报》1月21日刊发)

(2018-01-21 11:36:27)
自古以来,长江等内河水运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长江航运的兴起和繁盛,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早在7000多年前,先辈们就驾着独木舟开始了原始的航行,从此长江等内河担负起横贯中华大地,畅达大江南北的大量物资与旅客运输,在我国水运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历代对于长江等内河水运管理十分重视,尤其是到了唐代,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全面实行水运管理的朝代。
唐以前的水运管理,仅限于官办航运的领导和组织及对商民舟船的征税,尚没有水运交通的律令,进入南北朝以后,各代虽在建康设立“津主”一官,除掌征税外,还检查船只是否装载有禁运物品与罪犯,但此管理也只囿于港口码头。唐代不仅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水运管理制度,还将水运管理提到法律的高度,揭开了我国古代内河水运管理立法的第一页,使长江等内河水运管理更加完善。
1.
完善的管理机构
为了加强水运管理,唐政府设立了自上而下完备的行政管理和执法机构,其管理水运事务的机构共有三大部分:即尚书省工部所属的“水部”和独立机关“都水监”与中央派出的“水陆转运使司”或“诸道转运使司”。
水部直属尚书省工部,它的最高职官是水部郎中及副职员外郎。史料载,其职权是:“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天下舟楫、溉灌之利,成总而举之……”显然,水部是关于水流与舟楫航运的立法与行政审查的国家最高官署。
都水监也称将作都水监,是尚书省六部以外中央一级的专门水运管理机关。据《唐六典》记载其职权范围是:“都水使者二人,正五品上......都水使者掌川泽津梁之政令,总舟楫、河渠三署之官署。辨其远近而归其利害,凡渔捕之禁,卫虞之守皆由其属而总制之……”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为:“都水监:使者二人、丞二人,主薄一人,録事一人,府五人,史十人,亭长一人,掌固四人。”使者所属下辖机构和人员:舟楫署、河渠署、诸津,总计336人。各地河渠中还设置的渠长和斗门长。都水监机关的权限与管理事项基本上与水部相同,但二者职权的性质却是不同的,都水监及其使者是监督、巡视水流、河堤、航运与津梁的特派行政机关与官吏。大部分的监督与行政管理的任务由都水监执行,所以下属机关有较多的官吏。
水陆转运使司或“诸道转运使司”,是中央的派出机构,其最高长官是转运使,也是构成长江航运的管理机构的组成部分,为长江航运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制定内河航行法规
随着内河航运的日益发展,内河各干支流,尤其是长江与大运河上舟船往来日益频繁,为了维护水上交通运输的秩序,保证舟船的畅通与安全,唐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水运管理机构、设置各级职官的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内河水上交通运输、渡口桥梁、河道水流等有关法规,在《故唐律疏议》《唐六典》和《水部式》中有很多这方面关于内河舟船航行法规、津渡设置与管理、河道水源管理法令规章的记载。其中绝大部分出自《唐律》,因此具有法律的权威性。
唐代的内河航行法规的主要内容包括:内河船只水上航行、船舶安全检查、舟船停泊与公差、军人乘船时必须遵守等若干规定。《唐律》中有关内河航运管理的法规和规章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对船舶检查和靠泊规定。“茹船,谓茹塞船缝;泻漏,谓泻去漏水”,就是要求船家行船前或航行中必须随时对船只进行安全检查,保证船体密不渗水。如有渗水,应即时排除,避免中途沉船,造成沉船事故,确保船只维持良好的适航状态。“安标宿止,调行船宿泊之所,须在浦岛之内,仍即安标,使来者候望。”依此规定,船舶必须在港埠的浦洲码头岸边靠泊过夜,不得在无人烟的荒岸处停泊宿止。舟船停泊后,必须安设标志,以资来往船只及旅客识别。
其次,对船舶航速的规定。“旧制……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顺流之舟,即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此规定对船舶航速的要求轻重有别,顺溯有异。且在航行中驶于艰险之处,“其如破柱之类,不拘此限。若遇风,水浅不得行者,即于随近官司中蝶检印记,听折半。”
再次,船舶相遇避让规定。“……行船之法各相加避。若瑞债之处,即诉上者避沿流之类,违者各答五十。”是说船只和竹筏在航行途中,要相互避让,在急流和险滩处如上下两船会遇,上水船要主动避让下水船,尤其是险滩激流显著的长江更要严格执行,避免抢行发生事故。
第四,船舶限制超载规定。《故唐律疏议·杂律》载文:“请应乘官船者,听载衣粮二百斤,违限私载,苦受寄及寄之者,五十斤及一人,各笞五十;一百斤及二人,各杖一百(若家人随从者勿论)。每一百斤及二人,各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对于乘官船外出的人员,只能带随身衣粮物品至多200斤,超重违例,则根据情节轻重及超载数量,要受到笞、杖直至判徒刑二年的惩治。而“监船官司知乘船人私载,受寄者与寄之者同罪,若是空船……不同此律。”此条律令特别是对政府官员和从军征讨的将士,尤为严厉,违犯者,最高可判处3年徒刑,对民间也起到警戒的作用,限制了船舶超载,无疑对船舶水上航行安全大有益处。
3.
津渡的设置与管理
唐代十分重视交通的发展,政府在河流津口架桥设渡,便利通行;同时对大江大河上的渡口与渡船施行管理。据《唐六典》载,尚书省工部所属水部下令在黄、渭流域用舟船相连而搭起水上浮桥。在长江流域,则指令各州县设置了津渡10多座,计有:“蕲州江津渡;荆州洪亭、松滋渡;江州马颊、擅头渡,船各一艘,船别六人。越州、杭州浙江渡;洪州城下渡、九江渡,船各三艘,船别四人。渡子并须近江白丁便水者充”。
同时规定,“其津济之处,应造桥航及应置船筏而不造者置,及擅移桥济者,杖七十;停废行人者,杖一百”。《疏议》对这项规定进行了解释:“津济之处,应造桥航,谓河津济渡之处,应造桥及船者,编舟作之,及应置舟船,及须以竹木为筏,以渡行人,而不造置,及擅移桥梁济渡之所者,各杖七十,停废行人。为谓不造桥航及置船筏并擅移桥济,停废行人者,杖一百”。这项规定表明,凡是制定的津渡处所,不造桥梁,不设渡船者,或者未经允许擅自移动桥梁及渡口者,津主,即津令、津丞都要受到惩治,由此而影响交通,则肇事人要被杖打一百。
为确保水上安全,唐政府对长江等河流的津渡加强管理,并颁布了《津渡法》,甚至“驻兵防守”,从而维护了渡运秩序。
4.
河道水源的管理
无论是航运,还是农业生活用水,水源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唐代已经开始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和管控,以发挥水源的最大化作用。经水部制定的这类法令,由都水监下属的河堤令监督执行,并且具体实施管理。水陆转运使及地方官员如刺史、县令等都有监督指导管理水流官吏的职权。
元和三年,李异奏准,江淮堰埭,归转运司管理,即从此由转运使管理河渠。其内容主要包括:河渠通舟水源及斗门的管理、灌溉用水的管理、碾硙用水的规定和堤防管理等。就是说江河渠中的水资源,首先要保证舟船通航,其次是用于灌溉,再次才用与碾硙,就是利用水力启动的石磨。水部规定:“……凡是溉灌者,碾硙不得与争其利”。为了保证行舟,“自夏季及于仲春皆闭斗门,有馀得听用之”。《唐律》规定:“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因河堤断决“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总之,包括河堤失修缺口,河渠署的令、丞等主管官都要治罪。
唐代对于窃取水资源的也予以惩处。《唐律》规定,对“诸盗决堤防”的犯罪行为,定罪“杖一百”。即凡是盗缺堤防窃取河渠中的水资源供私用和官用的人,都要受到惩治。如果因此而导致河堤缺断,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肇事者以“坐赃论”处,一般判处三年徒刑,直到以“杀伤论”定罪。这条律令,主要是为了维护长江等江河的正常航行 。
5.
规范内河运价
唐代包括长江在内的内河航运业不断发展,因此规定内河舟船运输的运价,也是唐代内河航运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内河船舶在运输过程中所收取的运费,唐时一般称作“运脚”或“脚价”。
唐代规定的内河水上运价,只适用官物运输。当时朝廷实行租庸调制,每年在江、淮各地除征收数以百万石的租粮外,还调收大批的土特产品入京,运量巨大。
在刘晏实行官纲运输以前,上述物资的运输都由民间承担,尽管人民负担了大部分运费,然而朝廷每年也要花费一笔巨额费用,用于水陆运费开支。裴耀卿掌漕运时,为节省朝廷费用,曾向人民额外征收“函脚”,用于水陆运费。他执事三年省陆运费计30万缗,算作一大功绩。武则天时,朝廷苦于运脚常数倍加钱,不得不对官物运输,做出运价(脚值)的规定:凡天下舟车水陆载运,皆具为脚值,轻重贵贱平易险涩而为之制:“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等四道诸州,运租庸杂物等脚值,每驮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山坂处一百二十文,车载一千斤九百文”。“黄河等水运脚费:从幽州运至平州,上水十六文,下水六文”“余水上十五文,下五文”。长江“从澧、荆等州至扬州四文”“山陵、险滩、驴少处不得过一百五十文,平易处不得下八十”。按照这个标准,显然长江流域的水上运价,低于黄河流域,长江从湖南澧县及湖北江陵一带船运官物到扬州,下水每百斤百里的运费只4文钱。这也反映了当时长江航运优于黄河航运的现实。
盐是当时长江水运的最大宗的货物之一,政府对食盐运输也明确规定运价标准,据《文献通考》载:“运盐之法,凡行百里者,陆运斤四钱,水运斤一钱”。水运费用比陆运低了四分之三,但据《两淮盐法志》《仪征县志》载:唐代水运盐每石百里48文,米50文1分2厘7毫。陆运费与水运费之比为19比15,后者说的是长江水上盐运价。
唐代长江民间客货运输,一般不受政府规定水运脚价标准的约束,运输过程中的运价,则由船户和货主或乘客双方商议定价。唐政府规定水路运输运价,付给承运者一定数量的运费,这要比唐代以前动辄无朝代无偿征调民船的做法具有较大进步意义。
6.
内河舟船征税管理
唐代对包括长江在内的内河从事舟车贩运的商人征收税金,也体现进行安全管理的职能。唐代中央政府设有“两税使”,任官常由盐铁转运或留后一类高级官员代兼。在水运事业发达的江、淮一带,地方最高守官如节度使、观察使等,有时也在管辖区内向载货过境的舟车征税。
唐初沿用隋代税制,只向以舟车贩运的商人征税,乘坐舟船和车辆的旅行者,不在征收之列。武则天时,朝廷采纳崔融建议,对乘坐舟车的旅行人员,亦征税金。至唐上元年间(公元760至761年),肃宗李亨为解决财政困难,下诏向通过运河中船闸的商人征税,“江淮堰塘商旅牵船过处,准斛斗纳钱,谓之埭税”。朝廷在堰婊船闸设关建卡,令其航行于此的船只,在航行途中征税检查,丈量船舶。这种以堰埭船闸为关卡,在船只航行途中征税的办法导致了后来税场的诞生。
长江流域是盐茶贸易最为集中的地方,盐舶茶船贩运兴旺,唐代宗大历末年,刘晏在扬州港坐征盐税,每年收钱600万缗,占天下赋税的一半。德宗建中元年,朝廷按照户部侍郎赵赞的条奏,建议征收茶叶货税,“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税一......”
文宗时,政府在泗口(今江苏靖江市西南)设立税场,这是唐代长江流域设置的第一个专职征税机构,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向舟船征税的专门机关。泗口隶属于楚州,地处邗沟入淮北岸,是南北大运河舟船往来的必经之地,但税场征税苛厉:“经过衣冠、商客、金银、羊马、斛斗、见钱、茶盐、绫绢等一物巳上并税”。由于征敛过度,商客怨声不绝。开成二年,武宁节度使薛元偿上奏说:“淮泗通津,向来京国自有率税,颇为闻怨诟......”请予停绝。经朝廷准奏后,泗口税场于当年罢官闭场。唐代泗口税场的设置,为以后各王朝在长江沿岸设立税务场开了先例。
武宗继位后,采纳了盐铁转运使崔洪的建议:“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皆有重税,或抢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故私贩益起”。当时长江各地,自道一级政府到各州县,或利用提高茶叶税率的机会向茶商横征暴敛,或借机大设邸舍,强迫茶商住留,索取过路钱,或以征税为名,上船抢夺茶叶。这种强夺舟船货物的非法行为,持续了近12年之久,致使舟船难通,茶商经业艰难。造成了税制的混乱,在一定范围内加重了商旅的负担,挫伤了他们贩运经商的积极性,影响了交通运输的正常发展.
到大中六年正月,盐铁转运使、兵部侍郎裴休才将各地滥征商税的非法行为报告给唐宣宗说:“诸道节度使、观察使置店停止茶商,每斤收榻地钱并税经过商人,颇乖法理,令请釐革横税,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课利自厚”。其后非法横征现象才受到一定程度的制止。
唐代在内河水运管理中所推出的上述措施,虽然还不是十分完善,但是在我国古代内河水运交通管理史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为后来的内河水运管理尤其是对长江航运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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