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冰

                                 1、鼓手阿水

花灯剧团的排练大厅是我和表哥表弟当年弹吉他时爱去的地方，因为在里面弹吉他有很好的共鸣效果。我就是在那儿遇上阿水的。阿水也是花灯剧团的子弟，只是比我们年纪都要小些。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那天晚上，排练大厅里铺着的厚厚的绿地毯比往常看起来更肮脏。天花板上只有一盏昏黄的小灯在亮。我们抱着吉他进去的时侯，发现有个叼着香烟的小孩盘腿坐在地毯中央。表弟介绍说这是阿水，一位邻居。我记得在大家相互招呼的时候我无意间抬头，看到一面巨大的镜子被嵌在我对面的墙上，镜子里的阿水比我们都矮着一头。
    一齐坐下来之后，我得意洋洋地唱了许多自己写的歌曲，表哥表弟很得意，表弟把下巴朝着阿水一抬，问：怎样？阿水仰起戴着大眼镜的小脸，皱着眉头沉吟了一会儿，然后伸手夺过我的吉他，同时说：你为什么要受节奏的约束，死死的按节奏唱呢？你可以这么唱。接着他开始弹唱一首节奏稍快的歌。我注意到他的双手神经质地不停抖动，显得既随意又敏锐；我还注意到他左手的指法很古怪，在换和弦把位的时候不似当时我们考究的那样，四根指头一次到位，而是从下到上，从高音弦到低音弦依次按下去。这种方式在我们看来，是影响换位速度的一种不良指法，我曾花了好大气力才纠正过来，但他却使得那么流利，那么毫无障碍。他唱歌时仍然斜斜地叼着烟，声音嘶哑，几乎听不清吐字。他处理歌曲的方式也令我吃惊，这之前我不知道还可以这样唱歌。他似乎有意和强弱拍捉迷藏，尽在出乎意料之处发声和收音，随意地延长或者休止，让每一个小节都和另一个小节碰撞，造成一种非常突兀奇特的效果。这种演唱方式初初听来觉得造作，却使那首原本平庸的歌曲流露出一种感人的，几乎异想天开的欢乐之情。阿水对节奏收发自如的控制力当时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
    我和阿水后来见面的次数不算多，其中一次是在我姑妈家，他竭力向我推荐当时杰克逊刚传入大陆的《真棒》，兴冲冲地用我姑妈的盒式录音机放给我听，说听这盘带子你会觉得非常非常忧郁。至今我不理解他何以会从杰克逊极度亢奋的歌声里听出忧郁来。再有一次是我写了一首新歌，跑到花灯团去唱给他听，他觉得还不错，想把它记下来。我自然大喜过望，就你能记谱当然最好了，以后我写了歌就请你帮记下来。他说那没有问题。但等开始记录了，我才发现，他的乐理知识比我好不到哪里去，也是得在吉他上一个音一个音地找，以至于我最后不耐烦起来，说下次再记吧，我有事得先走了。过后好久都没遇上他，只听表弟说他那段时间正在学打架子鼓。这个人真是聪明，表弟说，才学了三个月就打得那样好了。不久听说他到另一个城市的歌舞厅当了一名鼓手，被当地人称为鼓王。我听了不禁哑然失笑：那么一个小小儿的鼓王。再后来就听说他吸上了毒。等我再遇到他的时候，他的言谈举止已经像是个深谙世事的成人了，只那个头还是那么小小的。恰好那时父亲从云南参观回来，说起所见所闻，也有些是吸毒的故事，引起我的兴趣，就约阿水作过一次彻夜的长谈。他给我回忆了吸毒的整个过程，为我详尽地讲解了各种吸毒的方式，并让我看他遍布手臂和臀部的细小密集的针眼。他说到后来注射手臂静脉已不能解瘾，而是用针去找那些手背上的毛细血管。因为细，药就发散得慢，他说，快感也就能延续得稍长。他叙述得从容平静，却听得我瞠目结舌。作为朋友，我觉得无论如何应该劝他一次。我就说了父亲在戒毒所听到的一幕场景：一个戒毒复吸者苦苦哀求戒毒所长给他一点药，所长用极鄙视厌恶的口吻说，你不要脸去把大粪涂在脸上，我就给你。不到一分钟，那人满脸满身涂了粪便跪倒在所长面前。
    我并不想引起他的反感，只是直陈了这个故事。他听了之后却说：如果你这里有药，我也会马上涂了大粪跪在你面前的。我觉得不可思议，忍不住问他：那到底是种什么滋味，值得这样？他平静地看着我，年轻的脸上有那样通透而又固执的神色，或许还有一点轻蔑。我竟本能的有些畏缩了。他说：打个比方吧，比如你，为实现理想奋斗到老，最后成功了，那么你觉得你死也暝目了，我呢？这么一针下去，那理想立刻的就实现了，你说我选择什么？我觉得这话可以算是说得十分的透彻了，我无言以对。
    后来，我把他的故事写进了中篇小说《红拨片/最后的摇滚》，发表之后托表弟带了一本给他，据说他并不满意，但什么意见他没具体说。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表弟家，穿着肥大的黑色萝卜裤，长发，还是小小的个头。他给我说他已戒了毒，一个月内胖了十五斤，大家都为他高兴。那时他已经回到贵阳，在一家歌厅打鼓。我也为他高兴。当晚我们一起去了那个歌厅，由他做东，听他打鼓。那是我第一次听他打鼓，也是最后一次。无论是当时，还是今天，我都觉得阿水的确是个对流行音乐有着特殊天赋和理解的人，他的鼓技和他的歌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某种古怪的，充满激情和异想天开的想象力。
    那次之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只听说他又开始吸毒，最后就听说他死了。具体的情形是听表弟说的：有个清晨，阿水独自在家，打电话约朋友到家里玩。胭友到达时他已经死在满屋的摇滚乐声中了。身子斜躺在床上，身上搭着件薄被子，胸前放着一本打开的书。

关于阿水的死因，朋友之间有两种说法，一是因吸毒过量致死；一是因吸毒导致严重神经衰弱，大量吞吃安眠药的缘故。
    阿水猝死之后的一个周末，我和表哥表弟还有表弟的朋友陪从成都来的表妹去一家歌舞厅听歌，台上有一个相貌清秀的女孩子在唱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那原本是首凄楚的歌，女孩却唱得很冷漠，那表情也是如此，我转头对表哥说：这首歌怎么能这样唱呢，她应该灵活点，比如这个音休止半拍……表弟的一个朋友从另一侧伸过头来，问我：知道她是谁吗？我摇头。她就是阿水的女朋友。他说。
    一九九四年，我要出版我的第一本小说集了，《红拨片/最后的摇滚》也被收录其中，在最后润色的时候，我突然有种强烈的冲动，想在这篇小说的标题下写一段什么话，把它献给死去的阿水。但小说直到最后也没有出现转机，那个自戕的天才最后仍然在身上涂了粪便跪在地上哀求给他一点毒品，而一个平庸之辈却在兴致勃勃地听有关他的故事并勾引他的女友。我觉得不妥，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小说中，我把迪克斯坦《重返伊甸园》中收录的一首鲍勃·迪伦的歌词《兰德勋爵》写进了情节，并援引了其中一段用在小说的末尾……

那之后，每次只要想起鲍勃·迪伦，想起《兰德尔勋爵》，我就会同时想起阿水，想起那个叫小鹏的爵士钢琴手。有人告诉我，就是他引导阿水吸上了毒。

                            2、爵士钢琴手小鹏

我是通过一个地下乐队的主唱认识小鹏的。如果你事先不知道小鹏是个瘾君子，你可能会很喜欢他——事实上我事先就知道他吸毒，但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还是觉得他很可爱。小鹏长得瘦高精干，性格活泼殷勤，头发微微卷曲，手长脚长，坐在钢琴前弹奏时，会给你一种气质很纯正的感觉。据他自己说，他九岁就开始学钢琴，算是练的童子功了。那段时间我正迷爵士，刚读完瓦里美的《爵士乐》，听过几盘打口的爵士乐磁带，却从来没听过现场的爵士表演，所以当我在小鹏担任钢琴手的那个酒吧坐定之后，立即满怀敬意地说我很想听听他弹奏一曲爵士。他欣然同意。他说一般不会有人点爵士，大多数点的都是克莱德曼的曲目，比如《献给爱丽丝》之类。看得出来，我想听爵士让他觉得高兴。

我不知道我的判断是否正确，我认为小鹏弹奏的爵士非常地道，弹出了爵士乐特有的暗淡的激情。那天一起的除了那个地下乐队的主唱，还有一个戴眼镜的某医院药房的医生，胖乎乎乐呵呵的。我们三个人围住了一张木桌，小鹏不演奏的时候就过来和我们聊天，聊一会儿又离开，到铺着暗红还是墨绿地毯的木台子上继续弹奏。那天晚上，除了应我的要求，他弹奏过两三首爵士曲目之外，大多数情况下弹奏的确是克莱德曼的曲子。这个时候，他的演奏突然变得非常平庸，毫不起眼，几乎让人觉得索然无味。

关于吸毒的事，他丝毫也不讳言。据他自己说，他母亲患骨癌去世前几个月，因为疼痛难忍，托熟人开了许多杜冷丁止痛，全藏在冰箱里；母亲去世后，他某次无意间打开冰箱，发现还剩十几盒藏在里面。那时他已经从别人嘴里知道杜冷丁也是一种毒品，但比吗啡海洛因之类的药性要轻一些。于是他忍不住好奇，开始偷着为自己注射，几次之后就上了瘾，最终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时的歌手乐手大都居无定所，四处游荡，天南地北的城市里，哪家舞厅、歌厅或者酒吧的乐队少了人手，他们很快就会得到消息，然后相互邀约，迅速地赶赴过去。小鹏也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他说在那些陌生的城市，有时候整个乐队的成员都是外乡人，来自不同的省份，演出结束后他们无处可去，就聚集一起吸食毒品。小鹏每到一地，总会想方设法结识当地的一些医生，最好是药房的负责人，目的就是好开杜冷丁。他说当时他们一起的歌手乐手里，注射杜冷丁的很多，需要量很大，他们采取的方法通常是让乐队里最漂亮的女孩子去接近那些医生，和他们睡觉，送他们免费的入场券。某次在某地，乐队的一个成员过生日，大家包了一个房间庆贺，除了乐队成员之外，他们只请那些熟识的医生，并且暗示说，如果他们要送生日礼物，那么直接送杜冷丁是最好不过了。医生朋友们来了，送的果然是一盒一盒的杜冷丁。

小鹏说时间长了，注射的量慢慢越来越大，否则没有效果。某次他一次就注射了整整半盒，身体承受不住，当即休克，倒在地上。这么多年了，他说，我从来只用杜冷丁，不用别的。为什么？我问。他困惑地说他也不知道。他说也许是长期用杜冷丁，不适应别的了吧。某次他去一家医院探一个住院的朋友，那个朋友平时注射吗啡。为了表示谢意，临走时送了他一针吗啡，说效果比杜冷丁强多了。他原本打算回去再注射，但才走到二楼时就已经忍耐不住，于是踅进卫生间，锁上蹲位的小门，卷起袖子把那针吗啡打了进去。他说刚推进去没几秒钟，他就感到猛烈的恶心，接着就人事不醒地倒在了卫生间的马赛克地板上，好长时间才又慢慢醒来……

他心有余悸地说，那之后他就再不敢碰别的毒品了。

一两个月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给一个朋友谈到小鹏，那个朋友说你知道吗，就是他让阿水吸上了毒。这个消息令我很不舒服。那个朋友还告诫我，说小鹏时常脸不要命不要地四处找杜冷丁，要我小心些。我听了有些紧张，但又舍不得他的爵士钢琴，于是为自己暗自定了一条底线：哪天他要是和我罗嗦什么杜冷丁，那么我和他的交往也就算到此结束了。

有个晚上，我记得很清楚，大约十二点钟的样子，我正在家里听一盘吉米·享德里克斯的磁带，父亲突然推门进来，说有电话找我，我到过厅里接听，是小鹏，他说他有个表妹突然胃痛，而且一下就痛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他想请我到某医院药房去找那个戴眼镜的胖乎乎的医生，要他开几针杜冷丁救急。我平时是个很容易轻信的人，但那天因为事前知道了一些底细，所以立即就猜出了他的用意。我心里很有些不高兴，我觉得他怎么就一点不尊重我对他的音乐的真心喜爱呢？于是我反问他，说既然你表妹痛得这么厉害，为什么不立即送医院？他说正因为太痛了，所以死活不愿动。我又问他，你和那个医生比我和他熟多了，怎么自己不去找？这次他的回答更是让我有些哭笑不得，他说，他是知道我用杜冷丁的，怕他以为我借故……

我不想和他纠缠，只说自己不可能去，说完就挂断了电话。接着我又立即给那个医生拨过去，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我原以为那个医生会很惊讶，但他非常平静，微笑着说这样的事情早就发生过，不是第一次了。

那之后我再没和他有过联系，奇怪的是，也居然再没听到过哪怕一丁点他的消息。偶尔和朋友谈到小鹏，我还能想起他弹琴的样子：半勾着腰，十根指头风扇一样毫不费力地轮替，激荡那些黑白相间的琴键。

                             3，吉他手小米

一九九二年还是九三年的一个周末，几个朋友约我去合群路上一家新开的歌厅听歌（歌厅的名字我已经忘了），说那里有个贵州大学外语系的女学生唱英文歌唱得很好。那时贵阳能唱英文歌的歌手寥寥无几，偶有一两个，也大都不懂英文，完全是依葫芦画瓢硬模仿出来的，吐字发音听上去都很可疑。所以我一听就来了兴趣，当即答应下来。那天晚上我们到达歌厅时演出刚开始不久，找座位点饮料花去不少时间，等我们完全坐定，那个女学生就出场了。那是个容貌稚嫩的女孩子，白衬衣、牛仔裤，扎着马尾巴的头式，看起来是像个在读学生的模样。但她一张口，我却有些失望，她把每个音都咬得很实，棱角分明，听上去不怎么自然。那天她唱的第一首歌是卡伦·卡彭特的《昔日重现》，第二首是“紫蓝色少女乐队”的《湖水》。唱到《湖水》时，一直坐在她身后的那个个头瘦小、相貌清秀的吉他手突然从位子上站了起来，慢慢踱到台前，最后停在唱歌的女学生身边。一面侧身盯着她，一面继续弹，脖子随着节奏一伸一缩，嘴里还念念有辞，也不知在唠叨什么。他的举动在乐队成员和观众之间引起一阵轻微的骚动，包括那个唱歌的女学生，我注意到吉他手来到她身边时，她无意间瞥见，吓了一跳，立即朝身后猛地一闪……一曲唱完，在稀稀落落听掌声里，吉他手开始了一段长长的梭罗，他埋着头，谁也不看，非常专注的样子。听着听着，我突然意识到，那段梭罗不会是预先设计好的，而是即兴的，因为乐句与乐句之间的关系非常松散，甚至出现没有意义的反复，那显然是一面弹奏一面构思的缘故。一两分钟之后，乐队成员们开始面面相觑，而那个女学生也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频频向身后的乐队看去，同时慢慢朝旁边挪动，一步一步，离那个吉他手越来越远……鼓手好几次抓住机会打出一串串的鼓花，提醒他结束弹奏，但他置若罔闻，仍旧自顾自地埋头弹着。说实话，他的大段梭罗一点也不好听，笨拙艰难，毫无才思。观众中有人弄出不耐烦的声响，还有人吹了一声尖利的唿哨……我替他有点焦虑和尴尬起来。幸好又过了几分钟，在奏完一个平淡的乐句之后，他终于结束了他的弹奏，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主持人急急地出来，宣布了下一个演唱者，于是演出继续进行，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

过了十来天，我和一起听歌的那几个朋友又见面了，吃晚饭时我提到了那个吉他手，我说那天他的举动真是莫名其妙。朋友中有一个是一家公司的物管经理，管着公司下属一家舞厅的器材，平时跟乐队的人很熟。他说那个吉他手姓杜，叫杜什么米，父母好像是支援三线建设时从上海过来的，大家都叫他小米，见到人时总是笑眯眯的，却从不跟圈子里的人来往，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他的生活；关于他的传闻很多，比如他很多年前就离开了父母，长期一个人住在贵阳，除了晚上在舞厅弹吉他，白天就轮流住在几个妓女家里，因为长得漂亮，那些妓女对他都很好，甚至在他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心甘情愿地白白供他吃供他住……有人曾在一家私人医院见到他，用手帕捂着嘴，神色张惶，要求医生给他打大剂量的青霉素，据说是得了口腔梅毒，而且是一个比他大二十岁的女人传给他的。说到这儿时，另一个朋友插话，说他有一个朋友曾经跟小米同在一个乐队呆了很长时间，有一次小米来了兴致，给他说了许多他和那些妓女们一起时的情形，比如他和那些妓女们总是睡到中午才起床，在晚上出去工作之前，他们得捱过长长的下午，所以吃完中饭后他们常常一起玩游戏打发时间，其中一项是猜拳，谁输了并不喝酒或是给钱，而是让对方伸手到裤子里拨下一根下身的体毛……

后来我们又谈到了他的吉他水平。我说我觉得他的水平很一般，没什么才气。但那个物管经理却不同意，他说实际上圈子里有不少人都很推崇他，说他有个性，只是不稳定，感觉来的时候能弹出特别奇特的效果，否则就显得很平庸。我问他听到过小米感觉好时的演奏没有。他说那倒没有……

我后来还见过小米一次。那是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也是周末，差不多是凌晨一点，我从表姐家出来，路过大十字一家书刊亭时突然看到了小米，穿着绿色的衬衣，扎在一条白色的布裤子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正在翻看一本什么杂志。我走过去，假装也翻书，一面悄悄观察他。他的头发留得稍长，微微卷曲，脸很小，皮肤白得几乎透明，深目高鼻，睫毛又长又浓，在他的下眼睑上投下一道阴影，的确长得非常漂亮。有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他一直专注地读着杂志上一篇文章，神态安祥，始终没有抬过一次头。接着他放下杂志，转身离开了书刊亭。我目送他绕过十字路口中央的岗亭，朝喷水池方向走去，两条穿白裤子的腿在路灯下非常抢眼，一前一后反复交替，像舞动的萤光棒，很远很远都还能看到。

那之后我再没见过小米。一年后听说他得了一种什么病，右边头发掉了一片，露出半个巴掌大的一块头皮。再后来又听说一个澳大利亚女画家来贵阳施游，不知怎么看中了他，把他带到澳大利亚去了；据说那个女画家脸色红润，长得又高又胖，年纪比他要大上十多岁。他们离开贵阳的时候有几个朋友去送行，回来说小米什么也没带，就带了一把吉他……

后来我用有关小米的那些传闻塑造了两个小说人物，一个是《桃花》中的黑社会头目黄辣丁，一个是《天籁》中的吉他怪人林琛。

                                4，女囚歌手

一九九三年的春天，我跟一个当狱警的朋友去她工作的劳改农场玩，那里关押着几队女犯。朋友知道我曾经在舞厅唱过歌，就对我说，她管辖的队里新来了一个女犯，入狱前曾是一家很著名的歌厅的歌手，歌唱得很好，问我想不想见见。我说方便的话当然想见。于是朋友带我进到一处很大的院落，四面都是平房，不像是牢狱，也不像是普通的住家户，我估计应该是女犯们工作的地方。朋友带我来到其中的一间平房前，指着屋檐下的几张小木椅，让我先坐在那儿等着。我去把她叫出来。她说。过了几分钟，她带着一个女孩子出来了，一面坐在我的身边，一面命令那个女孩子坐在我的对面，同时给她介绍我：他也在歌厅唱歌呢，你们可以聊聊唱歌什么的。那女孩子看上去不会超过二十五岁，眉眼十分清秀，没有穿囚服，而是套着一件颜色和款式都很朴素的薄毛衣，如果不是神情有点冷冰冰的，我觉得她肯定是那种老少都会喜欢的女孩子。我这是平生第一次面对一个女囚，很有些局促。朋友看出来了，就就我说（一半也是说过那个女孩子听的），她唱歌唱得特别好，全场的人都知道。这话原本有缓和气氛的意思，但那个女孩听了，脸上仍旧没有一点表情。我更不安了。这时朋友让她唱一首歌给我听。唱一首你最拿手的，朋友说，看他觉得你唱得怎么样。那女孩子用力舔了舔嘴唇，扭过头去，朝着肩膀的左上方厌恶或者烦燥地瞟了一眼。但她显然不敢违抗狱警的命令，所以过了一会，她还是半侧着脸唱了起来。唱的是苏芮的《奉献》：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她的声音很小，嘴唇嗫嚅着，差不多是半哼半唱，听不出真嗓的音色。我突然觉得心里有点别扭，那感觉像是我们在有意折磨她似的，于是等她唱完第一段，我即时地拍手叫好，她也就顺势停了下来。跟她闲聊了几句之后，我就和那个朋友离开了。快要走到院门口时，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没有看到她，她当然已经重新回到了屋子里。

我一直拿不准我中途示意她停下来是不是有点弄巧成拙，也许她认为我并不想听她唱歌，或者觉得她唱得并不好；再或者她觉得整个事情都是一场羞辱：她正在房间里跟平时一样工作着，突然被叫出来，让她给一个陌生男人唱歌……

走出院门，我问朋友，那个女孩子是因为什么原因进来的。朋友说得很平淡，也很粗略（可能是因为见得太多的缘故），大意是她谈了个男朋友，后来背叛了她，于是她捅了男朋友几刀，没死……

                                                                    戴冰

                                 1， 口琴

口琴算是我最早碰过的乐器，但浅尝辄止，时间却又是最短的。关于口琴，最初的记忆是某年春节之后不久，口袋里还剩一点压岁钱，想来不会超过十元（那时家里给小孩发压岁钱，多不过两元，少也就五角），却如坐针毡，烧包得厉害，左思右想，只盘算怎么把它花出去。犹豫数日，最终决定去买一支口琴，街对面的文具店就有。买回来，兴致勃勃端一张矮凳，就坐在祖父院子里的一株夹竹桃下，照着附带的说明开始练习。不想十分钟不到，居然已经成曲成调，兴味顿时索然，以为过于简单，于是搁下不玩了。再次对口琴有兴趣，是电视剧《凯旋在子夜》的热播，其主题曲《月亮之歌》风靡一时，正用的是口琴伴奏。记忆中还是在祖父的院子里，也还是那张小矮凳和那株夹竹桃，口琴却不同，是另外买的一支（前面那支找不到了），上海乐器厂制的“回音口琴”，比第一支高级；试吹《月亮之歌》，照例一吹即会，再依次吹会唱的种种曲调（比如汪明荃的粤语歌《万水千山总是情》、印尼民歌《星星索》等），无不顺利流畅，略无阻碍，兴味于是再次索然，扔进抽屉，从此就把它彻底忘了。后来看美国电影，特别是西部片，画外时有口琴的乐音不易觉察地掠过，自然得仿佛风起尘扬，烘托着西部的荒凉与粗砺，这才隐约意识到口琴的音色其实很有表现力，当年年少无知，小瞧了它。

补记：写完此节，上网查《凯旋在子夜》，打算再听听那首《月亮之歌》，赫然发现这部电视剧的播出时间是一九八六年，而我家早在一九八四年已然离开中华南路祖父的老宅，搬到了甲秀楼，八五年又搬到相宝山市文联宿舍；也就是说，我不可能之前三年（一九八三年）就坐在祖父的院子里吹《月亮之歌》。难道我记错了？但记忆分明又是那样清晰，清晰得就像不过昨天的事情。真是奇哉怪哉了。

还记得在院子里吹《月亮之歌》时，祖母从堂屋里下三级石阶，蹒跚穿过院子，将手里装着什么东西的一个塑料袋扔进水池，又蹒跚回了堂屋……

                                 2， 二胡

我接触过的父执辈中，能拉点二胡曲的人实在不少，除了父亲、岳父，父亲的许多同学、朋友，岳父的许多同学、朋友，年轻时都曾在二胡上下过功夫，父亲当年甚至还考取过某剧团的乐队，虽然最后没去。二胡对那代人而言，有点像吉他之于我辈，而就普及程度说，或者还甚而过之。所以口琴虽是我最早学过的乐器（如果那也算“学”的话），二胡却是我最早熟悉的乐器。记得七岁以前，父母因成份问题，正被下放到毕节地区大方县百纳中学教书，我大部分时间留在贵阳跟着祖母，但偶尔也会去父母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常常就见父亲端一张无背的高凳面对楼道而坐，闭目垂头，拉二胡，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伊伊呀呀的琴声一直会延续很长的时间。后来读父亲回忆那段生活的文字，每每就会联想起二胡的音色，联想起百纳中学的操场，还有炭盆、冬天的窗外被大雪包裹得不见一丝缝隙的大山……关于父亲拉二胡，还有两次印象比较深。一次是某年和父母去重庆看外公外婆，住了总有二十来天，父亲整日无事，除了看书，其余时间也就像在大方百纳一样，端一张高凳，坐在外婆家的走廊上拉二胡。人来人往的，也影响不了他。再就是一九八六年春末某夜，全家四口坐在客厅聊天，东拉西扯说些久远的事情，也说到了二胡，父亲不知怎么突然来了兴致，翻出灰尘遍布的二胡，略为试擦，又上了点松香，然后就拉了几首曲子，《二泉映月》、《良宵》、《江河水》……那个晚上给了我某种奇特的感受，于是第二天写了一篇题为《雨季来临》的小散文，想把那些感受以及小时候在百纳听父亲拉二胡的情景都写下来。写完之后，给父亲看，他只淡淡地“嗯”了一声，我却很高兴，因为那是我生平第一篇散文。这篇小东西后来发在了当年的《山花》月刊上。记得某次跟父亲去吃饭，席间有当时的省作协秘书长尹伯生先生，他提到了那篇散文，气鼓鼓地对我说，一个男生怎能写得这样细腻？

我自己想拉二胡，时间应该是在口琴之后不久。一上手，我不知天高地厚，直接就想拉《二泉映月》，开始几个音倒还像模像样，接下来却简直“杀鸡杀鸭”了。父亲在一旁看半天，突然摇摇头，说我不合适学二胡，因为我的“小指短了”。看看父亲的左手小指，果然长，长过了无名指指头以下的第一根骨节。沮丧之余，我又坚持了几天，最后觉得小指短了，的确有些吃亏，这才完全放弃了。但不知为什么，虽然已经决定不再学二胡了，我却保留下来对揉弦动作的浓重兴趣，记忆中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每天无事，就练习揉弦，也不在二胡上练，而是左手大指按住右手掌心，四根指头依次练习，即便坐在公共汽车上也不闲着。如今想来，简直莫名其妙。许多年后，我做揉弦的动作给拉二胡的朋友看，他们都说仅就动作而言，我揉得还挺标准……

那之后二十多年，没怎么再见父亲拉二胡了，问他原因，他说二胡的指法弓法发展得越来越复杂高难，应付不下来了，所以没兴趣再拉。某次父亲放阿柄的原声录音《二泉映月》，突然叹息，说现在的二胡演奏家，无论琴的质量，还是拉的技巧，都不知比老一辈高出多少，但却再拉不出那种苍茫的人生感慨了。类似的话傅聪先生也说过，不过说的当然不是二胡，是钢琴。

附录：散文《雨季来临》

在许多月光轻柔的晚上，当然大都是周末，那管被玩得黄而发亮的箫，常吸引我和妹妹围坐在爸爸的身旁。灯照例是不会开的，这样，呜咽的箫声在淡青月光的照耀下，会让整个不大的房间，充满又空又低的呜呜声。像从脚下的空谷传来，徘徊良久，又穿窗过缝而去。夏天，单调的蛙声仍旧在响，只是从没有破坏过这和谐，倒加入这场和谐，这场宁静。

这让我想起那架二胡来。

大山的冬天，白雪总盖满了天地没一丝缝隙，世界也寥廓起来，大山远远看去，不过是些略为凸隆的土堆罢了。而低低的狼嚎，就顺着这雪，从山顶，一直传到山脚，再从山脚传到楼前，碰着了墙壁，四散着在寒天里乱绕，有一些钻进了窗子的缝隙，把我吓得用被子蒙住了头。在那里自然有些捉鸡打狗的童事，但没有什么像这，让我从此就记住了这山，这大山的冬天。

自然，那时我还小，绝对是听不懂那些虽然著名的二胡曲的。不过，前天爸爸又一次摸起那架黑漆的二胡时，不过才开始调弦，那久违的琴声就锥了我，身子骤然一冷，似又回到那些冬天的夜晚。

推测起来，定是看厌了的小人书让我昏昏欲睡。脚前火盆的棡炭亮得刺眼，所以看到妈妈偎着椅背闭上眼的时候，爸爸就关上并不比炭光更亮的灯，于是我在骤然一暗中清醒过来。爸爸微微倾了身子，在一片寂静之后，咿咿呀呀拉了起来。

很久之后，我都没有再领略这种感觉了。

即便在黑夜，雪光依然耀目。凄凉的《江河水》并不使我感觉凄凉，和房外竭力呼叫的雪风比起来，倒是这琴声让我更觉得这房、这火盆、这身衣服的温暖。但心里却受不了这莫名的感觉，只愿天快大亮……

现在我当然已是大了不知多少，而对学校的遥远和功课的紧张又是无可奈何，所以能松松坐坐的，也只有周末了。

这不是冬天。只是春末，但暑热已是难当。天又大旱。据说邻县有三块钱一担水的，也有断了大河的。而雨终于在今夜下来，似乎没有哪次，是因为下雨而高兴的，只这次。空气弥漫起腥潮的味，使你错觉大瀑布就在不远的山后。这是久违的了。夜里睡不着，老想着天亮，看对面小山是不是也像人一样被洗涮得清爽。这又让我想起那些冬天。虽是一寒一暑，心境都一样，都盼着天亮，好一下开门，享受那扑面一阵素洁。

然而这夜不是周末，父亲想来也受了这雨的滋润，有兴趣调弄那架二胡了。

也是关了灯，只是少了正中的火盆，替代了窗外风雪和狼嚎的是田地里不尽的蛙鸣。月光依旧蓝莹莹印在天花板上。

仍旧是夜晚，也是黑暗之中，仍旧是《江河水》，但我竟毫不觉得它的凄凉和当日所给我的感觉。是少了那无助和弱小吗？想是少了窗外那漫天的寒冷罢。

后来我知道：我何尝不是还小得什么也不懂呢？

                                       ——《山花》文学月刊一九八六年

                                   3、笛子

我家先后有过两管笛子，一管是贵州的玉屏笛，油黄的颜色，拇指粗细，遍体雕满龙凤的图案，不仅看着俗艳，据父亲说音也不准，从没见父亲碰过它。另一管是某年父亲去四川青城山，从沿途叫卖的小贩手里买回来的斑竹笛，黑褐底色起淡黄的碎斑，很是雅致。不过父亲买回来，也没见他怎么吹过，只是偶尔拿出来，对着光亮，呵口气，用布擦擦，看上面的斑纹。我后来吹笛子，用的就是这一管。

我之所以想着要吹笛子，说起来跟某次随父亲去明缘姑妈家洗澡有点关系。那时我家还没搬到甲秀楼，仍住在中华南路的老宅里，老宅洗澡不方便，而明缘姑妈家有一台自装的简易淋浴器，于是周末时便经常全家出动去明缘姑妈家，一面聊天，一面轮流洗澡，水箱容量小，每洗一个，都要重新烧水，所以洗一次澡，往往费去大半天的时间。有个周末的下午，又随父亲去，姑妈全家都不在，只我和父亲。在客厅里坐等水开的过程中，父亲无事，就教我背岳飞的《满江红》，念一句，讲解一句。背完，父亲说，这词还有曲，能唱呢。于是又教我唱。其时，我正迷广播里刘兰芳的评书《说岳》，每日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雷打不动是要听的，所以背《满江红》，唱《满江红》，都很对我的胃口。回来没几天，突然听父亲吹笛子（也是那管青城山的斑竹笛），正是《满江红》的曲调，大感兴奋，就这样起了学吹笛子的念头。学吹的第一首曲子，自然是《满江红》了，笛声清越，正配岳词的慷慨，所以百吹不厌，以至父亲烦了，说学吹点别的嘛。颠来倒去就只一首。于是又教我唱苏轼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惟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唱会了，用笛子吹，也很好听。

那段时间，因为会唱这两首词牌的曲调，还发展出了另外一种喜好，就是到父亲的书架上翻各式的词书，套唱不同词家填写的《满江红》、《卜算子》，自然首首都复节合拍，而辞不同，韵不同，又生出许多别样的意味，每每令我惊喜不置，以为发现了奇妙的事情……      

不久我迷上吉他，笛子就搁下了。算算时间，还不到一年。

两管笛子，玉屏产的那一管老早就不见了踪影，而青城山的那一管至今犹在，与几轴字画、一根竹节杖（把手处做成鹿首的模样），长年插在祖父留下的一个彩瓷大花钵里，不时还能瞥见……

                                   4、箫

我学吹箫，最早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起因还是父亲也吹箫，受了他的影响。父亲吹箫，常在晚饭前一会儿，或者临睡前一会儿，箫声呜咽，冷峭而冲虚，与别的乐器似乎都不同，很喜欢，忍不住也想学，但吹了几个月，始终不得要领，也就放下了。这一放就是十几年。再次想着吹箫，已是二十七八岁的年纪，对吉他的兴趣渐薄渐淡，一时又还没有找到更新鲜的玩意，于是将就着又开始吹起来，虽然仍是不得要领，不过胡乱吹些流行歌曲而已。一九九八年，贵州省作协安排一批作者到基层挂职体验生活，我是其中之一，被分到清镇市委宣传部，就住在当地一个单身朋友家里，只周末才回家一次。因为情况特殊，宣传部的领导似乎也不好怎么管，所以上了几个月班，渐渐就松懈下来，不怎么去办公室了，整日住在朋友家里，除了读书、聊天，剩下的空闲难以打发，就还是吹箫自遣。如此两个多月，并无一点进境，仍觉音质涣散，轻飘浮滑。有一天，偶尔想到小时候练书法，读包世臣《艺舟双楫》，说到行笔须寸寸“涩进”，突然心有所动，意识到运气与运笔其实相通，不涩进就无以刻画，由此悟到“腹颤”一法，音色顿时改观。回到贵阳后，立即买来张维良编撰的教材，一面自学技法，一面迫不急待跟着碟子开始学古曲。第一首记得是《阳关三叠》，再是《关山月》，再是《梅花三弄》、《矣乃》、《平沙落雁》……曲子学得越多，兴味越是浓厚，渐渐趋于狂热，每天除了上班，大部分时间只是吹，每吹必至手酸唇麻为止，而心犹不甘……

我那时吹的是一管玉屏箫，与那管玉屏笛同色，但比它朴素，只在吹口下方刻有几行行书，石绿色，内容是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据父亲回忆，那是他五十年代出差，过玉屏时买回来的，算起来比我的年纪还大许多。箫的最后一个按孔裂了发丝粗细的一条缝，被父亲用透明胶纸扎起来，久了，胶纸吸灰而渐渐发黑，不复透明，看起来邋遢不洁，不似箫这样物什应该是的模样，同时音质也极单薄，按父亲的说法，毫无箫韵，只是“竹筒筒的声音”，所以那段时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想有一管好箫。为此我寻遍了贵阳市的大小乐器店，但寻来寻去，竟没有一管满意，甚至大都还不如原先那管玉屏箫。某日，表弟邹欣告诉我（那时他也在学吹箫），说阳明路花鸟市场新开了一家玉屏箫笛厂的专卖店，货量很大，不知能不能挑到一管好的。于是约了一起去看。果然箫、笛都多，怕不止千数以上，箫皆作黑褐色，比那种油黄的好看。与邹欣各挑了一管蟒箫试过，也还满意，至少比那些乐器店的好得多。从此只要进新货，乐器店的老板就会给我们打电话，而每次去，总不舍得空手而回，所以算起来，我前前后后在那里买的箫不下十管。记得第一次买箫时，和邹欣靠在柜台前合吹《梅花三弄》，因吹得整齐，还有路人误把我们当成了剧团的乐队演员。专卖店老板是个年轻人，圆头大脸，能在竹上刻流畅的行书。某次我买到一管比较满意的箫，他自告奋勇要给我在上面刻一首唐诗，我拒绝了，他很遗憾，说这箫真的好呐，只是光秃秃的不好看，要不把你的名字刻上去吧。我见他技痒难忍，突尔想到张大千有一方闲章，内容是“大千掌握”，貌似直白，实则气派，于是不惮效颦，让他在吹口下刻了“戴冰掌握”四个字。字是请父亲依原大用钢笔写在纸条上的，他贴在需要的位置，然后直接用刀刻纸上的笔划，每个字都一气呵成，果然纯熟得很。

我真正得到几管不错的箫，是在认识了伍华德先生之后。某次和妻子去黔灵山游玩，无意间在入口处发现一间卖箫笛的小店，很意外，立即踅进去，一面挑看陈列的箫笛，一面和主人闲谈。主人就是伍华德先生，当时应该已经过了五十的年纪。刚开始时，以为伍先生也不过是某箫笛厂的代销人，跟阳明路花鸟市场的那个年轻人一样，不想几句闲话说下来，才知道伍先生是铁道文工团的专业箫笛演奏员，曾师从过江南笛艺大师赵松庭，不仅精于吹奏，还精于制作，店中的箫笛，便大都出自他的手艺，甚至我最推崇的当代箫艺大家张维良，也用过他制作的箫……我没想到无意之间还有这样的巧遇，很惊喜，于是趁机讨教一些吹箫的要领，他毫不悭吝，一一指点，又听他吹《春江花月夜》、《苏武牧羊》、《鹧鸪飞》等曲，盘桓近两小时，这才挑一管箫，尽兴而归，从此不时拜谒求教，多次听他用箫吹《鹧鸪飞》，知道那正是他的老师赵松庭的代表作之一。伍先生其人，天真率直，吹箫制箫，类乎痴迷，好几次打电话预约拜访，都不在，再遇上，才知道是赴外地寻竹材去了。某次见他郁郁不乐，问他，说是张维良向他订了二十余管箫笛，不想北方干燥，一月之内竟裂了大半，白费去他许多心神。另一次，他送我一管带竹根的箫，据说十分难得，因为一根竹子若连根挖出，百步方圆的竹子都会死绝，于是他不得不作好记号，待竹农走远，这才返回去悄悄挖走，不敢停留，当晚便搭班车匆匆离开了当地。这样说的时候，他脸上满是孩童般的狡狯与得意。伍先生近年来致力于九孔箫和十孔箫的制作，据说九孔箫成功了，十孔箫却还在实验阶段。我原本吹六孔箫，后来遇上伍先生，听他的劝，改吹八孔箫了。他说八孔箫比六孔箫，不仅转调方便，音准也可大幅提高，是制作上的进步。记得改吹八孔箫时，才第一次知道自己这么多年，竟都是反手吹箫（左手在下，右手在上），想想，还是因为父亲也是反手。反手吹六孔箫并无障碍，吹八孔却不成，因为小指短，八孔箫的最末一孔常开在右侧，小指更够不着，所以我要吹八孔箫，就只能吹反手的八孔箫（最末一孔开在左下侧），这样的箫买不到，只能定制，于是我所有的八孔箫，便都出自伍先生之手。伍先生教我吹箫，常要求吹细箫，说如此才练得好气息，而他自己吹箫，每管都极粗极大，有一管甚至超过两米，吹奏时只能一头吹，一头杵地，可谓壮观。

表弟邹欣也在伍先生那里买了不少箫，其中一管六孔箫是赵松庭先生用过的，刻有赵先生的题款，原本邹欣觉得“超吹”一关很难过，得了这管箫，再吹《良宵》和《梅花三弄》，轻易就上了高音，很高兴，对我说，终于第一次尝到了吹箫的乐趣。说到六孔箫，想到父亲好几年前曾请一个亲戚在上海乐器厂定做过一管箫，黑褐色，竹节挺拨，质密如玉，吹口下刻着唐王之焕《凉州词》中的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字色作石绿。末节刻有制作者的名字：戚伟康，据说是一位制箫大师，对这管箫也很满意，那位亲戚取箫时，甚至依依有不舍之意，曾反复叮嘱，要她一定呵护好。后来听那位亲戚说，戚伟康先生如今已经移居到国外去了……这管箫的声音温润蕴藉，和而且清，在我看来，远过邹欣手中赵先生用过的那管……

受伍先生的指点，我吹箫的技术比起刚开始那几年，自然是略有些进境的，但毕竟学得太晚，加上初学时只图学新曲子，忽视了基本功的练习，所以许多需要基本功的段落就吹不好，比如《流水》的末尾部分，有与古琴曲《流水》中“七十二滚拂”相仿的段落，很考技术，我就从来不敢碰，每次都有意略去，久了，兴趣也就不如从前那么浓厚，但不时也还吹吹，权当是做的呼吸运动罢。

这么多年来，我邂逅过不少好箫之人，其中有三个，虽都只是一面之缘，却印象最深。一个是诗人廖亦武。某年和妹夫去北京，就住在妹夫的母亲萧艾家（妹夫的母亲很新派，就是妹夫本人亦直呼其名），抵京当晚，正碰上也是刚下飞机的廖亦武来看她，一进门，我就发现诗人的背包里插着几管箫，问他，他说从来都是走哪儿带哪儿的。吃完晚饭，大家就一起到附近一个公园里，听诗人吹箫。曲目至今还有印象的，一是《阳关三叠》，一是陕北民歌改编的《兰花花》。记得萧艾想听古曲，而她的助手，一个成都姑娘，却想再听一遍《兰花花》，萧艾于是有点不高兴，嘀咕，说听箫要听古曲嘛，吹什么兰花花……诗人吹《阳关三叠》时，我觉得跟我水平差不多，很想也表现表现，但蠢蠢欲动，却始终没好意思开口。几年后，读到诗人撰写的《底层访谈录》，想到那天晚上的情景，很觉亲切。

另一个是我结婚不久，和妻子游黔灵山，在距入口不远的小溪旁遇上的一个半秃老头。老头红光满面，笑逐颜开，持一管大箫，边吹，边四处踏步，那种自适其适，怡然自得，配上周围的流水、石山、曲径和树丛，真有点桃花源中人的味道。待他一曲吹完，我上前攀谈，问他能不能吹一曲《梅花三弄》，老头一听，几乎一蹦三尺，抢过身旁石几上厚厚一册手抄谱本，一面乱翻，一面问，《梅花三弄》有十五个版本，你想听哪一种？

第三个是青岩小镇上一条狭巷里的中年男人，长发微须，模样打扮都很像小时候经常可以看到的江湖杂耍艺人，据说曾在一家工厂工作，工厂破产后又做了一段时间生意，生意也失败，于是回到老家青岩，住进祖上留下的老宅，靠为游客提供食宿度日，游客不至的时候，就吹箫自娱。那是一幢半破的民居，砖木结构，一楼一底，带一座六七十平米的院子，因地处偏僻，远离游客如织的大道，所以生意清淡，只能勉强维持。但他显然毫不介意，微笑说只要将就过得下去，又还能吹吹箫，也就很满足了。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跟一男一女两个邻居围住一张大方木桌，一面喝茶聊天，一面把玩手里一管短而粗大的箫，不时偷空递到唇边，吹几声，又停下来，再聊几句。我和几个同行的朋友正是被他的箫声吸引过去的。临走时他完整地吹了一首《苏武牧羊》，手法很熟练，但有浓重的市井气。出来之后，几个朋友都感慨，说长发男人有点隐士的味道，我也有同感，还莫名其妙想起苏轼引王巩家柔奴的两句话：心所安处，便是吾乡。说出来，有朋友认为不贴切，说人家本来就住在老家么。我笑，说比起那些“生活在别处”的人又怎样？

那天我们在长发男人的院子里坐了约有一个小时，除了那两个一脸木讷的邻居，我没有看到他的家小，也没好问，想来当然都是有的，就算没有，也无甚关系，箫中自有黄金屋，箫中自有颜如玉……

                                      5、古琴

二零零九年八月的一天，五之堂主人舒奇峰约几个朋友喝酒聊天，大谈他穷搜贵州古籍的种种事迹，其中颇多峰回路转的戏剧性情节，在场众人无不听得津津有味。后半场，话题不知怎么突然转到了古琴上。因为妻子黄冰和表弟邹欣都学古琴，我也跟着捣弄过几天，略知一点这方面的情况，于是说贵州弹古琴的老先生我知道三个，关崇煌、刘汉昌，还有一个是遵义的卫家理；三人中，卫老先生年纪最长，据说曾师从虞山派大琴家吴景略，几年前在省京剧团一间小礼堂听他弹过一曲《潇湘水云》，可惜距离太远，加上设备不好，没听出个所以然来。舒奇峰听了很高兴，说他女儿的古琴老师正是卫老先生最喜爱的弟子，将来是要承卫先生衣钵的。我问他女儿老师的名字，他说叫吴若杰。我一听就笑起来，说这个人我认识，原来不是弹吉他的吗？于是说了当年良范带我去见他，他分腿埋头，用大木梳倒着梳一头浓发的情形，大家都笑起来。舒奇峰说小杰多年来都没有固定工作，只每年组织一两次流行乐演唱会，能赚两三万块钱，就靠这钱作一年之计，平时弹吉他弹古琴，过得闲云野鹤似的。我没想到这么多年后，会在这样偶然的场合听到小杰的消息，很有些意外之喜，就和舒奇峰约好，哪天专门去听小杰弹琴。其间苏奇峰提到小杰专攻的是古典吉他，证明我当年听到的的确是一首古典吉他曲。

前面提到的三位弹古琴的老先生，我相对比较熟悉的是关崇煌先生，不仅因为他是妻子和表弟学琴的启蒙老师，还因为他与省花灯剧团的姑妈是同事，在乐队，是专业的琵琶演奏员，年轻时和我父亲母亲都很熟识，比我父亲略小，所以父母数十年来都管他叫“小关”。关先生老家北京，虽然在筑多年，仍旧一口字正腔圆的京片子；其父关仲航，系古琴九嶷派名师，与查阜西、吴景略、管平湖等大家过从甚密，当代古琴名家李祥霆转师查阜西之前，即从他父亲学艺。记得第一次陪妻子携琴去关先生家拜师，在琴房的墙上看到一帧一尺见方的黑白照片，上面有两人隔一木桌面向镜头而坐，一是着长衫马褂的中年华人，微胖，一是西装革履的西洋人，桌上横放一张古琴。关先生介绍，绅士模样的中国人即他的父亲关仲航，洋人则是当年荷兰驻华大使；大使喜好中国文化，欲拜一古琴名家为师，但辗转多人，都不满意，最后才决定拜他父亲为师，理由极有趣：因为他父亲弹古琴，经得起西洋节拍器的考验——原来大使每见一人，即求一曲复弹三遍，同时掏出一架节拍器置于一旁，验证节奏是否一致……

关先生近年来致力于古琴推广，授徒多人，还结了琴社，请父亲书匾，正以“九嶷”为名。开社雅集，我和妻子、表弟都去了，其间听关先生的幼徒，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弹《渔樵问答》，老练得叫人吃惊，以至于妻子怅然若失，说这琴还如何弹得下去？

刘汉昌先生我见得不多，也就数面之缘，一次是初闻他的名声，和妻子专程拜访，得闻一曲《梅花三弄》。第二次是带春秋茶业的牟小秋和彭康去听刘先生弹琴，闲谈之间，他听说我无事时喜欢吹吹箫，就让我与他合《梅花三弄》，但我只熟箫曲，不熟琴曲，合了一半合不下去，只得作罢。第三次是“九嶷琴社”开社，又见到刘先生，再听了一次《梅花三弄》。某次在张建建家，与良范谈到古琴，他说他母亲有个干儿子，能弹古琴，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小区。我问姓名，他说叫刘汉昌。我听了惊诧，说贵阳真是小。

刘先生的琴技据说为贵州先贤桂百铸所授。桂百铸诗、书、琴、曲、棋、画无一不通，是只有那个时代才涵养得出的文人。《贵州历史人物丛书·文化教育卷》对他有这样的记述：“他（桂百铸）在精通书画、诗词的同时，对中国的古琴亦有研究，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古琴家。桂百铸早年在京曾向古琴家黄勉之学琴法，秘传其《水仙》一操。一九五六年曾与北京古琴研究会及北京音乐学院研究所的专家研讨古琴的源流及技法，中国古琴学会将其所弹《水仙》及自谱的《归去来辞》、《平沙落雁》录制保存。一九六零年，捷克斯洛伐克音乐家代表团访问贵阳，桂百铸与洞箫专家谢根梅琴箫合奏《归去来辞》、《平沙落雁》等曲，得到中外专家的好评。”文中提到的洞箫专家谢根梅，与我的祖父是同事，其子谢虎生又是父亲的学弟，两家有世交之谊，父亲有一篇短文，提到过这位吹箫的谢老先生：“谢虎生……其尊翁根梅先生与先父同事，是竹城有名的箫王。有一段时间他上班的地方与我家同院，我每天听他吹箫。除了吹古曲，还吹自度曲，听过的有《坝桥观瀑》、《布拉格之春》等。大女儿是一位国际大画家的元配夫人，居住在法国；二女儿在泰国经商。他因此成了替国家挣外汇的统战人士。不料‘文革’之前的‘四清运动’里，这身份就一变而成可疑分子，被通知去与‘管制分子’（地富反坏右）们同堂听训话，他悲愤交加，眼压剧升，散会走到门口就双目失明了，从此在黑暗中生活了十多年。我去探望，见老人很乐观，正编撰韵书自娱，问起吹箫，说是会引起眼压上升，被医生禁止了。”

问父亲那个“国际大画家”是谁，父亲说就是赵无极。关于谢根梅老先生，记得父亲多年前给我说过一件事，说是谢老先生曾在峨眉山顶住过一月，整日不及余事，只吹箫，以腐乳佐饭。我觉得这事很有意思，不知父亲为何没写进去。问他，他说忘了。

补记：此节原是《王良范》一章的补记。当时没有写《吉他之外，我接触过的几种乐器》的打算，我所知道的一点有关古琴的事情，便差不多都写在其中了；如今依例设“古琴”一节，再写，内容不免复叠，于是偷个懒，干脆将那段附记原封不动搬过来，权当正文了事。不过还有两点需要补充，算是附记的附记了。一是某次和父母吃中饭，聊到卫家理先生，父亲突然说，是住遵义吗？那我听过他弹琴。我吃一惊，说我怎么不知道？父亲说，那是一年前，有位同学从海外回来，请去黔灵山听他父亲的一位学生弹古琴。因为是临时起意，又正值上班时间，所以没告诉我。我听了很遗憾。问父亲那天卫先生弹的什么曲子，父亲说只记得《阳关三叠》和《梅花三弄》，别的不记得了。又问认识卫先生的那个同学是谁。父亲说就是谢虎生。二是那之后十来天，接到邹欣的电话，说卫先生任会长的“播州古琴研究会”要在贵阳设分会，九月二十六日晚八点在省博物馆举行揭牌仪式，卫先生、关先生和刘先生及他们的众多弟子都要到场操琴，约我一起去。我很高兴，猜小杰也应该在场。果然，当天晚上第一个出场演奏的就是他，弹《梅花三弄》。与初次见面相比，他的相貌已是大变，头发短了，却蓄起浓密的胡须，人也胖了，不复当年瘦且高的模样。那天晚上，三个老先生轮番登台，先是卫先生，弹《流水》，最后是关先生，弹《渔樵问答》，刘先生居中，弹的正是其师桂百铸的自度曲《归去来辞》。

《流水》后半部，有用“滚拂”手法弹奏的长长段落，摹拟水势的跌宕回旋，差不多算是这首名曲的一个标志，但据说最早却是没有的，直到清末《天闻阁琴谱》所载川派琴家张孔山的《流水》，才是如今这个模样，所以又叫《七十二滚拂流水》或《大流水》。散文家车前子对此深恶痛绝，认为画蛇添足，大违古琴的意旨，曾在一篇文章里大骂，说就像画一堆牛粪还不够，还要加上一只苍蝇（大意）。听卫先生弹《流水》的“滚拂”段落时，突然想起车前子的话，忍不住好笑，就对邹欣说了，邹欣也笑，说车前子刻薄，不过古琴曲里微言大义的太多，有一首淋漓尽致的也不错。这话似乎有理，所以在这里把它记下来。

                                                          戴冰

 一九八九年七月还是八月的一个深夜，气候闷热，潮湿的空气贴在身上，像煮沸的炼乳。我和卖磁带的陈明默不作声地走在老城区一条辅着青石板的巷子里，打算去听一个叫林琛的人弹吉他。那个人我从没见过，但早几年就知道他。石板路老朽古旧，起伏不平，中间和两头都有臭气熏天的垃圾堆。小巷两旁摆着凉席和躺椅，睡了几个被暑气赶出家门的老人，他们浑身热气腾腾，奄奄一息，像搁浅的鱼在徒劳地盼望一场暴雨。疲惫和酷热还有刚喝下去的酒让我难受得想吐。一个赤着上身的男孩提着湿毛巾，守在一盏灯泡下面，死命地抽打一团似雾似烟的蚊子。

绕过第二个垃圾堆的时候，高处传来隐隐约约的吉他声。我看了一眼逼仄的天，发现月亮四周染着红晕，喻示着下半夜可能有雨。巷子长得像是没有尽头，我扶住一棵水泥电线杆开始呕吐，陈明厌恶地拍打我的背，他可能觉得扫兴，手下得很重。我浑身无力，心情恶劣。等我们循着吉他声找到林琛的住所时，我对那场等着我们的演唱会以及整个晚上都失去了兴趣。

我还记得黑暗里面我摸到一条木楼梯斑驳的扶手，楼梯嘎嘎作响，扬起刺鼻的灰尘。我们进门的时候演唱会已经开始，没有人理睬我们，只有烟头在几个默不作声的黑影中闪闪烁烁。一根烧掉半截的蜡烛远远地放在阳台上，比月亮的红晕看起来更暗。我和陈明摸到一张沙发坐下来，嗅到房间里有一股呛人的烟味。

对面有三把吉他正在参差不齐地弹奏，我分辨出最左边的那个是主音，另外两把负责低音和伴奏。主音奏出来的旋律里没有一点我熟悉的东西，干巴巴的，像一条漫无目的、不知流向的河，一阵紧一阵松，但总是在你以为快要结束之前又自然而然地回到开头，没完没了地循环往复，像一个不知不觉的圈，仿佛一个力图回忆的人一面沉思一面机械地干着别的事。低音和伴奏在整个演奏中显得微不足道，可有可无，甚至有点多余，它们因为跟不上主音突然的变化而不时停顿下来，焦虑地等待着，再跟进去时战战兢兢，茫然失措，像两支笨拙的笔试图描摹一只阳光下翻飞的蝴蝶……

时间悄悄过去了不知多久，我迷迷糊糊地睡过去又醒过来，听见有人轻轻笑了一声，另一个呼吸浓重的人在清喉咙。我睁开眼睛，发现房间里只剩下一把吉他还在弹奏，我知道那个人就是林琛，但分辨不出他的容貌。我又睡了过去……吉他却一下刹住声响。房外的黑夜灵动起来，好像有话要说，但吉他只停顿了一瞬间，接着就以一种眼花潦乱的速度从六弦第一品来到一弦的最后一品，然后又回到第一品的六弦上。每根弦都被手指轻微地弹拨，震荡出难以辨别的声响……整个过程仿佛空间被电光照亮然后归于黑暗，声音微弱，音色发闷，像思考时转瞬即逝的念头，但其间的峰迥路转却蛛网一样繁复而又一丝不苟。我从沙发上立起身子，以为那是一段最末的华彩，演唱会和整个夜晚已经结束。吉他这时却又突兀地松驰下来，回到原先的速度。房间里重新响起一把枯燥的吉他无休无止的声音。有个角落传来轻微的鼾声，我知道别的人和我一样也睡了过去。吉他声在黑黢黢的房间里沉闷地浮动，像一个瞎子呆在与他无关的人群里，正一点一点地沉入回忆，音符之间散发着痴滞浓涩的意味，隐隐地擦摸我的耳膜，让我很不舒服。

远处传来隐约的雷声和闪电的青白色，我闭上发涩的眼睛，在大雨降临之前睡了过去，但是睡不沉实，只觉得雨声和吉他声响了大半夜，仿佛整个世界的全部背景。

天快亮的时候雨停了，一阵混乱的脚步声把我从荒诞的梦里惊醒过来，演唱会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结束，人们纷纷起身，我一时弄不清自己身在何处，只觉得心烦意乱，胃像吃了肮脏的东西一样难受。惨淡的晨曦从窗户的方向照进来，房间里有一种潮湿的烂白菜的臭味。我们穿过漆黑的走廊时，有个人默不作声地站在楼口那儿，举着一根刚点燃的蜡烛为我们照亮。那人披着一件黑白格子的衬衣，留着蓬乱的头发，头大得几乎不真实。不知是因为整夜弹奏还是别的什么缘故，他的手颤抖得厉害，像是发着疟疾。伸缩的烛火在他脸上拉出许多移动的阴影，我走过他身边时，发现那是一个脸庞扁平，年纪在三十四五岁的人，前额凸凹不平，耷拉着一绺卷曲的头发，鼻子和嘴唇都长得像一种狗，眼圈发暗，憔悴得像一个女人……

下到青石板的小巷时我们已经疲惫不堪，谁也没有理睬谁，在早晨的风里站了一会儿就各自散了。走到巷口时我回身看了一眼林琛家的木楼，发现那是一幢很旧的房子，看起来比那条青石板路更老朽。

那之后我再没见过那个叫林琛的人。

八九年夏天时我刚满二十岁，没有考上大学，在大十字天桥下面租了间门面卖牛仔服，生意不错，收入也很稳定，但我以为自己更热爱摇滚乐，成天想的就是有一天能当上摇滚歌星。其实我并不真的喜欢摇滚乐，我喜欢的是流行音乐，但那时的许多时髦青年都在谈论摇滚乐，他们说那是全世界愤怒青年的国际歌。那时我的父母远在北方，我独自一人住在中华南路十七号，那是一幢老朽的房子，是我奶奶年青时继承的遗产之一。房前有一个不大的院子，辅着考究的带花纹的鹅卵石，大花台上种着一大一小两株夹竹桃，春两季开着颜色残败的花。我有一把绛红色的吉他和几块拨片，每天晚上我都要坐在院子里，操起吉他尖声长叫，闭着眼睛，像一辆刹闸失灵的卡车那样急促而笨拙地拐弯。几乎每天我都会梦到人头簇拥的大型体育馆，听到阵阵海潮般的喧嚣；还时常梦到自己和那些表情讥讽、心不在焉的摇滚歌星同台演唱，醒来之后，一声急刹车会让我以为那是某支重金属乐队开场前的一声嗥叫。我以为自己一辈子都会做着同样的梦，但自从经过了那个夜晚之后，连着十几天，我整夜听到一把吉他冗长单调的弹奏，从刚一入睡直到第二天我精疲力尽地醒来。吉他声还从此抹去了原先梦中那些令人兴奋的场面，把我一次接一次地置身于那个晚上，我似乎怎么也摆脱不了那种酷热的空气、胃里想要呕吐的感受、街道上死尸一样一动不劝的躯体、石板路中间流淌的阴沟水、肮脏的垃圾堆、嘎嘎作响的木楼梯和刺鼻的尘埃，还有微弱的烛光里影影绰绰的人头……咒语般的吉他声把这一切搅在一起，不可思议地代替了那个夜晚，而我的身体仍然延续着和那个夜晚一样的厌倦和疲惫……

有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被吉他声缠绕，但从半夜开始，院子里的蟋蟀声比平日密集，让我从千篇一律的梦中挣脱出来。醒来之后我坐在床上抽烟，打算睁着眼睛熬过半夜。天花板上有只壁虎的黑影在游动。我突然意识到那个貌似平淡的夜晚其实是一个梦魇。这个念头让我联想到许多有关林琛的传闻。那些传闻已经在这座城市里流传了许多年，据说有许多版本，几乎让人以为传闻里的林琛是无数个同名同姓的人。

我听说的林琛在传闻里是个对音乐痴迷得可笑的形像，比方说他什么正事也不干，总是没日没夜地躲在房间里弹吉他，他已经在那幢破败的木楼里弹了十几年，周围的邻居都习以为常，觉得吉他声就跟风雨、雷电、垃圾堆的臭味一样，是开天辟地就有的一种自然现象。除了音乐之外，他几乎是个半文盲，他坚持了许多年的音乐日记里全是只有他才知道的象形符号。但没人听说过他跟别人谈论音乐，因为他认为在音乐面前，人人都应该像哑巴一样沉默。我还知道他爱用指关节在膝头上打拍子，几乎不说话，但一开口就像背台词；他父母双亡，靠出租父母留下的房子生活，有一个住在外省的姐姐……有人说他是全城最好的吉他手，但另有人说他的吉他水平其实很低。他从来不在公开场合演奏，有人说是因为他面目丑陋，不愿意当众露面。也有人说是因为谁也听不懂他的吉他……除了这些琐碎的细节之外，剩下的就是一些荒诞不经的传闻，据说他曾经精神失常，被送进精神病院，因为他有一天突然把整座城市看成是一个空旷的舞台，把楼房和街道看成是舞台微不足道的布景，鼎沸的市声在他听来就是台下观众的狂热喧嚣，他站在马路中间，自以为站在观众中间，他如痴如醉地聆听着臆想中的音乐，差点被汽车撞死。

其中有一个传闻被人们谈论得最多，也可能是所有传闻中最离奇，被加工得最精细的：很多人都相信那个传闻的真实性，因为林琛所有的怪癖、神秘和不可理喻都在这个传闻里得到了解释，至少在某种气氛里得到了解释。那个传闻说林琛二十几岁时得过一场严重的伤寒，差点死去。高烧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他在昏昏噩噩中曾听到过长时间曼妙的吉他梭罗。刚开始时吉他声笨拙迟缓，像第一次摸吉他的人在弹奏，林琛没有在意，以为是高烧引起的幻觉。但吉他声越来越精妙，不像出自血肉之躯，而像出自天意或者神灵之手。高烧退去之前，吉他声达到无法形容的地步，林琛激动得如同死去一样，甚至产生了因祸得福的想法，希望永远不要退烧，可以一直听下去。星期二早上九点钟，离烧退了，林琛清醒过来，觉得七天七夜只是一瞬……

我对类似的传闻从来不当真，甚至相信那些传播传闻的人也不会当真，听多了之后我只是想，把一个人说得不像他本人也许是人的天性，林琛在音乐上也许确实有与众不同的才能，也可能生活琐屑的人本能地需要神奇的梦呓，他们制造出梦呓，然后自己又被梦呓吸引……几种事实促成了传闻的产生、变形和蔓延。

但那天晚上我把所有的传闻和那个夜晚放在一起，觉得两者散发着相似的气味，隐匿着一种真实的、不易觉察的疯狂和谵妄。我想起那个大雨淋漓的晚上，在烛火微弱的光晕里，林琛模糊的身形和吉他构成了一个刻板的三角形，他像一个快死的人那样专注，一声不吭地弹着吉他，像弹了一辈子。我突然非常害怕那个有一把吉他的梦魇从此缠绕我、折磨我，像一个不会疼痛也不会愈合的伤口。我发誓如果忘得掉那个夜晚，我就再也不去碰那把绛红色的吉他了。

九二年春天，我退掉了天桥下的门面，自费到市第二轻工学校进修服装设计。毕业之后的第二年，这座城市开始扩建和整修，我奶奶的那幢房子也在拆迁之列，我只得搬到一个亲戚家暂住。九六年五月，拿到三万元钱的拆迁费之后，我同几个朋友合伙，在市西路租了间门面，给“飞天”牌牛仔服做这座城市的代理，生意不错，整天忙得津津有味，除了还留着和当初一样的长发外，我的生活中再也找不到一点和音乐有关的痕迹。那时有个叫董菱的朋友和我挺熟，在一家杂志社做摄影记者，年纪和我差不多，喜欢拍老人的肖像和古建筑，还收藏老东西，特别是窗花和相机，他的相机就是一台三十年代产的“蔡司”牌１２０双镜头反光机，据说值很多钱。我经常请他帮忙拍一些有关服装方面的照片，欠了他很多情。九六年九月或者十月的一个下午，董菱从广州回来，带给我一本介绍意大利服装面料的书。我想起拆我奶奶的房子时，我从顶楼的小佛堂里带走了一盏八角形的水晶长明灯，据说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只是有一个角已经残破，挂灯的丝线也不是原先的。我留着没用，打算送给董菱。他听了之后大喜过望，又拿出一把那时很少见的登山刀送我，但逼着我马上和他去拿灯。我被他纠缠不过，只得带他去我的住处。拿到灯之后他立即和我分手，说要马上回家去做鉴定。董菱的狂热感染了我，独自回来的路上，我故意绕道老城区，听说弯弓街那儿有些老房子没有拆完，我想看能不能拾到拆下来的老东西送给董菱。

老城已经拆得七零八落，到处是深沟和断垣残壁，像电影里故意筑造的废墟。我转悠了两个多小时，没有找到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只在一个垃圾堆里发现十来块青花的碎瓷片，瓷片看起来很旧，我知道董菱也喜欢收集这些东西，就找了个破塑料袋装起来。我越走越深，几乎迷了路。天色开始发暗时，我想穿过一条只拆了一小部份的巷子，那儿还住着几户零碎的人家。巷口有个很大的垃圾堆，我走过去，想看看有没有瓷片。一只狗的影子突然从垃圾堆的另一头窜出来，冲我叫了几声，我退开几步，听到前面传来微弱平淡的吉他声，接着我还认出了另外两个垃圾堆、辅着青石板的路面、我曾经在下面呕吐的电线杆和那个两层的木楼。

从我的那个角度看上去，木楼斜朝一个方向，看起来比实际上的高大，木板呈深褐的颜色，有人用黑笔在上面写了几行模模糊糊的字。那只狗守在巷口，喉咙里发出乞求和威胁的声音。我避开那个巷口，从另一条小巷回到了大街上。

我把瓷片拿给董菱时，向他提到林琛，提到那个下暴雨的晚上，还提到黑暗的房间里有三个人参差不齐地弹吉他……董菱听了之后若无其事地说，他就是另外两把吉他中的一个，弹的是低音，困为买不到木贝司，他只得用吉他的第六弦来代替。我不相信有这样巧合的事情，他于是向我描述微弱的烛火，沙发上罩着粗麻的套子，靠左边的墙上挂着雕有人脸的木瓢，雨开始很大，后来小下去，但一直不停，下了几乎整整一夜。他还说那年他刚从大学毕业，正热衷于吉他，听到林琛的名声之后曾想和他组建一支乐队，但他们在一起练习了一个月后，董菱打消了那个念头，因为林琛仿佛只会漫无目的地即兴梭罗，谁都不会喜欢那种干巴巴的，晦涩难懂的音乐。我问到那个弹伴奏的人，董菱说他也不熟悉，是那天稍早一点在林琛家里遇上的，他去的时候林琛和那个人已经开始弹奏，只记得那是个很漂亮的年青人，气质里面有一种特别纤细的东西，像疏菜的芽。我向他打听林琛最近的情况，董菱露出茫然的神色，说九０年初他就对搞乐队失去了兴趣，后来一直没有再和林琛来往，只是在九五年的时候遇到过一次林琛。那次董菱听说老城区已经开始拆迁，就赶过去准备拍一组老民居的图片，在一条小巷里他认出了林琛家的木楼，还听到楼上房间里有人弹吉他。拍了几张木楼的照片之后，董菱想起林琛家的墙壁上有一个别致的木雕人头，就上楼去敲门。林琛开始时已经认不出他，董菱就提起九０前后的事情，一面说一面寻找那个人头木雕，他发现除了那个人头木雕之外，还有几样有意思的小玩意。等林琛想起他来之后，他就开始拍那些看中的东西。拍完之后董菱不好意思马上走，就坐下来和林琛闲谈，但林琛少言寡语，对别的话题都不感兴趣，只是反复劝说董菱应该继续弹吉他，他说你应该不停地弹，不停地弹，像我这样不停地弹……董菱发现林琛说话时口齿不清，声音呢喃，像几百年没有说过话似的。后来林琛开始给三把颜色不同的吉他上弦，再没有开口说话，董菱只得起身告辞。走到巷口时，董菱回身看了一眼，觉得小巷在微弱的吉他声里显得特别空旷，就拍了几张照片，但没有拍出那种感觉。董菱说那以后就没遇到过林琛，前几年偶尔还听到一点有关他的消息，近几年再也没听人说起过他……

董菱还记得那三把吉他的颜色，一把是金黄色，一把是黑色，还有一把是镶着白边的蓝色。我原本还想向董菱打听一些别的情况，但他急于向我眩耀刚得到的一块海百合化石，不愿意再说下去。

九七年初，我的父母寄来一封口气感伤的信，说他们风烛残年，要我回到他们身边去。信中还提到我的婚事，提到当地一个叫马小芸的姑娘，听说人很能干，家里有一个药店和两个蛋糕店。四月份我去了一趟，见了那个姑娘一面，发现比我想像的漂亮，几乎和我一样高，腰杆直得像吉他的背板。我舍不得回来，一直呆到八月。回来之后我处理掉生意方面的事情，打算永远回到父母身边去。临行前朋友们在一家小酒店给我饯行，结果喝得大醉，只有董菱一个人送我上火车。

那个小酒店嘈杂喧闹，让人坐立不安，邻桌有伙年青人闹得最凶，说话声像吵架。他们先是骂出租车的颜色像鹦鹉，又骂市政府修路改建，把整个城市弄得乌烟瘴气，似乎所有的人都觉得新的住房没有原先的好。后来有个剪短头发的年青人突然说起他的新邻居，就住在他的隔壁，但几乎见不到那个人，只知道是个背影粗壮的中年人，后脑勺中间秃了巴掌大的一块。那个人成天关在房间里弹一把音色发闷的吉他，似乎永远都只有一个音调、一种旋律和一种速度，像在翻来覆去地确认一件东西，那个年青人故作悲愤地骂着下流话，说沉闷的吉他声经年累月地重复，几乎让人发疯。我本想散席之后向那个年青人打听一下，但临走时我喝得浑身发软，把事情给忘了。

九九年七月，天气比哪年都要热。我去成都，路过这座城市时呆了一天一夜，发现城市已经重新布局，焕然一新。我找不到董菱的住处，就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赶到宾馆时已经是下午五点钟。他带给我一本他刚出版的摄影作品，十六开大，精美得近乎奢侈。我向他祝贺，把摄影集放在写字台上。一起吃晚饭的时候董菱喝了许多酒，显得牢骚满腹，先是抱怨生活艰难，然后又感慨岁月易逝，我厌烦起来，向他提到几个我们都认识的服装模特，他说除了有两个自己开了服装店之外，其余的都嫁到大城市去了，还有一个出了国。说到这里，他像被什么突然的想法吸引住了，举着酒杯半天没有吭声，最后他回过神来，没头没脑地问我还记不记得那个叫林琛的人，我想了一下说当然记得。他说林琛被一个外国老太婆看中，连人带着两把吉他一起去了法国还是瑞士。那个老太婆据说是个小有名气的版画家，有一头漂亮的银发，但是非常肥胖，肤色红得像生猪肉。我不相信董菱的话，而且觉得非常滑稽。鬼才相信。我笑起来，向董菱提到九六年秋天时，他曾经给我说过林琛有三把不同颜色的吉他。但董菱否认他说的是三把，坚持说只是两把，而且是同一种颜色的两把。我有点生气，借着酒劲和他半真半假地争吵起来，几分钟之后我觉得无聊，主动把话题岔开了，没有再争论下去。　

和董菱分手之后我独自回宾馆看电视。十二点半过后，省有线电视台的人文地理频道谈起有关保护老建筑的话题，我突然有个想法，想打电话建议董菱，让他把过去拍摄的有关这座城市的照片汇集起来，配上相应的文字，出一本摄影集。我起身准备去写字台上拿电话，看到上面董菱送我的摄影集，我打开集子，从序言里发现董菱和我设想的完全一样，只是比我的更完整、更系统。集子是他九０年到九八年间的作品，有六百页厚，一千零三十幅图片，其中大约八百幅是黑白照片。全书分为建筑、街景、市民生活、文物和肖像几个部份。在市民生活的部份中，有一组黑白照片是有关垃圾堆的，一共有八十三幅，用特写的距离拍摄了垃圾堆上的各种物品，包括没有笔帽的钢笔、残破的镜子、避孕套、字迹模糊的纸条……意图似乎是想用丢弃的垃圾来反映居民的生活。其中第三十幅是一个污秽的吉他琴套，第三十一幅是垃圾堆上的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贴着一张破损的商标纸，印着“吉他弦”和“Ｇ弦”的字样，塑料袋旁边还有被扭成一团的钢丝弦。我看了看照片右下角的说明，发现只印着“市民生活－－三十”和“市民生活－－三十一”这样两行字。第三十一幅照片上有三分之一是垃圾堆背后的路面，但已经被拍摄者用大光圈虚化掉了，看不出是在什么地方拍摄的。我翻到建筑和街景两个部份，想找到董菱九五年拍摄的那幢木楼和青石板的小巷，但没有找到。

当天夜里，一列火车轻击着铁轨途经城市的边缘，发出清冷单调的声响。我从睡眠中惊醒，以为又听到了吉他声。十多分钟后，又一辆列车经过，我听着列车远去，在幽暗的房间里最后一次想起了林琛，我想，也许在一个无人知晓的时间和场所，那个叫林琛的人真的接触过令人惊骇的事物。想到这里，我在床上睁大了眼睛，再也无法入睡。

                                        《长江文艺》二零零二年第二期

赘语：

我曾经大大地迷过一阵子摇滚乐，甚至还和几个朋友一起组建过乐队（虽然我在乐队里的地位很低，只是伴奏和伴唱），事实上我之所以突然开始写小说，最初的动机就是想用文字过上一把摇滚的瘾，这就是为什么我早期的文字那么狂乱的原因。有朋友把那段时期的文字形容成是一种“语词的晕眩”，我很认同这个说法。真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就是用笔在摇滚，没有章法，没有技术，只是激烈地，不可抑制地想要胡言乱语。我很怀念那个时期。那个时期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当然有些不成体统，但那种迷狂的境界是再也不会有了。所以《天籁》这篇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那个时期的一次回眺，有一种迷离扑朔亦真亦幻的调子，正合符那段生命在我心中残留的影像。

末尾处那段有关摄影集的文字，原本只是因为情节需要，随手写下的一种想法，却被一个弄摄影的朋友大加赞赏，认为是很好的摄影策划，而且据此以为我一定精通摄影，这让我暗自好一番得意。三天之后我告诉他，我对摄影实际上七窍通六窍——一窍不通。

                                                           戴冰

自从喜欢上摇滚乐之后，我就梦寐以求想要一把电吉他，因为在我听到的磁带、看到的录相和图片里，没有哪个摇滚乐队用的不是电吉他——在当时的我们看来，电吉他与摇滚乐是合二为一的，几乎就是摇滚乐的一个象征。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贵阳乐器店里最便宜的电吉他也要三百多元，如果再加上与之匹配的功放和音箱，没有一两千元是不要去想望的。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面无比地想要一把电吉他，一面也知道那不过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某次深夜，随几个朋友去一家舞厅玩，其中一个正巧是这家舞厅所属单位的员工。舞厅散场之后，我央求那个朋友让我玩玩电吉他。他开始时很有些为难，说这是违反单位规定的，但在我的一再催逼下，他不得不跑去和调音师交涉，回来后答应我可以弹几分钟，不过也就只能弹几分钟。我兴冲冲登上乐台，操起电吉他，挎上背带，转身朝向台下的几个朋友，一时却又为难起来：只有几分钟，弹什么呢？我的犹豫耽误了时间，结果我真的才弹了几分钟，就被调音师毫不留情地关闭了电源。还记得那天我弹的是数节“雷吉”风格的节奏，几个朋友可能都没听过这种音乐，所以一起鼓掌喝彩，引来我的一阵得意。但当天夜里躺在床上，我却惆怅得难以入眠，好几个小时在黑暗中细细回味电吉他的音色，它挂在脖子上时那种沉重的份量，它冰凉的长而窄的柄，以及手指和琴弦之间与木吉他相比稍嫌涩重的磨擦感……

有两个人曾先后答应要买一把电吉他送我，一个是我曾打过工的一家音像公司的经理助理，他父亲和我父亲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他本人比我年长十余岁，知道我一直很想要一把电吉他，某次连喝了两瓶啤酒之后，他拍着我的肩膀慨然承诺，说等年底公司分红，他就买一把送我。不就三百来块钱吗？他说。听了这话，我当然非常兴奋，但同时又觉得这样的好事不大可能发生。果不其然，直到我离开那家音像公司，他再没提过买电吉他的事，其间我几次委婉暗示，他都似乎懵然不觉，我也就不好意思再提了。还有一个答应要送电吉他给我的是我的大表姐夫，当时是温度很高的音响发烧客，某次我和表哥去他家唱卡拉OK，闲聊之中我再次谈到我对电吉他那种心痒难忍的向往，还谈到那个言而无信的经理助理，那天表姐夫也喝了几瓶啤酒，于是几乎同样慨然地承诺说，等我结婚那天，他一定送一把电吉他给我。那时我刚二十出头，结婚什么的连梦都还没做过，加上才经历过经理助理的事，所以也没把这话当回真。不过许多年后我常想，以大表姐夫慷慨大方的性格，如果我结婚结得早些，如果我结婚时还那么热烈地喜爱摇滚乐，他说不定真会买一把送我。

那几年市面上有一种木吉他拾音器出售：一根很长的黑色电线，一头是薄薄的金属片，一头是插头；把金属片像听诊器一样贴在吉他的音箱里，插头插在录音机上，打开录音机，吉他的声音就会从喇叭里传出来。这种所谓的拾音器其实非常简陋，通过它发出来的声音尖利刺耳，让人听了很不舒服，但为了抚慰自己对电吉他求之不得的遗憾，过一过“带电”的瘾，我还是陆续买了好几个，虽然每一次都玩不到两天就因为实在难听而扔掉了。

一九九二年，节奏布鲁斯大师克莱普顿出人意表地举办了一场以纯木吉他弹奏的演唱会，名字就叫“拨掉插头”，演唱会一经制成唱片发行，立即引起很大轰动。几年之后，我也买到了这场演唱会的CD，对木吉他在克莱普顿手中发出如此精纯的音质大感惊艳，而且相信，即便是克莱普顿，也只有用木吉他才弹奏得出蓝调音乐那咀嚼不尽的生涩意味。记得那张CD中有一首歌名气极大，叫《天堂的眼泪》，其伴奏貌似平淡却余韵无穷，我曾花了数周时间艰难地试图模拟，最终却不得不颓然放弃……

幸好有了克莱普顿这场“拨掉插头”的演唱会，从此我对电吉他就不再像从前那样地执迷了。

                                                               戴冰

我一共有过四把吉他。第一把是高中时，以包括罢饭在内的各种手段硬逼着母亲花三十五元买的红棉牌吉他（母亲当时的月工资也就四十来元），金黄，宽柄，鼓圆的肚子，模样有点笨拙，音色也很木讷。因为是生平第一把吉他，所以刚买来时视同珍宝，但和别人的吉他比较之后，慢慢就不怎么喜欢了。某次我发狠练习，以至弹破了手指，在琴面上留下一片扇形的血痕——那之后只要想起这把吉他，我脑子里首先出现的就是那片喷射状的血痕，它在记忆里已经跟那把吉他合二为一，仿佛买来就有，是一种天然的装饰。这把吉他我没弹几年就送了人。第二把吉他比第一把要小一号，同色而稍浅，音质略薄，但琴柄狭窄，非常趁手，是我在市图书馆某院校分馆打工时花七十八元买的。那段时期，我正着迷于自编一些流行歌曲，差不多有八十来首，大都便是用这把吉他写的。对这把吉他，我的印象几乎跟第一把同样模糊，只记得有个周末，表哥约了两个同学到学校看我，一起吃过中饭之后，我们散坐在草地上弹吉他唱歌，中途时表哥突然起了古怪而执拗的好奇心，非要试试香烟能不能烧断吉他弦。我试图阻止他，但已经来不及了，他手忙脚乱地把烟按在吉他的一弦上，于是不到一秒钟，弦就断了……

一九九二年五月，我在北京买到了我的第三把吉他。当时我在一家少年宫工作，随所属的儿童合唱团赴北京参加国际儿童合唱节。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在此之前我对北京一直非常向往，原因是那里聚集了全中国最多最优秀的摇滚乐队。还记得下了火车刚出站，抬眼就看见一个穿黑色T恤带墨镜的圆脸女孩神色凛然站在出口处，立时让我觉得北京确实真的很“摇滚”——就是那一刹那，我突然决定了要在北京买一把好吉他。

因为经费的原因，那次全团的数十个孩子加上十几个老师都没住宾馆或者旅社，而是住在一所已经放假的小学校舍内，学校派来负责照顾我们日常生活的老师是个典型的北方小伙子，二十多岁，高大老成，十分尽心。几天之后，我跟他慢慢熟悉起来，才知道他也很喜好吉他，这让我大为惊喜，于是我们找了个无事的下午一起弹了两小时。在听我唱了几首歌之后，他有些闷闷不乐地问了我一句：你唱歌没口音，怎么说话有口音呢？我的第三把吉他就是他陪我骑自行车去买的。那之前我已经好几年没骑过自行车了，车技生疏，而他时而侧身斜插，时而猫腰猛蹬，在北京蜿蜒不尽的自行车大潮里极尽腾挪躲闪之能事，弄得我神经高度紧张，好几次都跟丢了他；而每次等我重新见到他时，他总是停在某个十字路口的边上，单腿撑地，以一种翘首以盼的姿势朝着身后的车流极目张望。

那把经风历险买回来的吉他的确非常精良，不仅音色纯厚透亮，淡褐色加象牙白镶边的琴身看上去也十分素雅，木纹隐然，有一种暗淡而精微的光泽，丝毫不带一点浮燥气。持着这样一把吉他，我顿觉自己的琴技大大不配，于是每晚不再四处串门聊天，而是端一张小木凳坐在寝室里，依着跟吉他同时买来的一本教材悉心苦练，夜夜弹到更深，以至有些早睡的孩子都不高兴了，他们先是在床上猛烈翻身，弄出不耐烦的声响，继而干脆跑到领队老师那儿告了我的状……

与我之前的两把吉他一样，这把也是古典式，缠着乳白的尼龙弦，价值近七百元，差不多是我那次带去的总钱数的一半。印象中，我用这把吉他写了我的最后几首歌，其中一首是初试小调歌曲的习作，内容是一个男人对坟墓里的爱人所作的大段独白。记得写完后唱给妹妹听，她夸张地打了个冷颤，说，哟，好怕人哦！我一直十分珍爱这把吉他，专为它在乐器店挑了一个黑色的，质地结实的琴套。但几年之后，我一时糊涂，竟拿它与一个朋友换了一把民谣吉他，只图的是琴面上一块黑亮的镶板和琴柄上多出来的两个音品。这是我几天之后就开始后悔且直到如今仍在后悔的一件事。后来读到西班牙诗人洛尔迦《吉他》中的句子：“它单调地哭泣/像水在哭泣/像风在雪上/哭泣……”我莫名其妙总感到就是在说我的这把吉他，我觉得“它”哭泣不是为了洛尔迦所说的“远方的东西”，而是因为我因愚蠢而背弃了它。

换回来的那把民谣吉他几乎不值一提，音质暗哑，形状粗蠢，很多年来我都没有兴趣碰一碰它。但就像人生的其它嘲讽一样，它却是我有过的吉他中和我相伴时间最长的一把，至今仍然斜靠在阳台的一角，烟尘遍体，灰头土脸，时时让我怜悯且同时厌恶。

                                                戴冰

去年下旬，贵州省电视台“胡庶工作室”策划了一个以“关键词”方式回顾三十年改革历程的活动，我写了其中的“摇滚乐”一词，我在开篇这样写道：“最早接触摇滚，是从大洋彼岸那个猎豹一样矫健，黑蛇一样柔韧的迈克尔·杰克逊开始的，他忽而狞厉如夜枭，忽而纤弱如怨女的嗓音，在那时的我听来，实在梦一般地魅惑……几年之后，在已经听了大量不同流派的摇滚之后，我曾煞有介事地总结道，摇滚是继酗酒、吸毒还有梦乡之外，第四种暂别人世的方式。这样说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不再听杰克逊了，嫌弃他不过是通俗摇滚。但事后看来，这句话实则还是根植于对杰克逊的那种最初印象……杰克逊于我，有点像一记响亮的开场锣，咣的一声，我的青春期这才真的开始了。”

实际上，在写这篇小文之前，我已经有差不多十年没有再听过摇滚了，我觉得听摇滚和唱摇滚相仿，都是需要一点体力的。但写完之后，我却莫名其妙地又突然想听了，于是兴致勃勃清理了一遍碟柜，发现原本有数百张之多的摇滚碟片现在竟然只有不足十张，这不禁令我感到惊骇，我没想到时间的物证消失得如此快捷和彻底。好在我喜欢的几个歌手和乐队的专辑还在：吉米·享特里克斯、汉克·克莱普顿、库尔特·柯本、斯汀、“U2”、“枪炮玫瑰”……还有就是杰克逊的《真棒》。我拭掉碟片上的霉斑，把它们单独码在了电视机柜的一角，并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不时地抽出一张反复聆听。除此之外，我还重新阅读了仅存的几本谈论摇滚的小书：《伤花怒放》、《摇滚偶像》……我也有十几年没有碰过它们了。曾经有几天，我很想再读一遍迪克斯坦《重返伊甸园》中有关摇滚的章节，但翻遍书架，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听着读着，我突然意识到，也许要不了再一个十年，我曾经着迷于摇滚的那段生活就会在我的脑子里渐渐模糊，甚至最终像那些碟片一样消蚀殆尽。为了不使自己的一段生命在记忆里缺失，我开始写一篇记录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我玩吉他听摇滚的随笔。预设的规模原本只有数千字，但沉寂的记忆一旦被惊扰，它就像滚沸的汤锅那样闹腾起来，结果字数很快就超过了六万。其中有两章我专写了杰克逊，我再次回忆了初闻他的歌声时的震憾，以及他不可思议的据说有违人体生理结构的舞姿。在写作这两个章节的过程中，我再次反复阅读了手边书籍中有关他的部分，在网上搜索他的现场视频，还听了大量除《真棒》之外的他的其它歌曲……六月二十四号的晚上，我突然特别想看他与莱昂内尔·里奇一九八五年为非洲饥荒义演谱写的公益歌曲《四海一家》的MTV，立刻上网查找。可能方法不对，找到的好几个视频不是图像不好，就是只有片断，等终于找到一个完整且还清晰的版本时，已经差不多是凌晨一点，但我还是一连看了好几遍，再次确信那是一首划时代的杰作，二十四年的光阴流逝并没有使它稍显逊色，相反，它比我当年第一次看到它听到它时更觉其精妙宏大，感人至深。画屏上的杰克逊还没有垫高鼻子漂白皮肤，有一种与后来相比令人难以置信的真实和纯朴。也许为了喻示其兼有的且异常突出的舞蹈才能，我注意到他是所有演唱者中，唯一一个第一次出镜时先露其腿再露其头的歌手。我把这首MTV下载到硬盘上，邀妻子一起，又一连看了三遍。二十五号，我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再一次搜索《四海一家》的MTV……我算了算，从二十四号到二十五号，我差不多看了十几遍……

二十六号早上九点二十，我来到办公室，一进门，正在电脑上看新闻的同事王剑平就扭头给我咕咙了一句，那意思是说谁死了，但我没听清，于是他又说了一遍：杰克逊死了。几乎完全同时，我收到一条朋友的手机短信：“杰克逊死了。难过。纪念。”事实上，我正是因为查看这条短信，才没能听清王剑平的话。

我给发短信的朋友回了一句：“天才陨落！”

我来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心里突然有种不真实的荒唐的想法：我已经十年不听摇滚了，不听杰克逊的时间更是超过了十五年，但就在我重新开始聆听摇滚，聆听他的《真棒》，并且准备记录下自己与摇滚相伴的那段生活时，他却猝然离世，那感觉就像是为了使我对青春时光的回忆有个确切的结局，他于是提前死去，年仅五十岁；而我从去年写下多年来的第一篇有关摇滚的文章，并且以他开篇，直到我着魔似地看《四海一家》的MTV，其间种种，一切又都像是为了在这最后一刻得闻他的死讯，以对他的死作提前的吊唁与怀想……

二十六号早上，我和王剑平加上另外一个同事，一面观看《四海一家》的MTV，一面谈论杰克逊，持续了差不多半小时。中午时我离开单位准备回家，却被倏忽而至的大雨堵在半途，于是我踅进一家音像店，问有没有杰克逊现场演出的碟子。我对老板说，杰克逊死了，你应该为他设一个专柜。老板笑了，他说他也知道这个消息。正说着，旁边一个女店员炸呼呼地叫起来：“真的死了吗，我还以为是个假消息呢……”

在整个西方摇滚史上，真正超越音乐范畴而具文化意义的人物不多，在我看来，也许只有四个，他们是“猫王”爱尔维斯·普莱斯利、约翰·列农、鲍勃·迪伦和迈克尔·杰克逊。其中“猫王”是浮夸的叛逆者，列农是黑暗的默想者，迪伦是哲思的批评者，而杰克逊不同，他是流行文化心甘情愿的合谋者，其无以伦比的才华为流行文化披上的是最眩目的流苏——正因如此，在四人之中，在光怪陆离的流行文化的神殿里，他的形象最为光辉，同时也最为怯懦。

                                       ＜文汇报＞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戴冰

最早的记忆是一台夏普牌收录机，是父亲从大十字百货商店买回来的，价值七百元，以父母当时的收入计，算得真正的奢侈品了。父亲至今还记得他放德沃夏克《致新大陆》，奶奶嘱他将音量调小一些。而我则是从这台收录机的两个喇叭里第一次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时间应该是八一年至八二年之间，记得当时正在老屋的院子里和表弟打“纸角角”，突然从左厢房的窗户里传出一阵女声，虽然其时年纪尚小，情窦未开，也能感觉其声柔媚入骨，荡人心脾，几次被歌声引得走神而浑然不觉，惹来表弟的连声催促。第二台收录机不知什么牌子，印象中比夏普的那台高级，细长，三等分，两头是喇叭，中间是卡盒，黑色和银灰相间，靠在枕头上。某晚父母出门访客，只剩我和妹妹在家，忍不住违抗父亲出门前不许擅自使用的叮嘱，放一盒磁带进去，按下播放键，先是听到吃力的吱吱声，继而一阵乱响，赶紧打开卡盒，发现带心已经搅在转轴上。其实那是常有的现象，只需用一根牙签轻轻拨下即可。但当时全无经验，见带心乱麻般纠结一团，以为事态严重，不由得冷汗一时遍背。想着父母回来，不知如何责骂，越想越怕，就想把事情推到妹妹身上，具体细节都替她想好了：我刚放磁带进去，还没关好卡盒，她突然伸手按键，于是……和妹妹商量，她居然同意了，却害怕得不知如何是好。记得只想着父母快回来，要打要骂赶紧结束。但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父母的踪影，终于忍耐不住，带着妹妹一起来到大街上，蹲在人行道的栏干上等，只觉心情沉重，口干舌燥。妹妹突然带着哭腔问我，哥，我们咋办呀？长大懂事后，每每想起妹妹的那声哭腔，都觉得万分愧疚。

第三台录收录机还是夏普牌，双卡，是父亲八九年元月率贵阳艺术家小组赴奥地利格拉茨市作交流访问，回国时在北京免税商店购回的，但没用多久就退给了八姑爹，原因是画家尹光中先生到德国开展览，买了一套先锋音响，回来后他不知怎么不想要了，问我父亲要不要。那套先锋音响不仅有庞大的外壳、双卡座和落地音箱，还带一台唱机，相比之前的那些收录机，自然要高级得多；正好八姑爹也很喜欢父亲带回来的那台夏普，于是退给八姑爹，买了那套先锋音响。八姑爹是河南人，年轻时高大英俊，一口雪白的牙齿，嚼起菜来嚓嚓有声，如快刀切脆藕，虽是建筑工人，一生却最好古典音乐；他曾经在建筑队的同事，后来《山花》月刊的副主编黄祖康先生几十年后都还记得当年八姑爹躲在工地上一个大箩筐里读《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情景。我也亲眼目睹过八姑爹听古典乐时那种欢喜赞叹的神态，就是父亲退给他的那台夏普，摆在他卧室的书桌上，放的是贝多芬的《皇帝》，听着听着，他突然拍我的肩膀，小冰，注意这几声。话音未落，喇叭里传出一串华丽铿锵的琴音，他转头察看我的神色，不等我有反应，自己先愉快得哈哈大笑起来。同样是这台夏普，某次为了听出某种效果来，姑爹撑着一把大伞，站在阳台上，临着大雨，一面微笑，一面倾听，那表情享受之至。这样一个视音乐为人生慰藉的人，生命的最后十余年，却因种种原因，完全无缘他最喜好的古典乐，每念及此，我都会生出极大的悲凉，甚至生出对人生的一点绝望来。姑爹上个月因病猝然去世，年仅六十五岁。

那套从德国辗转来到我家的日本先锋音响，被父亲郑重其事地安置在了客厅里。那段时间，父亲的磁带量猛增，好多年没见的塑料唱片也翻箱倒柜找出来，出现在父亲的书桌上。但这样的情形也并没有持续多久，父亲就又换音响了。那时的贵阳，玩音响已经渐成风尚，父亲工作的市文联就有两个，一个是诗人兼画家廖国松，一个是作家袁政谦，两人年轻时即着迷于音乐，其中国松先生涉猎最为广泛，从外国民歌到中国民歌，从西方古典乐到中国民乐，从乡村音乐到爵士乐摇滚乐……等等，无不喜好。记性又好。曾有一次见他与人赌唱外国民歌，对方随意起头，他旋即接口往下续唱，一连十几首，首首文不加点，马不停蹄。对方服输，黯然调头，他则眼白上翻，顾盼自雄，嘴里还不饶人，喃喃道：吓，敢和我比唱外国民歌……见他嚣张，我忍不住给他起了个绰号，“外国民歌垃圾桶”。相比国松先生，政谦先生就要专精得多，只听西方古典音乐，而且几十年乐此不疲，对各家公司、各种版本、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等等，无不如数家珍。某次他去广州出差，碰上当地一个财大气粗的发烧友，家中设备的价值据说在百万以上，碟片更是山叠海累，不计其数，但两人聊起音乐来，那人也不得不佩服他的广博与见解。

国松先生与我家多年同住一个大院，无事时就常到家里来聊天，九一年九二年，他聊天的内容便大都有关音响，其人神聊起来，表情之变幻无方，语气之肯定确凿，是很能蛊惑人心的。记得某次他一一举例，大侃如今的发烧友已经讲究到何种程度，比如用尺子丈量低音能够打到的距离，比如在插头里渗细沙，比如在音箱下垫酒杯，等等，听得我和父亲一起瞠目结舌。当时他们讲究的是自己组装音响，所以在谈及我家那套先锋整机时，他面露不屑之色，引得父亲心痒痒，于是和他商量，打算换一套组装的音响。他满口答应，立即行动起来，约上政谦先生一道，买来惠威喇叭和中密板，在文联宿舍的天桥上吭哧十余天，终于做成一对音箱，而后又说服父亲换了新的功放，买了当时刚上市不久的激光机（他们又请另一个朋友汪洵先生改造了那台激光机的某个部件，用他们的说法，那叫“摸机”，实际上是对激光机进行升级处理）。为这套新的音响，父亲不得不请版画家曹琼德先生设计，重新规划了我家客厅的格局，打了整整一壁博古架，究其初衷，其实就是为了能安放那两个书架式音箱。

这套组装音响父亲一直用了好多年，直到三年前才被新的音响设备替代。而最新的这套设备，也是请政谦先生参考定夺的。

父亲每换一套新的音响设备，就把旧的下放给我，比如最早那台夏普收录机，我就用了好长一段时间。记得当时我的房间里有一个铁书架，正好有个空缺可以摆那台夏普机，每写完一首新歌，我都会用它录下来。在父亲把那套先锋整机下放给我之前，我还有过一套台湾产的组合音响，不知道牌子，是大表姐夫送给我的。除双卡外，那套音响也是一对书架箱，还带一台唱机。那是我第一次拥有一套自己名下的组合音响，非常兴奋，爱不释手，为给它在我那间只有十平米的房子里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我煞费苦心，好不容易才在靠阳台门的位置腾出一块空间，把它安置下来。这套音响之后，就是那套先锋整机了。

在我所有使用过的音响设备里，那套先锋音响和我相伴的时间最长，它先是唱机坏了，接着双卡中的一个卡也坏了，再接着是另一个，最后只剩下一对音箱还能用。这么多年来，和那对音箱匹配过的功放和激光机已经记不清楚有过多少，我却始终舍不得丢掉，甚至结婚时仍用的是它们。记得当时音箱的挡板已经好几处破损，买了黑纱布，想请政谦先生重新蒙过，但政谦先生来了，才发现那对挡板是拆不下来的。于是将就又用了三年，直到搬了新家，买了新的设备，这才把它们搬出客厅，但仍是不舍得丢，如今摆在我的卧室里，接在一台八达牌的功放上，专用来看影碟了。

                           在路上

                                                     戴冰

一九八七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毫不意外地落了榜。在普定县父亲的一个朋友处补习了近一个学期之后（父亲的这个朋友对高考研究颇深，曾经让许多落榜学生考上了大学），来年又考了一次，仍是没有考上，于是只得在家无所事事地呆着。几个月后，父亲的一个同事在贵阳市图书馆给我找了一份临时工作：市图书馆市委党校分馆图书管理员。市委党校设在城郊森林公园，距市区有一段路程，所以我平时都住在那里，周末才回家。那段日子从某种角度说，算得上十分惬意，因为复考再次落榜后，我和父亲的关系变得相当紧张，他一见我就烦，我只得成天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不敢弹吉他，不敢听音乐，总之杜绝一切娱乐活动，甚至不敢读武侠小说，不敢睡懒觉，免得父亲闯见，以为我是个“白胆猪”，毫无一点自责之心忏悔之意。这种情况下，独自一人在党校图书馆的生活就变得有如天堂了：上班时间，如果无人借书（大多数情况都是如此），我就在书架林立的书库里找一个角落，大看特看想看的书，《高卢战纪》、《西德尼·谢尔顿全集》、《战争与回忆》、《漫长的一天》、《第三帝国的兴亡》、《众神之车》……都是那时读的。我还带去了吉他，工作之余就在寝室或者附近的山坡上自弹自唱。当时的党校食堂为了提高服务质量，让两组人分别承包，相互竞争，于是两组人使出浑身解数，一天两顿竞相拿出各自最好最便宜的菜肴以取悦职工，所以那段时间我除了精神得到大放风，还吃到差不多脑满肠肥的程度。但我和图书馆分馆领导的关系却处得比和我父亲还要紧张。原因是业余时间无人管束，所以经常熬夜看书，甚至通宵不睡，这样一来，早上下午就很难准时上班。市图书馆党校分馆其实就两个人，我和另外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也不知道那女人的正式职务是不是就是分馆的馆长，反正我归她管。那是个脾气相当急燥的女人，十分看不惯我这类好吃懒做没有责任心的人，时不时会皮里阳秋打击一番。某次我去党校澡堂洗澡，呆的时间稍长，手脸被热水泡得白里透红，很有些细皮嫩肉的味道，她就做出吃惊的样子，说哟，一看这皮肤，就知道是个一点事不会做的人。有一次我把她气得够呛：因为头天晚上没睡，早上又硬撑着上班，午睡时就怎么也醒不过来，等我猛然惊醒，已是下午四点。我急匆匆赶到分馆，她冷眉冷眼不理我。情急之下，我竟然先发制人，对她吼道：都四点了，你怎不叫醒我？气得她当场面色焦黄，嘴唇乌紫。如此种种，渐渐传到父亲耳里，于是周末回家时，免不了父亲的一顿严厉喝斥。终于有一天，我和父亲的忍耐都到了尽头。记得当时正在父亲的书房里，我又为了什么事惹得他极不高兴，他突然咬紧牙关，用一种极其厌恶的口吻说：滚！

据父亲后来说，他当时的意思是让我离开他的书房，回我自己的房间去。但我理解成他要把我赶出家门。我立即转身就走，回到房间，拿上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蓝色布包，离开了家。事实上，也不知道出于一种什么样的预感，在此之前差不多半个月，我莫名其妙地已经开始为我的离家出走作准备了：我把我的全部诗歌手稿（它们抄录在一个很厚的笔记本和一本英语作业本里）、一把朋友自制的匕首（有黑色人造革的套子和可以将之系在腰间的细皮带）、几件换洗衣服、一支圆珠笔和一个空白笔记本装进了母亲平时买菜用的一个蓝色布包里。在父亲命令我滚出他的房间之前，蓝色布包一直就藏在我的床底下。许多年后我回想当时的一幕，不排除我在潜意识里有意曲解了父亲的话。

我背着布包，站在相宝山文联宿舍的院子里想了一会儿（当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拿定主意叫上表弟和我一起出走之后，我就坐上公交车直奔省花灯剧团。记得当时为了躲避父母可能的追赶，我有意倒着走了一站路才坐上公交车。来到花灯团，刚进大门，就看到一盏昏黄路灯的照耀下，表弟正跟几个花灯团的子弟坐在花架旁的水泥条凳上聊天。我招手让他过来，简单说明了原因，就怂恿他和我一起出走。表弟从小顽皮淘气，中学时就常常聚众斗殴，而姑妈又是个家教极严的人，打骂之余，实在管不住了，就把他赶出家门，所以离家出走对表弟来说是家常便饭轻车熟路的事；他在外面东家吃一顿，西家睡一觉，少则数天，多则半月，全无任何障碍，不仅吃得好，睡得好，穿得还比家里讲究。有时我邋遢不讲卫生，母亲就常常以他为榜样骂我，说你看人家小涛，在外流浪都比你干净。我之所以撺掇他和我一起出走，就是因为他社会经验丰富，可以给我壮胆。

表弟听完我的来意，只给不远处水泥凳上的几个朋友随意挥挥手，毫不迟疑就跟我离开了花灯团的大院。来到大街上，他突然转过身来，用略带威胁的口气说，先说清楚了，不在外面干一番事业出来，我们是绝不回来的。看他毅然绝然的模样，我自然大喜，说那是当然，否则好没面子。

当天时间已晚，哪儿也去不了，我们于是决定到表哥一个朋友处借宿，翌日一早再决定去向。半路上，我突然想起了云南作家李必雨李叔叔，他和父亲是贵阳清华中学的同学，文革期间曾偷渡缅甸参加了缅共，当到区武工队的队长，回国后以此经历为素材，写了好几部极好看的长篇小说，其中《野玫瑰与黑郡主》、《红衣女》等，当时我都看过。他为人豪侠，某年来贵阳探亲，和几个同学到我家作客，听父亲抱怨我学习不好，估计考不上大学，他就挥挥手，说真考不上，就让他到昆明来找我，我负责给他找工作。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从此记住了他的话。这时想起，不啻黑暗中的一丝曙光，立即把这个想法告诉表弟：我们到昆明找李叔叔去。表弟当然没有异议。但我们身上的钱加起来也不够买一张到昆明的火车票，怎么办呢？于是我又想起了我在普定补课时寄宿其家的一个水利工程师董哥，单身，嗜好象棋，当年和我处得挺好，我就是他教会下象棋的。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向他开口借钱，他是会借给我的。

当晚，我和表弟在表哥的朋友处睡了一夜（表弟和他睡床，我则伏在书桌上凑合，差不多每两个小时就醒来一次，原因是那种睡姿很不舒服，还有就是心里止不住莫名的焦虑）。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乘车赶到安顺，再转车来到了普定。果不其然，董哥虽推说没有现金，却送了我三十元国库券。我们返回安顺，就在火车站把国库券一比一换了三十元钱，买了火车票，当天晚上就乘上了去昆明的硬座列车。在安顺火车站时，有个小插曲至今印象深刻：一个卖馄饨的小贩，二十四五岁的样子，体魄看起来相当壮实，和一个顾客为什么事吵起来，互不相让，局势迅速恶化；小贩突然脱去上衣，裸出身上肌肉，高举右手，绕场一周，大声说：练了五年的黑砂掌，还未开过张呢，看来今天是不得不露出来了。周围人群忍俊不禁，好几个失声笑了出来。

我们是第二天下午四点出的昆明车站。因为没吃中饭，下车时已是饥肠辘辘，而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不敢大吃，只得到面馆去吃面条。贵阳粉面馆是论碗不论两，每碗均是二两；而昆明却是论两不论碗，所以当卖面的小妹问我们要几两时，我很觉新鲜，有一种真正远离家乡的感觉。

吃完面条，我们开始打听李必雨李叔叔的住处。离开贵阳之前，我只知道他在昆明市文联工作，好像还是副主席，于是想当然认为他家跟我家一样，也住单位宿舍，只要找到昆明市文联，自然也就找到了他。没想找到昆明文联，才知道他并不住文联宿舍，而是住他妻子董阿姨工作的学校宿舍，而那个学校又并不在市区。我们人生地不熟，不是坐错了车，就是找错了地方，好不容易找对了地方，人家却又告诉我们：学校宿舍并不跟学校在一处……我开始隐隐地惶然起来。其时天色已净黑，刚到昆明时的那股子兴奋劲固然已经荡然无存，而肚子又不合时宜地阵阵发空起来，把口袋里的钱摸出来数数，只有不到四元……晚上十一点，我们又一次来到一处宿舍，一级一级楼梯爬到四楼还是六楼，我抬手敲门，不敢用力，轻轻地，每三次一组，敲了三组。终于有了响动，响动越来越近，突然从木门后面传来沉重的喘气声，我立即转头对表弟说，这次绝对是了！李叔叔是个大胖子，记得他刚从缅甸回国，第一次来我家，从头至尾就听他坐在沙发上喘粗气。

门开了，果然是。

李叔叔对我们的不期而至表现得并不如我预想的那样惊讶。听完我的来意（我特别暗示他，正是他几年前的承诺驱使我们来到了昆明），他微微一笑，像当年那样豪迈地挥挥手，说先吃东西，然后睡觉，明天开始在昆明城里四处转转，别的事以后再说。第二天一早，我和表弟一人趿了双拖鞋，揣着李叔叔给我们的三十元钱，开始在昆明城里到处游逛。走在阳光刺目的昆明街头，呷着汽水，再回想头天晚上的狼狈惶然，有恍若隔世之感。那几天我们玩了昆明的许多景点，特别喜爱翠湖公园的茶馆。我和表弟在昆明呆了差不多十天，有一多半时间都是在翠湖公园的茶馆里度过的。记得茶馆里有许多票友唱京剧，我们也要两杯茶坐在一旁跷脚欣赏。父亲喜欢京剧，我听他放磁带唱片听得多了，大略也知道些好坏，于是听到略好的，或者看唱者唱得声音大，就带头鼓掌叫好，惹得几个老头大欢喜。听我们口音是外地人，就问是哪儿的，做什么的。我胡扯，说我们是贵阳市京剧团的学员，我学须生的，他……我指指一旁的表弟，是学小花脸的。老头们听了更加欢喜，非要我也来一段。我于是作谦虚藏拙状，说刚进团，什么也还没来得及学呢。最终没唱，只和他们东拉西扯说些四大老生，余派马派的（常听父亲说，顺口拿出来敷衍），竟然没怎么露馅……要露馅也不怕，刚进团的学员嘛，能懂多少？

除了去翠湖公园喝茶听戏，日常就是听李叔叔摆在缅甸打仗的事情。我因为事前看过他的好几本书，所以话题常常就从书中的某处细节开始。据李叔叔说，有个时期，缅共几乎占据国土的十之八九，缅共中央已经开始筹划开国事宜，甚至某某人任某某职务都已确定……说到这儿，李叔叔的妻子董阿姨进房间拿东西，李叔叔于是指着董阿姨对我说，当年董阿姨就是粮食部副部长的人选。我大感惊佩，转头看董阿姨。董阿姨微微笑笑，一句没说就又出去了。那神态似乎对这个话题毫无兴趣。李叔叔酒量极大，记得某年来我家，和另一个同学斗酒，俩人喝了多少瓶已不可知，但他们端着茶杯杯杯见底的形象倒还记忆犹新。于是有一次和他聊天时就提到了喝酒，提到几年前他和同学斗酒的细节。他听了哈哈哈笑，说他只能喝一斤，他儿子能喝两斤，但他儿子如果跟景颇人相比，就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景颇人能喝多少他没说，更给我深不见底的印象。

在昆明一呆十多天，一直等着李叔叔给我们找工作呢，没料想忽一日，李叔叔把我们叫到他的书房，开口就说，你们明天回贵阳吧，票都给你们买好了。我们不禁目瞪口呆。事后才知道，就在我们到昆明的当天晚上（估计距我们睡着之后不到十分钟），李叔叔就和父亲通了电话。父亲听说我们在他那里，放下心来，说那就玩几天，然后叫他们回来吧。

我和表弟的昆明之行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回贵阳的途中，表弟显得非常沮丧，一再埋怨我虎头蛇尾，竟然同意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去。我也委屈，说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表弟不服，说要回去你自己回去好了，我要到成都去。他说到做到，到了贵阳，站都没出，买了去成都的火车票就又走了。他到成都去找谁呢？实际只能去找我的九姑妈，所以没几天，我又在家庭聚会上看到了他。虽然我们一个五十步，一个一百步，但他毕竟比我多坚持了几天，所以这么多年来，只要提到当年的出走，他就要嘲笑我，说我是个夹屎鬼。

图书馆的工作自然是不可能再干了，我不仅不辞而别，而且还带走了库房的钥匙。这让当初介绍我进去的那个长辈颜面无光，不愿再开口让图书馆继续聘用我了。我到党校分馆的寝室收拾衣物，发现有个没吃过的枕头面包还摆在书桌上，早已变质发霉了……

一个多月前的一天，突然在办公室接到表哥电话，说八姑爹因病去世了。八姑爹姓李，河南人，从小我们都叫他李叔叔。下班后急匆匆回家，刚进家门，父亲就说，两个李叔叔都去了。还有哪个李叔叔？我问。李必雨李叔叔，父亲说。

算算时间，两个李叔叔相隔仅只一夜。

父亲当天即写了挽联，托赴昆明吊唁的老同学给董阿姨带去。上联是：“笔耕君独健，书剑远游，归来述异百万字。”下联是：“莹雪吾与共，管弦应答，总角论交六十年。”

董阿姨想把挽联刻在碑上，父亲觉得不妥，说那完全是他个人角度的抒发。于是又重写了寄过去：“干戈赴殊方，轻生忘死八千里。笔砚归故土，志异标新百万言。”

我的姑姑们听到李叔叔去世的消息，回忆说，他少年时身材瘦长，眉清目秀，几十年后从缅甸回来，她们都吃了一惊，说一个英俊少年，怎么就成了个大黑胖子？简直认不出来了。

当年在昆明时，有一次和李叔叔聊天，曾给他透露过我以后想从事文学的想法。他默然半响，缓缓道，很难！他说到他当初学习写作时所下的苦功：“我把上百篇经典小说像拆零件一样拆散了，再组装起来。”

这话我记了二十多年。

                                          二零零九年六月九日

                                   黑胶唱片

                                                               戴冰

    我第一次有一台带唱机的音响时，激光唱片已经悄然面世，虽一时还不普及，但显然已是大势所趋，许多抢先买了激光机的人都开始把磁带陆续送人了，唱片自然更被视为过时的古董，显现出一派就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颓丧之气：除了延安东路的外文书店还能见到一些，大多数音像店里已然看不到它们的踪迹了。在这种情势下，我的唱机便几乎总是闲置着的，偶尔在父亲的房间里看到一些老旧的塑料唱片，红的、蓝的，也大都是七十年代的电影歌曲，并无一点想听的欲望。真正开始听唱片，是某次和朋友上街，路过外文书店，正碰上打折处理黑胶唱片，大多不到十元一张，最贵的也只十五元，想着唱机不用也可惜，加上唱片的封套看起来如此精美，又不贵，于是和朋友各自挤进人群，一人挑了十数张回家，这才开始慢慢听起唱片来。那十数张唱片，买的时候并不知道具体是些什么（我和朋友在学校学的那点英文早忘得一干二净了），只知道从封套上看，都是外国流行乐。其中有一张，封面上五个大胡子，个个奇形怪状，觉得有趣，随手先拈出来放进唱盘，一听，立即喜欢得不得了。那是一种民歌风格的流行乐，随意之极，自然之极，欢天喜地，至情至性，在当时正着迷于英美摇滚乐的我听来，直如天籁之音。那之后我几乎天天放这张唱片。某日，正拖地的母亲突然推门进来，杵着拖帕问我，你放的什么呀，真好听。后来才知道，那是爱尔兰七十年代著名乐队“都柏林人”的一张专辑。“都柏林人”曾在西方有过极大影响，如今已被视为爱尔兰民族艺术的象征性团体，但当时孤陋寡闻，竟从未听说过。后来唱机坏了，也没买新的，再后来大家都用上了激光唱机，老式唱机就更少见了，于是把所有的唱片在书架的最底层，摞整齐了，上面渐渐盖上别的东西，几乎就把它们给忘了。二零零零年四月，我装修房子准备结婚，当年和我一起在外文书店买唱片的那个朋友建议我，说用木框装上唱片和唱片封套挂在墙上，是很好的装饰。我采纳了，用的就是那张“都柏林人”：一个木框装封套，一个木框装唱片。它们至今仍挂在我家饭厅的墙上，凡看到的人都觉得好。

    几个月前，曾听我多次说起过“都柏林人”的一个表弟，突然在网络商店上看到有“都柏林人”的一张CD，立即告诉我，并替我订购下来，几周之后，碟片到了，跟那张黑胶唱片不是同一个专辑，没那张好听，但多年后重闻“都柏林人”，有老友重逢，快慰莫名之感。

    那些唱片里还有一张乡村音乐，我至今不知道歌手的姓名和专辑名，整个风格比较平淡，但其中一首十分好听，当年我时常是先放这一首，听完，然后才放“都柏林人”。某次，朋友谢挺带了一个同学来，据说英语十分好，正准备考托福，我听了就把那张乡村音乐拿出来，问他能不能把我最喜欢的那首歌的歌词译出来。他接过去，随念随译，我则用笔在一旁记录下来。过后不久，我把其中一段用在了小说《光阴的故事》里：“我的祖父在一艘船中，在他只有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告诉了他的梦想，关于自由、希望、以及用金子铸成的城市，离开了他们过去的生活。不久之后他们看到了海岸线，看见了金子铸成的城市从海上升起，这就是他们新的城市新的家。我的母亲成长在一艘轮船上，她的父亲告诉了他的梦想……那就是一个勤劳的人会使他的麦田成长……”

    可惜那张抄有完整歌词的信纸被我弄丢了，找不到了。

    给我在网上购碟的那个表弟，说起话来一向声色俱厉，咬牙切齿，某次他对我说，现在风尚又回去了，真正的发烧客只玩黑胶唱片，如果你跟他们谈CD，“他们睬都不会睬你！”听了这话，我很后悔当初没有在外文书店多买几张。

                          我最喜爱的五个作家

                                                       戴冰

                               博尔赫斯

我曾这样推测过博尔赫斯之为博尔赫斯：他博览群书，却在中年之后成为盲人，他回忆被光阴扭曲的事物，觉得模糊，却无法核实，所以相信一切新鲜事物都不过是被重新记起的事物，相信他悲惨的命运和痛苦的肉身也许只是造物的一个梦，或者流逝的时间之河中一个过于浓重的阴影——幽暗中的热望最终转化为执著而澄明的想象，于是我们得以看到其清晰得惊人，也虚幻得惊人的作品。有人指责他的作品与现实无关，这确是事实，但我们也不禁自问，对一个在眼盲的冥昧中逐渐衰竭的老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探讨生命和世界的实存更现实更迫切的呢？

                                鲁尔福

鲁尔福作为一个大师的成就之一，在于他像福克纳用一块邮票大小的地方就概括了世界一样，他让我们从墨西哥内战的暴行中看到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暴行，从哈利斯科州的乡村一隅看到了整个世界可疑的影像；从那些愚昧无知、麻木不仁的居民和残酷的罪犯的语言中听出了我们自己的声音，并且从他们面临的处境里发现了我们同样的处境……而鲁尔福作品的全部艺术感染力，从技术的层面说，都应归功于他选择了那样一种貌似冷漠，不带丝毫个人倾向的笔调来处理他的地狱世界，让一切罪孽以一种原生的、似乎毫无觉察的方式自然呈现出来，使读者产生几乎是生理层面的震撼，其效果令人毛骨悚然。

                                    马尔克斯

康拉德曾说：描写超现实的事物就是承认现实世界没有神奇之处。而马尔克斯的“魔幻”之所以成为“现实”，恰好在于他像卡夫卡一样，对神奇事物采取了毫无惊诧、视为当然的观照态度。两相比较，康拉德显得多么地质朴而迂阔。但马尔克斯又与卡夫卡不同，他的笔调里有一种不易觉察的夸饰，这种夸饰如果出现在别的作家笔下，无疑将是轻薄的，但在他巨大才华的鼓动下，却变成了瑰丽的、难以抵御的蛊惑。

                              海明威和福克纳

有些作家让人佩服，但不让人羡慕，比如海明威，而有些作家让人羡慕，但不让人佩服，比如福克纳。海明威太自觉，福克纳太自然（仅以他们的中短篇为例）。当然，海明威也有极自然的作品，比如《桥边的老人》，福克纳也有很技术的作品，比如《夕阳》。但《桥边的老人》显然是深思熟虑大做减法的结果，所以它看上去越自然，其技术含量就越高；而《夕阳》是福克纳最刻意的作品，则完全失去了他固有的特质。福克纳的惊心动魄处在天才的混沌和蛮横，而海明威的耐得咀嚼处在大师的精约的智慧。精约的智慧非海明威独有，混沌的蛮横却非福克纳莫属。海明威的人像熊，福克纳的作品像熊。读海明威的作品，你要想想才明白，读福克纳的作品，你还来不及想，胸腔里已经莫明其妙地涨满巨大的波澜。

                                                   戴冰

一九八七年的夏天，我高中毕业了。跟许多同样没能考上大学的年轻人一样，除了吃喝拉撒，我成天把自己锁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拉上窗帘，把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看上去就像一个忏悔者的洞穴——但真实的意图却是避免把自己直接暴露在父母恼怒的火力之下。小房间里幽暗沉闷，光阴因此显得又长又稠，我满心惴惴同时百无聊赖，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感到苦闷和压抑。这样的日子过了差不多半个月，有个周末的下午，一个邻居突然上楼来敲我的门，刚进房间就惊炸炸地嚷起来，天，多好的太阳，你怎么还捂在家里发豆芽呢？

那是个干瘦的年轻人，小脸只有二指宽，却架了一副硕大的黑框眼镜。他那年也没考上大学，但神情之间满不在乎，这不禁让我惊讶，几乎艳羡起来。他对我的处境显然大为同情，还是我好啊，他叹气说，像我这种弄艺术的人，文凭与我有屁关系！

接下来他滔滔不绝，大谈一个弄艺术的人是如何超脱自在，不受种种世俗的羁绊。

要不，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一起画画吧。

我知道他那段时间正跟一个眼神刻薄，络腮胡子长得剑拔弩张的中年男人在郊外画风景。画风景是世界上最美不过的事了，他又说，你试试嘛。

小时候我倒是画过几天素描，也用毛笔抹过几年写意的马、青蛙和大雁，但却从没碰过油画。邻居看出了我的迟疑，于是悄声为我朗诵了一首他写的小诗，诗的最末两句是这样的：我永远一手提画箱/一手提风景。诗的简单和纯粹令我大为感动，加之不久前我刚看完有关红胡子梵高的传记，对那个谵妄的荷兰人心存向往，恨不得一觉醒来，也能如他一般，用那样凝重而又恣肆的笔触毫不晦涩地坦露灵魂的痉挛和绝望。

明澄的小诗加上殉道者梵高，我突然之间就相信了那个邻居的话。

接下来的整个夏天，只要不下雨，我就会很早起床，穿上肮脏的牛仔服，背着笨重的带脚架的画箱，和那个戴眼镜的邻居一道，在相宝山四周的田野和树林里画风景。指导我们的就是那个大胡子。

年轻的邻居已经学画几年，什么都能画，从一块岩石到整匹的山，从住户后院的池塘到池塘边上的香樟树——那段时间他正像我迷恋梵高一样迷恋塞尚，任何对象他都拼命想要画得像塞尚的苹果那样理智、结实和干燥——但我只能选择茅草房，因为它看上去似乎要比别的东西容易画些：不过一个梯形盖在一个长方形上，然后是茅草的褐色加上墙的土黄……大胡子对我的想当然抱以险恶的冷笑。嘿嘿，这么简单？他说，从现在起，你就天天给我画茅草房。

那时候相宝山的北面还有大片的田野，从市文联宿舍的后阳台放眼过去，可以看到植被稀疏，裸露着灰白岩石的狮子山，它蹲在广阔的不规则的田野中，显得既孤独又突兀。从山脚的一条小路朝北走，绕过几处近郊菜农的水泥小屋，景色就渐渐荒芜起来，再往前走，来到一处两山之间的谷地，差不多就完全地隔绝了城市，那里有大片大片的茅草房可供我写生。

我总是选择那些最破败最斑驳的茅草房来画，因为大胡子说那样可以更好地锻炼我的眼光和色彩的表现力，他要求我用心体会不同光线和气候条件下茅草细微的色彩呈现。于是每次在一座茅草房前支起画架，我总是一面朝调色板上挤颜料，一面照着大胡子的指示，仔细分辨茅草所呈现出来的、几乎不易觉察的色彩变化。这样一段时间之后，我的分辨能力开始有所长进，茅草的色彩在我的眼中慢慢变得细腻起来：阳光下厚厚的茅草呈现出一种有杂质的黄色，夕阳下则是闪着金丝的橘黄色，大雾时茅草被染上一层紫灰的调子，而阴天时茅草固有的褐色变得沉厚起来，仿佛它们的质量随着气压的降低有所增加……我最喜欢画雨后的茅草房，那时茅草们会变成紫褐色，而一些隐隐泛蓝的斑点闪烁其中，与周边灰绿的草坡和棕黄的土坎构成一种沉郁的氛围，让人无端地生出些许难以言说的惆怅之感。

有个炎热的午后，我独自背着画箱去了北郊。我记得那天的阳光异常猛烈，给所有的物体都投下几乎漆黑的阴影。我疲惫不堪，昏昏欲睡。我选择了一座低矮得几乎是匍伏在地的茅草房，房顶上铺着巴茅草、麦杆、包谷杆和许多不知名的杂草，它们在阳光猛烈的照射下显得异常斑斓。在面对茅屋四五十米的地方支好画箱之后，我开始依次在调色板上挤出颜料，然后蘸了一点褐色，调上松节油，先淡淡地勾了一个轮廓，这才停下来，开始仔细打量茅草房房顶的色彩。

也许是那天的阳光迷了我的眼，要不就是困倦让我神志不清了，就在我眯着眼睛打量茅草的过程中，有那么一瞬间，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奇异的景象，我发现无论我的眼睛投向哪一块局部，那一块局部的色彩就自己夸张起来，活跃起来，自我分解，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向我依次展示它们所包含的全部成份，仿佛翻滚的潮水从泡沫里吐出泡沫来……色彩在我的眼中似乎变得毫无秘密可言……我有些晕眩，同时精神为之陡然一振。梵高肯定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莫名其妙把自己捣弄成大师的。我这样想，开始手忙脚乱地在调节器色板上搅拦颜料……

但那天无论我如何调了又刮，刮了又调，却怎么也调不出我需要的哪怕任何一种颜色，我调出来的每一种颜色都显得那么单薄，那么牵强和力不从心……随着我在一种颜色里调入越来越多的颜色，颜色最终失去了颜色，它们变得暗淡而暧昧不明，看上去就像阴沟里的淤泥。我绝望了，耐心尽失，颓然弃笔，再抬头时，那些曾经丰富而历历在目的色彩仍旧浑然一体，水乳交融，就像我第一眼看上去一样，它们重新冷漠地躲进了自身的神秘之中……

夏天结束了，带脚架的画箱也从此搁置起来。我没能把画风景的事情继续下去，也熄了当一个画家的热望。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兴趣逐渐移向别处之外，也有些知难而退的意思。那个炎热的下午给我太深刻的印象，我知道要想再次看到那样的色彩，并且把它们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我需要走的路实在是太遥远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那一刹那所看到的景象，如果不是出自高温下的臆想，一定就是大自然给我展示的一个不无善意的鬼脸：神秘而瑰丽的大门开了发丝般的一条狭缝，让我匆匆瞥上一眼，立即又关上了……

许多年后，我偶有一次心血来潮，重新把那个画箱翻出来支在阳台上，预备画下对面的一幢红砖小楼，但打开盒盖才发现，所有的颜料早已变干发硬，无法再用。我扔掉颜料，合上画箱，把它送给了一个画画的朋友。那个夏天我画了数十幅习作，却没能留下任何一张，如今只有当年写给梵高的两首小诗还存在字迹稚嫩的笔记本里，我抄下其中一首，算是对那个夏天的一种纪念吧：

                       你画落了一只耳朵

                       梵高，它在泥土里

                       像古铜的喇叭花

                       只剩下我还知道

                       它曾经在一块

                       怎样的画布上聆听

                       只有在插图和故事里

                       每一次，它才完整得

                       仿佛永远萧条的

                       城镇，可是

                       梵高

                       他们不知道

                       你还是遗忘了

                       你再不能画上

                       那只缺了的耳朵吗？

                       梵高

                       就像你永不能

                       和我说话

                       你或许愿意，梵高——

                       为那些垂死的向日葵

                       画一颗注满果汁的

                       小太阳……

                                                       二零零九年四月五日

                                                 戴冰

                                小引

我是跟着父亲开笔会时第一次见到政谦先生的，那时我还是个高中生，他已经是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了。不过那时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很多，大都兴高采烈意气风发，而他恰是个默然的人，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不深，唯一的记忆是有个黄昏，大家晚饭后三三两两踱到附近的湖边，我无意间调脸，正看到他离开人群，侧身坐到一块石头上，然后抬头向远远的湖面看去……

回来后，我偶尔就会在文联大院，或者通向文联大院的那道斜坡上碰上他，那时我和父母住在文联大院，他则刚调入文联不久。但除了碰上时我恭恭敬敬叫一声袁老师，他温和地笑笑之外，我们仍然没有一点交道，就这样过了十多年。这期间我在各种文学期刊的目录上看到他的名字，看到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摆在书店的柜台上，也听到不少有关他的小说的谈论，但奇怪的是，那样长的时间里，我竟然从来没有认真读过它们中的任何一篇，甚至到我也调进了文联，成了和他一个办公室的同事，经常一起谈论有关小说的话题……也还是如此。为什么会是这样？这问题曾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也和政谦先生本人探讨过，他想想说，可能我不是那种引人注目的人吧。这话当然有自谦的成份，但并非毫无道理，他确是那种处世太过低调，甚至接近自我贬抑的人，我没见过他高谈阔论，没见过他使用激烈的手势、表情或者高级别的形容词，即便在谈到他最嗜好的古典音乐时也是这样，他在镜片后面眯起眼睛，微微笑着对我说，只有听听唱片嘛……好像还有点意思。但我却很知道他是那种为数不多的、真正在古典乐中得到了抚慰和安置的人。

这种状况自我调进文联，又延续了整整十年，直到最近政谦先生要出版他新的小说集了，嘱我写一篇序言之类的东西，我这才终于有机会把他最成熟时期的作品读了一遍。说实话，同样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与政谦先生在气质上是大相径庭的，但这并不妨碍我被他的某些作品所感动，甚至深深感动。他的作品往往是平淡的，或者貌似平淡的，但在这种平淡之下，我们却能读到如他为人一样含而不露的才华，读到一个作家历经世路后对人性所抱有的不忍之心和不闻浩叹的对人生的怅然之情……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二十三年前那个湖边的黄昏，他独自坐在人群后面的石块上，那神情并不深沉，但我现在却觉得是有一点寥落的……

这本集子中的作品，其创作的时间跨度超过十年，相互间无疑存在着思想和艺术上的差异，为了不至使这种差异变得无关紧要，我和政谦先生商量，决定把我读完每篇作品后的感想，甚或只是感想的片断，以“阅读小语”的形式附在每一篇作品的正文之后，算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认真阅读过的一点证据，这段“小引”则摆在书前，权充一个代序。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六日

《天堂之旅》阅读小语：

“天堂”不仅与宗教中那个幸福美满的地方同名，同时也是马坤的初恋之地，是他满怀热望开始追寻幸福的起始……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马坤的“天堂”之旅，实则是一次逃避之旅，一次朝拜之旅或者皈依之旅，正基于他对现实人生的失望失落。但作者却安排他在去“天堂”的半途因车祸罹难。

作者为什么要安排马坤半途罹难？

也许是为了要让死者之死给生者以警示，使生者成为觉悟者。

小说的结尾，老盐想独自去一趟“天堂”，他都几乎看到了“天堂”，却在最后一刻半途而返。老盐半途而返的原因真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吗？我看不是，老盐的解释不过是作者为读者预设的一种遮避策略，真正的原因在于老盐从马坤的死里觉悟到一个线性时间的承载者和体现者是无法回头的，能够回去的只能是徒劳的热望。马坤的半途罹难使老盐的半途而返变得意味深长，反之亦然，而《天堂之旅》的悲怆意蕴也由此得以冷峻地呈现。

《天堂之旅》并不是马坤一个人的“天堂之旅”，也是老盐的“天堂之旅”，不同的是,马坤的“天堂之旅”实则是一次寻死之旅，而老盐的“天堂之旅”则是一次觉悟之旅，一次凭吊之旅，凭吊什么？凭吊逝去的光阴，凭吊被光阴消蚀的一切，包括勘破光阴之本质亦即生命之本质后已然消蚀的热望——重获被光阴消蚀的一切的热望。

作品的笔调里有一种沉思般的迷茫，正适宜阐释这样的题旨。

《南方》阅读小语：

 “南方”对叙述者老袁来说，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新世界，让他眼花缭乱的同时，也让他抑郁，让他畏惧；但对主角毛二来说，“南方”却是他自以为命中注定将要梦想成真的地方。于是他带着狂热的执拗，义无反顾地一路向南，一路向南……先是去广东，然后去海南，接下来是马来西亚——按照叙述者的说法，再接下来还可能是新加坡、印尼、澳洲……但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大地是个不动声色的球体的话，那么，一种令人不安的荒诞感也就随之凸现出来。什么令我们不安？不是荒诞感本身令我们不安，而是它所蕴含的悲剧性令我们不安。

一切荒诞感也许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悲剧性，《南方》亦不例外，其悲剧性的荒诞或者荒诞性的悲剧正体现在毛二终其一生或许都意识不到，那从他灵魂深处所迸发并驱使他一路向南的热望，很可能正是外部世界那渊深不可知测的神秘意志无迹可寻的一部分——对于老袁来说，事情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他试图逃逸的方向不也就是他的“南方“吗？也许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南方”，只是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个无限广漠的球形世界永远只有更“南”，没有最“南”。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对想要逃离其中的老袁来说，还是对飞蛾扑火般想要深陷其中的毛二来说，“南方”都是一个阴影般的隐喻，是个体对自身、命运以及世界的永恒迷惘。

作品的结尾，作者这样写道：“我真心祝愿毛二心想事成！”这句话读了令人莞尔，而作者行文的老辣却正体现在种故作的天真上。

《水榭》阅读小语：

与《南方》中的毛二相似，琼也不顾一切地奔向她的“南方”，但与毛二永远只能身在半途的情形不同，琼似乎找到了她的“南方”，无需像毛二一样徒劳地向着南方之南继续奔赴，于是琼就有了一些仿佛尘埃落定的日子，可以坐在水榭里静静地垂钓。但事实真是如此吗？当然不是。我们看到尘埃落定的同时尘埃又似乎重新扬起——没有饵食的鱼钩泄露了其中的消息，我们能够模糊地觉察到，在那些貌似澹定的日子里，一些隐约而纷繁的思絮也许访问过琼的内心，让琼不愿面对又不忍割舍；只是谁也不知道（包括琼自己）那是什么，不知道它在琼的内心里激起了怎样的暗流涌动、峰回路转和百感交集，而它所触发的机枢，又将在琼今后的命运轨迹里引发怎样的运动和怎样的结果……深邃混沌的塘水是世界也是灵魂的暗部，曲折锐利的鱼钩浸泡其中，想钓起什么？又想探测什么？毛二执迷不悟的悲壮与琼灵明不灭的彷徨，二者之中又是谁更值得悲哀，谁更显得荒谬？

作品匠心深织，处处玄机又处处隐忍不露，微妙空灵，好比象之在镜，影之在水，用的是计白当黑的手法，读来似有“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韵致，其中的点睛之笔是那个倏忽而来又倏忽而去的男人，突兀，轻逸，莫名其妙而又意蕴深长。

没有饵食的鱼钩自然是作品最重要的意象，但遗憾的是，它在暗示了作品底蕴的同时又损害了作品不动声色的圆融，着了迹象，黑了本该是白的地方。

《海边》阅读小语：

一个商海浪尖上的弄潮儿，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与死亡的羽翼擦身而过，于是暂时从现实的功利中超脱出来，领悟了一些类似人生真谛的东西……大海的波滔翻滚可以象征商海的凶险无常，遥不可及的彼岸正是主人公永不餍足的欲望的隐喻，而无力前行又不甘回头的处境可看成主人公对现实某种焦灼心态的写照……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这篇作品，似有图解概念，主题先行之嫌。好在作者扎实的写实功夫为作品增添了些许的质感和硬度。

《绿色自行车》阅读小语：

文学中有这样一类作品，它们不约而同都有一个“等待”或者“徒劳地等待”的主题。契诃夫的《三姐妹》：娥尔迦、玛莎和依丽娜三姐妹，一生都在为去莫斯科作准备，但一生都只能滞留在那个远离莫斯科的外省城市。布罗瓦的《不愉快的故事》：几个人收集了大量的地球仪、地图、火车时刻表和行李箱，但直到老死都未曾走出自己的家乡。巴萨尼的《人间》：一个叫马科的人，一辈子都在幻想到巴黎、纽约和伦敦去，但直到老年都只能呆在家乡小镇弗拉拉。布札蒂的《鞑靼人的沙漠》：一群青年军官驻守边关，防御随时可能从沙漠地带入侵的鞑靼人，原以为打一两仗就可能结束战争，重返家乡，但他们却命中注定要在沙漠中虚度一生，因为人们期待了几个世纪的鞑靼人始终没有出现。奥立尔的三幕悲剧《天边外》：罗伯特一生都无可奈何地呆在家乡的农场，直到临死还忘不了他向往不已的天边外。马尔克斯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上校用他的一生来等待一封永远没有寄到的信。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基米尔徒劳地等待着那个永远不会出现的名叫戈多的人。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一个人在岸边等待他永不肯上岸的父亲，从孩子一直等到老年……

为什么“等待”或“徒劳的等待”会成为文学中一个原质性的母题，被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作家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复描写？而且总是让人读来如此悲怆？也许是因为没有什么比“等待”更能使人体察存在与时间的关系；等待就是对虚妄之物的执著而遗忘了时间对自身的吞噬，也就是对存在的吞噬；人为什么要追问存在的意义？因为存在终将被消弥，那么，还有什么比“徒劳的等待”在象征的层面和现实的意义上更能消弥存在本身呢？而“徒劳的等待”却正是一切人生的底蕴……同样有意思的是，这个主题频繁地出现在文学这种“时间的艺术”中，而较少或极少出现在诸如摄影、绘画和雕塑这类“空间的艺术”中。

我不知道在读完《绿色自行车》之后，读者会不会也像我一样，把它看成是上述那些作品中的一例？

《作者霍川》阅读小语：

作品的大量笔墨都集中在表现人物的种种偏执、可笑与可厌上，但在读完之后，我们看到的却是作者对人物所饱含的温和的悲悯，对沧桑世事的不尽的感慨，以及对那些已然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某种东西无以言喻的惆怅。

作品读来有如一首哀而不伤的挽歌，我们从中也辨出了作者对自身生命的哀悼。

作者无意追究历史，也无意叩问社会，他只是以一种忧郁而惘然的目光注视着人生。

    《作者霍川》与作者别的作品相比，语言上似乎略显粗糙随意，但奇怪的是，我总觉得这篇作品的艺术效果恰与这种语言有着某种很难说清的因果关系。

《大鸟》阅读小语：

大鸟的象征意味不言而喻，它奇幻瑰丽，恰似人生的种种愿望和梦想，而同时它恍惚迷离，似有若无，也恰似种种愿望和梦想之于人生。七宝向着大鸟消逝的方向拼命奔跑，实际上就是奔向他的宿命：他在付出了几乎是生命的代价之后却最终与大鸟失之咫尺。《大鸟》的底蕴似乎直指人生的虚幻，“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但为什么七宝落崖之后却并不想醒来呢？或许正在于虚妄之于人生，有时候恰如希望之于人生吧。

《大鸟》精致从容，正是那种费心打磨过的作品，其中七宝拿出大鸟羽毛来作证，却被父亲坚称那只是锦鸡羽毛的情节大有深意，值得细细玩味。

《郎猪》阅读小语：

养郎猪与女儿偷情，两桩事情原本各不相干，但杨大却认定它们之间有着某种莫明其妙的因果关系，这就使得他的心态变得微妙和复杂起来，作品的内在结构也因此变得微妙和复杂起来。在处理这两条实际上互不逊让的主线时，作者没有选择齐头并进的方式，而是虚写大秀与瓦匠而实写杨大与猪；如此布局，不仅虚实互见，有了叙述与墨色上的层次变化，而且虚实相抵，虚的不虚，实的不实了。着眼于虚而用意在实，委婉曲折而又行若无事，正见得作者的功力和修为。

作品的开篇，劈头就是这样几句：“手上的绳子绷得死紧。那时，杨大发觉往日的一种欢乐已离他而去。”这大约就是所谓的起头起得“突兀峭拔”吧。

作者显然非常熟悉乡村生活，通篇都写得十分鲜活生动，尤其是杨大与郎猪，栩栩然如在目前，仿佛能嗅到那人那畜生的隐隐体臭。

杨大梦见郎猪竖起硕大的生殖器冲向二秀的房门——潜意识中原本阴暗而隐秘的焦灼，终于在猝不及防的梦中化为狂暴的场景——这个段落读来别扭尴尬，却是小说的神来之笔。

结尾处，郎猪出人意料地挣脱了绳索，向二秀冲去，杨大提起斧头劈死了它。这个结尾似乎太过戏剧性，与作品貌似冷嘲实则冷峻的整体调子不相协和，不如骟了就算了，反正骟了也解不了杨大的心结；要不就挣脱之后冲向山林，从此不见踪影，让杨大的满腔无明没个发泄处——其实我也拿不准哪个更好，只能留待读者明鉴了。

《九九》阅读小语：

在阅读《九九》的过程中，我曾事先设想过种种的结局，比如九九临终前终于坦露了钱的下落，却并不是要儿女们交还失主，而是要以毕生的清白换取儿女们的幸福；比如九九在最后一刻终于把钱交还了失主，良心得到安慰，但一生清白毁于一旦，又被儿女们私下埋怨，终于在悔恨交加中怅然逝去；再比如九九因为至死也没机会说出钱的下落，所以儿子与两个女儿相互猜疑，终于姐弟阋墙闹得不可开交，而村里人却还说姐弟三个是在做戏；再比如九九既不忍吞了失主的钱，又怕承认了后果不堪设想，始终一声不吭挺了过来，病好之后，九九私下找到失主谈判，愿意还他的钱，条件是他必须到村里告诉大家，他已经在别处找到了钱，原来是放在了另一个包里；失主自然一口答应，但等到九九带失主去山坡上取钱时，却发现四万块钱已经不翼而飞……

但读完之后才发现，我的种种设想都落了空，就像作品中所有人的愿望都落了空一样：想找回钱的失主、想看热闹的村里人，想改变贫穷处境的九九的一儿两女……这其中也包括九九自己，他在最后一刻终于对失主说出了钱的下落，但不仅无人听见，而且就连失主也不过是他臆想中的形象——《九九》的好处就全都在这个全都落空的结局里了。

作者对人性的态度既无理想者的激烈，也无悲观者的阴冷，而是一种不易觉察的恻隐之心。

我的最后一种设想与目前的结局在性质上类似，但想想，九九这样一个泥土一样质朴也泥土一样蒙昧的人是不会有这样的机心的。

一个好的结尾往往能使那些原本暗淡无光的东西在最后一刻通体发亮。

《走神》阅读小语：

一个待岗的翻砂工人，无意间从灰暗的日常生活里惊鸿一瞥地发现了温暖和诗意。

作品的结尾，作者写道：“于是，他调转车头，回家了。”回到他的活力和希望中去了。

如果工厂继续不开工的话，我怀疑刘卫东有可能去写诗歌或者小说。

《走神》的用意略嫌浅直，不耐咀嚼，应该说是整本集子中较弱的一篇；作者截取一点感觉就扩充成篇，正应了姜白石“雕琢伤气，敷衍露骨”的论诗之言。

《还乡》阅读小语：

“我”带着儿子回到当年下乡插队的村庄，一方面凭吊往昔，一方面也希望能将自己生命的一段记忆移留到儿子的记忆里，因为从某种角度说，儿子正是“我”的生命的延续。但年少的儿子对此毫不理会，全无兴趣，像一个固执的绝缘体横亘在“我”与自身那久远的过去之间，“我”的过去因此显得愈加久远，愈加迷离恍惚如雾如烟……

小说从一个常见的现实题材出发，却并不回到某个具体的现实问题上去，而是不知不觉带出来一种对人生欲言又止的感慨，令人怅然，引人默想；叙述上则始终保持一种沉着，克制的笔调，绝不渲染，绝不嚣叫，算得上是作者最优秀，最能代表其思想风格和艺术取向的作品。

大约十年前，我曾与作者一同外出开会，回程的火车上，我们来到两节车厢的交接处，一面抽烟，一面闲聊，无意间谈到了他不久前刚发表的一个短篇小说，我说我不怎么喜欢，太清淡了些，我更喜欢那种情绪浓烈的作品。他听了只是眯着眼睛温和地笑笑，什么话也没有说。那表情就像是他对此虽然无能为力，但还是很有些内疚似的。

那篇小说就是《还乡》。

十年过去，我重读这篇小说，终于体会到了文字背后或者之外的一些东西，这大约是因为我也差不多快到作者写这篇作品的年纪了吧。

《异日》阅读小语：

这是一部色彩浓烈斑斓的作品，似乎很适宜拍成一部第五代电影，尤其是作品的氛围，配上诸如鸡崽、叶二爷、易老大这样的人物，最合适张艺谋在其中演绎蛮荒环境中的蒙昧人性。我很喜欢其中六指打唿哨的细节，无关宏旨，却诡谲得真实。

结尾处的鸡崽让人想起鲁迅对阿Q结局的描写，他们都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似有所悟却又懵懂无知。

作者的大部分小说在艺术上多具诗意性而少戏剧性，但《异日》却是其中少见的极富戏剧性的一类，从中可以窥见作者较少表现的另一种才能，只是跟作者别的作品相比，刺激好看之余似乎少了些言外之意。

我不懂题目“异日”的含义，作者告诉我，那是“过去的日子”的意思。

《爬坡》阅读小语：

多读几篇就会发现，作者对自己作品语言的要求十分严格，斟酌字句，抑扬音节，有时甚至略嫌雕琢刻意。比如《异日》和《荒年》中的某些段落就因揉搓失度——或过或不及——故事的流动突然被语言惊扰，叙述变成了吟咏。在阅读这些段落时，会不知不觉被某种非散文的节奏所捕获，身不由己地跟着那节奏的波流上下起伏，有一种令人不适的疏离感。相比之下，《爬坡》的语言却有铅华洗尽的味道，既结实精炼，又随意自然。在这篇作品里，我们看到语言成功地遮蔽了自己，为而不争，恃而不有，“小说”本身因此得以更好地凸现出来。

《台商老樊》阅读小语：

    “老樊“的原型我见过几面，一个瘦瘦小小的男人。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正听他用台湾普通话训斥手下：“不要心疼这几个钱，要想到它会为你挣更多的钱。”和我了解的情况比较，小说描述的故事差不多都是真实的。不同之处几乎微不足道，比如玩石，其实是玩鸟，仅此而已。作者原原本本截取了老樊的一段生活，再原原本本呈现出来，作家的意志只表现在一点剪裁，一点调度上——作家一思考，生活就发笑，在面对生活的无限丰富、幽暗和晦涩时，让生活坦露出它原有的混沌面目，也许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吧。

    老樊的原型自从儿子婚变之后，万念俱灰，长住贵阳，几乎就不怎么回台湾了。

《荒年》阅读小语：

透过叙述者不谙世事的眼睛，我们看到命运处处假手他人，安排了一个人的一生。

这部小说集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竖”着写的，唯有这篇是“横”着写的，作者分割空间，调度时序，如蜘蛛裹食，渐渐将一个时代不可知测的意志加诸在一个人身上，看他如何在生活的茫然的浊流里身不由己地浮沉。

“哥哥”的结局是一个沉痛的隐喻，只是谁也说不清他惨烈的死亡是替谁担荷了罪孽。

也许荷马说得对：“历史不过是诸神为了排遣永恒的时光而编排的戏剧。”

《抵命》阅读小语：

这大约是作者写过的最荒诞的作品了，荒诞得古朴，荒诞得蒙昧，荒诞得凄厉，荒诞得苍凉，有些段落简直有哥特小说的味道，比如二奎求他爹一命换一命的场景。而人物中当以二奎爹予人的印象最为深刻，其枯槁的言谈与毅然绝然的自戕之间有一种可怕的反差，出场虽然极少，却是整篇作品的亮点和支点所在。福斯特所谓“扁平人物”，大约就是二奎爹之所属了。因为“扁平”，所以倒锋利了。

《抵命》是作者比较晚近的作品，与前一个时期相比，语言越趋内敛，更具张力和表现力。

二奎爹上吊之后，直到二奎被有财叫醒，其间似乎应该有一个情节上的展开部分，但目前只有一个过渡性的延时段落，节奏突然断裂，结尾因此就显得仓促了。

　　　　　　　　　　　　　　　　　　　——读戴冰小说《猴魇》

　　　　　　　　　　　　　　　　　　　　　　　　　　　　　　　马筑生

有魅力的作品经得住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可以“从任何地方读起，在任何地方打住，仍读得津津有味”（王蒙谈《红楼梦》语）。读戴冰小说《猴魇》，会在心中不断地念想、不断地琢磨，不断地推究，不断地细细品赏体味。一句话：《猴魇》耐读。《猴魇》在现实生活无限多样的事物中寻找着某种普遍、共同的东西，希望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上找到某种永恒的、稳定的东西，将现实和幻想完美融合,使故事离奇曲折,事件、人物、事物奇特,创造出一种虚实相间、怪诞离奇的童话、寓言式氛围, 独特的童话、寓言式形象大黑、黑山活跃在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艺术世界中,以通灵的猴性彰显了人性不可捉摸的复杂纷繁，将一个时代文学的精神以富有个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不同的读者群都产生着极强的吸引力。

《猴魇》用虫旱饥荒瘟疫民变兵祸，营造出故事赖以产生的语境——没有几丝生气的败落的义贤庄。曾经是关圣人读《春秋》的义贤庄，此时“君子”阶层远遁无形，“小人”阶层亦龟缩无影。原本安居乐业的义贤庄村民在突然而来的灾荒和瘟疫面前，被抛到了一个冷漠、陌生、混乱不堪而不可理喻的世界上,在这个似乎不是为义贤庄村民而设计的世界上, 义贤庄村民与客观世界、与生存环境相脱节。这种生存状态，迫使急于另谋生路的义贤庄之“民”产生了“人神合一”的荒诞想象，将生存的希望寄托在黑猴身上。按佛教理念，扰乱身心、破坏行善、妨碍修行之心即“魔”。民间“九魔一魇”的说法，在遭受灾荒和瘟疫的义贤庄语境中得以应验，成了生“魇”的土壤。于是，《猴魇》顺理成章地以超理性或非理性为其基础的现代荒诞审美观念叙事，由猴生“魔”，由魔生“魇”，由魇生出世间万象和“民”的精神世界。《猴魇》祭出神话里指称的有特殊能力、可以长生不死的“魇”，与黑猴相对应。于是，吃了义贤庄老者土鼠肉，开了荤的佛家弟子——那从赤松寺来的，不似和尚倒有些“仙家”味儿的住持，“沉思良久，遥指北山”，为人们荐引来“被上天罚下地界，脱去人形”的道家仙界之“赤君白帝之后”——北山黑猴，并为北山黑猴罩上了一层玄秘之光，与实际人生拉开了一定的距离。《猴魇》在艺术内容上集中表达义贤庄村民生存状态的荒诞性, 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超越传统，大量运用含蓄、隐喻、暗示、省略、象征，形象朦胧多义，语言富有质感，显出文学作品特有的有机性和生命性，构成了独特的艺术特征。本质是从现象中抽象出来的。从《猴魇》与实际人生拉开的距离，透过其中展现的种种真实社会现象或假定的虚拟幻象，可以理会到其摆脱了功利主义的束缚与实用的羁绊，看到在宗教意识、寓言蕴涵、荒诞精神、传奇色彩、幽默风格中的审美创造，传递的审美指令。

一、 宗教意识与寓言蕴涵

“猴魇”故事在一种神话的氛围中开始：“此山所产黑猴，乃赤君白帝之后。半劫之前，赤、白相争，引南水淹了堂庭山方圆数百里的地面，荼毒了无数生灵，人神共怒，被上天罚下地界，脱去人形，世世代代风餐露宿，此猴眼红者为赤君，眼灰者为白帝”。各族群神话和原始宗教呈现出共有的一种现象——神话与原始宗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二者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经常搀糅一起,有时难以分开。凡和人生活关系密切,能够给人带来祸福的“神灵”便受到人的敬畏、崇拜。《猴魇》赋予黑猴以神秘性、神圣性,从而使“我”的父亲及“我”等“民”众在图腾式崇拜和灵魂不灭观念的基础上产生了对黑猴的依恋与崇拜。

《猴魇》有丰富的寓言蕴涵。善有善报,恶有恶果,老天报应的思想贯穿于《猴魇》中。黑山将“我”从七岁“抚养”至十四岁的善举得到“我”的善报；黑山每一次的换新牙，便有一人离世而去。这种思想是社会“民”阶层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的体现。华夏“民”之天人感应思想,形成于先秦以前,本是“民”神秘主义的一种幻想。社会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群落,其“民”对自然、社会现象解释的缺乏科学理念,便自然先验地认为有一种神的力量在支配世界,认为“民”是与神相通的。这种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天道观逐渐构成了华夏传统文化体系的一个核心部分。它对伦理道德、艺术、社会心理等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种世界观,是“民”一种独特的思想方式,它既是“民”传统思维方法的起点,又是“民”心理的归宿。它把“天”从自然中抽出来,赋予它以仁慈、公道、正义、无偏无私、明察秋毫等品格,从而使之升华为至高无上的世界主宰。《猴魇》中对女巫九公等的种种描写，正是“民”天道观的体现。但是,《猴魇》所表现的老天报应的思想只是一种主观的感情态度,不是客观的现实,它依靠的是主观感情的统一性,而不是依赖于客观逻辑的法则,所以它符合“民”劝恶从善的心愿,“民”不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猴魇》必须让黑山长寿，必须让下砒霜的“我”妻死去，不如此不足以体现“民”的感情和愿望。

灵魂不灭观念渗透在《猴魇》中，大黑的肉体死亡了却灵魂不死, 化为黑山。《猴魇》将对“我”有过再生之义的黑山擢升到了几乎“神”的地位，作为义贤庄村民后代的“我”，对黑山“有了一种奇特的依恋之情和敬畏之心”（戴冰《猴魇》下篇）作者将自然物黑猴“神”化成具体的超自然的神，使原始宗教的精神支柱“万物有灵”在黑猴的身上得以对应，黑猴成为“通灵”之猴，成为“我”的保护神灵，荒诞精神得以在《猴魇》中张扬。但《猴魇》之荒诞并非是原始主义荒诞的回归，它闪耀着理性之光，是现代荒诞的展现，作者冷静地凝神审视外部世界，以非理性的形式表达理性的内容，在艺术领域里企图窥透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

《猴魇》以非生活本身的形式塑造艺术形象,它的艺术世界在视觉上、在表现形态上与人们熟悉的现实世界有明显的差别。《猴魇》其实是生活的隐喻，现实（喻本）和故事（喻体）之间有重叠的部分，但较大部分不重叠。其形象表现形态与现实世界存在较大差异,但仍可从寓意上指向、揭示、发现现实，成为对现实的一种命名。《猴魇》可称寓言性小说，因此看重隐喻，一般讲喻本喻体距离越远效果越好,但若喻本喻体直接联系,揭示内容已知,便可达隐喻效果。《猴魇》的艺术形象主要是那两只“通灵”的黑猴,它们虽与人的现实生活天然地有着距离，但作者知道关键是如何找到猴与人之间的契合点，使黑猴形象既有猴类的通灵神韵又有浓郁的人间生活气息。作者不相信自我存在的合理性,怀疑人有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能力。于是,将人“魔”化，人从掌握自己命运的雄杰化为渺小可悲的非人的、只具有动物意义上的“人”，那两只黑猴却被“人”化，进而为“魇”。在《猴魇》中，人失去了曾经有过的崇高感、神圣感和自我尊严感, 弥漫在人精神中的是一种失落感、挫折感、孤独感和卑琐感。

二、              现代思维与荒诞精神

荒诞艺术在《猴魇》中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准。《猴魇》有现代派文学波诡云谲之风，似乎钟情于人性恶的展现，但却具有透视人性的力量和深度。《猴魇》以反常的艺术构思、离奇的艺术情境、丑陋的艺术形象,从哲学的高度把握和反映了具荒谬性和不合理性的人类生存状态，描绘了一个破碎的社会,以荒诞的形式直接表现荒诞的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荒诞情境。荒诞情境中的丑之群像,既有外形丑,又有内在丑,表达着作者的一种否定性情感。在《猴魇》中,人类假、丑、恶被赋予一种形而上的超现实性存在,“我”的父亲、陈大头、九公等人身上的真、善、美荡然无存，真、善、美倒反映在黑猴的身上。《猴魇》撕毁了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甚至是人本身。证明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丑的，能使读者产生心灵上的痛感。

读者在《猴魇》中看到了一幅幅漫画化的丑化情景：吃了土鼠肉的赤松寺和尚在义贤庄故弄玄虚；老江湖陈大头为“我”治病；自称能用胸脯和肚脐说话，断人生死的女巫九公装神弄鬼；吃“贵黑”的麻三自比畜生和“我”、“我”的父亲、母亲及那两只灵异的黑猴所经历的一个个惊心动魄的事件，仿佛被挡在一道凹凸镜式玻璃墙或玻璃隔板之后,人物、事件均失去常情常态,被扭曲变形,显得稀奇古怪而丑陋不堪。“我”与黑猴的一次次经历也是作者思想和感情的一次次历险，《猴魇》以一种超现实性的、形而上的真实性原则，强化主观感觉的真实性,使幻想与现实混和在一起,把极度的虚幻与极度的真实交织在一起,使作品带着一种梦魇的、梦幻般的色彩, 它所表现的一些异常事物、非逻辑性事件等,在现实中无法找到,只有在超现实的意义上,它们才是真实的。这是一种带有寓言性质的童话化的创作手法。它通过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奇思异想,以虚幻的图景,揭示出那些隐藏在现象世界背后,具有威摄、统治人类命运的本体力量,从而使艺术表现达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童话化的超现实性真实。但这些非现实性的虚幻描写,并不使我们感到是虚假的、臆造的,而是感到一种极冷酷而可怕的真实。这种真实感一是来源于作者对客观现象世界本质力量的揭示,即在现实社会存在着的一种统摄着人的生活的神秘的、无形的力量——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受到的无所不在的精神桎梏和精神束缚。黑猴正是这种超现实存在的力量的形象化和具体化。二是来源于作者对人的现实的主观感受的深刻揭示——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许多人在这种力量面前的虚幻感和无能为力感。

《猴魇》在非理性、不合逻辑的人生荒诞图景后面表现出作者对生活清醒的理性认识。《猴魇》中, 抽象性的表达观念大于形象并溢出形象,这使《猴魇》在艺术表现上具有象征性特征。《猴魇》用象征来放大、引申和扩展内涵和意义。达意方式的象征性使《猴魇》从日常生活事件中选取极普通的人物和平凡而琐细的材料,并赋予这些平凡事件以极不寻常的意义,赋予这些人物以人类某种品格或处境的抽象性质,形象本身的平凡性和重大的抽象意义之间形成极大的差异。《猴魇》隐藏在形象之中的意义大于形象本身,成为用来表达某种抽象观念的象征性符号。在《猴魇》中,环境、事件、人物等都具有比它们自身意义大得多的思想内涵。可以说，《猴魇》是艺术化、形象化了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其哲理性的主观意图是将艺术和哲学融合为一体,艺术表现哲学观念,哲学观念渗透在艺术形象中。自觉的哲学追求使《猴魇》不表现个人的苦闷、孤独、失落、惆怅等,而是在哲学的峰巅俯视人类社会,企图成为人类某种情绪、观念的代言人,这使读者自觉沉入到深邃的哲理思考中。

《猴魇》夸张手法的运用表现了事物本身的荒谬性。黑山生命力顽强得出奇，新牙一次次的长出，甚至“我”死之后还活了很久,夸张性地表现了黑山己成为一个黑色的魔魇。作者还有意识地运用重复的艺术手法来增强《猴魇》的荒诞感，形象地表现出人的生活只是一些无意义的重复。黑猴以一种隐喻性的形象贯穿《猴魇》始终,成为《猴魇》的主旋律,揭示出作品蕴含的深刻含意。《猴魇》冷静而客观地描写人生事象，在不动声色之中表达出冷酷而无情的嘲讽态度，嘲讽人生事象的荒诞无稽。

三、              神秘气氛与传奇建构

《猴魇》曲折离奇的情节,萦绕文本之中的种种怪异和神秘色彩及将生活变形,夸张,特异化、漫画化、理想化的艺术手段,赋予了文本令人神往，引人入胜的传奇性质。其充满来自现实的灵感和当下关照的诗意与哲学意蕴，引导读者摆脱平庸、萎靡的生活方式，超越具象世界和现实泥潭的羁绊，从更高远的视点逼视生活、叩问人生，以诗意的心情培植人生，陶冶灵性。《猴魇》中，各人物形象似乎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主宰他们的命运就像一把双刃剑，在赐福于他们之后，又陷他们于绝地。赤松寺长老为义贤庄“民”指点了赖以生存“猴路”，走在“猴路”的“我”一家的传奇经历见证了这个命运的魔魇。《猴魇》的传奇性是作者艺术想象的产物。是作者运用想象对社会生活进行集中、夸张、渲染、虚拟后而达到的艺术高度,成为构成《猴魇》恒久魅力的重要因素。

传奇性的神异情节,种种怪异事物和冥冥中似有似无的命运等，使《猴魇》进入了“神秘”的审美范畴，给读者以“神秘”的审美体验。《猴魇》中的神秘是超验的，读者总觉得故事中许多事物是神秘的,那些个神秘事物在读者的经验和理解能力之外。“小黑猴六天没吃过一粒食，一滴水。但小黑猴从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饥渴之态，六天之中，小黑猴见风成长，雄健无比，行动之间弥漫了无穷精力，毛色也从浅黑变成深黑，通体亮如绸缎。”常常贯穿于《猴魇》之中的这类性质的描写，有一种深奥莫测、无法捉摸的性质。

《猴魇》常从某一人物的角度去表现世界的神秘性和人物对世界的神秘体验。当表现出人物对处于已知未知之间事物的体验时,一种有限视角中的神秘感就产生了。当这种有限视角成为主要感知视角时,神秘感就在整个故事中弥漫开来。《猴魇》写“我”母亲的临死，开始神志不清，断断续续说胡话，回忆它前世的经历：讲述着“碧波里那些长着鲜红鳞甲的庞然巨物盘踞在深水里堵塞了水道，大山在水道两旁像宽大肥厚的水草摇曳不息”的既似幻境又似实景的事物；写“我”父亲的临死，“清晨的雾气从地缝里钻出来、从林子里涌出来、从大山洞里冒出来”。这些事物在《猴魇》中既是作为实景的事物又可看作一种象征。在清晨的雾气中, 在大山摇曳不息中，一切都若有若无，时隐时现,正是在这隐约与朦胧中,世界似包藏着无限的秘密。一切都那样陌生却又那样新鲜。更神异的是,小黑猴的成长与“我”母亲的“枯槁”正好阴阳相合,于是,这“猴魇”又和义贤庄“民”的历史、文化及社会中更神秘的如陈大头、九公、麻三、彼德牧师、行证法师等各种人物的人生体验联系起来,成了一个个深不可测的存在。面对这些奇异的对象,读者便会感到神秘、惊讶、激起深深的敬畏感了。《猴魇》来源于对象陌生性的神秘美感,既给读者提供了新的知觉形象,引起其好奇心，又截断了其思维的习惯性,以其知性无能为力的方式将其理性“悬置”起来,直接面对现象,恢复和激发了新鲜的感知觉, 除了自己的知觉外别无其它凭借,对原有理性的“悬置”无意中给其带来了自由、解放的感觉。

除了写有限视角里的神秘，《猴魇》还写相对广大读者较为熟悉的生活,写一般人都不熟悉的别一世界,以描写对象的陌生、超常、神奇怪险表现世界的神秘性，这是一种全知视角里的神秘。在《猴魇》中,我们不仅看到绵延数百里古木丛生的大山、宽阔水域、黑色森林、如万千条大蛇翻身的禾浪,也看到了铺天盖地的飞蝗，旱魃天降，冤鬼寻仇，饥狼啸月，白蛇索命及神出鬼没，行踪飘忽的黑猴；不仅能看到北山的深涧、幽洞,也能看到生活在现实世界的各种人物,从饿得破戒开荤的佛寺长老到装神弄鬼的女巫九公,从娶了十五岁的寡妇又做鸦片生意的李大掌柜、自比畜生的吃“贵黑”的麻三到用洋番方式接生孩子的彼德牧师。还有“我”一家圆觉寺奇遇、陈大头为“我”看病、“我”母亲归天、“我”父亲离世、“我”儿子的出生、“我”父亲祈求九公、黑猴养育“我”，见所未见的场面,闻所未闻的事件,共同组成一个斑驳陆离、神秘莫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最扣人心弦的是两代黑猴的故事，两代黑猴不仅只是《猴魇》故事的两条线索而是两个真正的主角。

写“我”父亲祈求九公,不仅只写“我”父亲与九公双方人与人之间心灵的冲突,而且极力渲染作为故事衬托的玄秘甚至恐怖的气氛。在“九公氛围”里，无所谓人类社会的正义与道德。生存即是一切。这一方面显示出生存竞争的残酷,一方面又显出神秘在故事中的审美意义。随着事件的展开,读者被引入虚无飘渺的九公氛围里：坐在堂屋的一个小椅上，身陷在一堆黄褐色簸箕之间，身材瘦小，骨瘦如柴，像一只软踏踏的壁虎，平坦的胸部隐匿在一件青灰色的长衫里的九公，能用胸脯和肚脐说话，断人生死，曾用袖子拢了在李大掌柜宅子作祟的手臂粗、通体透明、周身湿润、晶莹剔透、浓香四溢的白蛇，能用十斤重的稀世田黄宝石混了白蛇周身分泌之物制药，用宣德炉残片磨碎了加一点五十岁处女发脾气十喷出的口液做药引治阳痿病，在九公一声“善待此物，也就善待了你儿”的叹息中，黑猴作为一个角色的身份更凸现出来了,它使读者看到黑猴世界神秘难测的一面。《猴魇》是将黑猴放在与人和人类社会近乎平等的基础上来写它的生存和运动的。当《猴魇》的笔触伸入到黑猴行动中某些不为人解的领域时,一个个神异的“猴魇”下的世界便向人们显示出来了。当“猴魇”将一种宏大、深沉的宇宙意识及在这种宇宙意识映照之下的人生意识，在《猴魇》故事中升腾起来时，读者便会把黑猴从自己熟悉的己知世界中疏离出来,把目光投向未知领域,惊异它的永恒与无限。

除了有形世界,更能给人以神秘感的其实是存在于人们感觉中的那些无形事物。有形事物尽管神秘、神奇,毕竟有可视可触的实体，即使深奥,也非完全不可捉摸。生活中有许多无形东西,明明感觉到它的存在,明明对人们生活产生着影响,这影响甚至相当强大以至不可抗拒,但却无实体,无可视可触的对象,故更无法把握、说明,所激起的神秘感自然更强烈。《猴魇》中“我”的儿子出生就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故事。一边是猴,一边是人，猴有人性而人却没有人性,这是一种多么奇异的景象!当黑猴终于从那屈辱的生活和充满虚伪、自私、愚昧、冷酷的环境中挣脱出来时，人与猴,现实与非现实的界限完全消失了。围绕黑猴的许多无形东西, 能激读者强烈的神秘感。黑猴神秘的无形世界充满灵性,冥冥中有一种永恒的正义力量。《猴魇》不乏魔幻的方式,但更多的是让人看到在有形的世界后面有一种无形力量存在。

神秘意味也在《猴魇》外在形态上表现出来。由于作者的目光转向已知未知之间,其表现对象纷纷从人们熟悉的生活,尤其是社会生活中疏离出来,转而描写人们并不怎么熟悉的黑猴，尽量拉开表现对象与人们熟悉的生活的距离。即使是人们熟悉的生活,也改变观照和叙述的角度,使其陌生化。将追求和探索的对象放在一定距离之外一个似有似无的位置上,影影绰绰,一种神秘感使生发出来；作者努力表现人的感觉,尤其是表现未经文化熏染的,或虽经文化熏染但在大自然的作用下又重新恢复其原始性光辉的感觉。这陌生化了的感觉和陌生化了的表现对象互相选择、改造、变形,最后便形成奇特的意象。

文学表现感情感觉的世界,领域本在已知未知之间。神秘感是对一种自己感到陌生的事物的体验。较多地使用魔幻意象是《猴魇》具有神秘意味的一个特点,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引进神话、民间传说、民间轶闻、乃至童话故事形象,引进在神话、民间传说、民间轶闻、中较多使用后来又在童话故事里大展身手的巫术、魔法以及各种不可思议的变化、神力，使作品在知觉形象上便显出一种迷离恍惚的色彩,这种恍惚色彩强调瞬间感觉,采用短镜头的形象相组接，或用不太有序的潜意识活动组织意象,加强跳跃性,故事似断似连、似有似无,和作品表现的处于已知未知间的内容正好形成同构。《猴魇》对神秘美的追求和表现极大地开拓了艺术空间, 使表现对象从熟悉的社会生活中疏离出来, 从社会意识中疏离出来,走向文化,走向自然,走向一个个陌生的未知的领域,恢复感觉、潜意识在文学中的重要作用, 神秘感便产生出来，给《猴魇》带来活力。《猴魇》的神秘感高扬主体意识，不以欣赏的态度张扬荒诞, 有涵茹一切的平静。作者对神秘意味的追求将《猴魇》的深度转向感觉领域,追求感觉的深度,开辟了具有较高文学水准的新思路，成为一种具有个性的有魅力的审美指向。

《猴魇》的神秘意味也从“出人意料之外”的故事气氛控制中产生。社会生活的种种经历，教会了人们凡事总要事先对有关方面的情况和事情的有关结果等进行符合自己思维逻辑（思维习惯）的估计。即事先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和有关情况进行意料。如果人们事先对有关方面的事情的有关结果和有关情况的意料与现实发生的情况和事情的结果大致一样，便会满意地谓之为“意料之中”。而意外性则指的是人们事先对有关方面的情况和事情的有关结果的意料和现实发生的情况和事情的结果不一样。即所谓“出乎意料之外”。《猴魇》中，出人意料之外的故事结果和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黑猴主宰的“我”的父亲在九公氛围里吓得“口干舌燥，双股打战”“几粒尿珠被抖落出来，顺着大腿直冷了下去”，被人主宰的“黑猴却在这时猛地一抖，伸爪向九公脸上一抓”，这就很是出人意料之外。如果故事的发展、结果与大多数读者事先意料的一样或者大致相同，那读者多半会对阅读故事失去兴趣。因此，《猴魇》揣摩读者的阅读心理，运用“意外性”技巧来“出人意料”，控制故事气氛，使读者对黑猴的故事产生新鲜感，提升阅读的兴趣。《猴魇》故事是看着开头猜不着结尾的精彩篇章，甚至直到黑山将死，读者也还很难对将要发生在黑山身上的情况和故事的结果进行意料，猜到故事的结局，从而生出神秘感。故事结果出来了，读者仔细想想，故事结局正符合自己的思维逻辑，好像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一样。这就是作者运用“意外性”创作技巧而造成的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入人意料之中”。

四、              幽默情调与喜剧精神

幽默独特的审美情趣和魅力与文学的审美天性之间有着深刻的艺术默契和联系。《猴魇》以其闪耀着心智光辉的浓郁的幽默情调和丰富机巧的谐趣美而成为耐读之作。对幽默的青睐、喜爱和钟情，成为《猴魇》中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特征和主题。根据本·琼森的说法,一个有强烈癖性的人物,可称之为“幽默”,而一个言行愚蠢、笨拙、荒唐而可笑的人物,则更“幽默”。《猴魇》中描写了种种愚蠢、笨拙、荒唐而可笑的人物,其目的正是让读者嘲笑这些个古怪离奇或矫揉造作的气质、性情。以苦笑的形式来表现具有美感意义的内容。作者从对“民”命运变化的执著关注出发，以一种潇洒的人生态度，机智的个性才情，以独具魅力的审美形态和招笑技法，使幽默渗透活跃在《猴魇》描写的社会生活和“民”及人化的“猴”的精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记录下生活千变万化之后的不衰世相。随着故事的进程，充满了各种历史的、社会的、心理的美学的内涵的幽默，成为故事描写的生活中的一个主题，凸显出作者的某种突发而短暂的心理状态或感觉、情绪、心境和作者的特殊的气质、倾向、爱好，尤其是那种没有显豁的缘由，仅出于幻想、狂想而任性、怪诞的气质、倾向、爱好，那种对荒谬、滑稽、苯拙等不协调事物作出独特反应的能力。但《猴魇》的幽默，更多呈现出“黑色幽默”性质，在一种自嘲自讽的喜剧精神中展现出“民”生存状态的可悲性。

《猴魇》也常常使用多种手段,由语言、情节的不谐调构成喜剧性的矛盾冲突,造成幽默效果，在轻松、欢快的喜剧氛围中表达主体高度的智慧、潇洒的心态和自由的游戏精神,充满意趣而又含蓄隽永、耐人寻味。《猴魇》的文字叙述中，探索着“民”生存的真相，流露着一种对人性的渴求。真正的人性是在文化中形成的，《猴魇》中，义贤庄遗“民”的生活习惯及其精神价值透露出的文化信息表现着深广的人性内容并透发着感人的人性力量和美学意味。但《猴魇》对人性的表现主要不是与现实贴得极近因而处在迅速变动中的思想感情,而是侧重表现迅速变动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情感后面某些相对稳定、具有永恒价值的如愿望、价值观念、原型、集体无意识等人性中最基本的普遍人性等内容，因而呈现出非小说化倾向，具有童话、寓言性质。

《猴魇》对人的存在的敏锐感觉，呈现了人生世态的不同影像。在《猴魇》文本迷宫式的意味层里，隐藏着作者通过黑猴行为对人性的剖析和解读。《猴魇》是一种与现实生活有距离感的文本，因此它晦涩、深奥；《猴魇》又是一种贴近现实生活的文本，因此它于传奇中通俗、晓畅，传递着审美的愉悦。

                                      金顶梵呗

                                                            戴冰

我的曾祖母年纪很轻就孀居，带着我的爷爷和姑奶奶独自生活，全凭对佛的虔信支撑下来，终生诵经持斋。据说她一字不识，却能背诵多部佛典，捧经诵读时且能及时翻页。后来爷爷离开四川老家，远赴贵州安顺谋生，立下门户后，就把曾祖母接到身边，专为她建了一座佛堂，从此僧尼往来不竭，直至逝世。那佛堂至今还在安顺老宅，我去看过，四十多平米的规模，三个神龛分别供着如来、观音和弥勒的瓷塑，两边又有戴氏历代祖宗牌位及安顺高僧昌明法师的一帧相片。瓷塑当然都是仍住在那里的姑妈后来请的，不复再是旧物了。我祖母和我祖母的母亲，我应该叫外曾祖母的，也是一生信佛，吃观音斋（逢二、六、九日茹素），我祖母的父亲，我应该叫外曾祖父的，更是长年住在城外的观音山庙里……这些事，大都是从父亲处听来，但祖母诵经，我却是亲眼目睹，还记得她操持一天后，必坐在堂屋的一张矮椅上，戴着老花镜，用一条半尺长一分宽的蔑片翻经；某次她不识某字，问还在上小学的我，我也不识，她于是咕咙了一句表示不满。除此之外，我的父亲和我的姑妈们，也都皈依过，是真正的“小居士”；我父亲的皈依师父法号心和，是比丘尼，而我八姑妈的皈依师父，就是现今老宅佛堂里供着的昌明法师了。因有这样的因缘，我从小也对佛家深感兴趣，常常在父亲的书架上捡些佛经胡乱翻看，由此还涉及到别的宗教典籍，但看来看去，倒还是佛经看得多些，觉得《古兰经》的语气隐含威慑，《圣经》的语气常如警示，而佛经不同，初读时只觉其重三遍四唠唠叨叨，久了，才慢慢体会出其中悲天悯人的一副婆妈心肠。沈从文先生早年曾摹仿六朝译经的语言写文章，想想，从文先生不正有一副悲天悯人的婆妈心肠么？

后来祖母过世，请了黔明寺的明照法师来做法事，父亲告诉我，明照法师算起来正与他同辈，当年去读佛学院，还是我爷爷全额资助的呢。我听了大感亲切，突发奇想，告诉父亲我想皈依在他的门下，父亲给明照法师说了，法师就呵呵笑起来，说哪天带他来，先给他取个法名吧。过了半月，我专程去黔明寺拜谒法师，重提皈依的请求，他立即取了一片一寸宽两寸长的红纸，用毛笔为我书法名“慧径”二字，楷体，字很娟秀。那片红纸我至今夹在笔记本里，前几天清理抽屉，突然看到，有隔世之感。算算，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明照法师据说是贵州一流的学问和尚，曾修过《贵州佛学志》，这事我也曾偶然听他说过，后来却未见该书行世，很可能是我不知道罢。我皈了依，原本应该常常去请教的，但我并不，而且几乎渐渐就把这事给忘了。几年后，就传来法师在安顺西归的讯息。

其实有时我也曾这样想，以我家几代人和佛的缘分，到了我这一代，该出个真正的和尚了吧？事实上我也竟然真的动过这样的念头，那是无意间读到南社诗翁柳亚子的公子柳无忌所撰《苏曼殊传》，一时惊艳，于是就想当和尚，当然是苏曼殊一类的和尚了，觉得和尚倜傥，比起名士风流来，别有一种异样的魅力（说句题外话，古龙《楚留香传奇》中的无花和尚，我很怀疑就是受了苏曼殊行迹的启发）。记得当时正跟父亲习练书法，常写的都是萧娴一路的擘窠行楷大字，忽尔就练起《张黑女》来，父亲怪我哪来这样的耐心，我推说是想练练题款，但真实的原因却是有个和我关系很好的大姐喜欢苏曼殊的诗，我想练好小楷，抄一本苏曼殊的诗稿赠她，想来该是多么雅致的事？气功热时，有朋友自称能于冥想状态中给人写诗算命，给我的诗中有“坐禅乡”之类的词句，正切合了我当时的心理，竟然让我得意了好几天。

如是种种，可见我当时的浮浪轻妄。但有两个人，让我彻底认清了自己的肉胎凡心，而从此甘于“泥涂曳尾”了。第一个就是弘一大师。苏曼殊是艺术和尚，弘一大师也是艺术和尚，不同处在苏曼殊当什么不像什么，而弘一大师由翩翩洋场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当什么像什么。“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丰子恺语）。读《弘一大师年谱》及丰子恺、夏丐尊、曹聚仁等诸先贤追忆弘一大师的文字，震骇莫名，才知道世间另有一种人，另有一种和尚。后来父亲教我背苏轼的《卜算子》，其中“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等句，总觉得正是弘一大师的写真传神。弘一大师从此成了我心目中的绝顶标高，常有学佛信佛的朋友或长辈劝我正式皈依起信，我每每回答，如我面前有一人而如弘一大师的真虔敬，我立即匍伏礼拜，绝无二话。

但后来才知道，这话也仍是说得孟浪了。一九九五年还是九六年初夏，我邀了一个朋友同游湖南凤凰，途经铜仁，顺路去爬了一次梵净山。梵净山是弥勒道场，武陵主峰，有数千米海拔之高，即便时值盛夏，峰顶上也是寒风肆虐，凛冽难禁，而红云金顶更是主峰之上突兀而起的一座擎天巨柱，上指青冥，下临无地，上面的小庙整个由厚石铁瓦构筑，否则不能御风势，由此可见其上风势之烈。但不上金顶，算不得登过梵净山，所以抵达的当夜，我和同伴就决定到金顶上的小庙里过夜。登金顶是无路可循的，只能凭借两根手臂粗的巨链，于岩隙石缝间，一步一步寻级而上。与我们一同上金顶的，还有一位五六十岁的居士，据说他每天黄昏上去，翌日清晨下来，长年如此。当天晚上，我和同伴在小庙里扎了帐篷，与那位居士交谈几句后，见他拨亮油灯，摊开经书，预备做功课的样子，于是不敢叨扰，也就钻进帐篷睡了。夜半时分，我突然惊醒，见一灯如豆，黄澄澄地印在帐蓬上，隐约可见那位居士仍坐在小木桌前轻声诵念。屋外大风狞厉，忽狂吼如怒海涌潮，忽啸叫如夜叉巡天，而那位居士的诵念之声始终澹定如常，一刻不息。心慑于屋外的天地之威，感于身旁的喃喃梵呗，我恍若身堕迷梦，心中顿生绝大敬畏，只觉除身下的金顶一柱兀立外，周遭大地只是一味沉陷，黑漆漆渊深不可知测，其境界之孤绝，之荒清，不仅当时，至今想来仍觉不寒而栗毛骨耸然……

弘一大师是大知识分子大艺术家，以精深学养辅之以至情至性，终成一代大德。其境我虽不能至，尚敢心向往之，但红云金顶上的那位居士，不过一介山民，试想，需要何等的信，何等的勇，何等的执拗和质朴，才能经年累月在那绝壁之上，与天地对峙，伴青灯苦修？此境我不独不能至，甚至也是不敢向往的了。

二零零八年五一长假有机会去了一趟五台山，满眼只见香火熏天，充耳只闻人声鼎沸，想起金顶上的那位老居士，心里忽生苍凉之感。当年十月底，又有机会爬了一次梵净山，金顶上垂下的两根巨链还在。只是间隔十几年，比印象中的多了许多锈迹。这次我没上金顶，不知上面的小庙是否还在。我给当地的朋友说到当年金顶上的一番际遇，他们告诉我，金顶上多年来一直有两个居士，其中一个八十余岁，已于数年前去世。不知我当年在金顶上与之共度一宿的，会是其中哪一位？

戴冰

    1983年，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在台北十方丛林书院第一次解说“圆觉经”，听者从四方云集，还没有抵达目的地就事先仰起了头。南怀瑾的面孔长得很清秀，看得出年轻时是个漂亮男子。在照片上他的神态显得安详、喜悦，笑容里略带讥讽，而从整理出来的语言里，我们还领略得到一个洞悉世事和生命奥秘的人的风趣或者油滑。整理者是他虔诚的弟子古国治，一面整理，一面在《十方》杂志连载。整理完全之后，众善男子善女子纷纷要求出书，后来书在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出了一版。我看见的是后一种版本（1993年3月第一次印刷）。南怀瑾先生一向以博大精深和深人浅出著称，在出版说明里，出版社再次强凋了南怀瑾先生的博大宿深和深人浅出，不过用的是另外几种词汇。最后，出版社还说，南怀瑾先生广开方便之门，使我们在面对深奥难茬的佛经时“像读小说一样轻松”——这种公开的论断让一部分作家觉得恼怒，另一部分感到欣喜。

    在谈到人的无明业力时，南怀瑾问：什么是无明？他回答说：无明是病目见虚空之花朵。接下来他按照东方古老的方式，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大约一百二十年前，清末时代，一个矮小的贵州人到四川去犯法，被当地法官判处终生监禁，他感到的极度恐惧比死亡更甚（为某种东西而死比终生弘扬它要简单得多，所以有人认为，在以弗所有不少默默无闻的殉道者与猛兽搏斗，这种行为实际上要比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轻松一些）。犯人当场呕吐，气味玷污了神圣的法律、庄严的气氛和法官的胡须（法官事后发现胡须的颜色变浅了）。法官认为几千年来，法堂上只有受刑者的鲜血和哀号，从来没有肮脏的秽物和呕吐的声音，他因而暴怒起来，用雷鸣般的声音发誓说，即使他自已会感到疼痛，他也要折磨那个犯人。犯人因此第二次呕吐，吐出一直没有查出来的最后一块银子，法官的神色缓和下来，让贵州人在饮鸩、砍头和鞭刑三种死法中任选一种。

    贵州人立即选择了砍头，因为行刑的刽子手多年来一直是他最好的朋友。但法官沉吟起来，犯人又第三次呕吐，吐出一颗案件记录里从没有提到过的宝石，法官当即应允了贵州人的要求。贵州人于是通过别人去哀求刽子手，求刽子手救命。刽子手开始企图躲避，他认为这是保全朋友之谊的唯一办法。但中间传话的人和贵州人同样是朋友，同样为了保全朋友之谊，在行刑的前一天黄昏初临时，从发暗的阳光里认出了刽子手，把他堵在一面刻有古代文字的墙边，再次转达了犯人的请求。刽子手不等对方说完话，心里就涌出预先准备好的愤怒和委屈，脸上是令人费解的鄙夷之色。他答应道：你去给他说，到了刑场，我的刀一砍，喊走，就让他拼命跑。刽子手说话的时候，声音里略带讥讽，语调也带着十五年前的乡音，但双方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话被及时带回犯人那里，他开始时觉得不可思议，但因为没有看见刽子手本人，他最后认为这是某个暗藏机巧的计谋。

    行刑的那天，气候闷热，太阳在云层里隐现，像病目里的白翳。监督行刑的官员、刽子手和围观的人群都神色阴郁，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有一群嗡嗡作响的蚊子。只有临刑的犯人充满信心，觉得整个刑场像一个大戏台，让人觉得荒诞和可笑。他对刽子手心照不宣地眨眼睛、伸舌头，舌头因为在牢里呆久了，呈现一种铁绣的颜色。刽子手觉得既内疚又厌恶，就让他立即跪下来，同时命令助手用布蒙住犯人的眼睛。犯人最后看了一眼刽子手，发现后者的嘴角挂着不自然的笑意，脸上有怜悯的神色。但犯人想起刽子手的允诺，把那种表情当成了一个合谋者的鬼脸。他这样想的时候，听到有人喊出根据复杂的方式算出来的行刑时辰。

    刽子手举起刀来，拍一下犯人的肩，说：注意注意！然后刀先下，喝一声：走！犯人的头颅滚落到地上。

    死刑犯人一直等着那个宇，听见喊走，就从地上跳起来拼命跑，一面跑一面就撕掉头上的布。原本在他头上盘旋喧嚣的蚊子这时换上了另外一群，一直跟他飞了一里路才恋恋不舍地回来，回来时发现原先的那群蚊子仍然滞留在犯人的头顶上，血迹使它们兴奋不已，它们像疯子一样大喊大叫。

    死刑犯从东川一直跑到西川，也不敢回贵州，就在西川定居下来，开了一个酒店为生，两年后淡忘了死的恐惧和生的欣喜，对街对面一个头发枯黄的女人表示倾慕，娶了这个女人。

    事隔二十年，刽子手几乎忘掉了这件事，也平息了心中的内疚、委屈和怜悯。有一个春天，刽子手被派到西川去调查一件案子，同时帮助一个生病的刽子手处决一个犯人。案子很快调查清楚．也顺利砍下一颗头来。刽子手觉得心情轻松，就到一个酒店去吃饭，发现酒店老板就是当年被自己砍下头颅的那个朋友。当年的死刑犯认出刽子手后表现得满腔喜悦，却不敢声张，而是借故将刽子手带到一幢三进大院里最隐秘的一间房子。房间被造得密不透风，里面没有家具，在南面的墙边立着一具呆滞的人像，刽子手认出那就是自己。人像穿着当年刽子手行刑时的衣服，裸露的部分隐隐发黑。老板将烛火凑近自己的脸，说：没错，就是那个受恩于你的人，二十年来没敢忘了你的恩德。于是请刽子手站直，自己跪下地去长拜不起。谢完之后，老板说：现在我已娶妻生子，开了一个店做点小生意，今天终于可以报恩了。刽子手觉得恐惧和困惑，不敢说话，只是唯唯喏喏。老板以为刽子手害怕败露，牵连自己，就极力宽慰，说只想报恩，决不会牵连恩人。又说三十年来，每天都从盈利中抽出两成，积蓄起来，希望有机会报答刽子手。老板说完，就解开那具人像的裤带，露出两条腿来，刽子手发现那是银子打造的。老板说，这具人像全身都是银子打造的，因为记忆失误，人像实际上比刽子手本人还要高大。他接着准备去解人像的上衣，被刽子手阻止了。

    刽子手的脸变成泥土的颜色，小心地拒绝了老板送给他的人像。老板一再恳求，最后威胁说，如果刽子手不接受他的心意，他就去当地政府说明事情的真相。刽子手最后答应只能接受一部分银子。老板这才微微感到高兴，返身出去，回来时手里提着一把伐木用的宽柄板斧，对刽子手说：你可以任意选择人像的一部分。这样说的时侯老板显得兴高采烈。刽子手害怕看见那具人像的脸，人像脸上的表情让刽子手不寒而栗，他暗示想要拿走那个人头。老板当即应允，并赞扬刽子手选择得好，因为人像的头都是最先打造的部分，成色很足，也造得很精巧，而其余的部分却因为世道不宁，显得粗糙，质地也要差一些。

    刽子手拿到那个头颅，并把它带回成都。回到成都之后，刽子手向朋友提起这件怪事，但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他思量再三，从一支绣着钟馗像的旧布袋里拿出那个银造的人头，人头已经被压扁，颜色比他第一次看见时显得更暗。朋友们认为这并不能证明问题，而是在心里怀疑他外出干了一件歹事。他于是到坟场去把尸体挖出来看，尸体的确存在，已经变成白骨，证明刽子手二十年前的确已经砍下那个人的头。

    经过数不清的渠道，事情最后传到西川那个开酒店的老板耳里。他在核实了种种细节之后，确信自己二十年前已经身亡，但想不透其中的因果，他的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等诸多感受相继混淆和丧失，当着妻子儿女，以及传话人的面化为一滩血水……

    在《圆觉经略说》一书里，南怀瑾用这个故事来说明人的无明业力的强大，甚至还说，这也是有些修行的人可以修到身外有身的道理。美国十九世纪伟大的宗教体验者弗兰西斯科·亚龙尼在西藏十五年，修习一种神秘的宗教，就曾通过长时间聚精会神，分离出一个人来。在《不可思议之力》一书中，他是这样记载的。一开始那只是一个淡淡的人影，似是而非，一段时间后那个人影逐渐清晰，最终成形，是一个粗壮的东西，虽然表情痴呆、举止迟缓，但给人憨厚的感觉。亚龙尼应用最后一部分精力的三分之一继续努力，使那个东西具有七种表情。在不能仔细观察事物的人眼中（比如近视病患者），那个东西和一个肉胎生养的真人没有区别。剩下的一个月时间，亚龙尼再次集中精力，驱使那个东西拾柴和点火，慢慢使它的身体变得柔软和灵活，完全成了生气勃勃的生命形体……

    亚龙尼关于此事的记载就到此为止。但从我手边有的资料来看，事情以后还有发展。亚龙尼死后五年，他的第三个女婿詹姆斯·亨德里克斯因为受到诈骗而穷愁潦倒，和一个书商倒卖被政府禁止的色情小说《荒漠中的雨点》，被法庭起诉。在接到传票之前一周，詹姆斯企图杀掉那个书商灭口。他从窥视已久的黑暗里现身，用一把长柄斧头去砍书商的头，斧头一开始就激起猛烈的风声，惊觉了那个书商，躲开了致命的一击，詹姆斯只砍下书商的一条胳膊。舆论界当时普遍认为，詹姆斯有可能被判处终生监禁，（基于某种我们已经确知的心理）詹姆斯在听到这种说法时大叫起来，说：还不如现在就杀掉我！   

    碰巧陪审团成员里有一个人是亚龙尼的崇拜者，对詹姆斯的行为感到痛心，这种痛心逐浙加剧，最后失去控制，在詹姆斯的面前流露出来。后者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和那个崇拜者攀谈。攀谈的时候他表现得孤独、无助，谈到了亚龙尼、贫困和在以弗所同猛兽博斗的殉道者。他很快获得崇拜者的同情，被告知陪审团成员里至少还有三个也是亚龙尼的崇拜者。经过几轮躲躲闪闪的讨价还价（当事者都没有出场），詹姆斯答应每个人给他们一份亚龙尼的手稿和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条件是詹姆斯的无罪释放。

    结果是詹姆斯因种种似是而非的理由被判无罪，而四个崇拜者每人得到四页亚龙尼字迹潦草的手稿，其中一份就是《不可思议之力》后记的最后一部分。事情还没有完，关于鲜为人知的秘密，四个崇拜者没有达成共识，而是每天争吵不休。他们自认为对詹姆斯有莫大的恩惠，在詹姆斯的面前傲慢无礼，肆无忌惮，终于损伤了詹姆斯的自尊心，他不露声色，而是挑逗说，他知道的关于亚龙尼的秘密之多，是任何一个研究者都无法比拟的，亚龙尼之所以赞成詹姆斯和他的三女儿结婚，固然部分原因是看中詹姆斯的品性和智慧，更关键的却是詹姆斯事无巨细的洞察力和记忆。谁都知道亚龙尼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固执的自然主义者，把他装进任何一种文明的框架都会挤出许多惊人的秘密。解决的最后方案是得到部分《不可思议之力》手稿的崇拜者建议的，他和其余的三个崇拜者不同，他抱有单纯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其余三人实际上着迷于亚龙尼的那句箴言：“无知者大胆”。箴言是用拉丁文刻在戒指上的。亚龙尼死后，戒指戴到了詹姆斯的手指上。这是一句广为流传的箴言，曾引发过种种的猜测和幻想。那个崇拜者建议，关于亚龙尼在西藏分离出一个真人的事件，亚龙尼写得粗糙，以后也没有交待，而事件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他希望詹姆斯能够谈一谈有关的情况。建议立即被其余的三个崇拜者否决，他们认为这个秘密的价值不高。詹姆斯这时开腔了，他傲慢地说，他会兑现告知他们一个秘密的诺言，但告诉什么秘密则是他的权利，协议里并没有限定这一点。接下来，詹姆斯用令人惊异的口吻说：关于那件事，亚龙尼在一则日记里曾经提到过。日记是这样记载的，那个东西经过亚龙尼的努力，最后变成了生气勃勃的生命形体，之后一个月，那个东西的脸上开始流露出某种邪恶的神情，慢慢变得无法控制，显得深思熟虑和智力超群，最后从亚龙尼的帐篷里逃遁，从此不知去向。亚龙尼因为精疲力尽而完全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东西从容遁逸，远走高飞。

    詹姆斯叙述的时候面露讥讽的微笑，说完之后拂袖而去。两天后四个崇拜者略有所悟，但詹姆斯早已抵达瑞士，装着一肚子鲜为人知的秘密，在一家酒店里呷着不知年月的酒。

    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的哈森博士是研究亚龙尼的权威之一，尤其对亚龙尼家族的谱系研究最有心得，他在某部研究成果、论文《亚龙尼之后》中，首先否认那个愚蠢狡诈的詹姆斯对亚龙尼的特殊了解，其次，他用一些字迹模糊的复印资料证明詹姆斯确实因故意伤人罪被起诉，后被法院判处终生监禁。那四个崇拜者其实是卑鄙的恶棍，他们的确承诺说，如果得到亚龙尼的手稿，他们会四处活动，以某种精神病为由，让詹姆斯获释。为掩人耳目，他们甚至还联系了一家疗养院，预备让詹姆斯在法庭获释后直接到这家疗养院去假装治疗，并保证詹姆斯在半年后获得自由。詹姆斯果然上当，把十六页珍贵的手稿交给了四个恶棍，自己却被如期送进监狱。最后因猩红热死在监狱。据哈森博士说，四个恶棍给詹姆斯许诺的方法是，当法官在最后的时刻面露微笑，无论法官的判词是什么，都表明詹姆斯被判无罪，因为一切都已布置周密。附和这一论点的是法官、法警、监狱的看守、监狱长以及许多被判终生监禁的犯人，还包括法医和掘墓工人等。

    第一个起来反驳的是一个疗养院的年青医生，他在一家报纸上著文说，他听一些年老的同事谈起过疗养院曾经收留过的一个病人，名叫詹姆斯，因犯杀人罪被法庭起诉，后因精神分裂被判无罪，被法庭指定到这个疗养院接受治疔和观察，因病情复发，在电疗过程中被电流击死。这个人还说，虽然一切资料因为在某次搬运过程中被打湿，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许多人都可以证明确有其事，关于詹姆斯在瑞士喝酒，或者说被送进监狱，都是哗众取宠的捏造。这一派观点的支持者是一些疗养院的医生，还有两个硕果仅存的詹姆斯的病友，他们回忆起和詹姆斯相处的日子，说他是一个“风趣、狡猾，但是高深莫测的家伙”，“不过，总的来说很讨人喜欢……”等等。

    不过两天，立即就有第二个人著文说，就是他本人亲眼看见詹姆斯在瑞士喝酒，而且说出了那个酒店的名宇，酒的牌子等等，只是詹姆斯的形貌略有变化，显得恍惚、厌倦，可能是因为奔波的缘故，但同时又对某种内心的活动全神贯注，让人看起来觉得有些古怪。第二个著文者为显示自己的正确，还详细描述了瑞士詹姆斯的形貌。笫三个著文的人不肯透露姓名，而是在事隔两年后宣称，他发现了一份隐秘的笔记，经几个专家核实，被认定是詹姆斯贴身携带的东西。从笔记里可以知道，詹姆斯一肚子鲜为人知的秘密中，有一个就是有关亚龙尼在西藏分离出来的那个东西外貌的具体描述，完全合乎第二个著文者对瑞士詹姆斯的形貌的描述……这个发现像一个诱饵，引发了一场考证热。

    事情越来越复杂，最后超出了理智和狂想的范围，变成一群疯子的呓语和胡话，开始让人觉得腻味起来，这里就不继续引用。

    但是，许多事情如果加以比较，结果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当然从理论上讲，这种比较是无穷尽的，是永远没有结果的过程，就像畸形的、永远裂变的物质，最终会让人感到绝望。但正如柯南道尔在《格兰特庄园》里，借一个政府侦探的口对私人侦探福尔摩斯说的那样：你知道一些复杂的法子，所以不愿意接受简单的结论。而谁都知道，私人侦探福尔摩斯最后差不多总是对的——复杂的结论在过程中总比简单的要显得有趣。在詹姆斯事件中，事情本身毫无意义，不过是几个正经的人和几个不正经的人在一起瞎起哄，但如果把全部的著文加以比较，我们能得到某种隐约的暗示，这种暗示的逻辑如果和本文开篇南怀瑾的故事再加以比较，我们又得到某个观点的另一种解释，或者说一个证据。

    从《圆觉经略说》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记录者的意图，他为了忠实于解说者说话的语气，同时为了突出该书出版社所谓的“雅俗共赏、风趣幽默”的特点，尽力想保持一种现场感和口语感，从而让人觉得缺乏细节和逻辑，有许多疏漏和可商量的地方。当然，正如出版社编辑室所说的那样，关于修行上的诸多问题，比如修行、修观、修禅那，南怀瑾都作了原则性的、重点的提示，无论是顿悟或渐修，在见地、修证及行愿上，也均有详细的举例说明。然而（编辑室又说），站在南怀瑾教授的立场上，对于这部大经，还只是略说而已。既然是略说，就免不了会有歧义。果然不到一月，我就听到了另外的说法。

    说给我听的是一个爱唠叨的男人，长着薄薄的嘴唇和疏淡的眉毛。他用相当长的时间来说清这件事，让我几乎无法忍受，但却有一个好处，就是非常详细。他也看过南怀瑾的这本书，认为南怀瑾为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无视故事的真相，对此非常不满。我猜他的不满实际上出自他的虚荣，他为有人同样知道这个故事而沮丧，为别人知道的是一个不真实的故事感到委屈。不过他最终平静下来，给我说了这个故事。

    他说的故事前半部分和南怀瑾的区别不大，只是因为唠叨而显得详细，有些细节我已补充在前面。后半部分有些差别，我现在就试着回忆一下那个朋友的说法。

    在南怀瑾的叙述中，刽子手显得谨慎、心机深沉，二十年后遇到那个死刑犯时并没有立即说出自己的疑惑，而是回到成都去验证尸骨，一切落实之后才把事情传播开去。但在我的这个朋友的口中，刽子手是到后来才变得谨慎的。一开始那个刽子手的性格显得粗鲁爽直，毫无机心，很合乎那个朋友描述的形象：一个极其壮实的大汉，脸上的毛跟胸口上的一样多（这算不上一种真实，而是对普通人想象的一种模仿）。接下来这个刽子手在西川的一家酒店里遇上当年的死刑犯，他感到万分惊诧，不等死刑犯认出他，就主动上前招呼，那个犯人大惊失色，害怕事情败露，就把刽子手请进密室，跪下谢恩。刽子手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疑惑，那个死刑犯乐不可支，认为听到了最可笑的事情，认为刽子手和他开玩笑，以增加重逢的快乐，要不就是刽子手老糊涂了（刽子手那个时候当然已经很老了）。刽子手的疑惑超过了他的恐惧，他怀着半真半假的内疚（据说内疚是一种神经病）和对内疚的怀疑叙述了当年的行刑过程，酒店老板有一瞬间也感到疑惑，但随即就第二次大笑起来，领着刽子手去见自己的妻子儿女，让他们给刽子手下跪，但并不说明真相，只说刽子手曾经有大恩于自己。两人单独相处的时候，刽子手再一次发誓赌咒，最后说没有人会强迫别人相信自己的劣迹。酒店老板第二次感到疑惑，又第三次发出笑声。他猜不透刽子手的用意，以为其中有可怕的阴谋，心里暗暗焦急，就领刽子手去看那个我们已经知道的银人，银人实际上只有三尺多高，颜色发暗。酒店老板说了同样要报恩的话，要求刽子手把银人拿走。刽子手始终不敢相信他眼见的一切，就一再拒绝而且令人厌烦地一再重复自己的劣迹。酒店老板对心中逼近的危险感到绝望，就刺破自己的手臂，让刽子手看温热的鲜血，端出自己吃剩的钣菜和残洒，在领刽子手去茅房的时候，又指出一部分自己的排泄物，他最后让自己的三个儿女进到密室，对刽子手说：这些都是我的精血！我想看你有什么话说！

    刽子手回到成都，立即着手调查此事。他查阅了二十年前的档案，档案里一切都记得很清楚。到下午的时候，刽子手去拜访行刑日督斩的官员，那个官员已经满头白发，一生看见过一干二百个人犯身首异处。刽子手见到他时，他的双目己经失明，但他还记得二十年前行刑那天刽子手悲悯的神色。回忆的时候他的表情无动于衷。第二天早上，刽子手带着人去了坟场，把尸体抡出来看，尸体早已变成白骨，无法辨认，颜色像年深日久的银子。当天晚上，刽子手对外宣布自己要做生辰，邀请了一部分经过挑选的人到家里吃席。来祝贺的人带着用纸包好的银子和面粉做的寿桃，其中有当年目睹过行刑场面和传话的那个朋友，刽子手的行刑助手、验尸官以及当时围观的三个无赖。三个无赖并不认识刽子手，被邀请来吃席时觉得奇怪，他们一人送了二十贯钱作为贺礼。原本督斩的官员也在被邀之列，但他回绝说，他看不见美好的颜色，也就尝不出好的味道，而失明前看见的一切如今早已淡忘，即使失明前一天看见的东西也不例外，唯一还记得的是失明前一刻，他看见一个面目模糊的人赞扬他，说他的眼睛明察秋毫。

    督斩官的话前后不一致，让刽子手觉得不安，但猜不透其中的奥秘，就按原计划和朋友们饮酒作乐。席间刽子手故意夸耀自己行刑时的利落，一一列举被自己砍下头颅的犯人名字，却故意漏掉那个酒店老板。果然就有一个朋友举出当年的例子，用酒醉后的细碎语言描述刀的锋利和刽子手迅猛的动作。另一个饮酒不多的朋友还准确地说出头颅落下地后滚出去的距离，另外有人记起了那群恋恋不舍的蚊子……刽子手借着酒意哭出声来，反复陈述杀死一个朋友后他心里的悲伤，直到所有的人感到厌烦，当初传话的那个人最后发誓说，刽子手的刀很快，绝不会给他的朋友造成丝毫的痛苦。

    故事的结局和南怀瑾的恰好相反：刽子手在西川和成都作了种种的核实之后，当着所有的人面目模糊，在一个时辰之内化为乌有。

    关于信心，南怀瑾先生还有一些别的见地，但限于篇幅，我不再更多地援引。根据瑞典神学家、“新耶路撤冷教会”的创建者埃曼纽尔·斯韦登伯格所著的《天国的神秘》一书，我们还能知道德国宗教改革家梅兰克顿如何因为在文章中只字不提慈悲，而是宣扬单凭信仰就能进人天国，最后变成魔鬼的仆人的故事。斯韦登伯格没有提到有关信心的事情，但有人通报我说，关于这个故事有四种说话，同样限于篇幅，我不打算全部加以引用，只主要介绍一下阿根廷极端主义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说法。我一向喜爱博尔赫斯那种老奸巨滑的叙事方式，更主要的是他和南怀瑾一样直接提到了信心。

    故事出自博尔赫斯1935年出版的《恶棍列传》，据他自己说，事情是天使们向他通报的（天使们向博尔赫斯通报这件事具有某种威胁的意思）：梅兰克顿死后，天使们为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准备了一所房屋，同他在世时一模一样。梅兰克顿在那所房屋里醒来，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而和生前一样继续写作，仿佛不是一具尸体。他连着几天写为信仰辩护的文章，和生前一样只字不提慈悲。天使们注意到他的疏漏，就去责问他，他用高傲的态度回答说，他能够证明灵魂不需要慈悲，只需要信仰。天使们听完便离开他，让他的家具开始脱落，终于消失。而住所的墙壁泛出白色的石灰和黄色的油漆，身上的衣服也变得平淡无奇。但他坚持写作，继续否定慈悲，被天使们挪到一间地下室。他被幽禁了几天，对自己的论点开始怀疑，天使们再次怜悯他，放他回去，他于是又怀疑以前的都是幻觉，继续诋毁慈悲。一天下午，他觉得冷，发现房间的其余部分和在世时不一样了，最里面的房子里有许多崇拜他的人反复赞扬他，一开始他感到高兴，但由于那些人中间有的没有面孔，有的像是死人，他终于产生厌恶，不再信他们的话了。这时他试图妥协，决心写一篇颂扬慈悲的文章。但他的文笔优美，却内容空洞，今天写下的字迹明天就全部消褪，这是因为他言不由衷，写的时候自己也没有信心。

    他经常要接待刚死的人，但为自己委琐的住所感到羞耻，就和后院的一个巫师商量，由后者为他的房屋布置辉煌宁静的假象，好让来客相信他在天国。但来客刚走，委琐破败的景像重又出现，有时客人还没有离开，这种景像就显了出来……

    秘鲁作家阿尔贝托·桑切斯和智利作家路易斯·哈斯，以及和博尔赫斯一起编辑过《幻想作品选》的阿根廷作家比约·卡萨雷斯，都曾写过有关博尔赫斯的文章，都和博尔赫斯过从甚密，他们在文章中不约而同地谈到过一件事，却把这件事解释为受到博尔赫斯作品影响而产生的谵妄。他们在文章中说，博尔赫斯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幻想文学的创作，时间和空间启发他创作了许多这样的作品，但在写作有关梅兰克顿的故事时，博尔赫斯的视力急剧下降，几乎无法视物，字迹在他的眼中变得模糊不清，像拥挤死寂的蚂蚁，博尔赫斯于是对自己的作品产生怀疑，想请别人为他誊清，但别人发现并非是博尔赫斯的视力问题，原本就是字迹潦草，无法辨认。博尔赫斯于是重新开头，试图完成它，但一连三次，结果都和从前一样。这种状况从35年一直延续到49年，博尔赫斯感到绝望，在49年写下了《另一次死亡》，在这篇文章中，博尔赫斯试图否认《神学总论》里的一个观点，那个观点认为上帝不能使过去的事情没有发生，换句话说，上帝并不是置身于发展之外并且操纵着历史，上帝也得承认事实并且同样无法悔改。博尔赫斯写到一半时，发现自己几乎完全失明，幻觉和想象如今变成他大脑中唯一真实的东西，他终于醒悟到，他同样得为幻觉和想象付出一部分时间和生命的代价，在幻想和做梦的时候，在凝视若“虚空之花朵”的时候，他同样消耗着构成他的存在的物质，“时间是构成我的物质，时间是一条从我这儿摄取东西的河，而我就是这条河。时间是一团消耗我的生命的火，而我就是这团火。”博尔赫斯于是在《另一次死亡》中写下这样的句子：……然而，我获得了真实的幻想。《另一次死亡》的完成，挽救了博尔赫斯的文字生命。在《另一次死亡》里，博尔赫斯描述了一个叫佩德罗·达米安的士兵，因为怯懦而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却终生感到羞愧，羞愧使他的生活和生命变得黯然，他后半辈子决心洗清这一耻辱，唯一的希望是命运带给他另一次战役。他苦待了四十年，由于长年的激情，他在一次臆想的战役中因为英勇而战死。

    博尔赫斯在对自己作出了这样的许诺之后，恢复了一定的视力和创作热情，顺利写完了有关梅兰克顿的故事。

    关于这件事，阿尔贝托·桑切斯对博尔赫斯充满惊佩，评价说：“博尔赫斯因为近视而富有远见。”

    在博尔赫斯的叙述中，梅兰克顿最后被巫师和一个没有面目的人弄到沙丘上去了，如今成了魔鬼的仆人。

    还有另外一些事情可以相互比较，但正如我们已经承认的那样，这种比较是无穷无尽的，在作以上的一些比较时我们已经隐约感受到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和正在逼近的绝望，再接着比较下去我肯定我的字迹将会变得模糊，最终消失。这种危险许多有名有姓的人都遭遇过，即使像安徒生这样单纯明彻的人都不能幸免，俄国作家帕乌斯托乌斯基就在《金蔷薇》里记录过这件事。在《驿站马车》一文中，安徒生继续在世界各地漂流，来到一个欧洲小镇时他突然记起要给一个朋友写一封信，写到中途，他发现墨水不够，就一面写一面朝瓶里渗水，因而写出来的字迹越来越淡，最后完全无法继续。安徒生这时感到了强烈的恐惧和焦虑，这种恐惧和焦虑当然不是因为墨水没有了（书里很明白地记载着：那个时候安徒生住宿的那家客店的一个伙计，正在窗下的石桥上朝水里吐唾沫，安徒生随时可以叫他去买一瓶墨水），而是他突然之间由此意识到，多年来，他一直靠想象的方式流逝他的光阴和生命，如今这种凭借美丽的童话支撑着的现实生活变得不再真实可信，而是猝不及防地暴露出骇人的真相（托尔斯泰晚年重新阅读安徒生的童话，恍然明白“安徒生实际上非常孤独”）。安徒生被一种绝望抓住了，他神色恍惚地坐着驿车前进。在旅途中，安徒生遇上四位姑娘，出于积习，他在黑暗中用想象为四位姑娘算命，想象了她们的性格、体貌和今后的遭遇。在想象中，安徒生发现他看见的事物无比清晰，而四位姑娘也预先就肯定了他的想象的真实。这件事给了安徒生一线希望。事隔不久，安徒生遇上了爱情，却不敢接受，因为他终于领悟到真实的爱情会锁住他的想象，而爱情却“只有在想象中才能长久。”安徒生于是陷人了更深的绝望。幸而他的想象和聪明始终是有效的，他最后决定写一篇童话，名字就叫《越来越淡的故事》，靠更深一层的想象支撑和巩固了另一种想象，最终抵消了他的恐惧和焦虑，使他得以继续凭借想象的方式流逝他的光阴和生命，以每年一本的速度出版着那些看似美丽，实则可怕的童话故事。

    关于抵消的行为，同样是胡思乱想的博尔赫斯，在经过了写作梅兰克顿的考验之后变得肆无忌惮（所以他才在那篇有关梅兰克顿的文章的开头，直言不讳地写下这样的话：“天使们向我通报说……”这既是一种示威，又是一种胸有成竹的自信，他自信的原因就是掌握了抵消的方式，其后博尔赫斯几乎用这种观点看待一切）。有一次他看见有关长城和焚书的故事，并且比较了这两件事，得出结论说，也许长城是一个隐喻，始皇帝罚那些崇拜过去的人去干一件像过去那样浩繁、笨拙、无用的工程，也许长城是一种挑战，始皇帝是这么想的：“人们厚古薄今，我和我的刽子手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但以后可能出现想法和我相同的人，他像我焚书一样毁掉我的长城，那人抹去我的名声，却成了我的影子和镜子而不自知。”始皇帝筑城把帝国围起来，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帝国是不持久的，他焚书，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书是神圣的，书里有整个宇宙，或每个人的良知的教导，焚书和筑城可能是相互和秘密抵消的行为。

    上个世界末，一个拉丁美洲的暴君在非法建立了军人政权之后感到疲倦，躺在一张豹皮上看书，看到了有关梅兰克顿的四种说法中的另外一种，那种说法是这样的：……梅兰克顿坚持写作，继续在文章中否定慈悲，被天使们挪到一间地下室。他被幽禁了几天，心里觉得十分恼怒，他认为自己感受不到主的慈悲。一天下午，他觉得冷，发现房间的其余部分和在世时不一样了，最里的房子里有许多崇拜他的人反复赞扬他，说他是有史以来最有学问的神学家，别的跟他没法比。一开始他感到高兴，但由于那些人中间有的没有面孔，有的像是死人，他终于产生厌恶，不再信他们的话了。接下来他觉得事情很蹊跷，这些人也许是天使们布置的幻像，因为天使们的疏忽或是焦虑，这些人有的没有面孔，有的像是死人。他继而意识到，实际上是上帝已经死了。（根据博尔赫斯《柯尔律治的梦》的观点：睡眠的人心灵感应，跨越空间和时间形成了对称——尼采多年来一直找不到一句准确的话概括他的哲学思想，想出来的言辞都显得苍白软弱。1883年的夏天，尼采做了一个梦，梦见梅兰克顿在一座辉煌的宫殿里接见他，他被告知上帝已经死了。醒来之后尼采就向世界宣称了这一消息。根据无法解释的抵消原理，尼采同时还梦见自己也死了。实际上尼采是先梦见自己死了，尔后才被梅兰克顿接见，告知他上帝死亡的消息。两件事情后来都在世人面前兑现。尼采获知的这个消息本来确属事实，但尼采却把它当成一种观点加以长篇大论的阐释，使事实在别人看来像是某种象征，就像在某种意义上异常真实的《圣经》，在科学的真实中变成了一部大寓言——以至于后世的人编了一个故事来取笑尼采：尼采说：上帝死了，上帝说：你才死了哩！）上帝的天堂已经被天使们分享，那些没有面目的人代表一部分天使的困惑，像死人的人代表另一都分天使已经丧失信仰（著名一些的天使都是跟着耶稣基督升天的门徒，其中有几个就是在以弗所和猛兽搏斗致死的，后来被上帝选中进人天使的行列，不过排在稍后的位置。而据上帝生前自己承认，死去的人是不会再死的，因为上帝必须对某种存在选择奖赏或是处罚，所以灵魂不死，同样根据抵消的原理，上帝死去之后没有灵魂）。

    梅兰克顿于是制定了新的法则：即上帝是个人的上帝，不是所有人的上帝。于是他的工作进展顺利，天使们也渐渐隐退。

    拜访梅兰克顿的人越来越多，他渐渐对自己委琐的住所感到羞耻，决定改变一下。他并不是和后院的一个巫师商量（参照梅兰克顿和路德合作的《圣经诠释》就会知道，在梅兰克顿的意识里，巫师和魔术师是同一个概念，是毒药外面的糖衣，是骗子的一种昵称），而是和一个新来的著名建筑师商量，由后者为他扩建和装饰房子。房子被造成一座辉煌宁静的宫殿，每个来访的客人都相信身处天堂。梅兰克顿的宫殿把上帝居住的旧地衬得委琐破败，使天使们感到沮丧。天使们悄悄去找后院的巫师，后者为天使们营造了广大豪华的宫殿，但因为天使们预先就知道是假的，所以巫师刚走，委琐破败的景象就显露出来。到后来，天使们的胆怯超过了巫师的法力，有时候巫师还没有走，那种景象就显了出来……

    拉丁美洲暴君看完这个故事，就饮了一杯酒，并开枪打碎一只瓷的花瓶，然后命令属下重新整合，送回来的花瓶上面布满纵横交又的纹路，被他的几个亡命徒下属认为是中国明代出产的碎瓷花瓶。这个暴君子于是又饮了一杯洒，面露深刻的微笑道出真相，最后结论说，这就是政治。下属们还没有明白过来就拼命鼓掌欢呼。暴君在欢呼声中命令在城郊待命的一支精锐部队立即开拔，去毁掉邻近一座桀骜不驯的历史名城，要求修复后的城市要有比碎瓷花瓶更多的纹路。命令下达之后这个暴君觉得得意：任何后来的暴君要重新毁掉那座城市最终也落在他的总体设计里，成为他的影子和镜子而不自知，那里的人民会使那座城市变成更精细的碎瓷古董。

    第二天凌晨刚过，暴君登上山丘检阅他的部队，再一次重申了他的命令，鼓励军官和士兵们去建功立业，然后目送他的骑兵部队像高乔人那样直立着身子骑在马背上呼啸而去。部队很快消失在山峦后面，等隆隆的蹄声也消失以后，暮色散尽，暴君记起了罗马皇帝尼禄，但他鄙视后者，因为被火烧毁的城市是无法修复的。他承认尼禄的确比他更彻底，更有信心，但也比他更像一个暴君。

他为这种想法感到羞耻和委屈。有些多事的人又来给我传话，说这是历史为那个暴君预先准备的一次秘密抵消的行为——又说——对于尼禄，事情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花溪》一九九八年一月号

赘语：

    许多年前，一些著名作家和著名杂志的编辑来到我们这座城市，《山花》杂志的主编何锐先生让我们每人拿一篇东西向他们请教。我记不住我拿的是哪一篇东西了，也记不住是哪一位作家或者编辑看了我的这篇东西，只记得我得的评语是“枝蔓太多”，于是我就赌气写了这篇内容和结构都枝蔓横生的《枝蔓》。

    也许是因为赌气的缘故，这篇东西现在看起来，有的部分还马虎，有的部分就很臭，特别是有关亚龙尼的部分尤其臭。

    题目倒是个好题目。

附：

读戴冰《枝蔓》

廖国松

戴冰似乎有意在绘制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怪圈，或者在建造一幢错落重迭的迷宫，其结果无论是让人失望还是惊喜看来都无关紧要，使人产生快感的倒是在阅读过程中。急于弄清作品的内在含义而一时又难以揣摩的那种混沌状态。我丝毫没有把作者视为那类高居于读者之上，闪烁其词地玩弄一些貌似高深的哲学观念来游戏读者之辈。而事实上，对于今天的小说家，简单地用作品来演绎哲学概念早就被视为浅薄无能之举。而且，在本世纪好些哲学大师之后，留给其他哲学家们游刃的余地已经不多了，而况试图在此领域大显身手的小说家们。我倒是想，与其把自己的作品当作某些哲学家干巴巴的理念图解，还不如用自己作品中所展示的生存状态让哲学家们萌发新的感悟。戴冰的《枝蔓》当然有它的哲学意味，或许最终你可以从中得到有关生命与死亡，时间与空间，真实与虚妄，历史与现实等等哲学命题的领悟。但如果仅仅是如此，那未免令人沮丧，因为所有这一切你都可以从洞察天地人生的哲人们那里得到启示，甚至平平白白的一两句格言也要比这深刻得多。再说，即便是你自以为已经体察到了作品的隐含意义(这是一般看小说的人最为习惯的读解方式)，但很可能与作者的原意相距甚远。说得再逾矩一点，甚至作者在构思作品时也只是有一些模棱两可的主题意向，有时素材本身所具备的哲理意蕴已足以让作者感到振奋，但要说出它的确切含义却又相当模糊，以至经过艺术处理的作品发表出来后，连评论家们对此也深感棘手，勿怪乎某些让读者感到意蕴深刻的作品，当评论家一旦指出它的深刻之处时，却往往使人大失所望。无论是教科书似的人云亦云，还是诡谲艰涩的玄学推断，都远不能替代读者心中的那种莫名的感受。

戴冰的机智在于，他在拉大作品与读者之间距离的同时，而又未将读者拒之于门外，也就是说，虽然读者在急于发现而又难以发现的同时，却又是那样饶有兴味地将作品读下去，这不得不得力于作品的叙述手段和那颇具吸引力的语感。比起两三年前描写摇滚青年采用的那种节奏跳跃的调子，作者似乎老练豁达多了，仿佛一个说故事的高手在说着一些不是故事的故事，即便是枯燥平淡的历史传闻，你也可以从那从容沉稳的叙述中品出某种悲剧的底蕴。叙述空间的扩大要求它的填充材料有着更为精粹的质感，尤其当这些材料并非是由情节框架所构建，而是像《枝蔓》那样，由若干诸如传闻、佚事、议论等等貌似繁芜的材料所组成时，作品的叙述手段几乎被视为不可忽略的因素。在当今的小说创作中，这已经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见解了，问题在于，这种手段所带来的结果是否具备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枝蔓》中，作者始终与他所描写的事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且有意隐去了表面的感情色彩，使作品获得了一种冷峻深沉的格调。与此同时，整个叙述中又始终贯穿着某种底气，并不因偶尔玩弄一下技巧而失去了它的内在力度。

显而易见，《枝蔓》不能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小说，作者似乎着意要消解小说构成的若干基因，并赋予这个体裁以新的含义。对此，我实在不愿将其称之为新的探索。在前卫小说喧嚣几年后的今天，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新的艺术探索反而被视为过眼烟云和陈词滥调了。不过我还是得说一句：不管成功与否，实践的精神毕竟是可贵的。如果老是用我们心中残留的怀旧情结来审视，很难说不会陷入一种审美趣味的专横。

戴冰的小说并未成熟，从《枝蔓》中你可以看出，或许是作者对博尔赫斯太过于酷爱了，以至于无形中对那位阿根廷大师总是难以割舍(不论是对博氏的酷爱还是对其难以割舍，在我看来都并非轻而易举，至少它表现出一种真诚)。而作者那勃发的才气和独特的艺术感觉又总是无意间从自己设置的桎梏中冲溢出来，使得像我这类喜欢挑剔的读者感到莫可奈何。此外．从戴冰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不难看出有一种追求文人化、或者学者化的倾向，尽管比之某些学者创作的作品更学者化一些，但我仍然担心，过早的“学者化”，有可能会削弱作者的艺术感觉和对生活的体察。从某种角度看，小说毕竟是世俗的，极度的学者化或艺术化都有可能导致曲高和寡的结果。顺便说一句，如果是为了在历史与过去中得到某种顿悟，对于作者，我就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了。

就二十多岁的青年作家而言，不成熟有时反倒是一种幸运。有些早熟的作家青年时代就写出成功之作，并获得了声誉，但以后的若干年在成熟的硬壳中苦苦挣扎，却再难有所突破，以至最终也只能借助于早年之作来作为压卷，这样的状况在文学史上是不乏先例的。因此我想，宁可永远在不成熟中不断追求成熟，将世人心目中的得与失置之度外，至少也能够在超越名利的境界中获得力量和慰藉，比之圈子里种种有失厚道的非难和指责，后者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文学毕竟也是一种人生。

（《花溪》1998年1月号）

                                    怀念摇滚

                                                                  戴冰

最早接触摇滚，是从大洋彼岸那个猎豹一样矫健，黑蛇一样柔韧的迈克尔·杰克逊开始的，他忽而狞厉如夜枭，忽而纤弱如怨女的嗓音，在那时的我听来，实在梦一般地魅惑。被魅惑的当然不止我一个，记得有许许多多不开灯的晚上，我和表哥表弟围住姑妈的盒式录音机，在烟头的闪烁明灭里反复聆听杰克逊的一盘磁带，哑口无言地抑制着满心的惊涛骇浪。那时表弟认识一个打架子鼓的朋友，小脸上一半是眼镜，某次他带来一盘杰克逊的新带子，放出其中一首，要求我们仔细听。放完之后他抬起脸来，用几近哽咽的声音说，他从杰克逊狂燥的音乐深处听出了一种隐秘而低徊的忧郁。你们听见了吗？他问。这个朋友后来因吸毒猝死在他的单人床上。

几年之后，在已经听了大量不同流派的摇滚之后，我曾煞有介事地总结道：摇滚是继酗酒、吸毒还有梦乡之外，第四种暂别人世的方式。这样说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不再听杰克逊了，嫌弃他不过是通俗摇滚。但事后看来，这句话实则还是根植于对杰克逊的那种最初印象，根植于那些默不作声的夜晚和那个小脸的鼓手，他说话时的表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仿佛他在某个神秘的瞬间突然洞悉了天机。杰克逊于我，有点像是一记响亮的开场锣，咣的一声，我的青春期这才真的开始了。

让我不再沉迷于杰克逊的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美国人是迪克斯坦，中国人是崔健。在《重返伊甸园》一书里，迪克斯坦冷峻而不无伤感地回顾了美国的六十年代，其中有一章专门谈到了摇滚，正是从这本书里，我第一次知道摇滚的滥觞之地是如何看待真正的摇滚的，从此坚信真正的摇滚不仅是一种音乐，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立场和一种力量；是真诚到真实的拼死一跃，是世俗的泥尘里开出的精英之花……但我的外语从来没有及格过，所以我聆听西方摇滚的过程，不过是抱着迪克斯坦的抽象理念，一厢情愿地试图在那些听不懂歌词的音乐里寻找印证的过程。这个时候，崔健出现了，我自以为在其中落实了所有对于摇滚的理想。还记得一九八六年第一次听《一无所有》，那感觉不只是耳目一新，完全可以用涤污除垢天青气爽来形容。但从头至尾，最喜欢的还是他的《花房姑娘》和《一块红布》，前者那粗砺的深情所达到的美学意境，我以为至今无人可以比拟，而后者的主题如此壮阔深邃，却又表现得如此具象具体，以极传统极民族的香草美人喻国家民族的方式，概括了整整几代人的命运，不仅是摇滚的，更是中国摇滚的。崔健的音乐，是摇滚精神与中国现实的完美呈现，于中国摇滚的意义，在我看来，犹如北岛之于新诗史，罗大佑之于流行乐，或者更甚而过之。一九九二年冬，崔健第一次来到贵阳，在省体育馆演唱三场，我观看了其中一场，那狂热的场面至今历历如新：每个人都举着一根蜡烛，随着节奏挥舞，同时跺脚狂喊呐叫，每一排人的头发都被后一排人手中滴下的烛油凝结成块；《一块红布》开唱之前，音乐与灯光陡然消失，满眼只见烛光成团，飞舞摇曳，冉冉如夜空群萤，随后前奏响起，两秒之后，欢呼声亦如海潮般随之而至……那场面让人不由得想起迪克斯坦在描写六十年代鲍勃·迪伦某场演唱会时使用的语言：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灵魂点燃了一支烛光。据说三场演唱会结束之后，省体育馆六千余张椅子被踩坏了近千张……

因为摇滚、杰克逊、迪克斯坦和崔健，还因为个体对于激荡青春的记忆，我总固执地把中国的八十年代与美国的六十年代相提并论，固执地把不同国度的两个时代看成是同一个时代，把自己和自己的同代人看成是另一个国度另一个时代的灵魂映像……但仅仅转念间，摇滚的时代就已然渐行渐远——不是作为音乐的摇滚渐行渐远，而是作为文化的摇滚渐行渐远。商业时代在中国不可逆转的来临，已经改变了整整几代人的生命理念，最终令摇滚丧失了它的现实坐标，不得不呈现为一种“历史的无物之阵”。

据说崔健还在一些酒吧里演唱，票价虽然不菲却早早销售一空，是哪些人还在听崔健的演唱？这个问题我不得而知，但我猜测会有许多如我这个年纪的人身处其中，坐在靠门的一张椅子上，聆听摇滚，怀念青春，以第四种方式重返伊甸园，重返颓而不废的八十年代。

                              ——读博尔赫斯《阿莱夫》

                                                                       戴冰

博尔赫斯惯于和擅于应用中国盒子式的结构来遮蔽他的故事主体，就像环绕堂屋的曲折回廊。《阿莱夫》也是如此。不过这次他的回廊是缠绵悱恻的爱情，而且是第一人称，这在他的作品里是少见的.：“我”的心上人贝雅特丽齐·维特波一九二九年患乳癌逝世，于是每年的四月三十日（贝雅特丽齐的生日），“我”都要去她家看看。“我一般在七点一刻到，坐二十多分钟；每年晚去一会儿，多坐一些时间。”一九三三年的四月三十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把“我”滞留在贝雅特丽齐家里，由此赢得了她的表兄卡洛斯·阿享蒂诺·达内里的信任。后者告诉“我”，他正在创作一部题为《大千世界》的长诗，试图用语言描述广大世界的每一样事物。十月的一天，卡洛斯突然气急败坏地打来电话，说有人要拆他的房子，但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为了完成那首长诗，房子必不可少。因为地下室的角落里有个阿莱夫……”至此，爱情的回廊绕到尽头，真正的核心凸现出来。阿莱夫是什么？“他解释说，阿莱夫是空间的一个包罗万象的点……从各种角度看到的、全世界各个地方所看到的一点。”

“我”出于好奇，来到卡洛斯的地下室，看到了阿莱夫，从阿莱夫中看到了一切。“在那了不起的时刻，我看到几百万愉快或者骇人的场面；最使我吃惊的是，所有场面在同一个地点，没有重叠，也不透明，我眼睛看到的事是同时发生的……阿莱夫的直径大约为两三厘米，但宇宙空间都包罗其中，体积没有按比例缩小。每一样事物都是无穷的事物（比如说镜子玻璃），因为我从宇宙的任何角度都清楚地看到。我看到浩瀚的海洋、黎明和黄昏，看到美洲的人群、一座黑色的金字塔中心一张银光闪闪的蜘蛛网，看到一个残破的迷宫（那是伦敦）……看到世界上所有的镜子，但没有一面能反映出我……我看到一串串的葡萄、白雪、烟叶、金属矿脉、蒸汽，看到隆起的赤道沙漠和每一粒沙粒……看到温室的地上羊齿类植物的斜影，看到老虎、活塞、美洲野牛、浪潮和军队，看到世界上所有的蚂蚁，看到一个古波斯的星盘……我看到爱的关联和死的变化，我看到阿莱夫，从各个角度在阿莱夫中看到世界，在世界中再一次看到阿莱夫，在阿莱夫中看到世界……”一句话，“我”在阿莱夫中看到了整个宇宙。“我亲眼看到了那个名字屡屡被人盗用、但无人正视的秘密的、假设的东西：难以理解的宇宙。”

一般认为，《阿莱夫》谈论的是空间问题，但我认为它也包含了时间，谈论空间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质上都不可能排除时间，不存在没有时间的空间，时间与空间只有通过彼此才得以呈现。圣奥古斯丁曾在《忏悔录》中这样说：“……我确信我知道（时间），我知道如果没有任何事物逝去，则没有过去的时间；如果没有任何事物将要到来，则没有未来的时间；如果没有任何事物存在，则没有现在的时间。”时间与空间的总和即是“永恒”，即是“宇宙”；时间与空间都是“永恒”的同一个性质，是“永恒”同一性质的不同呈现方式——何况作者本人已在《阿莱夫》里明确地写道：“我（在阿莱夫中）看到一个永远忘不了的女人，看到一头秀发、颀长的身体、乳癌……看到曾是美好的贝雅特丽齐的怵目的遗骸……”这就是说，“我”不仅看到了物象（空间）本身，同时也看到了时间对物象（空间）的描摹过程——从这个层面看，《阿莱夫》与作者的另外两篇作品，《博闻强记的富内斯》和《永生》一样，探讨的实际上是同一个主题，即有关“永恒”的主题，或者“永恒”主题的一个派生主题：“当一个个体承担了全部（永恒）……”

《博闻强记的富内斯》中的伊雷内奥·富内斯，他承担永恒的方式是不会或者说无法遗忘：在被一匹淡青色的马从背上甩下来之后，富内斯获得了不可思议的记忆力，凡是看过一眼的事物就再也不会忘记，而从前再遥远、再细小的事物也都被毫厘不爽地回忆起来；历史上记忆力最好的人只能看到和记住事物的表象、起始和结果，看不到其间发生发展的过程；但富内斯能看到并记住火焰与灰烬之间无穷尽的变化，以及受潮和腐烂的悄悄的进程，而且每一个视觉形象都无一例外地与肌肉、冷暖的感觉融合在一起……富内斯疲惫而不无自豪地说，他一个人的记忆抵得过开天辟地以来人类的全部记忆。

富内斯的结局是不堪重负，年仅二十一岁就死于肺充血。设计这样一个结果也许是因为博尔赫斯认同了英国神秘学家威廉·布莱克的一句断言：如果被赋予了全部存在……这个存在就会胜似世界，胜似宇宙，如果有朝一日它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会死去，就会毁灭，就会化为乌有。

接下来是《永生》。其中的马可·弗拉米奥·鲁福，他承担永恒的方式是不会或者说无法死亡：鲁福是古罗马军团的一个指挥官，因为没有建立功勋的机会而萌生了寻找永生之河的念头，他带领大批人马出发，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濒死之际找到永生之河，品尝了永生之河的水，成为永生者。故事的结局是鲁福重新出发，再次踏上寻找之路，不过这次他寻找的是能消除永生的河，因为他领悟到永生使生黯淡无光，领悟到永生就是穷尽所有的事物，穷尽全部的时间和空间，永生使永生者成为每一个人和全部的人，最终成为柏拉图式的“人”的虚幻理念，不再成其为个体的人，不成其为他自己——历经一千年的艰苦跋涉之后，鲁福找到了那条河，解除了永生之苦，幸福地死去。

《阿莱夫》中的“我”承担永恒的方式与前两者不同，不是通过记忆或者永生，而是通过“阿莱夫”，但结果大同小异：“我”在看到“永恒”时哭了，感到无限的崇敬和悲哀。崇敬是因为“我”窥见了“难以理解的宇宙”，窥见了肃穆而冷漠的“永恒”的秘密；悲哀是因为“在街上，在宪法大道的梯级上，在地下铁道，我觉得每一张脸都是熟悉的。我担心没有一张脸会使我感到惊奇……”这就是说——与《永生》的题旨几乎一样——因为担承了“永恒”，担承了全部，个体的生活于是变得毫无意义……与此同时，故事的结尾又与《博闻强记的富内斯》类同，再次提到了记忆：“我”看到阿莱夫后，“……担心回来的印象永远不会消退。幸运的是，经过几个不眠之夜后，遗忘再次在我身上起了作用。”从这个角度看，《阿莱夫》中的“我”是一个因遗忘而得以救赎的富内斯，而“遗忘”则是《永生》中那条能够消除永生之苦的河……

但是，“我”在阿莱夫中看到了一切，包括“世界上所有的镜子”，却“没有一面能反映出我”。为什么“我”看到了整个宇宙，而这个宇宙却不包括“我”？这个问题或许不易觉察，但并非无关紧要。

博尔赫斯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在《阿莱夫》的后记中这样解释阿莱夫：阿莱夫是希伯莱语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母。用它来做我文章的标题并不是信手拈来的。在犹太神秘哲学中，这个字母指无限的、纯真的神明；据说它的形状是一个指天指地的人，说明下面的世界是一面镜子，是上面世界的地图……另外，作者一九四一年初版的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中收录了一个奇特的、有关本体论的故事《圆形废墟》，描述一个梦见别人的人最后发现自己也是别人的一个梦，“他宽慰地、惭愧地、害怕地知道他自己也是一个幻影，另一个人梦中的幻影。”《圆形废墟》还摘引了英国作家卡罗尔《镜中世界》中的一句话作为题记：假若他不再梦到你……除此之外，一九五二年出版的《评论别集·时间与j·w·邓恩》中，作者写道：神学家们把永恒定义为同时地、清醒地拥有所有的时间瞬间，并宣称这是神的特性之一。邓恩令人吃惊地假设说，永恒已经属于我们人类，并且以每天晚上的梦为证。据他说，在梦中，直接的过去和直接的未来相汇合。清醒时，我们以同样的速度经历着连续的时间，在睡梦中，我们能看到一个极其广阔的区域。做梦就是把所看到的一个个镜头协调起来，用它们纺织一部历史或一系列的历史……对明天我们将认识的人，我们给他安上黄昏时看过我的一张脸上的嘴巴……叔本华说过，生活和梦都是同一本书上的书页，按顺序去读就是生活，随意浏览这些书页就是做梦……

如果我们相信一个人的全部作品其实就是一部作品，相信每一部作品又都是作者本人的“阿莱夫”，一个“诸点汇合的另一点”，那么，《阿莱夫》中的“我”所悲哀的就不仅仅是窥见了永恒之后的了无生趣的生活，还有自身的存在实则只是虚妄的真相。因为“阿莱夫”如果确是绝对真实的呈现，而“我”又不包含其中，那么“我”就只可能是一个虚像，与《圆形废墟》中的“他”一样，只是别人梦中的一个幻影，一个没有“原型”的虚像；一个虚幻的人当然不可能在绝对的真实中看到自己。倘若有一天，梦见他的那个东西（上帝、造物、绝对理念或者某个人）不再梦见他，他就会消失，就会化为乌有——反过来说，如果“我”的存在是一种真实，那么，“我”所看到的“阿莱夫”就可能只是“我”之所梦，是一件虚妄之物，虚妄之物中的一面镜子自然也是虚妄，不可能反映一个真实的“我”——但由此导致的结论并不能使“我”的悲哀得以稍减：“我”也许是真实的，却生活在虚妄里，生活在自己的梦中，这虚妄不仅包含“我”自身，也包含“我”所厌恶的卡洛斯，包含“我”所深爱的贝雅特丽齐，包含“我”的全部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说，《阿莱夫》不仅跟《博闻强记的富内斯》和《永生》一样，是谈论“永恒”主题的作品，同时也与《圆形废墟》一样，是谈论本体论的作品。对本体论的痴迷不仅只发生在博尔赫斯或者某个人身上，实际也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其根本的冲动或许源自对死亡的本能恐惧——但可怕而自相矛盾的结果仍然不可避免：如果生是虚妄，那么死自然无可惧，但生如果虚妄，生又何可欢？真正的、“无限的悲哀”或许正在这里……

除此之外，我还想尝试另一种解释的可能性，是“贝雅特丽齐”这个名字让我产生了这样的联想，因为贝雅特丽齐这个名字同时也是《神曲》中三个主角人物之一的名字。《阿莱夫》中的贝雅特丽齐是“我”所深爱和崇拜的女人，《神曲》中的贝雅特丽齐也是但丁深爱和崇拜的女人；有论者甚至认为但丁构筑他的“天国”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他所崇拜的贝雅特丽齐建立一个王国。联系博尔赫斯对《神曲》的无上推崇（“我认为文学及一切书籍的顶峰就是《神曲》……不读这本书就是剥夺了我们享用文学所能给予我们最高礼物的权利，就是让我们承受一种古怪的禁欲主义。”），我不认为他给女主角取名“贝雅特丽齐”是一个偶然，就像他以“阿莱夫”作为故事的题目并非信手拈来一样，也许确有深意。当然，仅仅一个相同的名字不足以说明问题，但博尔赫斯有一次关于《神曲》的演讲，或许能支持我把《阿莱夫》与《神曲》联系在一起的想法。

在题为《奇妙神曲》的演讲中，博尔赫斯认为第二十六歌，即关于尤利西斯的故事，是整个《神曲》的最高潮，也是《神曲》中最令人费解的故事。博尔赫斯先是援引了但丁创造的有关尤利西斯的神话，并认为它超越了《奥德赛》和《埃涅阿斯纪》的全部含义，也超越了另一部讲到尤利西斯的书，即《一千零一夜》中的《辛巴达航海旅行记》：奥德塞（尤利西斯）告别爱妻佩涅络佩后，召集他的人马，向他们提出了一项崇高的事业，即翻越赫拉克勒斯大山，横跨浩瀚的大海去认识南半球。他说他们是人，而不是畜牲。他们是为着勇气、为着知识而出生的，生来就是想认识、想理解事物。就这样大家跟着他出发了……他们航行了五个月，最后终于看到了陆地。但他们看到的是炼狱山，所以旋风从地上刮起来，刮沉了船，溺死了包括尤利西斯在内的全部人员，尤利西斯由此堕身地狱，承受永恒的地狱之火的煎熬……接下来，博尔赫斯这样说道：“就这样，我们来到了这个可怕的时刻，我们问为什么尤利西斯要受到惩罚。显然不是因为特洛伊木马的阴谋，因为那是他生命的高峰。但丁所认为的，我们所认为的（原因）乃是另一个，即那个无私无畏的事业和渴望认识被禁止且不可能事物的企图……这个故事中悲惨的遭遇到底是什么道理？我认为有一个解释，这是唯一有价值的解释，那就是，但丁感到尤利西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自己……《神曲》某节的三韵句说：谁也不能被允许知道天意，我们也不能提前知道天意，谁也不能知道谁将被罚，谁将被救。但是他竟然妄为地以诗歌的方式提前泄露天意。他向我们显示了谁被罚又显示了谁被救。他应该知道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他不可能不知道他在提前觉察不可预知的天意……因为尤利西斯就是但丁的镜子，因为但丁感到也许他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

在此节之前，博尔赫斯还提到了赫耳曼·麦尔维尔，认为《白鲸》完全符合《神曲》的结局：大海在他们的头顶上封了起来。认为麦尔维尔在创作《白鲸》时摹仿了但丁，“在这一点上麦尔维尔不得不追忆《神曲》”。

既然尤利西斯是但丁的镜子，但丁是麦尔维尔的镜子，那为什么不能把博尔赫斯看成是但丁的镜子呢？或者博尔赫斯也不过是尤利西斯的镜子？

尤利西斯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他们看到的是一座因为遥远而呈棕褐色的大山，比他们所见过的山都要高……这座山就是炼狱山。”于是“欢呼声变成了哭喊声，因为从地上刮来一阵旋风，船沉了。”而但丁“以诗歌的方式提前泄露天意……显示了谁被罚又显示了谁被救……”所以也将跟尤利西斯一样受到惩罚。那么，《阿莱夫》中的“我”呢？“我”窥见了整个宇宙和永恒的奥秘，与尤利西斯，与但丁一样，“正在触犯黑夜、上帝和神性深奥的戒律……”又将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惩罚之一种也许就是存在被消弥于绝对的真实之中。“没有一面镜子能反映出我。”

在《帕斯卡圆球》一文中，博尔赫斯说世界历史或许就是几个隐喻的历史，他援引了许多有关球体的言论：古希腊的赫诺法内斯给希腊人提出了单一的上帝，一个永恒的圆球；柏拉图在《提美奥》中指出圆球形是最完美、最整齐划一的图形，因为从球面上的所有点到圆心都是等距的；奥洛夫·齐贡在《希腊哲学溯源》中也认为上帝是个圆球体，因为这种形状是最好的，或最好不过用来代替神灵的形状；巴门尼德又一次重复了这个比喻，“本体就像一个非常圆的球状的质量团，从圆心向任何方向的力都是恒定的。”等等等等——也许“阿莱夫”就是这些圆球体和希伯莱神秘哲学中的第一个字母、无限纯真的神明、指天指地的人、镜子、地图……的混合物。

此外，博尔赫斯在《阿莱夫》的后记中认为加拉伊街的“阿莱夫”是假的。我想这是因为“阿莱夫”实际上无处不在（局部就是整体，每一样事物就是全部事物），“我看到所有的事物时是不是也看到了它？”所以“阿莱夫”本身不可能有具体的实存的形象——但作为宇宙和永恒的一个象征或隐喻，作为不可言说的言说，它也是真的，是本真的一面镜子，或者镜子的镜子。

《山花》二零零八年第十一期

城的故事(十)

40

少女觉得一切都是应当的，其中并没有偶然之处，就好比那大地上既然有山，便会生长草叶与树木，就会有人为了远眺而站在山顶上。

少女临行前对父母说，以后我必说是那教师的学生，也必说是你们的女儿，就是报答了你们吧。

41

只有一个平时疯疯颠颠的人还相信老城要拆迁，疯子说不信你们看，那城南城西阴河水已有多处漫上来，凡有点看头的树木又都大半枯死，这城早晚要拆，且为时不晚了。

疯子早出晚归，说是要为政府选一处好地建城。人问结果，疯子惨笑说，四周平地，皆埋有煤层，城若建在上面，早晚那煤层燃烧起来，城与城中万千生灵岂不尽遭涂炭？听者无不捧腹。

有一日疯子突然清醒，对人说煤层起火之事自不可能，但道理却不错。就先假设了那煤层起火，咄咄质问人：那上面的城岂有不化为灰烬的？

42

他对那铡纸的大刀竟特别的有了兴趣，常专注了神情看那刀，醒悟到一旦合上电闸，那刀只听了电的指令便会不计后果，其过程与结果便千篇一律，不可逆转。他对那专职铡纸的女工说，日后我必死在这刀下。女工听了惊诧而笑，说你不干铡纸的活，如何会死在这刀下？他听了，若有所悟。

43

那疯子自经历了煤层与城市的假设之后，竟悟了许多的大道理。疯子说你看那人的眼瞎了，耳便加倍的灵敏，人若跛了，那脚一支短些，另一支就显得长了。凡听的人都深以为然。

44

他的女儿生下来的时候，医生和护士都感到惊奇，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干净的婴儿，妻子在一旁看见丈夫多年来的阴郁神色一扫而光。

过了半年，大家渐渐的发现女儿的头脑有些痴呆，医院检查，诊断是智障。小两口伤心之余，打了证明准备再生一个，竟从此没有怀上。

女儿慢慢的大了，头脑虽有些痴呆，却长得出奇的美丽，雪肤皓齿，眼瞳里神光离合，且不喜哭，终日的只是微笑。初见者断不会发现什么异样，倒十九都惊叹她的美貌。女儿至小独独的依重父亲，那神色间的眷恋之情出自天性，更让做父亲的疼爱怜惜，到后来竟想打消那再生一个的念头，却不敢给妻子去说。爷爷奶奶也诸般的疼爱这孙女，提起来就掉泪，从心底里叹息这样一个美丽的小女孩，何至竟是个憨人呢？不知长大后如何立身哩。

做父亲的一日看书上讲，世上常有那天赋特异之人，外面的相貌举止都一如白痴和疯子。心里就活动起来，想久了，竟存了种侥幸的心思，其实明知这事太神怪，断不会落到一个平头百姓身上的，却就不由自主的喜欢时时观察女儿的举止好恶。

爷爷奶奶在院子里种着喇叭花，他小时候是常摘下来吹了听响的。有一次他抱了女儿在院子里随意走动，顺手摘了一支放嘴里吹，眼睛早看到别的地方去，女儿突然就在怀里咧了嘴哭起来。起始他并不在意，几次反复，他发现女儿的哭竟和那花儿的响声有关系，心里似有所动，就扬声唤了妻子过来，吹响了花儿让妻子看。妻子果然也惊奇，想了半晌，突然异想天开，说这花儿的响声细小凄厉，有如抽泣，女儿听了会哭，怕是个有大悟性的人，长大后说不定能当诗人，当音乐家吧。

他听了也只一笑，心里却大大的诧异。

后来就有意放一些磁带给女儿听，暗暗在心里期待着。那磁带的内容是没有目的的，只捡了手边和借得到的拿来放，或是流行歌曲、或是古典音乐，有时也放民乐和轻音乐。女儿听着，在他眼中，那种种神情就有些特别，比往日有更多的情绪，或嬉笑或静寂，有些在他听来极为枯燥的，女儿的神色竟是肃穆的。他暗暗称奇，觉得大可以下一注，只是女儿年岁还小，也不知从何入手，事情就过了。

眼看女儿到了快读书的岁数，那脑筋仍旧是痴呆，话倒说得清晰了，只那话的内容还是三四岁孩儿的童趣，心里就烧起来。

见女儿越大越是美丽，那美丽是见惯了的他都时常惊异的，反衬了头脑的愚呆，时常让他对人事有了些神神怪怪的看法。听说打击乐小孩最容易掌握，就四处打听小孩学打击乐的事情，想让女儿学学木琴或者扬琴之类。听说市一中有个教师是省城音乐学院毕业的，就和妻子商议，妻子不信，却又没主意，只得依了丈夫，去试一试。

俩人选了周末的晚上，买了贵重的礼物，一齐携了女儿来访老师。

教师住在一间平房里，听了俩人的来意很高兴，说既然瞧得起，一定尽力而为。待听了俩人说女儿的情况，又不禁沉吟，说先试一试女儿的节奏感和乐感。俩人听了都耽心，妻子竟不敢看，借故要去访另一个熟识的老师，问了方位，自己去了。

老师抱了女孩儿在腿上，使了方法，让女孩子照样去做，女孩儿痴痴呆呆，只红了小脸嬉笑。试过几遍，老师脸上的笑就有些勉强，碍着他在场，又强打了精神从头来过。

他在一旁看着，那心就渐渐的灰了。先头还顾全礼貌，一直挂着笑，后来那身心实在承受不起，就先开了口，说这孩子怕是不行的了。那教师听他说话，也就势收了手，抬了头看他，那眼里尽是歉意。他不敢接那目光，强作了镇定，把女儿抱过来。女儿一挨着他，就把脸去贴他的胸口，口里嘻嘻笑了，那声音竟银铃似的悦耳。他把头低下来去亲女儿的头顶，女孩儿觉得痒了，笑声高扬起来，直把小脸仰起来，去就他的嘴。

他突然发现女儿的眉目美得有些异样，不似一个活人，像是人心不能设想，只能向往着的一样东西，心里忽地酸楚得很，哽住了喉咙，就要流出眼泪来，不好让老师看见，只顾低了头假装调弄女儿。女孩儿看了父亲的泪眼，竟似有所悟，渐渐收了那银玲似的笑声，呆呆地看他，那眼里先有极亮的光流动，似一个人要大觉顿悟，又似要堕入蒙昧，最后那眼里尽都是怜悯之色。他突然警觉，直看了女儿的瞳眸，恍然有种绝然的陌生，一时间两人都呆了。

老师坐在一边有些尴尬，不好作声，见他没有要走的意思，心里就觉得需说点话打岔，想如何开口让他把礼品带了回去，又想他断然是不会提回去的。正在心里盘算，忽一下看到他眼角有泪光在亮，心里也难受起来，觉得如此美貌的女孩子，却偏是个有缺陷的人，做父亲的舐犊情深，旁人看了也心酸。又暗自庆幸自己的一个男孩相貌平常，也远不是聪明的人，但心智健康，顽皮憨直，也不能说不是一个神气。这样感慨着，就又想起了早年间一段旧事，忽又听见那做父亲的呜咽一声，不觉心里一震，顾不了首尾，只想说出来，怕不是个话头呢？

待他稍稍平静，那老师就说音乐这一行，最是讲究天赋，不似担水挑泥，下力就可以的，再说这艺术的事情，说不清楚，纵有了天赋机缘，学了也无甚好处。就说起自己以前的一个女学生，是自己见过最有天赋之人，除了天赋，那性格也是个立大业的，不过跟自己学了一年多，轻易的就考进那大城市的音乐学院，在学校里也是用功善悟，不到三年级，就有人请她录磁带，虽然唱的是别人唱红的歌，但也可看出此人的聪慧吧！那人在学校是小小的名人呢，假以时日，怕不会闯出一路的风光？这人竟自杀了！是一个同学写信时说的，还说死得惨烈可怖，是从八层楼上跳下来。那楼可不是一般的居民楼，是教学楼的八层哩，一层抵得过两三层，那同学说血喷了丈多远，公安局的同志来验尸，要用尸袋装了去，竟抬不起来，你猜为什么？恍眼看了是完整的，其实人已砸得粉碎。最后是人带了胶皮手套，一捧一捧装了去的。后来过了好久，还有人在出事地点看见星星点点的血迹，雨似的稠密。

他听得惊骇起来，一时间忘了自己那小小的悲哀，追问人死的原因。老师说自己不清楚，那同学的信里也没说明白。

他正呆呆的出神，老师忽地笑起来，说，你猜这人的父亲是谁？

他不及问，妻子已推门而入，他心里一惊，忙抱了女儿站起身来，对妻子笑说，老师觉得我们女儿行哩，只太小，还不能学。妻子听了大大的欢喜起来，老师也说人太小，五音还没长全哩。

两人谢了老师出门。老师忽然想起桌上的礼物，连忙提了追出来，见两人抱了那孩子都去得远了，想了想，就提了回去，心里微微的扫兴。若说了那人父亲的名字，必会让他们大大的吃惊。

两人抱了孩子一路回家，他就给妻子摆人自杀的故事，妻子听了也恻然。他突然想起那人既是教师的学生，必也是这城里的人，自己听得入了迷，竟忘了问。

怀里的女儿忽然嘻笑起来，俩人都低了头看，他觉得女儿的笑竟是无比的灿烂，就想，各人有各人的造化，也就有各自的生涯，像女儿这样又焉知她今后的祸福呢？

这样去想，心里就觉得释然了。

45

这一次那老城是真的要拆了。只一两年之内，这百年的城便会消失，从此不复再现，这让老城人的心里生出百种的感喟来，有老人舍不得院中的树和祖宗的气息，就哭，后人安慰说：那新居也会住得老的，再说了，城虽是新的，那人还不都是旧的？

                                                        (全文完)

                                                                 一九九六年<花溪月刊>

城的故事(九)

36

小城的领导班子眼看又到换届的时候。

少女的父亲快到退休年龄了，就有些忧心，和母亲都不大说话。几个哥哥和嫂子频繁的出入六号楼，坐到很晚，又都出奇的勤快和温顺。终于母亲召开了家庭会议，四个哥哥一致要求父亲再干一届。父亲精力过人，且名声不错，上下的关系也还好，想想法子是应该可以再干一届的。有个哥哥甚至证据确凿地说上面就有这个意思。要紧的是得“跑一跑”。

母亲出主意，说先去找地委书记探探口气，大哥却建议不如直接去找刚从省里下来的管人事的副书记。就这个问题大家争论了好久。 权衡来权衡去，都没个主意，父亲心就烦了，说不干了不干了，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父亲站起来想走，几个哥哥就急，说不为自个儿考虑，也该想想家里的人啊！大哥承包了一个工程，正缺着材料，二哥三哥各在城的两头开了两家舞厅，那税务和公安一直都照顾着哩，父亲真下了，人情淡漠，谁说得准呢。四哥手里有三个专利产品的线索，又有南方某城市廉价的电器可以代销，正筹备办一个公司，需要父亲筹钱应付验资，几个嫂嫂又都厌倦了所在的单位，想要换个舒服的环境，父亲如何能下？

父亲听了就真火起来，绝然地说，你们这是合伙谋害我哩！

大家见话说重了都不吭声，只把那眼色递给母亲，母亲示意大家不要再说，自己晚上就和父亲说了大半夜。隔壁房里住着少女，听了，只微微的冷笑，竟在深更半夜的把唱片放起来。

父亲终于同意了母亲的建议，决定去找书记，旁敲侧击，探探口风。

第二日晚间，父母打扮停当，就乘了那高轮子的吉普车，到地委大院去找书记。

一进门，两人心里都打了个咯登，那管人事的副书记赫然在座。父母俩人都是官场上厮混了多年的人物，即时换上惊喜的神色，上前寒暄。那副书记正和正书记谈着什么，两个心里惴惴，又不好即刻就走，就只好在沙发里呆坐着，先一起看电视，后来又和书记家的小保姆说话，问小保姆家乡的山水风物。后来话都问尽了，再坐一会就显出不自在，书记觉察了，就停下来，问他们是不是有事情。两人先都怔了一下，心里急急地想，又都齐声回答说没事，就来看看书记。书记是个直脾气，就笑着说：你俩口子平日难得来，今天来了，又碰巧我有点事。两人听了脸上都尴尬，正在说话，副书记开了腔，说如果你们有事就先说，两人心里急起来，几乎是愤然地说没事，就只是看书记的。

副书记要告辞了，就随口的说，我先走一步，你们有事你们谈。这本是句说顺了嘴的客套话，父母两人却心意相通，都定了主意，一齐的起身，说真的没事，我们也告辞了。大家和书记依次握手，一起下楼来。

副书记乘坐一辆白色小车，看了父亲的车，说这车好高的轮子，父亲说是下乡时方便。俩人就在高轮子吉普车前握了手。副书记转过身准备上自己的车，父母紧跟两步，都说慢走慢走。副书记开了车门一弯腰，忽然想起来，把手伸给母亲去握。母亲慌忙间抓牢了副书记的手，被副书记热情的双手一抖，心里就更紧迫的慌，脱了口说，我们今天就只是来看看书记的。

副书记一怔，就笑起来，说我是给书记汇报一下市委精减人员的事情。大家都一齐点头，各自上车，一个往西，一个往东，高的高、低的低，都去了。

车开出不到一百米，父亲看了一眼司机，压低声音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你这蠢不死的蠢婆娘。母亲其实早已省悟，一时还存了侥幸之心，经父亲一说，再忍不住，把手捂了脸哭起来。

再说那个管人事的副书记，上车坐稳后，低了头想，越想越觉得今天的事透着蹊跷，从后面换上前排，给司机说坐后面有点晕。车开了几分钟，副书记就问司机，少女的父亲怎么样，司机平平淡淡地说，也没什么，人据说还可以的。副书记有些惊讶，又问少女的父亲家里的情况，司机据实说了，副书记听了就皱眉头，再问一句，四个儿子都做生意？司机说好像是，不过具体的并不清楚。副书记心里微微一动，有些兴奋，那手在座包上紧紧一捏，又松开来，想想，把一个念头压了下去。

一个月后，书记和副书记一起找少女的父亲谈了话，少女的父亲就按程序退了。

有一家公司从各方面考虑周全了，把父亲聘了去当销售科的科长，父亲活了似的又有了口气，兴致勃勃的重又收拾打扮起来，天冷了，就去买一顶呢帽来戴，在镜子前照了许久，给母亲说怎么看都不像个官样。晚上看电视，就仔细观察中央委员和中顾委员有戴呢帽子的，几天后恍然大悟，把呢帽后面拍扁了，再戴上，就觉得全身的感觉都到了位，很得意。女儿站在屋角，冷眼看了，觉得时日紧迫，像枪口抵在后腰。

37

老城妓女渐多，傍着个老板，共居一年半年，积得一笔钱，就到新城租一门面，开时装店。新城一排排时装店，便都有一个美丽风骚的老板。

再过半年，雇了可靠之人看守门面，说要到某大城市打货，独自上了火车，一路到省城，再换乘飞机，飞到大城市，进一家中大医院，花二三百元，让医生把处女膜仔细修复完整了，一路满面春风的回来。

再半年，就嫁一个穷酸的读书人，或者尚未成名的艺术工作者，过蜜样的生活。

此老城妓女宿命。

如是的，人便认可说，人家都开时装店了，还怎样？不如此，便不彻底。且秩序不能乱，必先开时装店，后才去大城市，秩序若乱了，人便觉其古怪，怀疑其意是在充姑娘下海。

38

学校的音乐教室里有一架老旧的钢琴，音色很好，只是一些键有些坏了，还将就用得，少女的大部分课程都在这里上，她每天下午下课后就去音乐教室里练琴，钢琴的声音一直响到很晚。那琴声里常流露出一种绝然与急不可待，老师误解了少女的心思，就安慰她说，欲速则不达！少女微微在心里冷笑，并不分辨。

操场靠近大门那儿有一棵枫香树，上面住了几只麻雀。少女练完琴，由一个哥哥或老师护送回家时，常就能看见那几只麻雀缩成小小的一团，毛发蓬松，肮脏且贫寒，少女的心胸就常会为此空旷出一派肃杀之意，仿佛那是天地间几个小而又小的悲剧，被她在无意之间看见了。少女觉得有些冷，明白地发现秋天已经来了许久，冬天必又快来了，她回忆着小城四周群山被大雪覆盖了的情景。那真是无边无际的干净哦！她想。

39

这一次他醉得有些厉害了，但那头脑仍然清醒得很。只是软得不能动弹，耳里听见满屋子的人在说话，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应了，就硬撑起来坐着，看见两个同样喝醉了的朋友在频频拥抱，互相说热情奔放的话，他的心里微微的笑，几个女孩子记得也喝了酒的，这时聚在一处说着什么，有人脸上露出同情的表情，有人严肃了，另外有人直接的义愤起来，旁边的人被吸引过去，有人调转了脸看他，那神色有些古怪，他对那人笑了一下。后来他听见有女孩子哭起来，人们劝阻她的哭声，有人骂起来，突然之间有人出现在他的面前，点着头冷笑说，俏市！你很俏市！非常的俏市！你俏市得很呢！他不懂，还是看得出不对来，就想支撑了站起来，那人用手一推，他复又坐倒了，有人过来拉开那个人，那哭的女孩子也拉着说些玄妙的话，他听不懂，但恍然的有些明白，后来他觉得自己是非睡不可的了。他听见最后有人说，对，应该是这样的！

醒来的时候发现那哭的女孩守着他，他刚想问，就有秽物从嘴里涌出来，他强忍了，冲到卫生间去大吐。那女孩跟上来，给他捶背，去找毛巾和清水来。等他吐完，又扶他回房在床上坐了，坐在他的旁边。

女孩突然捂了脸哭起来，听不见声音，只见她肩头抖动。他心里已料到几分，借着酒意问女孩子，女孩捂了脸不开腔，只是点头或是摇头。问完了，他有些感动，用手去搂女孩子的腰，女孩扭一下，反过身子搂了他的肩头哭。他在心里微微的叹气，有些茫然。后来女孩子不哭了，静静的伏在他的胸前，又抬起头来，对他笑一下，他心里微微一动，那手就搂得紧一点，用嘴去吻女孩子的头顶，嗅到一股浓浓的发胶味，肚子里有股气蹿上来，有隐隐的恐惧和期待。女孩子却在这时仰了头，鼻子里哼一声，用嘴去就他的嘴。两下子一撮，又急急的分开。他突然紧迫的想小便，忙就摄了心神，把头偏了，女孩子刚好就用嘴凑了他的耳，那喉咙里像塞了干燥的木粉。你爱怎样就怎样吧，我不会怪你的。我要干什么呢，他想。他发现胃里的酒没有吐干净，醉意涌上来，梗在喉咙里，头脑里。他说我想和你睡觉。

说完他就觉得自己真想这么干了，非这么干不可的，突然那股劲儿又松下来，觉得身子虚弱得很，就催促了说行不行、行不行，你说行我就去把灯关上，不行我就到客厅里去和他们睡。

他觉得要想这个问题费力得很，就嗫嚅着说等我起去把灯关了。嘴里说话，身子却动弹不得。他有些生气，说这身子怎么就站不起来呢？

女孩却撑起身子，说你真真心心说一句，是不是真心喜欢我，我是再经不起的了。他说你威胁我！他觉得那张脸其实是极好看的。

女孩看着他，久了，叹口气，起身去把灯关了。

后来他平躺在床上，觉得被子里热烘烘的难受，就把脚伸出来，触到一种冰凉的圆滑之气，他把被子拉过一个角来，放嘴里恨恨的撕咬几下。女孩子却慵慵的横了半个身子，连头一并压在他的胸上，他又一次嗅到那浓浓的发胶味。

他抽动嘴角，笑一下。他说我要看看血。

女孩一抖，爬起身子来，急急的穿衣裤，她说我到卫生间拿给你看。女孩趿了鞋子，朝卫生间快步走去。他冷笑一声，也穿了裤子跟上来。女孩一闪身进了卫生间，砰的紧闭了门。他重重的敲了一下，里面没有声息，那胸口里倒咚咚的响起鼓来。他轻轻叫了一声女孩的名字，听不见回应，就突然暴跳起来，重重一脚，门大大的一响，客厅里有人咕咙一句，他微一迟疑，忽又想起朋友的父母都不在家的，又重重的踢了一脚。

他对着卫生间的门，用重重的、压低的声音说：阴谋！一个！

城的故事(八)

29

那个体老板的女儿再见了那中意的人，胸口竟会大动。后来难得见了，竟也忘了。接下来又继继续续谈过几次恋爱，有看中她姿色的，有图她嫁妆的，等终于有了知心的，却以为十分可疑。最后，人就麻木起来。突然想起那人，心口一酸，觉得越发的好了，梦里常和他裸了身子相拥而睡。醒来，就用被子蒙了头，小声哭，哭够了，身心都觉得轻松，才恍惚的睡过去。

30

他开始试着穿一些时髦的衣服，在休息日的晚上和开车的朋友去马路上闲逛，偷偷地学着朋友怎样去挑逗那些快乐的女孩子。他并不开口，只是站在一旁微笑，那目光却注意朋友和女孩子们的表情，耳朵听着，心里记着，他发现那些女孩子并不厌恶朋友的轻薄的言语，相反却为朋友的每一句调皮话发出由衷的笑。她们总是两个或者三个拉着手在一起，朋友上前搭话时，她们悄悄笑着，互相使着眼色，咬耳朵，说着说着就大笑起来。朋友并没有一点儿尴尬，心里雪亮似的等她们笑完。问她们笑什么，又常是朋友问下一句话的理由。

他心情开朗起来，性格也活泼了。他在心情轻松的时候，发现自己实在是有很好的口才。他看完过许多的书，常有一些漂亮而机巧的句子从记忆里跳出来，于是他说的调皮话就比朋友的多了几个弯，那些女孩子需回味几秒钟，才恍然大悟，那分量似乎就比朋友的重了许多。

他的朋友多起来，好多旧日的伙伴重又聚在一处，人是都大了不少，却又还都是好事的年纪，常常就一群一队的在夜晚的老城街上高声喧哗打闹，引来路人的侧目和孤身少女的惊恐。有时他们聚在一个伙伴的家里，打麻将，或是弹吉它唱时下流行的歌子。和偶然碰在一起的人交谈。有时突然间会有一段旋律钻进谈话时偶然出现的空隙里，牵动他的胸口微微一动，想起那个住在深院里的少女，心温柔而细致的颤抖一下，就过去了，并不去深想，重新延续着刚才的谈话。

他和女孩子谈话时，不再有一丁点儿的害羞了。他发现自己是这一群人中最漂亮与最高大的，而且他不相信这一群人里有谁会像他那样读过许许多多的书，在阅读时他体会了许多微妙的感情与心境。他骄傲地想，更不可能有谁像他那样，曾经长时间地对一个女孩子怀抱着那样干干净净的爱情了。他悄然地注视着他的朋友们，感到他们于他亲切而熟悉，他和他们是完完全全的一种人，但只要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区别，他就觉得自己完全是可以蔑视他们的，而这一点区别就注定他不可能再是另外一种人了。

他恍惚地回忆起在思念那个少女的日子里，种种的事件与心境，都残片一样碎着，有的明晰，有的暗淡，都被一种无以名状的心情始终贯穿了，衬托着像开放在夜的幕布上的星宿。

他悄悄笑着叹口气，那回忆的眼遥遥的看着自己，有微微的伤心从心里烟似的飘过去，却又有一种流尽了泪之后的轻松，洗刷过一样澄彻和宁静。

那些记忆里闪烁明灭的光阴是一本完整的书，他看完之后用布轻轻的裹了，刚才却又揭开一个角，在没人注意的时候悄悄地瞟了一眼。他恍然一下，从里到外的一抖，像大寒的冬天从屋外进来，靠近那火热的炉。

31

少女心中的愿望成长着，渐渐的长成一棵有浓荫的大树，覆满了整个的心胸，那愿望终于按捺不住，变成了心中奔突的冲动。

晚间少女躺在床上，两眼呆呆的望着天花板，仔细地回想那曾在心里激起来的种种美妙的境界。那美妙是如此真实而贴切，断没有一丝儿牵强和虚假。少女想着心就热烙起来，阵阵的冲动涌上来，直逼得人喘不过气。这时候她迫切的想要做一点什么事，她脑子里呈现出种种的形象与旋律，或是一段没有头尾的妙语，再不就是一片无数色点合成的艳丽，那文字，那形象，以及旋律和艳丽之间并没有关联的空白之处，正恰好是少女阵阵冲动的根由，她恍惚的潜意识里，似乎就是想弥补这些空白之处，这些残言片语像一个真相的种种征兆，像被重复用过多次的复写纸上隐藏住的一句完整的文字，又像听着一首歌正在精彩之处，电却断了，那没有击中目标的心意激得起人的愤怒，也激得起人的向往。

那冲动是如此强烈的迫切，让人有点想自虐，又想虐待别人，那双手弯曲了紧张着，想寻找一个会惨叫的活物，也会流血的活物。

32

老城二街上一代名医农历二月初三西归，按日行规律，用极复杂的法子把遗嘱埋于隐秘处。遗嘱里记一方子，用猫头鹰两只烧来吃，可以治脑血栓。

33

那城市统共就那么一个公园。

那小小的人工湖用栏杆围着边，有人把一匹马拴在栏杆上，马色白而短胖，肚子滚圆地垂着。有人付了五元钱，马的主人就把他扶上马，缓缓牵了绳子，走上一百米，有会骑马的，要马快跑，主人就叮嘱了要小心，自己则骑了单车一面吆喝一面跟着，那马倒也会跑，但见它已经十分用力了，却跑不快。跑完了，会骑马的人很不满意，那马也委曲，主人很心疼，默默的接了钱，怔怔回到原处。

他就坐在离马不远的地方，把一张报纸看完了，就有些茫然，不知下面做什么，把报纸放屁股底下坐了，视线抬高，去看湖对面的山。

有一个少年人穿了流行的衣裤，从他的后面走到前面，耳朵里塞了耳塞，站在河边手扶着栏杆，也看那山。

他看着少年人的后背，心里有隐隐的感受，但也还不明晰，少年用脚尖轻轻打着拍子，突然把头向后一仰，做了个夸张的动作，把一枚石子踢进了湖心，嘴里快速地念叨着一句话，那屁股在腰下面左右一晃，转过身子远远的去了。

他觉得少年人的屁股左右一晃，有种很特别的韵律在里面。他想了想，发现自己不可能做得出来，只有少年人才能够这么左右一晃，晃出那样美妙的柔软的意味来。他静悄悄地悲哀了，又有些可笑。他低声把自己的年龄念出来，细细品那数字意味着的含义。他仍然是年轻的，可再也不是少年人的那种柔软的含义了，那柔软里有一种韵律永远不复再现。

他恍然省悟到有些东西会越来越少，最终那向往会被推到一个极限，一个尽头而无可再推，他无可奈何的前进或许最终会和那极限碰个正着，和那向往碰个正着。

他惊恐地想，那定是个令人恐惧而焦虑的时刻吧。

34

老城有一人，趁天黑不辨五指时投河。临河居民互相使眼色说，又死了一个。

35

老板见女儿年岁见长，早到成婚年龄，却又左一个右一个换朋友，就有些耽心。恰又有些风声传到耳里，生怕女儿失了分寸，就发出话来，四处托人物色。女儿心早灰了，说要读文凭，都辞了。老板生了气，暗示姑娘家最重要的是名声，不可只图了玩，闹出事来。这话正中了女儿的心事，就不依，哭闹了几场。老板微感内疚，悄悄约了女儿好友来陪，好友知道女儿心事，暗暗感叹，且思想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