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跟阿克曼先生一起为“德中同行”做宣传活动。说起我的博客，我说对不起呀，实在是很久没有写了。阿克曼先生也没客气，说是呀，你很久没写了。我说晚上回来一定补一篇。

所以现在兑现承诺。

          左边黄色的房子是巴赫故居，右边是巴赫博物馆。

 下面继续我的朝拜。

       在DD之前，查看地图，得知巴赫故居爱森纳赫就在附近，于是起念去那边朝拜一番。在网上看资料，有一个发烧友的贴子让我大笑起来。这个发烧友说他背着巴赫的碟到了爱森纳赫，到了那里拿出来，晃了晃，当是巴赫为他的碟开光。

余快负责查路线以及订票。我们的行动计划是：乘坐早上8点的火车，大约9点左右到魏玛。在魏玛，我们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参观，然后再赶一点左右的火车去爱森纳赫。坐下午六点的火车返回DD。大概晚十点前能够到家。虽然是一趟辛苦的旅程，但跟五体投地式的朝拜相比，就显得太轻松了。

            魏玛的街头。魏玛的地名，不是叫歌德广场就是叫席勒街。我都弄混了。

魏玛和爱森纳赫，都不在萨克森州，而在隔壁的图林根州。所以我这是一次出州的行动。

早上，历经了一次有惊无险的事：我们在火车即开的最后一分钟，跳了上去。原因是余快漏了一班公车，急忙中搭了的士，却频频遭遇红灯。车票都在她手上，我只有苦苦地站在火车站门口等候。等得心理上业已放弃这趟行走时，她慌慌张张地出现。我们以飞奔的架式冲上站台，奔跑时甚至不知道火车是否已经开走。直到看到火车还趴在那里，心里才松下一口气。几乎在我们一跳上车后，火车便启动了。唉，我这把老骨头，已经很少以这样的急速进行奔跑了。

一个小时后（似乎还不到），即抵魏码。魏玛找席勒或歌德故居真是太容易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里到处都有他们的遗迹。

搭了几站公共汽车，即到歌德广场。我们先看了下包豪斯的展览（很可惜，内容真是少，只一个房间里贴了些照片而已。），然后便去席勒故居。

像DD一样，席勒故居也是一座黄颜色的房子——我不知道全都是这样的黄色是偶然为之或是有什么联系甚至暗中有怎样的密码。不知道。心里倒是有点奇怪（后来问过，答说德国人就喜欢用这样的黄色涂外墙。）。

最让人遗憾的是席勒故居不准拍照。这就是德国式的小气。德国人小家子气十足，这是我在德国最大的感受之一，有时候觉得真是没话可说。一个作家的故居，有什么不可以拍照的？在法国就不同，罗丹艺术馆、卢浮宫、奥赛等重要展览，统统都可以拍照片。连一分钱的拍照费都不收（俄罗斯大多地方，如照相就得拿钱为相机买票。德国有的地方也是如此。）。这一点让我很沮丧。

故居中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床，是席勒当年用过的，完全是原物。每一个去的人，都会忍不住伸出手，轻抚一下。仿佛是想感受一下席勒的气息。我也是。手掌触在桌面和床架上的感觉，真的是很奇妙的。只有身临其境才体会得到。

歌德故居距席勒家不远，大约走路只要五分钟。比起席勒家来，歌德家是豪华得太多了。好几间屋子都摆放着他的收藏品。屋内的陈设也很气派。活得长到底还是好，时间长了，名声便愈加巨大，而财富也自是日益增多。我的同事映泉以前常跟我们说，要注意身体，活长一点。理由是，那些著名作家（指国内的）之所以那么著名，不是他的作品写得比别人更好，而是他们活得比别人更长。真是说得有道理。

依然是不让拍照。不拍照的结果，是出了门，过不多久，便忘记屋里有些什么了。能记得的，还是只有他们的作品。当然，这也够了。

说老实话，我真是很惊讶歌德席勒这两位德国大作家居然住得这么近。后来听说，他们二人关系非常要好，好到席勒死了许多年后，歌德的死期也到了。在临死前，他希望，能将他埋在席勒的身边。——这句话，真是很感动我。对歌德的敬意因此又增加几分。所以，歌德和席勒，这两个德国作家中的巨人，他们的墓也是在一起。

我们决定去寻找他们的墓。一路询问，找到墓园，却不知道墓碑在哪里。墓园里没有人，时间又非常紧迫。我和余快在墓园里一通好找，挑那些大的墓碑一一观看，直到最后，也没有找到。

               墓地大门很不起眼。

开车的时间却距我们越来越近。无奈间，只得选择走人。

             墓园里的小教堂。

朝外走时，终于见到一个女孩。问她歌德和席勒的墓。她指了指身后的建筑，告诉我们说，就在这座屋子里。原来，歌德和席勒的墓，被盖进了一间房子里专门保护了起来。据说进去还要收票。我在门口张望了一下，什么也没有看见，就离开了。

离开大自然的郁郁葱葱，离开阳光和风，离开花树和草地，被关进一间幽暗生冷的小屋（据说还是在地下），我想，歌德和席勒如能有知，一定很不情愿。

              剧院前的两位巨人。

  寻遍墓园，却没能看到席勒和歌德的墓，但似乎并不遗憾。

  好了，我今天很累，所以简单写写。就到这里吧。下篇再去巴赫的故乡爱森纳赫。

        我已经离开了DD，正在欧洲其它地方游走。因为不能及时上网以及没有足够的时间写作，所以，我的博客只能断断续续，并且也无精力写得更详细。在这里抱歉一下。

                        远远看到一尊塑像。

             不管到哪里，总是要去朝拜一些令我景仰的人。在德国也一样。

有一天，在茨温格宫和森伯歌剧院之间，远远看到一尊塑像，便走了过去。我不知是谁。问璐璐，璐璐告诉我说，这是韦伯的像。立即令我惊喜。我看过资料，早获知韦伯在DD住过十年。曾在这里当过乐团总指挥。这十年，也是他创作最旺盛的十年。去世后，他的墓也在德累斯顿。所以，我打算抽一天时间去作一次祭拜。

隔了两天璐璐又告诉我说，DD还有席勒的故居。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我、璐璐加上郑州大学的任教授三人一起去席勒的故居和韦伯的墓地。

             沿着这条上坡的路，可以一直走到席勒小屋跟前。看到左边那幢黄色的小屋吗？

任教授是我的读者。听说我来德累斯顿，便与我联系上了。因为听说是访问学者，以为她多少有点年龄，结果见面一看，仿佛小姑娘一样，跟大学生几无差别。但她却是货真价实大学教授。并且是数学教授，真是吓了我一跳。

其实席勒在DD的故居正在蓝色奇迹附近。上次我和余快来这过里，只是我们与席勒的小屋擦肩而过。

                               小屋虽然极小，但经常有路过的人们停下来看一看它。

据管理员说，席勒在这里生活过了两年，住在他的资助人家。这个房间只是席勒的写作间。他的住房现已是私人住宅，我们无法得以看到。

              面向马路的小屋，有着这样的标识。

给他提供资助的人与他有着很好的友谊。为了纪念这份友谊，后来人们还在这里修了一个碑。也在路边，它就席勒小屋的对面。

           这座纪念席勒与他资助人的碑在小屋的正对面。

在DD，席勒在那里呆的时间短，所以并未留下多少东西。而距DD不远的魏码，却有席勒的故居。非但如此，歌德故居也在那里。他们俩人的住处距离很近，难怪他们一直有着深厚的友谊。这个留待我下篇说吧。因我也专程去魏码作了一番朝拜的。跟歌德相比，需要资助人来帮助的席勒真是穷多了。

韦伯的墓在另一个方向，我们似乎转了几道车才到那里。

             韦伯安葬在DD一座幽静的墓园里。

其实我对韦伯并不熟悉，只知道他有个歌剧叫《魔弹射手》。这部剧的故事我很喜欢。所以，对韦伯有印象。韦伯在DD担当乐团总指挥——似乎是这个职位，我记不太清了。不过这个韦伯跟那个写《歌剧院魅影》以及为莎拉布莱曼写歌的英国人韦伯不是一个人。这是德国的韦伯。

 整个墓园没有一个可以询问的人——毕竟都不会说话了呀。幸亏墓园比较小，所以，找了一会儿，居然被我们找到。 似乎有一个印象，韦伯并非在DD去世（在伦敦？）。但他怎么葬在这里，以及葬在他身边的人是谁，我还都没有问清楚。这些得去找专家了解一下再说。

                                              不管他活着的岁月离我们有多远，却总是有人记得他。
       在韦伯的墓上，有人献上了小小的祭品。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仍然没有忘记他。只是，跟热闹的王宫和王侯将相比，艺术家仍然显得那么寂寞。

                   韦伯墓园门口的这条街，几乎空无一人。
          在DD，还有一座韦伯的纪念馆，等我知道这里时，我已经没有时间去参观了。只好作罢。
         其实，我最想去朝拜的地方，是爱森纳赫。那里是巴赫的故乡。余快跟我一起筹划了一番，我们终于得以成行。这些我放在下一篇再说吧，现在实在是太晚了。

 今天说一下我在DD怎么过日子。所谓过日子，其实就是吃饭。

在德国，因为时间半长不长的。所以，一天的三顿饭，尤其是中晚餐，是自己动手做还是混过去，始终让我挣扎。如果是三个月的时间，索性开火做饭好了，可是只有一个月，真要做饭也很麻烦。比方，油盐酱醋米面全部得去买。还有，德国的厨房没有油烟机，如想做菜，一但油烟滾滾，也会让房东惨不忍赌。所以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混过去一个月。

一日三餐中，最不让我犯愁的是早餐。以往出国，如果住在酒店里，早餐甚至可说是比家里还舒服。在DD，虽然没酒店住，但这里的早餐也仍然是最让我喜欢的。DD有数不清的面包店，几乎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每个面包店都散发出烧烤的香味。面包价格多在1——2个欧之间。跟中国的面包比，当然也是贵了一点。

              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面包差不多都卖完了。

德国人离开面包大概跟武汉人离开热干面一样，日子会变得有痛苦感。所以，看到每一家面包店里堆起来的面包，我经常问翻译，他们真的能都卖出去吗？翻译每次都用肯定的语气说；能！

              火车站里的面包店。

德国的面包品种很多。跟国内的面包比，许多都外壳较硬， 很有嚼劲。甜面包多，但无味或略带咸味的也不少。我喜欢买杂粮面包和全麦面包。面包店几乎家家都是法国的牛角酥，它依然叫着法国的名字：“可颂”（是不是这样翻译我不知道，但用这样的字，我觉得很漂亮）。我的早餐，很多时候是吃“可颂”，这就跟我在家里吃的差不多了。

              这家的面包已经快卖完了。看得清上面的价格吗？

商店里还有无数的奶酪和黄油。香肠品种也多到我根本数不清楚（德国人喜欢用面包夹着香肠吃。）。我的早餐，更多的是一个面包加一杯牛奶。有时候，在牛奶里也放麦片或是玉米片。璐璐有一次带我买过一盒豆汁，原味的，非常好喝。可惜我没有认清包装，等我再买时，一排豆奶摆在面前，我不知道应该买哪一盒。只好随意拿，却再也没有拿到我第一次买的那个味道的了。

 由于出门缘故，中餐多是在外面吃。第一次吃德国菜就是我到DD的第二天。璐璐带我出门熟悉环境。正值中午时候，又遇上下雨（DD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连想一下的过程都没有。），我们便就在附近一家德国餐馆吃饭。概念中从来不知道德国人吃什么，所以在璐璐的帮助下，我要了一份有奶酪的蘑的菇汤和一盘牛肉。牛肉是红烧的，还加有土豆。菜名叫“Gulasch”（翻译过来叫“哭拉西”。）。据说是名菜。真是其咸无比。璐璐告诉我说，德国人的菜就是偏咸。这顿饭的花费是30欧。我和璐璐都没吃完。因为这次，我一听德国菜就有点心惊肉跳。后来我又各吃了几次德国菜，回想起来，璐璐带我吃的那个哭拉西还算好的，后面更是咸得无法入口。

 在DD，只有一家中餐馆，叫汉宫。在市中心地带。这是DD唯一的一家中国人开的餐馆。其它中餐馆，据说，大都是越南人开的。中国菜并不地道。汉宫的老板是香港人。汉宫在老城区市政大楼附近。但凡在德累斯顿的中国人，大概没有没知道这地方的。我的两个小翻译，也都来过多次，跟餐馆中打工的人，也都熟了。头一天被德国菜的咸打了一闷棍后，我便决定要把去这家餐馆的路认准，以方便常来常往。

 德累斯顿的菜跟德国比，可能也不算太贵（据说原东德地盘的物价比西德便宜。）。但跟中国比，尤其跟武汉的价格比，就实在是贵得可以了。所以在这里吃饭，吃好就行，无论如何也不能暗中用欧元跟人民币换算。因为一但换算，你就会心疼口袋里的钱。这顿饭就会吃不下去了。在这里，哪怕你只要一瓶白水，折成人民币也要十几块。而俺们武汉的餐桌，茶都是免费的，更别说白水了。

             在欧洲，我几乎就是文盲。但在这里，总看到了我认识的字。真让人亲切。

 菜的价格大约如此：麻辣豆腐9.5欧（折人民币近95块钱啦。）。麻辣羊肉，8.5欧；青菜：9.5欧；鸡蛋，鸡蛋炒虾仁，10.5欧（几乎人民币一百块了。）。这种的价，在武汉，各买五盘，大概也没问题。所以，吃饭时，我对自己说，绝对不要去比，吃舒服了就好。两个人吃饭，只点两个菜，基本上200元（指人民币）。三个人，300元以上是肯定的，也就三个菜。所以，拿着中国的工资，在德国花，简直是找死！有一回吃饭时跟璐璐说，你如果到武汉，我一天三顿请你吃，都花不了多少钱。早餐一个欧就把你搞定了。呵呵。一说到吃，还真是想念武汉这个地方。到处都是餐馆，又便宜又好吃，而且门面还个个都气派。热爱武汉最重要的理由之一，也就是武汉的餐馆太好了。

 不过，价贵不是汉宫的责任，德国哪里都贵。而汉宫的菜还真是不错。我在DD的这些日子，已经多次去它那里。几乎隔不一两天，就去一趟。它成为我改善伙食的地方。

对我来说，最痛苦的按道理应该是晚餐。所幸的是，我在家的时候，因为相信减肥要决，晚上少吃，所以，早已养成晚餐吃一点点的习惯。有时甚至吃点水果就过去了。

在DD，我认识了来自郑州大学年轻的数学教授任景莉。她在这里做访问学者。在国内时她就读过我的书，所以听说我来了这边，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有一天，请我吃饭时，她在超市里买了一种像面包那样的切面馒头。她说这是她在德国吃到的最有中国馒头风格的馒头。那天我吃了几片，果然觉得好吃。任教授一下子给我开了一条晚餐的路子。我依葫芦画葫芦的，上超市也去买了这种馒头。然后还买了一些香肠。这样一来，原来不是太想吃多少的晚餐，居然也馋了起来。德国的香肠实在是很好吃。

              易白河畔总能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有一天，还跟璐璐一起到亚超（即亚洲人开的超市，周日也不休息。这是中国学生最爱光临的店。）买了方便面（是在国内常见的拉面哦。）以及米（准备用来煮粥。）。德国的蕃茄很好吃。买的时候，还带着枝槾。很漂亮，也很能勾起人的购买欲望。医生老早就跟我说，要多吃蕃茄。在国内，我常吃蕃茄鸡蛋。但在这里，不想动用炒菜，所以，索性拿了它当水果。我不能吃甜食，这样，我的冰箱里，几乎从来都不间断有蕃茄。

                                      这是圣母教堂附近最热闹的一条酒吧街。

                   你知道你手上的垃圾应该扔哪儿吗？

对于我来说，在DD吃饭的问题完全解决了。但却有另一个问题，却始终没能解决。那就是：我在DD不会倒垃圾。

德国的垃圾是需要分类的。但怎么分，我却一无所知。垃圾桶上的字，自然也是一个不认识。据说，垃圾分类在德国是立了法的。我一直担心我稍不小心就会在德国犯法。我先前住在酒吧楼上，天天有女工打扫卫生，自然也由其倒垃圾。但现在，我搬到了一个居民小区。这是一幢别墅里的小套间。我现在已经积攒有两袋垃圾了，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倒。这个事情很让我头大。

这几天有些忙，晚上回来得晚。加上手上另有些事情，所以一直没有完成这篇关于迈森的博文。今天来交差了。

德国人喜欢把房子刷得很新，新得没有一点沧桑感。只偶尔可遇到一点古色古香。

从迈森回来后的一天，我跟余快准备去看德累斯顿的艺术展。走着走着，就走到布吕舍平台——这是被歌德称为欧洲最美丽的平台，我以后再说它好了。突然就在这个平台的一侧看到了尊塑像。

                                这尊塑像在布吕舍平台的一侧。这里有点清冷，但却宁静。

我请余快辩认这是谁。因我知道，在这个平台上，有许多著名的人士。余快慢慢地读着这个塑像的德文名字，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人，就是发明了欧洲瓷器的博特格。

 紧接着，我跟余快意外看到了布吕舍平台下的城堡——当年的军事要塞。这是一个很大很壮观的地下建筑。曲径到处通幽。各种设施齐全。随着时间流逝，它被埋在下面，让人遗忘。直到上世纪末才得以发现，以及得到开掘。真正开放，不过两三年的事。——我很奇怪，德累斯顿一直都是热闹的都市，怎么会不小心把一座这么大的军事要塞给埋到地底下，并且居然无人知晓了呢？——因为没有文字解说，我不知道这段历史，所以脑子发懵，不敢乱说。

             博特格就被关在这里面研究瓷器。

我事先并没有把这个地下的城堡跟博特格联系起来。是第二天璐璐告诉我，博特格当年就是关在这个地下城堡里研究瓷器，不成功不准出来。这两个发现令我十分高兴。这样迈森的故事，也就稍微完整一点了。

                   璐璐带我经过这里，去看瓷器展览，我很喜欢这里散发的情调。

 博特格虽然发明了瓷器，但在制造方面，欧洲显然还很落后。所以，在我看的瓷器展览中，他们早期的产品，奇烂无比。随着时间推移，慢慢也有了一些好的。初始还模仿着中国瓷器的图案。但后来，他们便开始自己干了。

但很快他们就换成自己人了。只是瓶子还有中国味道。

大约那时候还处在巴洛克风盛行的时代吧。我跟璐璐看那些瓷器时，牙都要笑掉了。

                               这个更吓人。真是要活活气死中国当年的瓷艺家们。

瓷这种材料，真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做的。尤其拿它来做成线条和色彩繁复而杂乱的作品，反倒将它质地上的天然美丽完全遮盖或是破坏掉了。因其制作过程工艺复杂，出炉成品既硬又脆，我以为瓷就适合做线条简单而色彩优雅的东西。它会因这种简约反而透出一种特别的精致。在这点上，中国古人真是高品，绝对没有尝试过迈森的这条路数。而在迈森，那些费尽手艺、千辛万苦制成的超难结构的作品，却因材质问题，反而怎么看怎么粗糙怎么丑陋。并且土得掉渣，毫无美感可言。

                                 这个真是费了劲，可是有哪点好看呢？

当然，现在迈森的瓷器早已不是这样的了。想必他们一定走过许多弯路。放弃了过去的许多既成模式的东西，也体味到瓷器的气质。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迈森瓷器里外都透着一股优雅，并且大气。所有的瓷器都打上了他们的品牌标识。很漂亮的两把剑。简单雅致并且醒目。

 迈森的瓷器已经有了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最惊人的是，它居然自建成后，居然一天都没有停过工。即使二战期间，它仍然在生产。它被搬到阿尔布莱希特城堡后，在那里面呆了150年，直到十九世纪才搬了出来。

 迈森瓷厂保存着自发明瓷器以来的所有秘方和设计图纸，大概有几万份了。档案完备得也让人目瞪口呆。在这点上，你不能不佩服德国人的认真和周全以及执着还有耐性。

                   瞧瞧这个小瓷猫多少钱？一万多人民币呀！有人愿买吗？

不过，我去之前，璐璐和余快都说过，迈森的瓷器贵得要命。我还没想过到底能贵到什么地步。去后看了价格，也委实让人瞠目结舌。有一只小瓷猫居然卖到了一万多块钱（折成了人民币），我跟璐璐说，这到我们景德镇，可以买几卡车回去了。不过，景德镇却是太不把自己的瓷器当回事。竟然拿了这种质地的材料修电线杆以及修桥什么的。也不晓得是哪个领导的脑袋发了烧。这岂不是拿了丝绸当抹布，让亁隆家的格格去给人家当老妈子么？真是太太太委屈我们的瓷了。我去景德镇，头一回看到马路上到处都是瓷器电线杆时，人简直都看傻了。景德镇是我看到的中国最混乱的一个城市。上千年的历史，跟人家这个几百年的小镇真是没法比。讲老实话，景德镇的领导个个都应该打板子。他们把我们这么了不起的一个古镇，弄成现在这样没有看相。而它本该是中国最有个性最有文化最有品味甚至是最有标志意义的城市。瓷，它在很长的时间里，几乎就代表着中国。

                                   这对小瓷人更贵得吓人哦。

迈森的瓷厂有一个工艺流程的展览。看这个展览要买门票，价格还真不便宜——我忘记是多少钱了。我这次到德国来，对德国人的印象有了极大的改变。以前印象都是看书看报纸看的，其实有许多都是瞎胡扯。这一次，其它的另谈，至少增加了一个印象，就是德国人很会赚钱。他们把能做展览的地方几乎全变成展览。像汽车装配过程呀（这个我以后说。），名人故居呀、帝王住所呀等等，全都拿来赚钱，门票价格不低。也还真有他们的！

这个瓷器制造过程的展览其实非常简单。它分成几个步骤，每个步骤由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表演。时间也不长。

              第二个房间讲解制作复杂的形态，比方怎么将胳膊装上人体。

对我比较有利的是有中文解说。戴上耳机，它播放就是了。这是在德国我唯一遇到的一次。大概还是沾了中国瓷器的光吧。

据说，迈森瓷器享誉世界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机遇。那就时，当时正好咖啡进入欧洲。它们互相寻找到了对方。结果两相结合，互相借力，迈森瓷器制作出大量的咖啡具，载着咖啡，进入到欧洲的万户千家。咖啡也因之成为了欧洲人生活的必须。

迈森的瓷器销量很好，全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来这里购买。尤其是有钱人和名人等。人们以拥有迈森的瓷器为荣。并且前来买迈森瓷器的日本人也多极了——宁可飞到欧洲，也不去千年瓷都景德镇呀。可见中国瓷器的失败。

                 我很喜欢的迈森的一幢房子。

       唉，原还想在迈森买点瓷器，作个纪念，也算到此一游。但的的确确被柜台里的价格吓跑掉了。

           迈森虽然不大，但真可以细细地玩。如果有摄影爱好者，可以无意间发现许多有意味的小景。德国人对居住条件的讲究，超出我的预想之外。没料到他们竟有这样的闲情雅意。这种讲究不是高成本的，更多的是因地取材，显得很自然很淳朴，却又很典雅。

         不写了，太晚了。快凌晨三点了。困。顾不上检查。有错请大家包涵并指出。

前面我曾说过，欧洲瓷器的源地迈森就在萨克森州。当即便有小火炉叫道，得去看看呀。那是当然要去看的。小火炉叫喊后的第二天，璐璐就陪我一起去了。

迈森是DD附近的小镇。去那里要坐火车。班次很多。我和璐璐决定坐十点的那班，约了在新城火车站附近碰头。对这一带的路，因为天天搭公共汽车，我已经跑熟了。所以，我没有让露露过来接我。独自去火车站对我来说，已非常简单。在DD与在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天天要走路，出门坐公汽。

               DD的有轨电车。

DD的公汽非常方便。只要有月票，满街的公车就像是你家的，上下随便。没人查票，上去都有座。璐璐说经常有人例行检查，如果发现混票的，就会严惩重罚。但我一直没有遇到这样的检查者。只是，到了晚上八点后，此时上车，则必须把你的票拿给司机看。因为八点一过，就绝对没有查票的人了。这时候还是要防一下那些票混混。DD的公车主要是有轨电车和无轨汽车。有轨电车跟国内的无轨电车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它的体量大，像火车似的一节节车厢，可以容纳很多人。轨道与马路一体，但因平及路面，故而也不影响其它车辆的行驶。无论有轨或无轨，公汽的车门跟站台路面大抵处在同一平面，上下车均无台阶，所以有一种闲适感。其实这一点，貌似小事，却很重要。尤其年龄大了之后，公汽的高阶梯让无数老人家感到畏惧。当然，更重要的是公车的来去都很准时，每个站台都能通报该路车几点几分到站。所以，在这里搭乘公汽，还是很轻松自如的。

闲话不说了，继续迈森。

璐璐因有学生月票，到迈森根本就不要钱。而因我已经买了市区交通的月票，所以，再买火车票，就只需要买市区外的部分（可见德国人的精细。）。售票员用计算器算了下，说是6.5欧元。我当时觉得好便宜，回头一想，其实与国内比，也还是很贵的。从DD到迈森，实际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贵是贵，但车上很舒服。因为人少，每个车厢都有空位，所以车票上也不写座位号，上车后，你想坐哪里就坐哪里好了。

我们十点出发，十点半就到了。出火车站朝河边走，便能看到高耸的城堡和大教堂。这几乎是迈森的座标，不管走到哪里，抬起头来，就能看到那几个尖顶。

迈森原是一个要塞。后来才成宫殿。是强者奥古斯特的祖辈出山的地方。应该说，这里是他们最初的王宫。不过，这个历史很复杂，我讲它不清。恐怕被专家骂，就不乱讲了。总之，奥古斯特的家族是由这里向DD的。

 迈森也在易北河边，应该是在DD的下游。易北河是从捷克流到德国来的。我是前两天去了趟布拉格才搞清这个方位（布拉格离DD非常近，坐火车一个多小时，跟到黄陂似的。我早上过去，看了个布拉格艺术双年展，然后在市中心晃了晃，吃了两家餐馆，晚上就回来了。那里满街是人，多到我所能承受的底线。这个感受我另外找时间再写。）。

            在城堡的高处看易北河。

迈森是个小镇，人口不过三万人而已。因为瓷器的缘故，而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但在迈森，几乎都看不到举小旗子的旅游团队，少了这些结队赶集旅游的人，游客多为散客，街上的人数就很适度。

           路边的咖啡店没有什么人。

适度的游客三三两两地漫步街头，或是观看景点，反倒使得迈森有一种雅致的悠闲。如果阳光正普照着，整个迈森就会洋溢一派充满暖意的宁静，以及从这之中散发出的懒懒的舒适。这是迈森的幸运。

            迈森的小广场上的人并不太多。

在强者奥古斯特为王的时候，整个欧洲都在刮东方风。当然，那时候的中国正值康乾盛世时期。人们对中国的神秘满怀兴趣。而他们对中国最直接的认识，就是瓷器。在三国时代瓷器制作便已成熟的中国，及至清朝，制瓷技术业已炉火纯青，图案也已几近完美。它们在欧洲的出现，无论是瓷器质地的本身还是器物上的中国图案，都大开了洋人的眼界。甚至有点让他们意想不到——中国瓷器的图案，从艺术角度看，从造型到色彩都已达到非常高的境界，精美无比。它们在欧洲有着极高的身价。拥有它就意味着拥有财富以及高额利润。这也促使不少欧洲人满怀冲动，开始研究和寻找瓷器的秘方。

当时有个炼金的术士，说他能炼出金子来。强者奥古斯特那时在DD大兴土木，一座宫殿比一座宫殿修建得奢华，想必国库也被他折腾得有些空荡。听说有这样的人，自是喜出望外。立即就把这个叫约翰·弗里德利希·博特格的术士抓了起来，让他炼出金子。这个时候，宁可错抓，也绝不放过。换哪个皇帝都不会错失这样致富的机会。

博特格哪里能炼得出金子呢？混了两年后，交不了差，正急得没办法。在这关键时刻他认识了一个研究瓷器秘方的人，这个人是个学者。他劝博特格放弃炼金子，不如研究瓷器制作。博特格接受了这个建议，转而研究瓷器的秘方。

                                 迈森的大教堂紧挨着城堡。现在下面是一片工地。

在当时，瓷器的秘方几乎是最高机密，是所有人都在打探的秘密。强者奥古斯特把博特格关在一座要塞里，像关囚犯一样，不研制出来就不放你出门。博特格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发奋用功，顽强拼搏，哪里还有别的出路？

 也算这小子聪明。终于在经历无数次试验后，於1708年1月15日闯过难关，试制而成。这一年博特格26岁——多么年轻啊！我曾去过景德镇，知道制作瓷器主要靠一种叫“高岭土”的矿石。而博特格在不知有高岭土的情况下，居然掺和好几种矿石，烧出有如瓷器一样白色的、有磁的光泽的容器。他认定这就是瓷器，其它人也都认定：这就是瓷器。于是博特格激动万分地给奥古斯特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一喜讯。

            桥上的红墙像城墙一样，粗砺厚实，我特别喜欢。

奥古斯特也非常激动。立马向全世界宣布这个消息，甚至还颁布专利证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真强啊。）。于是，那一天，便成为了欧洲瓷器的诞生日。而那时，中国的瓷器正红红火炎，官窑民窑，齐头并进。这些精美的东西早已在它的高峰眺望世界。唉，当初交通实在不发达，不然派个人到中国来，其时民窑遍地，哪儿学不到几手？何须博特格受这么一场罪？——呵呵，说笑了。

              放眼望去，迈森的屋顶红成一遍。

我在DD的茨温格宫看过磁器展览，在迈森也去看了它的历代展品。迈森早期的瓷器就是白色的，质量粗劣得不行，就像咱们乡下几毛钱一个的粗瓷碗那种质量。跟当时精致无比的中国瓷器完全没法相比。毕竟是新手，技术水平不高，可以理解。但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有了这个底子，尽管粗劣，也就有了无限的前途——技术总归是可以提高的。后来发展的事实也充分说明这一点。

就在博特格发明瓷器的当年，奥古斯特在DD开了作坊，打算批量制作瓷器。过了一阵，他又担心瓷器的秘方被泄露出去，便将这个作坊搬迁到了迈森。作坊的车间甚至被安置在阿尔布莱希特的城堡里，一般人都进不到这里。这个瓷器作坊在城堡里一呆就是150年！——也真够厉害。

            当年作坊在城堡的工作场景。

           城堡的轮廓历历在目。我从展览板上翻拍的照片，所以不清楚。

迈森的瓷器被称为“白色黄金”，可见得是它是给奥古斯特赚了大钱的。当然，它也给DD这个都市和迈森这个小镇，带去了无限的生机和无限的荣光。

            我和璐璐就在城堡上有瓷器酒壶的饭馆吃饭。右边黄色的凉蓬就是餐桌。很惬意吧？

迈森的内容太多，一次讲不完，留待下篇吧。

           现在我继续说皮尔尼茨宫。

        皮尔尼茨宫已经在DD的郊区了。以前这里是一个小镇。有许多的葡萄园。DD是个产葡萄的地方。所以这地方的葡萄酒的品种也应该是很多的。但奇怪的是，我来了这么些天，居然没有喝过一次它的葡萄酒。

       在DD这个地方，不管说什么，都无法绕过去的一个人就是强者奥古斯特。他的全称应该叫腓特烈·奥古斯特，外号叫强者，也有译为“强力王”的。传说这个皇帝的力气非常大，一掌就能把牛推倒（不晓得他推牛干什么！）。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征服的女人太多，光子女就有365个，所以强。呵呵，如果是这样，那是真有点强。

                 水宫后的喷泉。

            据说在强者奥古斯特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就喜欢建筑和艺术，尤其喜欢意大利的巴洛克建筑。他派了人去意大利给他找回来许多关于建筑和艺术方面的书，在家闷头学习研究。估计研究得差不多了，恰好他哥哥去世，他继位当了国王。这下可好，手上有了权，什么事都好办。有人办坏事，有人办好事。强者奥古斯特就在德累斯顿大兴土木。巴洛克建筑的奢华，炫耀和浮夸，显然最切合帝王之意。那是十七到十八世纪的时髦。这样的时髦，皇帝也是要赶趟的。

                        皮尔尼茨宫具有巴洛克风格的喷泉花园。我是看不懂这个的。

        强者奥古斯特的聪明在于，他在世界各地寻找优秀的建筑师。他要在他的都城修建世界上最漂亮的宫殿。他还真的做到了。德累斯顿最漂亮的茨温格宫是他修建的，最伟大的圣母教堂也是他在时修建的，当然也包括我现在要说的皮尔尼茨宫。这个强者果真是强的，在他的经营下，德累斯顿这样一个古老的商业都市，一时间以它的奢华而成为整个欧洲最炫目的地方。建筑师和艺术家都奔来这里，全世界的皇家饭桌上都在议论DD璀灿的宫殿。于是德国的一个新的文化中心就此形成。这个中心，一直延续到今天。

                    皮尔尼茨宫的格局是这样的。我晚上翻拍的照片，效果不是太好。左边建筑就是水宫。

         据说是强者奥古斯特年轻时去过威尼斯。对那里水边的房屋念念不忘。一直想有一个自己的水边城堡。皮尔尼茨宫的创建大概起因于此。这里的地盘原是另一个贵族家的。强者奥古斯特把它弄到手变成自己的行宫。他将这个行宫顺手交给他的一个叫考泽尔伯爵夫人的情妇统管（也有说是他的妾。）。后来他们俩个闹翻了，强者奥古斯特便把皮尔尼茨宫要了回来（多小气呀，给了女人的东西居然还讨要回去，这可没什么强者风范。）。然后他请了著名的建筑师来对这个宫殿进行重新建造。这个建筑师叫珮珀尔曼。著名的茨温格宫也是他主修的。德累斯顿也绝对不能忘记这个建筑大师。

       那时候正是盛行中国风的时候，中国的磁器在欧洲非常流行。强者奥古斯特虽说当了皇帝，但心态就像现在的小白领一样，特别喜欢赶时尚。他要求这个行宫要有东方格调。不晓得珮珀尔曼有没有到中国视察一番，反正他按皇帝的意思做了。1723年，他修建了水宫，水宫的台阶几乎一直伸进了水里。

                                     台阶处的雕塑。因为没有拍摄角度，所以只见人面，难见狮身。

      台阶两边有两个狮身人面像驻守在那里——这可一点也不中国风。好在宫殿的屋檐下全画上了中国人。

                   屋檐下的中国图画。

          还有中国的亭子和中国的轿子以及中国的桥。像不像也无所谓，人们一看就知是东方的意味，这就足够了。我看的时候，乐死了。觉得最好玩的就是这些画了。

                   多么纯朴的中国画图。

        一年后，又修建了一座山宫。山宫跟水宫几乎一模一样，与水宫面对着面。屋檐下的中国风画面，可能是不一样的。很多年之后，又修了侧翼的建筑。形成今天这样的格局。

        水宫和山宫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喷泉。喷泉周边种满花草，喷泉之外，又长满着大树。大树间夹杂着修剪得非常整齐的树篱花园。树篱密匝匝地围成一方格一方格的。走进去，每一方格都仿佛另一个天地，内有从世界各地收罗而来的各式植物。方格里有长椅，供人观赏的时候，也供人静坐。无人时候，坐在里面，会觉得外面世界基本与自己无关了。

        皮尔尼茨宫还有一个中国花园和一个英式花园。两园各有一个该国风味的亭子。

                  这是英国亭子。

       对于这个中国亭子，余快说，这已经是她看到的最像的中国亭子了。余快学的就是景观设计，她的话应该不错。但我怎么看都觉得只是疑似。

         而宫内的镇宫之宝却是一棵老山茶树。是1770年从日本引进的。当年同时引进三棵，另两棵在哪个城市，我已经忘记了。但活下来的只有这一棵了。这株山茶树枝叶繁茂，树型长得很是有劲。在皮尔尼茨宫，它也享受着君王一样的待遇。但凡天冷时，它身后的玻璃屋就会沿着轨道，滑过来，将它罩住。让这棵老山茶，既能享受太阳的光照，却不会受风寒侵袭。

嗨，我在德累斯顿（四）

               德累斯顿常见的街景，这一处在蓝色奇迹附近。

      现在我要介绍一下我的两个翻译了。

       我的翻译是两个小朋友。都是中国来德的留学生。一个叫璐璐，一个叫余快。璐璐是学环保的，正在读博；余快是学景观设计的，硕士也快毕业了。都是高学历呀。她们俩个，一个来自山东，一个来自是四川。山东人璐璐是大高个，比我高出一个头不止，真是很山东；而四川人余快，则小巧玲珑，个头跟我差不多，人也瘦小，又的确很四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时候想想，会觉得好神奇。

               街边的喷泉，它的名字叫“波涛汹涌”。

        她们俩个都是伊都娜找来的。伊都娜说，我觉得她们俩个的专业很适合陪你。她果然有眼光。的确适合。我在这里所有的生活，离了这两个小朋友，几乎寸步难行。

       像所有的留学生一样，两个小翻译都显得十分独立。那也是。出国在外，不独立便难以生存。璐璐是本科读完出来的，而余快，进大学没多久就出国了（同济大学呀，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学府。她却甩手而去，可见个性。）。

       在德累斯顿，她们都是自己租房子住，自己做饭做菜吃。不仅要完成规定的学业，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她们还要在外面打工。我所知道的余快，就打了好几份工。这一次给我当翻译，也算她们勤工俭学的一种方式。平常跟她们闲聊，知道这帮留学的孩子离开爹妈，自己折腾出的生活招数还挺多。说起来，也都是八零后，家家只一个，全是娇生惯养出来的。而出了国门，却只能自己硬撑了，谁也救不了他们。不仅需要坚强，还需要有能耐。所以，他们中有人学会自己做豆浆，且对外营业，送货上门；有人学会美容美发，洗剪烫染，都拿得下来。还有人学会了做豆腐，酿米酒。余快自己就种了菜，说是也会做豆腐了。当然，他们的服务对象大多也是学生，因为便宜和方便，所以似乎生意也都还不错。听上去，真有点好玩。大概在国外的孩子们，大都得这样，在生活中学习，在学习中生活。

       看看她们，其实也不比我女儿大几岁，觉得真不容易。比照国内同龄孩子们的任性和不懂事，真觉得早早送他们出国，让他们自己担当自己的事，自己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或许于他们的成长，真是好事。

                   走在路上偶然看到这房子。上前一问，始知是一个德国画家的故居。

        德累斯顿的呢称是DD。我先以为是留学生们搞笑，专门就此问余快。余快说，都是这么叫的。哦。这样写起来倒是省事了。我也叫DD吧。

     DD可供人游览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这天正好天晴，算是我来DD最热的一天，但也穿了两件衣服。高纬度的DD，只要离开太阳，就会有冷嗖嗖的感觉。所以我也不敢学当地德国人一样，短衣短裤地直接出门。余快决定带我去皮尔尼茨宫。她告诉我说，这是奥古斯特一世的夏宫。

       皮尔尼茨宫比较郊区，余快决定在去的途中，我们先去看“蓝色奇迹”和缆车。余快到DD已经很多年了，对这个城市非常熟悉。她自己笑说，她在这里搬了七次家，所以，差不多哪儿都去过。

      “蓝色奇迹”是横跨易北河上的一座桥。全桥涂着浅蓝的颜料，几乎与天空同色。大桥修建于十九世纪末。全长一百四十多米，没有一座桥墩。桥上钢梁之间的连接，也没有用一颗螺丝，全部是钢球铆成。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可谓奇迹。

       余快跟我步行走过大桥。桥上的钢梁将大桥中间的车道和两侧的人行桥分隔得很清楚。虽有汽车快速地从桥上呼啸而过，但因各走各的道，全无安全的担忧。

 

             行人和汽车被钢架完全分了开来。

         站在桥上，看易北河，真是赏心悦目。这境界很有一点“你在桥上看风景，你也在别人风景里”的味道。——套了一下卞之琳的诗句。

       DD的城市象征有并列的三个：一是金骑士，二是茨温格宫的皇冠门，第三个就是蓝色奇迹了。可见它在这里的重要。尤其我们乘上缆车站到山上，低头望去时，它的姿与色更是一览无遗。阳光下的蓝色奇迹散发着一种华丽但却低调的辉光，很迷人哦。

        不过，比蓝色奇迹更值一说的是这缆车。它号称是世界是第一座缆车，修建成功是在1904年。想想，那是什么岁月呀，大清朝皇帝都还在哩。

        当然，现在立在这里的钢架已不是当年的了。据说在1975年更换过一次。二战期间，缆车是否挨了炸或是所受损害有多少，我还真没有记清楚。唉，很有点上年龄的感觉，脑子不行了。

                   从缆车上朝外看。

      我和余快乘缆车上去，步行下来。一路走一路看山坡上那些漂亮的房子。德国人爱整洁，家家门前都拾掇得很漂亮。除去必不可少的花花草草，还多有一些小创意。生活不只是生活，而是一种像样的生活，一种快意的生活。

                  缆车道在一片绿荫中构成别样风景。

      很睏了，眼皮打架，明天再细说皮尔尼茨宫吧。今天就到这里。丢一张水宫的照片卖下关子。

临时做功课，找资料，还看了一部《德累斯顿大轰炸》的电影——里面有许多心惊肉跳的镜头。现在我人在德累斯顿，多少对它有了些皮毛似的认知。

德累斯顿是萨克森州的首府，地位相当于武汉之于湖北省。对了，萨克森州跟湖北省是友好州省，这事怕是没几个湖北人知道吧？

               易北河边很有德国风情的房子。

德累斯顿这个名字，翻译过来是“河边森林的人们”。有树有水，可见水土肥沃，是很养人的地方。易北河从德累斯顿穿城而过，将这座城市分为南北两岸。这跟长江穿越武汉有些像。只是长江比易北河宽阔得太多。长江得用雄浑苍茫这样浓重的词，但易北河却扛不动它们。它用秀美清丽一类就可以了。易北河的河道，弯曲蜿转，有柔和的线条和灵动的姿态，同长江那种浩荡着一泻千里的架式太不相同。长江得由苏东坡这样的豪放人士来写，而易北河让柳永去抒情就满好的。有人会说，易北河发起大水来也够凶猛。那是当然，柔弱的杜十娘也会有“怒沉百宝箱”的时刻哩。

强者奥古斯特的金人像。是他儿子为他塑造的。

强者奥古斯特，为德累斯顿修建了茨温格宫、圣母教堂、皮尔尼茨宫等等世界级建筑。它们的出现，使德累斯顿蓦然间有了一种辉煌。从而也成为德国最重要的都市之一。这个皇帝还喜欢东方情调，因为陶醉中国瓷器，他设法弄清其间的制造秘密，在他的领地发明并制造瓷器。欧洲最早生产瓷器的小镇就在德累斯顿附近，它叫迈森。这里每一个人都告诉我，你应该去看看迈森，在欧洲，它甚至比中国的瓷器更有名气。对于中国的园林，奥古斯特也是喜欢的。所以他让他的夏宫，充斥着东方情调。屋檐下画满尽是东方气息的图画，非常有趣。这些地方，待我一一细看过后，再慢慢地道来。

 德累斯顿经过强者奥古斯特打造，很快即成为世界级华丽的大都会。它满城的巴洛克建筑和丰厚的艺术藏品，吸引着全世界热爱艺术的人们。但是……

语言一但拐弯，就没什么好事。

1945年2月13日，这天是情人节。二战已经快结束了。英国军队突然对德累斯顿进行了空袭。炸弹像下冰雹一样落在德累斯顿的老城区。几次轰炸，扔下的炸弹达3900吨——真够吓人的。加上燃烧弹，据说当时形成了火焰风暴，能把近旁的人生生地给吸进烈火之中（电影里就有这样的镜头，很惊心。）。它的损失严重和惨烈，仅次于二战在被扔下原子弹的广岛。据说德累斯顿并无军事上的意义。这只是一次纯粹的报复性轰炸，然而这个报复，却将德累斯顿百分之七十的房屋炸毁，一夜之间，死人达三万五千人甚至更多。老城区几乎所有的巴洛克建筑全被炸烂，七万五千栋房屋被完全摧毁。相信那是德累斯顿人最惨烈最痛心的日子。

 德累斯顿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它的天气。都六月了，还这么冷。天天都穿着毛衣（武汉人大概要气疯了。），适才还阳光灿烂，忽然就大雨浇头。有时候，雨蓦然来了，伞都还没来得及撑开，它又突然走了，太阳立即就照在身上。很抽风的样子。今天冷得我带了围巾，把背来的厚衣服全套在身上，还是冷。便去商场买外套，却没有合适的。决定忍忍。——想起武汉的酷热，觉得这个冷还是好忍一点。

正因为天气（我来的这些天里，已经遇到四个刮风下雨天了。），大都重要的地方，我还没有来得及去。 今天先笼统说说，往后去看了，再一个个地说。

好风景要在好天气的时候慢慢欣赏啊。

（未完待续）

        我住的房子是这条窄窄的波希米亚街上最破的一幢楼。破旧到我第一眼见到它时，有点目瞪口呆。

                左边就是我所住的破房子。是不是破得有点吓人？楼上第一个老虎窗就是我房间的窗户。

         这幢老房子的楼梯很窄，我的行李箱既大又重。接待我的伊都娜原想找个男人帮忙把箱子弄上楼，结果没找见。大约看到我和司机欧阳都是小个，便英勇地拎起我的箱子，吭哧吭哧地弄到了楼上。

        伊都娜告诉我说，我们住的地方是德累斯顿的新城区（说是新城，其实也是十三世纪初就有了。可见老城区有多老！）。这房子是1834年的建筑，二战期间，老城几乎被英军炸平，但新城并没有被炸什么。战后，人去楼空，许多房屋都没了主人。这幢楼亦是如此。于是，一些学艺术的学生就住了进来。东德时代，城市复建时，原本这房子也应该拆掉，但因住了许多学生，就保留了下来。

                  仔细看看波希米亚街34号的破。呵呵，这就是大门。

       后来，一些艺术家决定把这幢楼买下。此时房权已归了政府。艺术家们没钱买房子，便动脑子。伊都娜说，为讨论如何买下这房子，争论激烈，甚至分成几个派别。最终的办法是：他们设法找到原房主，通过法律途径，把这房子弄到了手。他们将房产卖给一对夫妇，条件是他们自住一部分，但得负责装修整幢房子以及留两层楼给艺术家们。于是，就形成了今天这样的格局：房主夫妇自住一部分以及经营一楼的酒吧，二楼是画廓——现在是伊都娜在经营，三楼则留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到德累斯顿时居住——我就是住在三楼的3号房间里。

        艺术家们给这幢楼命名为：拉斯科尔尼科夫。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名小说《罪与罚》中主人公的名字。很有意思吧？

        房子是有点老旧了。不隔音，有人上楼，躺在床上也有震动感。绝对谈不上舒服，但住在这里面的感觉也非常特别。头一天有点不习惯，而到今天，却已经很习惯了。

二、第一天的生活

       我来之前，在北京签证时，阿克曼先生在昆仑饭店请我吃早餐。那次他说，我担心你住的地方没有厨房，你吃不惯德国的饭怎么办？我说，那我得带几包热干面去。  

                   什么东西都有的小厨房。德国的东西真是好用啊。

       亏他的这个提醒，我真的带了热干面来到这里。来的当天，因为时差缘故，国内已经凌晨，我进屋第一件事就是倒下来睡觉。结果次日一早睡醒起来，却发现早餐不知道上哪里去吃。约好的翻译要到十点钟过来，楼下的酒吧也没开门，就算它开了，我也与他们一句话对不上——这里几乎见不到中国人。

       幸亏有了热干面啊！我当即烧水泡面，舒服地吃了一顿。想想很有趣，来德国的第一顿，吃的竟是老汉口热干面。

                   第一天早上，就坐在这个老虎窗下吃热干面。嗯，还泡了一杯热茶。

       我的房间外面就是小厨房。小厨房里的炊具及锅碗瓢盆甚至和各种调料，一应俱全。还有冰箱微波炉电磁炉等，当然也有烧水壶。我是一个喝茶爱好者。每天必须要喝茶。为了保证喝到茶，我有几次出国都专门带了电热杯。这次却没有带，我原打算在当地买一个的。但现在省事了。在这个小厨房里，想要做大餐都是可以——如果买一瓶食用油的话。

       今天出门熟悉了地形。认识了几路汽车和电车。找到了面包店和超市。 同时，用46欧元买了一张月票（德累斯顿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都可不再花钱了。），用不到10欧元买了一张电话卡（其中含10欧元话费。）。再用了30欧元和翻译一起吃了顿德国餐（菜和汤都太咸，俺的确吃不太惯。）。最后花了12欧元买了牛奶豆奶酸奶面包麦片西红柿（德国的蕃茄真好吃呀。）等食物。粮草齐备，还有什么可在乎的？

      太晚了，这已是德国时间夜里12点半。下篇再具体介绍德累斯顿吧。

                   柏林到德累斯顿的高速路上。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阳光却还这么明亮。

一、最初

去年底，德国歌德学院的负责人阿克曼先生到武汉来，通过省外办找到了我，说起了关于德国在中国办文化年的事。我这时候才听到“德中同行”这四个字。德中文化年的总标题就叫“德中同行”。他们的方式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来展开文化交流活动。此前已经在广州和重庆做过，2009年，轮到了武汉。

吃饭的时候，阿克曼先生问我是否到过德国以及是否懂德语。我都NO了。于是他提出让我在09年到德国去。用他的说法是：让一个完全不会说德语的并且从来没有到过德国的作家，一个人到德国住一阵，感受一下另一种生活，你觉得如何？你可以在博客上写写在德国的生活。他还说，你要去的地方是德累斯顿，它在萨克森州。也是一个有河流从城中穿过的城市。

我当然觉得有意思。但我并没有真把这件事当回事，因为饭局上许多话多不可信。不料今年元月初，德中同行武汉项目的负责人黄梅女士便来到了武汉。当我们见面时，我说，我没当真，以为阿克曼先生是随意说说的。黄梅女士用很惊讶的语气说，怎么可能会随意。这是德国人！

这是德国人。五个字，真是有力量。现在我知道，德国人说话不只是说说。

然后就开始办理各种手续以及行前准备。

就这样，现在的我，就坐在了一幢德国老房子的窗前，开始写博客。

二、飞行了十个小时

我在6月10日中午一点半乘海航489次航班飞柏林。这趟飞行时间是十小时。

海航的飞机真不错，各方面都满舒服。因为人少，几乎可以一人坐一排位置，这给长途飞行提供了极大的睡觉方便。我带了几本书，准备以看书和睡觉交叉着打发时间，结果突然发现椅背上的小屏幕出现一些操作程序。我试了试，竟发现可看的电影还不少，一下子高兴起来，读意和睡意全无。前前后后我共看了三场电影，一为《投名状》，一为《勇敢的心》，一为《肖申克的救赎》。前两部都是第一次看，后一部是重看。这样的福利，我坐国航的国际航班基本没有遇到过。不知觉间，柏林就到了。

原本应该在国内时间十一点半抵柏林，结果飞机晚点一小时，到柏林时，已经是北京时间夜里12点半。柏林却正是阳光灿烂。照的是下午六点半的阳光。

柏林机场很小。一走出登机桥，便是过境关卡。行李转盘也在那里。取过行李，一出门，立即就是停车场。近距离得就像是从一个房间走到隔壁一个房间似的。

站在明亮的阳光下，心想机场小，真是好呵。——尤其经历了北京机场从下飞机到取行李几乎要走几里路的过程之后。

三、抵达德累斯顿

黄梅女士在柏林有工作室。她的助理刘妍妍在机场接了我。并安排了司机当即开车送我去德累斯顿。

司机姓欧阳，一个湖南妹子。一面稚气，看上去不过二十岁刚出头，但她说她快三十了，我还真吓一跳。欧阳在柏林留学，说是已经来了九年。这一趟接送我，大概也算是她的勤工俭学吧。

出了城很快即上高速。一路车不多，欧阳的车开得飞快。开到一百六时，我希望她开得慢一点。欧阳说，我是担心你害怕，所以才没有开到一百八。

年轻人就是威猛呀！德国高速路不限速，一些好车便使劲飚车。不时有车刷一下从我们车旁飞驰而过，看得人惊心。欧阳说，他们的时速至少开到两百以上。实在是很吓人。据说中国不少有钱人专门到德国来飚车玩。

高速路两旁的自然环境非常养眼。几乎很难见到村庄。田园似也不多。更多的是草地和树，不加雕饰地很随意地铺展着，一种宁静安怡、不急不燥的感觉便也很随意地生长在那里面。这是我喜欢的自然状态。

天一直都不黑。并且阳光还很明亮。而时间却已是夜里八九点了。欧阳说，德国要到晚上十点后，才像晚上。想想也是，这里的纬度比中国高多了。

晚上九点多到了我在德累斯顿要住街道。据说这街名叫“波西米亚”。

九点多抵达德累斯顿。七拐八弯，找到我要居住一个月以上的房子。这是一幢老房子，座落在一条名为“波西米亚”的窄街上。

见到负责接待我的伊都娜女士时，已经是中国时间凌晨三点多钟。（待续）

放一篇前不久写的书评吧。

            庐山脚下西林村。

书评：正是凤凰涅槃时

很多年前，我采访过几个刑事案件中的女性犯罪者。她们都是来自农村，之所以犯罪，全与婚姻不幸有关。其中一个对我说，自从出嫁后，就没有了家的感觉。娘家认为你已嫁出，不再是他家的人，而婆家认为你是外来的，也跟你隔着心。看起来哪里都是家，但实际上，哪个都不是你的家。

她的话很让我惊讶。在中国农村，许多女人的心都没有家园。她们要担负沉重的劳作，还要养育孩子照顾老人。所以，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最艰难的人是农民，农民中最艰难的人是妇女。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话题。自那以后，我就特别希望能有一个机会，深入乡村，去了解一下当代妇女的社会地位以及她们的文化程度、婚姻形式、生活情绪和日常习性，还包括乡村女童受教育的情况。但因我从未下过乡，几无农村生活经验，对乡下会有一种莫名的畏惧。同时，我一个陌生人，去到村庄，人家拿你当客，交谈很难深入。而走马观花式的采访，又没有意义。所以这件事，就一直悬挂在心，却也一直没能做成，这是我人生中很大的一个遗憾。

在这样的心情下，我读到了吴治平女士写的《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查》。阅读的心情，可谓喜出望外。这份调查根扎于湖北随州，从一个区域的乡村妇女们所参与的社会改革，所经历的自我人生，所面对的婚姻生活，林林总总，涵盖广阔，令我们从中看到了无数妇女最为真实的面貌。

今天的农村正历经着千载未遇的巨变。它与我们曾经从文学作品中所认识的乡村生活以及他们的处世观念已然完全不同。当青壮男性放弃种田跑进城市打工赚钱，使妇女成为农田的强劳力；当市场经济渗透到乡村，土地可以承包转包、农产品可以自主经营；当交通和通讯的发达、城市生活铺陈在眼前，形成巨大的诱惑；当教育和文化的普及、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当乡村妇女干部成为领导者一员，与男性干部同行共事；当选举制出现在每一个村子，妇女开始参与竞选；当社会性意识开放，丈夫有了外遇，忍耐还是离异；当化妆品、胸罩、卫生巾走进乡村，妇女们的胆怯和骚动；以及妇女们面对乡村风水、习俗、禁忌、信仰、宗教等等所持有的态度。诸如此类，吴治平女士皆以客观详细并且感性温和的笔触，悉数写入她的调查之中。让我们透过随州这个小小的视角，几乎就能看到中国农村妇女所面对的生活，以及她们的压力和勇气，困惑和觉醒，当然还有她们的悲伤和无奈。

吴治平女士原是湖北随州市宣传部副部长，53岁时退居二线。为什么女性就该早早退岗，而男性却可以多干数年？当年的吴治平也曾满腹疑问，觉得社会对女性未免不公。大约也是这种不服气，令她不甘人生就此歇息。在高校的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们的指点下，她带着笔记本，走进了乡村，开始她长达数年的农村妇女调查。

因为有着长期农村工作的经验，吴治平女士很容易与乡村妇女打成一片。她大量的时间呆在乡间，与她们一起吃住，一起聊天，一起干活，倾听她们的苦恼和欢悦。她熟悉她们的方言俚语，知晓她们的倾诉方式，了解她们的物质欲望，懂得她们的内心秘密。她的调查遍及随州的田野乡村，盖因为此，整部书中都没有空洞概念抑或满纸说教，而是饱含浓郁的乡土气息，原汁原味，鲜活生动。它有细致的家庭结构或经济收入图表，有实在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有深刻的感慨和沉重的追问，有图片有问卷有言论有试验。所有这些的存在，使得这本书丰富可信，充满真实的力量。从种田能手肖荣到养猪的黄俊，从“吊妖婆”柳婆到“小资农妇”黄郁，从过度忍耐的秋蓉到大胆开放的桂花，从遭受处分的叶舟到竞选落败的洪艳，从“岔把子”国珍到好管闲事的秦国秀，从孤独的老人到留守的儿童，等等。每一个人的背后，虽然是无数个体的酸甜苦辣，却也折射出社会大变革带给她们的冲击和影响。同老式妇女相比，她们依然宽容依然忍耐依然勤劳依然乐观，但她们的内心世界已拥有了另一重天地。

阅读《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查》，最重要的收获是：我们看到了农村妇女整体的进步。看到了她们不甘于自己从属的命运，一心想要站起来做自己主人的强烈意愿和行动。看到她们努力为自己寻找家园的身姿。她们仿佛正处于凤凰涅槃的过程之中，希望中有一份沉重，沉重中却有无限希望。

         前几天上庐山，去庐山植物园拜谒了陈寅恪先生墓。

         陈寅恪去世后，骨灰一直放在其长女家中，未能安葬。陈寅恪的遗愿是希望葬在杭州其父亲陈三立的墓旁。文革后，其家属向杭州提出这个想法，却被婉拒。陈家人便希望能将他安葬在庐山，大概也是陈寅恪生前之遗愿。而当时的庐山也是吞吞吐吐一直没有明确答复。因为国家有规定，风景区内不能有墓葬。后来画家黄永玉听说了此事，主动打电话给陈女儿，说我跟江西的毛致用（当时的江西省委领导）很熟，我来给你们帮忙（湖南人有时候真的很仗义。）。

      于是有一天，黄永玉和毛致用一群人浩浩荡荡上了山。当即在山上讨论决定了安葬方案。在几个方案中选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即在陈三立所居住的松门别墅旁边的巨石上开凿一洞，将骨灰置放进去。

       方案决定后，庐山却迟迟没有行动。偶然间，当时的庐山植物园领导也就是现在的庐山管理局书记郑翔听说了这事，立即拍板，决定将其骨灰安葬在植物园内。陈家人也非常同意，因为植物园的创始人之一陈封怀（陈三立的孙子、陈寅恪的侄儿）亦葬在植物园内。

       在陈寅恪生日那天（我忘了是多少岁的生日。），庐山植物园郑重举办了陈寅恪夫妇的安葬仪式。参加者除了陈寅恪家属外，还有庐山植物园全体员工。墓碑以一块巨大的第四季冰川漂砾石为主体，上面是黄永玉手书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个大字。因为国家规定风景区不许有墓，所以另一碑石上写着“陈寅恪唐筼夫妇安眠於此”。旁边的小坡也被命名为“景寅山”。这个名字的由来还有点说头。当年白居易所题”花径“被人发现后，山上文人为纪念这件事，特意修建一亭。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该亭取名”景白亭“并撰写了《景白亭记》，景白之意乃景仰白居易。于是，这个土坡便以景仰陈寅恪而被叫作”景寅山“。

          站在这里， 看到这些，想起当年，真令人有万千之感慨。

一．作协吸收网络写手的初衷是什么？作协对这个新的写作群体有什么期待？

答：其实在此前作协已经吸收了不少网络作家入会，对于作协来说，热爱文学，有一定写作能力并且发表过一定数量文学作品的人，都可以入会。至于期待，我想大家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期待的吧？像其它纸媒写作者一样，他们也不过是文学爱好者而已。我们对他们的期待都是一样的。

二．相对于传统作家（以平面写作为主），网络写手申报入会的门槛是否偏低？这个标准的设定有什么参照？

答：平常我们对纸媒写作者入会的条件也要求不高。主席团开会时，大家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对作者太苛刻。作家协会不过是一个群团组织，是给文学爱好者们提供一个会友的平台，大家喜欢文学喜欢写作，愿意加入到作协来与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切磋和交流，这就够了。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荣幸。之所以设定一个简单的入会标准，也只是“验明正身”，表明你的确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而不是一个马戏爱好者而已（千万别误解，马戏爱好者如热爱文学，我们也一样欢迎。）。至于写得量有多少，质有多高，不必太讲究。大体上过得去就行。所以，我个人认为无论对什么样的写作者，作协都没必要设高门坎。入会门坎低了，对于社会或是对于作协有什么坏处呢？我是没发现的。既然没什么坏处，放低点门坎又有何妨？这次网络入会标准的设定，是作协创联部经过调研拟定的，至于他们参考了什么标准，我并不清楚。估计也没有什么其它可供参考的标准吧？

三．对网络写手申报作品的质量如何把关？入会以后，对他们的创作成果怎样评定？

答：应该是像以往其它人入会一样的把关。先由专业人员从申请人中初选出合格者（因为有许多人拿来的作品不是文学作品，这样的人多半会淘汰下去。），再交由主席团讨论。相对纸媒写作者，网络作者的作品，过程大概也会是这样。但至于网络作者是通过什么途径上交作品，创联部还没有拟定具体的方案，也可能已经有了方案，我目前并不清楚。以前的网络写手入会时，都是带着自己已经正式出版的作品前来申请的。

 四．网友对此议论反差很大，有的拍手，因为网络写手得到传统作协的认可；有的不屑，因为优秀的作者并不在乎“名分”。您如何看待这些观点？

答：各人有各人的选择，这种选择背后有着各人自己的意愿和道理，我觉得很正常，也应该尊重。拍手者愿意加入作协，条件够格我们自然欢迎；不屑者无意成为作协会员，喜欢独来独往，也挺好。写作从来就是个人的事，本来入不入会都一样写。一个好作品的诞生，跟一个人是不是作协会员没什么关系。但是作家协会把一群文学爱好者集结一起，为大家的交流提供一些服务和帮助，以便提升写作的水平和写作的兴趣，也是非常必要。所以，我以为不必把这些观点看得太是个事。更何况，会员这个“名分”又是多大个名分呢？

 五．从各方议论来看，正面评价居多。背后反应的是观念的碰撞——如何对待传统作家与网络新生代写手，以及传统写作与网络写作问题。您怎样看待这些问题？

 答：我是好作品主义者。不论是用什么形式写作和发表，我只看作品的好与不好。管是你在哪里写作，用什么手段写作，我没必要知道这个过程，我只看结果。出了好作品，我会很高兴，这是为文学、为读者而高兴，无论你是不是会员；出了坏作品，我也不会不高兴，因为那是作者个人的事。有一点我要说，不管是不是会员，作协也都不会再像文革时那样去批判或整人。即使是坏作品，有正常的文学批评足够了。

前几天，接到新民晚报记者的采访纲。提纲有十问。我的答复有三千字，经删减成这样一条消息（见附一）。

我一直喜欢邮件采访，对于记者们的提问，无论最后选用多少，我都尽可能作详细答复，以便让他们在编写时有较大的选择余地。之所以如此，还是怕记者不小心误解我的意思，从而造成传达给读者的信息漏洞百出。但是，即使写在纸上的文字，也仍然会被错误理解。这篇就是这样。虽然不是什么致命的问题，但这样的话我是无权说的（见红色字）。它甚至被编成了标题，可是我的原话并非如此。

在此我将采访文章和我的答复都贴在博客上，以表达我小小的抗议。无论如何，我希望记者们尽可能准确表达我的意思。

附一：《新民晚报》文章：

方方谈湖北作协新规：

网络写手可带U盘申请入会

“老九”又臭了

                                                                 作者：王宵

牛年甫始，国家给全国知识分子送了一份“大礼”——事业单位人员养老保险改革方案出台并开始试点。用“举国哗然”形容这一“改革”也许有点过，但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其激烈反应是理所当然的。 ( http://www.tecn.cn )
              我想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在过了30年的稍微安稳一点的日子后，又重返其宿命旧途。老九又臭了。
             事业单位大多是凭依知识、技能来发挥社会功能的机构，自然也是知识分子最集中、最多的机构。现代化的社会，就是知识发挥社会进步主导力量的社会，因此，也必 然是“事业单位”及其人员愈益增加的社会，知识分子也逐渐成为一个其特征日益鲜明的社会群体。从中国而言，这个群体既有传统的“士”的“以天下为己任”、 “先忧后乐”的特色，又开始了以知识技能为职业、知识救国或强国、专业分工日益精细、同时专业精神日益强化的过

不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不好。新中国建立后，开始了反智亦即反知的时代。在前二十八年所有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要么直接就是运动的目标(如知识分子改造、院系调整、评《红楼 梦》、反胡风、反右)，要么就是这些运动一般都从知识界开始、以知识分子祭刀的(如文革)。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是因为当时的领袖把知识分子当成资产阶级 的一部分，因此这个群体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同盟军，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对象。知识分子的这种身份，被形象地称为“臭老九”，也就是在革命敌 人的阵营中，排位第九(这个排位是这样的：地、富、反、坏、右、封、资、修、知识分子)。虽然当时国家的某些领导人试图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这是周总 理和陈毅先生的原话，即他们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提出为知识分子脱去资产阶级之帽，加上无产阶级之冕)，但毫无结果。毛泽东基本上是用农民和游民意识本 能地厌恶知识分子的，因此他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与压制毫不留情。在当时，不但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极低，而且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的工资也是很低的。我当建筑工 人时，我的指导员(那时实行军事化管理，工程队叫连)曾经对我说，他曾经有机会去文教单位工作，嫌工资低而未去。 ( http://www.tecn.cn )
            对知识分子的压迫，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就连高层也对这一后果不安。在文革后期，二次上台的邓小平先生就已经呼吁“老九不能走”(这是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当然这也成了他的一条新的罪状，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猛批。文革结束后，在全社会的拨乱反正中，一个重点领域就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全社会 兴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风。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科技教育，说要为科技教育事业当好“后勤部长”。在他的主导下，高考恢复了，专业人才归队 了，科技变成第一生产力了，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重奖科技成果和知识分子了，干部提拔加入了知识化的标准了，等等。从整体上说，知识分子开始了焕然一新的时代。 ( http://  

当然，在以改革开放为标 识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在总体健康化的同时，也未必没有种种阴影。比如，国家由于财力的原因，长期不能为知识分子提供应有的物质待遇，从而形成“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所谓脑体倒挂的分配现象，又如在政治上开展了诸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以整肃知识分子中的异己力量；同时，在变形的市场化改革中，出于政治需要，统治者开始了对少数知识分子的收买。但是，所有这些，都比不上这次事业单位人员养老保险改革的打击。这一举动，标志着执政集团又一次与知识分子群体的正式分手。它不仅仅是中共执政后前28年对“老九”的政治态度的复归，而且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 http://www.tecn.cn )
                从根本上说，这一举动是 改革开放后所形成的执政的权贵资本主义集团，出于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一个举动，尽管它打着“深化改革”的旗号。人们可能很奇怪，这一“改革”是如此不理性与不合时宜：它既不符合所有改革都不触动改革目标人群多数人刚性福利的原则(它将3000多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网打尽)，也不符合中共近年所提倡的“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特别关注民生怎么能降低养老待遇)；既不适应当前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保持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扩大内需当然需要支付能力以及良好 的收入预期)，也不符合中国财政收入连年来超常规增长的大好形势(2008年预算内已经达到6万亿)。它也不合法：从程序上说，一个深刻影响3000万人 切身利益的决策，既不征求社会意见，也不听证，更不经过立法机关审查通过，而仅仅是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定案；从实体上说，它的内容已经违反了诸如《教育法》的有关条款(这个法律规定教师的收入不得低于公务员)。 ( http://www.tecn.cn )
                  虽然有这些置疑，但事实是，这个方案确实是出台了，试点了。
                 从社会公平来解释这一举措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要改变中国社会养老保障中的城乡差距和原国企职工养老金偏低的状况，在于提高原国企职工的养老金水平，并适当提高农民的社会养老水平，而不是将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水平拉低向原国企职工看齐。农民的情况有其特殊性，即其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如土地，因此其养老问题不 宜也不能由国家完全包下来，因此与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与后者有某种可比性的是原国企职工，他们的养老状况确实存在着相当的不公平，而这 正是当年所谓改革的失误造成的。而沿袭了企业改革 “为政府卸包袱”思路的事业单位养老改革，之所以延宕了十数年不能了出台，正是因为它的正当性不足，本来夭折也罢。从我所了解的情况看，一个高等院校的退休教授，现在每月的收入大概在3000元，多乎哉？不多也。

唯一可以用来解释这一“ 昏招”的理由是，中国财政收入难以支撑事业单位人员养老支出。也许这是一个真实的理由。任何剥夺都是因为利益。虽然在许多人看来，说中国6万亿元的财政收入支撑不了1000亿元的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是一个笑话。如果不是笑话，那岂不是证明党和政府时时大张旗鼓宣传的经济发展成绩是虚假的，中国经济也是极其脆 弱的？既然日子如此紧张，为什么还要财大气粗、花几千亿办奥运？究竟是半个月的运动游戏重要，还是3000万人的养老金重要？ ( http://www.tecn.cn )
             如果不是笑话，世界上最富有的中国政府入不敷出，那证明的是这个政府花钱花昏了头。最令人不解的是庞大的行政管理费用和三公消费。2005年中国政府行政管理费高达 10378.44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26.49%。而同年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为8953.36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比重为22.86%。无论是 与发达国家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比，中国的行政管理费都是最高的。其他国家这项费用没有超出财政支出10%的。而社会保障资金，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财政支 出的50%以上。可以看出，正是巨额的行政管理费占用了中国政府本该用于社会福利的资金。 ( http://www.tecn.cn )
             如果财政真的紧张，压缩的不应当是事业单位3000万人的养老钱，而应当是党政机关的庞大行管管理费用和三公消费。仅以后者而言，号称每年1万亿元，稍微节约一点，不就省出1000亿？ ( http://www.tecn.cn )
            执政集团面向事业单位人员杀去的这一刀，可以用“悍然”来形容。那就是它宁可压缩3000万人的养老钱，也不愿压缩自己的灰色收入和吃喝玩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充分暴露了这个制度的本质，暴露了执政官僚集团极端的自利性，它的丑陋与恶劣。 ( http://www.tecn.cn )
                这一“改革”将在全社会引起极其恶劣的后果。它严重打击了现代社会的根本价值，让我们回到那个愚昧黑暗的年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将再次变成一句空话，知识分子不再吃香，事业单位将更加缺少吸引力，知识的唯一价值在于学而优则仕，全社会由过去的官本位，蜕变为官独贵。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执政集团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关系，由于前者把后者推到政治的对立面，知识分子将更加与当政者离心离德，分道扬镳。过去工人被“和谐”了，农民被“和谐”了，今天轮到了知识分子。现在，只有军队和警察大概还是执政集团的同盟者。杨恒均先生说中国春晚可以看出中国好像是军人国家和警察国家，其实也并不错。

这件事，对中国大多数知 识分子也是一个教训。中国知识分子再次被抛弃，关键在于这个群体始终没有取得应有的独立性。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其专业和业务与市场经济结 合得比较密切的那一部分扬眉吐气外，大多数人恐怕也不过是浑浑噩噩，混吃等死。虽然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在发挥着社会良心的功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犬儒化。之所以造成这一结果，主要是政治权力对知识分子的打压与腐蚀：政治权力既用赤裸裸的利益来收买某些学者使其无良， 又用产业化来腐蚀所有事业单位人员的职业操行使其无德，还用行政化、衙门化、标准化来改造事业单位使其无力，终于将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改造成为目前这副可怜、可鄙的模样。但是知识分子自己自甘沉沦、自愿趋附，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想想那些在现下还在为权贵集团摇唇鼓舌、否定普世价值的学者们吧！现在他们被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他们发现他们其实是被主人打入另册的。可怜者必有可恨之处，被救者首先要自救。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能自救，又怎么能指望执政集团和全 社会对你有基本的尊重？如果这一“改革”能够多少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犬儒化、提振其志气，那也算是坏事变成好事。 ( http://www.tecn.cn )
              这一事件，对事业单位内部的生态环境也将产生恶劣的影响。今后，这些单位的知识分子将更加分化，少数掌握行政资源的知识分子将更加向政治权力靠拢，并与执政者合流。所谓“年金制 ”的实行，也会加大不同事业单位之间的分配差距，同时加大事业单位内部不合理的分配结构。现有的国企分配制度畸形的两极分化将会再现于事业单位，有权不用 过期作废的自利和短期行为将弥漫于一切事业单位，从而使这些本来应以人文与理性为导向的单位变得更加面目全非。 ( http://www.tecn.cn )
            这一事件，再次证明了邓小平当年说过的话，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办坏事。光看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强调“血管里要流着道德的血液”，有什么用？若干年后，如果还有如季羡林这样的大家，还有如温总理这样的好官，后者去探望前者，而前者向后者报怨“京城米贵，养老金少，居大不易”，后者何言作答？人民不需要领导者的眼泪，人民需要对政府的决定与制约。这一事件再次证明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将政府关进笼子，政治权力执掌集团的兽性就会凶残到什么程度。

      春节前夕，由湖北省作协主办的网站“湖北作家网”正式开通。

         秋色宜人。

    对于我们作协来说，这真是件大事。这个网站给作家与作家之间的交流以及作家与协会之间的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和很好的平台。其重要意义，这是不多说。

    希望大家经常过来看看，说不定就看到了你们自己。

    还有，有什么好的想法好的建议好的文章，就往上贴吧。地方很大也很多。

    当然，如果注册，成为它的会员，我们网站的负责人韩永明一定开心。

    我这里也算是一个广告。

    湖北作家网的的网址是：

    http://www.hbzjw.net.cn

              就是这个美女企业家。

那天省作协开迎春茶话会，我没有去听，于是找她把发言稿要来看了看，觉得果然说得很客观很理性很动情很实在很好。现将这个发言转贴在这里，也让大家看看。     

应对危机要实事求是

                                    新冠投资集团董事长 王琼

    湖北是全国的一部分，全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这次危机暴露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矛盾。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外贸依存度超过了70%，这是没有先例的。由于中国的消费比例太低，中国的消费比例从1998年以来逐年降低，到现在降到了49%，低于亚洲平均水平，国际上稍有风吹草动就受影响。这次危机是由美国开始，美国的问题变成了中国国内问题。

     外贸一垮，国内经济就萎缩。投资和出口密切相关，出口萎缩，相应的能源、基础设施等投资都受到影响。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在危机情况下只有消费可以大作文章了。

    所以，提高居民的消费比率是拉动经济的关键。

    中国长期来的增长方式就是投资拉动，这次政府的四万亿也好，省里的1千亿也好，增长方式并没有改变，对经济的拉动不容乐观。提高人民的消费比例，才是正确的选择。

    省长的报告中有很多扩大内需的措施，这些措施落实了，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为长远发展建立了更加牢固的基础。但其中我的疑问还是很多。

    比如：省长列举的投资项目、交通、机场码头、核电等都不是劳动密集型的。而是资金、技术密集型的项目。有的专家计算，只有10％会转化为直接的消费。这些项目对全省的消费拉动作用很有限。

    所以，人民收入的稳定、持续地增长是提高消费的关键，因为有一半要消费掉。问题是经济危机影响下，企业的生存都受到了影响，怎以可能提高工资呢？提高工资的资金从何而来呢？不裁员、不减工资就不错了。到底什么可以稳定消费预期？问一问工薪阶层的人，他们的答案都非常简单：解除医疗、养老的后顾之忧。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不让他们消费都不可能，不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出台再多的政策也是隔靴骚痒。有了钱还是存银行。老百姓不花钱就是对前途担心、就是对政府的不信任。而且，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逻辑。企业好了，财政才有更多的钱用来投资公共项目，企业才有更大的财力增加员工工资、才有更多的钱放到保障里面去、员工才有更多的钱去消费。企业不行了，一切都免谈。所以刺激经济的重点还是扶助企业，这方面，报告中的内容不多，也不实惠。

    刺激经济无非是财政、货币两个办法。前面说的政府投资是财政的办法，减税也是，但报告中很不具体，什么时候有具体的办法还不知道。减税等于增加了企业的盈利，意味着员工的福利有了保障的基础。另外，货币政策方面要通过银行执行，而银行也是企业，银行凭什么要按照政府工作报告办事，他要按照他的经营战略办事，危机时期他凭什么会主动去帮助中小企业呢？它也要盈利。从中央到省、市，我听了那么多关于这方面的承诺和措施，但就是不知道银行为什么要主动帮助有困难的企业？银行也不是救济站呀。

   （合肥银行的案例。——方方注：没说是什么例子。我原样照登。）

    每年的报告中都要说“优化产业结构”、“优化企业结构”等，而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优化不是一、二年就能完成的，去年说了，今年还说，而不是说去年是否优化了、优化到了什么程度。这部分在报告中很空洞，不实在。去年说了，今年就该说去年的情况。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很长时间，十年、二十年都不算长，中国说了十几年还没调整好。这次国外的问题变成中国的问题，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

    我们省一年能调好？一届能调好？省长的报告中的措施很不具体。

    我一个小企业从01年开始调整企业内部的投资结构，应该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当然，这种调整是不同的，但这个‘理’是相同的。

    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经济学家樊钢多年来都在谈“产业结构”调整。他们一直都认为中国的产业结构要适合国情，不能搞太多资金、技术密集的产业和企业，要搞能吸纳更多劳动力的产业和企业。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70％以上的贷款贷给了国有企业，还是政府主导投资。积极的结果是能源、通讯、交通、电子等等产业可以与跨国公司公司比肩了，而消极的结果是最需要资金的中小民营企业得不到资金，而这些企业消化了大部分农民工和低教育程度的工人。

    另外，优化产业结构是有代价的，报告中说的无非是产业升级，搞高新技术，搞金融、保险、文化等。一是这些都不是劳动密集产业，而我们面临的是大量人员要就业，要劳动密集的产业蓬勃起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二是，这些领域与城市的生活关系更为密切，而与农村、农民关系不大。那么，越优化就业问题可能越严峻，结构性失业越严重。

    我认为不是不要优化产业结构，而是要找到适合国情，适合我们湖北省情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优化，不是搞高新技术才是优化，这是一个误区。适合国情、省情的产业结构才是最优的。

    产业结构与企业结构是相扶相成的，劳动密集的产业一定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以私营、民营为主。

    中国的国情是受教育少的劳动力丰富，技术水平与资金丰裕程度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但是，全国、各个省都要搞高技术、搞金融证券，那劳动力咋办？产业升级的代价就是让这些低教育的劳动力更难就业，结构性失业更加突出。

    我们的现实是劳动力过剩，就业压力大。我认为政府应该大幅度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税赋，这些企业才有能力提高人力资源的成本，员工收入多了，才有钱去学习，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根本出路在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政府应该多在这方面投资，搞免费教育的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德国、英国这些技术大国的继续教育非常发达，都是政府主导的。他们的技术工人的收入是全世界最高的。中国有吗？全是商业行为。

   优化产业结构是所有企业的集体行为，是靠政策引导的，政策不到位，企业不会动、不会往政府希望的方向投资。比如，劳动密集的企业不交税，单一工种百人以上的每增加多少人就降低多少税，就一定会有很多企业去做。如果都是政府投，就不是市场经济了。

    高新技术都是排斥劳动力的，更不要说受教育少的农民工。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需要的是高素质的劳动力。高新技术、金融、证券、保险这些现代服务业不能不发展，否则，国力无法增强。但是也必须考虑国情、省情。

    总的来说，报告中说的“完善”工资增长机制，“扩大”消费，“优化”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中的“完善”“扩大”“优化”都是动词，那么，动作的主体是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定是企业。谁发工资？是企业。谁消费？是消费者。都不是政府。

    所以，必须想办法让企业活来，让就业多起来，企业能赚钱才是根本。人们看到政府在大力扶持企业才会形成稳定的收入和消费预期。我认为应对危机和经济转型最好的办法是大幅度降低企业的各种税赋、藏富于民，不要国富民穷。否则，收效不会明显！

    请原谅我的直白，反正我们说什么也是不起作用的，还不如让我痛快地说。我是湖北人，我的企业在湖北，我非常热爱我生活、工作、成长的这个城市。

    谢谢大家！

           我喜欢的坝上风景。

     新书出版，是近期一大快意的事。前几天同学老道打电话来说，小说好看。是分两口气看完的。二十多年前，老道看了我的小说《风景》，跟我说，你这篇小说写得真好，我看到后面，父亲和母亲老了的时候，很感动。之后，《风景》果然引起读者关注，它也成为了我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一次，我对老道说，我就是巴不得你们说好看，我要借你的吉言，希望这部小说有更多的人说好看。

     前两天，又收到上海张新颖发来的邮件。邮件中说：“最近一大快事，是读《水在时间之下》，差不读一口气读完。今天写了篇短文介绍，也发给你看看。祝贺啊。”

    这封邮件来得意外，因此我很开心。我回邮件说：我最喜欢“差不多一口气读完”这一说。我写这篇小说时，让阅读者一口气读完是我的梦想。谢你让我的梦想完美——读完了还写文章，我真是赚大了！

    有老道的电话和张新颖的邮件，我真觉得有些赚到了。对我来说，“好看”是对我最大的夸奖。我最初写这部小说时，心里满怀的也是这个愿望。我希望读者看这部小说已经看到只剩三页纸了，却依然还想把它看完。

     还要偷个懒，同时也继续宣传自己的新书。我将张新颖的这篇书评转贴在这里。因我是私下放此文在自家的博客，并未征得张新颖的同意，所以，如有编辑想要选用，请自去征求他的意见。

埋在时间下面的水滴，飘在水上的灯

                        ——张新颖

          水在沙漠之上。呵呵。

      方方的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好看，三十五万字，拿起来就难以放下。不少作家都在写好看的小说，但说实在的，很多其实不好看。好看和不好看只是阅读的直接反应，可是为什么好看，为什么不好看呢？为什么你以为写得好看，其实却不好看呢？探究下去，就显出作家和作家之间的差别了。

    方方在后记里说：“这是一本有关尖锐的书。我在写作之前，曾经先写下这样一句话。小说写完之后，我觉得不仅如此。人世有多么复杂，人生有多么曲折，人心有多么幽微，有时候我们自己并不知道。”

    尖锐，多年前的中篇《风景》，已经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方方有勇气去直刺被我们小心翼翼地包裹着，连下意识里都会去保护的东西，她会刺破那层纸给我们看。比如在这部长篇里，水上灯一出生就遭到抛弃，抛弃婴儿的母亲是被逼之下做出的无奈选择，但被逼之下的选择也是选择，如果没有选择那倒也干脆，可是分明是有选择，也就是有取，有舍，方方能够让她的人物把血缘亲情，把母爱，也放到人物自己的天平上。这个有选择的境地，反倒把对人性的质问逼到了角落。

     这还只不过是小说的开头，水上灯的一生才刚刚展开。人世的复杂、人生的曲折、人心的幽微，要把这些落实到具体的生命身上，落实到具体的生命过程中，才不算泛泛的感慨。而能够担负起表现这样丰富内容的生命，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这个生命本身应该有多么复杂、曲折、幽微？这个生命的血肉得承受什么样的煎熬和历练？这是绝大的挑战。“唉，都说平淡地过一生没有意思，可是让你复杂地过一生，你试试看？扛住人生的复杂，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扛，就得有这个力量。

     水上灯这个名字，真是美，美得有光彩，红了的汉剧名角就该叫这样的名字。这美，恰如所有名角的生活，是有些虚幻，有些缥缈的。但是水上灯不虚幻，不缥缈，她清楚自己本来叫水滴，很容易干掉，却必须得扛住人生。这样她老了的时候才可以说：结果我这滴水像是石头做的，埋在时间下面，就是不干。

    水滴的力量是报复的力量，是对这个魔鬼的世界进行反击和作对的力量，而她自己也绝不是天使，天使是另一个世界的，在这个魔鬼的世界里，她跟魔鬼有着永远也扯不清的关系。“水滴知道自己走在魔鬼的包围圈里，知道她就是它们养育的，那些魔鬼的唾液就是她成长的营养。而她就是它们在人世间的替身。”

     方方小说里的人物，大都不会让意识、想法、渴望只停留在心理阶段，他们一定要表现出来，化为实际的行动。他们又大都是有各种各样力量的人物，这些行动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冲突，于是就冲突不断，高潮迭起。看方方的小说，会觉得节奏很快，因为她的人物一旦上场了，带着他们的意志和力量上场了，就不会慢吞吞地踱步。

     这是发生在汉口的一长串故事，一部在汉口上演的人生大戏，也许汉口人直接、强硬的性格与方方小说的叙述节奏有关？也许这样的叙述节奏与方方生活了半个世纪的武汉有关？当方方说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是多么热爱她生活的这个城市的时候，方方小说的性格已然呼应着这个城市的性格了也说不定。叙述节奏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已经是很内在的方面了。

     更有这样的时候，人物实际上并不清楚是被什么样的意欲和力量推着往前走，不能自已地加速度奔向某个他也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叙述的速度自然也跟着加快。写到这样的程度，小说要不好看也难。

    这是一部关于汉剧和汉剧艺人的书，翻开掩埋在时间之下的历史，小说家看到的，不是空洞的场景，没有血肉的材料，而是，譬如说，“在那些泛黄的纸页上，一行行黑色的唱词齐齐涌现我眼前，又呼啦啦地走进小说之中。老戏文带给我无数灵感，一些有意思的细节像春树抽枝发芽一样生长出来”。

     这是多么好的写作状态啊——“像春树抽枝发芽一样生长出来”。

                                                              二〇〇九年一月三日

——刘道玉（武汉大学前校长）

近十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2008年大学毛入学率已达23％，大学生在校人数已达2700万人，就其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居世界第一位。

但是，无可讳言的是，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如学生质量下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学风浮夸、学费变相上涨、债台高筑、教学评估弄虚作假、研究生质量泡沫化、等等。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教育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和舆论，甚至存在严重的不满情绪。

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呢？对此，论者颇多，有的认为是教育产业化，有的认为是大学体制问题，还有的人从大学理念、官本位和左倾冒进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应当说，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我国高等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也确有某些参考的价值。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尚没有看到从思想根源上进行分析的，如果不刨根溯源，即使其他因素消除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高等教育上的问题。我所说的思想根源，就是“高、大、全”的思维模式，它已经成为国人的思维惯式，不仅根深蒂固，而且陈陈相因，几乎渗透到一切方面。因此，只有转变了国人的思维模式，不仅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教育上的问题，而且还可以消除在诸如经济、政治宣传、思想教育、科学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的痼疾。

（一）

乍看起来，“高大全”似乎是一个人名，但它不是人，而是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模式，而且已经似乎已成了一种思维惯式。

什么叫思维惯式？我在文章中用了一个“惯”字，“惯”即习惯之意。所谓惯式思维，就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模式。日本哲学家三本清（1897—1945）在谈到习惯时说：“一般以为习惯是同样行为的反复所造成的。”⑴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受着社会形态、群体生活方式、文字、语言等因素的影响。三本清甚至认为，“可以说东方的传统文化是习惯文化。就如习惯是自然一样，东方文化的基础中存在的也是某种自然。”习惯是非纯粹的精神形式，它们是在人们思考和行事的时候表现出来。

一般说来，惯式思维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是定势型，即我们常常所说的“脑子不转弯”。这种思维方法是从事发明创造最忌讳的，因为他们总是见怪不怪，把现存的一切都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从不想要去改变它们。持这种思维方法的人，当面对多种并存复杂的事物时，不注意多种纵向线索之间的互相关系，往往按照自己所需要的那一条线索进行精心处理，而忽视了其他可能性的选择。

第二是趋同型，也即随大流的思维方法。总体上，我国不少人有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毛病，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保守的思维习惯。为什么我国经济或教育建设中出现重复建设，为什么我国常常出现“热点”，如下海热、出国热、考研热、从政热……这些都是趋同思维导致的结果。

第三是形而上学型，即只图表面而不注重实质的思维方法。持这种思维方法的人，容易走极端，只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只看形式不注重实质，只图表面不顾内容。其实，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是一种省心的懒汉思想，对事物不作具体分析，抹杀事物的个性，用简单化、程式化、固定化的思维看问题，从而抹杀了人们的创造性。

东西方各民族，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如历史进程、科学文化、宗教信仰和民族个性等，他们的思维的特点是完全不同的。据我个人的观察与归纳，中国人与欧美人在思维方法上至少有三点不同：中国人“求多不求新，求同不求异，求稳不求变”，而西方人则恰恰相反。也有人说，中国人夸多识，而西方人夸新知，也许这正是我国知识分子缺乏创造性的原因。

为什么“高、大、全”是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模式？因为自古到今，无论是官员或是老百姓，也无论是商人或是科学研究人员，他们崇尚“高、大、全”，我们只要打开媒体看一看，冠以“高、大、全”或变相的最、快、多等词句，简直是满天飞。既然“高、大、全”成了中国人思考问题和行事的出发点和追求的目标，那么事实上也就形成了一种习惯的思维模式。

日本作家中野美代子（1933—）曾经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读后感慨颇多。⑷作为一个日本人，居然通过中国近代小说，分析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我们至少应当感到愧疚，因为至今还没有看到由我国学者写出有一定力度的这类著作。在书中，她罗列了中国人思维上的弱点，如缺少立体思维、缺少好奇心、缺少虚幻思想、缺乏游戏意思、缺乏幽默感等。她毫不隐讳地指出：“历史上所谓的中华‘思想’阻碍了人们对未知世界的认识，这种阻碍渗透到小说中，使周游异国的故事变得无聊乏味。”她进而说道：“与欧洲人常常为开拓认识世界奔向未知土地而进行的鲁莽旅行及冒险的传统不同，中国人的伦理理念是把认识的疆界限定在五官可及、手足可触摸的领域中…”。她的分析不仅说明了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没有诞生在中国的原因，而且也指出我国国民当今仍然缺少创造性思维的根源。

 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曾说：“但是假如个人的单独的习惯其力量是很大的，那么共有的联合的习惯，其力量就更大得多了。”⑵对此，列宁也深有感慨地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⑶因此，如果人的习惯一旦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那么它的破坏作用就是十分巨大的，我国高等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正是这种惯式思维模式所造成的。

（二）

在惯式思维模式中，“高”居于首位，它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所起的副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我这里所说的“高”，是指在发展高等教育中所表现出来的高速度、高指标、高跨越等，以及在办学过程中为数不少人所追求的“高级”（级别）、“高攀”、（高攀名校）“高峰”（高峰论坛）、“高规格 ”（建筑和装修）、“高职称”、“高学历”、“高学位”，等等。然而，却偏偏忘记了高质量（教学）、高素质（人才）高标准（论文）、高难度（科学研究），而舍弃了这些真正意义上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只能导致进行评估弄虚作假和研究生教育的泡沫化。近10年的大学扩招，最明显不过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高速度、高指标的指导思想。

自1999年开始，我国大学开始以超常的速度扩招，当年高校招生160万人，比上一年净增加52万人，增幅速度高达48％，相当于新建了52所万人大学。这是典型的冒进，是1958年教育大跃进在新形式下的翻版。问题是自1999年到2008年的10年中，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发展速度，平均增速为19．2％，头7年的增速为25．3％。与此同时，研究生的招生也急剧增加，自2000年到2008年，平均增速为23．06％，最高年份增速为46．2％。

据国家教育部网站消息称：“中国高等教育规模超过俄罗斯、印度、美国，成为是世界第一。经过短短数年的努力，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既没有经过产业革命，又没有现代工业基础，在高等教育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用1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50到100年需要走的道路，这不是冒进又是什么呢？在师资、设备条件很差的条件下，怎样能够保证教育的质量呢？可是，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竟然说，10年扩招没有方向问题，但是政府投入不足严重的制约了教学质量。

这绝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学风严重浮夸、教学评估弄虚作假，这不是方向问题，那还有什么是方向问题呢？根据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不是不可以适当扩大招生的规模，但必须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市场对人才的需要相适应。可是，我国在扩大招生问题上，既违反了经济的规律又违反教育发展的规律。在具体执行扩招时，又犯了一刀切的错误，重点大学本是肩负提高的任务，完全不应该扩招，但也下达高指标的扩招计划，以至于造成了师资、设备、图书馆、宿舍、运动场所等严重紧张的局面。

为什么历时10年的扩招运动能够得以顺利地推行呢？除了跟风的同向思维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自身的利益所驱使，因为扩招会给大学带来数千万甚至数亿元的学费收入。

据我所知，全国只有中国科技大学例外，该校10年不扩招，每年招生的数字是1860人，它被认为是一个恒数。在全国大合并、大扩招和搞大而全之风盛行的情况下，中国科技大学是个另类，他们不跟风、不合并、不扩招，“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保持自己的办学特色，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有了这种独立精神，还愁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和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吗？

（三）

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是美国著名未来学家，他在《第三次浪潮》中对“好大狂”的思维模式，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好大狂’ 也受到了攻击。‘大就是好’的鼓吹者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受到‘小就是漂亮’鼓吹者的非难。只是到了七十年代，一本《小就是漂亮》为题的书，才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极有影响的畅销书。”⑸

随着新的技术革命的深入，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树立了“小就是好”的生产、消费理念和审美观点，而抛弃了“好大狂”的思维方法。可是，我国虽然初步实现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大多数人的观念仍然停留在工业文明初期阶段，抱着“大就是好”的老观念不放。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对“大”情有独钟，它几乎渗透到一切领域里。例如，讲朝代要加上“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街道要命名为大街、大道；楼房要叫“大厦”、“大楼”；破旧立新要叫“ 大破大立”；整风远动叫“大鸣大放”；形容有智慧的人叫“大智大勇”；结婚叫“大婚”，出自传叫“大传”；有关“大开发、大跨越、大发展”的标题，在各种媒体上屡见不鲜。建设现代化的城市，也是高喊“大上海”、“大武汉”、“大西北”、“大都市”。1990年提出了国际化，于是就有47个城市要建国际化的大都市。这是明显的浮夸，西方发达国家一般也只有一两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中国怎么可能建成这么多的国际化的大都市呢？⑹

近年大兴“论坛”和“讲坛”之风，但觉得不过瘾，又纷纷推出了各种“高峰论坛”、“百家大讲坛”、“世纪大讲坛”、“和谐社会发展大讲坛”、“健康大讲坛”、“长江美联大讲坛”等。甚至连月饼、保健品包装盒越来越大，书刊的版本也越来越大，街心花园和草坪也越来越大。每思及此，我都感到心痛，国人的这种思维方法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呀！

 同样地，我国在发展高等教育上“好大狂”的思想表现得尤为突出。自1992年开始的大学改名、升格和合并浪潮，就是“好大狂”典型的表现。据统计，自1992年到2000年，历时8年进行大学的大调整、大合并，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60多个部委参与了这次合并远动，全国900多所大学受到这次浪潮的冲击。大学合并始于1992年，把江西大学和江西工业大学合并为南昌大学，目的是要挤进“211工程”，打造全国的名校。接着，1998年把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杭州大学与浙江大学合并，从而掀起了全国大学合并的浪潮，2000年达到了高潮。当时，似乎已经造成了一种舆论：“合并则兴，不合并则亡”，由各部委和各省政府出面，强行进行合并，甚至搞“拉郎配”式的合并。

值得指出的是，这次高校大合并的指导思想是值得怀疑的。指导思想之一是所谓的实现“强强”联合，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很多被合并的大学并不是重点大学，甚至把一些专科学校和干部管理学院合并进来，这怎么是“强强”联合呢？相反地，真正的重点大学并没有实现合并，所以很显然合并的指导思想强调的是“大 ”，而并非是“强”。

 合并指导思想之二是建设一流的研究型的大学，这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学校的规模没有线性关系。大并不意味着强，这是人所共知的浅显道理，为什么国家主管教育的领导人就不明白呢？问题在于，他们追求的不是真正的强，而是“好大狂”。

指导思想之三是中国大学多了，不便管理，所以需要调整、合并，这也是与事实不符的。

真的中国大学多了吗?结论是否定的。美国只有2．81亿人，有4000所大学，而13亿人口的中国只有1900所大学，怎么能说我国大学多了呢？到底是分散超大型大学好管理拟或是小型大学好管理，道理也是很明显的，这只不过是强词夺理而已。

我们不妨看一看几个具体的例子。例如，吉林大学是由原吉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科技大学、长春邮电学院、解放军军需大学等6所大学合并的，合并后的吉林大学分散在6个校区、9个校园，占地661万平方米，在校学生7万多人，堪为全国第一。白求恩医科大学是一所既有特色又有纪念意义的大学，为什么把她取消？当地群众讽刺地说，要找长春市就到美丽的吉林大学校园里去找。更为荒唐的是在遥远的珠海，建立一个分校，占地居然达到330万平方米，这到底是办教育还是搞创收？合并后的吉林大学，水平和效益到底是提高呢抑或是降低了呢？事实事实胜于雄辩，除了规模居全国第一以外，剩下的恐怕就是30亿的高额债务了。

另一个例子是贵州大学，她是经过几次合并，最后由6所大专学校合并的，其中专科和干部管理培训机构就占了4所。合并后的贵州大学，有24个学院、101个专业，在校本科生为45000多人，研究生3030人，一下子进入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之列。据说，合并后顺利地进入了“211工程”，如果不合并就进不了。这是典型的拉郎配，是纯粹“好大狂”的表现，明显的是以功利主义推动大学的合并。

 对于这场大学改名与合并，舆论纷纷，反对者亦众。但是，当政者置群众的舆论于不顾，完全由上而下，由长官意志拍板决定。为了指导大学的改名与合并，国家教育部制定了大学改名的7个必备条件，规定学生在8000人以上，正教授在100人以上，硕士点需要10个以上，必须具备3大门类学科，等等。正是在这种“求大”的指导原则下，掀起了大学改名的浪潮，并导致了全国范围内各大学追求大、求多的风气。

 目前，专科学校都改成学院，而学院统统改成大学了，而大学的名称是一改再改。纵观这场改名与合并的浪潮，反映出了“求大”的普遍规律：一是地名越改越大，如由城市、省名、大区（如华东、中南、西南等）直到冠以“中国”才罢休；二是学科内容涵盖越广越好，如原来的工学院改为理工大学，后又改为科技大学；三是原来的化工、煤矿、石油等学院，也都改成“工程大学”了。

 随着大学的改名，大学中的系也水涨船高，统统地升格为学院了，如数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物理—物理与技术学院，化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生物系——生命科学学院、环境科学系——环境资源学院、中文系——文学院，历史系——历史学院（也有改为旅游学院）、经济系—经济与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信息情报学院、政治学系——行政公共关系学院、哲学系——哲学学院、新闻系——新闻与传播学院……不一而足。

这场轰轰烈烈的大学改名与合并远动，是世界从没有的先例，完全是违背科学和教育规律的。如果按照中国教育官员的逻辑，那么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威廉·玛丽学院和法国的巴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巴黎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巴黎行政管理学校等，早就应该改名了，但他们却坚持不改名。可是，这些学校，有的是拥有“媒体实验室”的发明创造的摇篮，有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户，有的却囊括了世界最多的菲尔兹奖（7人），有的培养了多名总统。然而，即使中国拥有再多的“航母型”的大学，与包括上述那些大学在内的世界著名大学相比，也是难以望其项背的。从与国外大学办学思想的对比看出，中国人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是多么的严重，“好大狂”的思想又是何等的狂热啊！

与大学合并的同时，国内又掀起了一股“人为造城”的运动。自1999年北京外企投资建设廊坊东方大学城奠基开始，又拉开了大建大学城远动的序幕。⑺据不完全的统计，到2003年12月，全国已建成和正在建设的大学城共有54座，占用耕地1646万亩，占我国耕地面积减少的65．6％。

这股人为的“造城运动 ”有以下上个特点：

第一，相互攀比，规模越来越大。最初，上海松江大学城只有几平方公里，可是后来大学城的规模越来越大，如广州大学城一期工程是17平方公里，二期工程又扩大到43平方公里；岳麓山大学城是44平方公里，湖北黄家湖大学城占地50平方公里，陕西西部大学城占地400公顷，辽宁大学城占地543公顷，而重庆和江南大学城占地居然达到5万平方公里。据说，南京市的大学城的规模相当于26个北京大学，严重的供大于需。

第二，追求时髦，越来越洋气。一些大学城中建设了度假村、娱乐设施，东方大学城中居然建了占地6640平方米的高尔夫球场。

第三，上行下效，中等城市也建大学城。例如人口不到200万人的郑州，仅有20多所大学，规划要建4座大学城。其他的还有：甘肃渝中大学城占地18——24平方公里，无锡大学城占地10平方公里，常州、泰州、大庆等也都争先恐后地建设大学城。

值得指出的是，“大学城”这个名称是从国外舶的，但我国对大学城的理解的片面的，建设大学城的方向是错误的。国外的大学城是历史逐渐形成的，是围绕着大学自然形成的为学校服务的社区。我国大学城是人为建造的，是政府与开发商联手促成的，开发商是为了赚钱，而政府是为了炫耀政绩。所以，群众讽刺说，大学城中没有大学，大学城不是为学生服务的，像这样的大学城恐怕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四）

 在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中，求全是其中之一。成语“十全十美”，是形容事物完美无缺，把它作为人们追求理想的目标，当然也是无可指责的。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以任何完美无缺的事物是没有的。同样地，在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中，盲目追求“高”和“大”是是不可取的，而求全也是不可能的。

 可是，在近10年高等教育大发展中，一股追赶时髦和贪大求全之风盛极一时，又掀起了一股“大办文科的远动”。⑻例如，关于发展法学教育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文革以前，我国大学中只有6个法律系。可是，在恢复和发展法学教育时，又出现了一哄而起的情况，不仅普通综合大学、工科大学统统建立了法学院，而且师范大学、农业大学、海洋大学以及各民办大学，也都建立了法学院。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600多所法学院（系），培养的毕业生严重过剩，大约只有30％的毕业生能够就业。这是贪大求全思想造成的。有人讽刺说，全国砍掉60％的法学院，也不会影响法学教育的生态平衡。

 再一个例子是生命科学学院，这是在“21世纪是生命科学时代”口号的导向下出现的一窝蜂现象。其实，所谓的生命科学学院，绝大多数都是由原来大学中的生物系升格而建立的，现在全国几乎没有一所大学没有生命科学学院。生命科学涵盖极其广泛，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病毒、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农业、医学、人体科学、古人类学等。实事求是地说，现在各大学里的生命科学学院绝大多数都名不副实，充其量只是挂一漏万而已。目前，不仅普通大学都建立了生命科学学院，甚至出现了“院中院”的现象，如九江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湖南文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湖州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临沂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佛山科技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中国计量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其实，这些所谓的生命科学学院多是由师专或中专升格而建立的，如果由他们来培养生命科学的人才，那怎么能够保证质量呢？

在大学办学的过程中，求全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表现之一是，什么是热门就上什么专业，如随着开放，为了迎合人们出国的心理，又出现了大办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财会等专业的热潮。

表现之二是，什么时髦就办什么专业，如WTO（World Trande Organization）学院、国际软件学院、艺术学院、城市学院、边界学院等。

表现之三是，什么吃香就上什么专业，如艺术、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一时很吃香，于是不少大学争先恐后地上这些系科，甚至连一个艺术教授也没有，也要办艺术系，这是求全的思想作怪。

国际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表明，建设研究型和一流水平的大学，并不要求规模大和学科齐全。在这方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堪为一个成功的典范。雪莉·蒂尔曼（Shirley Tilgman）是该校建校260年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校长，她认为：“规模不大，学科不全，恰好是我们的优势之所在，正因为我们不需要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做到了极致。我认为，小就是一种美！”⑼令人难于想象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居然没有被认为最热门的医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这正是他们独特性的表现。对此，蒂尔曼认为：“不设这三大学院的理由是，一旦设立，会分散我们的精力，干扰我们从事最主要的工作。”

我相信，国外这些大学的经验，我国大学的校长们不可能不知道，“小而精”的道理也不是不懂。但是，为什么还要追求“高、大、全”呢？这充分的说明，形式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对他们影响是多么的巨大，已经深深陷入到了传统的“高、大、全”的思维模式而不能自拔的地步！

 （五）

中国传统的“高、大、全”的思维模式，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要转变这种思维模式，就必须要剖析产生这种思想的根源，采取必要的和坚决有力的措施。那么，产生“高、大、全”的思维模式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通过学习与思考，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认识的原因。一般认为，人类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以逻辑分析为代表的言传认识，西方人的逻辑分析发达，故言传认识论较强；东方人直觉领悟源远，故会意认识论较强。刘仲林先生认为：“一个民族的语言，潜含着这个民族思维的全部奥秘。谈到中华传统思维，我们不能不谈及中华的语言，特别是汉字。”⑽众所周知，中国的文字起源于象形文字，在5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对华夏民族的智慧与思维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整体上说，中华传统思维可以称为“象思维”，或“意象思维。中国人的思维方法直接或间接地受《周易》影响很大，意象思维不仅是贯穿于《周易》思维的主线，也是贯穿于中华思维的主线。这种思维的特点，是从形式上用相似、象征的手段进行思维的一种方式，这就很容易演变成为“高、大、全”的思维模式。本来，长于”象思维“的民族，其想象力很丰富，应当富有创造精神。但是，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专制制度和经文化，就形同“三道紧箍咒”，把人们的思想缚得死死的，从而失去了由传统思维向现代思维转变的活力，同时也丧失了创造精神。

其次是体制的原因。我国近代大学起源于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期间，是在“中体西用”的实用主义思想下从西方舶来的，从一开始就被置于集权统治之下。1952年院系调整，取消了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使公办大学成为独霸的一统天下，教育集权的体制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了。目前，我国教育依然是“大一统”的领导体制，它的特点是：教育领导部门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把持了一切教育的决策与管理大权。这种体制最大的弊端是“政出一门”，剥夺了大学本来应当具有的独立自主权。实际上，这种集权教育体制是与国家的集权政治体制相一致的，它们相辅相成。十分可怕的是，一旦教育主管领导部门的决策错了，那么各级学校都会跟着犯错误。事实上，我国高等教育所出现的诸多问题，都是主管部门错误政策所造成的。例如，大学合并、学院升格、大学改名、系升格为学院、大学扩招、兴建大学城、教学假评估、特聘教授假引进，以及用计划经济指导思想制定的许多“教育工程”，没有一项不是出自教育主管部门，或是由他批准和倡导的。在官本位盛行的情况下，如果领导部门不转变观念，这些错误是很难纠正的，甚至会用新的错误来掩盖旧的错误。这就从反面说明，教育当局必须尽快彻底放权，实行大学独立自主，即使大学自己决策有了失误，他们不难进行自我调整和纠正。

再次是文化的原因。在我国历史上，“高、大、全”一直是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无论是帝王或是圣贤、领袖人物、英雄人物，都是“高、大、全”的象征。由于受文学作品的熏陶，大多数人都有追寻圣人的足迹，立志做一个完人的愿望。于是，在国人的心目中，圣明都是完人，如孔圣人、孟贤人、诸葛孔明、关圣人、神医华佗，等等。在这种视野之下，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扭曲，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占据了主导地位，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这是一种简单化、程式化的思维方式，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我国高等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就是这种思维模式造成的。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高、大、全”的思维模式是一种循旧性的惯性思维方式，是中国人劣根性的一种表现，它是通过陈陈相因、代代相传沉淀而形成的，根深蒂固。“高、大、全”是传统思维中的三种表现，它们不是孤立的，往往是你中有我，而我走有你，相互影响，并由它们衍生出其他种种表现。

由于惯性的作用，要克服这种传统思维模式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必须要从幼儿教育抓起，趁他们思维尚没有定势以前，培养他们的创造性的个性，训练他们的创造思维方法，并把这一教育原则贯穿到各各级各类学校中。唯有如此，才能开发我中华民族本具有的创造潜力！

参考文献：

⑴〔日〕三木清著，张勤、张静萱译．《人生探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第20页。

⑵〔英〕培根著，水同天译．《培根论说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3月第1版，第145页。

⑶《列宁全集》第3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⑷〔日〕中野美代子著．《中国人的思维模式》（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49页。

⑸〔美〕阿尔文·托夫勒著．《第三次浪潮》（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83年3月第1版，第332页。

⑹朱文轶．多大的城市？标准之争。《三联生活周刊》（J），2006（29），32。

⑺程方平等．中国大学城建设问题．《科研与决策》（J），2004（21），总169期。

⑻许纪霖：反思高校的‘大办文科运动’，《中国新闻周刊》，2004（6）。

⑼唐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专访，《环球时报》（N），2006-04-11 ⑽刘仲林著：《新思维》，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