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在鸟巢导演的《图兰朵》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个版本。它号称“大型景观歌剧”，有意思的是，这堆砌起来的三个词，真的肩负着各自的作用，从不同侧面透着这场演出的荒谬与讽刺。
　　“大型”可谓名副其实，鸟巢实在太大，大得夸张而恐怖。根据我国《剧场建筑设计规范》，歌舞剧场观众席对视点的最远视距不宜大于33米，而鸟巢的南北长正好是333米。虽然这场演出我有幸坐到距离舞台最近的场地区第4排，还能取得像在普通剧场后排的视觉效果，但在数月前的宋祖英音乐会上，我即使在靠近舞台一侧的二层看台上，如果不依靠大屏幕或望远镜，也已经看不清舞台上发生了什么。音乐会毕竟以听为主，歌剧却要视听并重。对于一场足球赛，场地都是舞台，各个位置的观众都有相对均等的机会接近焦点，然而对于一场歌剧，舞台只有那么大，况且这种比例严重失衡的观演距离，使得多数舞台调度都失去了意义。我很难想象大部分观众是如何“欣赏”这场歌剧的。
　　这版《图兰朵》的布景，与之前任何一个版本相比，简陋得简直可用儿戏来形容：台阶上铺着绣有飞龙的地毯，三块景片勾勒出有透视感的宫殿轮廓，上面投着多媒体影像，仅此而已，实在不知道“景观”何在。被很多人

　　作为一部60年国庆的献礼片，《建国大业》是给了我惊喜的。
　　影片以1945年重庆谈判开篇，酒会上，几撮人闲谈的寥寥镜头，把一个基本时局勾勒清楚。相对于很多国产影片的拖泥带水，这种一上来就快节奏的剪切，再加上应接不暇的明星脸，首先就抓住了观众。影片大部分场景都是开会或议事，但并不觉得闷，这其中，紧张的节奏起了关键作用。
　　众所周知，涉及近当代史政治人物的影片不好拍，但《建国大业》最让人耳目一新之处在于，突破了不平衡的戏份比例与某些禁忌，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物的概念化，尽量把这些历史风云人物还原为生活中有血有肉的人。
　　影片能够让林彪出场，让周恩来为冯玉祥遇害大骂地下党，还给了国民党集团如此多的笔墨，而且很多段落异常动人，都出乎我意料。蒋介石和蒋经国有两次比较长的谈心，一次是谈论国民党的腐败，成群的白鸽从父子身后飞去；一次是谈论划江而治，蒋经国提醒蒋介石坐在地上凉。这其中透着的浓浓父子情无不让人动容。
　　很多人说张国立演得不像，但我对于蒋介石真人没有太多概念，并不会在这个问题上纠结，我只觉得张国立演出了韩三平形容的那种“末路英雄”的状态。结尾，俞济时请示蒋介石

　　到底还是没见到甄珍。
　　本来只想远远地给她拍照，后来闪出合影的念头——我一向对和明星合影是不屑的，但这一次愿望强烈得让自己都难以置信。于是，中午特意从家跑回宿舍换了衣服，拿了相机，从华彬国际中心又二次回宿舍找MP3，要把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录下来。我还要和她交谈，于是到了影院，问题都想好了：“我是您的忠实影迷，虽然至今只看过您的四部作品。在您的所有作品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部？”
　　黑暗中摸到一个座位，看了《碧云天》一个尾巴，没有她。场灯亮后，工作人员预告说，一会儿会有台湾演员邓光荣、李湘和观众交流。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下去询问，被告知“甄珍身体不好，这次没过来”。回到座位上，头脑中一片空白。怪不得，一定是前一天的活动安排没改过来。
　　前一天傍晚到电影资料馆采访，之前只听说是个两岸电影展，没想到是“李行从影六十年电影展”，更没想到手里的放映活动安排中赫然写着甄珍今天要来参加观众见面会，当然也没想到两部开幕电影《海鸥飞处》《心有千千结》都是她主演的。但有些奇怪，新闻稿里却只有邓光荣、李湘，而且开幕式上亮相的也只有他们两个人，难道甄珍还没来？
　　知道甄珍是从《

　　随着写有篆体“知己”的半透明大幕在音乐中徐徐升起，清康熙年间茶馆里的情景在首都剧场的舞台上活了起来，好像《茶馆》的第一幕。然而仔细看，却又不同：人物举手投足都慢半拍，说话也是。这便是北京人艺新戏《知己》整部戏的表演节奏：舞蹈化的松弛。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它的情节节奏却非常紧凑。尤其前半部分，顾贞观为营救因科场案流放宁古塔的好友吴兆骞屈身明珠府，深情写就《金缕曲》，忍辱喝酒行跪礼，不愿偷生愤屈膝，绝望中最终等到知己放归，可谓一波三折。这让我想起好莱坞电影的编剧法宝，在主人公达成目标的过程中设置重重障碍，于是冲突迭起，悬念重生，引人入胜。而且，有顾贞观所做一切作足铺垫，后面吴兆骞放归后形神两异产生的情感落差才喷薄而出。
　　吴兆骞的才学没有变，他对于苍耳的典故如同流放前对色子一样如数家珍；变的是精气神，从铁骨铮铮的文人到溜须拍马的奴才。他的变化让人惊恐，惊恐于环境与岁月对人性的侵蚀与扭曲。当顾贞观连续质问难道人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活着的时候，该剧对人的灵魂进行了生存意义的拷问，从社会历史批判层面进入了人类内心剖析的哲学层面；当吴兆骞提出在裉节儿上不得不选择做主子还是奴才

　　提到万玛才旦，曾经是那么令人激动。2005年他凭借一部《静静的嘛呢石》获得第25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影片呈现的藏区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小喇嘛上下山的迂回奔跑镜头，至今让我回味无穷。然而第16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展映的他的新作《寻找智美更登》，却有些让人失望。
　　《寻找智美更登》的故事框架是一个藏族导演为拍摄关于智美更登的电影在藏区一路寻找演员。在一个村庄，导演选中的蒙面女孩提出要找到前男友一起出演。路上，影片老板讲起了他的初恋故事，女孩从中得到启发最终告别男友而去，导演则声称失去了寻找智美更登演员的判断能力。
　　电影的主题，或许可以从两方面说起。最明显的是关于爱情，一个关于缘分的图解，却似乎过于简单平淡，又缺乏新意。换句话说，就是用一个藏族风情的瓶子装了爱情的酒，这酒却只是啤酒，顶多是青稞啤酒，而不是真正的青稞酒。
　　更值得关注的是关于藏戏。电影中呈现了藏区对于藏戏传承的一种半荒废状态：村里演智美更登的演员到州上工作后过年都不回家，戏也演不成了；专业藏戏团多年没排演过藏戏，导演挑出的三个女学员两个不会唱，连团长都“快想不起来”词了；唱着Rap的舞厅老板

　　看贾樟柯的片子是需要一种独特状态的，节奏越慢，心越得静。贾樟柯公司里，料峭初春中的一杯热茶、一台大宽屏电视、几把散落的椅子连同一二好友正好营造了沙龙式的观影氛围。于是，刚刚在不远处华夏公司看《行动目标希特勒》时的心惊肉跳未如所忧成为观看《二十四城记》的心理障碍。当我跟随这些远不如汤姆·克鲁斯帅气的工人进入他们的世界时，已经浑然忘却早已知晓的影片的另一面。
　　影片开头还是很贾樟柯式的：整体偏成绿色的车间，工人劳作时的红色铁水和火焰，拥挤的工厂大门，合唱《歌唱祖国》时整齐的蓝色制服，新闻片似的土地接受仪式，盘旋上楼的人，嘀嗒的雨水，老者的眼神，摇曳的昏黄灯光，拉着机械前行的汽车，工厂内白色的蒸汽，摄影机最终摇向一派萧条……一个个镜头，一个个意象，虽然看似不经雕琢得有些粗糙，却有着独特的生活质感和诗意。
　　贾樟柯在此片中把对传统叙事的不屑和对纪录风格的追求表现到极端：干脆取消行动，基本依靠语言，让工人对着镜头说话，变成新闻式的采访。这样挺好，现在流行口述历史。
　　然而，当挂着吊瓶的吕丽萍没有任何征兆地出现在镜头里，我近乎跌破眼镜。尽管她的表演很真实，但熟悉的面

　　一位敢为人先的北川小生意人，偶遇一位神秘的日本华侨，尔后召集一些地震致残者，建了一个工厂，生产出一套防灾用品。记者春节前在北京见到这个传奇故事的主人公刘吉会时，他刚刚从中国残联咨询回来，拿到了一个优惠政策的网址和一张给四川省残联的介绍信。
　　“在北川县城，我的名字知道的人很少，但提起刘水箱，基本上家喻户晓。”眼前这个４５岁中年男人个头不高，留着平头，穿着深色圆领毛衣、棉裤，操着浓重口音。听得出来，他对自己的名气颇为自豪。
　　其实，刘吉会并不是北川人，他的老家在离北川１９０多公里的三台县深垭井村，因为祖传学医，他在家乡干过几年药剂师，但由于工资太少就跟着同乡去学了汽车水箱修理，１９９１年来到北川县城的小河湾开了间铺面。
　　在北川，刘吉会遭过两次灾。１９９５年的水灾冲走了几台客车，损失了万把块钱；后来儿子学了电器电路，添置了设备，又兼卖配件，因此在这次地震中损失了十五六万，但好在妻子、儿子、儿媳、女儿一家人都平安。“我弟弟、妹夫两家都在青川县城修汽车，本来我遭灾他们可以帮我，但现在就没办法了。”
　　地震发生后，刘吉会跟着北川县居民一起来到九洲体育馆，

　　２００８年的最后一天下午，尽管阳光明媚，但在多日姆山的阴面，冬至下的雪还斑斑驳驳地点缀着整个村庄。半山腰的一家藏族人家中，传出了敲击鼓钹以及男人们诵经的声音。这是地震重灾区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赛尔布村的一户普通人家，他们在为来年的幸福作祈祷。
　　和男人们忙于法事不同，两个老年妇女则在外间的厨房忙着烧火准备晚饭，三个孩子时而围在炉边时而跑跳着玩耍。和城市不同，在村里，一下子很难分清楚主人和客人。事实上，这里只有３口是一家人：４２岁的杨六十、６９岁的母亲、以及刚上小学一年级的侄女。而诵经的三位老汉，则是杨六十特意请来的。
　　杨六十１９９７年从当地林业部门下岗后一直靠采矿和种田为生，弟弟和弟媳去年起外出打工，而他则在家照顾多病的母亲。三亩地、三头牛、一头猪，在这个少数民族贫困县中，他家两三千元的年均收入算得上中等水平。地震后，他家上下两层各四间的土木结构房子被鉴定为需要维修的等级，因此领到了国家补贴的３０００元钱。现在房子的裂缝已经用腻子刮上，民政部门９月还负责砌上了砖墙。杨六十说，他打算转过年来用这些钱把二层的土搭上，再多用些砖来作加固房屋。
　　房屋底

　　白瀛、孙宇

　　２００８年，中国风云变幻，演艺界也不甘寂寞。《苹果》被禁映，张元吸毒被抓，汤唯遭封杀，明星参与抗震救灾，导演谢晋去世，巩俐改变国籍，一件件大事，一个个名人，接连成为社会热门话题。然而，它们不应只是茶余饭后，不应只是过眼云烟。梳理这一年中中国演艺界的大事，或警示，或感动，或缅怀，或思考，让这个生活在聚光灯下的群体更多地具有激浊扬清的社会功能。

　　《苹果》被禁映：亡羊补牢
　　事件回放：电影《苹果》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３０日经５次删减后于公映。１２月２９日广电总局发出通知，重申禁止制作和播映色情电影。２００８年１月３日，广电总局通报，《苹果》违规制作色情片断，违规送往海外参赛，不健康不正当宣传，因此停止其发行放映及网络传播，取消制片人方励２年内从事电影业务资格，制片人、导演、演员受到批评教育并作检查。３月３日，广电总局下发通知，重申相关法规，夹杂淫秽色情、庸俗低级、凶杀、暴力、恐怖、鬼怪、灵异等内容的影片应删剪修改方可在中国内地公映。３月１２日，方励向广电总局申诉无果后向北京市一中院递交了行政起诉状，认为广电总局认定的事实

　　他曾经是著名的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７８班”班长，和张艺谋“同居”了４年，和张艺谋一块捉过麻雀，如今已是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在这座中国唯一一所电影专业高等院校中已经待了３０年。或许由于身为教师，这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中国电影“第五代”成员，１８日上午在办公室里向记者谈起往事的时候，显得更加随和与朴实。

　　“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我参加高考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改变命运。”当时，张艺谋是陕西咸阳棉纺厂的工人，张铁林是西安火车站的搬运工，吴子牛是重庆长江边的纤夫，而张会军则相对幸福得多，当时他已经在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当了４年中专老师，但心中还是始终有一个强烈的念头：上大学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