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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彦昌,张丹:供给侧改革视域下档案利用优化路径探析

转载 2020-03-25 15:49:22
标签: 档案 档案学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档案利用优化路径探析

原刊《四川档案》2020年第1期,第21-23页。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档案利用优化路径探析

赵彦昌1  张丹2

(1.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沈阳 110136  2.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2)

我国的档案工作经过近几年的发展,2013年至2017年的档案利用率依次为16.6%、18.4%、21.3%、20.9%、20.5% [1],档案利用率始终不高。而如何更有效的开发利用档案,是档案人始终考虑的问题。因此,档案利用也需从供给侧发力,明晰档案利用优化的路径与保障,以“用户为中心”为原则,以“提供有效的档案供给”为最终目标,提升档案的供需水平。 供给侧改革自习近平主席2015年提及以来,全国可谓是掀起一阵名为“供给侧改革”的旋风,供给侧改革是要结合当下需求疲软的现状,秉持“以人为本”的态度,进一步创新供给内容、供给方式以及供给制度,引发新的需求点,刺激需求活力,促进经济的长远发展。针对当下档案利用率持续低水平的现状,档案利用也需要借助供给侧改革进行优化。

1供给侧改革视域下档案利用优化的路径之一:丰富档案利用内容

   供给侧改革倡导在以用户为中心的基础上促进“供”与“需”的平衡,形成生态良好的供需平衡机制。“需”指社会公众的需求。在档案利用内容中与社会公众联系最为密切的,主要有记录社会公众点点滴滴的民生档案,以及拥有某种特质群体形成的社群档案等两种。

   1.1  重视民生档案建设

民生档案是社会公众在日常生活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记录,社会公众既是产生的主体,也是利用的主体。2007年,中国国家档案局印发的《关于加强民生档案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努力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确保民生档案齐全完整”。自民生档案建设12年来,有成效有缺陷。成效在于部分档案馆积极寻求馆际联动,建设档案信息资源服务联动平台。如上海市档案馆“实现了民生档案‘就地查询、跨馆出证、馆室联动、广域通办’的目标,跨馆、跨区、跨行业,实现了档案便民服务信息化。”[2] 扩大本馆档案信息的覆盖面,缓解了人口流动造成的档案利用难问题。缺陷在于其保管分散,联动范围有限。如成都市档案馆虽然“先后与上海浦东、广州、深圳、杭州等11个地区档案馆签订了民生档案异地查档协议,实现了跨地域、跨馆际查阅利用,努力构建起便民共建、资源共享的档案资源体系”,辐射范围较广,但以婚姻档案居多。而上海市档案馆“民生档案‘全市通办’可在线免费查询的档案门类达15种”。种类虽多,但又仅限于一市。笔者认为,应尽快加强民生档案建设的顶层设计,由国家高层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与标准规范,健全各地域的信息共享风险管理,注重档案安全与个人隐私的保护,进一步扩大民生档案联动共享的内容范围及地域范围,使更多的社会公众受益。

   1.2  加强社群档案建设

档案馆应尽可能挖掘长期以来不受重视群体产生的档案,并积极给予支持和工作上的指导尽可能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如广东、福建等地的侨批档案,“15万件侨批档案分别保存于广东的潮汕、江门、梅州等地,其中约5万份由国家综合档案馆、国家博物院等公立机构保存,约10万份由社会组织或私人博物馆保存”[3]。广东省也制定了《广东省侨批档案保护管理办法》规范保存与利用,有效维护了侨批档案的完整性。再如知青档案,上海、四川、黑龙江等多地进行收集整理。其中,黑龙江省在“2016年,根据省领导的意见,省档案局迅速开展全省知识青年档案资料征集工作”,并制定《黑龙江省知识青年档案征集方案》确定征收范围,有效扩大馆藏数量,不仅再现了当时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盛景,也满足老知青的情怀需要。再如改制企业下岗工人的档案。企业员工下岗,对工龄、养老保险、社保等都会造成一定影响。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开展改制企业档案服务民生项目,主要有“衔接工龄、特殊工种办理退休、补个人档案、工作查考等”[4]多种查档服务,便民利民。这些边缘性档案,不仅能为社会公众建立更完整、详实的民生档案体系,也促使档案供给更贴近于市场,主动吸引社会公众利用。

2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档案利用优化的路径之二: 创新档案利用方式

2.1 利用档案创作微电影

与传统电影创作形式不同,微电影时间较短,通常在30到60分钟之间,内容短小而精悍。微电影的短小满足档案“书写”自己的故事,如档案工作流程、档案工作人员的工作日常、与档案直接相关的小故事等,更利于档案展现与宣传自己。2017年5月3日,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拍摄微电影《晏阳初与华西实验区》,“该片着重回顾1940年,晏阳初在重庆璧山建立‘华西实验区’,开展长达10年的平民教育荷香村建设实验。”[5]从档案解密角度再现珍贵文化遗产,为弘扬璧山历史文化做出新的贡献。第二年的6月14日,河南省首部档案题材微电影《兰台春讯》发布,引发中国档案学界的一阵好评。通过微电影, “邀请”档案走出“深闺”,向人们展示它内心丰富多彩的一面,提高社会公众对档案及档案工作的关注度,提高档案利用率。

    2.2利用档案创作二次元

二次元即“二维空间”,也就是平面,通常指漫画、动画、游戏等虚构世界作品的一种称呼用语。现如今,档案开发可考虑读图时代的要求,以卡通漫画形式将档案内容进行整合与开发,将文字转化成灵动有趣的图画,更适应低年龄层次人群的信息获取习惯。如第二届全国高校档案学专业大学生课外科技大赛中的《敦煌遗书漂流记》。通过儿童绘本的形式讲述敦煌遗书的发掘、流转、保护以及最后的开发利用,力求将文化遗产之美延伸到儿童教育领域中,故事叙述口吻生动幽默。又可以游戏、动画形式展现档案内容,集趣味性、知识性、故事性于一体,老少皆宜。如江苏省档案局推出的《舞文弄件》。“通过在游戏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体验电子文件管理的全过程,进而普及电子文件管理知识、增强电子文件管理意识,提高公民创造记忆和保存记忆的能力”[6]。如此既展现档案知识,又能贴近群众,增强档案意识。再如2015年合肥市档案馆创作的《档案总动员》,是部以档案故事为主题的档案动漫宣传片。相比于单纯枯燥的文字、实物展览等,人们更倾向于调动视、听、触觉等全部感官进行信息感知。档案借助二次元再次焕发新的生命力,改变了以往人们认为档案是尘封盒中积灰已久并束之高阁的古老印象,满足用户多元化、个性化的信息需求。

   2.3  利用档案创作文化创意产品

文化创意产品是针对文化、知识形成具有创造力的产品。如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创意产品。故宫根据自身馆藏优势,将“紫禁服饰”“文房雅玩”等进行相关要素的解构与重构,“改头换面”成我们现代生活特有的饰品、衣服、文具等,装点生活还包含有浓厚的历史气息与艺术氛围,拉近历史与社会公众的距离。再如国外的英国国家档案馆纪念品商店,根据馆藏特色进行选取、加工、制作,分为线上与线下营销,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档案馆此前受到传统体制限制,无法参与文创产品经营,只能以纪念品或礼品形式转送他人。而在2018年2月28日,自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后,各省市档案馆纷纷开始实行机构改革。据相关文献对2018年部分省级机构改革方案的调查,“总体上,档案机构改革基本实现了‘局馆分离’,档案馆成为党委或党委办公厅系统的事业机构”[7]。由此可见,“局馆分离”将档案局的行政职能和档案馆的业务职能分离,使档案馆有机会突破传统体制限制,摒弃传统落后的思维束缚,创新档案开发形式,将自己的特色档案进行再加工、再创造,加入特有的艺术元素、符号等特征,既保留档案的“真实厚重感”,又可添上一层朦胧的艺术感,体现档案特色。同时也是档案馆打入市场驱动型文化产业链的关键一笔,“档案部门不能固守政府财政的拨款‘嗷嗷待哺’,而要积极创造信息增值机会,争取补充资金支持”[8]。因此注重创新理念及产品,提高档案馆收入,突破档案馆由于经济问题陷入“供给抑制”的困境。

    2.4  利用档案创作碎片化信息

碎片化信息是由于社交媒体发布信息字数受限,完整的信息内容被分解成片段。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碎片化时间的增多,长串的文字阅读已然不能适应。因此,碎片化信息时代就要展现出“碎片化档案”,借助一些清新明快的网络语言,使档案内容既短小精悍,又博人眼球,满足社交媒体的信息碎片化处理。如“福建省档案馆在毕业季时启动‘寻找青春记忆’的查档活动,将本省百余年间几十所高等学校的学籍档案、通讯录、同学录、知青档案以及毕业生分配档案借助微博和微信发布,为公众在这些档案背后寻找曾经的青春记忆提供了机会和渠道。”[9]又如国外“利用Giphy独特的API集成技术,可通过Twitter将馆藏图片添加至推文,方便档案馆发布能够激发创作灵感或是有趣味性的图片和视频,以此吸引公众,推动馆藏图片档案更广泛的传播”[10]。社交媒体打破档案利用的时空局限,拓宽大众化服务广度,加深个性化服务深度。档案馆应加强对社交媒体的运营管理,定期持续推送宣传档案,并配合当今的新闻热点、节日庆典或地方特色宣传档案,吸引大众关注,防止“僵尸账号”的出现。

总之,供给侧改革视域下的档案利用优化路径要以用户为中心,创新档案利用思维,提供有效的档案供给,对档案利用内容、方式进行优化,时刻响应用户所需,满足用户所要,提升档案利用率并保持高水平的档案供需能力,以期取得更广泛的社会效益。

参 考 文 献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网站公布的每年度全国档案事业统计调查结果计算得出,公式为该年档案利用率=该年档案利用总人次/该年档案开放总数

[2] 张丹. 档案利用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现象解析[J].档案与建设,2017(9):35-37+17.

[3] 钱淑仪.保护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档案的立法实践——《广东省侨批档案保护管理办法》解读[J].中国档案,2018(06):22-23.

[4] 刘畅,王芹.改制企业档案管理与服务创新研究——以苏州市为例[J].档案与建设,2015(3):75-78.

[5] 重庆档案信息网.档案进入微电影视窗(图)[EB/OL].(2017-5-3).http://jda.cq.gov.cn/gzdt/bdxw/49846.htm.

[6] 许建智,徐有法,冯珂.原创趣味 面向公众——江苏省电子文件管理科普读本和学习游戏诞生记[J].中国档案,2014(4):32-33.

[7] 徐拥军.省级档案机构改革的特点、影响与展望[J].求索,2019(2):74-80.

[8] 朱莉.档案文化创意产品开发阻碍因素及策略分析[J].档案与建设,2016(9):33-35+28.

[9] 黄霄羽,郭煜晗,王丹等.档案馆应用社交媒体创新档案服务的内容[J].北京档案,2017(1):15-19.

[10]  黄霄羽,管清潆.新闻视角评析——近期国外档案工作技术应用的特点[J].中国档案,2018(7):71-73.

作者简介:赵彦昌(1978-),教授,博士生导师,男,汉族,河北晋州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档案系主任,辽宁大学中国档案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档案史、档案信息开发等。张丹(1993-),女,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档案学201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档案信息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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