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地震那样海量的报道中，可惜专家的声音所占概率很小。但如果作对比，我真觉得，与专家的声音比较，我们自己自以为是的声音真显贫瘠。专家之强大，就因他们所占据的知识背景。

   朱文轶这次采访了灾后安置规划总规划师吴志强，吴志强也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吴志强认为，这次造成大面积房屋倒塌、人员数量较大伤亡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农村与乡镇房屋建筑没有规划而乱盖乱建，没有建筑质量与安全检察标准。他说，不能简单将房屋倒塌归结于贫穷，大量情况是农民在建房时没有安全意识，农村也没有安全监察机制。不仅地形选择，房屋构建都没有科学的管理，农民没有将安全放在首位，钱都放在贴瓷砖这种装饰上去了。

   他的观点使我联想：这种居住安全的意识要是不能根本建立，现在盲目鼓励农民们自救，抓紧时间重建家园，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还是在鼓励农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种简单以砖垒成的房子，再碰上强震，还是会被震塌。这也会构成第二次伤害。

   吴先生这个专访，使我感到，我们在知识与传统承袭两端欠债所酿就的悲剧。当农民以辛苦劳动积攒盖房的时候，不会意识到房子结构的安全对自己的生存而言是第一位的，所以他们不会有意识请一位有知识的建筑师，先来确立房子的安全。相比房屋的安全设计，建筑质量实在是第二位，农民为自己建房，也不会有在建筑质量上偷工减料的问题。实在是农民所掌握的知识，决定了他们意识不到设计与图纸是最根本的立家之本。农村那些一代代传下来的泥瓦匠们，就这样变成了杀手。

   如果古人一代代传下的营造传统还在，即使农村泥瓦匠，也不会在房屋结构上马虎。吴先生说，震后到都江堰看，古人留下延续那么多年的建筑无恙，震毁的都是后来的添加物。这充分说明，古人在营建技术上是充分考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吴先生称其为柔性关系。可惜的是，古人的柔性关系，在这一百年里被破坏殆尽了，能承袭的工匠已经被消灭了；现代建筑的刚性关系，在幅员广阔的农村，包括城市里早些年大干快上的建筑中又都未建立起来；所以这次重大灾害实际是知识贫穷的结果——如果我们重视知识，老祖宗其实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避灾的原则都讲得特别清楚。

   所以还是回到了根本的起点——一个人人尊重知识的民族与国家才是强大的民族与国家。知识才是抵御灾害的力量。

   史培军先生是著名的灾害风险研究专家，第20期周刊，吴琪有一篇近万字对他的专访，我以为对这次抗震救灾的思考非常深入。他在5月13日凌晨两点就分析出了这次地震的基本数据，估计死亡人数将达到5万—10万人，严重受灾面积15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仅四川省就将达到2000万。

   在回溯讨论这次救灾部署时，史先生认为，自救与他救的关系是一门学问，他不赞成大批人员没计划地进入灾区，还认为没必要把所有灾民都往外转移。现在这种后期的问题已经显现出来——救援人口增加了供给难度，而灾民的集中也减弱了自救的力量。

   史先生认为，应该根据地震烈度来科学地部署人口转移与安置，这次地震，处于最高等级9度以上的人口是22万，他提出一个“救灾教育移民”的思路——让各地高校吸收其中参加高考的孩子，将有技能的劳力转换成工业人口，国家就只需救济剩下的老弱病残。8度地区涉及250万人口，其中一类房屋加固后还能住，一类只能放弃；7度区内涉及777万人，70%—80%的房子加固后还能居住。这样就把灾区庞大的人数分解了，这大约是今后一段时间各级政府急需要做的深入工作，但好像许多基层政府都在强调受灾程度，很明显大家都在争援助与重建基金。

  从这一篇专访中，我感觉到这位专家的思路特别清晰，这是真正能称为专家的，有幸的是，这样的专家现在越来越多。这次灾难救援，不仅不惜一切代价；而且在不计成本、不惜代价中开始重视科学决策，有一大批各类专家开始云集指挥部，参与决策，它保证了救灾的相对有序，这应该说是更重要的进步。

   这篇稿件成了我们第三期抗震救灾报道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其次两篇，一篇是李菁对空降部队军长的专访，也有8千多字，讲述了空降兵救援的全过程。另一篇是朱文轶第二次深入都江堰作的灾区调查。

   大地震已经发生三周，真有一种一切秩序都被破坏的感觉。先是那种面对无数无辜在瞬间逝去，情感上的崩溃；随后，当我们的日常生活与灾区人们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会从价值观中产生一种更深刻、无所适从的崩溃。灾区采访回来的记者，说到最深入的感受，就是这样的崩溃。上周出版的一期周刊，李菁有一篇采访北川一个老师的口述，标题是《地裂缝了，人与人之间的缝合上了》。我觉到的却是，面对这次那样真实展示的灾难，使每一个具体个人的生活，都无法回避那样逼人的残酷。这残酷在——你的真实生活与他们的真实生活形成了不该形成的对比，除非你将自己与这场灾难彻底隔绝开来。

   只要你的血是热的，也许就会感到，原来似乎很坚实的社会通行的同胞之间的关系，突然都变成了很残酷的对你自身的追问——于是，一时无法再循着原有生活轨迹，那样心安理得地享有生活的馈赠了。从这个意义，可以说，大家都被这场大地震所伤害。我不知道，城里的餐饮、酒吧的生意是否因此受影响，但我相信，那么多人捐了款，献了血，心态仍不能平静，于是只能赶往灾区，成为志愿者。成了志愿者，仍然没法平静，因为即使成了其中一员，你的生活也无法改变；因为你越深入灾区人的生活境地，就越对社会在竞争中的公平概念产生怀疑；于是，面对这些悲惨生活中人，心灵也就更会被越来越深地被刺痛。

   以我看，这场崩溃，来自城里我们这些过着比较优越生活人的良知。实际是，灾区人的生活境地，通过这场灾难，在城里我们的生活对比中被加倍地放大。这当然是非理性——灾区人其实长年累月都在那样艰难地生活，只不过这场突然被透明的灾难，把一切都真实放大了，放大到使我们无法回避，感觉到了切肤之痛。当然，也有人说，那些住在深山里的人其实并不感觉到那么痛苦，我们只不过是在用我们的痛苦，来理解他们的痛苦。

   我不知道怎样来表达这种感受，上周从发稿结束后，就一直萦绕着这样无法排斥的问题。本来想写一篇文章，却又无论怎么表达，都觉得无以言说、无法言说。现在一些人在轻而易举揭露这场灾难中的伤疤，我却觉得，如果我们每人都置身这场灾难之中，而非灾难之外，最痛苦的，大约就是对自己的追问。可惜，很多人仍将自己置身灾难之外，回避着这种追问。

   以我看，这次大地震对大家最深的影响，其实应该是真切体会到了贫富差距对人与人关系所构成的残酷。我们其实都在这个结构之中，由此可以说，我们无论怎么表现，都显虚伪。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我们太多接受了竞争中择优汰劣的逻辑，在人与人关系中建立了层层叠叠的等级。富就是成功，贫便是失败，在这样名正言顺的公平竞争话语下，大家就心安理得。这场大灾难，那种命运的冷酷变成了一个标尺，于是那些用光了辛苦劳动所有积蓄盖成的这样一震就塌的房子，就变成了对我们日常生活最深刻的质问。

   昨天看到吴琪专访这次抗震救灾专家组副组长，一位地学专家，他说，这次震塌的许多学校其实是农民自己集资修建的，这样的校舍在我们幅员辽阔的农村其实比比皆是。由此想到的是，在这些年财富分配中，多少人攫取了多少不合理的财富？这些不合理财富中的相当一部分，本来是公共可用于调节贫富差距的资本。这是对社会结构最深刻的一次反思——财富分配结构如果不改变，就还会有大量这样的房舍在灾难袭来时倒塌。

   当然，大家的生活都不可能改变，谁都期望过上更好的日子，要是向低标准看齐，就又回到了“卑贱者最聪明”。但社会责任意识可以觉醒，社会结构由此是可调整的，愿这次大地震能由此变成一种动力，如真能举全国之力，由此变成为逐步缩小贫富差距而作的努力，使富裕城市与贫困城市、富裕企业与贫困企业、富裕人口与贫困人口真正形成打开阻隔的对口与长久扶植，倒有可能形成我们这个社会的真正一大进步。

   第二批我们的文字加摄影记者共8人，想记录各路志愿者对灾区受伤害的关怀，尤其是针对被伤害的孩子们。刚开始想聚焦在孩子，后来想扩大到家园——家园残破了，如何得以慰籍与重建。这次四位女将基本都从孩子们的记录出发。李菁记录了一个孤儿与一对在地震中伤残的小学生的故事；马戎戎跟踪在一个寺庙里生下的婴儿；贾冬婷跟踪聚源中学一个失去了好友的孩子；葛维缨记录一个乡村老师与他带出的35个孩子的安置。男记者魏一平跟踪了一个村几个在地震中生还的好伙伴。在北京，陈超通过对救助中心的采访，认为孤儿领养，应为孤儿选择合适的家，因为孤儿心理呵护最需慎重。我们这一期，希望多一些在残酷的灾难已发生后的温情。死者已逝去，家园已残破，但幸存者还要活下去，生活还要继续。

   温情与温暖，我以为是两个概念。家已残破，生离死别，如何有温暖可言？我们能表达的实际只是一种无力，温情可能也是虚伪，但不给温情又怎么办呢？但分寸是很难把握的，虚饰阳光下的灿烂与让他们凝注在那悲惨中，可能都是残酷。

   这一期由此在表达难度上要难于上一期，为怕表达不好，我们在上周五专门动员编辑部人自己写，与约一些人写一些小文，表达这次大灾难的感触。收获了30多篇，从中作选择，选了十多篇。我想表达这次灾难对每个个人生活造成的冲击，所以副标题定为“13亿同胞心灵正被洗涤”，想通过这组文章表达这种“洗涤”——同胞的概念可能在这场灾难中变得那样真切，洗的是冷漠。本来想用“被”，因考虑到还有人置之度外，所以改为“正在”。

   第一个专刊我们做了130页，第二个专刊我们做了80多页，就杂志的篇幅而言，我们肯定是遥遥领先，质量上也尽了最大努力。前后方其实都是累残的感觉，但怎么办呢？非常时期，不这样真对不起受难的同胞。今天第二批文字记者撤回，马戎戎要求留下，编辑部决定下午再派出第三批，朱文轶、蔡伟、李伟、袁越、于楚众第二次去，加上邢海洋、王鸿谅、朱步冲、陈超，苗炜也打算去。这样，马戎戎与摄影记者关海彤、黄宇已经在成都，我们将有13人各自单兵作战。

   灾区报道仍然压倒一切，我们还在尽力。

   我们正在努力编辑《三联生活周刊》第二本“抗震救灾”专刊。第一本专刊面市后，有读者认为，缺憾在少了对这次大地震应该深入的反思。也就是说，能超越这场灾难去深入追问一些更深刻的问题，比如建筑质量，这场大地震与过度开发的关系，大地震中贫富受伤害的不均等等。因周刊未涉及这些深入，有读者就感到缺失了立场与尖锐性。

   而在我看，即使今天，大地震发生快两周后，这种反思也太过居高临下地冷静。6万多人死亡，许多遗体还未得安息；两万多人失踪，很多人还在心碎地寻找亲人；一千多万灾区人的吃喝拉撒等日常生活需要安置；全国13亿人面对这场残酷的灾害，已经面对了近两周的苦痛与眼泪，从某种意义也已成为这场大地震广义的心灵伤害者。这样的时候，我以为，媒体不能扮演居高临下冷静旁观深思的角色，我由此以为，重要的仍是我们这个编辑部，每一个体对灾区的体温。

   那里是我们的同胞，现在最急切是对他们的救助，新闻应成为救助的一部分。他们现在最需要什么？一个个破碎的家，在烈日与风雨之中，所以政府说，现在最急需帐篷与简易房。这些破碎的家庭再难找到那些个震前美好的家的记忆了，那么，13亿人最迫切的，是不是帮助这些同胞重新感受到哪怕是虚伪的一个家的温暖？在精神的帐篷与简易房包容之中，我们都要有一个家。我由此对编辑部说，在这样的伤害面前，我宁肯要不冷静的声音。冷静也许是理智的，但其中有冷漠，我不喜欢冷漠。

   这一期的态度选择，可能比上一期要难得多。

   这两周里，媒体态度不断在被大家质疑，包括读者对我们延迟声音和我们第一期记录能力的质疑。如要反思自己，我觉得，媒体的最大问题，还在自己的体温没与灾区受难者融为一体。血浓于了水，大约就不会出现一些媒体因新闻需求而延误救援，因新闻需求而牺牲了被救援者生命的事件。媒体应是精神需求的提供者，那么，灾区受难者，被灾情刺伤了的全国13亿人现在最需要什么？媒体救援应该体现在什么地方？

   我以为，真实的温情现在比什么都重要，这真实意味着，你真以这些受灾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为同胞亲人，期望他们能在温情中平复心灵的悲伤。你不是外国人，媒体应是灾后精神救助志愿者这个集体中的一员。我们要真实的温情，这真实不是现在一些媒体已经在表达的抹去苦痛后的坚强与灿烂，伤痛是无法抹去的，现在一些媒体展示的这样的坚强与灿烂，在我看并非温情，而是另一种残酷。

   我们在改革开放后这30年，不断在从集体中解放个人，个人利益保护意识的觉醒，往往以牺牲集体利益为代价，它导致个人在窃取集体利益中获得财富。个人在极端膨胀后，往往忘记了自己本是集体大海中的一滴水，你的利益本在承担集体责任的基础上才能成立。由此我倒以为，我们习惯于对社会的反思，首先应建立在对自己反思的基础上，离开对自己反思，社会反思就会缺少根基。贪官污吏、偷工减料、坑蒙拐骗、不计后果地向自然索取，都是一个个个体无限膨胀的结果，我们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建立在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以个人欲望损毁集体根基。如果道德不能真实地重建，一次次社会反思，反思的都是制度，而制度是人在维系的。人不变，悲剧还会持续。

   这一周的抗震救灾报道终于呈现给了读者，外地读者因运输的周期，可能还见不到刊物。如急于想读到，可电告我们的读者服务部，电话是（010）84050427，84681045，84681046。我们周末也有值班，可以办理特快专递。

   这本刊物上，表面只在导言《汶川不会消失》中有李鸿谷的名字，但他负责了整个具体的组织。我抓整个流程的落实，他负责具体与记者联络。他一方面要保证按时发稿，向我交差，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前方记者各种各样具体的困难与压力。他对我说，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这期专刊出来后，他自己心理上又充满自责。昨晚我们欢迎第一批去灾区回来的记者，他就不断说，他做得最不够是，在情感上与记者的交流，他说他为报道的落实，显得过于冷酷。人的情感与新闻职责，这总是一对矛盾。前方记者是很无助，但稿子要完成，刊物要出来，完成不了稿子不仅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灾区同胞。我明白他内心的煎熬，在我眼里，他还是个热血青年。

   某种意义，社会部的记者要承担更大的新闻突破的压力，我很欣赏李鸿谷这种有时充满新闻理想，经常为这种理想激动不安。他本是周刊最早的作者，后来我因喜欢他身上那种新闻的进取精神，在我们变周刊时说服他加入了这个团队。李鸿谷的新闻理想培养了社会部的整个团队，这是我以为，他对周刊所作的最大贡献。

   我总觉得，一个团队如果没有理想主义，这个团队就很难有一种凝聚力。人无法背离个人利益，但人不能没有牺牲个人利益的理想主义，当个人利益与理想主义冲突时候，我宁可选择理想主义。

   这期刊物中我们另外两位副主编都没有记下名字，但苗炜负责了对“第一时间”稿件的搜集，他一直问我，还要做什么；舒可文不仅调度了文化部记者的配合，而且一直在负责后期版面。周一晚上的排版，她一直盯到第二天早上，她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我对她的理解总是不够。

   这期刊物我们的图片是弱于文字，我原也要求我们只用自己摄影记者拍回的图片。但后来还是没办法，到周一晚上十点后，我们才决定要借用别人的照片，这时时间已经不够。摄影记者3位也不是没尽力，蔡小川自己一人带着两瓶水，背着包括灯光在内的全部器材从都江堰一直走到映秀镇。但我们毕竟只有3个摄影记者，如果保证这一期我们自己发稿，而且质量上乘，也许我们最起码需要十个摄影记者——他们没有任何汽车、飞机等等新华社记者所有的资源支持呀。对摄影的要求肯定高于文字，周刊的摄影刚刚起步，读者们，体谅他们，体谅我们吧。

   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自己开脱，面对这次大地震那么多受难的生命，怎么要求我们都不过分。我们所要做的，只能是如何以更充沛的情感投入这场大救援。周刊同事们，调整自己，更多地投入吧！让我们这个团队在这次特大灾难面前变得更加坚强。

   我们全本打通的抗震救灾专刊今天开始在北京上市，全国各大城市因昨天才通过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分印厂发货，所以会陆续上市。我们的声音来晚了，在此向广大读者与灾区人民致以深深的歉意。

   这本刊物我们撤销了所有栏目，也适当撤销了广告。其中成都半山卫城的广告，我是在印刷打样时才看到，它感谢全国、世界各地对震区的援助，最后一页是“大爱不言，大恩不谢”，是广告中感人者。我要是早些知道，大约就将它调到前边去了。

   这本刊物凝聚的是周刊全体的心血。虽然我们的队伍中，只有7个文字记者、3个摄影记者去了震区，但留在北京的大家都惦记着前方，编辑部的策划每天都在讨论选题方向调整，还一些记者在北京采访后方的救援，一些给前方提供支持。图片编辑、美术编辑一直在紧张的工作状态。没有一个团队的齐心合力，这本刊物的质量是不能保证的。我们是一个无法拆散的整体。

   任何一个单位都有分工。我总说，编辑部是整个刊物的发动机，这发动机由各部零件组成，各零件都有各自位置，正是这些零件各自的忠于职守，才保证了周刊正常运行。负责社会报道、经济报道、文化报道，这就是不同的位置。眼下是抗震救灾非常时期，一切确实应以震区灾情为重，所以编辑部很多岗位的重心都作了调整，以配合这个中心。但不可能所有人员都去灾区，没有在这一期刊物上留名的同事，不等于没有参与抗震救灾。参与大救援与情系灾区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据我了解，周刊全体的血都是热的，没有一个冷血动物，没有一个自以为是的袖手旁观者，大家都心系灾区受难同胞。周刊全体所凝聚的智能，是这期刊物最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智能基础上，才诞生了朱文轶、吴琪、李翊、王恺，他们这些感人的文字。离开了这个土壤，也就没有他们。我一直以为，如果没有限制，周刊对所有重大事件，都有能力通过各种力量整合，给广大读者奉献这样令你们感到合格的答卷。

   周刊是一个整体，只不过每一期，都有一些人唱主角，有一些人唱配角。主角是重要的，但每一配角的努力都丰富着这本杂志的可读性与可选择性。不同的读者总有自己的喜好，你不能要求每人都是一种趣味，不能要求每人都是一种声音。那样，即使主旋律突出了，也可能是万马齐喑——读者不会再满足于这种单调。

   周刊这个整体中，各种各色人可能都有自己不愿被别人影响的个性，我珍惜这种各色个性。我一直认为，个性是自己的色调，自己的色调总是值得尊重的。各色是五彩纷陈的基础，保护各色才能保证周刊整体的丰富性。所以我强调，社会、经济、文化，各有分工，各有配合，但每一岗位每人的色调对周刊整体极为重要，彼此缺一不可，所以不能厚此薄彼。当然，每个色调都有可能有人不喜欢，这是正常的，关键在这色调在周刊整体中它是怎样画面中的一部分。这是我这个主编调色、校正色彩的工作。

   重大事件对一个编辑部的整体意识是一次提升，这次抗震救灾专刊实际提升了周刊的一个台阶，我不知周刊所有岗位的同事是否都已敏锐地意识到了？我们这个团队在这次大震中是不是经过了一次洗礼？每个岗位可能因此都要产生提升的动力，这是下一个大家都需要沉思的话题。

   这次汶川大地震，应该说，媒体的信息传输能力达到了空前未有。在贡献方面，首先是电视，然后是互联网，报刊的能力在电视与互联网的强势面前，真是显得薄弱。

   震后这一周多，我一直在通过电视与互联网牵挂灾区。24小时新闻滚动播出，央视实际出动了100多记者，奇怪的是为什么传输回来的报道重复率还那么高？大约是精选的缘故。好在还有四川台与重庆台的24小时滚动可选择。在我看，当全国人民每时每刻都在牵挂灾区的时候，信息量的需求还是第一位的。先求信息量，再求信息质量。互联网，比如新浪博客的许多个体记录，为这种信息丰富提供了平台。个体所提供的信息，我以为还是不够丰富。

   如果将电视与新华社发布的信息、各地媒体自己去采集的信息，再加上网络提供的个体信息累计，这次最可喜就是向全国人民供应了足够的信息量。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具体面对信息时，还是感觉信息重复率高，更新速度不够呢？我想，可能原因是媒体报道技术，也就是选择报道角度的方法不多所致。这种方法或手段不够，可能是因后方力量不足，通讯联络不畅，前后方的沟通很难深入。再说，即使派出了足够的记者，在策划与调配方面也显力不从心。

   媒体从业人员如果没有情感冲动，是可怕的。一个充盈着情感的记者到现场，会在悲剧面前心灵折磨到逼近崩溃。比如王恺，他说当他看到孩子们在预制板下的求助而无能力去拯救这生命时，真是心理崩溃。真是真实的记者现状，如果没有这样的情感，就不能完成充满着情感的文字。

   那么，新闻的价值与生命哪个重要？我反感“记者添乱”这个词，但我也认为，新闻绝不能高于生命。也就是说，作为记者，在面对生命的时候，要清晰意识到，你低于生命。也就是说，你不能以新闻的神圣而对生命而居高临下，无论他是怎样的生命。当一个生命奄奄一息等待救援的时候，你难道应该用采访去消耗他的生命吗？当一个救援者经历千辛万苦救出的生命害怕光线时，你难道应该将闪光灯损害他的视力吗？同样，对那些已经逝去的生命，你在拍摄他们的时候，是不是意识到了你损害了他们的尊严，惊扰他们的安宁而增加了他们的苦痛？

   我以为，这种种意识欠缺，还是因为我们总将自己摆在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如果这次灾难报道能使我们更清楚媒体自己的位置，那对中国媒体今后的发展，将是一次重大的进步。

   媒体应该成为对生命充满情感、充满敬意的深入记录者。这种记录先应建立在倾听的基础上，在倾听中你的姿态比被采访对象低，只有尊重了采访对象，才能得到深入的记录。我们总是抑制不住要自以为是，这是因为有一种明显的优越感，于是往往反而阻隔了采访深入。这次报道中少了一些疑难的解答，比如宋晓军给我们写了一篇文章，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当时无法向汶川实施空降或直升飞机降落。比如鲁伊的文章使我知道了，从废墟堆里刚救出的人要注意什么。媒体应该帮助读者去理解一些东西，而不应妄下结论。我以为，这才是丰富、感人报道诞生的基础。

   我们愿意在实际操作中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为与态度。

   这一期刊物在编辑中，我一直感到心慌。因为我们决定取消所有栏目，在办刊史上第一次整本120多页内容全部打通都面向汶川。说实在，我的心慌，一是因为前方记者能否支撑这么多有质量的内容；二是担心他们即使有了足够充分的采访，也可能因为通讯问题，难以正常发稿。因为起先一直没有吴琪她们的消息，后来一直没有摄影记者蔡小川的消息。而朱文轶本来计划道路修通周五到汶川，结果道路又重新中断，周六才到汶川。

   直到周日下午，没有一篇稿子。第一篇发给我稿子的是袁越，晚上8点多，8千多字。他一路自己坎坷，闯到北川，晚上去参与了救援，目睹了两个救出的生存者，在努力救出后还是死亡的悲伤。之后一直在焦急地等稿，我不敢去催这些本来已经艰难与沉浸在心灵折磨中的记者们。到12点，只能先睡，睡不着——记者们不可能理解我的焦虑，那是一种无法踏实的忐忑不安。

   吃了安眠药勉强入睡，早晨5点自己醒了，打开信箱，只有蔡伟发回的一篇稿子，他采访了几位读者服务部提供的读者，所幸都安全。还有尚进在北京采访如何打通震区通讯的稿子，4页，做得很深入、全面。但主菜显然都没出现。发完这两篇稿子，赶紧赶到编辑部——不管怎样，可以省去堵车的时间。

   很意外的是，7点多钟，朱文轶在汶川发出了1万多字的稿子，他总是很准时地保证在周一早上让我见到他的稿子，每期如此。他全面写清了汶川为什么一开始难以进入，采访到了交通管理局的负责人，军方和各种从各方面努力的人。更重要是做了一个在与外界隔绝时指挥自救的副县长的专访。读到这篇稿子，我的心开始踏实。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谢他在困难的条件下准时做出了可成为头条的稿子。他是这次去汶川所走的线路最长的。

   9点多，收到王恺发出的两篇附文，一篇是他进北川四天详尽的日记，另一篇是他对带着71个孩子走出灾区的校长与老师的采访。然后又收到蔡伟的两篇，他跟着部队在什邡的一支医疗队，另外，他居然进入空降兵部队，还采访了一位黑鹰直升机的飞行员。

   吴琪与李翊的稿子是中午发来的，一篇用3千字记录她们用10小时走进映秀镇的所见。其实，这次我们许多记者都是走进的现场——蔡小川背着摄影器材，也是用10小时走进的映秀。王恺用两小时走进北川，李伟跟着救援队每天都在深山里走。吴琪、李翊的另一篇一万多字的主文，通过采访从救援部队军长、师长到各种志愿者、普通市民几十人，非常细致地描述了映秀镇从自救到部队进入救援的全过程。读到这篇稿子，我知道这一期的分量了。

   李伟的稿子下午4点多收到，他跟民政部组织的一支专业救援队到彭州，近9千字。王恺的主文近6点才发过来，也是近9千字。他写了北川许多特别感人的故事，比如他写了在北川幼儿园找孩子的两个坚强的女性，一位每天在废墟上找她的儿子，她说，找不到丈夫与孩子，她绝对不哭。还有一位年轻志愿者，因为听到废墟下一声妈妈的呼唤，便每天绝不离开，她到指挥部找首长批了个字条，首长在纸条上说，所有见到这张纸条的部队，跟着她去执行任务，于是一批批各部战士就都被带到幼儿园的废墟上。

   也许我是一个情感脆弱的人，从袁越的稿子发稿起，我为发这些稿子真不知流了多少次眼泪。王恺这个稿子是让我流泪最多的，我控制不住自己。发稿后，也给他发了条短信，我说，感谢你写了一篇牵人心弦的稿子。

   除前方记者，鲁伊在后方主动发了两篇稿子，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篇说到对遗体的关怀，她说，遗体的细菌传播其实并不如人们所说那样可怕，所以应该做好遗体的善后处理，我注意到国家今天就出台了遗体处理意见，提到保护遗体的尊严问题。另一篇说到为什么许多人救出后会死去，因为压迫坏死部分的毒素会蔓延全身。

   这些能写出这么好文章的记者，真是周刊的财富。我真为他们感到骄傲！

   昨天最后一篇发稿的是李鸿谷写的导言，如要总结这一周的大救援，我想，更重要是生命的价值再一次成为了大家心目中最高的价值，生命高于一切，这可能超过了所有价值。为一个哪怕是弱小的、只有一线生机的生命，可以不惜任何昂贵成本，这才是一个强大民族的标志。这次大地震，那么多活生生的同胞失去了生命，映秀、北川，也许已经成为了废墟，但它们没有被击溃。我说，标题就叫“汶川不会消失”吧。

   文字拖延了发稿，后期的校对、排版就带来了困难。我们在晚上11点多临时跟广告公司联系，撤掉了开头的两个跨版广告，使第一跨页变成摄影记者于楚众刚从成都发回的成都市民集体默哀的照片，横幅上是黑得惊心的“同胞走好”。第二跨页是广场上市民点着蜡烛的祈祷。我们把震区读者发出的“个人问题”投稿变成地震发生记录的“第一时间”，加上了导演俞钟的口述。在这个栏目前，舒可文建议，我们精心选择了一组震区在地震发生前美好景象的照片。第一张对开页的照片我给它起了个标题：“这里的宁静令人心酸”，它们可能都被这场无情的灾害给毁灭了。在给这些图片配图说时，我发了脾气。我觉得，应该带着感情来对待每一篇文字，哪怕它只是图说。

   后期排版直到今天早上才完成。我们的抗震救灾记录可能是晚了出现，在众媒体争先恐后之时，但我们保证了我们能做到的最高质量。这也是我们对这次大地震的一份情感记录，也许挑剔的读者们仍会对它不满足，但我们确实为它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它是周刊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我们会永远记住令人心酸、令人难眠的这一周。

   今天我们将派出新一批记者，替换上周在震区风尘仆仆的同事们。新的一周重新开始。

   作为周刊第一批到灾区的记者，朱文轶与王恺兵分两路，王恺周二当天赶往北川，朱文轶赶往都江堰。在都江堰完成采访后，他走了一条最长的路线，走雅安、泸定、马尔康到理县再到汶川。周五我们以为道路打通了，但刚通的道路又重新诸塞，他被堵在路上，昨天才到达汶川。他太太怀着身孕，正等待他照顾，在随时可能发生塌方的路上，随时都有危险。生命确实比新闻重要多了。但如果没有记者这样忘我去投入，我们可能就会少了很多现场感人的记录。记者担负着记录历史的职责。

   摄影记者蔡小川在南京采访中调往灾区，本是周三早上第一班飞机飞重庆，因飞机征用，他周三晚才赶到灾区。因与文字记者联系不上，他只身一人去映秀镇，从周五开始我们一直与他联系不上，焦急万分。直到今天下午，邹俊武告诉了我好消息——他安全出了映秀镇。

   在我看，这次忘我地投入震区的英雄们，也包括我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到第一线的同事们。吴琪与李翊两个弱女子，跟着第一批救援部队步行进映秀镇；李伟全程跟着一支救援队风餐露宿；王恺第一批进北川后全程记录了救援过程。他们与那些救援队员难道有区别吗？他们也将自己交给了惊心动魄的大救援，也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投注了自己的一切，他们凝注在大救援坚毅的整体中不可分割。这大约是第一次媒体全方位地那样地投入灾难报道，正因为这些媒体英雄们的努力，才使得这次救灾那样真实地牵动人心。

   震后这些天，无数的可歌可泣，无数的热泪与感叹。灾难之后对这场大救援的报道质量是对媒体最真实的检验。周刊会交给读者一份令你们满意的答卷的。

   吴琪、李翊今天终于有了消息，他们周二晚上就跟着救援部队，第一批进入了震中映秀镇，我真为她们感到骄傲。王恺也是第一时间，在周三早晨就赶到了北川。

   我真是不理解，在中国灾情发生后，记者为什么还是被认为，进入灾区是添乱？记者是救灾大军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是记录者，也应该是灾区与全国人民精神的维系者。如果有了这个意识，各路救灾大军应该支持与帮助他们的工作。他们本是救灾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也在不畏牺牲地忘我，是全国大救援的一部分，为什么有添乱与不要添乱之说？

   现在有一种奇怪的说法，好像只有央视、新华社的记者才是不添乱的，别地媒体记者的采访处境由此经常不公正地人为地被制造了很多不应有的困难。这种客观效果，伤害了许多媒体优秀记者的积极性。而如果我们只有央视与新华社的报道，那样宏伟壮观感人的大营救，不觉得所呈现的画卷是单调的吗？

   当然，许多现实是我们媒体自己造成的——那种不负责任的指手划脚；那种失实的哗众取宠；包括虚报灾情，不顾及人性关怀地展示灾情的悲惨场景，无顾忌地展示死者遗体。但新闻秩序其实只有在新闻报道丰富性的基础上才可能择优汰劣，那些劣质媒体的行为，其实会为大家所不齿，最终会淹没在优秀报道的汪洋大海之中。

   应该为那些认真于新闻事业的记者们正名了，无论它们属于什么媒体，什么媒体都有参与报道合唱，唱出自己声音的权利。我们不能因为有一些添乱的记者而丢失新闻报道的丰富性，只有一家、两家媒体的声音已经不能生动、深刻地表现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这次地震报道，本来鸿谷说，让男记者去，但吴琪与李翊是坚决要求去。他们赶上了好运气——朱文轶与王恺、黄宇本是第一批出发，但因为成都不通航，只能飞重庆，吴琪、李翊第二批出发，到机场正好赶上成都通航后的第一架飞机。吴琪在机场给我电话说，只有一个经济舱一个头等舱位，我说，走吧。她们到成都就跟上了一支武警救援队，到昨天晚上，鸿谷还是联络不上，估计手机没有信号。

   朱文轶周二就到了都江堰，他与王恺、黄宇兵分两路，王恺他们当天就到了北川。震区那样额劣的气候，他们没有野外装备，没有卫星电话。在风雨中，可能根本没有住宿条件。真是非常惦念他们。看来以后周刊要有一些野外装备，为这样的突发事件，记者们出行前我这个主编没能想周全。

   袁越是周二早晨给我发了条短信，说他先斩后奏，自己就赶到重庆了，昨天他在成都滞留了一天。记者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第一现场，因种种原因，我们很久没有这样的意识了。有时候，出现在第一现场的记者往往还要被遣返回来。

   李伟与蔡小川第三批走，但走时遇到班机被征用，推后了行程。李伟到成都后才想到野外装备，感谢成都尚和书店的老总王长军帮他解决了帐篷与睡袋。小于昨晚也到了成都，蔡伟今天早上出发，他在昨天配置了野外装备。

   在北京的采访也已展开，我们希望给读者一个满意的答案。

昨天调出我们读者服务系统震区的读者名单，传给前方的记者们，如有可能，希望记者们能寻找这些读者的下落，惦记着他们的安危。

   望在艰难中履行着记者职责的同事们保重。

   四川地震发生后，周刊记者马上通过各种方法赶往灾区，不顾一切到第一线去的行为令人感动。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文字摄影记者已经有8人赶到了四川，我敢说，没有一个刊物可能投入这样的力量。对抗震救灾，我们会拿出一份令读者满意的答卷。 

   昨天我们的文字摄影记者已经深入了震区。周刊在周一晚上排版完成发印刷厂，我们没有选择更换封面，因为，如果我们的记者没有属于自己的报道，匆忙拼凑出来，无非是将已经被报道的信息作综合，不咸不淡地作一些不负责任的评述。对于突发性事件的报道，我们强调记者独立的视觉与独立的观察发现，我们不会像有些媒体那样，只做综合信息的工作。我以为，这种全国各地信息的大综合，正是我们现在媒体上新闻性事件千篇一律的原因。

   这次我要求我们的每一位在四川深入各地的记者，用自己的视角去看，去寻找，不用别的媒体看到的信息，不用一张别的媒体记者拍摄的图片。

   《三联生活周刊》从来都是认真在按我们自己的方式，做我们自己的报道。因为五一停刊的原因，我们滞后了对4.28撞车事件、阜阳手足口病的报道，但五一上班之后，我们就在今天刚出版的第17期刊登了这两篇有我们自己视角的报道。作为周刊，我们永远不可能比网络、电视与报纸的时间点，但既然有那么多第一时间点的琐碎新闻，我们就安心做事件有可能深入的部分。我们希望事件已经发生之后，周刊能够有自己的发现。

   这是我对读者的回答。

   周三喝茶，老方推荐电视剧《英雄无言》，看到唐国强以毛泽东作派表现的阎宝航。阎宝航因为有了领袖意识，洒脱如入无人之境，对手们于是都枉为军统拔尖人物。也不知怎么，拍到这些革命前辈，作为主旋律，总还带着那样的烙印，所突出的英雄形象上，只不过加了些儿女情长。

   阎宝航这样的人物与戴笠这样的人物，如果戴笠只是隐蔽战线中被利用与玩弄的对象，又如何来表现那时其实是错综复杂的国共关系呢？阎宝航作为一个传奇人物，传奇的基础就在当时两党复杂关系中人与人关系的复杂性。这个电视剧最供人挑剔处就在，他的如鱼得水，是在他将对手们统统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样的人物与当年的“三突出”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的主旋律，尤其表现国共关系的主旋律，如果还以脸谱化来这样叙述历史，无论艺术感染力，还是历史的真实性，都需要打一个问号。

   以我之陋见，隐蔽战线之所以能硕果累累，根基一在国共关系中有许多无法分解的同学、好友这样的亲情关系，它们也构成了那么长历史中的血泪悲剧。根基二才是隐蔽战线中阎宝航们的人格魅力，这人格魅力究竟在哪里？首先是可超越两党关系的那种作为个人本身的魅力，它是交际与游弋的基础。隐蔽战线还有一个根基在其中人缜密的魅力，没有缜密，不可能吃情报这碗饭，无论阎宝航还是戴笠。这个电视剧中有审慎与缜密吗？

   问题不仅在剧本，还在唐国强表演中那种大义凛然、叱咤风云的脸谱化。试想，如果阎宝航这般具领袖气质，还能在重庆各界名流中如鱼得水？这个逻辑其实特别简单，但剧作者与表演者却都沉浸在自己的臆想中浑然不觉。也许这是一部很热闹的剧，涉及那么多高层真实人物，但我想，这种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历史剧，既是正剧，对各种历史人物的表现就应有一种敬畏感，无论是描写共产党高层还是国民党高层。历史剧的评论标准，首先应该追究的是氛围的真实性，我们应该对这真实性有一个提倡，这样，历史题材的感人作品才可能层出不穷。

   五一闲暇一直在很认真地听借来的一套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的交响曲全集。如果要将俄罗斯作曲家作排列，柴科夫斯基与肖斯塔科维奇排为一流，拉赫玛尼诺夫、强力集团排为二流，那么格拉祖诺夫可能就在三流位置。我检索自己的唱片，从巴赫到肖斯塔科维奇一系列重要作曲家的作品，大约占到90%，许多相对不重要的作曲家的作品其实是盲区。这就是文化过滤——我们是根据音乐史来认识作曲家与他们的作品，给他们以标签。文化过滤的最大问题是，将本来丰富的文化现实变成符号的进化连接，所谓文化意义，是在符号内的符号意义。文化过滤的结果，是将丰富的文化现实概念化。比如民族乐派，是以欧洲中心的视角为前提。

   于是我对这些冷僻的所谓二三流作曲家反而有一种好奇。比如格拉祖诺夫，原来我的唱片收藏中，除了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只有芭蕾音乐《四季》与罗斯特罗波维奇演奏集锦中的小品《游吟者之歌》。他的小提琴协奏曲的质量，我以为其实并不次于肖斯塔科维奇或普罗科菲耶夫。听他的全部8首交响曲，虽然有很多首很多乐章可被忽略，但第四其实非常优秀，第六的第一乐章也美极了。如果将他钉在三流作曲家的标签上，这些优秀作品就都被淹没了。更重要是，如忽略了它，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音乐生态中就少了一种色调。

   现在，文学史、音乐史、文化史的重写都已经是时髦口号，但重写的结果往往还是从口号到口号，这都是文化过滤的习惯。文化过滤是一种捷径，可以少费力气轻易地下结论，省略的结果，细节都没有了。在我看，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中的乱砍乱伐是一样的，砍到最后，茂密的树林都没有了，只剩贫瘠的土地。

   哈恰图良是俄罗斯作曲家，他出生于1903年，比肖斯塔科维奇大3岁；逝世于1978年，又比肖斯塔科维奇晚去世3年，今年5月1日，是他逝世30周年纪念。

   哈恰图良在创作上的成就无法与肖斯塔科维奇相比，不仅因为数量。我们最熟悉他的作品是《马刀舞曲》——那种在鼓声与铃铛声中越来越快，令人喘不过气来的节奏，圆号粗野地嘶鸣，中间仅一小段萨克斯与大提琴短暂的细腻，又被快速摇荡的节奏所践踏。这是《加雅涅》（Gayane)第一组曲的第一首。《加雅涅》是哈恰图良创作的两部著名舞剧之一，这部舞剧的音乐经历了1939年版、1942年版与1957年版的3次重叠。1939年版名为《幸福》，女主角名非加雅涅。1942年版中加雅涅是已婚妇女，她告发了汉奸丈夫，1957年版加雅涅才变成热恋中的未婚少女。这就构成不同场景音乐的错杂，比如《马刀舞曲》原是出征前的气氛，1957年版中，变成第三幕第二场临近结尾的音乐，是加雅涅失明的恋人复明后，表现库尔特族人彪悍个性的一段舞曲。而第一组曲第二首原是加雅涅哄孩子睡觉的摇篮曲，1957年版中用在第二幕第一场，变成加雅涅与女友彼此安慰的音乐。《加雅涅》的交响组曲，哈恰图良共编辑了3套，现在演奏多的就是这第一组曲的3首。3首中如以《马刀舞曲》对比《摇篮曲》，我更喜欢《摇篮曲》那种舒缓中幽深的梦幻，有一种阳光将树隙间浓雾一层层揭开的美丽。

   狂暴的节奏与幽伤的舞蹈，哈恰图良由此被归为民族乐派。他出生在外高加索的多维利斯，是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人原为伊朗裔的一支，之后被奥斯曼帝国征服，这片土地是多重民族色调交汇处，这种杂色哺育了哈恰图良音乐中的神秘因素，使他的音乐比鲍罗丁或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所追求的，更多自然的东方民族色彩。哈恰图良音乐中民间舞蹈性因素为上，他的另一部著名舞剧是作于1956年，用亚美尼亚舞蹈色彩描述的《斯巴达克》（Spartacus），也编成了3套组曲。其中最有名是《斯巴达克与弗吉尼亚的柔板》与《盖底斯少女与斯巴达克的胜利》，前者表现斯巴达克与情人弗吉尼亚在情感缠绵中感人的升华，后者表现斯巴达克在诱惑面前的精神强大。除舞剧作品，他还有一套有名的《假面舞会组曲》，《假面舞会》是莱蒙托夫的戏剧，戏剧配乐完成于1939年，1943年编成组曲。这套组曲中最迷人在第二首《夜曲》，小提琴与单簧管那种绵软无力中的柔情如水，饱含着这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

   哈恰图良18岁离开第比里斯到莫斯科，先进格涅辛音乐学校，学大提琴，进作曲班，然后又进莫斯科音乐学院，拜米亚斯科夫斯基为师。他的音乐创作始于在音乐学院当学生期间，先作钢琴曲、小提琴奏鸣曲、单簧管与小提琴三重奏，成名作是1934年的毕业作品《第一交响曲》。哈恰图良的学生时代比肖斯塔科维奇漫长得多，所以这首《第一交响曲》比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交响曲》晚了近10年。哈恰图良一生只作了3首交响曲，直到1943年，肖斯塔科维奇完成《第八交响曲》时，他才作成同样描写卫国战争的标题为《钟》的《第二交响曲》。其中同样有面对焦土的无边的悲愤，最后也有对英雄的赞颂，但如与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八交响曲》对比，在化解不开的沉郁的弥漫中，难感觉那种深入骨髓的痛苦；时不时出现令人生厌声嘶力竭的号角齐鸣组成的高潮，又显得空洞。之后哈恰图良的《第三交响曲》，单乐章，又与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九交响曲》一样，1945年为欢庆胜利而作，其中使用了管风琴，因管风琴扮演了不合时宜的低沉角色，胜利的雄壮行进更显单调，由此与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九交响曲》一样被打成“形式主义”。

   哈恰图良最敏感于舞曲节奏，于是舞曲旋律总成为他结构的基础。他的交响曲中，明显能感觉一个他钟情的旋律出现前的焦躁，这种焦躁总依靠狂放的节奏去冲破，于是，暴烈的节奏与作为这暴烈之后休憩的抒情，总成为对比强烈的两极。对旋律的喜好带来对色调的喜好，色调依赖线性叙述，由此作为交响曲，空间营构能力就显得弱，哈恰图良作品中优秀的其实是作为情感写照的一首钢琴协奏曲（作于1936年）与一首小提琴协奏曲（作于1940年）。这两首协奏曲好在都以美丽旋律为主导，慢乐章由此都非常抒情，两个慢乐章的差别，小提琴倾诉更多哀伤情感，钢琴则似乎承载了更多悠远的历史。由此我相对更喜欢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的慢乐章虽美，但感伤太纤细了。我喜欢钢琴协奏曲中有他的其他作品中少有的一种清冷，这是他借用了一首外高加索古老的游吟歌手旋律的作用。

   有关哈恰图良的资料，现在能找到的大约就是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出版，由西涅尔松根据16次交谈录音整理的《哈恰图良自传》。但这些谈话都在非专业层面，这本单薄的小册子基本不能提供有用的有关他创作的背景。有意思的倒是音乐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吴祖强先生翻译苏联人万斯洛夫介绍他小提琴协奏曲的一个4千字篇幅的小册子，其中有一半篇幅是对他音乐的评介。这个万斯洛夫说，因为哈恰图良在民族性道路上遇到了现代派，尤因他醉心于拉威尔，所以构成了创作上的矛盾。《第一交响曲》中就呈现出民族性与现代派的冲突，之后的第二、三交响曲都是现代派影响占优势的结果，“是以混乱的音响压倒旋律的表现力”。我觉得他的评论有道理在，西欧作曲家的现代手法，比如拉威尔，在气质上与哈恰图良的趣味产生着冲突，成为他交响空间中不能被消化的因素。但如果换一个角度，这种冲突可能恰体现了他音乐中的另一特色——如果没有这种冲突，他的音乐可能还会浅薄得多。

   我离开文学杂志已经15年，说实在对文学还有一种情结。八九十年代，我们其实一直在探讨一种新的文学杂志的可能性。九十年代初，与李陀等曾经策划过办一本《艺术》杂志，也曾编辑了第一期，只是因为没有刊号，周转了两家出版社无法出版。现在回头看，还是觉得那时的想法是有意思的——想拓展关于文学与艺术的观念，改造小说、散文、随笔这些已经约定俗成的体裁，更好地“扇动文学的翅膀”。当时我们到中央工艺美院，组织了一组花布设计的图片，想作为中心插页。现在，工艺美术与美术的概念早已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再做花布大约已经不会成为新鲜。

   作为一个文学老编辑，这些年我一直感叹于文学杂志的现状。《收获》、《当代》、《人民文学》，我们的艺术已经出现了那么天翻地覆的变化，可这些杂志还是当年的老模样，所提供的意识，在我看还冷冻在八十年代。有些杂志试图变，如吉林《作家》，但意识无变化，变化的只是形式。文学刊物现在普遍销量萎缩，在我看，都是因为没有出现意识的变化，不能满足主流消费群体的文学需求。

   记得几年前，作家出版社的名编辑懿翎就莫言新小说的出版，曾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她在电话里说到，我们的“生活圆桌”的轻薄已经参与造成了对严肃文学的损害。“生活圆桌”当然只是小品，而且许多质量不理想，上不了正桌的台面。但如果细选，我以为还是可以成为新的小品的一种类型。“生活圆桌”之后，我们又新办了一个栏目“个人问题”，“个人问题”与李菁的“口述”栏目，其实都可以移植到文学刊物，我以为，也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

   我还在想一个问题：新闻报道的文学性——不是指用文学的虚构写新闻，以文学的“乱毛”装饰新闻，这是传统报告文学的写法。而是指有文学价值的报道，海明威、诺曼·梅勒等都写过很多有文学价值的报道，只不过我们现在的文学编辑缺少这样的意识而已。我很高兴的是，周刊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报道，我衡量这种报道的标准是它的叙述能力、它能否在叙述中构成鲜活的语言，展示出人物的个性与生存状态。比如本周发稿的去年入职的新记者葛维缨到云南去采访大象与人冲突的稿子，写得真是生动极了。本周王恺去采访重庆“棒棒”的“市井”，也将一个人物写得栩栩如生。

   周刊有很好的文学土壤，如果大家互为触发，这样的报道多起来，我们或许可以开一个研讨会，讨论讨论记者的文学表达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本周的封面专题做的是《米》，在发稿过程中感触颇多。

   感触一：第一篇文章安排了老邢写的东南亚大米危机，主要说到菲律宾在这次大米危机中的困境。一个原来的农业生产国，因为对农业这个国家支柱重视不够，粮食依赖进口构成了问题。而我国在这次大米涨价中阻隔了风险，完全得益于十年前开始重新重视粮食，大建国家粮库的决策。第二篇文章朱文轶采访了中储粮的老总，中储粮的作用，就是粮价越低时买进，粮价越高时抛出。如果没有这样一双控制市场的手，这样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口，那么多希望通过投机发财的人，弱势群体就得不到保障。

   感触二：这组文章中有一篇王鸿谅对湖南这个产米大省的调查，耕地面积减少，从粮食太多买不出去到粮食无法自己满足需求。在我们拼命发展乡镇企业与城市化时，粮食问题总容易被忽略。十年前，其实我们还在讨论粮食需求在减少——副食消费在抵消粮食消费，但当时大家都不会清醒意识耕地大幅度减少对一个以农业为支柱的大国的意义。现在回头看，亏得在五十年代建了新疆与黑龙江两大粮仓，当南方的小面积耕地被城市化发展逐渐蚕食时，这两个大面积粮仓保证了国家安全。这是当年那批有远见的老一辈人留下的遗产。

   感触三：有人说，市场化是最公平的，全球资源自由流通，粮食进口，随市场价格升浮，全球一体化，还可瓦解我们自己在体制上的弊端，没什么不好。实际上，既有市场就有对市场的控制，美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控制不仅是在高端科技上的份额，农产品生产的份额与高端科技创造的份额是相等的。中国这样多人口，粮食权如果控制在他方，国家保护子民的权力当然要降低。也有人说，全球化对专制的权力瓦解也是好事，那么，一个不能构成自己话语权的国家，一个如果什么行为都在他方控制下的大国子民是幸福的吗？

   感触四：王鸿谅的调查算了一笔帐，农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农民的积极性，一亩地辛苦一年的收益，成本效益比太低，所以解决农业问题的关键是集约化经营。集约化经营涉及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这个问题李鸿谷在采访国务院发展中心农业部副部长中，副部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其实，农村的集约化经营又涉及耕地面积——没有大面积耕地，集约化是一句空话，在一块块小面积上的耕作，无论机械化还是人工成本都降不下来，所以五常大米这种高质品种的成本效益比就显示出来。中国的农业已经很难再走美国农业的道路，品种与单产的提高就成为决定性因素。袁隆平对中国农业与国家资本的意义，由此怎么估价都不够高。中国应诞生无数袁隆平，才可保证农业大国的地位。

   昨晚看青歌赛美声唱法决赛，一直担心参赛者真的都会选择唱国产歌曲。因为此前，徐沛东等一直呼吁美声要唱国产歌，所谓“落地”。刘秉义说，不仅唱国产歌要加分，而且决赛只能唱国产歌。而且说，因为用美声唱国产歌困难，所以更要国产化。

   这实在让人困惑：第一，美声唱法本就是意大利的演唱方法，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喜欢美声，是因为这种唱法能较复杂地表现声音的变化，它的创作需要对声音表现能力的理解。多尼采蒂、威尔第创作的咏叹调的魅力在演唱时的声音控制难度，这种难度不仅是在音高。如果我们的作曲家不能理解美声表现的这种魅力，那么创作的所谓美声歌曲就会等同于激情高亢的革命歌曲或简单抒情的流行歌曲。美声美在声音经控制而能构成的委婉动人，它的激情也要通过委婉来表达。我以为，演唱尤其威尔第或多尼采蒂的咏叹调，在声音表现能力方面是相当有难度的。这一点，莫华伦与余隆才可能真正懂得，他们说得好：有一些唱段，能唱下来就不容易。美声当然可以用来创作中国的艺术歌曲，问题是有多少作曲家能真正通过一首歌曲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声音？《我为祖国献石油》，我以为是不能称为美声的。

   第二，美声表现从圣咏中发展以来，已经成为世界音乐的一种财富，全世界人民都在享用这种财富。中国有那么多歌手开始迷恋美声唱法的魅力，参与这种财富的传播，中国不断涌现美声的优秀歌手，而且今年的青歌赛已经形成一种可喜的潮流，这正是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的标志——越来越多华人歌手进入世界各地歌剧院，去唱普契尼、威尔第。如果意大利歌剧的传统由华人在努力传承，这难道是可悲的事情吗？我们当然寄望于诞生中国的普契尼或威尔第，但普契尼、威尔第是世界的，中国也是世界一部分，在我们自己没诞生普契尼或威尔第时，为什么不能唱普契尼或威尔第，与世界其他歌手比艺呢？

   第三，在我看，这样的美声演唱会，真是很好的音乐普及。首先，不仅在电视前的观众更广泛知道了普契尼与威尔第，而且会有越来越多人知道了美声唱法好听，这是歌剧的普及。如果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越来越多人喜欢歌剧，这是多可喜的事！其次，大家如果对比原生态与流行唱法，就会发现，美声与原生态在许多方面其实非常接近：在声音表现的高度与声音表现的控制方面，藏族的原生态就非常接近美声。这样对比，就会发现一些港台流行唱法变得单薄与忸怩作态，这可能会促使我们来思考作为歌曲真正的魅力在哪里。然后，在这两点基础上，我们才能出现自己的艺术歌曲。美声唱法比赛不能容忍歌剧咏叹调，那不都变成民族唱法或者通俗唱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