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下午，经停济南火车站的火车出现大面积晚点情况。济南铁路部门有关人士表示，很多列车滞留在铁路线路上，但“具体什么原因不清楚”。26日17时许，乘坐K1138次列车的庞先生发现列车在万德突然停了下来。K1138次列车是从南宁开往青岛，庞先生起初还以为列车是为了让过路车。但就这样停了一个多小时，列车仍没有开动的意思。让庞先生生气的是，乘务员只说是线路出现故障，具体也说不清什么原因，没有给一个说法。（11月27日《齐鲁晚报》）
    很多列车滞留在铁路线上，晚点高达一个多小时，但是铁路部门给予乘客的是“具体什么原因不清楚”。发生在济南火车站的这一怪事，让愤怒的乘客有时空恍惚之感，还以为这是蒸汽火车时代。须知，就在武广线上，世界最快的高铁专线，已经正式运营。舆论惊呼：中国高铁时代已经来临。
    同一个时代，不同的感受，折射着中国铁路运营踯躅于二元轨道的尴尬与反讽。“铁老大”，本身就是这种两极悖论的绝佳符号。济南火车站的莫名其妙晚点，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因为高铁时代的来临，预示的只是列车和轨道硬件的提升，在铁路运营模式、服务质量、待客之道等软件层面，“铁老大”并未有本质的改变。一如既往的垄断式自以为是，一贯如此的漠视乘客，毫无长进的信息发布模式，“铁老大”的痼疾，不可能与时俱进地自我痊愈。
    从济南火车站莫名其妙的晚点和铁路部门“葫芦提”的公共信息遮掩，到武广高铁价高得让人窒息，再到武广普通列车多车次停运...公众深切感受到，“铁老大”的老毛病没有改，新毛病又出现了。这种不长进，根子就在垄断性的老大地位所造成的。建国一个甲子了，13亿人平均下来，所拥有的铁路长度不到一根烟卷。铁路运能运力的窘况，每年春运数亿人主选铁路的出行，造成了铁路运营市场失衡的局面。在此语境下，铁路打折服务质量，成为一种惯性的公然规则。乘客一票难求，反而成为铁路运营部门推卸服务质量低下的借口。甚至，在失衡的铁路运营市场下，畸生出倒卖车票不当得利的寄生行业。
    所以，铁路部门所有的乱象，都是“铁老大”的垄断地位所导致。“铁老大”维持现有的江湖地位，整个路网---不论低等级铁路还是高铁，其运营模式和服务质量都不会升级转型。滞后于时代的管理思路和新型的高时代的矛盾，只会越来越突出。唯一让人欣慰的是，乘客的维权观念在升华，舆论对铁路的监督力度在加大，民意对“铁老大”的不满在增强。民本的压力正逐渐消解“铁老大”的垄断任性。譬如，对民众质疑开始回应，对一些过时的红头文件开始废弃，对高企的票价开始承诺优惠等等。
    但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要求真正自由竞争的铁路运营。铁路系统国字号本色不改，权力基因不除，“铁老大”不接地气的毛病就会时时冒出来，不把乘客当成衣食父母。因此，诞生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铁老大”，不能一方面惬意地徘徊于老旧体制下，另一方面利用市场机制的垄断牟利。踯躅于二元时空的铁路系统，在轨道更新、列车提速的同时，自己的观念和思想也要更新，体制机制更要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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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施全国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12月23日《中国广播网》）
    这次会议，对企业退休人员和在岗职工无疑都是利好。尤其后者，更是解决了人口大流通时代打工者多年遇到的普遍难题，2.26亿打工者以后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在各地打工了。
    按照会议精神，2010年1月1日起施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所有人员，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可在跨省就业时随同转移；在转移个人账户储存额的同时，还转移部分单位缴费；参保人员在各地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对农民工一视同仁。在转移程序上，国家予以统一办理，只需转移人提供转移申请，即可由社保机构办理。而且，今后全国将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颁发统一的社保卡。
    这一全国“一统”和无缝对接的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不仅契合了当前中国的就业现状，也消弭了不同职工间的身份藩篱和待遇差别。因此，平权、惠民、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是这一制度的亮点。由于这一制度还没有付诸实施，好的制度要靠好的执行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目前评判养老保险的“一统”，所有的利好都还是象征性的。这一制度，既让人充满理想愿景，又存在不少的现实困境。
    除却执行上的偏差、落实不到位给这一惠政所带来的实质性效果打折，可预见的现实困境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个人账户转移不是问题，但是单位缴费部分，如何转移，转移多少，尚存模糊空间。按照“暂行办法”规定，单位缴费只是部分转移，而“部分”并未具体量化。如果不明确，“部分”转移只是聊胜于无，所谓的转移续接也就变成了个人账户的转移。这个转移和以往异地重开账户并没有多少差别，因而对流动打工者的吸引力也就大大降低，好的制度也就成为摆设。二是这一制度，对画地为牢的地方利益格局是个挑战。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收入差异很大，职工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部分也有高有低。老的制度不能转移社会统筹部分，就是因为各地不愿意将这部分资金转移到外地。新的制度规定社会统筹部分的部分转移，事实上已经是对地方利益困局难以突破的适当妥协。尽管如此，只要地方利益的现实诉求还在，全国一统的无障碍转移就不能顺畅实现，总会遭遇地方保护主义的掣肘。
    还有就是，由于养老保险既往的制度不健全，职工基本的养老保险网络并未实现全覆盖，制度性欠账较多。更重要的是，中央只提供了好的制度范本和政策条文，从执行到社会统筹的转移支付，一律交由地方政府承担，这无形中增加了各地的财政负担，导致地方政府执行消极乏力。因此，所有的社会保障，归根结底都要落实到“钱”上，如何解决“钱”的转移，平衡各地社会统筹的利益均衡，是制约这一善性制度的关键所在。
    总之，好的制度除了好的文本和修辞，还要着重于条文的细化、具体和便于落实。而所有的这些，都要建构在事实求是的社会现实生态之上，既不能落后于时代，也不能超前于时代。在我看来，落实好这一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最首要的是解决好社会统筹的转移。而解决好这一矛盾，关键是加大中央财政的支持和支付。只有国家不吝埋单，全民保障才有保障。此外，大一统的养老保险转移，需要城乡“二元结构”的彻底颠覆。因此，这一制度需要消解现有的户口制度，打破京、沪、穗等一线城市严苛的城市准入制度，以及实行就业、就学、购房等全覆盖平权制度的配合。哪一个老旧的制度不破局，养老保险金的无缝转移接续都会遭遇现实的瓶颈和障碍。  
     
   

   

本文刊于12月23日西安晚报

本文刊于12月22日香港文汇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今日表示，到2009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将分别降低到37%和43%左右，总体上已经进入小康居民消费阶段。（2009年12月21日《中新网》）
    用恩格尔系数评价一国一地是否进入小康生活，理论上很科学。因为这一指数反应的是食品消费和消费总额的比重。居民消费“吃”的比重过大，说明居民生活踯躅于温饱阶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划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在50%-59%为温饱，在40%-49%为小康，在30%-39%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
    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维持在37%和43%左右。从数字指标上看，中国居民似乎进入了小康消费的幸福生活。但是，就像人均收入、人均GDP不大靠谱，和现实生活存在不合辙的情况一样，一切平均化了的社会经济指标往往是虚拟的画饼。公众在经历太多的数字狂欢后，发觉这样的数字游戏离真实的幸福愿景相当遥远。久之，也就对形形色色的数字治标从欣喜的敏感变成过敏的质疑。
    对于中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是如此。即将过去的2009年，给人的感觉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中国经济“保八”成功，避免了危机年的经济不景和增长乏力；忧的是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靠的是大规模的投资刺激，匮乏的是居民消费的提振拉动。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前三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有4个百分点，投资贡献了7.3个百分点。显然，相较于投资，消费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还有待提升。
    更重要的是，就消费结构而言，虽然城乡居民消费开始由吃穿转向住行，消费结构正在转型升级。但辩证而言，恰恰是车市（第一消费大国）和房市火爆的消费荣景，反衬出恩格尔系数的不公允。按照保守估计，今年全国一手房和二手房销售总额很可能达到5.7万亿-6万亿元。据商务部预计，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2万亿元左右。（《见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全国有一半的钱都花到房市上了。
    众所周知，能够买得起房和车的，都是中高收入以上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消费总额越大，就使得中低收入阶层在食品上的消费支出相对减少，客观上使恩格尔系数变小。还有就是，在买房买车的人群中，还有一大批靠举债和借贷超前消费的“车奴”和“房奴”们，他们是纯粹为恩格尔系数降低“做贡献”的一群。说白了，他们用寅吃卯粮换回了中国小康社会的数字幻象，却不得不在未来（十几年或几十年）勒紧裤腰带。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还是全球奢侈品成长最快的市场。截止2009年12月，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已由今年1月份的86亿美元增至94亿美元、全球占有率27.5%，上涨了3个百分点。（见央视网）
    车市、房市、奢侈品消费，这些有钱人的消费游戏，虽然降低了中国的恩格尔系数，谁能说中国社会进入了普遍小康？在中国缺乏稳定的中产阶级，贫富悬殊差距极大的社会语境下，车市、房市和奢侈品消费在消费总额中占得比例越大，越反映出基数最大的中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的孱弱，生活质量的偏低，他们的消费恐怕依然是为了锅碗瓢否打转，为材米油盐而打拼。经济学家郎咸平先生说得好：“在世界经济仍旧低迷的背景下，中国楼市、车市、股市、奢侈品消费呈现大幅增长的局面就是一种非正常的发烧。”
    “发烧”的非正常消费扭曲了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意味着这个数字指标不能客观反映中国是否进入了小康社会。因此，纸上的小康和数字化的幸福，既空洞又雷人。 
    大富大贵，中国民众似乎少有奢望；小康人家，人们却有质朴而单纯的愿景。那就是实实在在地实现全民安居、全民社保、大胆消费而没有后顾之忧。总之，公众实实在在可触及的庸常幸福体验才是最重要的。

本文刊于12月22日时代商报

 

    近日，媒体总结了2009年官员“雷人语录”，其中，“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位居第一。专家表示，官员“雷人雷语”受关注，说明当前一些地方和政府部门中的官僚主义习气仍然比较浓厚。（12月16日《新华网》）
    这条“替谁说话”的雷语出自郑州的一位副局长。虽然雷人程度较高，但是对比其他的官员雷语，如“这个事不好说太细”（天津某局的刘姓副处长）、“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某省某政协官员）、“房地产商来我市投资，赔了算我们的”（某市长）、“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它关闭”（某省文化干部）、“法院是习惯性这么做的”（某法院院长）...内涵上并无不同，凸显权力的极端傲慢。自然，民众的权利就显得相当卑微。
    官员“雷人语录”一再出现，而且具有不分地域和覆盖各个权力部门的“异口同声”，显然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官僚主义习气所能概括。在人们看来，这是一种社会性的痼疾和悲哀，因为官员集体无意识的口无遮拦凸显人治语境下的权力任性，预示着法治进程的步履维艰和公民社会构建的艰难。
    令人倍感警觉的是，这些“雷语语录”之所以对公民权利表现出不可一世的轻蔑，并非纯粹出自权力的傲慢，更多的是“屁股坐歪了”，成为某些特殊利益群体的代言人。那位发出“房地产商来我市投资，赔了算我们的”的“雷语”市长就极为典型，反映了权力为资本撑腰、折腰的现实。他的一句“雷语”，即可分解出城市拆迁、房市紊乱、民生怨恨等等潜在的社会风险。而不计“赔赚”的吸引投资政策，更显GDP至上和缺乏公共财政预算的人治色彩。还有叫嚣“关闭”新华网的文化干部，影射的则是权力主导舆论而舆论对权力监督的力度孱弱。法院的“习惯性”做法，则意味着法治的疲沓和慵懒，缺乏对权利真切的关怀。
    总之，透过这一连串的“雷人语录”，公众深切地感受到，官员和百姓的距离越来越远：官声成为一种喧嚣和训示，民生则成为被贬抑和被训诫的对象；权力不惮以最露骨的表达宣示对资本的偏爱和对权威的声张。2009年末，当媒体把一众官员的“雷语”连缀成“语录”时，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是一幅生动鲜活的现代版“官场现形记”。萧伯纳说得好：“一切世俗的权力都会使人成为无赖。”但泰戈尔为这些雷语官员的画像更加惟妙惟肖----“权力把受害者的百般苦恼看作忘恩负义”。
    让人钦佩的是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和中国媒体的监督意识。每一起官员“雷语”的诞生，民意和舆论都将之发酵为舆论热点，让社会充分评议，使“雷语”官员在民意挞伐和舆论的冷嘲热讽中或反省道歉或被上级批评处分。公众和媒体“要冒犯几个芝麻大的小权威，我们还得拥有对真理的公正无私的爱以及性格力量才行呢。”（别林斯基语）事实上，除了公众对真理“公正无私的爱”，中国媒体和公民释放出来的“性格力量”也让人眼前一亮。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的进步，恰恰表现在民众的权利觉醒和舆论的监督跟进上。
    公众不反对官员发出个性语言，但官员绝对不可以“大嘴巴”，尤其是发出体现权力傲慢和蔑视权利的狂妄“雷语”。否则，就会被公众和舆论考问得体无完肤。因此，敬告某些官员，要跟得上法治社会的节奏，以谦卑之态面对权利，谨言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