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涅槃后，浴火重生人

琴棋书画号四艺，前两项我倒是专心研究过，还算拿得出手。这书画就惭愧了，只局限于理论上，从未上手练过，于今也只是大致知道是哪种风格，何种流派，如一个不会做菜的美食家，喜欢品尝而已。

就外国绘画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俄罗斯巡回画派，原因大概是源自于那《无名女郎》，怎么看都觉得是安娜现身，那高贵的气质透着一种沁人心脾的美。加上《三套车》《伏尔加河拉纤夫》等等，无不同当年流行歌曲和文学作品相关，于是，便从心底便认为是绘画界之极品。尽管时人对高更、塞尚等印象派推崇备至，我也不以为然。

潘玉良作为一位中国女画家，她的画现在市场价一路攀升，大概要700多万一平尺了，一扫往日低颓之势，直逼一流大师之作，据行家称，其画风体现出19世纪法国学院派美术的扎实功底和印象派美术色彩明朗鲜亮，用笔干脆俐落、用色主观大胆，彰显大气。

在保利香港2014年春拍的“中国及亚洲现当代艺术”专场上，潘玉良的《窗边裸女》以2000万港元起拍，最终以3450万港元成交。

但据我看来，她的画风应该受马蒂斯野兽派影响较深，不同之处是加了些中国传统线描的手法。反正我是不太喜欢的，我感兴趣的是她那不平凡的人生轨迹，如何从一个最最最底层的妓女走到艺术最高层的传奇女性。

潘玉良，字世秀，江苏扬州人。中国著名女画家，幼年痛失双亲，14岁被舅舅卖给了妓院作歌妓，17岁时被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赎出，纳为小妾，改名潘玉良，后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朱屺瞻学画。两年后成为巴黎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油画班的插班生，与徐悲鸿同学。一生绘画无数，主题大部分是女性，1977年在巴黎去世。

潘玉良的长相实在是不能用漂亮二字来形容，这无论是她早年的照片还是她的自画像都能看出，电影《画魂》让巩俐出演定是美化她了。想当年她被赌棍舅舅卖妓院时，那老鸨是百般的不情愿，“人你还是带回去吧，这丫头吃不了这碗饭，小眼睛、厚嘴唇，怎么长也长不成美人。”在不断地哀求下，以两担大米价成为芜湖妓院的烧火丫头。

潘玉良虽是女性，但却有着坚毅的性格，在妓院四年之中，因拒绝接客，逃跑十次，毁容上吊数回，誓死不从。束手无策的老鸨只好让她学琵琶、余派京戏，扬州清曲等艺术。后来在一次宴会侑舞时，遇见她此生的贵人潘赞化。

这潘赞化可是个人物，早年毕业于日本著名的东京早稻田大学，是同盟会会员，《新青年》早期撰稿人之一，老资格的革命家，时任芜湖海关监督。他是在这次聚会上听了潘玉良唱了一曲《林冲踏雪》，竟心生怜悯，为她赎了身，纳为小妾。而参加他结婚小典的唯一来宾，也是证婚人的客人也是大名鼎鼎，他叫陈独秀。

潘赞化长相英俊，又是高官，还深受孙中山的赞赏，但他为何一见这长相平平，中资以下之潘玉良便动了情，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剧作家廖一梅曾说过：“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也许，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用通俗的话说，这就叫缘分吧。

从良后，潘玉良始用其名，她的原名叫杨秀清，后来跟了舅舅才姓张玉良，这个也有点奇葩哈，她居然和太平天国东王同名，而扬州城是太平军同清兵打得最为激烈之地，不可能不知道这东王之名，她是1895年生人，那个时候还是大清国呐，就不怕给安个什么罪名受到惩罚，不懂。

婚后，潘赞化给她扫盲上课，提高她的文化水平，此时有个姓洪的画家在院子里画画。寥寥数笔，美人蕉就跃然纸上。那刻开始，她疯狂地爱上了画画。每天站在洪野身边呆呆地看，偷偷地学，如痴如醉。

一年后，这个出身青楼、不识字的女人，破天荒地考上了刘海粟办的上海美专。她把长发剪成了短发，成了当时最时髦的女学生。

不得不说，潘玉良是个很新潮、有想法的女人，那时裸体画刚被刘海粟引进国内，没有人愿意当模特，潘玉良就对着镜子画自己。更大胆的是，她还钻进女浴室，躲在黑暗中偷画女人的身体，并为此被揪住头发挨了打。

她并不气馁，为了梦想她去了巴黎，考上了巴黎国立美术学院，最后，她又考进了罗马国立美术学院。她在这儿，如同一个饥饿之人看见了面包，她吮吸着所有的艺术养分，不断地提升自己，因为她知道，只有让自己不断成长的女人，才不会让这个世界辜负。

她赢得了当时很高的荣誉，但也因为举办裸体画展被人漫骂；有一次在学校的休息室里，潘玉良听见有人骂：“中国人都死光了，让一个婊子来上课。”她愤怒极了，推门进去，朝着那个人脸上就是两个耳光：“我打的你，我敢负责，你为什么要恶语伤人。我不会欺负人，但绝不会让人欺辱。”

这两记耳光尽显潘玉良性格的另一面，她这并不全部是为自己泄愤，而她打的是那个时代的愚昧和歧视。男人真正值钱的是学问和风度，只有最下流的男人才会侮辱女人。

 1937年，潘玉良参加在法国举行的万国艺术博览会，潘赞化送她，谁知造化弄人，因国内局势动荡，这一走，就是四十年，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最后的诀别，此后，她再也没能踏上故乡的土地。

她，一直是中国籍，决不加入外籍，因为她相信她还会回来；她永不卖画，因为她内心深处还保留着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高洁。她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巡展，甚至法国一度不允许她的作品出境，她是中国第一个进入卢浮宫的画家。

1977年，82岁的潘玉良用最后一点力气交代身边的老友：“现在我不行了，我还有一件事相托。我的所有东西，请你带回祖国，转交给赞化的儿孙们，还有那张自画像，也带回去，就算我回到了家，拜托了。”

1984年秋天，潘玉良的七大箱遗物和两千多幅画作，终于漂洋过海，回到了她的故乡，她久违的祖国。

也许有人要问，潘玉良既然这么热爱祖国，为何不早日回国呢？其实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当她从报纸上得知：“中共重用艺术家，徐悲鸿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刘海粟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们的个人画展，由官方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盛况空前。”时，就作好了回国的准备。

为了归国后举办画展，她准备利用巴黎好的创作条件，多准备些精品。就在她夜以继日地准备时，不好的消息接连传来，当她接到老校长刘海粟被以右派罪名清洗后，她便更加地迷茫和失望了。而1959年潘赞化的离世让她彻底失去了回国的动力，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她象一颗流星，速然消失在巴黎的夜空。

后来人们在潘玉良遗留的信件中发现，自1941年起直到临终前一年，潘玉良曾先后7次准备回国。然而，战火、动乱、政治运动、重病，加上法国当局不允许她携带作品出境，三十多年来的归国夙愿最终未能实现。 

潘玉良一生都在为自己的尊严抗争，她的人生是一种极致，自由和尊严的极致。命运一开始只让她做一个的妓女，做一个最下等的女人，而她却用尽一生，将面前的一道道高墙推倒，重塑自己，如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