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嬗变中的昆明’网络专家博客笔会”期间，有幸和“别样官员”仇和有了一次短时间的交流。

12月17日下午，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省委常委会刚开结束，来迟了，请大家谅解”的开场白后，向与会的博客写手、网络媒体作了约50分钟的发言，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昆明市的有关情况。

与通常一些领导所不同的是，仇和书记手中并未拿演讲稿，却滔滔不绝，而且语言极为流畅，话题涉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昆明的优势和发展趋势，信息化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公民社会转型与社会事业改革等等内容（引用两江书生的文章内容）。尤其是大量数据的运用，令会计专业毕业并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笔者感到汗颜。

在仇和的50分钟讲话中，最吸引我的要数他对房地产调控的阐述了。仇和坦率地说，一个地方的房价不能过高，过高了老百姓买不起房子，会影响社会稳定，降低市民的生活水准。房价过高还会导致房地产商绑架政府，对国民经济损害巨大。昆明下辖各县的房价，一定要比周边同类县城低15%左右。

这是笔者第一次听到一位市委书记对房地产调控给出了硬指标。

笔者随后和仇和书记进行了短暂的私下交流。仇和坦言，房价是可控的。这也鼓励着笔者就房地产调控，和仇和进行了探讨，并给了仇和以三点建议。现将我的三点建议及事后更详细的理由阐述如下：

一是要掌握好土地的投放力度。过去八年，中国房价的非理性上涨，主要是商品房供不应求所致，根源在于房地产一级市场调控失灵，更多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需要，在土地的投放上，采取了“饥饿型投放”模式，土地的供不应求，导致商品房的供不应求，最终直接导致房价的疯长，“排队买房”成了商品严重过剩时期的中国市场一个十分怪异的现象。

房地产调控应该从源头做起，只有按照市场需求实施土地投放，才能使房地产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二是要加强土地管理，严防开发商“囤地”。仅有土地投放力度的适当还不行，还要强化对土地开发进度的管理。有关数据显示，1998～2008年间，全国范围内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购置面积为31.3亿平方米，而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土地开发量仅为19.4亿平方米，仅占购置总量的62%，说明全国“捂地”现象已经相当严重。

闲置，已经造成了土地的极大浪费。昆明市应该对已出让的土地进行一下清理，对没有按照进度开发的，要坚决予以处理，有的可以征收土地闲置费，有的要强行无偿收回。

只有在土地开发的序时进度上加大管理力度，大力整治“囤地”行为，才能有效利用土地资源，确保市场的有效供应。

三是要保持充足的存量房供市民选择。当西方国家还在备受金融危机煎熬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深度发烧，成交量急剧放大，成交价大幅上升，进而导致全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过快上涨。究其原因，在于2007年的房价疯涨，抑制了一部分人的需求，经过2008年的市场徘徊后，房价虽有实质性的下降，但大降的可能性已经被排除，在国家和地方诸多救市政策的推动下，被抑制的需求迅速得到释放，而多数开发商却没有看准市场的复苏会来得如此之快，没有相应加大开发的力度，最终导致市场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使房价大涨。

1-10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6636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48.4%，而房屋竣工面积仅3.77亿平方米，同比仅增长22.8%。虽然“竣工面积”和“可预售面积”之间仍有一定的差距，但销售面积和竣工面积所形成的近3亿平米的缺口，就是今年房价上涨过快的症结所在。

就昆明市而言，2007年销售量为800多万平米，2008年则降为500多万平米。而今年1-9月份，就已经销售了482万平米，且呈逐月升高趋势，预计全年销量会突破600万平米。

由于中国采取的是商品房预售制度，购房户在看不到成品房的时候，就要和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有鉴于此，一个健康的市场，应该有一定量的存量房产供市民选择，以抵消预售制度带来开发商的过分强势。

以笔者对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关注来看，一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应该始终保持年销量三到四成的存量房。具体到昆明市来说，应该始终保持不少于200万平米的可预售面积，才能给市民以“选房权”。只有改长期的“抢房”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选房”，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才能真正走向健康、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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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政协山东省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17日下午召开第九次会议，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有关规定，决定免去孙淑义山东省政协主席职务，并撤销其省政协委员资格。（12月19日《武汉晚报》

孙淑义落马，传说和一起涉案40亿元的非法集资案有关。可令人奇怪的是，该集资案案发于2007年10月，而孙淑义却能在2008年1月25日，再次连任山东省政协主席。

孙淑义的落马，直接刷新了山东落马官员的最高级别。此前山东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为副部级，包括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及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

因为孙淑义和段义是同乡，又长期为上下级关系，使人联想到孙淑义的落马，或受段义和情妇爆炸案牵连，也不是没有道理。

两年前，段义和雇凶爆炸情妇案的审理过程，曾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2007年7月9日，爆炸案发生；7月11日，案件告破；7月13日，段义和被带走；8月9日，法院以爆炸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一审判处段义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8月23日，二审维持原判；9月5日，段义和被执行死刑。

据媒体披露的段义和案办理过程，警方刑事侦查总计11天；检方审查起诉5天；法院从接到起诉书立案、开庭审理至作出一审宣判仅用15天。

涉及一名副部级高官制造的爆炸案，还涉及到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竟然在案件发生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进入一审程序，两个月不到，就执行枪决，这和一些高官在被“双规”一年多以后，才被宣布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其办案速度实在是令人惊讶，开创了中国司法史的先河，一个极不正常的先河。

民众对这样的超常规办案，发出了强烈的质疑声，纷纷猜测背后或有更大的官，希望尽快“杀人灭口”以确保自己不被牵连。而孙淑义作为省委常委、省政协主席，并主政济南多年，对山东司法系统的影响力，当然是不可低估的。如今孙淑义的落马，似乎在证实民众当初的猜测。 

我们可以继续推测，如果孙淑义案和段义和仍然无关，那段义和案就很可能和其他高官有关了，这就实在是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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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嬗变中的昆明’网络专家博客笔会”最后的日程。下午，在此次笔会优秀博文评比现场，作为评委的我，接到了《人民网》盐城网友燕子的电话，恭喜我被列为“2009年十大关注博客”候选人提名之一，晚上打开电脑，看到了同在昆明参加笔会的另外几位网友，也被列入了候选人。

这是笔者在《人民网》连续第三次进入50名候选人提名。

此次《人民网》策划的“2009年‘责任中国’年度评选”，主要分五项，包括：2009年十大最强声音、2009年十大责任公民、2009年十大嘉宾、2009年十大网评人和2009年十大关注博客。

在“2009年十大最强声音”候选人的25位领导人当中，安徽市委书记王金山赫然在列，这是他连续第二次成为该项候选人，也是我第二次和金山书记一同作为候选人，参与《人民网》年度系列评选活动。

王金山书记一贯重视网络，曾撰文《重网情民意促安徽崛起》，并首次提出“领导干部上网也是微服私访”这样的真知灼见，体现出王金山书记运用和驾驭网络的能力和智慧。

此次“2009年十大最强声音”评选，包括因“打黑”而风头正劲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多次邀请网友面对面交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市委书记汪洋。此外，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国防部部长梁光烈、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等也被列入候选人。

作为一名普通网民，能够在《人民网》众多网友中，被列入50名候选人之一，已经备感荣幸。而经过2007年的胜出和2008年的最终落选，此次更多是抱着参与的心态参选，无论结果如何，都会坦然面对。

当然，当安徽网民在给我们尊敬的金山书记投去支持的一票时，也请顺便给我以支持。

具体投票方式：一次可连续投10票，点鼓掌、献花、拥抱、握手均可。

　领导干部上网是现代社会的“微服私访”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安徽芜湖人。

 ——安徽省委书记                               ——曾获人民网十大优秀博客、两获新华网十大网友

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敢试敢闯、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改革意识，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仇和新政”虽然动了诸多利益集团的奶酪，但却给普通百姓以更多的实惠，受到了民众的广泛拥戴。“仇和现象”在当前波澜不惊的官场，已经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对于推动中国官场文化的改良，推动中国行政体制的改革，都将具有极强的借鉴作用。

正因为“仇和新政”在中国官场重要的引领作用，每一个“仇和新政”的出台，就必须更加慎重。

从已经出台的“仇和新政”中，虽然绝大多数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也有一些却明显没有可操作性或者是无法体现“新政”思维，如要求昆明市50岁以下的在职公职人员须掌握5门700句常用外语，就存在着明显的漏洞。且不论这一规定会否引起官员考试作弊，或者最终导致走过场等影响“新政”威信的结果，即使大家真的很好地掌握了这700句，相对于浩瀚的外语单词来说，充其量也就算是拥有“几滴醋”。而在对外交往中一般会涉及到法律、法规问题的公务人员，凭借“几滴醋”的外文水平，敢只身去和“老外”交流，就不可避免会因用词不当而引起误会。如果因为700句外语而引起国际纠纷，那损失可就大了。

再如公布各单位一把手电话，必然导致每个单位又要增加一名接线员，造成了人力的不必要浪费。如果能将市长热线“12345”弄好，集中受理投诉、咨询，并做好信息的及时反馈和督查处理，效果将会更好，老百姓也少了记领导电话号码的麻烦。

昆明出台公务员下海优惠政策，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做法，但却和一些地方的车改一样，最终被叫停，这也是事先考虑不周所致，令人遗憾。

再如最新出台的《昆明市关于对强行劝酒逼酒酗酒行为进行问责的规定》，其中有“酗酒和酒后驾车，造成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的，视情形按党纪政纪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构成违法的，交由公安机关严肃处理”的内容。而一个人酗酒或酒后驾车造成了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本身就应由公安机关处理，何来“交由”一说？虽然这样的内容符合一般“八股公文”的格式，但这些“八股公文”总给人产生“以权代法”的联想，公众有理由对“仇和新政”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

当然，仅靠仇和一个人的力量，改革是难以走远的。我相信仇和书记的手下，一定集中了众多的高参，仇和的每一个新政，也都是经过这些高参们的反复讨论而最终形成。但这些“新政”中存在的明显漏洞，如果不是高参们还不够“高”，那就只能是高参们面对将要出台的“仇和新政”中的漏洞，不敢说“不”。

因此，仇和书记的高参，不但要有渊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还要有敢于直谏的勇气。而仇和书记，则需要有更宽广的胸襟，有纳谏如流的气概。

中国需要更多的仇和，才能让僵化的体制得到改善；而仇和书记更需要既有广博知识，又敢于直谏的高参，才能让“新政”更加符合实际，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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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中国的党政机关，由于机构设置繁杂、职权交叉、副职过多，导致一些地方庸官、懒官当道，更多官员都在扮演着“维持会”会长角色，“唯上”、“唯书”的僵化思想十分严重，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谈创新则只是叶公好龙，“上面规定的”成了他们不思进取的挡箭牌，考绩制度下“干的不如看的”，成为机关普遍存在的怪现象，“逆淘汰”让大批有抱负、有激情的公职人员慢慢失去了锐气，只能纷纷融入到最能消磨人意志的官场文化当中。

一些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往往思想僵化，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害怕承担改革有可能失败的风险，任内无所建树，最终使一个地区失去了先发优势，丧失了发展机遇。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波澜不惊的官场，如惊雷般地出现了一个“别样”的市委书记，他就是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仇和敢试敢闯、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搅活了死水一潭的中国官场，冲破了官员养尊处优、只想看摊守业的思维定式；“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的发展思路，不但令昆明人耳目一新，也让处于中部地区的我感慨万千。

应该说，仇和的改革，是要冒政治风险的。作为一名副部级官员，仇和本来是可以和其他众多官员一样，过安安稳稳的官场生活，享受政府给予的终身待遇，可仇和却逆官场“潜规则”而动，凭借个人力量推动着庞大官僚机器的改革。这种“超常规”的改革，直接打破了旧的权力格局，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众多官员的既得利益。这样的冒险举动，作为推行者的仇和，如果没有一点个人牺牲精神，绝难做到。

此外，“个性官员”一般都是相对自律的，那些“屁股不干净”的官员，肯定没有胆量去展示自己的个性。

“仇和现象”之所以能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仅因为仇和锐意改革的发展思路，触动了昆明官场文化糟粕的一面，促进了昆明官员思想观念的更新，给昆明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而大受昆明普通百姓的拥戴，同时也反映出“别样书记”在中国官场，还属于稀缺资源。而只有出现更多的仇和，以理性的改革意识和勇敢的实践精神，推进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才能最终实现中国官场文化的改良。

“别样书记”所制造的“仇和现象”，对于推动中国的官场文明，必将产生十分积极的意义，而对于处于困顿中的行政体制改革，将具有极强的借鉴作用。

可以预见，“仇和现象”将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官场引发“鲶鱼效应”。未来中国，将有更多的“仇和式官员”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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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就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提出增加供给、抑制投机、加强监管、推进保障房建设等四大举措。会议同时明确表态“遏制房价过快上涨”。（12月15日《新华网》）

2007年的这个时候，中国房地产在经过多年的持续上涨、2007年的疯狂上涨后，价格终于有所回落，成交量急剧萎缩，中国房地产市场全面进入低迷状态。正因为房地产市场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用“房地产业绑架中国经济”其实毫不为过。因此，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政策，以促进房地产市场走出低迷。

可是，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真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利用大好政策，在拼命推销尾盘的同时，看准了央企大量囤地所导致的低价疯长现象，把已经获得的地块牢牢地“捂”着不放，等待坐地赚钱。

由于供求关系的失衡，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但率先走出低迷，更是出现了罕见的上涨。分析原因，供应量和销售量的严重失衡，是其最主要的原因。就笔者所在的城市而言，1-10月份，共销售商品房200多万平米，而同期可销售商品房仅150万平米，供销出现了50万平米的缺口，10个月就成功消化了50万平米的尾盘。

这样的供求关系，市民已经没有了选择权，排队购房现象再次出现。

“国四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虽然亮点多多，但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

“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有效供给”，应该明确打击“捂地”行为，否则就是软指标，最终无法得到落实。

“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其实毫无必要。如果供应量大了，价格就不会上涨；如果供应量很大，价格就会下跌，和投资性购房关系其实不大。

“加强市场监管”，属于老调重提了。理论上讲，我们什么时候放纵过监管？

“大规模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这一点很好，但应有具体指标，否则有成空谈。

大家不妨分析一下，2007年商品房的供不应求，是因为土地供应不足所致；而2007、2008两年，无论是哪个城市，土地的投放都是天量，很多城市已投放的土地量或将够10年开发的了。

可就在如此之多的可供开发的土地面前，商品房市场却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怪现象，这对于有着“土地闲置费”、“土地无偿收回”制度的中国，真显得不可思议。

一言以蔽之，是开发商“捂地”造就的这一不正常的市场。而开发商敢于“捂地”，国土资源部应该要承担监管不力的责任。

有鉴于此，“国四条”没有将重拳治理“捂地”列入，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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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四条”释放清晰信号 楼市高烧当有效遏制

当北方已是白雪皑皑，我的家乡正处于严冬季节，我却有幸受邀，从阴雨绵绵的江城芜湖来到了阳光明媚、温暖如春的昆明，参加“‘嬗变中的昆明’网络专家博客笔会”，和昆明市领导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络媒体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于祖国四面八方的网友，面对面地进行交流。

首先，我要对昆明市的盛情相邀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你们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网下交流的机会，让虚拟世界的各路大虾们走向了现实，走到了一起。

对高原明珠昆明的了解，最早源于她的别称。“春城”曾令连年备受严寒折磨和酷暑煎熬的我羡慕不已；随着生活从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迈进，当朋友生日需要来点小资情调时，我们的鲜花更多是来自于千里之外的昆明；每年“春节”的《新闻联播》里，我们总能看到春城百姓来到翠湖边，喂食那些从寒冷、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来的红嘴鸥，让我们看到那人鸥共处、人鸥同乐的和谐画面；一年多前，“别样官员”仇和先生主政昆明，吸引着一向关心时事的我，对昆明投去更多的关注。

昨天，当我一走下飞机，切身感受到的昆明，是天空的蔚蓝和纯净，强烈的紫外线直射，让久处阴雨气候中的我，平添了一份惊喜，一份身心具备的舒坦。

在酒店稍事安顿后，就急匆匆和同为《人民网》的两江书生、渝西锋光两位网友一起，游览了与酒店近在咫尺的滇池，生平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多体态轻盈，羽毛呈灰白色的红嘴鸥，它们就在我的眼前骄傲地飞翔，时而展开双翅，在透明的碧空中滑翔而下，又俯冲直上，如天女散花般飘飘洒洒；时而又飞落水面，如朵朵白荷飘落于水面，清秀怡人。人们争先恐后地把面包等食物抛向空中，而敏捷的海鸥，没等食物落水，便飞快地冲过来把食物衔住，照相机的咔嚓声，让这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定格，带给我们永久的记忆。

美丽的昆明，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实地印象，就是“和谐”和“宜居”。当然，人和鸟的和睦相处，仅是社会和谐的一个小小的方面，而要建设“和谐昆明”，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有效利用网络资源也是必不可少。

网络作为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产物，无论是揭露社会丑恶现象、倡导反腐倡廉，还是参政议政，能量大爆发的时代已经到来。不管你喜欢它，还是排斥它，都无法改变它在促进社会进步中日益突出的地位。各级党委政府应该审时度势，顺势而为。通过网络倾听民声、体察民意、服务于群众，达到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目的；通过网络汇聚民智，和网民共商大计，问政于网、问计于网，推进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水平；在转型期社会，让网络资源成为社会的“减压阀”，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强化网络的监督作用，让广大网民在互联网上很顺畅地反映社情民意，有效地紧盯社会丑恶现象，为党委政府强化对干部的日常管理，严惩腐败，再提供一件利器。

据我了解，昆明市委市政府也是一贯重视网络，在有效利用网络资源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有的甚至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如昆明信息港在“政民互动”平台上实行“网上实名回复”制度，协同有关部门加大推进网上政务信息查询、网上举报、网上信访、网上行政审批等服务功能的建设和运用，都为市民解决了大量的难题，受到了社会广泛的赞誉，引起了全国的高度关注，“蝴蝶效益”将不可避免。

此外，昆明市的舆论环境应该不错，造就了《人民网》上风之末端、昆明张三这些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写手。

此次昆明市将全国众多优秀博客写手请来，共同探讨昆明未来的发展，并有众多的网络媒体参与，体现出昆明市对互联网的重视和对网民的尊重。

我们希望通过一周的笔会，更深入地领略昆明的美丽，感受昆明人的热情和好客，了解昆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用网民的智慧，为“嬗变的昆明”献计献策。

四川某镇委书记在三亚桑拿中心发飙，带领众多村干部袭警一事今日被证实，当事人为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孝感镇党委书记黄宗文。事情经过大致如下：

11月26日，黄宗文带领镇长助理肖丽英、汤军和全镇7个村、一个居委会的干部共17人，从成都乘飞机到达海南省。

29日晚，一行人酒后准备到某桑拿中心玩耍，因和接车司机语言不和而大打出手，接车司机首先挨打并受伤。随后，桑拿中心也来了不少人，双方发生群殴、各有损伤。亚龙湾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后，黄宗文不但不停手，反而带领众村干部一起打民警，导致一民警头部受伤，缝了四针；另一名民警脸部受轻伤。

12月3日，第一批8人由肖丽英带队回到四川；第二批由黄宗文带队，于12月8日返回四川。目前，仅剩下一位因斗殴导致4根肋骨骨折的村支书，仍在三亚一家医院治疗。

镇党委书记带领一帮镇干部、村干部打群架，并且还袭警，这样的大笑话我已在《四川一镇书记权力无疆，竟在海南率村干部袭警》一文中作过评论，这里不再赘述。

今天之所以要撰写此文，缘于该镇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领导对记者的反复叮嘱：“黄宗文他们是利用公休假到三亚旅游的，所开销的费用也都是私费，不是网上说的公费旅游。”

如果该叮嘱内容属实，那“中国最为廉洁的镇党委书记”和他管理下的“中国最廉洁的村组织”就要产生了。

按照当前社会一般的思维模式，一个镇党委书记，带着两名镇长助理、14名村干部，组成了一个度假“官”团队，其团员各自手中均握有重权，至少握有报销权，可他们却不愿意像其他众多热衷于“三公”消费的“官”们一样假借“考察”之名去海南公款旅游，而是各自掏腰包，享受度假的快乐，这是何等清廉的一个团队？黄宗文治下的村、镇，也一定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廉政的楷模！

就黄宗文个人而言，那就更是廉洁自律的好书记了。按照当今社会的潜规则，镇党委书记和村干部一起外出考察，村干部当然要负责买单了，下级总比上级“好出账”。而如果涉及到书记个人买单的事，手底下那么多的“一方诸侯”，应该不会都那么“不懂事”。可黄宗文坚决抵制别人帮其买单，坚持自掏腰包，私费去三亚度假，这样的领导，给一个“中国最廉洁镇书记”的称号，当然受之无愧。

只是这样的集体度假，是由身为镇党委书记的黄宗文亲自带队，且参与的人是清一色在当地“有头有脸”的人。今天要想撇清“公费旅游”，恐怕只有更高级别的纪检监察部门认真细致地进行调查了。

我很希望黄宗文仅是酒后失态，才导致了如此的大笑话。

但我更希望，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应该好好查查此次度假费用的来源。如果果真是私费，那就请当地党委政府手下留情，给这位“中国最廉洁镇书记”一个悔过的机会。否则，哪里再找这样廉洁的人担任该镇的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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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德阳调查组抵三亚调查官员率众袭警事件

《新华网》今晚发布了一篇题为《内蒙检方称女检察长借豪车违纪要求细查》的文章，报道了“女检察长”事件的最新消息。该文披露，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11日下午就阿荣旗人民检察院的“豪车”风波发布书面新闻稿称，要再次进行全面调查，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严肃处理，决不护短。

此次全面调查，是自治区检察院鉴于网民的高度关注，而要求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积极支持配合市纪检监察部门进行全面细致调查的。而前一次调查，则是因为网络媒体的推动，促使自治区检察院指示呼伦贝尔市检察院纪检监察部门严肃认真地调查处理。

自治区检察院因网络民意而两次要求下级严查，体现内蒙检方高度重视网络民意，虚心倾听网民反腐呼声，也反映出内蒙检方的反腐决心。

有意思的是，对于“借车”这样明显的违纪行为，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纪委经调查后竟轻描淡写地公布：“女检察长的‘豪车’是从当地一家企业借用，检察院新建办公楼属阿荣旗正常基础设施建设。”却“只字”不提“借车”本身的违纪性质，让人感觉当地纪委和该女检察长“好哥们”的关系。

而正因为有了网民这样的质疑，才有了此次升级版的“全面调查”。

而在此次实行“全面调查”前，自治区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已经给“借车”定了调：“检察人员借用企业车辆，既违反廉洁自律规定，也是检察机关明确禁止的行为。”

也就是说，女检察长刘丽洁自此已成“有违纪行为”的人了。

从女检察长刘丽洁“借车”一事，不禁让笔者想起周久耕来。周久耕仅因为一包在当地官员手中司空见惯的“九五之尊”香烟而被网友揪住不放，然后又被曝光戴高价手表、开豪华车，甚至还说某开发商是他弟弟、其子做建材生意。当这些问题被查清均不符合事实后，周久耕却因其他经济问题而落马。

刘丽洁“借车”事件被曝光后，豪华办公楼问题接着被揭开，后虽经有关部门出面解释勉强过关，但却进一步将刘丽洁推向了舆论的漩涡。之后，坊间又曝出刘丽洁家中曾被盗巨额现金及刘丽洁拥有多处房产问题，这就和周久耕当初的过程十分相似了。

我不是很相信坊间的传说，但随着“全面调查”的深入，也不排除刘丽洁会成为第二个周久耕。

但愿女检察长刘丽洁除了“借车”以外，不要有其他违法犯罪的腐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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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毒奶粉”案尚未尘埃落定，含有“三聚氰胺”的毒奶粉再次呈现在世人的眼前，令本已严重受挫的中国乳品业雪上加霜。

据今日《新华网》一篇题为《陕西破获1起生产销售三聚氰胺超标奶粉案》的文章介绍，陕西省公安厅10日公布，公安机关已成功破获金桥乳业生产销售三聚氰胺超标奶粉案件，涉嫌污染的5吨奶粉目前已全部追回查封，未流入市场造成危害。

就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许强通报的“三聚氰胺毒奶粉”案情看，当地质检部门就不仅是严重失职了，而是严重渎职，甚至不排除有相互勾结的可能。

首先，封存样品怎么能随意变换位置？泾阳县质监局在2008年10月，就已经将检出的由金桥乳业生产的 “2008．5．16”批次4袋0．1吨和“2008．9．24”批次206袋5．15吨全脂淡奶粉封存。可该企业在向泾阳县质监局提出复检申请时，却可以“在抽样前将自认为合格的产品调换置在易抽检部位。”我想问问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许强一个简单的问题：被质监局封存的样品，企业能“轻易将自认为合格的产品调换置在易抽检部位”吗？不难看出，当时的产品位置调换，存在着明显的造假。那么，这一造假行为能够得逞，封存该样品的泾阳县质检局应该心知肚明吧？

其次，泾阳县质检局为何不分析造成两个截然不同结论的原因？同批次产品由初检“不合格”到复检“合格”，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按照常理，泾阳县质检局一定会深刻分析造成这一反常结果的原因，可泾阳县质检局不但不去分析其中的原因，复检后，仅凭被检单位总经理告知的检验结论，就签复予以解封销售。如此痛快，是否意味着该局早已清楚复检的结果呢？否则，当事人告知的复检结果，就那么值得信任？

再次，问题奶粉究竟有多少？按照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的通报，是“嫌污染的5吨奶粉目前已全部追回查封”，而按照泾阳县质检局的说法，这210袋奶粉中仅“有11袋三聚氰胺超限”，显得微不足道了。泾阳县质检局如此替涉案企业“大事化小”，是否有着利益纠葛？

最后，该公司的问题奶粉仅仅是这些吗？虽然陕西省公安局副局长许强对外宣布“涉金桥乳业从2008年9月至2009年11月，生产的其它批次295吨奶粉，经检验全部为合格产品，”但我们还是不能完全相信这样的结论。因为该公司被检查出有问题奶粉的时候，正是“三鹿毒奶粉”案的最紧要关头，但却是“一查一个准”。既然那批产品经复检后“合格”，那还有什么假不可以制造出来？

“三鹿毒奶粉案”被曝光后，国家本应痛下决心来治理食品造假，重新拾起人们对国产食品安全的信心。可对“三鹿毒奶粉案”的最终处理结果，不但没有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却显得对造假者的过分宽容：负有直接责任的三鹿公司管理层，竟无一人被判处死刑；国家管理食品的各路诸侯，竟没有一个人被追究渎职，甚至出现在被查期间得到提拔的怪现象，令人十分痛心。

中国的食品安全，何时才能令人真正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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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四川省某市一镇委书记带领十多名村干部来三亚度假，在三亚亚龙湾某度假酒店桑拿中心发生争端，先是与桑拿中心人员发生斗殴，亚龙湾派出所民警出警后，该镇委书记竟指令多名村干部打破一民警的头，另一名民警脸上也“挂彩”。（12月10日《南海网》）

近年来，国家限制公款旅游的文件下了不少，可官员公费旅游却并未见减少。四川的这位镇委书记不需要在本级财政开支，却能轻而易举去三亚度假，上级不可能不知道一个镇的“一把手”取向，明显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该书记在度假期间，却不守本分，用“霸气”干出了一件和其书记身份极不相称的荒唐事来。

过去媒体所曝光的霸道官员，其所做的霸道事，一般都是发生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如前不久曝光的雷州市附城镇党委书记陈华，在庆祝自己生日的晚上，强奸了刚刚通过公务员考试、被分配到该镇工作仅一个月的女下属；而云南宣威一镇党委书记，却因为涉嫌强奸女民警，以强奸未遂罪被起诉；河北省承德市牛圈子沟镇镇党委书记史国忠，竟让反映问题的66岁老妇“要跳楼就去五楼”，目前虽被免职，但却暴露出狂妄的本性。也有一些官员，在自己权力能够影响到的地方，霸道的程度也是令人惊讶，如狂啸“我是北京派来的”、“你们算个屁”，后被单位同事说成“好同志”的林嘉祥书记。

这些书记们做的龌龊事，只是因为做得太过分，并且没有注意策略，才最终被查处，而更多类似的书记或者什么“长”们，其霸道行为都是不会被曝光的。

通常情况下，那些霸道的官员，只是在自己“说了算”的那一亩三分地上为非作歹，而一旦走出去，一般都会显得相对规矩，不敢再胡作非为。

可四川这位镇委书记，却不远万里，不惜飞越琼州海峡，在远离本土的三亚市撒起野来，竟指令众村干部打民警，致两民警受伤，其中一名受伤民警被送往医院救治。

这位书记之所以如此蛮横，一种可能是，看到一大帮下属在跟前，还以为这里仍属于自己的地盘，习惯性的霸道作风再次战胜了理智。否则，“强龙斗不过地头蛇”这样浅显的道理也会让他罢手的。但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位书记平时霸道惯了，早已形成了“权力无疆”的好感觉，一个小小的桑拿中心工作人员，竟敢和堂堂的镇委书记作对，不摔部下狠狠打击，多失脸面？

可该书记这么干，自己的面子是暂时保住了，却将党和政府的面子给弄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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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8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开始对个人将购买不足1年的住房销售的，实行全额征收营业税；2005年6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住房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89号文）又将该政策的1年期限改为2年；一年后，实施的《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俗称“国六条”)，又将该政策的2年期限延长为5年；去年12月17日，面对房地产市场第一次罕见低迷的局面，国务院出台新规，对住房转让环节营业税暂定一年实行减免政策。其中，将现行个人购买普通住房超过5年(含5年)改为超过2年(含2年)转让的，免征营业税；将个人购买普通住房不足2年转让的，由按其转让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改为按其转让收入减去购买住房原价的差额征收营业税。

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终于听取了那些长期给房地产调控出馊主意，并导致房地产市场长期不健康发展的所谓专家、学者的建议，未能延长二手房交易营业税“五换二”政策，虽然是给近期是否延长二手房税收优惠政策的争论划上了一个句号，但这样的结果，相对于依然脆弱的房地产市场而言，只能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大家不难看出，近10年里，有关二手房交易的营业税，已经四易其策，可谓在“乱世重典”之思维下的“病急乱投医”了。这诸多的“重典”之下，又有多少“新政”殃及了池鱼？

大家不妨回忆一下，在2007年之前，国家都是以提高二手房交易税收负担来遏制炒房，但其结果却是提高了交易成本，进而推动了二手房的交易价格，最终水涨船高，对新楼盘的涨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也正因为这些政策过多地抑制了二手房的交易，客观上充当着房价上涨的推手。可当2008年，房价上涨到市民难以接受的程度，再配以增长较快的市场供应量，房价就必然会回归理性了。2008年出现的市场低迷，正是受这双重因素的影响所致。

去年二手房交易营业税“五改二”后，各地的二手房交易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活跃，市民们从这一税收政策优惠中得到了实惠。二手房交易的活跃，也推动了新上市楼盘销量的大幅度增长。这一措施，本来可以促进房地产市场向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但因为供应量未能随之增加，导致房价的非理性上涨，也给一些研究人员造成了错觉，认为活跃的二手房市场助推了房价，并错误地认为“五改二”减少了税源，使税收增长幅度降缓，这也是最终导致此次税收优惠政策“二还五”的重要原因。

笔者以为，“五改二”不但没有减少税源，还因交易量的大幅度上升而使税源增长很快，税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已经证明了我的观点。

而从价格方面来看，二手房交易的活跃，虽然会促进新楼盘的销售，但影响房价的最终因素却还是供求关系。

就笔者所在的芜湖市而言，今年房价上涨过快的原因，还在于供求关系的失衡。

2009年1-10月份，芜湖市区累计销售商品房210.9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了132.88％，而累计批准商品房预售面积仅159.70 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却下降了1.66%，二者相比，形成了50万平米的供求缺口，使本来较为健康的供求关系，变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市民没有了“选房”的权力，房价上涨也就在所难免。

可这样的房价上涨原因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因为政府已拍卖的存量土地，加上新拍卖的土地，即使按照每年250万平米的销量，也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消化，可为什么会产生销量倍增下“批准商品房预售面积”萎缩的局面，是否存在着“捂盘”或“捂地”的现象？

从宏观经济分析面看，任何一个需要鼓励发展的行业，都应该给以税收优惠。因为较低的税负，会使一个行业的交易成本降低，进而使交易价格下降。

就目前脆弱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而言，二手房交易营业税改为“二还五”后，交易量将急剧萎缩。一些外来的准购房户，因为对未来房价的预期难以判断，会使他们的购房愿望进一步下滑。

综合多种因素判断，中国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将再次步入混沌状态，2008年的房地产市场故事将不可避免地重现。

如果国土资源部认真履行职责，大力整治“囤地”行为，强令规定开发商的开发进度及完工时限，房价的大幅度下滑将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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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挂职干部”扰乱编制管理

今天《红网》一篇题为《网帖称安徽国家级贫困县临泉县设11个副县长》的文章，再次将中国地方政府副职过多这一丑陋行为暴露出来。

该文介绍，安徽宣城市宣州区设10个副区长，另一贫困县临泉设11个副县长，而有关部门无一例外地回应称符合规定，因为这两地两位数的副职里面，均有4名属于“挂职干部”。

就在几天前，网上曝光江西省德兴市，这个仅有31万人口的小城市，也有10个副市长，而官方回应说这其中包括3名“挂职干部”。

而在一年前，网上曾曝光拥有10个副县长、四个县长助理的湖南省平江县，也是拥有4名“挂职干部”。

“挂职干部”，应该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干部管理制度了。出现这么多的“挂职干部”，无非是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方面，派出的上级部门本身职数不够，无法解决干部的职务升迁问题，就学起当年城市就业压力过大而发明的“上山下乡”来，分流一部分人下去。一般情况下，“挂职”回原机关的人，都会得到相应的提拔。如果一个部门始终有下派挂职的干部，无疑是给该部门增加了一个领导职数。另一方面，各地都非常喜欢“挂职干部”。因为这些“挂职干部”去一个地方挂职，一般都会带资金、带项目，以显示本部门真正为地方“干实事”。再说，这些“挂职干部”都来自于上级部门，对于日后搞好上下级关系，也能起到纽带作用。此外，“挂职干部”不占用地方编制，不需要地方财政掏钱发工资，这对地方来说简直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大好事。因此，地方使用“挂职干部”，那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可过多“挂职干部”所带来的副职泛滥现象，却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无论这些“挂职干部”在哪里拿钱，拿的也都是纳税人的钱，而纳税人却没有义务养这么多的副职。

“挂职干部”，也使“选举”二字更加名不副实。这些从上级下派的干部，估计没有几个当地的人大常委会成员认识他，而在人大常委会上通过“选举”最终任命“挂职干部”，也就失去了“选举”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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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华西都市报》一篇题为《河南原国家级贫困县政府部门大肆建别墅》的文章披露，河南信阳市罗山县多个政府部门违反国家规定，带头兴建别墅，致使该县大肆兴建别墅成风。

该文介绍了最早为官员建豪华别墅、专管房地产建设的罗山县建设局，其建设的“郦水花园”，共有27栋别墅，都是3层，每栋2套，共54套，每套别墅的面积从280平方米至380平方米不等。里面住的大多是建设局的领导，也有其他单位的领导。而该局建设的“府邸花园别墅群”，则是罗山县里最豪华的别墅群，被当地群众称为“最牛别墅”。

该文还介绍了另一个强势部门——财政局，该局就在豪华的财政局办公大楼后边，建起了“别墅家属区”。

大家一定很奇怪，刚刚摘下“贫困县”帽子的罗山县，怎么会出现如此豪华的官员别墅？但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一年前曝光的罗山县上级，信阳市“处级别墅”、“厅级别墅”，再追寻一下其最后处理结果，就不难看出罗山县造“科级别墅”的必然性了。

去年7月份，论坛上一则题为《河南“最牛局处级别墅群”》的帖子曝光了信阳市国土资源局家属院内的豪华别墅群，这些别墅分配给领导时，仅收取建筑成本，每套约20万元，而当前实际价值约200万元。

从法律的角度看，这已经是一种“私分国有资产”的行为，可随后的处理结果却是一场温柔：停办手续、补交房款，相关领导写出“深刻检查”。

“补交房款”，不知道是按照什么标准补交，但一定不会以市场价，而“意思、意思”的可能性应该更大。

令人惊讶的是，就在“处级别墅”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厅级别墅”又浮出水面。《小康》杂志采访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说：被查处的国土局别墅与“厅级别墅”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这位曾经做过建筑工程的司机说，他进“厅级别墅”里看过，无论质量、规模、环境，都“比国土局强何止百倍”。

不难看出，信阳市能建“处级别墅”、“厅级别墅”，其下辖的罗山县为何不能建“科级别墅”，更下面的乡镇为何不能建“股级别墅”？

而这样的“上行下效”，必然会蔓延整个信阳市。笔者担心：信阳市极其所辖各县、区，还有官员别墅没有被曝光。

建豪华官员别墅的单位，利用手中权力“近水楼台”的特征十分明显，那些弱势部门就不满意了：同为党政部门，为何只有国土局、建设局、财政局这些强势官员能享受？按职务分配豪华别墅，普通干部不满意了：公务员“私分国有资产”，还要按照职务高低分等级？只给官员别墅购买权，老百姓不高兴了：现在房价这么高，很多普通民众已经买不起，当官的凭什么住低价别墅？

无论是“厅级别墅”、“处级别墅”，还是“科级别墅”乃至尚未被曝光的“股级别墅”，都是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不和谐”声音。而这些声音的制造者，却是党政机关，就不得不令人久久深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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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晚，湖南省湘潭市辖内的湘乡市私立育才中学发生一起伤亡惨重的校园踩踏事件，目前已造成8人罹难、26人受伤。

据湘潭市委宣传部介绍，这一惨剧发生在育才中学7日21时许晚自习下课之际，学生们在下楼梯的过程中，一学生跌倒，骤然引发拥挤。到目前为止，已造成8人死亡、26人受伤，另有8人在医院留观，以确定是否有伤情。（12月8日《新华网》）

如此惨剧，在全国范围内却不断发生，仅在上个月，媒体公布的中小学生踩踏事件就发生了多起：

11月3日，同为湖南省的常宁市西江小学发生踩踏事故，造成6名学生不同程度受伤。

11月25日，重庆市彭水县桑柘镇中心学校发生学生踩踏事件，造成5名学生严重受伤，数十人轻伤。

这些踩踏事件，都发生在教学楼里，都是因为教育楼的出口过少，楼道狭窄，加之学生不讲秩序所致。

就育才中学踩踏事件而言，发生在晚自习下课之际，学生们在下楼梯的过程中，仅因一名学生跌倒这样经常性发生的现象，就骤然引发拥挤。因此，这起惨剧，和办公楼在设计时对安全性的要求不高有关，但也暴露出学校管理上的混乱。湘乡市委决定免去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局长朱清华的职务，并将在查清事故的基础上，追究其他人员的责任，这是很有必要的

再说常宁市西江小学惨剧，那幢能容纳千余名学生的教学大楼，却只设计有一个楼梯口，学生集中出入时，当然十分拥挤，发生踩踏事件当然也就在所难免。

而彭水县桑柘镇中心校踩踏事件，仅因一楼的两名学生跑向二楼，与三、四楼教室下楼的学生相遇，学生流在一楼、二楼楼梯口发生拥堵而最终酿成踩踏事件。可以想象，当时的秩序是何等的混乱？

反思这几起踩踏事件，教学楼的设计都存在着安全隐患。而这些教学楼是如何设计出来的，又是如何通过验收的，就值得反思了。也不知道，中国目前对教学楼的设计，是否有额外的安全保障规定？

当然，教学楼的安全隐患，也仅是导致踩踏事件的外因，而学校管理混乱则是十分重要的内因。因为这些惨剧的发生，无一不是因为学生不讲秩序，不懂得谦让，甚至搞恶作剧所致。

这些孩子们，上学就是为了接受教育。学校除了教他们学习知识，还应该教会他们如何讲究社会秩序，讲究社会公德，教会他们懂得礼让、谦让。

可这些可爱的“祖国花朵”们，却早已习惯于拥挤、无序，这并不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所致，而是我们的现代教育出现了问题，导致国人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偏差。

教育主管部门，真该好好反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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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呼伦贝尔市阿荣旗人民检察院女检察长刘丽洁开豪车，该院建豪华办公楼的事情，在网上备受热议。4日，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纪委经调查后公布：女检察长的“豪车”是从当地一家企业借用，检察院新建办公楼属阿荣旗正常基础设施建设。

豪华办公楼的事情，虽然当地纪委的解释仍不能令人信服，但我们姑且不去管它。笔者作为一名纪检监察行业的门外汉，仅就对该检察院车辆管理的明显漏洞，向阿荣旗及呼伦贝尔市、内蒙古自治区纪检监察部门问三个问题：

一问：阿荣旗检察院是否存在超范围配车的问题？该检察院仅有工作人员59人（不知道是否包括勤杂人员），却配备了10辆车，平均不到6个人就有一辆车，这对于一个县级监察机关来说，是不是存在超范围配备车辆问题？

二问：阿荣旗检察院是否存在超标准配车问题？按照中央《关于调整党政机关汽车配备使用标准的通知》的规定：除省部级和副省部级干部外，其他公务用车配备标准为：排气量2.0升(含)以下、价格25万元以内。而该院一部丰田2700，目前的价格当在38万元左右，该车是否超标？

三问：阿荣旗检察院向企业借车，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按照阿荣旗纪委调查的结果，那辆百万元级的豪华车属于本地的一家企业所有，女检察长刘丽洁仅是借用。但在通报中，阿荣旗纪委却“只字未提”这样的借车行为是否合法，令人生疑。

笔者了解到，中纪委、监察部早已就党政机关向被管理对象及下属单位借车一事作出过明确限制，并“三令五申”强调党政领导干部“不准利用职权向企业、下属单位换车、借车和摊派款项买车。”

如这位女检察长，放着本单位仍能正常使用的9辆车不用，而向自己管理范围内的企业借来一辆豪华车，这样的行为应该受到是什么样的纪律处分？

阿荣旗纪委闭口不谈该女检察长借车属于违纪行为，这明显是在有意袒护。呼伦贝尔市的纪检监察部门，作为上一级机关，应该动用责任追究制度，去追究阿荣旗纪检监察机关在本案中的袒护责任。

党政官员向被管理对象借车，在全国也较为普遍，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不能严格执行规定，对违纪现象视而不见，甚至乐意担当他们的保护伞。

借车，其实也是一种极为明显的腐败行为。车主面对手中握有重权的借车人，肯定不敢不借。有的车主还要搭进去汽油费、修理费、过路过桥费等。当然，得到的回报，那就是借车人日后的特殊照顾。而这个特殊照顾，无非是牺牲国家利益、牺牲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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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检察院检察长刘丽洁开豪车，建豪华办公楼的事情成为舆论焦点，笔者也就此事写了两篇博文。前天，阿荣旗纪委就该事件发表了正式结论，除肯定该检察院新建办公楼的合法性外，还证明刘丽洁所开那辆价值近百万的大众途锐，系向阿荣旗一家企业借用的，现已归还。

就在“女检察长”事件趋于平息之际，另一起“借车”事件又付出水面。12月4日，《南方网》一篇题为《广州环卫局官员豪华座驾由垃圾焚烧企业提供》的文章，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该文介绍，原广州市市容环卫局副局长、现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徐建韵现在正使用的一辆8代本田雅阁小轿车粤A 3000V，由广日集团提供；而该局设施处处长、现广州市城管委环卫部门设施处处长徐桂林正在使用的一辆2.4福特小轿车粤A 069A 6也来源于广日集团。

广日集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

大家知道，近期媒体有一个关乎环保的热点话题，那就是“番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该不该建”？该项目因受到周边居民的反对，近期将举行听证。而该电厂的建设方，就是广日集团。该集团的另一个项目——位于白云区的李坑二厂，也曾遭环保总局否决，今年9月3日，市建委发文，同意在文件未齐的情况下，李坑二厂先开始基础施工。

可以轻易发现，无论是女检察长借本地企业的豪华车，还是广州环卫局借广日集团的车，他们之间都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其借车行为也必然对行政执法的公正性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党政机关向被管理对象借车，实际上是视国家公车配备的有关限制于不顾，如仅能配备价值25万元以下汽车的女检察长刘丽洁，通过“借车” 就可以坐上价值百万元的豪车了；广州环卫局通过“借车”，就可以让更多的人享受公车出行。

也正因为如此，中纪委、监察部曾“三令五申”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不准利用职权向企业、下属单位换车、借车和摊派款项买车。”

令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尴尬的是，借车现象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却未看到有哪一位官员因借车而受到查处。

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检察院检察长刘丽洁借豪车的事情被曝光后，我们只看到阿荣旗纪委帮助刘丽洁开脱，而未看到他们就刘丽洁借车违规行为的任何表示。

是中纪委、监察部“不准官员借车”的规定废止了，还是地方纪检监察部门严重渎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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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新闻网》一篇题为《周祖德等3名涉嫌舞弊候选人落选中科院院士》的文章，一定会吸引大量读者的眼球。该文披露，今年的中科院增选，多次曝出院士候选人造假信息，至少有三起院士候选人涉嫌舞弊事件被曝光，包括浙江大学的叶志镇教授、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教授、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守亭等。但从最终结果来看，这些人最后都未当选。

中国学术造假，已经成了一种“潜规则”。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在网上下载，已成常态；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盗用学生研究成果发表学术论文，已经司空见惯；导师、教授和学生合署发表文章则更显得理直气壮；一项学术成果署名一大串，竟无人知耻。

最令人难以容忍的，就是被视为中国科技界最高殿堂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舞弊行为了。

在以上三位院士候选人舞弊案被曝光之前，院士造假的新闻就不断被披露。如被称为“杂交水稻之母”、“杂交水稻救星”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论文和专著均被指抄袭和侵占他人劳动成果；今年3月初，六教授联名投诉2007年底当选工程院院士的刘兴土先生抄袭剽窃，却至今未果。

造成学术造假严重的原因，应该和中国对学术造假持宽容态度有关。造假者风险极低，而获利却很丰厚。比如同样学术造假的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因“宣布成功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和患者匹配型干细胞”并冒领经费被判刑。而中国的汉芯造假事件，浪费了国家上亿元的科研经费，至今却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真是咄咄怪事。

中国“两院院士”评选，拉关系和造假等不端行为不断被曝光，一些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反而无缘这项学术头衔，最为典型的要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被中国科学院抛弃，以及去年被美国科学院增选为外籍院士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李爱珍了。李爱珍虽屡次参加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增选，却始终无缘“两院”，只能“墙内开花墙外香”。

中国的学术造假、学术评估作弊，真是触目惊心，已到了非下猛药整治不可的地步。今天，中科院将3名涉嫌舞弊的院士增选候选人名单公之于众，就断了后来者造假的意念，对于端正学术风气有着相当的积极意义。

因此，我要为中科院公布舞弊者姓名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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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晚，成都市金牛区居民唐福珍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16天前，她因阻止有关政府部门拆迁而站在楼顶抗争，最后泼上汽油用打火机自焚。如今，唐的数名亲人或受伤入院或被刑拘，地方政府将该事件定性为暴力抗法。（见12月3日《武汉晚报》）

针对“成都自焚案”是否暴力抗法的问题，网上已经有了多日的讨论，网民们情绪激愤，讨伐执法者的声浪是铺天盖地，近乎一致地谴责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粗暴执法、视民众生命如草芥的恶劣行为，民众不相信有人会拿自己或亲属的生命去暴力抗法。

即使真的存在轻微暴力抗法情节，但人已经死了，中国人的同情心也不容许警方将其家属拘禁。如此单方面宣布对方是“暴力抗法“，实在是思维错乱所致。

对此，金牛区政府已于昨日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建议：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停职接受调查。

应该说，这是本案的一个转机。金牛区政府终于承认区城管执法局在该案中要负责任了。

在几天时间里，“成都自焚案”就由“暴力抗法”转变成局长被停职。金牛区的有关部门，其实也是从推卸责任到准备承担责任的大转变。

就这几天的时间，就这样的转变，金牛区乃至成都市的诚信就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这样的转变，也只能是亡羊补牢。

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做了坏事，政府部门抱着“护犊子”的心态去袒护工作人员，也是情有可原的，我们已经不指望他们“全心全意”为我们服务了。但有的事件已经极为严重，是你所在的那一级政府能遮掩得了的吗？

一些重大的特发事件，本来是个别干部野蛮执法所致，只要说清楚、处理相关人员就可以平息。可政府有关部门却有意帮他们解脱，或者宣布案情时不慎重，定性不准，最终把事情弄大了，惊动了上级甚至上级的上级，等案件真相大白的时候，地方政府部门的诚信也就丧失殆尽了。

如“钓鱼式执法”事件，“老子”调查“儿子”的结果，也好意思通过新闻发布会向外公布；邓玉娇事件，如果当初警方不是草率地宣布邓玉娇构成“故意杀人罪”，并称邓玉娇有神经病而将其五花大绑在病床上，就不会引起网友对当地政府的强烈反感，这一普通案件根本就闹不出如此大的动静；“躲猫猫”事件中存在着明显的常识性漏洞，连普通的网民都能说得清清楚楚，而有关部门却视而不见，掀起轩然大波当然在所难免。

通过近期的媒体曝光，反映出一些官员的素质真的不敢恭维。“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仍处于热议当中，就有“记者应该向着政府”、“你是不是党员”等官员雷语出现。我都不知道这些官员是如何得到任命的？

这样的官员，哪里有能力应对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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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女检察长”成为网络热门词汇，用“google”搜索一下，竟出现了490万条信息。

今天《内蒙古新闻网》转载了《北方周末报》一篇题为《内蒙阿荣旗检察长回应“名车”“豪楼”风波》的文章。读完该文，笔者感觉记者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希望给女检察长刘丽洁正名，《腾讯》有网友认为“记者被收买了”，还有一些网友甚至将该文戏称为“女检察长的新闻发布会”。

无论如何，笔者第一次知晓的《北方周末报》，和那个大名鼎鼎、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南方周末》，那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但即使如此，笔者还是从该文中读出了诸多管理漏洞，且这些漏洞还必须要一个强势政治家来堵漏，否则漏洞将越来越大。

首先，该文披露刘丽洁此前长期驾驶的百万元级豪华车，是阿荣旗那吉屯镇一企业的。可中纪委、监察部都曾三令五申，禁止国家工作人员借用被管理对象的车辆及其他贵重物品。

记者如此给刘丽洁洗白，是不是可以说明阿荣旗权力机关“借车”现象已经十分普遍呢？

即使真的是借车，刘丽洁也应该受到纪律处分。

其次，该文披露当地纪委的调查意见，认为：新办公楼是“按上级检察机关的规定建设，绝不是豪华办公楼”。

一个连临时工、司机等加在一起，仅45人的旗检察院，竟要“按照规定建设”成6379.29平米的办公楼，人均超140平米，这是什么样的规定？有了这样的规定，不够发达的内蒙古，是不是各地检察机关都在豪华楼里办公呢？

记得监察部一直在查超标、豪华办公楼建设，如果这样的办公楼不超标，那中国还有超标的办公楼吗？希望监察部门举一反三，好好查查内蒙古检察机关的办公楼建设标准，是否超越了监察部的有关规定。

近年来，内蒙古的负面消息也是不断出现，如赤峰市市长徐国元受贿案、赤峰市多名局长贪腐案、呼和浩特越狱案、内蒙古“网贴案”、万里大造林案等，都给内蒙古的声誉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非常遗憾的是，该事件发生至今，仍无一个权威部门正式回应媒体，这其中应该不排除“官官相护”的因素在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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