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浅谈鲁迅与周作人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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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浅谈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
<诗经·小雅·大东>中有这样的句子:“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其实,启明和长庚都是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金星的别名。金星是大行星中跟地球最接近的一颗,自东向西逆转。以金星运行轨道所处方位不同,人们将黄昏见于天际的金星称为长庚,将凌晨见于天际的金星称为启明。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东起西落,永不相见,我想这用来形容鲁迅和周树人的的失和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况有资料为证,鲁迅不到一岁时,曾拜绍兴长庆寺龙师父为师,由此得到法名“长庚”,后来也偶尔用作笔名,而巧的是,其弟周作人的字就叫做启明。
鲁迅与周作人,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两个独特的存在。鲁迅一生燃烧自己,在黑暗中发光,周作人却常守在十字街头的塔上,远远眺望。二人对启蒙的沉思,对国故的凝视,对异域文化的选择,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探究,对己身与社会、与历史乃至人生永恒之谜的断想,都是迷人的遗产。历史无奈,他们的同路是必然,分开也是必然。。
回想鲁迅与周树人早先的“兄弟怡怡”,不禁让人心生无限感慨。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并肩战斗的业绩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他们合译《现代日本小说集》,在八道湾一起生活,共同指导北京大学春光社的文学青年,多次与中外友人聚品茗······然而到了1923年,周作人请鲁迅“不要到后边院子来,愿你安心,自重”,鲁迅“自具一肴”,两兄弟自此决裂,恰如杜甫《赠卫八处士》诗中描写的那样:“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关于他们失和的原因,目前的一般看法是周作人懦弱苟且,“惧内”,听信妇人之言(其日本太太羽太信子),鲁迅称其“昏”。这其中有三个旁证材料。首先,鲁迅有个笔名叫“颜之敖”,十分奇特。鲁迅本人曾解释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再是1926年移居新居的鲁迅重回八道湾“取书及什器”,和周作人夫妇发生过剧烈冲突,鲁迅日记中有详细记载,此处不再赘述。最后是关于羽太信子从中挑拨使坏的证据,羽太信子曾唆使自己的孩子扔掉鲁迅买给他们的糖果,并且诋毁鲁迅称其在他们夫妇二人窗下听窗,如此等等。<五四文坛点滴>一书中收入的《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写道:“许寿裳曾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对于如此写法,周作人收到该书时称其“大体可以是公平详实。”可见其基本上肯定了此事。而羽太信子仇视污蔑鲁迅的根本原因在经济问题---羽太信子花钱无度,排场大,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鲁迅和周作人每月工资悉数上交于她手中,每每入不敷出,甚至逼得鲁迅兄弟不得不外出借债。鲁迅天生勤俭,自然看不惯她的做法,好言相劝,没想到她不仅不听规劝,反而恶意中伤鲁迅。
而兄弟失和后,据有关资料记载,两人态度截然不同。鲁迅没有公开对周作人进行过坏的批评,反而时时默念着尚未泯灭的手足之情,对于周作人言论中的合理因素给予肯定和支持,并且十分关心周作人的人身安全,反对对其过分的责难,愿意对其给予无私援助。相比之下,据我了解,学界对周作人大多持批评、责难的态度,说其讽刺诋毁、歪曲贬损鲁迅,貌似清高而坠入黑暗逆流,在鲁迅尸骨未寒之时把二人矛盾的责任完全推给鲁迅。
如今人们倾向于把他们兄弟失和的原因归结于周作人的人格缺陷。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是过度抬高、神化鲁迅的大势使然,还是让你们习惯以偏概全的心理定势在作祟,但我认为这样的情况是不真实的、畸形的。且不论周作人是不是汉奸,首先,能够写出像《故乡的野菜》、《乌篷船》这样清淡似水、含蓄隽永的篇章的人,虽有听信妇人谗言之嫌,但我不相信他会是一个心胸狭隘、连骨肉之情都容不下的小人。其次,在鲁迅先生逝世之后,周作人积极发起并参与鲁迅作品的整理与编纂,并陆续向鲁迅研究工作者贡献了《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三本专著,其对鲁迅先生上心如此,这是反驳一些人盲目贬低周作人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当然,兄弟之和终属家事,除当事人外外人不尽得知,加之年代久远,历史的真相不可避免的蒙上烟尘。
以上观点属一家之言,然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有失偏颇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周氏三兄弟:周树人(鲁迅右二)、周作人(左一)、周建人(右一)
。左二为许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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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与羽太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