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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适用及证据问题

(2019-12-06 09:18:02)
标签:

合法经营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分类: 刑事法律研究

1       【实务总结】“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适用及证据问题

 

一、一般情况下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

《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是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规定。第一款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三款规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在一般情况下,侵犯公民信息的标准是《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

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 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

(二)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向其出售或者提供的;

(三) 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

(四) 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的;

(五) 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五千条以上的;

(六) 数量未达到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标准,但是按相应比例合计达到有关数量标准的;

(七) 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

(八) 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第三项至第七项规定标准一半以上的;

(九) 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

(十)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 造成被害人死亡、重伤、精神失常或者被绑架等严重后果的;

(二)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 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第三项至第八项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

(四) 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二、购买公民个人信息,也会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但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不同的入罪标准

虽然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出售、提供行为,但是,《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通过购买、收受、交换等方式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或者在履行职责、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三款规定的“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可见,在刑法中,购买行为一般不会构成犯罪。比如,购买毒品用来自吸,出售者会构成贩卖毒品罪,但购买者最多面临行政责任。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领域,购买行为属于非法获取行为,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入罪标准是《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

购买信息的目的,可能是用于违法犯罪目的,可能是用来合法经营活动。而在后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

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收受本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 利用非法购买、收受的公民个人信息获利五万元以上的;

(二) 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的;

(三)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将购买、收受的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的,定罪量刑标准适用本解释第五条的规定。

 

三、适用《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首先要在信息性质、购买目的上,排除第五条的适用

公民个人信息应属于《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如果属于(1)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2)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则不能适用《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

将购买、收受的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这时候,行为性质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具有“为合法经营活动而购买”的目的,不能适用《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而应直接适用《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入罪标准,即控方只要提供信息条数的相关证据,即完成证明责任。

为便于分析,下列“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收受本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简称“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

 

四、“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只有“情节严重”的情形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只规定了“情节严重”情形,没有“情节特别严重”情形。因此,量刑只有“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个档次。

这一方面,司法实践有多个案例予以证实。

1、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刑初903号判决书指出:“被告人杨某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是为了推销运动智能手表,属于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属于情节严重,并非情节特别严重,故公诉机关该节指控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2、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刑初448号判决书指出:“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和收受一般公民个人信息的,《解释》没有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故对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情节特别严重的指控,本院不予认定。”

 

五、“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限定在三种入罪标准,不包括信息条数

“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列举了三种入罪标准:(一) 利用非法购买、收受的公民个人信息获利五万元以上的;(二) 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的;(三)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显然,信息条数不是定罪的标准,而应以获利、再次犯法、其他情形为准。尽管存在“其他情形”的兜底条款,但法院不能直接以信息条数作为入罪标准。这里的司法解释目的出于行为人为合法经营活动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购买公民个人信息而购买。其次,《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已经规定了信息条数,第六条有意回避信息条数,体系解释之下,信息条数不是第六条规范目的的对象。

当然,如果“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是不存在“为合法经营活动”,那么即可直接适用《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关于信息条数的定罪标准。

这一方面,同样有司法实践予以证实。

1、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80103刑初436号判决书指出:“本案涉及的公民个人信息均系《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且秦某超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收受,因此应适用《解释》第六条的规定进行认定,又因非法收受公民个人信息条数并没有作为《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认定“情节严重”即定罪的依据,故秦某超非法收受的公民个人信息条数不应作为定罪的依据,其没有符合该款规定的情形,故也不应适用《解释》第六条第一款。”

2、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6刑初1571号判决书指出:“被告人黄某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收受涉案公民个人信息269317条,公诉机关未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黄某符合前述解释第六条的规定,该部分行为不足以认定为犯罪。被告人黄某交换获取公民个人信息6734条,应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

 

六、“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还应注意的是“获利金额”,而不是“违法所得”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标准之一是“违法所得”。但是,第六条第一款的标准之一是“获利金额”。司法实践当中,也曾出现过适用错位的情况:

1、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4刑终50号判决书指出:“根据《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此类犯罪中,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的,以获利金额来认定犯罪情节,不是为合法经营活动而买卖公民信息的,以违法所得来认定犯罪情节。本案中各被告人买卖信息均不是为了合法经营,应以违法所得来认定犯罪情节。”

 

七、“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控方应提供证据证明“获利金额”,仅有单纯的“信息条数”是不够的

我在检索一些案例时发现,有的判决书中的检察院指控部分,只有信息条数,但没有获利数额,似乎是以信息条数来定罪。这在证据上是可以质疑的。正确的做法是,控方应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获利金额”。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刑初1716号判决书指出:“本案应认定为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该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而对于此种情形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该条仅规定了情节严重的三种情形,未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且该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只有实施上述行为,将购买、收受的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出售或提供的,定罪量刑标准适用解释第五条的规定,现本案中无法认定被告人刘超等人有出售、提供信息的行为,故不宜根据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而适用该解释第五条的规定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本院对公诉机关指控情节特别严重予以更正。而根据本案证据,同时结合多名员工的证人证言、同案犯梁娉婷供述证实的产品销售数量、金额、成某等情形,虽无法查清被告人刘某等人确切的获利金额,但足以证实被告人刘超等人利用上述信息推销产品获利已达人民币5万元以上,应认定为情节严重。”

这个案例就先是明确不适用《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款(结果将是适用第五条的定罪标准),明确“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只有“情节严重”,没有“情节特别严重”情形,最后通过证据分析证实“获利金额”在5万元以上。

这是适用《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正确姿势”。

作者:黎智鹏,刑事辩护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刑法学硕士。案件资料请发邮箱:1660200422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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