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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精准扶贫背景下“贫困者”的精神成长与救赎

(2019-01-22 07: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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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背景下“贫困者”的精神成长与救赎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的基本权利。即使身处老少边穷地区,或身有残疾、劳动能力丧失,脱贫致富也是他们的奋斗目标和美好愿景。精准扶贫,是国家层面的重大决策,是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基本手段。精准扶贫政策推行以来,作家艺术家也表现出“干预现实”的极大热情,各级作家协会组织作家采风,深入扶贫一线,创作出大量的表现精准扶贫中新人新事新风尚新成果的作品,体裁涉及报告文学、小说、散文、诗歌等,电影《十八洞村》、电视剧《苦乐村官》《女人的天空》等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精准扶贫背景下,乡土叙事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贾平凹、马步升、刘醒龙等作家超越了文学对政策的解读与阐释,从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对贫苦根源进行了的深入挖掘,努力探索全面脱贫的方式与途径。贾平凹的《极花》、马步升的《陇东断代史》《刀客遁》等对区域贫困人口愚昧、冷漠、凶残等深层文化心理进行了深刻地揭示,马步升敏锐地觉察到土改后,被施予土地的农民,瞬间脱贫后欲望膨胀、好逸恶劳,人性恶展露无遗,自上而下的乡村启蒙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与艰难性。贫困与自然资源的匮乏,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等有着直接的关联,但脱贫与返贫的恶性循环才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难解决的问题。贫困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才是消除贫困的关键。刘醒龙在《黄冈密卷》中,通过老十哥基层工作几十年的经验揭示出预防、阻止百姓“返贫”是党的基层干部的神圣使命与责任。老十哥用强有力的手段预防山火,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在山洪暴发时,他大喝一声用身体“堵住”洪水,唤起了群众抗击洪水的斗志,带领村民保住了家园。大面积受灾,必然导致大面积贫困。这是老十哥从贫困和革命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朴素思想。附近地区因工作失误或领导不力致使山火、山洪爆发,涌现出的救火、抗洪先进人物,或表彰或升职。而由此产生的贫困现象和贫困人口及其后续心理、精神等问题,却需要“人民”来承受,党和政府来埋单。老十哥一生为组织负责,为人民着想,却得不到升职,晚年还要承受官商利益交换导致的家园强拆。但他始终不忘初心。或许,这才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希望。

关注现实层面的乡土叙事,针对精准扶贫中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以及好村官等,进行了充分的描绘,也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但在某些地区,精准扶贫成为某些领导干部获取名利或升职的踏板,相关的文艺作品成为某些作家艺术家获奖或捞取政治资本的本钱。但扶贫对象,即被扶者的切身体验,特别是他们现实的生存现状及精神诉求、心灵困惑等却被有意或无意地悬置或忽略了。精准扶贫的主体应该是谁?被扶者的主体性或主体意识在精准扶贫中如何体现?

一、族人与乡邻互助,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陈忠实在《白鹿原》中记述了白鹿村族长白嘉轩与乡绅鹿子霖携手救助李寡妇摆脱困境的故事,白鹿村因此获得县衙颁发的“仁义白鹿村”的牌匾。电视剧《白鹿原》中还增设了“跛子爷”和二豆这两个人物形象,“跛子爷”有残疾,族里安排他打更巡夜;二豆有智力障碍,基本是祠堂在供养他,但家族中无论大小事,二豆都有参与的权利。贾平凹的最新长篇《山本》中也有类似的情节,井宗秀的父亲井掌柜联合镇子上的普通人家秘密集资成立了互济会,以应对突发灾难或急用,这是典型的民间自助组织。民间自助,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维护社会稳定、救助急难的作用,为历代政权默许或鼓励。井掌柜暴毙,陆菊人的公公杨掌柜主动将自家的土地赠与井家做坟地;杨钟死后,井宗秀主动照顾杨掌柜一家。族人与乡邻互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多次参与精准扶贫调研等工作,走访过陕西、河北、甘肃、山西等许多地区的扶贫点,与扶贫对象进行过面对面的深入访谈,还跟踪调查过一些扶贫对象,咨询过驻村干部和其他参与调研的各类人员,获取了许多第一手的调查资料。调研发现,在陕甘许多村落,亲属主动扶养丧失劳动力扶贫对象的现象普遍存在;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者,亲属扶助的情况也很普遍。辅助者有兄弟姐妹,有堂亲表亲,也有同姓族人。没有亲属扶助,仅靠政府扶贫的贫困户,其衣着、住宿、日常生活、精神面貌等,明显差于有亲属扶助者。当采访者问及亲属长期扶助贫困者的原因时,回答让人感动而汗颜,他们只是说他是我们的亲人啊!在很多地方,丧失劳动能力者,国家每月发放抚恤金280元,根本无法维持一个农民有尊严的生活,但我们看到接触到的被扶助者吃穿用度与家人无异,令人感动的是,担心被扶助者寂寞,有的家庭安排老人陪伴他们,有的家庭养宠物陪伴他们。看到一个六十多岁的智障男子抱着玩具接待调研者时,人们被感动了。他只是三四岁孩子的智商,但他会看家,家里人回家他会走出来迎接,他说你们要的东西,她知道在哪里。她是他的外甥女。他在家里享受着天伦之乐。从他的脸上,人们看到了归属感,甚至幸福感。他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精准扶贫政策之前,他一直这样生活着。在国家层面,他是贫困人口;在现实层面,他享受着人的尊严和亲人的扶助。这种情形,绝非个案,它是中国族人与乡邻互助传统的现代传承与民间形态。千百年来,它维系着中国民间的伦理秩序。在现代性与市场经济理念的冲击下,虽然在某些地区传统伦理秩序出现了瓦解、崩塌之势,但这种传统依然存在并造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国人。而乡土叙事受所谓现代性的影响,也将之作为历史的沉渣、封建迂腐的东西进行批判,似乎越揭露越现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改革小说为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合理性,对农村中某些所谓落后现象的揭露与批判,需要重估与反思。

各级政府在精准扶贫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扶贫脱贫指标制定的非常周密详实,以致于出现了“怨声载道”的表格扶贫、数据扶贫等现象,基层扶贫一线也出现了扶贫对象不精准,扶贫走过场等现象。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是时代的壮举,经过从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国家投入与扶贫效果并不一致,扶贫对象产生依赖和惰性;政策扶贫与快速返贫形成恶性循环,精准扶贫的成果难以保持。调研发现,精准扶贫的对象还需细分,彻底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应该由社会保障局等福利机构来负责;因病致贫的人口,作为新的贫困人群,精准扶贫政策根本无力解决其高昂的医药费,这批人或许只能期待医疗改革和社会救助,曾有人悲哀地说,这种家庭脱贫的唯一机会就是“自然减员”;真正依靠党的精准扶贫政策脱贫致富的,是受那些自然条件限制,及突发事件导致的贫困人口,他们具有脱贫致富的自主意识和主观愿望,即想要脱贫,又缺少资金技术支持的扶贫对象;还有某些贫困人口没有劳动需求,坐吃等死,甘愿靠国家救济,或者利用国家政策实现自己不劳而获的愿望,比如有的贫困户把国家扶贫的种羊杀掉吃肉,再到政府部门闹事,要求救助等。最后一类人需要的是精神扶贫和思想启蒙,甚至强制教育。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在最近的乡土叙事中几乎是缺席的。文艺作品关注的更多的是精准扶贫的主体(实施者),或者对主体的认定不够全面明晰,精准扶贫的主体不仅是各级政府,而是全体人民,特别是前面提到的乡村中长期存在的那些扶助者。人民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当每个人都把扶助族人与乡邻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和日常习惯时,精准扶贫才能落到实处。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倡导、鼓励族人与乡邻互助,使这一优良传统传承并发扬光大,也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与民间互助相结合,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方式。客观上,村民自治自助,不仅弘扬正气,还可能减轻国家宏观调控的压力。

二、扶贫对象的精神成长与救赎是精准扶贫的关键

从扶贫对象来说,被族人与乡邻扶助的,改善的不仅是生活水平,还有亲人给予的温情和抚慰,这些被扶者具有存在感和归属感,有些人甚至能有幸福感。他们的心理和精神是健康健全的,暂时的贫困和艰难不会摧毁他们的精神,影响其子女的教育,事实上消除了产生潜在贫困人口的隐患。比如,电视剧《白鹿原》中,二豆朴素善良,虽然没有劳动能力,但家族是他的家园、庇护所,在祠堂里,他有归属感与存在感;而黑娃和田小娥却不能进祠堂,他们是被家族遗弃的。黑娃和白孝文最后都跪倒在祠堂里,渴望得到家族的认可,族谱是对一个人生命价值、伦理人格体认的象征。鲁迅的《祝福》中,压垮祥林嫂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失去参与家族祭祀的权利。《黄冈密卷》中,老十一富有到可以左右一级政府的决策,但他依然希望在族谱中留下自己的名字,希望有一个子嗣。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他需要有群体归属感,需要社群的认同。

依靠政府精准扶贫政策的贫困户,其脱贫是“施予”的,甚至是“恩赐”的,有人甚至认为“是你让我脱贫,而不是我要脱贫”,那么“我不脱贫就是你的责任”,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争当贫困户的现象。为了获得政策支持,有人不惜弄虚作假,欺骗组织。在西安市港务区某扶贫点,我们碰到一家贫困户,一家五口人都没有工作,丈夫车祸受伤后自称丧失劳动能力,妻子有慢性病,儿子残疾没有劳动能力,需要人照顾,大女儿智力较弱,但生活能自理,简单劳动没有问题,小女儿技校肄业,一心想到大公司做文秘。全家人依靠低保生活,丈夫的日常工作就是到各级政府上访,以获取更多的救助。村干部、驻村干部反复做思想工作,希望这家人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们向调研人员求助,调研人员引经据典,现身说法,各路专家轮番上场,终于败下阵来。这家人没有一个愿意走出家门工作,他们好高骛远,懒惰,怨天尤人,等靠要,安于贫贱。习惯于一家人待在一起,静静地坐着,过着贫困线以下的生活,他们坚信社会主义不会饿死人。精准识别的贫困户中,这类精神贫困者绝非个案。因此,扶贫要先“扶心”。精神扶贫、思想启蒙的任务非常艰巨,资金扶贫,技术扶贫,教育扶贫等必须以精神扶贫为先导。电影《十八洞村》歌颂了退伍军人杨英俊带领堂兄弟们立志、立身、立行,在扶贫工作队帮助下脱贫致富的务实精神。这部电影将扶贫对象作为精准扶贫的“主体”,他们具有脱贫的主观意愿和努力,在政策支持下,脱贫的决心,致富的愿望,才能转化为生产力。杨英俊就是以人格魅力和踏实肯干的精神影响自己的族人,带领他们走上致富道路的。习惯贫困,是无法摆脱贫困的深层原因。扶贫先扶志,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发扬勤劳实干的精神,才能彻底脱贫。

运动式扶贫容易让扶贫对象产生弱者心态,精准扶贫过程中对精准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意愿是好的,但方式值得商榷。精准识别的扶贫对象的所有信息要制表公示,供各级各类人员检查、“观赏”。扶贫对象“被看”“被展览”,赤裸裸地暴露在大众面前,特别是农村,为了显示公平正义,扶贫对象所有的不幸、痛苦、悲哀被撕破,被展览,被议论,被研讨,扶贫对象的精神和自尊被摧毁,有些人会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自暴自弃。鲁迅“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是以文学的形式。而运动式扶贫则是揭出病苦给身边的人看,给族人、邻人或者同一社群的人看,不仅如此,还要展露给“外面的人”看。当扶贫队和各类检查人员以强者的心态和姿势扶助他们时,我们忽略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精准扶贫如何尊重扶贫对象的人格尊严和个人隐私,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成为扶贫对象,就意味着个体丧失了部分权利。从学理层面分析,精准扶贫在某些操作层面剥夺了扶贫对象的隐私权、精神人格权等。人为地将他们打入另册,再要求他们自尊自强自立,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贫困成为原罪,似乎又回到新文学发生期“落后就要挨打”的恶性循环。贫困就要接受他人用强者的姿态俯视你,“精神侏儒”是被造就的。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土叙事,是以现代农村经验为主导的,表现出鲜明的悲悯基调。扶贫对象就是底层人民,弱势群体,底层叙事就是知识分子居高临下地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农村的萧条与萎缩,表现为精神的萎缩,在贾平凹的《秦腔》中,还表现为外来文化冲击,或现代性的冲击所导致的,而在精准扶贫背景下,造成扶贫对象“精神萎缩”的因素更多更复杂更残酷,乡土叙事把贫困户或扶贫对象作为悲悯的对象进行叙述,在拯救与被拯救的模式中,被拯救者的存在感、归属感从何而来,被拯救者的话语权、主体性无法建构,就很难实现精神成长和自我救赎。革命文学惯用的“诉苦”模式弱化、固化了“贫下中农”的心智,历史上拨乱反正的方式已被证明弊大于利,那么,扶贫对象精神成长与救赎的路径与希望在哪里?谁来承担这样的使命?

传统乡土文化的民间遗存,虽不断受到冲击,依然顽强地存续、发展着,它是中国现代农村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乡土叙事如何表现它,使之成为现代乡土文明的表征,需要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与交融。精准扶贫具有中国本土性特征,为乡土叙事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现实主义或许能弥补作家生活经验的不足。而贫困者的精神成长与救赎不能仅仅寄希望于贫困者的主观意愿和努力,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从制度设计层面、整个社会面对贫困的态度、驻村干部的工作作风,以及村民的人文素养等方面,都有大量的文章可做。缩小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特别是农村,才是实现公平正义、平衡社会心理的根本。建国以来,全民性的“社会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平等意识、互助友爱等核心价值,在维护乡村民间伦理秩序中仍然具有有效性,乡土叙事依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传统乡土文化是现代乡村文明的精神魂魄,乡土叙事经历涅槃后,必将重生。

原载《芳草》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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