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在上 於昭于天
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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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元旦题记(修改版)
作者:润泽东方(胡志越)
2008岁尾,展开了闹剧一般的“宪章签名”,当代中国的几个机会主义分子(诸如:刘晓波、余杰之流)慷慨陈词,为利益集团做如是说:“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
面对他们的签名文本,我忽然发觉错乱的思维也可以带来错乱之美。错乱的逻辑犹如带褶皱的衣服,通过自我安慰的熨斗进行熨烫,又可带几分华丽、带几分娇媚、带几份虚荣来装点世界。或许有些事情,根本不需要任何证据来说明什么,用自我安慰的熨斗可以抚平世界。真理是什么呀?是符合事实吗?那神安在?撇开神而追求神圣——于是,所谓的“真理”就变成了“血统、世袭、裙带”的招牌。但是,有人需要这面招牌并且在这个招牌下挂一个巨大的幌子——叫做“宪政改革”。恨不能立即将现行宪法修改成为:“疯狂攫取全民财产有理、疯狂攫取全民财产有功、疯狂攫取全民财产光荣!攫取了、还要攫取!”等等;如此这般,只有通过宪政的肯定,方可堂而皇之,合理合法;利益集团方可在宪政的大旗之下,从事左右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方向的伟大事业。
真理是神圣的安排,宪政是阶级的安排。两个政治上的不同术语,在中国竟然神奇地捆绑到了一起,以显示利益集团的主张带有绝对的正统性、法理性及其神圣不可侵犯性。那么,什么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否可以凌驾于真理之上?它是巨大无比的经过熨烫的而没有褶皱的衣服吗?人们发现并毫不介意地以为:那不过是“破床单”,不值钱。谁能担保“破床单”不值钱?“破床单”写成的标语都可以做“唯一标准”的化身,最后竟然成了法理性的标志。
一、2008“宪章签名”的主旨
2008“宪章签名”的主旨:①充分肯定30年来所出现的利益集团疯狂攫取人民财产的巨大历史过程,并称其为 “历史的进步”;②要求废黜自新民主主义胜利以来所建立的现行宪法体系,同时,要求建立适应官僚与资本相勾结的历史局面下的宪法体制,保障既得利益集团的非法所得;③模糊人权的核心内涵——财产权,主张利益集团之间“共和”或“共治”;美其名曰:“大家共治,和平共生”,也就是利益集团之间“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等等。这一签名运动,充分彰现了既得利益集团所极力推行的官僚与资本相勾结的战略图谋——即:在物权法违宪之后,全面废黜现行宪法体系。
“民间财富”指的是什么呢?“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指的又是什么?“民间财富得到部分恢复”指的是几代中国人民节衣缩食而积累起来的最优良财产被无情瓜分?诸如:石油石化工业、钢铁工业、煤炭工业、四大国有银行等等优良产业被无情的官僚私有化——可这些财产大多数是在早期社会主义时期,通过全民压缩基本消费而积累的——官僚的私有化,应当经过全民公决才符合现行宪法的精神。违法者,应该接受历史的安排——才能体现正义与公理。
那么,“民间财富得到部分恢复”指的究竟是什么呢?它是指山西黑砖窑那样的具有奴隶制性质的“民间财富”得到恢复?或是指“温州炒房团”般的投机倒把性质的“民间财富”得到恢复?还是指1980年代以来,“官宦子弟兵”深圳“淘金”所极力推行的官僚与资本相勾结而“创造”的将工人阶级划分为三六九等的“农民工模式”、被政治人物刻意神圣化的“手工业作坊模式”并在美国金融危机之下而不堪一击的“民间财富”?“民间财富”的主体是谁?令人难以揣度——但却不容回避;创造“财富奇迹”的手段靠什么?是权钱的交易?还是勤奋的劳动?面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当年的国营企业在哪里?当年的乡镇企业在哪里?利益集团的历史诡辩,掩饰不了巨大而优良的人民财产人间蒸发的残酷现实。
不仅如此,刘晓波之流提出:“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人权的保障就是“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等等。刘晓波之流回避财产权,而又妄言人权——不仅不懂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原理,同时缺乏人类普遍具有的道德操守。
面对刘晓波之流,我们要问:人权的核心是什么?难道不是财产权吗?正是因为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人权才高于法权。没有财产权的所谓人权是“猪权”?还是“狗权”?建国以来的优良全民财产是几代中国人民节衣缩食所创造的,是不应该被无情瓜分的。近30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是否存在疯狂攫取全民财产的过程与罪恶的结果?如果有,是否违反现行宪法?违反现行宪法,难道不需要历史的清算并企望通过“改旗易帜”而逃避历史的最终审判吗?不仅如此,为疯狂攫取巨额人民财产的利益集团的非法所得而硬性的推翻现行宪法体系,然后构建官僚与资本相勾结的“宪政体制”——那么,正义与公理安在?
财产占有与分配的经济制度是一定社会的基本民主制度且必定是其整个民主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人类社会民主制度体系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严格说,财产权是阶级社会的固有属性,是阶级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对此,洛克认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管理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主权者的权力绝不容许扩张到公众福利的需要之外,而是必须保障每个人的财产。”对于现代社会,共和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国家权力是公有物,担负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共和主义强调政府的公共性、公平性与中立性,即政府必须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而不能只为少数当权者的利益服务。
反观30年来,刘晓波之流犹如骂街的泼妇,毫无廉耻地用自虐的办法来炫耀自己的彪悍。1989年,刘晓波高喊“中国殖民三百年”,2001年,刘晓波高喊“国营工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获得了好处,改革应该让他们下岗”。如此臭名昭著之人竟然也能幻化成为当代中国“宪政改革”的“伟大旗手”——的确是严重的历史玩笑。同时表明,怂恿刘晓波之流于2008年急不可耐跳出来的利益集团不会有任何历史的首创精神——相反,他们自身的言行表征了这些利益集团在本质上的极端腐朽性。人们不禁要问:世界上,哪个国家为了不义之财而进行“宪政革命”的?就既得利益集团的财产而言——由于他们的财产来路不明,终究会引发历史的清算;这个清算时刻的到来,将不以任何利益集团的意志为转移;一个大有希望的民族,一定会进行最终的历史清算。
2003年,俄罗斯石油大亨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尤科斯石油公司受到追缴税款的打击,税款额达280亿美元。2005年,尤科斯石油公司被俄罗斯政府拆散,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政府指控进行欺诈和偷税——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俄罗斯原尤科斯公司CEO,拥有尤科斯石油公司36.3%的股份,约70亿美元。苏联解体后,霍多尔科夫斯基靠倒卖假酒、牛仔服和计算机起家。1991年,他创办俄罗斯第一家投资银行——梅纳捷普。1995年,他的投资银行以3.5亿美元买下尤科斯石油公司78%的股份。两年后,尤科斯石油公司上市,市值达90亿美元。2003年位居俄罗斯第二位的尤科斯石油公司公司与俄第五大石油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合并,成为俄罗斯第一、世界第四大石油公司。短短10多年间,霍多尔科夫斯基成为富可敌国的首富。然而,俄罗斯通过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历史清算,将以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为代表的“爆发户”扔入了大狱,实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型,复兴的俄罗斯告诉世界:“欠了我的给我补回来,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天经地义,正确无比!
未来的中国,将有一个以持续整顿微观经济领域财产权的历史清算时期,存在着将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的资本家打入大狱的过程,最终完成有关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战略转型;还中国人民以正义、公理;还世界以雷奔驰电的中华文明的历史荣光。同时,任何关乎未来中国的宪政改革——其正确的方向依然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才是现代化的中国所正确的选择的道路。若违背这个历史的潮流,当代中国将面临更加严重的、你死我活的关乎财产占有与分配的阶级斗争。
二、既得利益集团战略企望及“宪章签名”的历史动因
2006年,本人拙作《解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中国人民再造“宪政上帝”?》一文中曾概括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三大历史战略步骤:其一、解构早期社会主义工业制度体系:1980年代,微观经济领域废黜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废黜鞍纲宪法和石油工业岗位责任制、厂长责任制个人集权凌驾于党委会与职工代表大会之上——党内民主制度遭到损毁,企业内部经营承包制导致人民财产被不法利益群体所攫取,社会主义公有制遭到历史性的重大挫折。为私有化而废黜中共党内及其微观经济领域的基本民主制度是1978年以后的重大战略失误。其二、全面废黜社会主义公有制:1990年代,发生国有大中型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系列重大历史转变,究其实质:是既得利益官僚体持续围绕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引发的具有官僚与资本相勾结性质的“私有化革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效益提高,可通过微观经济领域的工艺制度、工作制度、民主制度的建设以及生产指数的提高而加以实现;不必通过变更财产的占有与分配制度(也就是所有制形式)而实现其效益之提高。至1999年,石油、石化、钢铁、煤炭、电力等当代中国最优良产业纷纷私有化。其三、利益集团要求构建适应官僚与资本相勾结的上层建筑领域:新世纪初,既得利益官僚体挟政治、经济的丰硕成果,轮起宪政大棒向执政党与中央政府发难,标志性的事件——①《物权法》草案的公然出台,企图将官僚与资本相勾结而攫取的巨大人民财产合法化;②受美国金融垄断资本集团控制的中国核心产业的中油股份独立董事之一的吴敬涟要求中央政府放弃工业管制。③2005年,中国经济学人再次掀起反对政府管制的波澜。
财产权不仅是经济自由之源,也是政治自由之根。当代中国和谐与发展的所不容回避的问题——依然是如何维护现行宪法的有效性问题:20世纪初叶,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追求的目标是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被动员起来的工农大众所得到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与“人的解放”两大政治承诺。一大《中国共产党纲领》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庄严的历史承诺下,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新道德体系;建国后,中共兑现了庄严历史承诺并以建设社会主义得的名义,压缩个人消费,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1978年以来,中共背弃了所秉持的有关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历史承诺,代之以“改善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的承诺,全面废黜生产资料公有制,完成了具有官僚私有化性质的社会改造——然而,人民生活却没有得到改善。
政治、经济解构主义者在微观经济领域极力推行“厂长责任制”,废黜鞍钢宪法、废黜岗位责任制、限制与实际废黜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诸多权利与功能、否定早期大规模工业化有关微观经济领域产业化道路的“五·七”发展模式等等;极端少数人背弃1921年中共一大至中共十二大以来有关财产权问题上对中国人民的庄严历史承诺,强力突破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制约,实现了瓜分庞大且优良的全民财产之目的。
20世纪90年代,利益集团通过“关、停、并、转”的产业政策来消除所谓过剩的产能,其目的是推行官僚与资本相勾结的私有化,导致了大量国营企业破产,职工下岗,适龄青年无法就业,引发民众的极端不满并爆发持续的工潮;利益集团在微观经济领域大搞个人集权,构建符合利益集团根本利益的干部任用制度、财会制度、物流制度;他们持续侵蚀执政党的肌体,疯狂攫取优良国家财产与人民财产。利益集团背弃执政党有关改善人民生活的庄严历史承诺,同时,他们以牺牲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作为前提条件,通过压缩工农阶级的基本生活消费,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土地和金融等一系列政策上采取仇视工农阶级的政策,对外则声称“廉价劳动力之邦”——如此丧失人性的经济集团,如何引领当代中国的“宪政革命”?
此发展战略引发了有关当代中国财产权问题上日益激烈的阶级斗争及其工农阶级的道德背离倾向,造成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失误。2003年,联合国人权委员考察中国数据:中国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2%,人均教育开支低于非洲穷国乌干达。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房价持续攀升,房价收入比远高于世界银行的5∶1;国家统计局数据:如剔除经济适用房因素, 2003年,北京房价收入比达16倍,深圳房价收入比达12倍——实际数据远高于此。持续高房价使得“小康生活”的政治承诺成为泡影。2008年,奶业普遍存在的“毒奶粉”事件,将改善人民生活的政治承诺击得粉碎——此经济增长模式对中国人民而言是否具有现实意义?这样的发展是否具有法理性?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过:“一切存在者,都能够从他们自己的种类中,创造出较为优秀的来;你愿为大潮中的退潮么?宁可返回禽兽而不愿意超越人类吗?”任何物种的进化都要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该物种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发展前途。鸟类和哺乳动物克服了爬行动物的消极特征,保留了其积极因素,增加了恒定的体温、发达的大脑和完善的生殖方式等新特征,因而更能适应环境——为缓解尖锐的社会矛盾,扭转被动的局面,中共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承诺中国人民在薪酬、福利、社会保障和财产权等问题上共享现代化的文明成果——这是中共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里,首次对中国人民做出有关财产权问题上的情感让渡;中国走上了总体战略转型之路——虽然战略框架模糊,终要痛苦地催生新制度体系。
在此局面之下,疯狂的官僚与资本相勾结的发展向度,开始遭到宪法体制的制约,利益集团产生了严重的挫折感——故此,废黜宪法,以求得利益集团非法所得的合法化;这就是所谓“宪章签名”的真实历史动因。本质上,“宪章签名”运动是既得利益集团企图摆脱现行宪法体制的制约、防止历史清算局面的发生、自我政变以求得与执政党“共和”等等战略企图的具体表现。利益集团的最高行动纲领就是:宪政政变。
三、令人警觉的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游荡
1989年以后,漂流海外的某些政治力量与国内利益集团相勾结,他们站在大洋彼岸高声喊和:“有恒产者,有恒心;财产归我知识精英所有,给工农以话语权与吃饭的权利”;——标志着国内利益集团与海内外某些知识精英集团相勾结企图将当代中国拉向法西斯化的发展道路。
关于民主的最终目的,我们愿意引征希特勒在没有上台以前对莱因地方金融资本家说的话:“你们实业家愿意维持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是一个贵族的原则;但你们还没有立意反对民主。不要弄错,如果你们不毁灭民主的话,那么民主就会毁灭你们的财产,因为政治平等的必然后果就是经济平等,而经济平等这一原则已经征服全球的六分之一,而且还在不断扩大。你们必须给我权利,因为我是唯一的人,可以借助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粉碎民主和它代表的一切……”希特勒对民主说出了非常关键的问题——民主的目的。即:
①私有财产——贵族原则——利益分配不平等;
②民主制度——政治平等——经济平等。
民主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关系由德意志法西斯头子希特勒提出,的确是十分严重的历史悲剧。就法国大革命而言,它不仅是争取政治上的民主,同时,它担负着解放农奴的重要历史使命:农奴制取消了,昔日的农奴变成了得到土地的自耕农。在这种情况下,保卫法国就是保卫自己的财产,拿破仑在这个物质基础上创造着自己的神话——最终迫使当时的欧洲开始完成自下而上的革命或者自上而下的革命。1808年自上而下的普鲁士革命就是法国大革命催生的民主运动。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时,德意志境内三百六十多个邦国。自给自足的农业是经济的主体伴有少量城市经济发育。普鲁士土地贵族改变坐收地租的传统,商农并举,大规模从事手工业品和粮食贸易,逐渐向农业企业家转变。土地贵族的子弟成为文官集团和武官集团的基础,最终控制了政府和军队。于是,普鲁士三代君主(1640~1786年)先后打败瑞典、波兰,夺取对农业贸易至关重要的河流航道和出海口,在此过程中逐渐具备了中央集权、理性官僚制度和严格的军事制度——这是贵族统治的普鲁士。
然而,代表平民与农奴根本利益的法国大革命释放了法兰西民族最伟大的力量。1805年,德意志2/3邦国被法国占领和控制。1806年,拿破仑军队击败了普鲁士的军事力量,普鲁士屈服于法国,一半领土和一半人口被划出了普鲁士。于是,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结束小农经济,全力发展工商业——成为德意志各邦国的共识,改革以普鲁士作为典范,从上到下并遍及各邦国。1807年,土地交易自由化。废止人身隶属关系,贸易和就业自由。1808年,普鲁士颁布《城市管理条例》赋予各城市自治权:城市议会自由选举,议会决定城市的税务、警察和公共事业。1810年,颁布《工商敕令》,废除行会垄断与特权,人人有权经营工商业。如上的系列改革为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奠定了物质上的基础——法国大革命的烈火导致了普鲁士贵族阶级进行自上而下的民主革命。由此观之,法国大革命与普鲁士革命的核心内容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
德国的民主革命不仅带有德意志民族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性思考,在社会财富的问题上——封建贵族所主宰的社会政治力量摇摆于对平民阶层所做出的有限让度并伴之以如何保护贵族巨大利益等一系列的矛盾心理;封建贵族情结使得德意志民族矛盾于既要坚定地走现代化的道路,又要维系贵族阶级的根本利益。如此,德国不仅无法复制法国大革命的伟大平民精神。相反,贵族们在财产占有与分配问题上的“挤牙膏”方式的民主改革,最终导致德国走向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这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窃国的根源所在。德国民主革命的潮流中涌现出来的法西斯主义,使得贵族阶级有关维护财产权的历史诉求成为决定国家历史发展的重要参考质变,导致了德意志民族的总体历史悲剧。
由是,从中我们可以细细地品味法西斯主义者的本质:贵族们——“必须给我权利,因为我是唯一的人,可以借助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粉碎民主和它代表的一切”。法西斯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复仇心理,导致德意志民族的巨大历史伤痛所产生的对民主的特殊理解,使得我们能够精确把握刘晓波之流的贵族思想得发展脉络与法西斯主义在本质上的一致性。
结束语
现代化产生不稳定性,追求现代化诉求的中国,在客观上需要在不同社会力量的激烈冲突之中构建社会普遍接受的且具有现代性的道德认同体系;而快速终结官僚与资本相勾结的历史局面,建设权力相制衡的政治制度、公平正义的有关财产占有与分配的经济制度、个体自由发展的人文制度——是大国崛起的标志。其中:财产制度是执政党进行历史清算而重新构筑新道德体系的基石——财产权是经济自由之源,财产权是政治自由之根。当代中国的人权问题,依然体现在如何恪守与维护现行宪法的有效性,建立新时期维护宪法的政治架构、经济架构和组织保障体系,使得违反现行宪法的行为能够得到历史应有的审判。维护宪法而非废黜宪法——是历正确的选择。
一个制造虚假历史观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一个对外声称“廉价劳动力之邦”的国家必定是奴隶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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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财经 |
——《在北京经济学博士论坛上的报告》摘要
节选《中国石油战略研究》
作者:大庆油田
截至2006年6月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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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 |
中石化 |
中海油 |
其他* |
总计 |
主要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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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数 |
项目数 |
项目数 |
项目数 |
项目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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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
16 |
3 |
0 |
2 |
21 |
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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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 |
8 |
11 |
0 |
6 |
25 |
沙特阿拉伯、也门、伊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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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
19 |
11 |
4 |
3 |
37 |
苏丹、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尼日尼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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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 |
1 |
0 |
1 |
1 |
3 |
蒙古 |
|
东南亚 |
15 |
3 |
11 |
2 |
31 |
印尼、澳洲、马来亚、巴布亚新几内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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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 |
11 |
3 |
0 |
2 |
16 |
委内瑞拉、巴西、厄瓜多尔、秘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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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 |
4 |
1 |
1 |
0 |
6 |
加拿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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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74 |
32 |
17 |
16 |
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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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人文/历史 |
——三批北大教授郑也夫的“牛逼论”
作者:润泽东方
郑也夫用了三年写了一本自称是惊世骇俗的著作,叫做《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他本人觉得可用“孔雀开屏”、“光宗耀祖”、“执中国学术之牛耳”等等来形容都不为过。于是,频繁召开新闻发布会、频繁发表演讲、频繁地炫耀他虽然57岁却依然自认为是“周期性的雄性十足”之荣光——用以达到人生光辉之境界。
什么是物欲?什么是物欲时代?什么是后物欲时代?
郑也夫认为:“物欲就是想更多地占有、消费,越多越好。即使一辈子都花不完,但还是不能打消你的欲望,还要占有更多”——他认为这是富人“炫耀”之心理需求。在郑也夫眼里,物质匮乏的年代就是物欲时代,物质的炫耀是身份的象征——物质匮乏的年代,物质炫耀很有效——由是,个体对物欲的追求在郑也夫那里转化成为对牛的生殖器官的虔敬崇拜并作为炫耀物欲的工具。在郑也夫眼中:“炫耀”是一种本能,是物欲最主要的根基——主要来自性炫耀。雄性阳物的勃起最能概括其“炫耀”的真实内涵。由是,郑也夫选择牛的生殖器来替代自己的生殖器。他为什么选择“牛逼”而没有选择“虎逼”来进行人生的炫耀?因为牛逼是很容易被人们看到的,容易达到炫耀的目的——是大隐隐于市的“炫耀”;而“虎逼”远离人群,藏匿于深山老林之中,不容易被人们看到,也就不容易达到炫耀的目的——是小隐隐于野的“炫耀”。故此,郑也夫选择“牛逼”而非“虎逼”来替代自己的生殖器,用以招摇过市、卖弄于江湖。
郑也夫觉得:温饱解决后,物质不再是满足炫耀与刺激的有力手段,游戏才是人类的归宿。也就是温饱思淫欲的阶段——此为后物欲时代。郑也夫认为:当人类跨过温饱的门槛,物质炫耀就失灵了,不可能持续牛逼了。那么,物欲时代就会自动崩溃,自动终结了。而当代中国的富人则应在疯狂攫取大量全民财产之后,学习做一名绅士,然后用深度的游戏,多样化的牛逼与可持续的牛逼拥抱“性福”的新生活——进而成为贫民与平民所顶礼膜拜的精神贵族。因此,他鼓吹未来中国的文化肯定是贵族“炫耀文化”的复兴。郑也夫乐观地认为:在中国乃至人类,温饱即将全面解决,这在生物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于是空虚、无聊必然发生。简单靠物质“炫耀”日益显出它的荒诞——也就是简单靠物质的炫耀或者雄性的生殖器是不能维持其人性与兽性的需要,要在兽性勃发中要通过流氓手段的“迂回”达到炫耀的目的。于是,在《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一书中,他郑重提出自认为是当代世界最高学术境界的、人类发展之必由之路的、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人生三境界:舒适、牛逼、刺激。而他推销此书的广告词就是:“牛逼、再牛逼、可持续牛逼。”
为何要写如此炫耀人类性本能的书?究竟写给谁?要达何目的?
郑也夫在《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中承认:“因为历史原因,中国今天的富人多是暴发户,并且是在极不干净的环境中暴发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上层人被权力诱惑,底层人被没有解决温饱所驱使,或者因为卑贱产生反叛。”如上,我们可以看出郑也夫杜撰《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一书的真实历史目的有三个:首先、认定在中国社会长达近30年的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中,疯狂攫取人民财产的利益集团合法。其次、蔑视地将底层人民归纳为“卑贱的”人群,同时,担心这些“贱民”因卑贱而产生反抗。第三、期盼在中国长达5000年的历史文化形态中,由于《后物欲时代的来临》的“历史创造”而导致封建贵族等级制度的复活与封建贵族文化的复兴。
文雅地说:郑也夫通篇学术观点可概而括之为“孔雀开屏”,通俗地讲就是:个体发骚、群猪闹圈、民族总体的从肉欲到灵魂的疯狂。因此,友人奇怪:如此喜爱牛的生殖器的教授,何不发起全民募捐?将郑也夫教授的嘴通过现代医学直接搞成牛的生殖器的形状?以此来显示他性欲的狂野、精神的洁癖与人生的豪迈岂不更加快哉?对此,郑也夫毫不在意公众的反对,坚持认为:马斯洛的五个需要层次论——也就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等并没有摸到时代的脉搏——马斯诺的需求理论连时代的脉搏都没有摸到,可见水平之低劣。而《后物欲时代的来临》则因为“牛逼”的需要而精准地把握了时代的旋律。郑也夫窃喜,洋洋自得:“如果大家都解决温饱之后,游戏化、艺术化才有趣,才是不糟蹋的生活,不荒唐的生活,有利于身心的生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贵族文化在这个层面上会复兴。”
他专门为当代中国疯狂攫取全民财产而暴富的阶级准备了盛大的肉欲晚宴,以便暴富者恒暴富、有恒产者有恒心。若要底层人驯服地接受权贵们对他们的命运安排,则要将原本不干净的爆发户打造成“绅士一族”。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在伟大的平民精神的引领下实现了各自文明的跨越式发展,在美国有三大革命的法案:限嗣继承法法案、反垄断法法案、弹劾法案;其重要的目的就是限制权贵阶级的形成,防止经济的垄断进而政治的垄断,使得美国社会能够始终保有相对独立的平民精神而引领人类文明的潮流——然而,郑也夫认为这些所谓人类的文明成果都无法表述当代中国官僚与资本相勾结所导致的“社会繁荣”,他坚信当代中国,必然要通过贵族精神的复兴而获得“孔雀开屏”式的文明进步。由是,在富人的普遍炫耀与穷人的普遍惊羡中,构建所谓的“特色的文化”与“和谐的文化。”郑也夫企图用特有的中国等级文化、贵族文化之复兴,极力否定人类文明的发展之向度——可谓“历史的新创造。”
如此巨大的“研究成果”,作为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的郑也夫虽自认为获得巨大的“科学突破”,却常遗憾于我们的社会制度对他的管束与制约,使得他不能随心所欲,不能信步于人生浪漫而又刺激的旅程之中,不能“圆满”因自己时常感悟到“人类的伟大”而进入到“牛逼的境界”所引发的“科学的创造”。他常常苦恼于这种制约而不能在记者招待会上或者个人演说中,直接掏出自己能大能小、能伸能缩、性欲高扬且见不得阳光又常年委屈地憋在裤裆里的生殖器;因此,郑也夫痛苦,甚至痛不欲生。
于是,他开始意淫——他意淫于自己孩提时代掏出“老二”向天空宣泄时划出的美丽弧线、他意淫于自己青年时代工作在黑龙江建设兵团躲在被窝里面偷看手抄本《少女的心》时的怦然心动、他意淫于自己不能做革命的接班人而及时反革命的选择所带来的享用终身的无边的物欲快乐;他甚至用“18岁就冲撞时代、就思想上反革命”的谎言来换取生活的必须条件。意淫之余,他又十分庆幸,万分庆幸,十万分的庆幸,他庆幸于自己历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中每每变节时所雪藏的生命原始的野性冲动依然可以剑走边锋——他庆幸于自己深刻领悟《四世同堂》大赤包:“我们家招弟当特务了!” 的名言。他甚至以出卖灵魂胜似招弟为荣:“珍珠港事变之前,招弟的任务是监视西洋人,她干这种事很在行。她,不光能盯住美国人、英国人,还能弄得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俄国人,一古脑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的肉体已经国际化了”。然而,郑也夫是灵魂的附庸化、生活理念权贵化和精神的牛逼化。
现在,披着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外衣的郑也夫,特别习惯于用治疗精神病的办法,将中华民族整体的无意识唤醒——进入到此种角色,他分明就是阳刚于天下的精神病医生。故此,他移情于牛的生殖器,以此作为自己学术的标志与人生情怀的象征——由是,多少填补了自己精神空虚所引发的季节性阳痿之后果。他坚信这就是突破——突破就需要勇气,勇气的倍增可以治疗他自己更年期的综合症,而达到人生永远的肉欲与肉欲带来的和谐。
因此,郑也夫提出:“要富人身心变得和谐一些,需要制度来制约,更需要他们自身慢慢地提升,这需要并不短暂的时间,很多人一生都无力完成。宏观地看,如果中国社会能在下一代人中完成这一转换,就是福音。”也就是说,作为御用文人的郑也夫所提出的社会和谐之构想:容忍官僚与资本相勾结而引发的巨大历史不公,容忍所谓“富人”疯狂攫取全民财产而暴富的行为合法;同时容忍他们“贪婪、摆阔、铺张、缺少修养,不会过艺术化的生活。”并且通过制度建设企望他们的“下一代自身慢慢地提升社会责任感”。进而“成为社会财富的看守者,成为一个特殊游戏的参与者。”
——郑也夫的逻辑十分清楚,首先认定攫取全民财产合法,然后容忍不法分子更加疯狂的敛财,最终殷切希望这些不法分子的下一代能够守好这些不义之财。
我们要问:暴富者是在如何不干净的环境下暴发的?这种不干净导致了怎样的结果?全民的道德反叛?还是全民的道德认同?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郑也夫及其一代知识精英所鼎礼膜拜的人物及其他们的子女疯狂地攫取来了几代中国人民节衣缩食而积累下的财富——现在,郑也夫立志要为暴富者创造崭新的贵族文化并自信《后物欲时代的来临》紧紧扣住了时代的脉搏;他自认为已经执中国学术之牛耳。
我们认为:官僚与资本相勾结是和谐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将巨大国家和人民财产攫为己有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有人类正义、公理的国家所不允许的,当代中国依然要对此问题进行严厉的历史清算!不清算就没有正义和公理可言!当代中国巨大的社会财富是几代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创造的,应当归于人民。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中国社会最广泛的民主。
我们要说:财产权是所有人权中最为神圣的,它比自由还要重要。没有财产权还奢谈什么话语权?没有财产权还奢谈什么人身自由权?没有财产权的话语权是人权?还是狗权?君不见狗圈之中的话语权是最为豪迈的吗?黑格尔认为:“财产权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则认为:“财产权不仅是经济自由之源,它们也是政治自由之根。”人权的核心是财产权,放弃对财产权的正义追求的人群,是没有人生希望的人群。企图剥夺他人对财产权不懈追求的权力的人——是真正的邪恶之人。郑也夫作为北大社会学教授,极力鼓吹中国人民放弃财产权、放弃历史清算的权利——究其本质:郑也夫是一个道德泯灭的人,他希望中国人民过猪狗不如的生活来赢得贵族文化的复兴。
真实事例之罗列
咱们现在不谴责你郑也夫还有没有一点点中国文化人的道德廉耻,也不谴责你这样的研究是如何的反动;更不谴责你是不法分子的丧家之犬。咱们现在举两个真实的例子:
中国石油方面:1999年,300个分支机构经理得到允诺,可获认股权证作为报酬以交出经营权。2003年,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为官员举办企业管理层收购与多层级股权激励操作实务培训班。当石油官员忙于学习“一夜暴富”的基本知识时,石油安全链条在最薄弱环节发生惨烈崩溃:2003年12月,四川开县特大井喷事故243人因硫化氢中毒死亡、2142人住院治疗、65000人紧急疏散。后吉林石化爆炸案也是发生在持续私有化的关键历史时刻——私有化导致当代中国工业安全链条最薄弱环节发生崩溃并引发工业灾难:2005年11月,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 5 个小时内,共发生爆炸15起,其中较大爆炸6起。造成5人死亡、1人下落不明、2人重伤、70多人受伤、紧急疏散1.2万名大学生和3万名居民;主要污染物苯、苯胺和硝基苯等排入松花,水质最高超标108倍,污染带长八十公里。哈尔滨以下江段汇入呼兰河、汤旺河、牡丹江等较大支流;约400万人口的哈尔滨饮用水源被迫中断供水,恐慌情绪蔓延到俄远东地区… 今天,垄断中国大江南北的中国石油、中国石化控制着全国成品油的炼制与销售——国际油价上涨,其所属炼油厂家愿把成品油销往售价更高的市场。其差价远高于美国炼油厂同等交易情况下的赢利水平——因为中国的石油工人、炼油工人的薪酬福利极其低廉——我们对比埃克森·美孚的裁员可得到相关佐证:埃克森兼并美孚公司,取消重叠的业务和裁员,裁减掉9000多名员工,占员工总数的约7%。每年节约28亿美元成本。中石油为降成本,将150万人减持到约40万人,每年度节约成本39亿元人民币,增效幅度仅为埃克森的17~19%左右——说明中国石油工人的薪酬福利不足以影响油气生产成本——38亿增效款项反映出是低薪酬福利生活窘境下的石油工人的历史辛酸。
山西黑砖窑方面:2007年网络曝光山西黑砖窑事件,至少有1000名孩子被骗至山西黑窑厂做苦工。窑工的亲人在网络上联名发求救信,40余名落难孩子被解救,但当地警方只允许解救当事人的孩子。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涉嫌倒卖童工,一名劳动监察队员甚至把被解救童工补发的300元装进自己腰包。在事件曝光的早期,山西洪洞县公安局成功解救31名黑窑厂工人,获救工人大多遍体鳞伤,其中,8人神智不清。被解救窑工痛诉:“没有一天不挨打”。黑窑厂有监工、打手,恶狗……窑工每天吃发霉长毛的馒头,喝水煮烂菜帮子汤,睡潮湿的窑洞。黑砖厂生产期间,民工每天干活时间长达14至16个小时,晚上则都被锁在一个大工棚内,如出去上厕所,有专人跟随看守,回棚后将门继续锁上。其中:2006年农历腊月的一天上午,被告人赵延兵以民工刘宝干活慢为由,殴打刘宝,在追打过程中,赵延兵用铁锹打击刘宝的头部和腰部,致其倒地,后被人扶回工棚。第二天下午刘被发现死于工棚内。当晚12时许,被告人赵延兵、衡明阳、王兵兵及陈志明、李不韦将刘宝的尸体掩埋于砖厂背后山坡的一旧墓穴内。
这真实的故事,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黑恶势力横行于山西大地的问题,也并非简单地以“地方政府官员参与腐败”而可以得到圆满诠释的问题,更不可以用所谓的“黑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必然现象,社会要发展,必然有人付出代价,也许这种代价并不合理,也不合法,但是毕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据说是张维迎语)等等虚假的理论与美丽的言辞所能够搪塞过去的事情。这是令人警觉的社会基本制度产生蜕化的标志性事件——是久已绝迹的奴隶制生产关系是在山西横空出世、兴旺发达的具体表征。郑也夫说的不干净的富人是这样发家的吗?让他们的子女成为文明人?然后守住自己的家产?
逻辑假设之成立
现在,咱们假设一个例子:假设,郑也夫父亲的家是非常有钱的、经过几代人积累、经营起来的豪门大家。忽然有一天,一个恶棍霸占了郑也夫的家,将郑也夫的父亲和郑也夫及其兄弟姐妹一起赶出家们,然后,这个恶棍天天搞郑也夫的母亲、月月搞郑也夫的母亲,不到两年,郑也夫的母亲就为这个恶棍生下两双儿女(说明:两胎都是双胞胎)。这导致郑也夫的父亲与郑也夫兄弟姐妹的不满,提出由郑也夫代表父亲及其兄弟姐妹上告;结果,法院裁决:“顾念恶霸有两双儿女,考虑这四个孩子的名分及其前途,承认恶棍与郑也夫之母的事实婚姻,责令恶棍改邪归正,学习文化,做一名绅士;同时,郑也夫之母负责调教四个孩子,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让他们长大以后,都能象郑也夫那样成为北大社会学的大学者——为以后更多的恶棍服务。”这个结果宣布以后,郑也夫代表全家欢表示:“这简直是天才的创造,那四个孩子是多么无辜,只有承认我母亲与恶霸的事实婚姻,才能实现那四个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的目标,只有我们有崇高的人生境界,我们才能实现和谐,我代表我们全家庄重向社会表态:冤冤相报何时了?从此,我们郑家要做立志追求和谐的人家,要与恶霸一家搞好关系,为这四个孩子将来能够守住他们的家产而贡献我们郑家的全部力量。”
不仅如此,郑也夫还做出更加和谐的表示:“我郑也夫的个人条件是北大社会学的教授,我有精神的洁癖,懂得四书五经、三纲五常,自幼阅读《论语》、《中庸》;我诠释的《论语》比于丹那个老娘们诠释的要更加下贱,我就是立志要为有钱人服务——鉴于此,我愿意做这四个孩子的家庭教师,保证他们将来都是大企业家——不仅守住家产,而且发扬光大。我作为郑家的长子,奉劝母亲,既然已经和人家生米煮成熟饭,你要做一个淑女,要容忍他有三妻四妾——只有这样,在你百年之后,我将给你立一块硕大无比的贞节牌坊。”当郑也夫做如此表述以后,其父亲一口鲜血喷出,一口气没有上来,被郑也夫气死了!对此,郑也夫的邻居评价道:“这样的最终裁决,是否可以实现郑也夫一家与恶棍的和谐?为郑也夫一家奉献毕生的郑老爷子不能‘修身齐家’有何颜面苟且偷生于世?生养了郑也夫这个样的儿子——郑老爷子当然主动消失在这个吃人的世界里。”
当然,这个故事是假设的,但是很能够说明道理。拿郑也夫本人说事情,他心里一定不好受;可是,中国工农的生活辛酸,谁又体谅?
深度地思考:台湾经验提供了鲜活的历史说明?
我们都知道台湾国民党——中国的百年老党。1930年代,蒋家王朝极力倡导新生活运动,企望构建官僚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下的所谓新道德体系。但是,蒋家王朝不仅没有得到全民的道德认同,相反,却在人民革命的硝烟中,黯然败退台湾岛。蒋经国、李登辉够为了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放弃国民党“一党私利”,不惜暂时放弃政权,也要实现国民党的新生,也要赢得民众的信赖;最终,这个百年老党在民主化的大潮中获得了重生:2005年,暂时失去政权的国民党党主席连战率领中国国民党访问团拜谒南京中山陵。发表题为:《追随革命先行者脚步共同努力共同图强》的演讲,说:“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追求民主、自由、均富的理念,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家……很遗憾中山先生没有办法亲眼看到他离开之后发生的很多事情,总理弥留时耳提面命,要为这个民族雪耻图强。今天来到中山陵,回想到中山先生壮阔的思想,全心全力为民服务奉献的精神。希望大家无论在哪里,都能够本着和平、奋斗的心情,抓住这个时代,让台湾经济持续不断发展,让大陆快速成长”。一句孙中山先生“全心全力为民服务奉献的精神”勾起中国大陆民众在私有化汹涌浪潮冲击之下对早已淡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荣往事的追忆,“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这个阔别久远的历史名词竟然出现在早已在人民解放战争的硝烟中黯然败退台湾的现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之口,的确是历史的一个严重玩笑。
2006年12月,“台开案”一审判决,陈水扁女婿赵建铭被判6年刑期。检察官在起诉书内表明,赵建铭这次是“权贵犯罪”。判决书说:权贵阶级有两种,一种是掌有公权力者,另一种是有钱人.权贵犯罪及阶级犯罪的主题,就是“以权生钱,以钱求权”.“统治阶级犯罪”,亦是最不义的“政治权贵犯罪”。
中华文明几千年,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导致了严重的“权贵文化”,维系地主阶级所有制并因此构建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与之想配套的仁学体系。这套文化体系发展至近代,影响到中国的工业化——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企图维护地主阶级所有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文化的工业化。然而,甲午海战的轰鸣炮声,终结了晚清大地主阶级的黄梁美梦,在中国人民普遍的道德反叛中,腐朽没落的晚清王朝覆灭了。权贵阶级如何得到根本的遏制?这个问题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最后形成改朝换代的局面;破解的方法是什么?从台湾法院的判决结果,我们有理由认为:台湾已经成功实现了社会战略转型并将其案锁定在权贵犯罪上——这就是文明的基本条件:遏制权贵阶级的形成,剥夺他们的特权。台湾经验比之郑也夫的贵族文化之复兴如何?
现在请问郑也夫:你认为作为国民党的老对手——中共能够为疯狂攫取全民财产之人“买单”吗?甚至愿意陪伴这些“不干净”的暴富之人群去殉葬吗?百年老党国民党尚且能够主动实现全党的战略转型,在失去政权的日子里尚且能够坚决高举“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旗帜——中共,这个曾经率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并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光荣的党,难道不能在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勇于承认错误、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最终高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旗帜而再次赢得中国人民的衷心爱戴?
结语——对郑也夫的总体评价
有个叫梁小民认为:“现在跳出来反对物欲主义的人分三种:一种是已经非常富了,不必在意物质,于是转而关心别的,比如做自己喜欢的事、做社会捐助和慈善等;第二种是没钱,但思想境界比较高,更关注精神层面的追求,比如西方的传教士、信佛教的人;第三种人是少数文人,由于穷,物欲不起来,只好转过来批判物欲,说别人庸俗。郑也夫是第二种人,以他很强的能力,如果想挣钱,应该是没问题的,但他更看重自己的思想。”
对此,我大不以为然,因为郑也夫并非是第二种人,并非是精神境界高的人!相反,他是一个变节者:革命的年代,他可以接受安排去黑龙江建设兵团,然后也许爬在被窝里面偷看了《约翰·克里斯朵夫》、也许偷看了手抄本《梅花党》、也许偷看了手抄本《少女的心》——与其说冲撞时代,莫若说青春期发骚;告别革命的年代,他高喊自己18岁开始就冲撞时代了、他高喊自己反革命了、他高喊上山下乡不人道了等等;当中国社会出现社会新贵,他高喊:爆发户的钱不干净,要提高文化,经过至少一代人,让这些富人的下一代或者下几代能够成为绅士,能够守住这份财产。诸多表现,说明他是政治上的变色龙。人们不仅要问:让郑也夫去黑龙江建设兵团当一名战士,难道不是天道使然——难道黑龙江人天然该生活在哪里吗?难道黑龙江人就不应该举家搬迁至北京?占了便宜,何必骂街?
郑也夫研究后物欲时代时候,为了暴发的富人而进行设计的时候,竟然不能提出体现社会正义公理的方案,而是设身处地地为爆发户的后代设计如何守住财产__你如何不分析废黜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程中,公有财产是如何守不住的?为什么会有不干净的爆发户?所以,郑也夫本身就不是什么思想境界高尚的人,更加不是具有宗教情感的人——是不可以与“西方的传教士、信佛教的人”相提并论的。
当代中国存在后物欲时代吗?2007年猪肉最高达30多元/公斤.社会总体的消费水平到底是什么样的,郑也夫知道吗?御用文人,也是爆发户!脱离生活,导致郑也夫的思想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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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人文/历史 |
婊子的贞洁牌坊:舒适,牛逼,刺激
——二批北大教授郑也夫的“牛逼论”
作者:润泽东方
“将牛的生殖器叼在嘴上”的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有三种人生的境界:“舒适,牛逼,刺激。”三种境界代表了一代返城知青颓废的情怀。
牛逼是什么?老百姓都知道,就是牛的生殖器。牛的生殖器,本该长在牛身上,可偏偏有人将牛的生殖器叼在自己的嘴上,以显示血统的高贵、精神的洁癖、性欲的高扬。关于牛逼,郑也夫坚持做如是说:“牛逼一词的原型是‘牛屄’,其辞源本身透露出它的含义,即性炫耀与性崇拜。在动物的世界里面,雄性具有超过了同伴的性特征,有望获得更多异性;如雄孔雀,尾巴越大就越可望得到更多的异性,反之吸引力就小。达尔文将之称为‘性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性炫耀’的特征得以进化。”因此,郑也夫提出:“可持续牛逼”的理论。
“牛逼理论”一经抛出,“孔雀开屏效应”立竿见影,北京某高校女教师(笔名看太阳)在郑也夫这只开屏的公孔雀面前媚态地表示:“生命有多丰富,语言就有多丰富!没有文化的老百姓都明白‘牛逼’的丰富涵义,‘牛逼’夸人很带劲。那些被文明格式化的伪君子,因生命的单调乏味而不懂‘牛逼’,是很可悲的;而用‘牛逼’骂人的‘正人君子’则是十足心理阴暗的变态狂!支持郑也夫老师合理使用牛逼。”……惊世骇俗的“牛逼论”演绎着郑也夫追求精神完美与肉欲狂野的情怀,散发着郑也夫可持续发骚的野性,播种着郑也夫追求经过理性设计的旷世淫荡。然而,这只母孔雀可否知道?郑也夫狂野的阳举如何能够理性的“退潮”?有限的淫荡是否扼杀了郑也夫的“人性”?制度的设计是否允许人民教师将“牛逼”使用到“合理的程度”?
近几年来,郑也夫到处兜售自己的“牛逼论”,引起社会强烈反响,郑也夫全力捍卫“牛逼论”。他选择“牛逼”来彰现自己人生美满、事业成功的雄性阳刚之标志来作为自己学术的象征符号并认为这是自己天然神圣的权利,不可侵犯。他说:“牛逼”不是骂,堂堂《北京晚报》,小题大作,扭扭捏捏,假么三道,匿名骂人,不忘侮辱和咒骂他的批评对象,实是堕落。郑也夫叫板说:“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一家大媒体指名道姓批评人,自己不署名,难道我批评的不对?” 面对媒体的批判,一名教育工作者无丝毫的忏悔之意。郑也夫因“牛逼论”对抗媒体的贴文一经发表,一位称郑也夫为“老师”的“学生”在网络上说:“牛逼不是骂人的话,可以用在自己母亲身上,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的母亲很牛逼,她很强壮”!如此的北大教授“牛逼论”,调教了如此下贱的学生。可以看出,在郑也夫生命结束之前,他将倔强地选择将牛的生殖器作为自己的人生与学术的象征并立志培养自己的牛逼论的衣钵传人。
郑也夫在《知识分子之自觉的演讲》中清晰表达了“舒适,牛逼,刺激”三重境界的历史根源:“我是1950年生人,1966年遭遇了文革,1968年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一个农场,做了8年的农民。1977年返城后参加高考。我的青年时期就是这样在东北农场中度过的。当时身体上吃了很多苦,但是最苦不堪言的还是精神上的状态,回想起来,觉得就像一个囚徒一样。”他还说:“我从青年时代这样走来,我不幸遭遇“文革”,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四人帮时期,我觉得包围着我的很多答案都是谎言、诳语。我在和它们冲撞当中度过了我的青年时代。”
首先,郑也夫工作的这家黑龙江农场就是当年的黑龙江建设兵团并非劳改农场——是一个准军事化编制的农业产业,这个准军事化的农业组织是用以开发与建设黑龙江的大农业进而实现工业化的组织,若考察这个组织的科学理性设计,恐怕要去新疆考察吧——新疆完整保存了建设兵团的建制并获得了工业化的飞跃。所谓的“精神的囚徒”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给你安排工作了:黑龙江省建设兵团的战士。所谓的郑也夫做农民是不确切的。
其次,你郑也夫什么时候与毛泽东时代冲撞过?那个时代是否强迫你做什么了?做革命的接班人,是自愿的吧?认为“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更是你青春年少的正义选择吧?说你冲撞时代——是自我杜撰。记得文革时期有个遇罗克,1966年作《出生论》,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并在1967年1月《中学文革报》上刊载。由于他是体制外的研究人员,其研究成果为主流社会所不容,1970年3月5日,被执行死刑——此为与一个时代冲撞。严格说,毛泽东、张闻天对“血统论”都有明确的阐述。遇罗克的学术思想在今天,也是高水平。你郑也夫在文革期间或者上山下乡期间有与时代冲撞的文字记载吗?今天,你的社会学研究不仅比不上毛泽东、张闻天,你也比不上遇罗克。作为一名学者,首先要有道德操守,没有做过的事情千万不要说。现在我们说:“郑也夫发明了鸡蛋糕、郑也夫发明了高射炮、郑也夫发明了避孕套。”您说可否?可这些,是你发明的吗?
第三、你告诉新生代“四人帮”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这个时期充满了谎言与诳语。我们不仅要问:中国历史上有过“四人帮时期”吗?且是你强调“四人帮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四人帮时期”是从那一年开始的?“四人帮”曾经统治过这个国家?那么小平同志与“四人帮”的斗争就是是与“四人帮统治”的斗争?中共历次政治报告是否有逻辑清晰的表述?把早期工业化说成是最黑暗的时期,总不是科学的态度吧?冯梦龙《古今笑概》云:“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你用子虚乌有的历史划分来教育下一代,本身就是天大的谎言,是你们这一代返城知青撒谎成性的具体表现。
对郑也夫来说:做革命接班人是你自觉自愿的,没有人逼迫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也是你人生的选择。你自己不能做革命的接班人——你及其某些返城知青们选择了告别革命、反对革命、妖魔革命,终极目标就是追求你们这一代人特有的人生境界:舒适、牛逼、刺激。
举个与你同类的“牛逼人物”——何清涟,她在国内仅是一名记者,作过几次农村调查,可跑到到国外摇身一变,自称经济学家,美国人并不知晓某些返城知识青年撒谎的本性,于是,把她当作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了,安排她全美巡回的演讲。你们这代人真是聪明,骗中国人不过瘾,还要到国际上行骗。
何清涟《中国繁荣下掩盖的真相》一文中曾有过这样的表述:“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人家常常说我们这五十年代出生的这批人是很不幸的,要长身体的时候就碰到“三年大饥荒”就没东西吃,该读书的时候就碰到“文化大革命”,该就业的时候就碰到上山下乡,该成家就碰到晚生晚育,该生孩子的时候就碰到一个独生子女政策,就是说几乎中国所有不公平的社会政策全让我们在五十年代生的人赶上了。”这是何先生自己在演绎、说书——中国社会没有人这样评价上山下乡的一代人,是他们自己要这样评价自己,倾诉自己淡淡的忧伤、小资的情调。当年知青到农村,农村党组织把当时农村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让他们住——世代的农民都住了,又有什么住不了的?个别青年在农村不愿意务农,打群架、偷东西、性乱,该做的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搞得农村党组织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们。其实,他们也是幸福的一代,是翻案文化造就了他们的“苦难”——其实,所谓的“苦难”是根本不存在的。
当年返城的口号是:“知青不是牛马,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不生活在城里的人一定是牛马?不生活在城里的人一定不是人?知识青年返城的历史代价:以中共为领导核心的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性完结。告别革命的深刻历史内涵就是:告别工农、告别工厂农村、告别公有制;这是解构主义的重要历史之发端。解构主义因此正式拉开历史的帷幕——为后来以最终出卖工农根本利益的私有化改革打下了文化上的伏笔。所以说:毛泽东发动学生运动以继续革命,保持中国革命的纯洁性;小平同志利用学生运动以终结革命。基层农村很苦、基层工厂很苦——即便是现在也是中国社会最艰苦的地方;若按当年知青返城的标准,中国的工农依然是牛马。当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依然是工业问题与农业问题,改革依然无法解决中国广大工厂、农村苦难的生活现实;知青一代承受不了,谁又该承受?
今天,知识青年中的很多人,绝口不谈当年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无私帮助过自己的、不计回报的、善良质朴的工农群众——在他们的心里,自己不是牛马,当然羞于与牛马为伍。问一问这些人的良知:当年,在生活上谁没有受过老乡点滴恩惠?尽管老乡们当年也不富裕;当年,谁没有在老乡身上学过点滴的务工或务农的技艺?尽管老乡们一生默默的辛勤劳作。
时代不同了,当中国社会再次面临官僚与资本相勾结的巨大历史阴谋之下,矿难、油荒、黑砖窑等恶性事件的频繁发生,中共负责任地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作为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不做任何制度上的科研,也提不出任何可行的方案,在“舒适,牛逼,刺激”的三种人生境界中,立志与其同道将牛的生殖器叼在自己的嘴上,来长期从事阳光底下最神圣的事业。
中央说建设节能型社会,郑也夫从来不从遏制集团消费、遏制官僚与腐败相勾结所造成的历史窘境而引发的制度体系建设——这个重要的战略向度去考虑,不能提出有关节能型社会的制度体系建设的方案;相反,郑也夫提出了宗旨为整民的节水方案,方案表述为:北京人民不洗澡。节水节到北京人民不洗澡,如此方案出自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之手,实在是时代的悲哀。你作为社会学家,难道不知道老百姓用不上水是会引发”人民革命”?
感慨,万分地感慨。
北大若要摆脱这样的局面,就应该严厉整肃自己的教师队伍,让坚持牛逼论的教师远离阳光底下最神圣的事业,还教育以清白。教师就是教师,我们这个社会是不需要把牛的生殖器叼在嘴上的的所谓知识分子的,如果你们觉得这样是思想的启蒙,那么请你们远离教育。教育不是无法无天的行业,教师群体也不是一个可以超越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的群体;郑也夫之流叼着"牛逼"去做阳光底下最神圣职业的行为说明:整肃教育产业、整肃教师队伍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现在看来,在新中国历史上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整治也是非常必要的.
念奴新娇
送润泽东方
千古情怀,赋东流,可怜乱世英雄。十年苦读鹏非鸟,忍辱负重谁晓!满腹文章,壮志未酬,此愿难罢休!堂堂男儿,笔锋墨影何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