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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社会化媒体发展,提升战时政治动员效能

(2020-03-11 14:37:51)
分类: 新闻传播

适应社会化媒体发展,提升战时政治动员效能* 

   刘开骅*

(南京政治学院 军事新闻传播系,江苏南京 210003 

  要:强有力的战时政治动员是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随着微博、微信、APP客户端等社会化媒体的兴起与发展,战时政治动员工作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和机遇,应当深入研究当前社会条件和信息环境下战时政治动员的特点规律,树立适应社会化媒体传播特点的战时政治动员理念,积极探索切合社会化媒体发展现实的战时政治动员能力建设路径,推动战时政治动员效能不断提升。

关键词:军队政治工作;战时政治动员;社会化媒体;信息传播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政治动员是战时政治工作的头等任务,强力有效的战时政治动员,是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我党我军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现代信息化局部战争,信息化程度高,作战样式新颖,作战节奏加快,战场环境险恶,战争进程还要受到政治、外交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些都对战时政治动员提出了新课题和新要求。不仅如此,当今信息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人类社会业已步入以互联网为传输平台,以微博、微信、APP客户端为主要载体的社会化传播时代。社会化媒体以其强大的功能显著改变了民众信息获取的内容和方式,同时也多方位冲击着民众心态和舆论生态,战时政治动员面临着全新的社会条件和信息环境。因此,关注社会化媒体给战时政治动员带来的多维影响,建构顺应时代发展的全新政治动员观,探索切合社会化媒体传播的战时政治动员路径,将对提升战时政治动员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化媒体时代战时政治动员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海量信息通过各类新兴媒体快速自由流动,是社会化媒体时代最为显著的传播特征。这一特征给战时政治动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机遇。只有直面影响和挑战,才能准确把握机遇,推动战时政治动员工作的创新发展。

社会化媒体的传受互动性使得战时政治动员主体泛化。在传统媒体时代,战时政治动员主体相对单一,动员内容具有明显的单向流动特性。动员主体掌握甚至垄断信息内容,并且实时把控信息内容的流动方向。对于动员主体来讲,容易形成统一的思想观念、统一的行动方式,而且动员内容和形式的权威性贯穿动员全过程,动员效率很高。社会化媒体时代,传统意义上作为信息接受者的受众身份淡化,信息接受者同时也可以是信息传播者,传受合一使得信息传播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战时政治动员主体明显泛化,直接影响到战时政治动员态势。一方面,动员主体泛化削弱了传统政治动员主体的话语权优势,众声喧哗中敌方和各种敌对势力有可能运用社会化媒体散布不利于我的信息、思想和情绪,消解国家权威、民族凝聚力和社会共识,导致战时政治动员效能弱化。另一方面,交互开放的信息传播环境,客观上使各种力量有可能参加到战时政治动员的行列,这又为充分利用泛化的政治动员主体,实现战时政治动员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度整合,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契机。

社会化媒体传播的实时性使得战时政治动员节奏加快。随着移动网络、智能手机和穿戴设备的广泛普及,随时、随地、随人的“即时报道”已成为现实。包括战争在内的任何事件一旦爆发,便可出现“现场式”播报,分秒之间信息即可抵达受众。信息传播效果具有首因效应,谁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谁就可能掌握战争信息和战时舆论的主导权。如果能充分利用社会化媒体及时宣传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原则立场、决策方针,及时传送当前国内外局势及战争进展态势等信息,便能迅速达成政治动员目标。当然,敌方也可以运用这些新的传播手段,与我争夺信息首发权和控制权,展开对我方军民的心理攻击。如果应对不及时,不能有效加以反制,便很可能处于政治被动的境地。民众作为信息接受端,一旦被传言、谣言和敌方信息先入为主地覆盖,就可能误听误信,进而引发国内政治动荡,军心民心淆乱。只有快速反应、先声夺人,把握传播时效“黄金四小时”,才能“让真相走在流言的前头”,赢得战争信息和战时舆论优势。由此可见,社会化媒体信息传播的实时性,要求战时政治动员必须具备极强的应急反应能力。

社会化媒体传播的无界性使得战时政治动员范围扩大。受传播技术和传播通道的限制,传统的战时政治动员通常集中于特定的时间和地域,聚焦于特定的对象。社会化媒体的崛起消解了三重边界:各传统媒体之间的边界,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的边界,信息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边界。[1] 边界的消失,使得地球上任何接入网络的个人或社团用户都是交互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大小难测,不计其数。节点与节点可在瞬时完成海量信息的交换,并呈现出由内向外不断扩散的涟漪效应。不难想见,我们未来可能进行的局部战争都会具有一定的跨国跨境性,即便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战争也不大可能像过去国内战争那么性质单一,必定少不了各种国际因素的掺入。一旦战争爆发,敌方和敌对势力一定会实施跨国跨境政治反动员,利用社会化媒体大肆散布对我不利信息,在国际上抢占舆论制高点。未来战争中的政治动员,必须在做好国内全民全军政治动员的同时,充分认清国际局势的复杂性,加大国际政治动员投入,强化我方战争正义性的宣传力度,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社会的政治支持,积极营造有利于我的国际政治氛围。

社会化媒体传播的多面向性使得战时政治动员成本增大。社会化媒体时代,伴随网络传播层级和节点增多,动员信息在各式各样的节点间来回辗转,最后抵达民众并为他们所接收。在这种极具多面向性特征的信息传播过程中,避免不了的是信息的衰减、歧变、迟滞,这会在无形之中增加政治动员的内容成本。而随着动员范围和动员客体不断拓展,战时政治动员面临广度、深度和影响力诸多考验,信息通道中的巨量正负信息激荡冲突、此消彼长,又使得政治动员效能损耗显现不断加大的趋势。此外,和平时期信息流通中常见的信息污染、信息侵权和信息渗透等问题,到了战时也会对政治动员提出严峻挑战。例如,某一负面信息在战时超出个案范围传播,可能产生巨大连锁反应,甚至影响战略判断,导致战略决策失误和社会情绪异动,严重影响民众的国家认同和战斗热情,极大销蚀政治动员的效能,对此,无疑需要追加投入予以阻断与反制。

二、树立适应社会化媒体传播特点的战时政治动员理念

社会化媒体的迅猛发展与普及,促使战时政治动员工作改革创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必须积极顺应时代变化,着眼现实挑战,树立适应社会化媒体传播特点的全新战时政治动员理念。

达成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并重的媒体使用观。传统媒体时代,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体进行战时政治动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今,人类社会进入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社会化媒体时代,一个不争的事实便是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日渐衰减,社会化媒体等新兴媒体大行其道。如果思想固化、视野浅短,对这种变化了的形势视而不见,墨守成规,战时政治动员工作必然大大落后于时代,其效果必然大打折扣。20148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把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显然是顺应形势发展的重大决策。[2]因此,未来的战时政治动员必须置于国家传播战略框架下,树立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并重的观念,统筹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手段。不仅要继续发挥好传统媒体的作用,实施规范持续的宣传和动员活动,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化媒体的影响和作用,大力突出社会化媒体的信息传播优势,自觉掌握社会化媒体信息传播规律,向提升政治动员的效能聚焦用力。

拥有具备全球视野的开放式战略思维。互联网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流动无远弗届,在“地球村”的任一角落只需轻点鼠标或轻触屏幕即可接受来自万里之遥的信息。军事信息也早已不断来回穿越现实的国境线,战时政治动员呈现某种程度的“无国界”特征。未来的战争必然是大大突破传统地域限制的国际性较量,战时政治动员必须具备全球视野,树立跨国跨境合作和竞争的观念,用开放眼光和战略思维来科学谋划战时政治动员工作。现代信息化局部战争,不仅是交战双方在军事领域的斗争,同时也是双方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的角力。必须立足本土,放眼全球,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借助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和国际友好媒体,特别是充分利用社会化媒体,有理有利有节地传播我方主张,最大限度地寻求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力争赢得军事和政治两条战线的最终胜利。

追求精准化直达式实时性战时政治动员效能。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广泛应用及其带来的深层影响,信息流动不仅在“指尖瞬间实现”,而且更多地体现为“点对点”的传播特征,这为实施精准化直达式实时性政治动员提供了可能。精准化的实时政治动员,就是要在战时特定情形下,实现政治动员主体与动员对象“指尖”间的专项信息互通;而直达式实时性,本身就是网络条件下社会化媒体传播的特点,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则是对精准化战时政治动员效能的增益和强化。借助搭建社会化媒体平台,建立传媒管控系统、决策支持系统等,将信息搜集、处理、存储、管控情况实时分发给各级决策者、组织者和动员对象,实现动员主体、动员对象、动员系统三者之间信息资源的即时共享和实时交换,全面监控、指挥、组织动员行动,以求达成“正面为主、精确实时、规范有序”的战时政治动员目标。[3]

三、探索切合社会化媒体发展现实的战时政治动员能力建设路径

分析影响,更新观念,根本目的是为迎难而上,用创新来推动发展。社会化媒体时代,我们必须创新思维和方法,积极探索切合社会化媒体发展现实的战时政治动员能力建设路径,推动战时政治动员效能不断提升。

从思想层面打牢战时政治动员的群众基础。民众的思想基础和国防观念,决定战时政治动员的成效。因此,政治动员必须统筹平时战时,做到平战结合,大力加强全民国防教育。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第二十二条明文规定:“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形势和任务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国防教育。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设区的市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应当开设国防教育节目或者栏目,普及国防知识。”时至今日,社会化媒体作为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媒体,给广大民众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极大改变了公民的信息获取方式,进而持续不断影响着他们的认知结构和思想版图。据有关数据显示,当前智能手机普遍使用,以微信、微博、APP客户端为载体的社会化媒体已经超越报纸、广播、电视甚至个人电脑,成为民众获取信息的第一渠道,在民众特别是广大年轻人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4]全民国防教育是战时政治动员的基础工程,是决定战时政治动员效能的重要因素,应当充分利用社会化媒体的独特优势,持续开展国防教育,筑牢国防观念,夯实思想基础。要借助微博、微信和客户端,以优质的军事信息供给,宣传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宣讲国家发展面临的安全形势,普及全民国防义务知识,以有效的国防舆论引导与整合,广泛实施全民国防教育,大幅提高全民国防意识。通过平时不间断的宣传和积累,战时实施即时性和交互性的政治动员,必能使民众积极响应政治动员号召,凝聚起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积极投入并大力支持战争。

从技术层面建构战时政治动员的传播体系。随着人类传播技术与手段的日益丰富,借助传播媒体开展战时政治动员的渠道和形式也更加多样。如何适应新的传播业态,统筹协调并全面建设战时政治动员的传播体系,成为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创新与发展传播能力建设,将其作为关系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和国家安全,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的一项系统的战略性工程,科学决策,宏观谋划,并且按计划稳步推进。战时政治动员工作的传播体系建设并非另起炉灶,而是要主动纳入国家传播力量建设之中,使战时政治动员传播媒体建设成为其中的重要一极。要摸清底数,理顺关系,做好对接,发挥效能。为夯实战时政治动员可用资源的基础,一方面要做好战时政治动员载体的潜力调查,摸准包括社会化媒体在内的各类可用媒体的大小数量、结构布局、技术特点、人才队伍等方面情况,为战时实施快速政治动员提供可靠保障;另一方面还要围绕战时政治动员具体任务,结合各类媒体的传播类型与特点,事先嵌入或预留军事功能接口,制定针对性强的民转军预案,并通过平时或非战争军事行动等情况组织实战演练,确保战时传播媒体的功能快速实现平战转换,及时投入战时政治动员。

从环境层面营造战时政治动员的舆论生态。规范、洁净的信息传播环境是确保战时政治动员取得实效的前提条件,但是,这样近乎真空状态的传播环境并不存在,动员主体在现实中面临的是信息优劣杂陈、纠驳繁乱的复杂情况。尤其是社会化媒体兴起之后,战时政治动员方式方法的选择固然更加灵活多样,但是传播环境相较传统媒体时代更加多元纷杂,各种思想思潮、意见情绪在网络平台冲撞激荡,形成更加难以测度和把控的舆论场域。为了提高战时政治动员实效,必须从法规制度、机制体制以及业务操作等各个方面入手,加强信息管控,净化信息平台,积极创造条件,努力营造战时政治动员有利的舆论环境。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加以规范:一是平时加强对网络服务商的管理,从管理层把好涉军舆论的关口;二是运用技术手段过滤负面涉军信息,一旦发现与预设关键词相符的负面信息,就实施即时过滤;三是建立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军事网络评论队伍,适时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形成强势的正面舆论,从而引导舆论走向。同时,还要加强战时政治动员的法制化建设,逐步实现动员运行体系由过去的行政主导型向法制主导型转变。要以实现动员信息资源的极大丰富和信息资源高效共享为前提进行立法,特别是规范各类组织和各类媒体在战时的职责和义务,使战时政治动员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违法必究。

 

参考文献:

[1]彭兰.Web2.0及未来技术对数字化个体的再定义[J].当代传播,20132).

[2]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EB/OL]. [2014-08-18].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8/18/c_1112126269.htm

[3] 要文须.把国防动员摆到联合作战的战略位置[N].解放军报,2016-07-266).

[4] 唐绪军.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5[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军事学项目“借助新媒体传播实施国防舆论动员研究”(编号:11GJ003—03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张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博士生,空军工程大学理学院教学科研办公室讲师;

刘开骅,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6 – 1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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