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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领导机关工作“依赖症”

转载 2019-12-04 16:22:44
标签:时评

 

依赖症是指带有强制性的渴求,追求与不间断地从事某种活动,以取得特定的心理效应,并借以避免戒断综合症的一种行为障碍。当前,在有些领导机关的工作指导中,存在着五花八门的习惯做法、惯性套路、路径依赖,患上了工作指导和推进的“依赖症”。这些“依赖症”的典型特征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多发症、易发症,甚至是顽症,不仅捆住了基层实干的手脚,造成了基层的忙乱不堪、负担沉重、效率低下,而且还带坏了基层的作风,使政策落空,让工作变味,把好事办砸,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坚决予以根治。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一、“开会发文”依赖症。这是最典型、最常见的。有的领导机关思想僵化、懒惰,工作作风漂浮,抓工作缺乏硬招实招,一遇到问题就知道“开会发文”,把这种工作方式当做工作目标,陷入“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的恶性循环。有的单位对上级文件层层转发,文件简报满天飞,内容“假、大、空、涩”;层层开会、陪会,天天开会,开“马拉松”会,把开会变成了工作常态,而且都要求“一把手”参会,以致于很多领导干部不是“泡”在会场,就是在开会的路上。有的单位急于表现,抢先表态,传达上级精神不过夜,口号喊起来“地动山摇”,文件转起来“快如闪电”,撸起袖子加油干,但干起活来却靠边站。比如:有的扶贫干部,不是沉到基层帮助解决问题,而是整天躲在机关,文来文往,稿来稿去,加班加点写材料,没白没黑整数据,一心一意填表格,辛辛苦苦编简报,精准帮扶变成了“精准填表”。有的困难户整天被领导机关逼凑数字,时不时接受媒体采访,有的不胜其烦,干脆闭门谢客。为了应付“多而急”的各种文字材料,现在连机关公文,也进入工业化时代,有的机关干部成了“文抄公”,驾轻就熟“百度+复制+粘贴”的功夫,照抄照搬、抄袭拼凑

二、 “检查督查”依赖症。有的领导机关缺乏对基层单位应有的信任,为了显示工作力度,把“检查督查”作为工作抓手,经常组织一轮又一轮的检查督查,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政出多门,往往是浮皮潦草,声势大,效果差,根本发现不了问题,更解决不了问题。基层单位很大一部分人力、精力,用在了迎来送往、应付检查督查上。比如,有的单位专门设置了“经典路线”,有的家庭成了迎接检查的“专业户”,有的人员成了“专业演员”。还有的基层单位上演了“刷白墙、刷绿漆、租牛迎接、借钱当收益”等闹剧,以“眼球工程”应付上级检查。有一种检查可以叫做“推责式检查”,比如,对企业安全生产的频繁检查,目的主要推卸责任,可以诿过。

三、“评比考核”依赖症。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评比达标验收。有的机关部门缺乏全局观念,本位主义严重,既不了解宏观情况,又不掌握民意,只盯着自己业务“条条”“线上”的一亩三分地,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不顾基层承受能力,在本系统组织开展一系列繁琐的评比表彰和达标验收活动,经常出现“省里要比,市里先比一次;市里要评,县里先评一次”的轮番评比的情况。由于评比达标活动过多过滥,基层单位以致于牌子满楼,奖状满屋,荣誉贬值泛滥。二是考核和“一票否决”。有的部门单纯用考核调动基层的工作积极性,动不动就拿出“考核”的大棒,时不时就挥舞“一票否决权”,以致于现在的考核制度越来越细,越来越全,越来越繁琐,从而造成考核成本越来越高,基层单位也要花大量精力,用在应付各种考核上。“一票否决”,不仅导致中心工作不突出,而且也使基层干部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考核就像“车轮战”,一轮一轮不间断。一些地方和部门缺乏统筹,眉毛胡子一把抓,对基层考核、考评过频过繁,简单问题复杂化,有的部门考核“花样多”,把任务层层推向基层,久而久之,基层怨声载道。

三、“突击活动”依赖症。典型特征就是急功近利,短线突击。有的领导机关在推进工作中,缺乏“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狠劲,而是空泛表态,应景造势,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不是脚踏实地,循规蹈矩,而是头脑发热,临时动议,心血来潮。动不动就搞“大动作”、“大场面”、“大声势”,动不动就搞“落实年”、“突击月”、“百日攻坚行动”等等,只想治标,不想治本,动不动就采取非常规措施,追求“短平快”,不舍得下细功夫、慢功夫、实功夫。突击活动过后,矛盾“水落石出”。还有的单位和部门,工作中“教条主义”严重,比如,环保整治中的“一刀切”,安全生产中的“一人得病,全家吃药”。再比如:扫黑除恶中的排查“扩大化”,竟然需要幼儿园也出示“无黑”的证明,真是“认认真真搞形势,轰轰烈烈走过场”。突击活动打乱了基层的工作节奏,导致基层干部加班加点,身心俱疲,工作应接不暇,顾此失彼,陷入处处救火的被动应急状态。

五、“现代技术”依赖症。这是一种新型“依赖症”。现代科技手段的手段运用,特别是手机、网络的普及,有些领导机关又患上“现代技术”依赖症,过度留痕,以痕迹论英雄。一些乡镇干部的手机上,普遍装有七八个工作APP20多个工作类微信“公众号”,每天若要认真完成APP上的“留痕”任务,要耗费两个小时左右。同时,各地政务APP过多现象也普遍存在,要求基层人员打卡学习、积累学分。一些APP要强制推广下载,增加了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更有甚者,有的工作APP内容、功能同质化,不同部门都要单独搞一套,分别考核,导致一些工作要重复打卡。有的扶贫干部下村,变成了“留影式”帮扶,拍个照片传给群里,或者传给领导,就万事大吉了。这种“指尖上的留痕主义”,是一种形式主义代替了另一种形式主义,是形式主义的“新变种”。“键对键”代替了“面对面”,接地气的调研没有了,面对面的心理沟通消失了;速度加快了,温度降低了。不可否认,手机APP确实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但过多APP的推出,也给基层工作增加了一定负担,必须引起警觉。

六、“问责追责”依赖症。说起基层干部的工作状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可能是最常见的形容,但最近这个表述该改改了,现在情形是“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来自领导机关的问责,确实帮助不少干部拧紧了责任“发条”,但由于部分上级部门避责不愿担当,追责不切实际,一不高兴就问责,滥问责、乱问责现象普遍存在。属地式问责、计时式问责、强压式问责、职能式问责、背锅式问责的“五座大山”,压垮了不少基层干部,为此,一些同志患上了“被问责焦虑症”。现在是“责任状”满天飞,一些机关部门为了压力“甩锅”,搞责任分解,层层下移。一名乡镇党委书记自述,他认领过42项责任。一些机关部门,不敢担责,怕追责,为了自身免责,经常发一些无关疼痒的文件,召开一些毫无实质内容的例会,索要一些例行的周报、月报等材料,甚至要求基层上报的材料,加盖公章后,还必须本单位领导签字背书,目的就是诿过,把自身的责任推脱的“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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