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这是即将出版的一本书中一篇导语.放在这,欢迎讨论.所以这样,是看到在博客中已经就此一问题讨论起来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本人会适时参与讨论.

选择的记忆问题

这一组文章包括四篇:《有记忆的选择》,《选择的错误》,《习性经济学》,《说话的方式与思考的方法》。这里关注这么一个问题: 前一次选择与后一次选择之间有没有连续性? 或者说, 选择有没有记忆?

新古典经济学发展到阿罗—德布鲁体系,已变成一个严谨的分析框架(范式)。但是,这个范式的一个致命问题是,它假定人们的选择是没有记忆的。按照这一范式,人做选择时, 是把所有问题放在一起通盘考虑的综合决策，但是选择却没有连贯性，上一次选择和下一次选择是没有联系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孤立的最大化计 算，即逐次最大化。这就是说你今天的选择同明天的选择之间没有联系,一个人的选择在时间上没有连续性,即假定人的选择没有记忆,相当于假定人没有记忆。事实上, 这里我们发现, 新古典关于人的假设有一个根本的扭曲, 即它假定, 人有计算能力(包括信息收集和处理), 这就是所谓理性, 但没有记忆力。概言之, 没有记忆的理性人。所以作为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分析框架可以称为:无记忆的选择理论。

无记忆的选择理论存在逻辑上的悖论: 无记忆的理性选择有无法根除的任意性。以前的老制度主义者（包括凡勃论，康芒斯以及米契尔等人）早就发现了无记忆的选择理论的逻辑问题。最大化计算行为本身有消耗 （至少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如果每一次选择都要如此这般处心积虑地算计一番的话，那么计算出来的最大化行为方案可能因计算行为的自耗很大而变得恶劣无比。J．M.克拉克后来进一步发现。这个问题在理性最大化的框架内无药可救。或许可以诉诸理性来寻找一个关于计算行为本身的最 大化行为方案（即计算一直进行到计算行为的收益和成本在边际上相等便停止计算）。问题是，对最大化计算行为方案进行计算（如果不计算又怎么知道是最大化计 算行为方案）一样有消耗，这样就陷人了无尽的递推之中，这种递推的每一步又同其前一步一样，基础是任意的。因此试图诉诸理性来寻找计算行为本身的最大化方 案有无法根除的任意性。

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找到一个事例, 这就是《有记忆的选择》那篇文章中所讲的那个例子, 它揭示了个体真实的选择过程: 以后的选择总是在以前选择的基础上所作的一种边际变化,在一次选择之后的活动过程中获得的新知识(是作为活动副产品的经验知识),是促使人们对以前的选择作边际改变的原因。选择基于经验知识,经验知识是累积变化的,所以选择是逐步演化的。对此,本文称之为有记忆的选择。记忆相比计算, 是人一种更根本的能力。正因为记忆, 下一次的选择往往基于上一次的选择。然而, 在上一次选择之后的活动过程中, 会知道上一次选择所漏算的隐形的损益(这种信息或知识是活动的副产品), 再反馈于选择, 会对上一次选择进行修改, 从而构成了一个行为(选择) 演化机制。同时不同个体之间的选择也是有沟通的, 有时候直接复制他人的行为(选择), 之后会发现这个选择隐形的损益(活动的副产品), 再反馈于选择, 对仿效的选择进行修改, 选择就内部化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写了一篇文章，大意是每一轮大的升势和跌势都有一个核心事件，事件的大小决定一次趋势的幅度。从一千六百多点以来的这一轮升势，核心事件是四万亿，如此而已。意思是说，行情接近尾声。担心有人读不明白，一天之后，又加了一个补记，明言趋势已经很明显了。白纸黑字，写在那里。

从事学术的人，预测指数通常是犯忌的，一方面是因为预测指数不属于分析的范畴，另一方面靠写股市文章赚点击量，对于我们这个行档的人来说，有点可怜。但是，看到众多散户用血汗积蓄，在股市博傻，看清了，不说出来，就有点残忍。

在这里，我要指出两点，第一，这一轮升势，一直只涨小盘股不涨大盘股，说明这只是局部升势的小级别行情，总共涨了一千多点，就这个样子了。第二，最近一段时间，持续了好几个月，看盘可以明显发现，上涨的动能衰竭。这情形就如同看到奄奄一息的老人。

跌几天之后或许会反窜一下，但四万亿这个故事是演绎完了。我也相信，有一天会涨过一万点，但要等到中国成为世界上新知识的一个重要源头，发明创造源源不断之时。到那个时候，股市就会来演绎这个故事。

本人曾经在某个场合，脱口而出：与其选来选去，不如抓阉。听者无不目瞪口呆。不瞒你说，看过一些闹哄哄的选举之后，真设想过这样一种场景，设置一些门槛条件，符合条件者，身份证号码输入电脑，在某个特定的喜庆时刻，比如除夕之夜，由某个喜庆人物，比如百岁老人，点一下按钮，数字翻滚，随机减停，此时出现的这个号码，就是大位之人。抓阉抓出来的人，比劳民伤财选出来的人，不会差到哪里去，选来选去选出来的人不过是平均水平，但抓阉的成本却只有选举成本的一个零头。这里，我谈论抓阉是严肃的。选举不过是一种玩儿法（游戏规则），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种玩法，抓阉就是其中一种。如果一种潜在的玩法有可观察的替代优势，为什么不可以一试？

不要把民主（投票选举）看得那么神圣，这是一种有严重缺陷的玩法，致命的地方同专制一样，是对自由的损害。不同的是，一个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一个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前者产生媚俗，后者产生阿谀。民主并非一些人所标榜的普世价值，自由才是。这种玩法，当今世界，美国相对而言，玩得好一点，原因是权利法案，对个人自由有比较周密的保护。尽管如此，也不能杜绝民主对自由的损害，依然有这样的现象，投来投去，我的钱就跑到你的口袋里去了（转移支付），这同打劫在性质上是一样的，说起来好听一点罢了。针对这一点，我曾经顺着公共选择理论的逻辑，寻找补救之法。想到的一个办法是，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以纳税额为权数，加权投票。换言之，同股份公司的投票规则差不多。事实上在投票选举的早期，投票权是不平等的。可能是同平等的诉求相抵触，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平等是一种容易引起广泛响应的人间诉求，但是这是一件皇帝的新衣，人间的真相永远是不平等，而且所有个人的努力也是追求不平等，可是却诉求平等，这是一个悖论。客观上，如果人间真是处处平等，这其实是一种可怕的局势，类似于物理世界的死寂。是的，民主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平等不过是皇帝的新衣，只有自由是唯一的普世价值，这就是所有个人都有一个谁也不能侵犯的私人领域。衡量一套制度优劣的关键变量是个体的自由程度。

具体到台湾这个小岛搞的投票选举，被一些人标榜为华人世界第一个这么玩的地方，此种说法含有台湾是榜样的褒意。从2000年开始，观察台湾大大小小的选举，却发现其中隐含一个悖论性的问题。

溃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实行了几十年的戒严统治之后，在蒋经国死后不久，突然改变玩法，搞宁静革命，实行投票选举。这一做法隐含一种令人惊异的混乱逻辑。按照他们坚持的民国宪法，在当时及现在的条件下，投票选举的最高层级只可选到台湾省长为止，再往上就不能选了。怎么选嘛，宪法中是一个完整的国家版图，在两边分治的情况下，另一边的选民怎么处理呢？完全不管另一边的选民，由一边选出来的又是个什么官呢？同那些彻底分裂为两个国家的情况不同，两岸是一种分而不裂，藕断丝连的特殊状况，在法定的框架上相互包含对方，实际上又是分治的。面对这种情况，从台湾的实践来看，事后的启发是，正确的步骤为，必须先把是统是独这一问题解决了，之后才可能搞正常的投票选举，至少最高层级的选举在统独问题没有解决以前是不能启动的。在分而不裂的情况下，国家的范围处在一种不确定的状况，而一个具体而确定的国家是大选的前提条件。台湾在基本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搞所谓大选，产生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现象。

分而不裂，统独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引入选举，一方面把不同的问题混淆在一起，无论什么选举最终都被政客操作成统独对决，这有客观上的原因，按逻辑，必须先定统独，才好谈政见。另一方面，在统独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引入选举，反过来把统独问题变为一个难解的僵局。

台湾社会撕裂成两半，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人口结构，蓝六绿四。大大小小的选举，双方的得票率围绕这个基本结构有细微的波动。把统独问题通过选举诉诸民意，结果是：独不了，统不成。一个如此撕裂的社会，面对一个如此分歧的问题，最终形成一致认识的概率为零，形成高度共识是极小概率事件。无论经过多少次选举，这个问题将悬而不决，没有结果。要命的是，独不了，统不成，象处在半山腰的球体，这不是一个社会的稳态。换言之，分而不裂之下的统独问题不是一个可以久拖不决的问题。其中的一个现实困难是，独不了又统不成的台湾出现在国际场合是个什么身份呢？现在的权宜之计是用奥运模式勉强应付。当台湾的政客把投票民主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引入，又在基本条件都不具备的条件下实施，不但在台湾内部产生巨大的内耗，而且给两岸关系带来无法预料的变数。

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差不多人人反对战争，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战争呢？我的解释是，有些复杂的局势，冲突各方，在现有的知识约束下，找不到双赢的方案，如此战争就成了解决冲突成本最低的方案。是的，战争是无知的产物。台湾引入投票选举以后，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难度是陡然增加了。但愿两岸的同胞在对和平的坚守中用智慧最终找到一个皆大欢喜的解决方案。

前不久流传一则消息，某只股票十大流通股股东中出现几位影星的名字。这只股票连续涨停的时候，谴责之声也连续出现，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白纸黑字，说人家搞内幕交易。于是，这些影星赶紧声明，不炒股。但没人相信，其理由是，不会这么巧，几个人都同名同姓。后来相关主管部门一查，此人非彼人，的确是同名同姓，几个都如此。这么巧的原因，可能是有人布局。从网上查到这类消息，有人出高价购买与明星同名同姓之人的身份证，开设股票帐户。好象明星都握有鲜为人知的内幕消息，他或她现身某只股票股东的名单中，这个公司就有了不得的事情要发生。进一步的现象是，一群散户信以为真，跟风而上，哄抬股价，布局者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当年的空城计被后人演绎得神乎其神，现在一个小骗子在股市里就可以把子虚乌有搞得很逼真。从他人的行为中来获取自己行动的信息，这就是所谓从众现象或羊群行为。比如说自驾游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选择用餐，一个办法是哪家饭店外边停车多就选择哪家，这就是从众。这是一种节约信息费用的办法，从这一点来讲，从众是一种理性行为，把一切从众行为斥为非理性是不明事理。但是必须看到，从众行为是有陷阱的，哪家饭店外边停车多就选择哪家，一些骗子会制造人气，没什么人来吃饭，但呼朋唤友，在饭店外面摆满车，造成一个宾客盈门的假象。不知道买什么股票好，有些人跟官太太买，有些人跟明星买，骗子就去买与这些人同名同姓之人的身份证，制造一个该股有大事要发生的假象。从众行为隐藏的陷阱是，如果源头信息是假的，会产生一场闹剧。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在大街上逃命似的奔跑，一个跟一个，所有的人都夺路而逃。是的，这样的闹剧是可以导演的，而且没什么技术含量。

之所以说这些人为导演的闹剧没什么技术含量，是因为这些把戏容易识破。以明星炒股这个案件为例，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讲，其实那些大腕是不可能去二级市场炒股的。某人用十万元买入某股票，持有一年卖出，得十二万元，不能说这个人赚了二万，因为你没算十万元资金一年的机会成本。比如把这个钱存到银行，有利息。那好，就算三千元利息，那他还赚一万七。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你还没算时间的机会成本。把时间用于炒股了，这个时间就不能作他用了，这放弃的用途产生的收入就是时间的机会成本。这个人是赚是赔，还要视时间的机会成本而定。这些明星赚钱的途径多，把时间用于炒股，相比其他的赚钱途径，是得不偿失。这就是说，这些人炒股，时间的机会成本之高，以至于不可能这么做。或者你会说，他或她不会天天看盘，而是有内幕消息，花不了多少时间，这叫顺手牵羊，何乐而不为呢？如果真是这样，他或她会象演戏一样使用替身，怎么可能自己赤膊上阵呢？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傻瓜把三百两银子埋在地里，上面竖一块牌子，写道：此地无银三百两。邻居阿二看到牌子，挖出银子，在牌子的另一面写道：隔壁阿二不曾偷。这些明星如果用真名搞内幕交易，岂不成了那个傻瓜和阿二！这个案件，监管当局查到此人非彼人，原来是同名同姓，就不了了之。其实，此案的要害不在于股东名单中那几个人是不是那几个明星，而是这场闹剧的导演是什么人。

此前，表明过态度，不会去测指数的涨跌，因为这是众人选择合成的结果，在一个上亿股民的市场里，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人是如何选择呢？更何况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见机行事。

放天量大跌，不少人惊慌失措，我能理解散户朋友此时的心情，毕竟被套其中的资金是多年积攒的血汗钱。此时此刻，大家最关心的是接下来会怎样？尽管我已反复声明不测指数，但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愿意与散户朋友分享一些历经多年炒股而悟到的体会。

每一个大的市场趋势变化，都含有一个核心事件。上一次涨到六千多点的这个大升势有一个核心事件，这就是股改；再跌到一千六百多点的这个大跌势，也有一个核心事件，这就是金融危机。事后回头来看，事件的大小决定了趋势的幅度。股票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这是中国特有的怪物。因此，股改成为一个绝无仅有的事件，古今中外，只有这一回。而且股改对价，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东西一支性支付。几千点的升幅是由这个核心事件的性质决定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很多人把这件事与一九二九年的大萧条相提并论，这就是说这是百年一遇的危机。尽管中国只是被波及，但是也造成经济发展趋势在短期被逆转，出口骤降，民工返乡，企业得了瘟疫一样，倒下一片。四千多点的跌幅也是由这个核心事件的性质决定的。前后一升一跌所含的核心事件，或百年一遇，或绝无仅有，却被我们先后遇到，这经历让人心惊肉跳。中国的股民，怎样形容呢？徒手博杀，伤痕累累。几分傻气，几分可爱。

回顾这一升一跌干什么呢，要知道人们关心的问题是当下的行情。那么，我就提请你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从一千六百多点以来的这个升势，其核心事件是什么呢？如果你了解是一个什么事件，就能大致判断是一个多大的行情，尽管不是那么精确。在我看来，这一轮升势的核心事件，是四万亿，如此而已。我不能说更多了，否则我就违背了不测指数涨跌的原则。

补记:这个东西是前天深夜写的,因为趋势很明显了,想提醒一下那些用血汗钱炒股的朋友们.遗憾,这两天读的人不多.再无话可讲.

查阅了一些有关人口的统计数据，其中有一组中国人平均寿命的数据，1949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35岁，2008年是72岁，其中男70岁，女74岁。我习惯于用例子思考，面对数据，在意背后的故事及其意义，而不是输入公式去求或证什么东西。读到这一组数据，我想到这么几件事：

第一，女人比男人要多活四年，可是女人却比男人提早五年退休。假设一男一女恰好是平均寿命，女人，55岁退休，活到74岁，这中间是19年；男人，60岁退休，活到70岁，这中间是10年。这种男女的差别，其中有些什么意义呢？女人既然比男人活得久，但为什么退休却比男人早呢？女人老得快，但死得慢；而男人老得慢，却死得快。是这个原因吗？如果衰老与死亡的速度并没有性别差异，那么退休年龄的差别待遇又是什么依据呢？从退休到死去，女人比男人多出9年，如果养老是一个问题，那么女人造成的负担要大得多，这是女人比男人更关心下一代的原因吗？

第二，平均寿命从35岁延长到72岁，中途夭折的人数减少可以提高平均寿命，老死的人延长寿命也可以提高平均寿命。这两者的含意是不同的，老死的人寿命延长比中途夭折的人减少意义更大，意味着衰老的速度在变缓。而衰老速度变缓是一个重要的变数，会改变人们对此前一切与年龄有关的事件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劳动力的使用。我们知道，经验知识是知识积累的一条重要途径，而经验知识的积累是同年龄和阅历有关的。为什么随着工龄的延长要不断地给人涨工资呢？因为你的知识量在增加，这种知识增量主要是经验知识。许多活动是越老越吃香，比如中医，比如技工，老师傅掌握愣青不知的秘诀。经验知识随年龄而增加，但有些东西是随年龄而衰减的，比如力气，比如记忆，比如反应速度。衰老进程的延缓意味着随年龄而衰减的这些东西的边际改变，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效果，现在一个六十岁的人，有此前壮年人的身体机能，但是其知识积累量却大过这个年龄段的人。如果顺应这一变化，把退休年龄延后，劳动力的知识存量水平会大幅提高。

第三，不知道什么人弄出了这么一个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所谓老龄化社会。中国被说成是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2008年60岁以上的人口一亿四千九百万，什么比重，算一下就知道。推算下来，2010年60岁以上的人口达1.74亿，占总人口的12.8%，2020年进一步增至2.48亿，占17.2%。照此趋势，是一个老气横秋的国家。老龄化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一个社会的负担因此大增。无可否认，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是，一方面少生了几亿人，另一方面造成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人口结构畸变，以及没有兄弟姐妹的社会交易费用可能剧增。但是，对于老龄化问题，我认为可以轻松化解，就是把退休年龄后推五到十年。谁说60岁就是老人呢？你不见他还生龙活虎吗？所谓老龄社会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定义产生的。有朝一日，人可以活到150岁，还依现在的规定，60岁算老人退休？

马英九算湖南人吗？他生于香港，长于台湾，从未到过湖南，如此看来，他同这一方土地没什么关系。但是，按以父亲的出生地定籍贯的惯例，说他是个湖南人也可以。即使他是湖南人又怎样？不怎么样。马英九这类层级的官员，湖南产得多了，多一个不算多，少一个不算少。即使是破天荒的头一遭，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了。古谣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讲上面这一通废话呢？马英九是一个例证，从马英九的身上，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影子，要研究湖湘的传承，马英九是一个样本。马英九个人有几大特点，其一，长相出众，以至于台湾一些女艺人大庭广众之中有如此这般的举动，令马英九好不尴尬。其二，如果是花花太少，不知要弄出多少花边新闻，偏偏马却有点坐怀不乱的味道。不仅如此，马还以洁癖闻名，不贪钱，不近色。按严格的道德规范，马也算个正人君子，修齐治平那一套，马称得上是模范。其三，不谙人情世故，讨厌拉拉扯址，因此又得一绰号，用台湾的俚语讲，叫不沾锅。其四，不用诈术，在因选举而作秀用诈泛滥成灾的这个小岛，马很另类，不用诈术用拙术。因此之故，马又得一封号，蠢人。对别人批评他无能，竟然耿耿于怀，有一次依据反驳这种批评。这就真是有点蠢了。殊不知事实可以纠正偏见和短视。不过，要指出一种现象，选举这玩意可以使一个质朴的人变得满身俗气。看到马拉起他同党人的手，用闽南语高喊冻蒜，就不禁要感慨，在这种局势中，不可能不媚俗。马能做到不贪钱，不近色，不沾锅，不用诈；但无法做到，不媚俗。去选那个东西做什么，不如我老夫码字作文，百无禁忌，悠然自在。当官这回事，要么落得万世恶名，如果在意历史怎么写你，一生活得好累，顾忌太多了呀。这还是大官的下场，小吏就更惨，还要看上司的脸色行事，察颜观色，吹牛拍马，尊严安在哉？

马英九个人的这几个特点，其中好几处与曾国藩相似。曾国藩没有马英九那种帅气的长相，三角眼，隐隐有煞气。在那个年代，那个层级的官员，三妻四妾被视为当然。曾国藩也纳过妾，说来有趣，纳妾的本意是为抓痒。曾国藩有癣疾，一身鱼鳞癣，奇痒难耐，以至于彻夜难眠。曾夫人就替他找了个妾来抓痒。除此之外，曾国藩没有寻花问柳的轶闻趣事。曾国藩经手的粮饷无数，贪几个钱是太容易了，但是到死的时候，属于他个人的财产，只有两只木箱，那是出门在外的游子存放行李之物。不贪钱，不近色，洁身自好，古仁人之心也好，正人君子也罢，曾国藩算一个。曾氏自己有一个戒律，就是慎独。什么意思呢？目下四顾无人，不要认为就可胡作非为，这个时候要自律。如此，一生就不可能做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所谓君子坦荡荡就是这个意思，否则就是妄语。修养到这个份上，不成仁都难，只是少了小人的好多乐趣。王朔说做个小人好快活，是至理明言。如果测所谓情商，不知曾国藩得多少分，反正他不是乖巧之人，不是不懂，而是不屑。他刚出道在长沙办团练，因为行事作风与长沙官场格格不入，无形中就得罪了不少人，只好移师衡阳。后来，打到江西的时候，遭遇同在长沙差不多。用台湾形容马英九的话来讲就是不沾锅，用大陆当下的流行术语，就是不懂潜规则，方方面面摆不平。最近十几年，有关曾国藩的书出版了不少，曾粉越来越多，但是却把曾国藩扭曲得很厉害。最大的扭曲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曾氏说成一个诈术的集大成者。其实恰好相反，曾国藩一生不用诈术，他是拙术的祖师爷。从方法上讲，曾国藩反对用巧，用诈，用智，他的方法是用拙。对此他有一个比喻，鸭子知道如何上岸才敢下水。曾国藩的成名之作是攻下太平天国，这一过程中他自己发明并使用的一种兵法是，结硬寨，打呆战。以攻克南京城为例，先挖一道壕沟把南京城团团围起来，在外面再挖一道壕沟防止援敌来袭，再挖攻城地道以攻城。这就叫做呆战，从头至尾，没有侥幸之心，没有投机取巧，没有兵不厌诈。

除了马英九比曾国藩帅气，以及因大环境使然，他比曾国藩多了一样俗气，即媚俗，其他方面的特性是相似的，洁身自好，不沾锅，用拙术。曾国藩的个人修养和行事方法在他之后潜移默化影响了几代人。有意思的是，有人自己做不到或不能全部做到，却严格要求子女那样去做。马英九生活的家庭，以及他工作的官场，作为曾国藩那一套的教父和实践者不乏其人，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从曾国藩到马英九的传承。从这一点来讲，马英九是一个风格鲜明的湖湘传人，尽管李登辉早已拉起他的手向台湾民众宣称，他是新台湾人。

曾国藩和马英九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不是那种天分很高的天才人物，资质平平，但却是修养到家的人，很少有人能做到那个样子。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固然资质平平，但靠一种深厚的修养，以及笨笨的方法（拙术），曾国藩达到了那样一个高度，这是一个特例，还是有普遍性呢？换言之，对马英九可以寄予同样的希望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扯远一点，不能不谈拙术的渊源。因为不明白拙术的渊源，就不了解它的性质和功用。

南宋绍兴年间，胡安国父子在紫云峰下买地结庐，创建文定书堂，十五年不出，而著《春秋传》，这是湖湘学派的奠基之作。传张南轩，经王船山，到曾国藩，这是湖湘学派传承的大致脉络。《春秋传》从史实中寻找道理，所谓微言大义，这一点后来成为湖湘学派历代掌门人和传人继承的传统，因而使湖湘学派有一个区别于当时其他学派的特质，实学。那所谓道理不是凭空臆想，而是以史实为理据；又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从史实中发现隐藏的道理。对于这种认识论，岳麓书院有一块牌匾作了一个精辟的概括，实事求是。因为此故，有人发现湖湘传人有一种千年不变的春秋情结，以及对史实的嗜好。从时间大跨度的史实中发现的是起支配作用的慢变量，用通俗的话来讲是相对隐蔽而深刻的东西，快变的东西反而被忽略了。长期受这种认识论熏陶的人，因为这个特殊的视角，往往能看清一件事情比较长久而隐性的损益，因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行事风格或价值观，不存侥幸之心，反对一切出奇制胜的投机取巧，因为在时间大跨度的史实中没有这种成功的先例，所有这些伎俩只能得逞于一时。这就是拙术，经曾国藩的实践和总结，成为一种行为模式。也因为曾国藩的成功，这种行为模式开始流行和传承。

据观察，马英九这个人对一些瞬时变量不敏感，甚至反应迟钝，因此背上无能的骂名，民望大起大落。但是这个人有坚守，不管谤誉，有些东西不放弃，由此观之，他是拙术的衣钵传人。凡古今成大事者，不必是天才，有拙术足矣。只是这种活法的人，自己不是那么过瘾。

这几天的股市富有戏剧性，指数上窜下跳，象一个淘气的小孩戏弄大人。眼看要涨上去了，却突然掉头向下；眼看要跌下去了，突然返身而上。小孩玩这种把戏，特别来劲，乐此不疲。如果你童心未泯，这几天炒股，当其乐无穷。这种市况，好看，好玩，不好赚钱。如果你患得患失，在这样的市况中，会被玩傻。就象一些呆板的大人会被恶作剧的小孩弄得不知所措，恼羞成怒。有人说，炒股要心态好，我不知道什么是好心态，只知道玩顺了才有好心情。

这种市况，又象妖女，欲拒还迎。如果不是情场老手，去追这种妖女，会被搞懵。股评家们好天真，看多的使劲地喊涨，做梦的时候看到拉出一根百点长阳；看空的使劲地喊跌，恨不得推下悬崖去。乱哄哄之中，那妖女不屑地说了一句，横着走不行吗？

别误会，这仅是一个比喻，其中不含任何寓意，打死我也不会去猜指数的升跌。人只知道今天西下的太阳，明早还会东升；神才知道明天的股市是涨是跌。如果你拍着胸对我说，请跟我来，奔万点而去。我会认为你不是人，客气一点说，自我神化。

万幸，这几天我没有被妖女所玩。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我持有的那只股票（600792）在此期间停牌，公开消息之后的两天，画了两个一字。我可没什么内幕消息，为这只股票，我从一个帖子中得到一点蛛丝马迹之后，花了半年的时间搜集资料，把这个公司吃透之后决定下手，先天买进，第二天停牌。这里，我要与散户朋友们分享一个经验，我以前也是听人家猜东猜西来买卖股票，当然是亏。既然炒股的回报是你私有知识或缄默信息的价格，就专注地去搜集和研究。几千只股票不可能都了解，把很少的几只吃透就够赚了。请注意，所有的公开信息都已反映在现价之中，只有潜在的重大变化才会改变价格，也就是说只有掌握这样的信息才可能赚钱。既然是潜在变化，这信息又从何而来呢？我的办法是长期追踪，不放过任何一个关于这个公司的细节。积累下来，就把这个公司吃穿了，见一叶落而知秋，变化就可以知道。

股市不是赌场，赌场比运气，股市比信息量，而这信息是靠你自已去开发的。既然这信息这么值钱，得来又这么不容易，谁愿意免费送人呢？我也看一些帖子，但只是找线索去开发我自已的信息。

如果做一个试验，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让交通电台停播路况信息一天，看一看会产生什么状况。可以肯定，拥堵会加剧，至于加剧到什么程度，只有试验才知道结果。是的，信息传播可以疏通交通，使路网的通行效率大幅提高，其作用相当于每条道路增加了几条车道。然而，你知道吗？信息传播提高路网通行效率的成本只是增加车道提高路网通行效率成本的一个零头。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路况信息不通过报纸，电视或互联网传播，而只通过广播传播呢？这还是一个成本问题。把多点的瞬间的路况信息传播给在路网上流动着的车辆，广播不仅是成本最低的传播方式，而且可能是唯一的信息传播收益大于传播成本的传播方式。信息传播有益，但也有成本，只有找到一种低成本的传播方式，一类信息才会被传播而加以利用，否则就废弃了。

当下被说成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然而性质是，被传播加以利用的信息增加了，而不是发生的信息量增加了。被传播加以利用的信息增加，当然是传播成本下降使然，传播成本下降主要归功于媒体，尤其是互联网使很多类信息的传播成本跌到此前的一个零头。云南躲猫猫事件，杭州 70码事件，上海滩钓鱼事件，兰州拍砖事件，传播到如此广大的范围，没有互联网是不可想象的。互联网信息传播成本是如此之低，以至于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传得广为人知，比如打油酱，比如妈妈喊你回家吃饭。

被传播加以利用的信息增加，又会产生什么效果呢？路况信息使路网的通行效率大幅提高，其他种类的信息传播有同样的效果，各种行为的效率都因此而提高，其中包括作奸犯科这样的行为，比如网上论文黑市使代写代发变得很容易，再比如网聊使奸情增加。本文没有篇幅分析各种行为因此而发生的变化，只是分析被传播加以利用的信息增加对制度建设的意义。几天之前，一个朋友被误抓，从号子里出来，谈到一件事，躲猫猫事件的一个积极影响是治理牢头狱霸现象，他因此在里面免于挨打。一些悲剧性的典型事件通过互联网广泛传播之后，不仅引起大范围的反思，认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关键是能引出智慧，十三亿头脑必定有人知道问题的要领，并给出点子，因此这些悲剧性事件的传播往往带来积极的效果，制度被迅速改进了。这一途径很可能演变为今后制度建设的主要途径之一，这类似于普通法系的规则生成和演变。

上海滩钓鱼事件是已经过去了的新闻，我故意等这件事成为旧闻之后才写这篇评论，是不想参与那些情绪性的发言，而作一个冷静的分析。在这个事件中，警方对钓鱼作出的解释是非如此不可以得到证据，必须“捉奸在床”。这一点也得到一些法学专家的认同。对此，我分析的结论是：

其一，如果一项制度安排，很难获得违反的实据，那么这个制度就是不可执行的一纸空文，因为执行成本太高。对于这种不可执行的制度安排，正确的办法是改变制度安排本身，而不是想尽千方百计去执行这种不可执行的制度。执行不可执可行的制度安排，会产生悖论性的问题，要么因为信息费用太贵难于取证，执行不了；要把取证的信息费用降下来，往往执法犯法，比如逼供。值得指出，过去三十年是一个制度转型期，这时期相对仓促地出台了大量制度条款，加之沿袭大陆法系，因此这些制度安排有一个通病，因为取证的信息费用太高而不可执行。明文的制度安排不可执行，实践中的替代物就是所谓潜规则。于是就带来一个这样的问题，按明文的制度安排进行游戏的人一定是被淘汰出局的，因为违反这规则的人在竞争中有成本优势，取证难又查不到他，从而逼使原来守法的人也用潜规则。因此产生了泛罪化现象，严格追究起来，局中人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等到问题严重成灾，不惜代价来一次集中查处，一时有阻遏作用，过后还是盛行潜规则。泛罪化是一种不可执行的制度产生的败象，对这种不可执行的制度有时又强力执行，从而使这种制度又带有嗜血的性质。

其二，用钓鱼的办法来捉现场，这办法对警方来讲，取证的信息费用是大幅度下降了，似乎很有效，黑车被消灭干尽，以至于钩子开始滥钓。但是，钓鱼同严刑逼供一样，是一种对社会有害的取证方式，有人断指伸冤就是危害之一。其实，警方对出租车这个行业太外行，把无证车辆驱逐出市场，有比钓鱼好得多的办法。我本人对这个行业持续观察了十几年，让我讲几个例子吧。

所有有证的出租车都有一个标识，置一盏顶灯，车身涂成某种醒目的专用颜色，这是为了方便乘客识别，否则在滚滚车流之中，你知道哪一辆是出租车呢？无证车辆有两类，一类是套牌车，这种车不要捉现场，只要查到套牌就行了。另一类是私车，这种车没有出租车的标识，这就给他自己带来一个问题，在滚滚车流之中，乘客怎么把你识别出来呢？长沙一度也有无证车辆上路招客的问题，几个记者找我来讨论。我的看法是，这种车一定传递了一种暗号供乘客识别。这些记者就去调查，找到这种了暗号，就是这些车一般固定地聚集在某些地点等客。找到这些地点就可以一网打尽。暗号其实不暗，乘客都知道是哪几处地点，难道警察找不到？后来的观察进一步发现，乘客等候出租车的时间延长到某个限度，在这样的区域，在这样的时期，无证车辆就会出现。出租车数量由政府通过发放牌照控制，无证车辆的出现其实提供了一种信息，这种数量控制已扭曲了供求。因此，增加牌照发放，无证车辆就销声匿迹了，毕竟有无标识对出租车招客是至关重要的信号。

不知何时买的一本书，买回来之后扔在书架上。闲来无事之际，随手拿来一翻，好书，一口气读完。什么书呢？Robert  Frank 写的 The Economic  Naturalist：in Search of Explanations for Everyday  Enigmas。懂英文的人透过书名就知道，内容是对日常费解现象的尝试性解释。但是中文版的译名却俗不可耐，被译成《牛奶可乐经济学》。译得这么俗气，哪家出版社，这里就不提算了。

这本书好在何处呢？通过真实的事例来揭示经济学的道理。比如说，在美国一些酒吧，随酒送花生米，同时凉水却要额外收费。对这种现象如何解释呢？书中收集了许多这种真实的事例，提出问题，并试作解释。我说这本书好，不只是因为用例说理，而是因为书中的事例都是实例，而不是编造的故事或寓言。用编造的故事或寓言说理，那所谓道理似是而非，比如三个和尚没水喝。

在中国的学术传承中，主流是用实例作为素材或研究对象，先秦时孔子是这样，宋明理学的湖湘学派以实学著称。在经济学二百年的传承中，斯密用实例，科斯用实例，张五常用实例。相对而言，张五常用得最彻底。不用实例用什么，有人用统计数据，有人什么也不用，那所谓道理是凭空想出来的，那是没有对象的经济学。

我对弗兰克这本书不满的地方在于，他是用实例来说明一个已有的道理，是一种借尸还魂的方式。这同于丹讲《论语》差不多，借用一个故事来说明一个道理。当然于丹不如弗兰克，因为她用的例子多数不是实例。不是用实例来说明一个已有的道理，而是从实例中去发现新的道理，通过很多这样的发现，慢慢积攒而建立起一个理论体系，这就是科斯和张五常所主张的那种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特质是实学，一个可用事实证伪的理论体系。由此观之，这一派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研究对象为实例，而不是无聊之辈所谓的不用数学的文字经济学。我相信，源自科斯和张五常，如果以后发展起一个经济解释学派或中国学派，一个基本的性质就是用实例。

回到弗兰克这本书，其中有这样一个实例，2000年，美国的股票分析师，总共做了28000例推荐，其中超过百分之九十九是推荐买进某某股票，卖掉某家公司股票的推荐不到百分之一。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分析师推荐股票，买进与卖出极不对称。不独存在于美国，这一现象有普遍性，在我们这儿也存在这种现象，甚至更突出。那么，对这种现象如何解释呢？弗兰克的解释是，分析师所在的公司通常同一些上市公司有业务关联（上市公司是其客户或潜在客户），分析师不可能了解所有上市公司，只掌握极少数上市公司的情况，通常，他了解的是与他所在公司有业务关联的上市公司。那么，对这些上市公司如何做推荐呢？从利害关害考虑，当然是报喜不报忧。如果他掌握了有利于股价上涨的情资，就推荐买进；如果是上市公司恶化的情资，就装聋作哑，不说算了，因为说出来会影响和上市公司的关系，进而影响到以后的生意。这就是说分析师传播上市公司的利多消息有激励，传播利空消息有抑制，从而表现为荐买不荐卖这样一种现象。当然原话不是这样，这里我稍为发挥了一下。

从弗兰克的解释可得到一个重要的推论：俗话说，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在股市是反过来的，上市公司的利多消息容易传播，往往被夸大；而利空消息则被隐匿了，难于在市场传播。这就是说，因为某种利害关系的制约，上市公司的利多和利空在市场上是不对称传播的。

弗兰克是一个有洞察力的经济学家，他这本书通俗，但启发性强。比如，他对经济学中数学公式滥用成灾这一现象是这样解释的：经济学中的数学形式主义越演越烈，同人在鸡尾酒会上歇斯底里是同一个道理。在充斥大量嗓音的空间，你必须大声才能叫人听见，而一旦所有人提高了音量，你必须用更大的音量说话。发展下去，最终是狂喊乱叫。我这里没有贬低数学的意思，只是转述数学为何被滥用。要找麻烦，找弗兰克去，别找我。

一名女子开博客，写文章并上传视频和照片，看样子长相还不错，却声称自己年幼遭继父强奸，后来又强迫她到北京一家洗头屋做“小姐”，而且在她有了男朋友之后，强行拆散。做“小姐”滥交的结果是性病缠身，后果甚至还染上绝症艾滋病。绝望之际，在博客上公布了279个电话号码，声称这只是与她滥交的其中一小部份嫖客。让人恐怖的是，她确信已把艾滋病传染给了这些人。为了证明确有这样一个人，并且所言所实，博文列出了她老家的详细地址，家庭成员，还附有一张全家的合照。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她说，烂也烂出名。接下来，她又解释，这么做是为了让她的爱人回来找她，她说，都已是半死的人了，希望与她的爱人在一起度过剩下的时光。

这个事件在网上迅速自动传播，传播速度之快，茫围之广，甚至于超过“关我鸟事，我是来打酱油的”，及“贾君鹏，你妈妈减你回家吃饭”，这类无厘头事件。读到这样一个事件，心情是沉重的，一个备受推残，没有尊严，对社会充满了怨恨，绝望到不顾一切地报复的女子，决意与人同归于尽。生活在同一个天空，他人的行为或多或少关乎你的生存。去年，汶川大地震，看到一幅画面，几个战士背着一位百岁老人从深山老林转移出来，感觉很温暖。这个行动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的同胞懂得了生命的真谛，因此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就多了一份安全感，哪怕遭遇大地震这样的天灾。然而，读到这样一个事件，就要思考，在两性关系中到底作了什么孽，没有爱意，只有瘟疫和仇恨。不要以为这个事件与你无关，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避免不了这样那样的不幸遭遇，其中多数无辜。当下两性关系中有很多作孽行为是需要反省了，爱与性的剥离会产生一系列恶果，性病，仇恨，沦丧。让爱回到性中来，即使是嫖，也要相互喜欢。如此就可以减少一些恶报。值得欣慰的是，这个女子说，希望与她的爱人在一起度过剩下的时光，对爱的渴望或许可以化解她的怨恨。那一刻，我真希望那个男人如她所愿。

幸亏，这个事件不是真实的，而是有人造谣。人是真的，闫德利确有其人，家里也确有那些人，也的确住在所说的那个地方；但故事是假的，闫德利是一家宾馆的领班，两次艾滋病病毒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这就是说熟悉闫德利情况的某人盗用她的名字，编了一个故事，发到网上，意图败坏她的名誉。这个造谣的人是谁呢？根据报导，河北警方和北京警方已联手破案，就让我们静待下面的剧情吧。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阅读的观感是进一步恶化了。一方面，那个编造的故事套到闫德利身上是造谣，她没干过那些事。但这个故事也有真实的一面，这个社会确有“小姐”的存在，性病，怨恨，报复也是事实。这也就是说在两性关系中作孽积恶是一个要反省的事实。在一个人气很旺的虚拟社区，点击量数以千万计的帖子，大量细节描写的是性技巧和性交易，从中看不到爱意。细节难以虚构，因此这些描写其实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这说明一个问题，当下的两性关系，病变了。无论如何开放或者说放荡，爱与性不能剥离。另一方面，网络被一些人利用作为造谣的途径，这种行为传递的信息是，不亚于艾滋病传播的威胁，每一个人的安全感下降了，因为你被造谣中伤的可能性增加了。不要以为闫德利被谣言所害不关你的事，说不定下一个谣言的主人公就是你。

网络是一种新的低成本的传播媒体，此前有很多得不到利用的信息，现在可以被利用了，这也就是说网络使几乎每个人的选择都改进了。但是，网络使所有事件的成本都下降了，其中包括造谣。比如说，闫德利事件，造谣者凭一己之力把信息传播到如此广的范围，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只要开一个博客，或在论坛里发一个帖子，如此而已。严格地说，并非因为网络，每个人被谣言所害的可能性就必然增加，闫德利事件的本质还是一种制度败像，即在网络中一些人的言论不受成本约束。这种不受成本约束的言论不限于造谣，骂人帖在论坛里或博客中随处可见，污言秽语。毋庸讳言，极富建设性的网络也存在脏地，在有利信息传播的同时也夹杂垃圾信息。但是现行管治措施不得要领，一方面删不胜删，滤太胜滤，另一方面言论的人为管治不利于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是谁赋予你真理的化身而裁定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呢？那么，有什么好办法吗？要知道网络中的垃圾信息根源于当事人的言论不受成本约束，当事人的言论之所以不受成本约束是因为匿名。因此，对付这种垃圾信息的有效办法，是网络实名制。

如果你太自由，我就必定很不自由。为了保护每个人享有最大可能的自由，就是对所有个体的自由设限，一个人的自由以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为限。这就是自由的原理。网络，尤其是论坛，看似极自由，却讽刺性地出现了言语暴力。言论自由是为了思想的传播，言语暴力却导媚俗的倾向，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言论专制。一些不同观点，很可能是真知灼见，却被骂得半死，不再出声，那些迎合大众口味的声音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形成了专制。言语暴力对应的其实是丛林法则，那种不受成本约束的言论不是自由。

明年的南非世界杯足球赛，谁会最终夺冠呢？意大利，巴西，阿根庭还是西班牙呢？换一个角度，中国男子足球队堕落到成了春晚被恶搞的对象，当然是不能参加明年的世界杯了，那么中国的球迷就只能选一支外国球队来支持，你支持的这支球队会名列第几呢？

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得了五十几块金牌，那么，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能得多少枚金牌呢？或者，你不仅看热闹，还懂门道，比如说对羽毛球这项运动很有研究，那么，问你，某对混双选手在伦敦奥运会夺冠的几率为多少呢？

皇家马德里今年买了c罗，还买了卡卡，组建了所谓第二代银河舰队，那么，皇马获西班牙联赛和欧冠联赛冠军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贝鲁斯科尼的钱都拿去找美女了，不但没钱买球星，还得把卡卡卖了，填补亏空，那么衰败的米兰，在今年的意大利联赛中会位列第几呢？

上面所列举的这些问题，都是迷们感兴趣的问题。未来的结果是现在的悬念，人都有一颗好奇之心，在关注的过程中，会获得乐趣和满足。可是，因为对一个未来结果各人掌握的信息不同，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对于一个未来结果拥有完备的信息，因而在当下，对于一个未来结果，充斥了歧见。明年的南非世界杯足球赛，张三说巴西奇冠；李四说，足坛新贵西班牙有史以来第一次奇冠；王五说，非洲某支球队会一黑到底。伦敦奥运会，张三说，中国代表团会更上层楼，拿到一百块金牌；李四说，做梦，三十块都拿不到；王五说，应该还可以拿到五十块。这样的场景，这样的争执，在每次大赛之前，司空见惯。有什么问题吗？这种争执，说对没有奖赏，说错没有代价，开始的时候，各人还根据自己掌握的一点信息来说事，争执起来后，意气用事，故意胡说八道。因而结果是，没一种说法是可信的，在这样的争执中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只是搞得彼此不愉快。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这样的竞猜是非制度无秩序的。其实，只要加进几条约束或规则，就可以把这种竞猜变成一种组织有序的活动；而且重要的是可以整合各人掌握的信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相对可信的判断；此外，还可以激励各人分头去搜集各种信息，再整合进来，产生更加可信的判断。这就是说，加进几条规则以后，可以把这种竞猜，由产生不愉快的争执，变成一个有关某个未来结果的信息收集，加工，和整合的生产性活动。什么规则呢？说对有奖，说错要罚，就是使你的言论受成本约束。具体的玩法是，竞技指数期货交易。可以把竞技比赛中未来结果编成一个指数来交易，编成指数以后，玩法同股票指数期货交易一样。请注意，这同赌博不同，赌博没有生产性，指数期货交易生产信息，交易者的盈亏是信息的价格。

对未来结果的关注和竞猜产生了各种指数期货交易，比如对小麦未来价格的竞猜有小麦期货交易，对股票未来价格的竞猜有股票指数期货交易，对未来气候的关注有气候指数期货交易，近闻台湾对未来某个选举结果也编了一个指数进行交易。所有这类交易的实质都是有关未来某个结果的有秩序的信息生产活动。我不明白的是，既然人们对竞技比赛的未来结果那么关注，为什么没有竞技指数期货交易呢？更何况，这是一个大商机。对此，有人会提到博彩公司，尽管也有信息功能，但博彩的性质是赌，玩家的盈亏并非信息的价格。

几年之前，我产生了办一个竞技指数期货交易所的冲动。分析之后，认为审批让人头痛。受黄金岛游戏的启发，竞技指数期货交易可以变成一种网络交易游戏，让玩家充值后用积分而不是用现金交易。交易游戏化之后，这一设想就有很强的操作性了。毕竟，我本书生，不擅长也厌恶那些事务性操作，还是做我感兴趣的学问算了。但是，想想终究是一个好主意，在这里写出来，谁感兴趣又有条件，拿去玩吧。如果真搞成了，记得象征性地送我一股原始股。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是Oliver E. Williamson，在网上看到，Oliver E. Williamson获奖感言是，给这个奖，他感到欣慰。潜台词是，对他而言，是一个迟来的奖项。然而，得知Oliver E. Williamso获奖，我的反应是，张五常更有理由获奖。当然，我不算什么人物，但是我有我的依据。那个评奖委员会特别提到Oliver E. Williamson对企业边界的研究，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张五常的研究是最杰出的。

让我讲一个例子，来理解所谓企业边界问题。在长沙，出租车营业模式是这样的：出租车公司通过批条或竞标，获得出租车的营运牌照，又从车市购入车辆，然后出租车公司把车辆发包出去，发包价格包括两个部份，第一部份是承包人要一次性付清的部份，这部份含有牌照费，车价，以及溢价；第二部份是按月支付部份（份儿钱），这部份含税费，以及出租人对承包人的服务费用，在车辆发包出去以后，出租车公司会对承包人提供一些后续的服务，比如税费代缴，事故处理，让车辆可以对讲的电台。承包人承包车辆后上路载客经营，载客收入扣除交给出租车公司的部份，剩余归己。一般一辆出租车每日上路载客的时间有十几个小时，所以分两个班，承包人自己开一个班，另找人（副班）开一个班。承包人与副班的合同为，副班使用承包人的出租车上路载客，向承包人按日付一笔费用，自己承担这个班的油费，载客收入扣除这两部份，剩余归己。现在，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出租车公司，承包人，副班三者之间，是市场还是企业呢？

科斯1937年的本科生学年论文《企业的性质》，后来成为经典文献，文中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既然有市场，为什么还要有企业呢？回答是，企业是为节约交易费用对市场的替代物。然而企业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否则有企业就不要市场了。这又引出了一个问题，企业的边界在哪里呢？抽象的答案是，当市场和企业的交易费用在边际上相等，就决定了企业的边界（企业的规模）。以后的研究就集中于比较各种条件下市场和企业的交易费用。这种思路在逻辑上没有问题，但是交易费用只能在边际上可以量度，因此从总量上去比较交易费用不可能得出可以证伪的结论。Oliver E. Williamso从科斯那里引申出一个机会主义的分支，问题之一就在这里。

同样是从科斯的文献出发，张五常引出了另一个方向，其中有二篇重要文献，《佃农理论》和《公司的合约本质》。张五常的贡献有两个方面。第一，所谓“市场”是一种特指的合约，所谓“企业”也是一种特指的合约，所以企业替代市场，其实是一种合约替代另一种合约。第二，除了这两种合约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合约种类。企业和市场边界的研究暗含一个假设，只有“市场”和“企业”这两种合约，那么，当碰到其他合约种类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么奇怪的问题，这种合约是“市场”还是“企业”呢？比如在上例中出租车公司和承包人的合约，承包人和副班的合约。张五常的合约理论独树一帜，通过观察交易费用的边际变化，来分析各类合约的选择，不管奇怪的边界问题。

让我再讲一个例子。温州人生产打火机，早年是一个家庭作坊生产一个产品，后来进行分工深化，一个家庭作坊只生产打火机中一个零部件，再后来分工更深化，一个家庭作坊只从事生产某个零件的一道工序。值得指出，在很多地方这种分工是用“企业”来组织的，即扩大工厂规模，然后减少个体活动的种类。然而在温州却是中间产品产场来组织这种分工，这就是所谓的产业集群。你看不到工厂规模扩大，却产生了同样的分工效果。这告诉我们，即便是同样一种合约，在不同的地方，交易费用也是不同的。在你那儿“企业”（要素合约）交易费用低，在我这儿，中间产品产合约的交易费用低。不明白这一点，看到他人用“企业”组织分工，鼓吹我们的企业也要搞那么大，近于愚蠢。因此不从合约种类的选择去分析，而论企业的边界或规模，往往很荒谬。

除了张五常，国内的经济学家还有人在企业理论这个领域有原创贡献。比如说，周其仁的《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指出一些人力资本的量度存在高贵的信息费用，是这种合约产生的原因。在企业合约安排中，对资本条款的合约安排，在我有限的阅读中，张维迎第一个发问。中国最近三十年的改革，提供了丰富的制度研究素材，新制度经济学精彩的部份很可能是中国卷。

一九七八年以来的三十年，中国经济表现出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初期，问题聚集，前景变得暗淡。可是谁也没想到，很快云开雾散，接下来出现连续高速增长的黄金二十年。然而到去年，突然之间，大批企业如得了瘟疫一样地死去，民工返乡，增速骤减。这个时候，无人否认，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陷入了一场世纪大危机。不出一年，发展颓势就被逆转，近闻沿海地区再次出现民工荒。有一件事情看来需要重新判断，就是过去这一年，所宣称的危机对中国而言是否真实。今年增速保八已无悬念，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看来还可以持继下去，又一个黄金二十年是极可能的事，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天灾人祸。

中国经济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原因是什么呢？去年，改革三十年，今年，建国六十年，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学术会议，有很多说法。我研究的结果是，由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和开放，启动了朝向更自由的经济这一趋势，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民众以他们可以承受的低成本完成了一次知识体系的更新。在一个以农村、农民、农业（三农）为主体的社会，通过引入多个来源地的外源知识，又通过自由缔约环境民间所发明的各种巧妙的合约种类，现代加工知识和契约知识，在中国民间低成本迅速传播和普及，数以亿计的民众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一个知识体系的更新。明人王夫之说，得理自然成势，又在势之必然处见理，是谓理势相成。中国从一个农业国蜕变为世界工厂，其道理就在于民众知识体系低成本的更新。中国工业制成品价廉物美到令西方人匪夷所思，竞争不过，就来反倾销这一套。中国工业制成品价廉物美的原因其实太简单了，就是我获得与你同样的知识，获得知识的成本，只有你的一个零头。这个秘密，原来不打算说出来。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找到一种比中国成本更低的方法，汇集四方八面来的知识，并在民间迅速传播和普及。所以，这个秘密说出来无妨。让我们把时间尺度拉得更长，蒙昧时期，原始人栖居山洞，茹毛饮血；再看今天，我们的衣食住行；还是那些山山水水，自然条件可以定义为定义域为百万年周期时间的常数函数，即f(t)=c，为什么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自变量中唯一的变量是知识积累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就是知识增量。中国经济最近三十年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就是通过改革找到了一种低成本的获取和传播知识的方法，这个时期的知识流量是从未有过的洪流。

去年的北京奥运会，今年的六十周年大阅兵，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大场景，使人确信，生逢其时，盛世再现。然而细心的观察可以发现，当国人志满意得的时候，开启此一趋势的改革和开放，却有半程抛锚的种种迹象，尤其朝向更自由的经济的改革，在不知不觉中停顿了下来。比如说，大学，媒体，出版，银行，医疗，这些领域既不对民间开放，也没有根本性的制度改造。还有，国有企业对电力，电信，交通，资源开采实行垄断，近期一些领域还产生所谓国进民退的现象。因此，本文在这里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于那些前三十年改革并未怎么触及的领域，要不要进行后续的深度改革呢？

尽管过去三十年在中国出现从未有过的知识增量，从而使经济出现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但是必须明白，过去这几十年知识流量的主要来源是四面八方来的外源知识。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堪称奇迹，却没有人得过一次诺贝尔奖，因为这个奖要求有大影响的原创。同时，学习型经济有一个到后期会明显暴露的缺陷，发展动力衰减，知识流量越来越小，等到学得与别人差不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断流了。这是已故的杨小凯论述过的后发劣势。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后续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要转用一个引擎，把知识增量的主要来源由外源知识变为内源知识。从中国经济后续发展的知识来源这个角度考虑，至少有两个领域，非进行深度改革不可。这两个领域是，大学和媒体。大学是新知识的主要来源，媒体进行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对这两个领域的改革如果达到这样的效果，内源知识的获取和传播，象我们现在获取和传播外源知识那样有成本优势，那么这个世界就因为中国而彻底改变了。这两个领域怎么改呢？用邓小平的老方法，在一个完全没有陈规陋习约束的自由缔约环境中，通过局部试验，找到一套办法。

下面引用的这个故事来自网上一则转发的帖子。转来转去，转到我这儿已不知转了多少次。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美貌的美国女孩在一家网站论坛（金融版）发表了这样一个问题帖：怎样才能嫁给有钱人？
我下面要说的都是心里话。本人25岁，非常漂亮，是那种让人惊艳的漂亮；谈吐文雅，有品位。想嫁给年薪 50万美元的人。你也许会说我贪心，但在纽约年薪100万才算是中产，本人的要求其实不高。这个版上有没有年薪超过 50万的人？你们都结婚了吗？我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嫁给你们这样的有钱人？我约会过的人中，最有钱的年薪 25万，这似乎是我的上限。要住进纽约中心公园以西的高档住宅区，年薪25万远远不够。我是来诚心诚意请教的。有几个具体的问题：一、有钱的单身汉一般都在哪里消磨时光？　(请列出酒吧、饭店、健身房的名字和详细地址。)二、我应该把目标定在哪个年龄段？三、为什么有些富豪的妻子看起来相貌平平？我见过有些女人，长相如同白开水，毫无吸引人的地方，但她们却能嫁入豪门。而单身酒吧里那些迷死人的美女却运气不佳。四、你们怎么决定谁能做妻子，谁只能做女朋友？——波尔斯女士

这个帖子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有些女人，长相如同白开水，毫无吸引人的地方，但她们却能嫁入豪门。而单身酒吧里那些迷死人的美女却运气不佳。” 这个现象不只是存在于美国，如何解释这现象呢？

下面引用的这个回帖作了一种解释。

亲爱的波尔斯：我怀着极大的兴趣看完了帖子，相信不少女士也有跟你类似的疑问。让我以一个投资专家的身份，对你的处境做一分析。我年薪超过50万，符合你的择偶标准，所以请相信我并不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从生意人的角度来看，跟你结婚是个糟糕的决策，道理再明白不过，请听我解释。抛开细枝末节，你所说的其实是一笔简单的财、貌交易：甲方提供迷人的外表，乙方出钱，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但是，这里有个致命的问题，你的美貌会消逝，但我的钱却不会无缘无故减少。事实上，我的收入很可能会逐年递增．而你不可能一年比一年漂亮。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我是增值资产，你是贬值资产，不但贬值，而且是加速贬值!你现在25，在未来的五年里，你仍可以保持窈窕的身段，俏丽的容貌，虽然每年略有退步。但随后美貌消逝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如果它是你仅有的资产，十年以后你的价值甚忧。用华尔街术语说，每笔交易都有一个仓位，跟你交往属于“交易仓位”，一旦价值下跌就要立即抛售，而不宜长期持有——也就是你想要的婚姻。听起来很残忍，但对一件会加速贬值的物资，明智的选择是租赁，而不是购入。年薪能超过50万的人，当然都不是傻瓜，因此我们只会跟你交往，但不会跟你结婚。所以我劝你不要苦苦寻找嫁给有钱人的秘方。顺便说一句，你倒可以想办法把自己变成年薪50万的人，这比碰到一个有钱的傻瓜的胜算要大。希望我的回帖能对你有帮助。如果你对“租赁”感兴趣，请跟我联系。——罗波．坎贝尔（J·P·摩根银行多种产业投资顾问）

波尔斯提出了一个真实而且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坎贝尔的回答却显得猥琐。这里且让我解释这一现象。波尔斯，25岁，自我评价，有一种令人惊艳的漂亮。没有见过，不知道她是吹牛，还是孤芳自赏，抑或真是如此。就算她是纽约城的倾城之美吧。她想嫁给一个有钱人，可事实上她却面临着这样的难题，那些已经是富豪的男人绝大多数有了一大把年纪，这也就是说这些人已经婚配；那些同她年龄匹配的青年男人，过一些年之后，其中肯定有人会成为富豪，然而，芸芸众生，哪一个会成为富豪呢？选婿如选股，选错的机率极大，看好他成为富豪，往往最终是穷鬼。这就是说择偶存在高昂的信息费用。因此，波尔斯面临的是一种信息（无知）困境，肯定是富豪的男人已经婚配，未来是富豪的男人不知是哪一个。

美女与富豪的婚配，这种可能性其实是很小的。美貌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可观察的信号，可在同样年龄段，却没有可观察的信号供叛断谁是未来的富豪，因此在相同年龄段，因为这种无知，美女配（未来的）富豪是小概率事件，如果有，也只是巧合。到中年过后，富豪也有了可观察的信息，可是他已经婚配，青年美女婚配中老年富豪也是小概率事件，除非他丧偶或离婚。富豪成为富豪之前，多数出身贫寒，也无伟岸之貌，这个时候，他外在可观察的信号，全不入美女的法眼，成为他老婆的长相平平的女人也不是洞察到他的潜力，以后会成为富豪，而是因为自己长相平平，找个这样的丈夫算了。后来成为富豪之妻，与中六合彩一样。表面上看来，美女与其他女人，竞争做富豪之妻，因为美貌而有优势；事实上因为信息费用的存在，不知道谁是未来的富豪，美女与其他女人成为富豪之妻的机率是一样的。因为美女只占女人中很小的比重，因此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现象，富豪之妻好象都是丑八怪。其实呢，按美女占女人的比重，应该也有几个富豪，家有美妻。

美女与富豪的婚配尽管因为高昂的信息费用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这两种人的婚外配对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好色是人之天性，男人喜欢美女，这很自然；可那些美女为什么不嫁年龄相当的帅哥，而去找一个其貌不扬的老男人做情人，尽管他很有钱，我却不懂其中的奥秘了。

在河岸的木椅上坐下来，一边吸烟，一边思考。这也是一种奇特的体验，在这异国他乡，看蓝蓝的天，清清的河，鸟飞鸭游，忽然之间找回故乡远去的亲切。思绪回到了长沙，一条湘江风光带蜿蜒数十公里，栽草种树，建亭台楼阁，然而给我的感觉是俗气和做作。如果你并没有这种素养，知道什么叫诗情画意，不如完全去掉那些矫揉造作，只要栽一排杨柳，等河水变清，水鸟来游，便是一个现成的诗境，杨柳岸，晓风残月。在芝加哥河岸的沉思中，我领悟到一个道理，人之所居，并非心之所安，安心之所，才是家园。筑一座大城，如果是建一个家园，除了建楼，天要蓝，水要清，情侣要花前月下，孩子要有捉迷藏的地方，老人要有叙旧的场所。

从空间位置而言，芝加哥和长沙有很多相似之处。芝加哥是多条铁路交汇处，还是一个空运枢纽。同样，长沙是南中国的陆路交通结合部。芝加哥凭这种位置成为美国第三大城，长沙凭这种位置成为一个超级大都会是几年之内的事。思来想去，芝加哥有一样东西，长沙没有，这就是密执安湖。没有密执安湖，会有芝加哥吗？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突然来了灵感，长沙也可以成为一个大湖边上的城市。具体而言，从长沙城区到洞庭湖边，中间仅隔现在隶属岳阳的湘阴县，如果把湘阴划归长沙，把湘阴的一半面积还湖，长沙城区再向北边一扩，长沙就是一个通江达海的濒湖大城。（全文完）

快女及之前的超女比赛，核心价值是游戏规则。这是一套天下独创的分类加权评价体系：评委有多类，包括音乐人，机构代表及发烧友；在比赛不同的环节，这不同类型的评委，其权重是不同的。这个规则产生了二个方面的效果：第一，任何选手很难使用盘外招来明显地影响比赛结果，因为其中没有任何个人有那么大的权重以至于可以操纵比赛。这使比赛纯粹化了（公信力的来源），同时也使比赛故事化了，快女比赛成为连续剧一样的故事，比赛结果成为悬念（吸引力的来源）。第二，这个比赛具有发现功能。评委中有专业评委（专业评价），还有机构代表及发烧友（市场评价），确有演唱才能和市场潜力的无名之辈，能通过这个机制被发现。这个比赛区别于同类其他比赛的一个特质是加进市场评价，机构代表及发烧友作为评委，非常巧妙地获取了市场信息。谈到发现，还有一点要特别强调，以往的选拔和考试有一个明显的问题，蠢人和天才被同时淘汰。比短还是比长是一个重大差别：凡有缺陷就被淘汰，不管你有什么特殊才能，天才不能存活；凡有特殊才能就有价值，不管你有什么缺陷，天才才能被发现。黄英和曾轶可进前十，争议很大，我肯定的是这个比赛比长不比短。

不知道芒果台的头头明不明白，快女比赛不可阻挡的影响，根源于一套天下独创的分类加权评价体系所特有的公信力，故事吸引力和发现力。这个比赛难以模仿，是别人不知道游戏规则的全部细节，这些不是设计的，而是在摸索中积累的。然而，不能不说，快女比赛的游戏规则在细节上还有明显的纰漏。比如说，专家评委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是由芒果台指定的，就有问题，因为客观上可以通过指定一群专家评委来左右比赛结果，体现芒果台头头的意图，一个评委的权重微不足道，但一群专家评委的影响就大到可以改变结果。之前有传闻，芒果台的头头刻意要制造一个国际巨星，比赛中一个女评委二次嚷嚷江会成为一个国际巨星，最后果终是江夺冠。如果事实如传闻，快女比赛就玩完了。因此，我这里要建议，所有评委，包括专家评委，也要通过一套规则来产生，而不能随意指定，目的是确保比赛结果彻底规则化。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瑕疵，到目前为止，快男快女的创意是丰富的，是一个有原创内容的游戏，是一种新奇的歌手比赛，是一个到子夜还有几千万观众为之牵肠挂肚的独特节目。是的，从快乐大本营到快男快女，芒果台在电视娱乐领域，花样百出，创意源源不断。如果说早期的节目还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后来，原创的色彩越来越浓。芒果台在几十个省台中异军突起，实质的原因就是这源源不断的创意。由此引出这么一个问题，芒果台仅是一个孤例，还是说丰富的创意是这个地方一种独特的知识禀赋呢？这个问题的重要在于，有好多近于奇迹的现象，产生的原因长期成谜。我对一些个案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是，这些奇迹的产生，其实都根源于一种独特的知识禀赋。

以温州为例，地处一个很狭窄的盆地,东西北三面是山,南面是海,耕地数量很少，以至于靠耕种不能维持生计。如果说温州从事耕作的自然资源匮乏,那么从事加工制造的环境更加恶劣, 地下没有矿藏，位置偏僻,交通闭塞。就是这么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成为一个成本极其低廉,向全球供货的轻工产品大规模生产基地。温州奇迹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找到的原因是一种独特的知识禀赋。一九七八年之前,温州属于一个农业区域,但与其他农业区域不同,匮乏的耕地资源只能养活部份人口。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限制人口迁徙,从而追使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在耕作之外另谋生计。他们在当时的约束下能找到的耕作之外另一种被证明有效的谋生手段是手艺。因此与其他农业区域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温州有很多人从事手工艺,打铁,修鞋,理发,弹棉花,诸如此类。正因为从事手工艺的劳动力为数众多,就必须把服务扩大到很大的空间范围,如果囿于本地,很多手艺人会失业。因此就造成了一种很奇特的现象,与有固定经营场所的手艺人不同,温州的手艺人成为走南闯北,行走千里的贩夫走卒。就是在这种行走千里的过程中,通过与很大范围内各种不同的人一次又一次的接触,逐步积累起长距离大范围交换的交易知识。一九七八年中国社会开始转型的时候,当时其他地方从事耕地的农民没有这种知识,而且听令于中央指令性计划的国有工厂的工人和官员也没有这种知识，因此，温州人作为一个群体在当时事实上已拥有一种知识优势, 在那个普遍无知的年代，温州却有十万供销大军。而且，这种独特的知识禀赋是当时温州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也是唯一的资源。后来成千上万的企业主由供销大军演变而来，温州就成为全球轻工产品生产基地。近年温州遇到困难，但我依然看好它的未来，因为在交易知识积累水平方面存在的优势还在。

见一叶落而知秋，芒果台在电视娱乐领域花样百出，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丰富的创意正是这个地方一种独特的知识禀赋。其实，还有一个比芒果台重要许多的例证。在近代历史上湖南接连出三代人，曾国藩一代，黄兴，蔡锷一代，毛泽东一代。这三代人在史上的影响不必多言，重要的是从这三代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创意。这三代人都是书生领兵，此前没有成功的先例，但他们都成功了，奇怪不奇怪？尤其，伴随他们的成功，表现出来许多创意，曾国藩发明了呆战法（结硬寨，打呆战），毛泽东发明了游击战。现在湖南省内有许多研究，从湖湘文化的角度去探讨这种独特知识禀赋形成的原因。富有讥刺性的是，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太虚，以至于与湖湘学派的传统背道而驰。南宋绍兴年间，胡安国父子在紫云峰下买地结庐，创建文定书堂，十五年不出，而著《春秋传》，这是湖湘学派的奠基之作。其中所用的方法是由事件（史实）探求道理。后来成为湖湘学派的传统，从而使湖湘学派有一项区别于当时其他学派的特质，实学。遵循这一传统，从事件这一角度去探讨这种独特知识禀赋的形成，才可以找到实的原因。这也符合科学的本质，即可以证伪。本文没有篇幅展开讨论，这里只是强调，已有不只一个例证，说明丰富的创意是这个地方一种独特的知识禀赋，何以形成，姑且不论。

此前为人所诟病的是，这个地方只产大政治家，军事家，不产其他。话音未落，芒果台脱颖而出，告诉你，除了打仗，电视娱乐，也可以花样百出。这也是一个连续剧，后续会有玩出新花样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在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你要看到起作用的共同之物，这就是独特的知识禀赋。是的，创意是这个地方与位置并重的一种基础性资源，在战争年代产生军事奇迹，在建设年代必定产生经济奇迹。在长沙成长为一个超级大都会的过程中，会产生多种芒果台这类新事物。

以前发过一篇长文，有人回贴：太长了！这又是一篇长文，于是只好砍成三段，这是第一段，还有二段待发。快！快！快！这是一个快的年代，快吃，快走，快做爱。养猪，疯长，养鸡，疯长，养王八，也疯长。经济增速要快，房价快涨快跌，股价快跌快涨。吊诡的是，去年鸟巢，那个飞一样的牙买加青年，却获慢节奏的生日歌祝福。

中部新动向：长沙的大城故事(三之一)

——细节与发现系列文章之六

曾几何时的一种突发奇想，最近变成一种按捺不住的冲动，极力怂恿一位做媒体的朋友，组织一次湘江写意活动。湘江有两个源头之争。一说是广西东北部海洋山脉近峰岭猫儿山一处有溪流涌出的溶洞（位属兴安县白石乡水源头村），此处立有黄永玉书写的“湘江源”石碑。从此处涌出的溪流叫白石河；出海洋山脉与其它溪水相汇，称海洋河；北过兴安灵渠铧嘴，称湘江；再向北流，到永州市区的频岛，与潇水相汇。此一相汇就引出了一个争议，有人发现从猫儿山到频岛的这一支水流仅为潇水长度的二分之一，按河源唯远的认定法则，应为支流，湘江正源应为潇水，源头在永州市蓝山县紫良瑶族乡野猪山南麓。这种源头之争要是变成一个热门话题就好了，源头区域，那些山山水水，可以借题发挥，在不经意间大做广告，定有奇效。回到活动本身的话题，具体想法是，兵分两路，分别从有争议的两个源头出发，在频岛会合，顺江而下，随湘江北去，直到湘阴的濠河口，目送湘江注入洞庭湖。全程徒步，风餐露宿。一队人马，当有驴友，摄影家，诗人和学者。这些角色中，当然有佳人为妙，有李清照、林徽因那样的才貌佳人为最妙。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根据我的观察，种种迹象显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这一个区域会演绎一个精彩的故事，风起水涌，大鱼将出。让这样一群人走一趟，或许可以对要上演的剧目有意想不到的补充。活动现在还只是停留在纸上的一个创意, 到变成行动, 还要等一些日子。这篇文章只是介绍我观察到的现象，以及据此所作的推测。湘江流到株洲向西拐了一个弯，弯出一个湘潭，于是一湾三市，株洲，湘潭，长沙。彼此相距之近，三市之间，市区现在接近连通。迟早要连成一片，三市归一。到那时，叫长沙就可以了，不要另取新名。这个在今后十年之内必然要出现的大城，是又一个超级大都会，人口超千万，南中国的制造基地和贸易中心，同时很可能是让人乐不思蜀的欢乐之城（非物质消费品的生产基地），以及新名堂源源不断的创意之源。这就是我的推测，下文详述作这个推测的依据。船山先生《读四书大全说》卷九，论理势相成，分当然之然与不得不然，前者曰理，后者叫势；两者之间，得理自然成势，又在势之必然处见理，是谓理势相成。照此说法，下文的分析是针对一种已经启动的趋势，去找它的原因。

何处出大城，观察位置就知道。因市而城，择位而市，城之大小，由通达的范围而定，如上海是长江与西太平洋海岸线的交点，纽约是哈得逊河与大西洋海岸线的交点，天生就是大城。位置有天生的成份，这就是说这是一种自然的禀赋，如地下的矿藏和地上的景象。但位置同时是可以生产的，如隋炀帝凿大运河，生产出一个大运河与长江成十字交错的扬州来，成为近代漕运的枢纽。是的，运河开凿，道路修建，使一些地方的位置发生显著改变。位置固然可以因修路凿河而生产出来，同时也可以因运输方式的改变而丧失。在水路和驿道年代的一些要津和枢纽，因现代交通方式的出现而丧失了原来的位置，与之相适应的是城市的兴衰更替。长沙成为超级大都会的机率之高，以至于是必然之势，其原因就在于现代交通方式的兴起，尤其是最近三十年大规模的道路建设，把长沙提升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成为南中国最大的陆路交通枢纽。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成层次分明的梯度构造。因此之故，水系主流流向全是东西向，黄河东逝水，长江东逝水，珠江东逝水，几乎平行东流。在水路年代，南北之间无航道成为一种与生俱来的缺陷。修驿道，开运河，就是为了克服南北阻隔，不无小补。在这种大格局下，可以找到一条由支流串连而成、蜿蜒曲折、但贯通南北全境的自然水道。这就是由汉水、湘江、灵渠、西江串通的这条水路，其中只有灵渠这一小段是人工开凿的运河，其他都是天然河道。这条南北向水路与长江在武汉成十字交叉，使武汉成为水路年代内陆最大的交通枢纽，号称九省通衢之地。正是这一特殊的位置使武汉成为中部第一大城，被形容为“楚中第一繁盛”。

然而，随现代交通方式的兴起，铁路和公路的兴建，内陆最大的交通枢纽悄然发生了位移，由武汉变成长沙（这里长沙是包括株洲和湘潭在内的大长沙范畴，下同）。这种漂移在成网之前还不明显，现在已变得非常清楚。具体而言，南北铁路干线—京广铁路，与由浙赣线、湘黔线和云贵线串连而成的东西向铁路干线，在株洲的芦淞交叉；南北高速铁路干线—武广高速铁路，与东西高速铁路干线—沪昆高速铁路，在长沙的黎托交叉；南北高速公路干线—京珠高速公路，与东西高速公路干线—上瑞高速公路，在湘潭的九华交叉。这三个交叉点成几乎等距的三角形，彼此相距不超过二十公里。正是这个三角形结构构成南中国最大的陆路交通枢纽，使长沙取代了武汉以前的位置。请注意，我没有说武汉没有公路和铁路，也没有说武汉的公路和铁路的里程比长沙短，只是说，交叉点南漂，武汉在水路年代那种特殊的位置，现在被长沙取代了，就象海运兴起之后，上海把扬州原来的位置取代了。

尽管位置是可以生产的，不象土地供给弹性为零，但是，作为南中国最大的陆路交通枢纽这种位置，供给弹性是很小的，将近一百年，耗费巨额资金兴建路网，才生产出这么一个位置，因而是极为稀有之物。那么，这样一个位置有什么实质意义呢？交叉位的实质意义有两个，其一，是通行的便利，其中最大的优势是流向最丰富，为四面八方各个方向的线路之聚合处，避免中转，同时平均运距最短，比如，长江以南，从一地到其他各处的公路平均运距和铁路平均运距，长沙最短，这些最终反映在成本上，表现为明显的运输成本优势（包括运费和时间）。其二，是资讯优势，其中最主要的优势不是信息量，而是信息种类最丰富，交叉位往往是各个方向的人流和物流的集散处，聚合了四面八方的信息。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交叉位，信息最容易传播，因为这是一个注意力最集中的地方。这里让我讲一个例子吧。一位朋友代我在新浪开了一个博客，很长一段时间内，每一篇文章的点击量只有几百个。不好意思，想把博客关了。富有戏剧性的是，就在此时，一篇文章放上去，一小时就有几千个击点量，并有删不胜删的垃圾广告跟贴。后来才知道，这篇文章的标题出现在财经博客首页。再后来的经验是，如果文章标题出现在博客首页，点击量再扩大十倍；更进一步，如果文章标题出现在网站首页，点击量再扩大十倍。那些不同类型的首页，就如地理空间不同级别的交叉位，点击量代表传播范围。有多少点击量，主要取决于把你放在什么位置,他要是让你呆在一个旮旯里，没几个人去理会你讲什么。

交叉位具有运输成本优势，以及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成本优势，这种优势之大，以至于成为影响空间布局笫一位的因素，路网中少数几个通达范围很广的交叉位，甚至于单凭位置就足可以保证它成为超级大都会，其位置产生很强的磁吸效应，造成经济活动大规模的聚集。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没有哪个这种交叉位最终没有变成超级大都会。现代交通方式的兴起，尤其是最近三十年大规模的道路建设，生产出这么一个特殊的位置，我看不到，在长沙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发展条件。三年之前，受人之托，研究中国汽车产业的空间布局，目的是要从中发现，落后了好几步的长沙还有没机会吸引整车企业落户？通过位置和密度的比较，结果发现长沙是下一阶段的首选之地。三年之后出现的情况同当年的推测一模一样。后悔的是，这个研究几乎免费。这个例子说明，长沙因特殊位置产生磁吸效应，这一过程已经启动，还会持续。只需要再过十年左右，就有了一个超级大都会的基本模样。(未完待续)

好比打麻将，张三牌技不错，但最近身无分文，可能找女朋友花销大，也可能干别的什么事把钱花光了，因此上不了牌桌，没人愿意和他玩，因为没有赌注，承诺不可信。比如说，要是赢了，他把钱拿走了，要是输了呢，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在这个情况下，张三可能找到你，你牌技不行，但有钱，于是张三让你和他合作，你出钱做赌注，他去打，赢了，两人分。要不要和张三合作呢？这几个问题得清楚，第一，你要了解张三的赌场记录，即以往的胜率；第二，你要知道派出所来会不会来抓赌；第三，分成的比例。按张三以往的赌场记录，估计可以赢五百元，派出所不会来抓赌，赢了对半分，那么张三要你出一千元做赌注，你是可以考虑的。比如说，一千元的隔夜利息是10元，那么本息是1010元，与他合伙有1250元。1250元，扣除1010元，相差240元，是你的收益，也就是你知识的价格，这些知识包括，你对张三赌场记录的掌握，对派出所会不会来抓赌这些情况的判断。你买股票的性质就是出资给人做赌注，你要知道在企业里做决策的那个人的赌场记录，还要知道影响赌局的关键外部因素。你的收益就是这些知识的价格。回到上面那个比喻，你发现张三手气有点背，估计一晚打下来不如平时赢得多，只能赢100元，因此你想1050元把赌注转让了，李四认为张三手气会好转，就向你买了，这个价就是股票交易价格了。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股票，股价，炒股是怎么回事。炒股的关键是信息量。

另外，股票价格指数从本质上讲是不可测的。因为，不仅要知道所有上市公司的情况，管理者的动向，还要知道所有在市场上参与交易的人的动向，以及可能进入这个市场的人的动向，才有可能预测股票价格指数变化。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拥有全部信息，因此所谓行情分析和研判都是瞎掰，反正害人不偿命。

大盘是不可测的，个股是可以了解的。这是我的建议。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些事情，站在一边看得很确切，忍不住，要说出来，如安徒生童话中那个小孩，看破皇帝的新衣，脱口而出。

几个月以前，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不懂，就不要乱动》。指出，对危机产生的原因茫然无知，各国政府就急不可耐地推出花钱大计，好比母子在集市失散，无知孩儿一阵躁动。不知道病因的乱医一通，不如静养，或许还有生机，乱医一通，必死无疑。经济学二百年来最大的罪恶，是出了几个凯恩斯这样的人，弄出来一套对市场参数调来调去的怪论。现在世界上养着一批靠这怪论谋生的人，说起来一套一套，酷似那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郎中。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被调出来一个滞胀的怪病，这一次不一定滞胀，但一定再生怪病，因为看不到凯恩斯学派的医术在这几十年有什么提高。凯恩斯学派的擅长之处是换病当医，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花招，也是凯恩斯学派混到今天还能卖出几张狗皮膏药的原因。

大约半个月之前，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不可阻挡的无知》，专门针对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无力阻止调来调去，但希望政策不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现如此大的反复，好比 10米之内的折返跑，因为面对这种短期内政策反反复复的变幻不定，市场中无数个体在做选择的时候会无所适从。为避免这种折返跑式的政策反复，这里我有一个建议，当你发现上一次的政策不对头，不要往回调头，而是就地停下来。举例来说，现在发现钞票发得太多了，不要急于回笼，无锚的货币，不知道回笼多少是恰恰好，搞不好又弄出一个通货紧缩来，不继续增发就可以了。因为没有校准的参照，发现政策不对头就往回调，会形成来回反复振荡。跳出这种恐怖循环的办法是，就地停下来。

写完这两篇，本不想再多嘴，但近日读到财政部一个官员的言论，使用暧昧语言来暗示近期政策，其性质是视调控如戏耍，就忍不住要再说几句。

2009年8月7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道琼斯通讯社记者提问，财政部会不会调整印花税。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这样回答：去年9月19日，经过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将证券交易印花税从双边1‰征收改为单边征收。从当时来看，这个措施降低了交易成本，提振了大家对股市的信心，对促进证券市场、股票市场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们也注意到上半年证券市场开始活跃，尤其是股市开始回升。下一步，财政部将继续关注资本市场运行的态势，配合有关部门，健全和完善市场内在稳定机制，以保证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稳定健康发展。

如何评价丁部长的这一段官样文章呢？让我先讲一件其他的事情。前几年，夏季用电高峰，在长沙，会出现突然断电的现象。因为事先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断电，有时半夜三更断电了，室内象一个蒸笼，一家人就只好在室外游荡。也不知道什么时会来电，不好作其他打算，就这么游荡一整晚。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饭店碰到突然断电，吃到一半的顾客起身走人，火气大的翻桌摔碗，店方收不到一分钱，还要再三道歉。工厂碰到这种情况就更惨，机器突然停运，产品报废，甚至发生死伤事故。后来一个细微的改进，这些现象就全没有了。就是停电之前，有一个预告。前后只有一个差别，发布了一个信息，人们据此可以早作打算，混乱就消除了。是的，同时影响到很多个体选择的公共政策，无法预料的事件越少越好，最好不要有，否则就会产生混乱。

在短期内出现折返跑式的政策反复，房市和股市，象突然断电又突然来电一样，大起大落，已令人手忙脚乱，左右挨耳光。口口声声说要维护市场的稳定，殊不知大起大落正是政策的突然转向所导致的，每一次股市和房市出现大的拐点，都可以找到对应的政策转向。当这种转向趋于繁频，市场中所有个体作选择时因为变化太快，反应来不及，不可避免地忙中出错。个体连接不断的选择错误，累加起来，就是市场的剧烈动荡。所以你喜欢调来调去，请把频率放慢一点，留给人一点作出反应的时间。

没想到，丁部长在政策急速反反复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政策戏剧化为一个悬念。这个新闻发布会可以不开；开这个会，你可以不来；来了，你可以不讲；要讲，你就必须讲明白。所谓新闻发布会的本意，应当是发布信息，澄清事件，方便人做选择。可是，却使用暧昧的语言，来对近期政策做莫名其妙的暗示，这是典型的无事生非，会引来无数揣测，并给造谣提供机会。这就是说，那一番讲话不仅没有提供有用的信息，反而制造噪音，会对很多人的选择造成干扰，增加混乱。

沪深两市的开户数已经过亿，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做选择的信息有二个来源：其一，是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来获取自己行动的信息，这就是所谓从众行为或羊群行为；其二，就是股评这些垃圾信息。通过各大门户网站财经博客排行榜，可以发现垃圾股评惊人的击点量，竟然数以亿计。这说明了股民的无知和信息匮乏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尽可能让政策稳定，并尽可能多地发布清楚明白的公共信息，以减少个体做选择所需要的信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