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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传奇——国立中学

(2013-03-16 1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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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城南旧事

                     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传奇——国立中学


                                抗战须兴军 办学亦重要

 

    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大举入侵,大片国土沦丧。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凡有条件后撤者,纷纷踏上了流亡的长路。一时之内,几百万难民向西南、西北撤退,这其中包括数以十万计的青少年学生,他们离开家乡,拜别爹娘,跟随师长,迈开双脚,奔向大后方。
  大批青少年学生流落大后方,校方经费拮据,师生衣食无着,情况十分危急。国民党的有识之士呼吁救助流亡学生,共产党的《解放日报》也发表了《救救大后方青年》的社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国民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教育部从1937年12月开始,着手筹建专为接收沦陷区、战区流亡学生的国立中学,其注册学生全部享受“贷金”待遇。国民政府维持战时教育的最大困难,是大部分离乡背井的学生都丧失了经济来源,政府不但要负担起对他们“教”的责任,还必须承担对他们“养”的义务。1938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贷金制度”,规定家在战区的学生,可向政府申请“贷金”,毕业后三年内向政府无息偿还。但抗战既系持久,学生毕业后并无正常就业环境,加之自1940年以来国内通胀日趋严重,“贷金制”在1943年被“公费制”取代。而先前的“贷金”并未要求归还,国家实际上承担起了他们的全部学习生活费用。  

    抗战前没有国立中学的建制,公立中等学校都是由地方政府管理,为省立、市立或县立。抗战兴起,为了安置失学青少年,便首先在内地各省(河南、陕西、甘肃、四川、贵州五省)设立国立中学,这是国民政府的一种战时措施和应急手段,以鼓励东部沦陷区的中等学校内迁。
  自1937年底到1939年初,那是抗战初最困难的一段时间,也是组建国立中学较为集中的时期。由于战局诡变,教育部的许多措施均带有临时性质。所以,最早成立的国立中学都是以学校内迁到某省冠名,如东部某地的中学迁到内地某省,即命名为国立某省临时中学,如国立湖北临时中学、国立四川临时中学、国立贵州临时中学等。由于“临时中学”给人以非正规感觉,不久,教育部便明令取消了“临时”二字,直接以到达省份命名了。
  进入了1939年,日寇在各个战场不断大举进攻,中国半壁河山陆续陷落,已组建的国立中学不得不再次或多次继续后撤,校名也就不得不一改再改。由于沦陷区的继续扩大,流亡学生不断增加,又成立了许多新学校。于是,教育部决定校名以收容多数学生所来自的省份命名,如国立山东中学、国立平津中学等。但这种命名方式有时会自相矛盾,如从河南撤退到甘肃的中学,不论命名为河南中学或甘肃中学,都与已有的中学校名重复,只能取名国立河南第二中学、国立甘肃第二中学。仅从当时学校的命名也可看出战时中学初期编制的仓促和混乱。
  从1939年4月起,教育部决定国立中学不再以省、市来命名,而改按成立时间的先后顺序,以数字排序命名。期间,共排序成立了二十二所国立中学。
  国立一中,即国立河南中学。七七事变后,由河北省南迁到河南许昌、郾城等地的保定育德中学、保定第二女子中学、泊镇师范、邢台师范、邢台女子师范、大名女师等校流亡学生,于1937年12月联合成立了国立河南临时中学。1938年迁豫西南淅川县上集,高中部设在上集附近的涌泉观,并以育德中学为基础,在内乡县西峡口(后改西峡县)设一分校,因来校的流亡学生日增,规模逐渐扩大。此校接收河北省、绥远省和北平市、天津市的流亡学生,国民政府教育部遂命名该校为国立一中。1944年日寇侵犯豫西,因战区形势变化,国立一中西迁陕西城固,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国立五中、国立十中、宝鸡高职、汉中中学(原洛阳进修班)、扶轮中学等校的京、津、河北籍学生,部分学生编入国立一中就学。1949年11月与国立七中、国立二十二中等校合并,成立汉中临时中学,同年12月因城固解放停办。
  国立二中,即国立四川中学。原名国立四川临时中学,成立于1938年3月,设在四川合川,主要接收苏、浙、皖、沪等省市流亡学生。
  国立三中,即国立贵州中学。1938年3月在贵州铜仁成立,原名国立贵州临时中学,接收在长沙、贵阳登记的华南各省流亡学生。
  国立四中,即国立陕西中学。1938年3月在陕西安康成立的,原名是国立陕西临时中学,主要接收从察哈尔省、绥远省和山西省战区逃出的流亡学生,同时接收了在西安登记的其他省市一部分流亡学生。学校成立半年后,以当时该地办学条件太差,生活供应不能保证等原因,又迁到四川阆中。
  国立五中,即国立甘肃一中。1938年3月在甘肃天水玉泉观组建,当时名为国立甘肃临时中学,主要接收北方各省市流亡学生。
  国立六中,即国立山东中学。设在四川绵阳,接受鲁籍流亡学生。由原山东省立高中、省立一中、省立二中、省立六中、私立济南齐光中学和省立一师、四师等校联合于1938年初在河南许昌组成,命名为山东联合中学,后迁至湖北郧阳、均县,改为国立湖北中学,1939年3月再迁到四川绵阳,改名为国立山东中学,最后又按顺序排列易名为国立六中,并在梓潼、新店、罗江和德阳等地设立了分校。该校设初中、高中、师范(前期,后期)、高职、农高。
   国立七中,即国立山西中学。设在陕西洋县,原是山西各中学部分爱国师生流亡于西安的流亡学校。1938年秋,他们辗转宝鸡到达洋县,分别在五郎宫、智果寺、良马寺栖身办学,艰苦度日,并继续收容山西战区流亡学生。校本部在县城五郎宫。智果寺为第一分校,良马寺为第二分校。
    国立八中,即国立安徽一中。设在湖南乾县(湘西吉首),专门收容皖籍流亡学生。随战局发展,安徽大半沦陷,安徽省主席李宗仁创办省立第一临时中学以收容流亡青年,一临中主要由合肥及邻县的市立、县立中学组成,并很快将一临中和其他学校的学生西迁湖南,得到了张治中将军的帮助,经教育部批准,成立国立安徽第一中学,后按排序易名国立八中。
    国立九中,即国立安徽二中。设在四川江津德感坝,专门收容皖籍中学生。由安徽省主席李宗仁将安徽师范学堂改为安徽省立第二中学,日寇逼近,该校迁到桐城县黄甲铺,又并入桐城县及邻县的几所中学,组成安徽省立第二临时中学,1938年,安徽二临中西迁四川江津德感坝易名国立安徽第二中学,后经教育部排序定名国立九中。
    国立十中,即国立甘肃二中。设在甘肃清水,专门收容河南籍学生。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豫、晋、鲁、东北等地流亡学生3000余人集结天水,成立陇豫公学。次年12月,陇豫公学大部分师生迁人清水县城,,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成立国立甘肃第二中学。1939年4月,更名国立第十中学。校本部在清水文庙,高中部和小学部设在校本部;初中部设在永清堡。后因校舍狭窄,高二部迁永清堡,初中第五部迁往张川镇。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国立十中东迁河南新乡。
    国立十一中,即国立湖南中学。先设在湖南武冈(洞口县),日寇侵湘后,西迁至淑浦、辰溪等地。国立十一中主要招收湖北及湘北流亡学生,其中又以湘潭、邵阳、沅陵居多。该校开设了初中、高中、师范和职中四部,以及一所附属小学。1944年,国立十一中迁离原址到达岳阳,与岳郡联立中学、岳郡联立师范学校合三为一。当年国立十一中校歌云: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八方子弟。萃集一堂。忠义。切实。勤劳......耳边又响。
    国立十二中,即国立湖北中学,因由山东联合中学改称的国立湖北中学西迁四川绵阳改名为国立六中,而接用国立湖北中学的名字。设在四川长寿,全部为武汉撤出学生组成。由当时的全国名校——武昌中学迁川而成。该校分为高中部、初中部、女子部,各部校区相隔数里,分布于长寿的松柏、官庄、荆庄、栀子湾、北庄等处。
    国立十三中,设在江西吉安。国立十三中于1940年春在江西吉安青原山创办。这所学校是抗战时期江西最好的中学,升学率很高。校本部在原阳明书院和净居寺,高中部设在阳明书院,初中部设在净居寺,图书馆设环七祖塔之楼轩。
    国立十四中,设在贵州贵阳,由中央机关公务员的子弟组成。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一所著名的中学,她以学业成绩突出,办学严格而享誉当时的大西南后方。她就是贵阳马鞍山麓的国立第十四中学。当年,她是贵阳青年学生最向往,和最羡慕的一所学校。1943年夏,贵州全省高中毕业班学生云集贵阳,统一会考,前十名全是国立十四中的学生。十四中的前身是中央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抗战初期由南京迁来贵阳。当时的教育部以她为实验中心,进行教育改革,实验学校由此而得名。
    国立十五中,设在四川荣昌。1938年,以宋庆龄、宋美龄、邓颖超、李德全、郭秀仪等妇女运动先驱所创办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作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基地,承担了三万多孤儿的生活和教育工作,他们大多分散在四川接受小学和初中教育。1941年8月,保育总会决定在四川永州成立一所专收保育生的中学,1943年7月迁往荣昌,享受国立中学的待遇,国立十五中正式成立。至1944年,由于当时的战争和资金短缺,政府难以支付学生的全部费用,将国立十五中改为荣昌师范学校。
    国立十六中,设在四川永川,1941年始招收四川各保育院保育毕业生,兼收战区中小学教师第三服务团的学生。其初中分校设在四川合江,教师都是抗战前在苏、鄂、皖三省的省立、市立中学教书的富有经验的教师。该校创办于1938年春,主要来自安徽籍的流亡学生,经历艰险,来到四川省重庆市永川县,栖息在北山,国立十六中学应运而生。抗战胜利后,1946年国立中学撤消,1946年秋学校奉教育部令,迁至铜陵县和悦洲,易名为“省立铜陵中学”。。
    国立十七中,设在四川江津白沙坝,由战区中小学教师第三服务团学生组成,以收容安徽籍学生为主。
    国立十八中,设在四川三台。1938年3月,国立东北大学从西安迁入三台。次年春,国民政府教育部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进驻三台,在三台塔山镇创办中山中学,为收容沦陷区失学青年,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在三台城西火烧沟设立国立十八中,其生源以国立东北中学、三台中山中学和三台私立三台国本中学学生为主,是国立东北大学的一所附属中学。
    国立十九中,设在浙江江山。这是一所抗战期间迁移校址最多的一所学校,1942年4月由教育部开办,专门收容浙赣铁路沿线的流亡学生,校址初设福建浦城,又改设浙江江山,旋迁往江西赣县,1945年赣西战事吃紧,学校又迁移到浙赣边境的石城。
    国立二十中,设在湖南芷江。原为宋美龄创办的中正中学,生源是湘、黔、桂、鄂的四省个保育院学生。1943年秋,由安徽黄山迁至湘西芷江柳树坪,改名国立第二十中学。
    国立二十一中,1942年苏鲁豫皖沦陷区的青少年大批失学,台儿庄战役中战功卓著的王仲廉将军(黄埔一期,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苏鲁豫皖边区二路挺进军总指挥),抱定为国储才之宗旨,于1942年在安徽太和创办了苏鲁豫皖四省边区战时中学,旋被教育部接受,排序为国立二十一中。该校先设在安徽太和,后迁至陕西山阳和兰田。
    国立二十二中,先设在安徽阜阳,后迁至陕西汉阴和安康。这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建立的最后一所国立中学。1941年,九十二军驻扎安徽阜阳,山东沦陷区的流亡学生前来投奔。是年冬,二十八集团军成立了成城中学,二十八集团军司令长官兼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任校长。其办学宗旨是“培养国家元气,拯救陷区青年”,校训是“众志成城”。1942年初,李仙洲赴重庆参加军事会议,向教育部长陈立夫汇报了成城中学的现状和改建国立中学的理由,经山东籍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帮助,1942年9月,批准私立成城中学改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纳入教育部管辖。
    在这二十二所国立中学中,十五中、十六中和二十中是保育中学,专门招收由战区难童组成的各保育院和慈幼院送来的小学毕业生。
    国立女子中学,因22所国立中学一般只招收男生,不收女生(或只招收少量的女生),1942年8月,在四川合江专门成立了国立女子中学。
    国立第二女子中学。是国立女子中学在贵州铜梓设立的分校,称国立第二女子中学。
    国立华侨一中,全面抗战开始后,日寇一面扩大侵略中国,一面挑唆东南亚国家反华排华,许多爱国的华侨青少年纷纷返国参加抗战。为收容大批华侨青少年,教育部于1940年开始,在云南保山建立了国立华侨一中。
    国立华侨二中,国立华侨一中成立后,在四川綦江建立国立华侨二中。
    国立华侨三中,在广东乐昌建立国立华侨三中。
    抗战时期用“国立”字头的中学还有国立中央大学附中、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中、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附中,在四川威远县静宁寺成立国立东北中学和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在云南昆明成立国立西南中山中学。
  可以看出,国立中学的设立五花八门,参差不齐,规模有所不同,每校都有几千学生,其中国立八中最大,有4000人之多。国立中学实行校长负责制,教育部为其配备的校长大都是当时的名人或政要。
  抗战八年,各国立中学克服敌机轰炸、经费不足、设施欠缺等等困难,每年春秋两季滚动招生,招生今日一数字无法精确统计,估计总数当在20万人以上。
  
                             环境虽恶劣 育人更认真
  
  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学为远离敌人炮火,躲避敌机轰炸,大都设在偏远地区的“穷乡僻壤”,学习和生活环境很差,只能是因陋就简,勉强维持。学生全部住校,朝夕与共。校舍一般借用祠堂、庙宇和空旷柴房,再添盖若干茅寮草棚,作为教室或宿舍。教室有窗户无玻璃,宿舍是双层床的大统舱。膳厅有木桌无凳,茅棚是用毛竹打桩,以竹片编成篱笆,糊上泥巴做墙,屋顶覆盖稻草,仅能遮避风雨而已。
  教学设备也只能用“简陋”二字来形容。图书资料、实验仪器、生物标本堪称“凤毛麟角”。体育器材更是“绝无仅有”。
  教科书多是用四川乐山嘉乐造纸厂生产的嘉乐纸印刷,这种纸色泽褐黄,字迹难辨,又因纸脆容易破损而不耐翻阅。即使这样,一本教科书往往是一届生用了传给二届生,再传给三届生……有些学科甚至连课本也没有,学生只能手抄讲义。做作业的竹纸(草纸)薄如蝉翼,只能用铅笔轻写,时间稍久,字迹便模糊不清。若使用毛笔,则墨透纸背,污染桌面。大家多使用蘸水笔,买一个钢笔尖,绑在竹枝条上书写,墨水用颜料清水自己兑制。晚上校舍一片漆黑,只有教室中闪烁着微弱的灯亮,那是自习课点的菜油灯,两人或四人共用一盏,灯草顶端发出的萤光如豆。自习下来,学生的鼻孔都是黑的。
  从敌占区和前方后撤的教师们,和学生同住在校舍内,生活环境好不了多少。但他们大都爱国家、爱学校、爱青年,不顾清贫,以满腔热忱,投身于教书育人的课堂。回首当年站在各国立中学杏坛上的教师队伍,多数是战前各省、市中学资深的教育工作者。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呕心沥血地谆谆教导,循循善诱,使众弟子进德修业,与日俱增。当年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做人的道理和确立的人生观,时至今日,犹使学子感到受益良多。
 
                                  生活多困苦 学子齐发愤
  
  因长期浴血抗战,国力极端困乏,为救助学生,教育部只能对流亡学生实行低标准的全公费教育制度。由于物价飞涨,学生仅靠的每月六元生活费已是杯水车薪。老师每月八元的生活费,亦是捉襟见肘,他们生活之拮据可以想象。他们就是靠一股精神动力,顽强地把学业坚持下来。以口粮为例,初中生每人每月两斗一升糙米,高中生每人每月两斗三升糙米,另有少许菜金。一日三餐,两稀一干,实难果腹。副食和营养更谈不上了,莲花白、牛皮菜、老苋菜、带老茎的空心菜、连根带叶的小萝卜要从上市吃到下市,水发蚕豆、酸菜汤则自年初吃到年尾。有时一餐饭的副食仅是平均每人数颗盐水煮蚕豆。学生们每天饥肠辘辘。
  由于营养不良,又缺医少药,各校均有多种疾病流行。有时上课铃声已响,虽在夏季,患病的学生仍然披着破棉袄,蹲在墙角,瑟瑟发抖,那是正在发疟疾(打摆子)。有的学生走路叉开双腿,行八字步,浑身搔痒不止,多半是疥疮发作。也有的学生消瘦、苍白、乏力,每天午后脸庞泛起红潮,且咳嗽不止,这是患了肺结核,当年称为痨病,那个年代得了痨病就算判了死刑,逃过此劫的很少。有些学生每到夜晚,双目不明,经常碰得头青脸肿,那是因营养不良患了夜盲症。
  一年四季,学生们无不忍受着恶劣自然环境的煎熬。春季雨水连绵,阴冷潮湿,洗的衣服数日不干。道路泥泞,缺鞋少袜,只有打赤脚行走,还要不时远赴十多里外的江边背米。夏秋两季最为难挨的是蚊蝇臭虫和跳蚤的叮咬,虽有蚊帐,但一个晚自习下来,两腿和臂膀上布满一个个大包。木床上的臭虫多得数不过来,翻一次身就压死几个,一觉醒来,满床都是血印。校方虽设法用开水烫,甚至用开水煮木床,但因臭虫繁殖太快,终无法根除。各学校均无取暖设备,每到寒冬腊月,教室和寝室四面透风,寒气袭人,不少学生手足和耳脸都生冻疮。
  生活苦则苦矣,但万千学子共赴国难,体恤时艰,笑对清贫,没有任何抱怨,更没有当逃兵。他们安之若素,刻苦攻读。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的精神生活却是昂扬的。大家磨练意志,砥砺品格,追求新知,探索时空,都在快乐地寻觅彩虹一般的青春梦。
  功课压力是很重的,学子们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来完成。每天的课程表上,七节课排得满满的。各科作业都不少,早晚自习时学生们都在教室内做作业,总觉时间不够用。大多数学生每天吃饭、做操、上下课,一脑门子都塞满了书本、习题、测验、考试。
  在生活清苦、功课繁重的条件下,同学们课余自动组织起来,成立歌咏队、戏剧社、话剧团、读书会、壁报组,大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战话剧,丰富文化生活。走进各国立中学的校园,朗朗读书声、猎猎弦歌声不绝于耳。
  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湘桂大溃败,日寇铁蹄占领了贵州独山,陪都重庆震动。此时,爱国的国立中学学生无不群情激愤,热血沸腾,按捺不住安静读书的心情,直欲投笔从戎,奔赴前线杀敌报国。当局看到青年的爱国热情,号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于是,许多品学兼优的学生热烈响应,纷纷报名。一部分应征入伍的青年学生加入中国远征军,参加缅北大反攻,立下了赫赫战功。另一部分青年学生被编入青年军的十个师。未几,日寇无条件投降,青年军继而转入国共内战的战场,许多人日后为此落得悲惨下场。但他们参军的初衷是报效祖国,这是无可非议的。

 

                                   前线谱史诗 后方育英才
  
  国立中学始建于1938年,结束于1946年。八年抗战,八年办学,风风雨雨,磕磕绊绊,所走道路是不平坦的。广大师生同舟共济,渡过时艰,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教育部给每个战区学生发放了毕业或转学证书和返乡路费,令各复员回籍继续学业,国立中学的番号也就消失。抗战期间兴办国立中学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形成了特殊的篇章。
  在当时十分拮据的战时财政体制下,政府对国立中学的办学经费实行国家和地方财政包干制,对流亡学生则实行全面的由国家供给低标准的免费教育。
  将大批教员加以聚集,组建成一支庞大的、爱国的、敬业的队伍,由他们把众多懵懂的青年教育成材,这是一大成功。当时国立中学办学条件普遍很差,但教学质量却相对较高,就是凭借这支总体高素质的教员队伍艰苦奋斗、精心培育得来的。
    将众多青少年收容集合起来,使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学校住、有书读、有人管教,摆脱了蹉跎青春年华的厄运,这是一大功德。国立中学绝大部分是实施基础教育的普通中学,以文化知识课为主体,其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比较全面、完整。这就使一代青年人能够接受较好的启蒙教育和基础教育,为继续深造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国立中学的课程虽然有公民课,后期又增加了军事训练课军,并有纪念周训话的例行公事,但所占课时比重不大,政治色彩并不甚明显。在机构设置上虽有训育处,用以控制学生的思想行为,但训育主任大多是与学生所对立的人物,大多为学生反感,被称为“卖狗皮膏药的”,对学生思想控制难以收到实效。学生的思想主要是受到授课教师的潜移默化熏陶,基本倾向完全是爱国抗日的。
  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期间,彼此争夺青少年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中共在各个解放区也以不同的办学方式,收容、教育了一大批有为的青少年,成为后来的精英。但相比大后方开办国立中学而言,是国民政府在战时履行其应当地承担起了责任,其初衷并未在争夺青少年上多做文章。
  抗战时期国立中学像一台台巨大的炼钢炉,锻炼熔铸出大批国之栋梁。抗战胜利后,这批学生怀着深厚的底蕴,投身社会为国家、民族服务,大都成为社会之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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