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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沈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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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个的人、一颗颗的心啊”——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问

(2015-05-05 1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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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分类: 访谈

 

2015331日受访于广州,416日据录音稿修改于乌鲁木齐,426日发表于《南方都市报》“第13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特刊,题为《文学是真力量,是一种无用的有无用》,由于篇幅原因,有删减。感谢《南方都市报》记者颜亮、实习生张弛、王伟婷付出的劳动。

                                                                                  ——题记

 

    南都:《沈苇诗选》里选的第一首诗是你1990年创作的,当时你已经到了新疆?

沈苇:没错,我1988年秋天到新疆的。读大学是19831987年,毕业后分配到家乡小镇一所中学当老师,一年后离开了,因为失恋了。大学四年,主要写小说。到新疆后,放弃了小说,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

 

南都:为什么到新疆以后,你会特别有写诗的冲动?

沈苇:小说需要讲故事,我觉得自己讲故事的能力比较差,对自己的小说不满意,一直没找到感觉。而到了新疆,觉得不写诗就有点白来了。戈壁沙漠,没有故事、细节、传奇,却有抒情资源。新疆的荒凉和灿烂,本身就是诗的直喻,一种启示录式的背景。

 

南都:新疆给你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

沈苇:《一个地区》写出了这种印象:“中亚的太阳。玫瑰。火/眺望北冰洋,那片白色的蓝/那人傍依着梦:一个深不可测的地区/鸟,一只,两只,三只,飞过午后的睡眠”。这是一个患了青春热病的“盲流”对自己闯入的新大陆——亚洲腹地的第一印象,来不及深思,已被闷头一击。它是直觉的,几乎是身体的本能反应,还有思绪的延展和内心的扩张。空间的宏阔,近与远的关联,地域的炽热和绚烂,鸟/时光的飞逝……等等。新疆对我的震撼,几乎是一种身体感受和反应,从潮湿到干旱,身体变得敏感了。人到一个新地方,只有身体爱上了这个地方,心灵才能逐渐认可。1980年代的文青喜欢往边疆跑,到新疆的也很多,但最终留下来的不多,就是因为身体不接受这个地方,本能的抵触,加上饮食、气候的不习惯,以及文化的隔阂,最后打退堂鼓,撤回去了。我不是这样,我的身体一下就接受了新疆并且爱上了它。过去20多年,大概写了1000多首诗,一半以上与新疆有关。

 

南都:你写诗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是到处去游历还是在家等待灵感到来?

沈苇:诗歌需要期待和耐心,不像写散文,有了第一句和开篇,就基本上不用为全篇担心了。写诗的状态,各个年龄段不太一样,但都需要一股内心的持续力量,感受力、洞察力、意志力都重要,还有语言的磨砺、萃取、精准化。《突厥语大词典》的编撰者马赫穆德·喀什噶里说“语言乃道德之首”,哈萨克文学之父阿拜说“诗人是语言的皇帝”,诗歌是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而存在的。

刚到新疆时我当了12年记者,跑的地方特别多,还写了一本自助旅行手册叫《新疆盛宴》,卖得很好,当时进疆的背包族几乎人手一册。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个人就跑了半年。其实当时也没全跑完,新疆太大,全国的六分之一,你不停地跑,在每个县逗留两三天,至少得要一年。我半年里跑了南北疆,胶卷拍了150卷,本子记了将近20个。但到了一定年纪后,就不太想到处乱跑,需要静止,需要书斋,觉得阅读比“游历”更重要。人静止了,世界才能动起来。一路狂奔、气喘吁吁中,看出去的世界是静止的,死寂的。后来我花了很多时间阅读新疆的史籍、神话、史诗、古典诗歌、民间文学等,对中亚西亚一带的历史和文学做过一点研究。这些“身边的传统”,对我的创作有影响。

 

南都:我看《沈苇诗选》的时候,我感觉里面很明显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关于你江南身份和新疆身份的交替,第二阶段是你自然的游历和融合,第三阶段和现实比较紧密,好像有什么情绪要发泄出来。

沈苇:我早期作品有一种地域“闯入者”的姿态,耿占春评介说是“辉煌的地域巡礼”,所不同的是,我为新疆的干旱注入了一点江南的湿润,还有粗粝中的考究、细微、柔情等;第二阶段,大约从1990年代末开始,已经有所融合,心灵与地域的融合,声称要在“杂色羊群”中寻找“综合的上帝”。一个新移民慢慢变成了一个新疆人,一个他乡的本土主义者。有一次,维吾尔诗人开研讨会,有人说“沈苇有些诗歌的思维比少数民族还要少数民族”,这是一个令我开心的评价。然后是你说的第三阶段,2009年的7·5”事件,新疆又给了我闷头一击,这次真的是伤筋动骨的一击了,我为人类在和平年代发生的骇人惨剧感到极度震惊和羞耻。在这样的境遇下,反省以前的写作,不可能不带来视角、关注点和风格的变化,“地域巡礼”变成了“西域哀歌”和“旷野呼告”。于是有了《安魂曲》,“上”、“下”、“外”三编已有50多首。这几年,我诗中的地域色彩明显减弱了,对现实、人和命运的关注多了。

   

     南都:确实如此,我读到这个时期,感觉已经抛开地域,真正从自己内心发出一些东西。

沈苇:地域诗篇也是心灵诗篇,从地域出发的写作,应该从人、心灵和困境出发。有人说我的诗是“去地域化的地域性写作”,有道理的。我现在到任何一个地方,风景已引不起我太多的兴趣,更愿意关注风景中的“人”。那种渲染风情主义和风景主义的写作,我是十分警惕和质疑的,因为它们往往遮蔽了“人”。

我生活的地方,不管是汉族、维吾尔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都是人在那里生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小意义上的人就是“我”,大意义上就是“他人”。诗人大多比较自恋,倾向于关切自己内心,但诗歌的基本伦理是“为他人”。其实不仅仅是诗歌,宗教、文化、社会的目标都是“为他人”。你说到的第三阶段的变化,其实好像是自我发生了某种主体意识的转换,一个叫“自我他者化”,还有一个“他者自我化”。“自我他者化”就是说人活着活着,发现自己不是自己了,快变成他人了,尤其是在民族混居地区,在那种氛围和场域里,会让你觉得自己怎么变成这样了,是不是异化了?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他者自我化”。以色列有一个伦理学家叫勒维纳斯,他说“自我是他人的人质”,其实和约翰·邓恩诗歌里的“丧钟为谁而鸣”很相近,“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我同时敲响”。

人活在一个命运共同体里,活在“他”和“她”手中。佛经上说“无缘大慈,一体同悲”。所以,诗歌仅仅体验自我是不够的,诗歌伟大的功能还要体验他人,体验他人的爱、痛苦、悲伤、敬畏、颤栗等等,诗歌要表达对他人的怜惜、悲悯和爱。归根结底,诗人面临着确立怎样的一个自我、怎样的一个主体的问题。“自我他者化”和“他者自我化”的互嵌、融汇,是一条道路,也即我所说的“综合抒情”、“混血之诗”,这才是攸关诗的当下和未来的。

  

    南都:其实现在大部分诗人都是从“自我”出发,像您这样从“外在”出发写作还蛮少见的。现在大部分人都是生活在城市,特别是年轻人关注的都是内心细微的情感,包括很多年轻艺术家的画也是这样,缺少一种宏大的使命感。

沈苇:“自我”和“外在”并不相悖,因为诗歌是同时向内、向外的,它致力于自我与他者、人与世界关系的重建。它既是内心的生发,又需要精准的客观性。作为一个人,关注自我是永远没错的,这是人之为人的基础。但关键是文学这个东西,要通过写作去打开自己,融入他人,这有点像巴赫金著名的“躯体理论”:“接近人群,打入人群,与之结合,融合于其间……不要有任何距离、等级与规范,这是进入巨大的躯体。”这是小躯体进入大躯体、无限躯体。

诗歌具有向内的功能,也有向外的功能,是一种特殊的情感知识,一种掘地三尺又离地万里的艺术。掘地三尺是指诗歌有个立足点,即对现实的关切与挖掘;离地万里就是一种自由精神。杜甫是掘地三尺的诗人,对他人疾苦十分敏感,“目击成诗,遂下千秋之泪”,李白更像离地万里的诗人,胡人,道教徒,逍遥分子,甚至带点欧洲气质。新诗需要一种传承、融汇,需要一种当代气象,也需要李杜精神的当代转化。通过写作打开自己,才不至于使自己越来越自我化。个人经验的无限放大、技术至上、修辞过度、以及对日常经验抄录式的叙事,等等,其本身就构成了冷漠的现代性的一部分。个人化的作品是可以的,甚至能写得很好,但太个人化就不好了,诗歌必须找到和他人的共鸣点。如此,诗歌才能成为“尘世宗教”、“世间博爱的镜子”。

 

    南都:显然,新疆的宏阔和多元对你都有影响。说到人,您眼中的新疆人有哪些普遍的特质?譬如维吾尔族诗人的思维和汉人诗人的思维是否有差异?对您来说,“新疆思维”反而会更浓吗?

     沈苇:说到新疆人的普遍特质,各民族之间是有差异的,比较相近的性格是:感性、热情、达观、心眼大、经得起大风大浪。在新疆,较少封闭个性的人。历史上,丝绸之路时期,西域就是东西方之间的大通道,西域人早早地就见过大世面了。新疆是个大地方,我说的大,不是面积之大,而指的是胸襟之大、文化之大,以及历史上的不封闭、不边远。

    从文学传统来说,新疆还是很丰富的。中国的三大史诗,有两大是在新疆产生的,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的《玛纳斯》。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基本上是一部诗歌史。中短篇小说是建国后才有的,长篇小说到1980年代才出现。他们的民歌和抒情诗,给人一种炽热感,率性,真挚,野性十足,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和爱情有关,像刀郎民歌“你那黑羔皮做的帽子,我戴行不行?你那玫瑰似的嘴唇,我吻行不行?”“你的命,我的命,本是一条命;为了你呀,我的一切,可以牺牲。”伊犁民歌《黑眼睛》,第一句话上来就是“你是我生命中的太阳,你是我生命中的月亮”,就像帕瓦罗蒂唱的《我的太阳》。这种表达很直接、很率真,和汉人的含蓄、隐晦、曲里拐弯是不一样的。火热的时候很火热,忧伤的时候也很忧伤,这是最大一个特点。我很喜欢一首维吾尔古典诗,记得这么几句:“大麦啊,小麦啊,用风来分开;远亲啊,近邻啊,由死来分开。”这么好的诗,却没有人来把他谱成歌,作曲家都到哪里去了?

 

南都:其实您里面的诗也有这样的影子?

 沈苇:对,我有不少仿作。我仿过哈萨克的《谎歌》、维吾尔的《占卜术》。谎歌也叫谎言歌,是哈萨克男人在草原上喝酒、弹琴、吹牛皮的歌。它里面的想象力是很大胆的。“夜里喝醉酒,走路腾云驾雾,一不小心将月亮撞了个缺口,要用奶皮子把缺口补好,才能安心去睡觉”。还有矛盾修辞:“冰山上开的花儿美,牛粪火烤出的馕饼香,冰块当炭,越烧越旺,泉水点灯,毡房亮堂。”这是一种陌生化的思维。1990年代以来,我还持续在写《新柔巴依集》。柔巴依是波斯—突厥民族共有的一种古典四行诗样式,有人译成“鲁拜”,据说与唐代绝句有关。我的新柔巴依已有200多首,800多行,保持了几年写一组的节奏。也许到了老年,我就可以完成一部厚重而无愧的《新柔巴依集》了。

从少数民族身上,我感受到一种浓烈的诗性思维,非常直觉,非常天然,诗歌中几乎有身体本能的东西在里面。我在乌鲁木齐街头经常看到,只要纳格拉鼓一响,维吾尔族小孩子,三四岁、四五岁的,就很自然地在那边扭动、跳舞。我们汉人到了他们少数民族的节日、晚宴上,大家玩得很高兴,人家请你跳舞还要躲来躲去呢,弄得对方特别是帅哥美女很尴尬。舞蹈这种东西就代表你的身体语言,拥抱和握手也是。我们的身体语言在丧失,只归罪于儒教洗礼也不对。儒教的影响这几十年也基本没有。我们脑子灵光,反应快,思虑多,身体却越来越僵硬了。

 

南都:这是不是也是你一开始跟我们讲到的“身体热爱一个地方”,就特别敏感地感受一些东西,所以人对远方有时反而感到更加亲近。

沈苇:对。有时候人很奇怪的。我们现在常说,回到故乡反而感到自己是故乡的陌生人或异乡人了。我们的第一故乡在加速度的发展、变化、变迁里,已被弄得“物非人非”了。而有时候,你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甚至到了国外,会产生一个很奇特的感觉,很亲切,好像这个地方曾经来过。我第一次出国去了罗马尼亚,认识了一个好朋友,现在《世界文学》的主编高兴,他当时在黑海边一个叫康斯坦萨的地方当领事,他就叫了很多当地诗人,晚上我们在一个创作之家聊天、喝酒、唱歌、跳舞、吃烤山羊(缺了一味孜然),大家很开心,葡萄酒一大罐一大罐的上,几乎喝干了一只橡木桶。院子里有白桦、沙枣、桑葚、巴旦木,恍若在新疆一般。我和罗马尼亚诗人热烈交谈,相互不懂对方的语言,就用手势、眼神、表情来交流,那个晚上,汉语、罗马尼亚语和英语交杂在一起,我们几乎都使对方听懂了自己的话。

 

南都:那是喝多了吧。

沈苇:更多是一种气氛,很贴心、很难忘的感觉。有时候你在远方会感到一种亲近感,似曾相识燕归来。当然,远方也会给你带来一种巨大的陌生感和疏离感。我举个例子。19世纪末有个瑞典传教团从高加索迁到了喀什噶尔,他们在南疆穆斯林地区传播基督教四十多年,是很艰难的。团长豪格伯格,到最后变成了一个木匠,给穆斯林修修家具、建建房子。其中有个修女叫洛维萨·恩娃尔,我诗集里面有首诗,叫《无名修女传》,专门写她。她被派到了库车一带,就是以前的龟兹,有很多洞窟、寺院废墟,是西域佛教圣地。现在库车那边的人还记得这个修女,叫她圣母玛利亚,说她种的树还在。她在库车呆了22年,这么多年里她在一个穆斯林地区传不动基督教,后来就变成了一个赤脚医生,拿个药箱给穆斯林看病,穆斯林非常喜欢她,把她当做了自己人。但是,她70岁那年(1935年),她感觉到自己快要死了,觉得自己死在新疆,死在异族中间有一种恐惧感,就逃离新疆,骑马翻过天山到了塔什干,从塔什干坐火车到莫斯科,准备从莫斯科到瑞典去,后来就死在塔什干到莫斯科的火车上,葬在俄罗斯著名的新圣女公墓,就在王明墓旁边。这位修女的故事很打动我,如能为她写个电影剧本,基督教修女,穆斯林民众,佛教背景(龟兹洞窟),可以融合三大宗教,拍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片。她一方面融入了新疆,在异乡建设故乡,但她的“上帝之国”没建起来,心里面无疑交织着一种巨大的陌生感和疏离感。我对新疆的体验也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呆了二十六七年,感到自己已融入这个地方,变成了他乡的本土主义者了。但另一方面,心里面还是有非常大的困扰、困惑,亲近感和陌生感同在,可能这种困扰就是继续写作的一个动力吧。

 

南都:要去解决它还是……

沈苇:通过写作,我解决不了新疆的民族问题,解决不了内地人对新疆的误读和无知,也解决不了新疆被消费化、被审美化、被妖魔化的问题。但写作可以打破一些界限的,文学也好,诗歌也好,本身就是打破地域的、种族的、国家的、人心之间的界限和壁垒,这可能就是文学和诗歌存在的价值,而不是它能够直接解决什么问题。就像人类的诗歌,从来没有扭转过一把匕首的方向,也没有阻止过一辆坦克的行进,但人类文学凝聚的那种源远流长的力量,肯定比一把匕首、一辆坦克要强。我不说正能量,它是真力量。文学是一种无用的有用,它的力量是带有超越性的。说到解决什么,写作首先要解决自己内心的困扰、困惑,它是一种自我治疗,改善自己内心,至少做到以忧解忧吧。

 

南都:这么看,其实这个诗集某种程度上是你这么走过来的标识、印记和思考的结晶。

沈苇:它代表了我这25年诗歌写作的一个基本脉络,一种语言和精神的“个人史”。从1990年到2014年,每首诗都署了写作年份,采用编年方式,读者能清晰看到一位诗人创作、演变、行进的过程。从25年写下的1000多首诗中选了121首,有取舍,有淘汰,凡犹豫不决的就没收进来,这叫忍痛割爱。自己选和别人选会有所不同。如果这25年我请你颜亮来选,肯定有另外一个版本,会跟我自己的选本有交集,也有分集。诗集出来后,有朋友就说哪几首哪几首很好的,为什么不收进来啊。这就是忍痛割爱的结果,也说明写者与读者眼光是有差异的。

 

南都:你会画画或摄影吗,你的诗读起来很有画面感。你特别喜欢描述,尤其是中间那一段,有白描的感觉,然后突然把人一摊。

沈苇:画画不会,摄影我还是蛮喜欢的,在《南方周末》等发表过摄影作品。尤爱老照片,好的老照片具有经典文学般的持久魅力,好的影像作品使我们“重新体验真实事物的不真实性和遥远性”,这是苏珊·桑塔格说过的话。你说的画面感,说明诗中有细节、有叙事元素,这与观察有关,也可能跟我大学时期的小说训练有一点关系。小说需要细节和观察。我经常发现和小说家在一起能学到很多东西, 他们发现细节的能力特别强,很敏锐,诗人有时候发现不了,老是沉浸在自己的苦思冥想里面。诗人本质上是“思的动物”。所以我们出去旅行,比如说像新疆这样一个地方,一个诗人最好和别的人为伴,比如说跟一个小说家、一个植物学家、一个历史学家搭档,组织这么一个小团队,这样就能学到好多东西,能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看这个世界,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南都:因为你刚刚讲到跟植物学家和各种文学家出去,我看你也写了很多跟新闻事件、考古相关的东西,这种都可以写成诗,对你来说这是人文诗的一种吗?是你关注的点吗?因为我平时比较少读到这样类型的诗。

沈苇:我提出过“综合抒情”和“混血之诗”的诗学概念,是针对诗界“民间”与“学院”之争、“抒情”与“叙事”之争有感而发的,更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诗歌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具有无限的包容性。人有疆,诗无涯。古人的所说的“诗文”,文的概念是很大的,后来我们的文就变成了散文和小说,越分越细,像大学设置专业一样。我觉得诗可以借鉴很多手法,譬如说纪实的、新闻的、电影的、绘画的、音乐的、甚至舞台艺术的手法,都可以包容进去。我理解的“综合”,是一种杂糅、包容、隐忍的抒情能力,并通过“混血”,去抵达清澈和澄明。“跨文体”和现代学科的“超文体”,在诗歌文体中是尤其值得探索的。

还有一点,非诗的东西也是可以入诗的。诗人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在非诗的地方发现诗。我们可以在一片落叶、一只蚂蚁、一条流浪狗、一只癞蛤蟆身上发现诗,发现一种怜惜和悲悯,这是对万物的一种民主的、平等的态度。北大的陈晓明教授谈过我的作品,他说我的作品里面有一种“绝对平等主义”,人和人,人和植物,人和动物,甚至人和星空和自己脚下的土地,都有一种平等主义的东西。

 

    南都:这种平等主义,应该也是新疆教给你的很重要一课吧。

沈苇:在新疆这么一个宏阔的空间里面,人会感觉到孤独和渺小。但这种孤独和渺小使人回到正常状态。当然在这种宏阔里面也会产生自大狂,感觉到这种宏阔是我个人的宏阔,其实人没这么宏阔,人还是个渺小的东西。关键是通过文学怎么跟万事万物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联。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文学最后表达的还是自我和他人的一种关系,不单单是跟他人,甚至跟动物、植物、山脉、沙漠之间的关系,内宇宙与外宇宙的关系。谁都不是单独者,都在这种关联里面。社会的变幻莫测使今天的人们产生一种多重自我的感觉,而写作,需要维持一种多重自我的心智平衡,在长期的磨砺中,将自己的思想锤炼统一。诗歌为我们改善自己内心留有可能。诗人永远不是单独者,他要么是“无人”,要么就是“众人”。新疆一直在给我上课,她是我的“异域教诲”,我的“谦卑课堂”。

 

南都:你会离开新疆吗?

沈苇:这两年有调动、离开的机会,如北京、海南等地,但都放弃了。现在大量的汉人在离开新疆,尤其南疆,主要是流动人口,做生意、种地、打工的,有时候一个城市就离开几万人,一个县里面离开了几千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电子媒介时代,把“暴力的唯一性”放大了,日常性却被深深遮蔽。内地人已将新疆视为“麻烦”的同义词,在情感上加以紧急删除。没有告慰,没有感同身受,没有一体同悲,这造成了新疆的“孤独”。许多人已不敢来新疆了,我对他们说,大可不必。想想看,五十多个民族、两千多万民众还在那里生活,在那里吃饭睡觉、上班工作、种地放羊、谈情说爱、生儿育女……这种日常性更为真实,是不可颠覆的。

 

南都:但这种焦虑和恐惧却又是实实在在的。

沈苇:对。新疆问题已经是一个心理问题了。或许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心理医生了,但很难保证心理医生就不会出现心理问题。当没有对话、没有交流的时候,剩下的只有冷漠、隔阂和敌意,人心与人心之间出现了大裂痕,竖起了一道道无形的墙。这个,比暴恐事件更可怕。我在去年的《南都周刊》写过一篇文章,叫《像山鲁佐德通过讲故事来活命……》,《一千零一夜》里面的公主叫山鲁佐德,她为了活命、免于杀头就每天晚上给国王讲故事。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说,犹太人向上帝祈祷、呼吁的时候,就像山鲁佐德通过讲故事来活命一样。新疆的情况,个人的切身体验,与这个十分相似。现在到了晚上,乌鲁木齐的饭馆都是爆满的,为什么?大家需要见面、喝酒、倾诉、宣泄。7·5”意味着每个人的内心都被砍了一刀。新疆问题已是心理问题,人民的内心得不到善待、安妥、告慰,边疆将永无宁日。在这种境遇下,民族之间的对话、交流乃至倾诉已变得十分重要。

 

南都:这种状态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写作?

沈苇:有。我最近写了十几首《鸟市诗》。因为乌鲁木齐简称乌市,以前的报纸、杂志一不小心就把它错印成鸟鲁木齐和鸟市了,所以我们经常叫生活的这座城市为鸟市,这带点玩笑,有幽默感,不会出现敏感的民族问题。我们叫它鸟市,少数民族也这么叫。我写的是一种真实状况,可以称之为“‘7·5后遗症”,那种人的状态、社会的观察、创伤的难愈都在里面。写到了安检门、隔离墩、被取消的新书签售,也写到了爱鸟市的十大理由,早晨起来发现自己还活着而感到吃惊,等等。荒诞、沉痛,同时很温情,没有习常的怨气,甚至带点“奇幻”。如我写到去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区,一位维吾尔导演请我吃饭,我从汽车站下来到宴会厅心里的感受,写到宴会上异族朋友也像我们一样,一边唱歌一边流泪。那种时刻,我心里没有“异族”这个概念。边城哪有这个民族那个民族,只有一个个的人、一颗颗的心啊。

我告诉自己,爱新疆,爱我们的命运。这样说,有时是一种无奈,甚至有“轻巧”之嫌。如果我们不想过一种萨义德批评的“互为地狱”的生活,出路只有一条:互爱。——无互爱,不人类;无互爱,不新疆!

 

    南都:你现在写诗可能会多一些使命感在里面吗?

沈苇:使命感这个词大了一点,更多的是忧虑,对人的一种忧虑吧,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变成这个样子了。当然,这种忧虑跟生活在内地的人的忧虑也有相通之处。只不过,边疆生活出现了加倍的忧虑。

但即便如此,我仍然坚持不要为亲人和朋友过度焦虑。你焦虑的话就把一个负能量传递给他了。尤其不要为孩子、老人焦虑,要为他们祝福,你有一颗祝福之心,就会把一种好的东西传递给对方。看来,我们的诗歌写作中,仅仅“以忧解忧”是不够的,要超越焦虑、忧虑,去祝福、祈祷。诗歌在不祝福的时刻祝福,在反祝福的地方发出祝福之音。从祝福到祈祷,是诗歌要走的漫长的路。

 

南都:这是在追求一种美的东西吗?

沈苇:有时,表达不美的东西也是对美的一种找寻。除了美,还有至高的真和善,它们是存在的。最近一位南疆的画家朋友给我看了7·5”之后的画作,很阴郁,很诡异,很狰狞,也很震撼。他说自己已“深刻反思”、“脱胎换骨”,我看了却感到不安,在给他的邮件中引用了薇依的话:“直接与恶对应的善,远非高层次的善。”当你直接用狰狞来反抗另一种狰狞的时候,就降低和消解了内心的真和善。现代诗也有这个情况,有些作品变成了个人病例,留下太多的“妄言”和“咒语”。现代诗,挣扎、徘徊在“咒语”和“祈祷”之间,在寻找自己的正道和未来。现在,我内心的天平已明显向后者(祈祷)倾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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