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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英缤纷的影像背后——电影《英雄》批判

(2015-11-07 20:28:41)
标签:

娱乐

分类: 心灵空间

落英缤纷的影像背后

——电影《英雄》批判

白亚波

我,一个容易被光与影迷惑的人,一个沉湎于诗意中的影像的歌者,然而,对于《英雄》我更愿意从感性中蜕变,作一次彻头彻尾的感官背叛。

《英雄》上演了一场艺术上的“滑铁卢”战役,尽管它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此后,张艺谋更具商业资本,也更有票房号召力,他陆续驾轻就熟地完成了类似《英雄》风格的《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两部巨片,掀起了中国“大片“的历史风云。而他则悄悄地向电影票房的金字塔掘进,企图独霸中国影坛。面对张艺谋的这种强烈的“华丽”转身,中国影人怎么也无法将他的电影与十多年前“红色三部曲”相联系。从观众的态度中,我们听到了一曲曲褒与贬、肯定与否定空前激烈碰撞的咏叹调。

从影片公映之日起,观众对它的反映就异常强烈,有人站在中国国产电影的立场上,极力肯定《英雄》的“生而逢时”——它凭借精良的制作,在票房上击败了同年进口的任何一部好莱坞大片,连美国资深影评家都认为《英雄》好似“一艘航空母舰”直逼好莱坞市场。他们认为像张艺谋这样有国际声望的大导演理所当然应挑起中国商业电影的重担,振兴中国电影,力排好莱坞大片对中国本土电影的影响。在肯定《英雄》的观众中,还有一部分人是站在纯影像的立场上的,他们对电影更多秉持一种“影像说话”的姿态,认为光、色所构成的形象化的影像元素才是电影的“根本”,这是一种典型的影像“本位”观。然而与肯定者声浪相对唱的则是大多数毫不留情的批评与贬抑的观众,他们认为《英雄》虽然让张艺谋赚足了腰包,但其内容的空洞,色彩使用的泛滥,而徒留形式的艺术行为使他们看到了一个对叙事失去热情的“冷淡”的导演。“英雄”何为?情感何在?爱情怎解?在一片片的质疑声中,也许沉淀着的正是那个百年持续的话题:电影应为商业服务,还是应以保持艺术精神,提高观众的审美水平为目的?

1895年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制作的第一部电影到现在,电影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里,电影的路千回百转、曲折迤逦,它与观众的距离也时远时近。已故的中国电影美学家钟惦棐在自己的一篇理论著作《电影的锣鼓》中把观众作为电影最重要的对象,认为观众才是电影的生涯、电影的归宿,如果电影拍摄忽略了融入观众元素,则势必自食恶果。然而对于观众的认识,则应以辨证的原则进行,不应偏激地认为只要观众喜欢,电影就应那么拍。钟老逝世二十多年了,我们的理论界和电影创作群体事实上对于观众的理解还是飘浮不定,游离于“理论的真空”。在笔者看来,电影应在谋划长远发展的框架下,辨证地看待观众的需要,在赐予观众审美享受的同时,应努力提高他们的审美水平,换句话说,电影不应将商业性置于它的首位,而做好艺术才是关键,这样,电影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兼具商业性。

《英雄》对商业性无以复加的强调和对视听元素坚定执著的迷恋,在成就它雍容华贵外表的同时,也让它承担了物极必反的后果,张艺谋这次“大动干戈”缘何遭遇失败?我以为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下面具体谈论。

一、关于《英雄》的叙事

《英雄》讲述了一个刺秦而未遂的古老故事,从整个故事来看,影片其实是一个多重叙事过程,包括无名的“刺秦”故事,秦王猜测的“刺秦”故事,还有影片呈现的“刺秦”故事。这种叙述策略在电影中的运用可以看作是一次对电影叙事方法的大胆尝试,本无可厚非,但,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这又是电影铁的规则。《英雄》的失误在于它把一个本该沿袭“英雄”精神的故事,置换为秦王以暴力扼杀正义的事实,不仁不义的秦王倒成了影片歌颂的主角,他踩着仁人志士的尸骨站在了历史的巅峰。影片叙事的实际结果跟它表面上强调的非暴力、去血腥的题旨发生了深刻矛盾。于是,影片变成了对秦王歌功颂德的文本,这与观众心中的历史上的秦王形象迥然不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人们对古代帝王的认同标准,中国儒家兼济天下、仁爱大众的思想也在影片的悖谬叙事中被颠覆。

《英雄》通过表里两层叙述,企图展现一个立体式、开放性的电影故事,最终成就它包容无限又凝聚经典的艺术风范,然而令张导始料未及的是,观众对这种叙述充满厌烦,问题就在于他在讲述过程中的粗陋与疏忽。不仅如此,表里两层叙述在交接时总给人以不自然、不流畅的感觉,这不禁让人想到张艺谋电影的通病——叙事不严密,说教气息重。

对于观众来说,电影是叙事艺术,如何把一个故事更好地讲给观众,从而引起他们精神上的共鸣,这是电影工作者应始终面对的重大问题。

二、关于《英雄》的造型

《英雄》是一场视觉盛宴,它是第五代“典型”影像风格发展的极致,这种影像风格与日本导演黑泽民的影像风格很相似,即都追求影像意境的深远宏阔和影像造型的表意功能,以表现意韵丰富的主题和内涵深沉的情感。具体言之,电影注重对光、色、声、构图及服装的考究,不放弃每一个可以发挥的视听元素。张艺谋在《英雄》中对色彩和景物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使影片呈现出一种极端唯美的风格。

影片的色彩被刻意划分为五种:黑、红、蓝、绿、白。黑的威严——它象征王权;红的血性——它象征忠诚;蓝的忧郁——它象征爱情;绿的生机——它象征和平;白的衰败——它象征死亡,也折射出残剑与飞雪为爱殉情的精神。张艺谋将五种色彩有意渲染,为的是与周围环境相配合,以服务于剧情需要,强化艺术感染力,然而问题在于,这些艺术行为的目的过于直露,缺乏含蓄的处理,让人在看剧情之前仅凭一睹风采便可摸透一二,这种做法表面看来形象大于思想,实则是思想大于形象,宥于主题先行的弊病,这可是艺术之大忌啊!

《英雄》有许多出彩的地方,如胡杨林、九寨沟两场戏,张艺谋不惜浓墨重彩放大细节,以夸大造型的视觉表现力,从而让电影迸发出激昂的梦幻效果。胡杨林那场打斗是如意打着“为主人报仇”的旗帜而蓄意挑起的。两位女侠身着艳丽红袍,掩饰不住的性感体态像风像雨又像雾地飘浮在胡杨林落叶纷飞的背景中,如意的动与飞雪的静,如意的恨与飞雪的忍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张艺谋的不足恰恰是在过分强调视觉张力的同时,忽视了对剧情周至的考虑,以致于本场戏镜头冗繁多余,给人拖泥带水之感,而更重要的是,观众期待看到的人物形象在此却化为单纯的符号,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张艺谋的败笔。

九寨沟的“意念打斗”是为了祭奠飞雪的。残剑与无名穿梭在澄澈碧透的湖水上空,然而彼此并非真的伤害对方。这里水的意象是影片强调的重点。这段精彩的蒙太奇组合让我想到了苏联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和他的理性蒙太奇理论。爱森斯坦曾花数年研究中国的象形文字,并从中找到了电影蒙太奇的表现灵感,他得出一个结论:1+1>2,即两个镜头如果能够巧妙组合,便会在原来意义的基础上,产生更多富有表现力的含义。《战舰波将金号》(爱森斯坦导演)里用三个依次出现的石狮子来表现苏联人民不断觉醒的含义就是理性蒙太奇理论的直接结果。张艺谋借鉴了这一理论,他在此段落里将水珠与刀、水珠与眼睛进行组接,表现了非暴力和爱的主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是柔情的象征)。这听起来好像是一次成功的导演,但静心一想,更像是一次高蹈的影像抒写,看起来很形象的影像组合,其意味却是抽象难解的,而且又有多少观众熟悉理性蒙太奇理论呢?况且这种理论本身说教气很浓,易于使观众生厌。

笔者认为张艺谋重造型而轻叙事的电影作风有待于进一步改观,因为叙事性不仅是电影艺术自身的要求,而且还是观众的要求。

据统计,这部投资约2.5亿人民币的电影在全球的票房收入大约为12亿人民币,可谓是中国电影票房第一次在“全球的胜利”。在《英雄》票房业绩的鼓舞下,2005年的《无极》和2006年的《夜宴》相继问世,但均遭市场冷落。看来,“英雄”模式并非如一部分人想象的那样“经打耐战”,于是,我想问,中国“大片”到底还能走多远?

 

 

——电影《英雄》批判

白亚波

我,一个容易被光与影迷惑的人,一个沉湎于诗意中的影像的歌者,然而,对于《英雄》我更愿意从感性中蜕变,作一次彻头彻尾的感官背叛。

《英雄》上演了一场艺术上的“滑铁卢”战役,尽管它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此后,张艺谋更具商业资本,也更有票房号召力,他陆续驾轻就熟地完成了类似《英雄》风格的《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两部巨片,掀起了中国“大片“的历史风云。而他则悄悄地向电影票房的金字塔掘进,企图独霸中国影坛。面对张艺谋的这种强烈的“华丽”转身,中国影人怎么也无法将他的电影与十多年前“红色三部曲”相联系。从观众的态度中,我们听到了一曲曲褒与贬、肯定与否定空前激烈碰撞的咏叹调。

从影片公映之日起,观众对它的反映就异常强烈,有人站在中国国产电影的立场上,极力肯定《英雄》的“生而逢时”——它凭借精良的制作,在票房上击败了同年进口的任何一部好莱坞大片,连美国资深影评家都认为《英雄》好似“一艘航空母舰”直逼好莱坞市场。他们认为像张艺谋这样有国际声望的大导演理所当然应挑起中国商业电影的重担,振兴中国电影,力排好莱坞大片对中国本土电影的影响。在肯定《英雄》的观众中,还有一部分人是站在纯影像的立场上的,他们对电影更多秉持一种“影像说话”的姿态,认为光、色所构成的形象化的影像元素才是电影的“根本”,这是一种典型的影像“本位”观。然而与肯定者声浪相对唱的则是大多数毫不留情的批评与贬抑的观众,他们认为《英雄》虽然让张艺谋赚足了腰包,但其内容的空洞,色彩使用的泛滥,而徒留形式的艺术行为使他们看到了一个对叙事失去热情的“冷淡”的导演。“英雄”何为?情感何在?爱情怎解?在一片片的质疑声中,也许沉淀着的正是那个百年持续的话题:电影应为商业服务,还是应以保持艺术精神,提高观众的审美水平为目的?

1895年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制作的第一部电影到现在,电影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里,电影的路千回百转、曲折迤逦,它与观众的距离也时远时近。已故的中国电影美学家钟惦棐在自己的一篇理论著作《电影的锣鼓》中把观众作为电影最重要的对象,认为观众才是电影的生涯、电影的归宿,如果电影拍摄忽略了融入观众元素,则势必自食恶果。然而对于观众的认识,则应以辨证的原则进行,不应偏激地认为只要观众喜欢,电影就应那么拍。钟老逝世二十多年了,我们的理论界和电影创作群体事实上对于观众的理解还是飘浮不定,游离于“理论的真空”。在笔者看来,电影应在谋划长远发展的框架下,辨证地看待观众的需要,在赐予观众审美享受的同时,应努力提高他们的审美水平,换句话说,电影不应将商业性置于它的首位,而做好艺术才是关键,这样,电影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兼具商业性。

《英雄》对商业性无以复加的强调和对视听元素坚定执著的迷恋,在成就它雍容华贵外表的同时,也让它承担了物极必反的后果,张艺谋这次“大动干戈”缘何遭遇失败?我以为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下面具体谈论。

一、关于《英雄》的叙事

《英雄》讲述了一个刺秦而未遂的古老故事,从整个故事来看,影片其实是一个多重叙事过程,包括无名的“刺秦”故事,秦王猜测的“刺秦”故事,还有影片呈现的“刺秦”故事。这种叙述策略在电影中的运用可以看作是一次对电影叙事方法的大胆尝试,本无可厚非,但,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这又是电影铁的规则。《英雄》的失误在于它把一个本该沿袭“英雄”精神的故事,置换为秦王以暴力扼杀正义的事实,不仁不义的秦王倒成了影片歌颂的主角,他踩着仁人志士的尸骨站在了历史的巅峰。影片叙事的实际结果跟它表面上强调的非暴力、去血腥的题旨发生了深刻矛盾。于是,影片变成了对秦王歌功颂德的文本,这与观众心中的历史上的秦王形象迥然不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人们对古代帝王的认同标准,中国儒家兼济天下、仁爱大众的思想也在影片的悖谬叙事中被颠覆。

《英雄》通过表里两层叙述,企图展现一个立体式、开放性的电影故事,最终成就它包容无限又凝聚经典的艺术风范,然而令张导始料未及的是,观众对这种叙述充满厌烦,问题就在于他在讲述过程中的粗陋与疏忽。不仅如此,表里两层叙述在交接时总给人以不自然、不流畅的感觉,这不禁让人想到张艺谋电影的通病——叙事不严密,说教气息重。

对于观众来说,电影是叙事艺术,如何把一个故事更好地讲给观众,从而引起他们精神上的共鸣,这是电影工作者应始终面对的重大问题。

二、关于《英雄》的造型

《英雄》是一场视觉盛宴,它是第五代“典型”影像风格发展的极致,这种影像风格与日本导演黑泽民的影像风格很相似,即都追求影像意境的深远宏阔和影像造型的表意功能,以表现意韵丰富的主题和内涵深沉的情感。具体言之,电影注重对光、色、声、构图及服装的考究,不放弃每一个可以发挥的视听元素。张艺谋在《英雄》中对色彩和景物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使影片呈现出一种极端唯美的风格。

影片的色彩被刻意划分为五种:黑、红、蓝、绿、白。黑的威严——它象征王权;红的血性——它象征忠诚;蓝的忧郁——它象征爱情;绿的生机——它象征和平;白的衰败——它象征死亡,也折射出残剑与飞雪为爱殉情的精神。张艺谋将五种色彩有意渲染,为的是与周围环境相配合,以服务于剧情需要,强化艺术感染力,然而问题在于,这些艺术行为的目的过于直露,缺乏含蓄的处理,让人在看剧情之前仅凭一睹风采便可摸透一二,这种做法表面看来形象大于思想,实则是思想大于形象,宥于主题先行的弊病,这可是艺术之大忌啊!

《英雄》有许多出彩的地方,如胡杨林、九寨沟两场戏,张艺谋不惜浓墨重彩放大细节,以夸大造型的视觉表现力,从而让电影迸发出激昂的梦幻效果。胡杨林那场打斗是如意打着“为主人报仇”的旗帜而蓄意挑起的。两位女侠身着艳丽红袍,掩饰不住的性感体态像风像雨又像雾地飘浮在胡杨林落叶纷飞的背景中,如意的动与飞雪的静,如意的恨与飞雪的忍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张艺谋的不足恰恰是在过分强调视觉张力的同时,忽视了对剧情周至的考虑,以致于本场戏镜头冗繁多余,给人拖泥带水之感,而更重要的是,观众期待看到的人物形象在此却化为单纯的符号,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张艺谋的败笔。

九寨沟的“意念打斗”是为了祭奠飞雪的。残剑与无名穿梭在澄澈碧透的湖水上空,然而彼此并非真的伤害对方。这里水的意象是影片强调的重点。这段精彩的蒙太奇组合让我想到了苏联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和他的理性蒙太奇理论。爱森斯坦曾花数年研究中国的象形文字,并从中找到了电影蒙太奇的表现灵感,他得出一个结论:1+1>2,即两个镜头如果能够巧妙组合,便会在原来意义的基础上,产生更多富有表现力的含义。《战舰波将金号》(爱森斯坦导演)里用三个依次出现的石狮子来表现苏联人民不断觉醒的含义就是理性蒙太奇理论的直接结果。张艺谋借鉴了这一理论,他在此段落里将水珠与刀、水珠与眼睛进行组接,表现了非暴力和爱的主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是柔情的象征)。这听起来好像是一次成功的导演,但静心一想,更像是一次高蹈的影像抒写,看起来很形象的影像组合,其意味却是抽象难解的,而且又有多少观众熟悉理性蒙太奇理论呢?况且这种理论本身说教气很浓,易于使观众生厌。

笔者认为张艺谋重造型而轻叙事的电影作风有待于进一步改观,因为叙事性不仅是电影艺术自身的要求,而且还是观众的要求。

据统计,这部投资约2.5亿人民币的电影在全球的票房收入大约为12亿人民币,可谓是中国电影票房第一次在“全球的胜利”。在《英雄》票房业绩的鼓舞下,2005年的《无极》和2006年的《夜宴》相继问世,但均遭市场冷落。看来,“英雄”模式并非如一部分人想象的那样“经打耐战”,于是,我想问,中国“大片”到底还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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