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深圳与香港
时间：2009年12月9日
地点：深圳市民中心一层多功能厅
发言者之一：朱涛

我今天早上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为了加强我和王维仁老师讲话的对比，我决定不放一张图片，直接用讲话来和大家交流。作为一个建筑师来说，这需要很大的勇气（笑），但我确实想谈一些较抽象的观点。

就我个人观察，关于深圳－香港两个城市关系的讨论，如果抛开历史层面上的讨论，直接关注现实，集中在两大问题上：一个是作为硬件意义上的交通连接问题，既如何尽快地把香港、深圳乃至大珠江三角洲，包括澳门、珠海、广州等等全部连起来，以加快交通，促进人流和物流。这是一个趋势，比如我们甚至提出“一小时工作生活圈”等，彼此连接越紧密越好，速度越快越好。

另一个是软件意义上的政策问题：有这么一道行政边境线，活生生把一个“大珠江三角洲”分为两个不同地块，形成了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心理上的鸿沟。那你拼命想加快的那些交通连接该如何来跨越这些鸿沟呢？“一国两制”这空泛的口号是提供不了什么具体答案的。正是这第二个问题使得深港关系变成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课题。

如果没有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它就是一个在区域规划意义上的，如何尽快把“大珠江三角洲”联结成为一个“超大城市组团”的问题。在1961年，法国社会学家Jean Gottmann说，你看美国东海岸的城市群，从波士顿地区向南，到纽约、费城、巴尔的摩，一直到华盛顿特区，一路坐火车下来你基本上看不到郊区了，一系列城市全连起来，成了一个城市，他称之为Megalopolis——“超大城市组团”。后来这种Megalopolis现象在很多地区陆续涌现，如大伦敦、大洛杉矶、大东京等。

我们很容易看出来，大珠江三角洲在人口和地理尺寸上基本上和上述的“超大城市组团”相当，而从地理、经济、环境，甚至文化的紧密关系上来看，大珠江三角洲的确有着很坚实的走向一体化的客观基础。更进一步，很多人指出来，大珠江三角洲的特别能量还在于它的内部势能高差特别大。从香港高端的金融、商贸等面向全球的服务性行业，一直到广东低端的土地、劳动力、原材料、市场等，在这么小的地理范围内能连接出如此完整的产业链，这赋予了大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强势。如果在交通上能尽快实现一体化，很多人说，其经济增长在将来甚至有可能与大东京和大纽约区域相当。但是反之，如果大珠江三角洲在下一个10年达不到有效的一体化连接，很多经济学家也说，这个历史机会就有可能永远的丧失掉了，也许，长江三角洲或其它区域会超越其上。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珠三角的政治家、工业家和生意人特别强调区域连接，而深圳在连接版图中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十几年前的珠海就一直叫要修珠海-香港跨海大桥，因为珠海特别羡慕深圳与香港有如此便利的连接，才有那么快的发展。珠海自己先在东北角海边修一串桥墩，指向香港，然后上下大造舆论，希望赢得中央批准。结果珠海闹了半天，反而又帮深圳闹出了个香港通南山区的西部通道，让深圳又多了一个深港连接。当然，珠海的愿望今天总算快实现了：中央批准的香港－珠海－澳门跨海大桥再过几天就要举行开工典礼。它从香港出发，一桥连通珠海和澳门。该桥预计六年后修成，到那时两地之间的通勤将只有半小时车程。该桥还会进一步促进香港与珠江西岸广东地区的连接，这是大珠江三角洲走向交通一体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简言之，第一个连接问题已经非常具体，就是要做各种交通连接，基本上蓝图定下来，下面就是建设问题。

第二个是特别复杂的问题，无形中有这么一条强大的边境线横在香港与广东之间，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社会、文化差异，到底该怎么对付？我看廖维武画的图，最后一张预计“2047年深港之间心理界线渐渐消失”——也许吧，但是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其实没有人知道。从中央到广东到深圳到香港，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发生。一方面大家都急迫地想在硬件上连起来，另一方面各级政府面对这一道边境线一筹莫展。中央政府的态度是很矛盾的，这个可以理解：如果以大陆的体制出发去管制香港，管制太严的话，会将香港作为一个开放的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彻底葬送掉，进而牺牲掉整个大珠江三角洲的区域经济优势；如果对香港放得太松了，交通一体化后，香港的能量会很快辐射过来，香港的政治制度、社会运作方式和媒体环境等等会迅速同化深圳，辐射珠江三角洲，进而辐射内地，政府又怕不可收拾。所以深港问题特别有意思的是其实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一方面是迫不及待地加强连接，一方面又不知道该怎么“越界”——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现在绕到这两个问题的背后谈一谈。现在很多建筑师们喜欢探讨这两个问题，比如我们香港大学硕士毕业论文中，每年都有好多做这方面探讨。王老师刚才放的学生作业，将深港两个城市进行系统的空间比较，很有意思。但我们建筑专业总好象有一种强迫症，在做完比较研究后，非得逼着自己想象一下未来会怎样，还非要把未来的图景画得很具体，比如2046年会是什么场景。但是往往一做就显得特别幼稚和肤浅。其实这不怪他们，而是因为要想象双城的未来，所依赖的两大根本问题，基础设施和政策制定问题，前者过于具体，后者极其不确定，两者都很难有效地支持建筑师来展开关于未来的令人信服的想象。简言之，其实没有人知道未来该怎样。

那么，我想借这个机会提出些另类的想法。如果我们老是在头脑中围着这两个大问题兜圈子，如果我们老是不自觉地冒充自上而下的政策制订者或者区域规划者，热衷于提一些不着四六的关于未来的提案，我们就很难赋予自己的工作以真正的价值：通常的建筑师哪有足够的专业训练去做区域规划？有几个建筑师又能对政策制定有深入的见解？我倒建议大家不妨换一下思维角度，我们宁可降低尺度来想想：在深港或者广东－香港互动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在干什么，能起什么作用？我认为这其实是很重要的问题，但在我们谈双城关系中却很少提及。

现在让我们，像摄影机那样拉近焦距，对准一个个普通人。我们很快便发现，其实香港和深圳或广东两地的人，正在每天用脚通行、穿梭，在急剧地改造着这两个城市。从简单消费层面上，你看这几年，港客们几乎把曾经丰富多彩的罗湖口岸商业区改造成清一色的“洗脚城”、“按摩城”，简直无可救药！而在另一个层面，大批港客周末也到深圳中心书城来买书，因为大陆现在的出版非常蓬勃，他们将一捆捆的大陆版图书运回香港学文化。反过来，深圳的客人到香港去买名牌货，看那未被剪掉五分钟的《色戒》，再顺便捎几本“敏感”书或杂志回来。这些其实对双边的社会文化影响非常之大。有一个深圳艺术家，去香港回来过关时被查了，被没收了几本“敏感”杂志，他向海关要了一个收据。他觉得这很有意思，以后开始非常系统地买各种“敏感”书和杂志，到海关时主动上交，并要相应收据，就这样久而久之攒了一大堆海关没收收据。最后他搞了一个巨大的展览，满墙贴的都是海关没收的收据，基本上描画出海关禁书禁杂志的黑名单。我要说，凡此种种，都是大家在“用脚投票”，在民主化地进行“空间实践”，在自下而上地串通着双城之间的关系和改造着两地的文化。

今天，我想强调的第一点便是：双城连接，不光是铁路公路航运的连接，在思想文化上，在虚拟维度上的双向传播，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今天很多大陆的知识分子、学者，如果要做一些开创性研究，觉得政治上有禁忌的话，第一想到的就是在香港出版，再向大陆反向传播。比如戴晴今年出的《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可以刷新我们对新中国历史的认识。该书在香港出版之后，通过很多个人携带大批量地运回内地，在知识界传开，供不应求，甚至不得不出山寨版。还有杨继绳08年的《墓碑》，是研究大跃进的里程碑作品，据说在国内流传了几万本，这种能量是非常大的！

听众也许会说你的这些私下带出版物入境，不足为例。那我再举两个“高端”例子。可以说，我们的政府也非常敏锐地意识到这个能量，而且这种能量实际上还可以帮他们来影响政治生活的运转。一个例子是，小平南巡，以对抗反改革力量回潮的举动，其实发生过两次。第一次他去的是武汉，想在那里鼓励继续改革开放，结果国内媒体根本没报导，所以没激起任何反响。第二次去了广东，广东这边领导就很会做，他们把这消息先告诉香港的媒体。香港的媒体，忽忽拉拉就过来了，把小平的言论和在深圳仙湖植物园种树的照片在香港发出，然后再“返销”回大陆，这个消息大规模传开后才引发了第二轮的中国改革开放。

另一个例子是，今年5月底，某已故领导人在香港出了一本回忆录，就中国经济改革历程，八十年代末的事件，以及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前景等议题提出很多惊人的史料和见解。这样一本当属极其“敏感”的书，据说现中央政治局人手一本，作为重要参考资料。可见，不管就我们社会的哪个层次而言，两地间的思想文化的传播，其能量是巨大的，不能忽视。

我还想强调第二点：仅仅就“双”字谈双城关系是有局限性的。就因为那一道边境线，在我们头脑中构筑出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东方-西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地方化-国际化等等。我建议把我们的思维框架打开一下，但还不至于一下子象很多人谈的那样打开到全球化的范围，而是稍稍打开，把台湾这个点带进来。我觉得谈论深港两地，或广东和香港之间的问题，不能脱离两者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如把这三点放在一起，好多问题会豁然开朗。你看中央领导人其实都有这个智慧，邓小平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江泽民说“三个代表”——大家都意识到三很重要——这当然是玩笑话，但确实想问题光想两点是不踏实的，三个点互相映衬，我们就会更明白很多问题。

比如说香港在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微妙的。它一方面是一个政治上的平衡木：大陆想说服台湾，我们要统一，我们是一家的，或我们迟早要完成统一大业。那大陆必须要首先说服台湾，你看香港就是个好榜样，香港在政治上50年不变，果然没变，香港的政治法律自治保持了它的繁荣稳定。很多香港人整天在悲叹香港现在很糟，失去自由了，传媒很多方面受到了监控。我经常对他们说你们要想想，如果没有台湾存在，肯定会更糟。所以你们真得要感谢台湾，使得香港至少不至于太糟。

另一方面，香港也是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交流界面。我是从大陆来的，从心理上我能理解，如果台湾客人说过激的话，我们大陆人很容易产生心理反弹：大陆和台湾在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很不一样，你不要老拿台湾经验往大陆套等等。其实在很多大陆人心目中，仍觉得台湾很遥远，很陌生，还不是一家人，或至少现在还不是。但是大陆人对香港人感觉略微不同，有点象把香港当作一种中间点的感觉，港人既和大陆人是一家人，又是一种有点特别的客人。香港人说些“错话”，相对容易被大陆人原谅。所以香港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界面，把大陆和台湾知识界连在一起，三家一起来探讨某些问题。

前天《南方都市报》做的“中国建筑•思想论坛”，主题是“社区营造和公民参与”，既牵涉到空间专业问题，也牵涉到社会、政治问题，因为谈到公民参与，显然指向一个民主化政治进程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偶然的：我本人是该论坛的学术发起人，粱文道是会议主持人，我们两人都依托香港为背景，是两个“港客”把大陆和台湾的专家、学者纠集在一起。论坛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在深圳。深圳有开放的媒体，有相对开明的政府，有热情的观众和走向开放社会的文化能量，这事就成了。刚才冯原放的地图，想描绘出岭南文化圈，但是你看，台湾就紧靠在这个圈的边上。所以我想说，在今天，如果我们谈中国问题，千万不要自动就缩减为大陆问题。我们在头脑中应该建立起大陆、香港和台湾这三点之间的地缘政治架构，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更开放地想很多问题。

我现在总结一下我关于深圳-香港关系的见解。第一点就是对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思考，是完全有可能、而且有必要摆脱区域规划和政策制定等宏大官方议题，而转向民间思考的。从我们自己开始，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来思考和参与深港之间的互动。与其无边地探讨未来会怎样，不如探讨如何能发动个人，为这个互动过程做些工作。不要老等待，想等着高速铁路修好了该怎样，根本不用等。

第二，我们事情可以做得非常小，非常具体，但心中如有一个远大图景，如能将事情放在中港台这个三角形参照系中，就可能获得更大的意义。比如香港记者程翔就对他香港同行说，你在坚持香港的核心价值的同时，包括坚持对法制、言论自由和对人权的尊重等这些价值的同时，实际上你也在促进大陆的积极变化。你确实该做具体的事儿，但也要有远大的图景。作为记者，或广义的知识分子，你如果能拒绝各种不同形式的贿赂，你不会变得胆怯，你能保证自己的职业伦理不被污染，那你实际上就已经汇入一个更大的文化推动项目中了。另外一个例子是在深圳，当我们谈到或碰到社区营造，拆迁维权活动时，不要老觉得这是无比孤立的事情。台湾经过1987年政治解严之后，社区营造运动风起云涌，他们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吸取。香港1997年回归以来的社区抗争保育运动，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在今天关于深港关系的讨论中，我特别想强调这一点：我们要打破各自的孤立境地，在三地之间积极展开交流互动。民间独立、自由的思考，加上平等、开放的交流，所产生的能量要远远大于深港之间的火车——我们要对此绝对的自信。谢谢大家！

（图片提供：李钦）

第二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全天爆满，9位来自两岸三地的演讲嘉宾都惊讶于论坛的火爆，更惊讶于听众的热情——不到400个座位的场馆，涌入近600名观众——近200人站着或坐在地板上听完全天论坛。多位演讲嘉宾表示：“我们可以从听众的神情中看到大家对‘公民参与’的期盼，南方都市报应时地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你们真正在‘推进公民社会进程’”——《南方都市报》12月10日特刊“社区营造：以公民的身份”。
 
作为本届论坛的学术召集人，我自然也对论坛的巨大成功感到欣喜。粗略总结一下，我觉得有几个宝贵经验值得南都论坛以后进一步发扬光大：1) 打破“中国”的封闭概念，在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相互参照中谈问题，使得各方可以更精确地为自己定位；2) 探讨问题层次和角度丰富，从民间到官方，从政治、社会力量到专业知识、技能等，使得听众认识到公民参与是可以在很多层面和角度上展开的；3) 利用活生生的案例分析来传播思想，让听众觉得具体可信，富于操作性。

“论坛很好，以后若能如期举办，有朝一日必将达成造成市民之要务”——这是一位网友在我博客上的留言。该留言回应了王军在论坛演讲中引用的胡适先生的一句话：要建设一个现代社会，第一要务在于“造成市民”——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公民。公众对我们本届论坛的热情支持激励我们更加努力，不断做出更好的工作来！

以下是南方都市报今日特稿，更多内容见第二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特刊。

公众热情参与把论坛现场挤爆了

第二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极为火爆，现场全天都处于爆满状态

主办者已经开始发愁：空间容纳不下，该如何向热情的报名者们交待？我的一些香港大学的学生还晕着呢，他们没有报名，因为他们就没有为一个学术论坛事先报名订位的习惯——通常学术论坛召开，听众可以随时到场加入，反正会场总有一半是空的。这次社会对南都论坛的热烈反应确实有些让人出乎意料，也令人振奋异常！这当然与南都的巨大宣传力和号召力有关，但显然更得益于论坛的主题“社区营造与公民参与”直接关系民生。这鞭策着我们专业人士以后要更努力地打开专业界限，向社会开放，积极地与公众对话！以下是南都今天的新闻报导。

“没座位不要紧，站着听我也愿意”

    本报讯　(记者赵磊)“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建筑论坛，能受到社会各层面的人的追捧，这确实很少见。”深圳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孟建民在得知第二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一周内报名逾500后表示。据本报呼叫中心统计的数据，自上周四至昨日，第二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电话报名人数已近550人，甚至湖南、河南等地都有人专程前来参与。

    上周四，第二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的相关消息在本报正式发布，引起社会极大关注。据本报呼叫中心提供的数据，截至12月3日，在一周时间内电话预订座位的听众已近550人。

    在报名者中，最远的来自郑州，此外还有一些来自湖南、香港、广州及深圳和周边其他城市。“我周日就会到深圳，然后第二天会参加论坛，”专程从湖南长沙赶来参加本次论坛的周先生表示。据他介绍，他是长沙一建筑设计公司的设计师，此次将和另外两名同事一同前来。还有读者在电话中表示，“没座位不要紧，站着听我也愿意。”

    在这近550名报名者中，职业的类别非常丰富。建筑师、规划师及深圳、香港、广州各大院校建筑院系的学生毫无疑问成为论坛听众的主体，约占到听众总人数的一半。此外，还有政府公务员、街道办工作人员、民间研究人士以及商界人士等。

    “‘社区营造与公民参与’这个话题能吸引到这么广泛层面的人关注，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个命题关系到每一个人，”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城市营运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燕说。他认为这个主题极好，“说到本质，论坛是在讨论建筑的终极价值。中国房地产发展这么多年来，最缺的就是对其终极价值的讨论。”在高海燕看来，这个论坛对于社会来讲意义重大，“因为它创建了一个新的观念取向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是，在这550个报名者中，社区营造的主体———“开发商”基本缺席，到目前开发商报名者不足20人。

    温馨提示

    ●本论坛12月7日举行，上午会场设在深圳图书馆五楼报告厅，下午在深圳音乐厅五楼小剧场。

    ●全天参与论坛有精美礼品；参与互动可得梁文道最新著作《读者》(签名本)。

    ●本论坛为公益论坛，免费参与。为确保座位，可提前预订。电话：0755-83325000。详情请登录cama.nddaily.com查询。

“公民参与”与“发动群众”有天壤之别

南都：今年6月，我就“第二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的主题向你请教时，我本以为你会切合建国60周年提一个重大的主题，但你却给出一个非常民生的思路，并最终确定以“社区营造与公民参与”这么具体的话题作论坛主题。

朱涛：“社区营造”主题也很重大啊。这是关于我们中国人，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这么一大堆人，如何好好地把自己安置在一块土地上，如何形成良好的社区环境。如这方面做得好，不仅对我们自己有利，也是对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一大贡献——你说有多重大！当然它另一方面也很具体，它直接关系到各公民的日常生活，连带着很多细节问题。

南都：那“公民参与”呢？

朱涛：同样意义重大：公民是社区中的主体，社区是为公民营造的。公民的参与，是良好社区建设的根本环节。记得去年六月初，汶川大地震后不到一个月，我在成都一个震后重建论坛上请教一位规划师，如何看待重建规划中公众参与的问题。该规划师引用了某震区市长的三句口号，认为它们非常精辟，可作为震后重建规划的原则：“相信政府，依靠科学，发动群众” 。

南都：这听起来像是政治运动口号。

朱涛：绝对是！这三句口号背后的政治思维有相当代表性，值得深入推敲。

首先我想说，在一个公民社会中，政府是不能靠道义上的“相信”来运转的。我们毋宁说，恰恰相反，政府是靠法律意义上的“不相信”——靠一系列对它的责权利的明确规范——来运转的。

其次我要说，良好的社区营造是没有一门纯粹的“硬科学”可以“依靠”的。社区是指若干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按某种方式，聚集在某个地方，形成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集体。既然牵涉到一群社会性的人聚在一起，那么社区营造就不仅是一堆硬性技术指标的堆积和硬件设施的打造，它还关联着软性的良好社会关系的建设。可以说，社区营造的每个环节，都是某些理论、观念、政策和当下特定的社会状况，以及众多相关的个人、团体的愿景和力量之间相博弈，寻找综合平衡的结果。综合的社会性，而不是纯科学，往往是社区营造中的主导因素。

第三个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作为社区主体的公民，究竟如何能积极参与到社区营造的过程中呢？显然，不同的社会状况下，对“公民参与”的定义和实现程度很不相同——我们需要花大力气来探讨。但无论如何，我想强调的是：“公民参与”不等同于“发动群众”。这两句被那个震后重建论坛上的规划师等同起来了，而它们也确实在中国当代政治话语中被频繁混用，但实际上二者间有着天壤之别：“公民参与” 中的“公民”是主动的主语，“发动群众” 中“群众”是被动的宾语，这两者体现着人的政治角色和地位的根本不同。

在“发动群众”中“群众“是被动的客体

南都：能否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二者的不同？

朱涛：我举两个极端的“社区案例”，一个发生在1950年代的北京，一个发生在近几年的西安。两相对比，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社会在“发动群众”与“公民参与”这两极之间发生的巨变。

1958年“大跃进”开始。某种意义上说，当时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就是靠“发动群众”，靠那些自上而下、一级级的“动员大会”，经常是“紧急动员大会”，来推动运转的。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1958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紧急动员”各级领导，一致通过决议，要大炼钢铁，要大搞人民公社等。
值得一提的是，那次会议还决定了，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要在北京兴建一批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重大工程，以及天安门广场的改建，所有工程都要在1959年国庆节前竣工。这样倒计时推回来，所有项目都不得迟于1958年10月动工。除了设计、备料等一系列巨大挑战外，国庆工程用地上的拆迁成了迫在眉睫的事。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时间紧、任务急”：政府要在一个月内拆除18，000多间房，迁出5000多家住户，而政府甚至都没来得及给拆迁户建新房，那拆迁户如何安置呢？——靠发动群众！北京市副市长马上召开“拆迁户动员讲话”，号召拆迁户们“体谅政府的困难，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服从整体利益，克服一切困难，忍耐一时的不便”，马上搬出去，为的是“尽快的把我们伟大的六亿人民的首都建设成更加壮丽的近代化的城市”。

但大家往哪儿搬呢？有四种出路：一是靠单位解决，二是到亲戚朋友家里“挤一挤，调剂一下” ；三是区内乃至全市动员，降低人均住房标准，帮着腾地方出来；四是实在还解决不了的，最后才由房地产管理局调配房屋分发。

南都：这是有点夸张。

朱涛：据王争鸣主编的《奇迹是怎样创造的——人民大会堂建设史话》记载，北京各有关区人民委员会也紧跟着开各种动员大会。不少居委会主任争着在会上表态，互相开展挑应战。西城区北新华街办事处第23居委会甚至还提出口号：“全体总动员，自己找房源，愉快搬迁走，一定不拖延”。据说不少群众听完动员报告后，连会后文艺节目都没看，就赶紧找房了。有的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一家分到几处去住。有的人将物品寄存在亲戚家，自己去单位住宿舍。实在找不到住房的，只要分给房子住，即使很挤，离工作地点很远，都没有怨言，大家说：“国家建设是大事，只要有房住还讲什么条件”。总之，按官方记载，一个月的高速拆迁工作中从始至终，没有人要条件、讲价钱，没有发生一起“钉子户”——“创造了拆迁史上的奇迹”。

在这些官方叙述背后，当然有不和谐音。一位北京前辈就告诉我，有些本来一家住一套四合院的居民，一下子给塞进来好几户新人家来住，难免有情绪。拆迁工作人员便过来做思想工作，做不通就说狠话：“毛主席向你们借房，还不行吗？！”有些群众听完动员报告后很高风亮节，立马搬到亲戚朋友家挤着住。但过日子毕竟不是一时情感冲动的事，几年下来，房主房客间的矛盾日渐激化，摩擦开始频繁产生。但不管怎样，这些矛盾很快就被政策的巨大转型给碾平了：政府开始迅速对私有房产进行公有制改造。先是在1958年对相当数量的私有房产实行统一租赁和修缮的“经租”政策，然后于1966年文革初期大规模接管私有房产，将其充公——这下反正一切都属于公家、人民的了，原来户主和挤进来住的房客之间的主从关系也一下不存在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是被解决了，而是被公有化的车轮碾过去，压平了。

这就是极端形式的“发动群众”：“群众”是个被动的客体，被某种外在力量——行政指令或道德感召——“发动”起来，集体性地奔向一个由别人设计好的目标。“群众”是个集体名词，是不会作为个人存在的，因此就不存在着个人利益一说。

“公民参与”中的“公民”是积极的主体

南都：我们今天说的“公民参与”和前面的“发动群众”全然不同。

朱涛：“公民”是积极的主体，是在权利和义务上都有着明确法律规定的个人。他们以一定方式组织起来，主动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既不是迫于外在的驱动力，也不是为了奔向别人预设的目标，而是为了行使他们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为了使得社区建设得更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愿景。

南都：那关于“公民参与”的例子呢？

朱涛：我想举西安老城区中鼓楼回民区的洒金桥-大麦市街改造项目为例。香港大学城市规划系博士生翟斌庆长期跟踪该项目，收集了翔实资料，对我们认识“公民参与”很有启发。

鼓楼回民区是西安老城区中仅存的几个历史街区之一，近年来，对它的保护、更新和开发成为各方关注和权利博弈的焦点。实际上，该地方莲湖区政府早在1998年就提出要对大麦市-洒金桥一带进行改造，但遭到当地回族居民们的强烈反对。2004年，西安着手编纂第四次城市总体规划（2008年5月被国务院通过），将老城区划定为商贸旅游服务区，意在积极发挥老城区对整个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就是政府喜欢说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2005年，西安市规划局出台了相关政策，正式拉开了洒金桥-大麦市街改造项目的序幕。该规划项目由区政府牵头，开发商介入进行房地产开发。在规划中，大麦市街和洒金桥街道将被拓宽，回民们世代承袭的“依寺而居”的“回坊”街巷民宅将被拆除，取而代之的将是成片的大型仿古商住楼，而原住民将被分散安置到远离老城区的二环以外——这其实是中国目前老城改造的通常作法。

              西安鼓楼回民区洒金桥-大麦市街一带街区生活现状。

                政府公布的洒金桥-大麦市旧城改造规划效果图。

              洒金桥改造方案公示以及当地居民与地方区政府对话场景。（本组图片提供：翟斌庆）

出于对其传统经济生活方式、宗教文化信仰的维护，当地居民强烈反对该规划方案。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抵制强制性拆迁，对拆除沿线的房屋进行逐楼逐户的保护和争夺，并进行社区居民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是，居民们对政府规划方案的支持率是0%，而居民们自己推出了支持率高达93%的改造方案。该方案与政府方案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原住民要求就地安置，尽量保留他们特有的社区组团模式。

经过居民们与各级政府之间坚持不懈的交涉与对话，到了2008年底，区政府终于让步，将之前颁布的改造工程搁置下来。西安市规划局也开始重新审视其原有规划方案，试图重新提出一个能让大多数居民接受的改造方案来。这是一个在当代中国，公民在拆迁维权中少有的成功案例。

南都：据我了解，其前程仍至今未卜，只能说是暂时的成功。

朱涛：即使是这样，它仍给我们很多启发。第一，社区营造的首要问题是一个公正程序的设置问题。很多政府、开发商连同规划师和建筑师，想越过这道程序，直接将社区营造缩减为一个空间美学问题，指望在“规划公示”中陈列几张漂亮的效果图，摆一堆沙盘模型，放几段煽情的动画就能解决问题。不，现在居民不再是大跃进时代的盲目被动的“群众”，会轻易被美好的图像迷惑，全然放弃自身利益。他们有了越来越强的公民维权意识，他们首要追求的是在决策过程中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空间诉求，伸张自己的空间权益。

第二，当公平公正的决策程序尚未建立起来时，公民们就自己组织起来，督促政府来建立这种程序。非常关键的是，西安鼓楼回民区的居民们之所以能如此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自发组织各种行动，甚至提出建设性意见，是与当地居民间的紧密邻里关系分不开的。事实上，由于宗教信仰的亲和力，当地很多家庭间不单是邻里关系，还有着基于亲属与血缘关系上的亲情关系——这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把他们联为一个有强大凝聚力和行动能力的社区。

第三，鼓楼回民区居民这种紧密的社区网络促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社区的本质内涵。在对旧城保护和改造中，除了房地产开发的经济帐要算，除了城市建筑的外在风貌要保护，那种原住民之间紧密的、极富人情味的邻里关系和社会网络，那些浸透着历史记忆，又在以活生生的方式进行传承的社区文化传统，难道不是老城区中最值得珍惜的社会和文化资源？原住民们一旦被打散，迁到城郊，这种社会、文化资源便被毁于一旦，永远恢复不起来了。事实上，拆除老街坊，将居民打散外迁，再修一片商业性的仿古街区，这种粗暴的旧城改造运动现正在全国风行，它们不但有违城市空间运作的公正性，也是对我们丰富的城市文化的根本性破坏。

推动公民社会建设规划师和建筑师可以做更多

南都：在今天的旧城改造上，似乎政府并不关心这最后一点，规划师、建筑师也不关心。

朱涛：规划师、建筑师有时关心，但大多只在审美层面上表示表示，无法在社会运作层面上参与。比如韩国建筑师承孝相曾在一个题为《文化痕迹》的演讲中介绍他对北京前门地区某居住项目的设计构思。他很真诚地说，原四合院社区已经被拆除殆尽，但一些文化上的痕迹值得保留，比如一些树、石碑、水井、照壁等片断。

一方面我欣赏他在设计上的敏感性，但同时也感到一种莫大讽刺：这些在建筑师看来饱含诗意的文化痕迹是怎么来的？是原住民在日常生活中一点点地“书写”出来的。而现在这些人文风景的书写者们都到哪里去了？都被赶到五环路以外去了！政府和开放商关心的就是拆毁基地上的所有四合院，请一个有品味的建筑师来，设计一片“高尚四合院”：向下掘地十几尺，修几层地下室容纳车库、游泳池、酒窖等，再在地上重修出一两层的房屋，模仿以前四合院的空间模式，吸引一大堆富豪入住。而那些被细心保留下来的老百姓的“文化痕迹”，居然还在可怜巴巴地点缀在这高尚社区中，散发出一点点旧日的风情和诗意，这难道不是对这个时代的讽刺？

南都：可是，通常建筑师除了做这些审美式的设计，他们似乎也并没有更多的权力干预项目运作。

朱涛：确实是这样。很多规划师、建筑师也都会说：照目前的社会状况，因他们的实践模式所限，他们其实做不了什么。很多人看到我们的“走向公民建筑”的口号，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逻辑怪圈：“没有公民社会，哪来公民建筑？”还有很多人整天挂在嘴边的是：“问题全出在“体制”上，体制不变，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但所有这些否定性的言论，不管有多少客观理由，在关于公民社会建设的讨论中是没有意义的。更糟的是，它们经常成为懒人们推卸责任的借口。

用建筑师刘家琨的话说这是“儿子的逻辑”——总指望老子来打理一切。公民社会本来就不是天上掉馅饼，自动掉下来的，它是靠大家一起努力建设出来的。“走向公民建筑”是一个过程，是“建设公民社会”过程中无数环节中与空间建设密切相关的一个环节。在这个过程中，规划师、建筑师当然没有凌驾一切的权力，但他们有其独特的角度和力量，正如律师等等所有行业都有他们各自独特的角度和力量一样。既然在公民社会建设中，有这么多行业都在努力，都能做贡献，为什么规划师、建筑师就要成为例外？！

南都：“中国建筑思想论坛”关心的不是“我们做不了什么”，而是“我们能做些什么”，“如何能通过各种努力来促成一些变化”。

朱涛：是的。南都的这次论坛，围绕“社区营造和公民参与”这一主题，邀请了一批广义上的空间知识分子，跨越专业界限来探讨问题。比如请新华社高级记者，城市文化学者王军来介绍几个月前发生的，北京北总布胡同24号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存废之争。看到该故居正在被拆毁，王军马上在个人博客上呼吁保护，随即引发媒体、网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最终促成国家文物局、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市文物局作出决定，使这处故居得以保留，并且还促使了北京市着手进行《名人故居保护管理办法》的立法调研工作。

                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倒座房建筑遗存。（图片提供：王军）

我们一定要珍视该事件的深远意义，这戏剧性的故事不是靠纯偶然能发生的：正是写出《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等书，对北京城和中国城市建筑的历史文化和当代状况有深刻洞察的学者王军，才深刻地理解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文化价值，认为它值得保留和珍惜；正是熟知政策导向、法律规定、媒体运作和有着强烈参与意识的记者王军，才能引发广泛的社会力量支持，最终取得这场遗产保护战役的成功。与西安鼓楼回民区居民直接为自己的空间利益进行维权的行为不同，王军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公民参与样本：一个对空间文化有深刻理解的知识分子，通过媒体和社会力量，最终能促进文化政策的调整——该事件的社会、政治意义远远超越文化遗产保护本身。

南都：台湾的建筑师在这一块一直很有作为。

朱涛：台湾有一批突破了传统实践模式，能真正强有力地展开社会参与式设计的规划师、建筑师。比如台湾社区运动的领军人物，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所长夏铸九，他将为我们综述台湾在政治民主化、经济高速发展、公民社会逐步浮现的过程中，其草根社区运动的发展脉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会通过他们做的台北县新店阿美族溪洲部落的参与式规划案例来说明，在对有着独特文化传统的原住民部落规划中，规划师不应该在现存城市框架中将这些原住民进行简单地排斥或者同化，而是应该激活原住民部落自身的力量，帮助他们强化自身的社区主体意识，让他们更紧密地联结起社区团结的网络，更主动为自己争取权利。用夏先生的话就是，让他们“由自在的阿美族，形成自为的都市原住民，形成自为的市民，成为台北城市的市民。”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为台北县新店阿美族溪洲部落作参与式规划讨论会现场。

                （图片提供：夏铸九）

从夏铸九的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社区建设上，内地与台湾的巨大差距：前面提到的西安鼓楼回民区自发组织的维权行动中，完全没有得到规划师、建筑师等专业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居民们向政府建议的旧城改造方案就是两段简单的文字描述，连一张专业的规划图都没有。而在台湾，在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这样的研究和设计机构里，帮助社区走向自治，最大化地伸张居民的空间权益，已经成为城市和建筑专业人士在空间实践上的一种有意识的追求。

再如论坛这次请到的十五年来扎根台湾宜兰县的建筑师黄声远。他直接和当地百姓、官员和施工队交朋友，从本土文化、生活和地景地貌出发，创作出一大批公共文化、生活设施和住宅等项目。这些作品既充满着对地方民众的认同和关心，又具有着感人至深的艺术质量。（见题图）

不要动不动推诿到“体制问题”

南都：但是内地的规划师、建筑师同样还会说，正是台湾特定的社会状况才使得夏铸九、黄声远这样的建筑实践成为可能，而内地的社会状况尚不允许……

朱涛：那我真希望他们来好好听听另一位台湾建筑师谢英俊的演讲。谢英俊把自己在台湾进行草根社区建筑实践的经验带到了内地的乡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谢英俊的参与式实践的独特之处在于，不光是将可持续、环保等理念纳入乡村的基础设施与人居环境设计中，还在设计、建造过程中坚持“协力造屋、自助建房”的原则，通过培训、合作等手段鼓励当地农民积极参与。在台湾1999年 “9.21”地震后，谢英俊带领他的事务所深入灾区，帮助众多原住民部落完成重建。近年来，他陆续在中国河北、河南等地开展生态农房建造活动。“5.12”大地震后，他在汶川、茂县、青川、绵竹等地乡村，组织500多户生态农房的协力自建。他开发出一种新型的轻钢结构骨架、就地取材作填充围护材料的建造系统。该系统可使乡村每户人家花五六万元左右便可完成自助民宅建设。

                台湾建筑师谢英俊率领乡村建筑工作室规划设计了四川茂县太平乡杨柳村56户农家的震后

                迁建。全部农房采用了谢英俊开发的轻钢生态房系统进行建设。乡村建筑工作室自08年9月

                进驻杨柳村，历时一年，派驻建筑师、志愿者，承担了全部的现场技术指导，整个村落于今

                年10月完工。（图片提供：谢英俊）

那些动不动就推诿到“体制问题”上的中国建筑师，应该在谢英俊的工作成果面前扪心自问：他作为一个台湾建筑师来内地实践，他面对的是同一个体制，而且他远不如内地建筑师熟悉社会现实，他遇到的困难要比内地建筑师多得多，为什么他却能取得这样的成果？

“横向比较才能让我们更清楚自己的定位”

南都：谢英俊这样横跨两地的建筑实践，确实有启发性。本次论坛邀请内地、台湾、香港三地专家和学者参加，也是有意在促进两岸三地建筑界之间的互动。我们更希望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比较，让更多的人清楚自己的定位。

朱涛：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构，这样的结构能有效探讨社区营造主题。在横向上，两岸三地的建筑师、规划师和学者们聚在一起，各自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实践经验出发，通过对民间社区运动、建筑师和规划师的空间实践以及建筑教育改革等议题，来分享彼此的经验；纵向上，内地的学者和专家们将从中国居住形态的历史回顾、旧城改造和遗产保护、自发的社区演变、以及对公民参与式的社区规划探索等议题。

1978年大陆走向改革开放，1988年台湾政治解严，1997年香港回归，导致三地政治经济格局的戏剧性转变，引发了各自社会生活的巨变，而社区发展无疑是其中一个异常重要、活跃的维度。通过横向的相互比较和参照，我们各自就能更清楚地为自己定位。

南都：是这样的。论坛的上午将集中介绍台湾和香港经验，除了上述夏铸九、黄声远、谢英俊三位发言外，台湾元智大学的阮庆岳将从教育的角度谈如何突破建筑专业训练的局限性，促使建筑学生在他们将来的实践中更能介入城市和社区。香港科技大学的陈允中将为我们介绍香港近年来，从社区抗争到营造的经验。下午集中探讨内地的社区建设和公民参与问题。

                香港近年来的社区保护和营造运动蓬勃发展。（图片提供：陈允中）

朱涛：下午建筑史家卢端芳的演讲很值得期待，她会回顾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主导性的居住模式是如何演变过来的。这将为我们辨析一些我们平时想当然，但其实很少深入探讨的概念，如小区、大街坊、单位、社区等，它们的空间特征是什么，它们与中国特定的社会发展状况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它们的未来趋势会怎样等。

              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一个典型“单位”的空间规划。（图片提供：卢端芳）

建筑师刘家琨的演讲内容是他最近对成都玉林小区的案例研究。该案例的独特性在于它不是一个被少数规划师和建筑师有意识、系统化地设计出来的精致视觉产品，而是由各种时代和地缘空间变迁的偶然性交织起来，逐渐自发演变出来的一个极富人情味的生活社区。它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计划经济与市场开发的转型之间，因而兼具两个时代小区的特点。它既有对城市开放的路、街、巷系统，又有能保障内部居住安全的“微型院区”。它丰富的小商业网点既属于城市，又便于小区居民。它的居民多样性弱化了贫富界限，容纳了多层次的消费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文化异常丰富。是时代的变迁，以及无数居民几乎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的参与，将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小区逐步打造成一个生机勃勃的社区。

这个二十年来不经意演化出来的社区模式，其独特品质是否能为今日有意为之的社区规划提供启发？这个案例分析，相信有助于我们抵制社区规划中那种普遍存在的精英主义态度。那种认为少数几个政治或专业精英就能绘制出完备的城市和社区蓝图，甚至可以主宰整个城市运作的乌托邦旧梦早就应该被更民主、人文、开放和注重动态发展过程的社区营造策略所替代。

              成都玉林小区中有人情味的生活气氛和丰富细密的空间肌理，在建筑师刘家琨眼中有着独

                特魅力。（图片提供：刘家琨）

                上帝之手——1920年代，现代建筑大师勒•柯布西埃“只手”推出他的大破大立的改造巴

                黎规划，该姿态象征性地表达出现代规划师和建筑师的精英主义态度。而今天，那种认为

                少数几个政治或专业精英就能绘制出完备的城市和社区蓝图，甚至可以主宰整个城市运作

                的乌托邦旧梦早就应该被更民主、人文、开放和注重动态发展过程的社区营造策略所替代。

南都：论坛有一个开放性的结尾：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冯斐菲女士将综述中国城乡规划中公众参与的总体状况，以及北京近年来在规划工作中鼓励公民参与的工作成果、经验和有待改进的问题。冯斐菲的发言，连同所有与会者的发言一道，寄托着“中国建筑思想论坛”对未来的热切期待——一种通过各方人士努力，促成一些积极变化的期待。

                北京城乡规划中开展公众参与活动。（图片提供:冯斐菲)

朱涛：尽管一切才刚刚起步，尽管前面还有数不清的困难，我们应该把眼光放远一些，积极地设想一下：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公民们得以聚集在一起生活和产生能量的基本社会和空间单位就是社区。

我们这个国家，有着十几亿人口，领土之辽阔可与美国相比，文化传统之丰富可与欧洲相当。伴随着我们国家走向公民社会的进程，如果我们的社区营造和公民参与能够真正以一种现代民主政治的意义展开，将会迸发出多么强大、富于创造性的社会和文化能量！

我深信通过对“社区营造与公民参与”的探讨，南方都市报的“中国建筑思想论坛”在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在空间纬度上的建设上，又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题图为台湾建筑师黄声远设计的宜兰县杨士芳纪念林园，成为当地人推广乡土教学和社区聚会的场所。图片提供：黄声远）

小帖士

1.本论坛12月7日举行，上午会场设在深圳图书馆五楼报告厅，下午在深圳音乐厅五楼小剧场。

2.全天参与论坛有精美礼品；参与互动可得梁文道最新著作《读者》(签名本)。

3.本论坛为公益论坛，免费参与。为确保座位，可提前预订。电话：0755-83325000。

详情请登录cama.nddaily.com查询

采写：本报记者　赵磊

 双城双年展：变化的催化剂?

朱涛

在一次对传媒同行的讲话中，杰出的香港记者程翔谈到香港的“核心价值”，以及它们能对大陆起到的催化剂般的作用。在他看来，有三个要素构成了香港的核心价值：1. 隶属英美法系，首先假定被控人无罪的法制体系；2. 思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可以保障个人能独立思考和批判性地言说；3. 对人权的尊重，可以凝聚起强大的公众压力，要求决策的透明和公正，以避免当权者的任意作为。

程翔向他的同道们呼吁，要有意识地保护这些核心价值，使它们不受侵蚀：不要将它们视为想当然，直到失去后才知道珍惜；不要屈从于各种形式的贿赂或胆怯；要坚持以良心为唯一准则；要目光远大，自己对香港核心价值的保护，实际上就是在促进中国能产生积极的转变；要在专业主义的基础上保护这些价值——如能这样，“小小的香港”，就能持续对大陆产生巨大的影响。1

如将程翔对香港传媒界提出的问题转移到香港建筑界，会怎样？可以说，非常遗憾的是，香港建筑界没有承担起它本来应该承担的责任，没有充分发挥出它的潜力。

在道义上，虽享受着完全的言论自由，香港建筑界显得怯懦。当香港传媒忙于揭露中国震区垮塌学校的施工质量的严重问题时，大部分香港建筑师和工程师保持沉默。而被传媒请去对垮塌学校的损毁做技术鉴定的一些专家，一方面在媒体上号称“资深专家”，一方面却“不肯透露姓名”——实际上是在推卸他们该承担的责任。

在职业实践上，虽坐拥着巨大的、全球性的文化资源，香港建筑师的形象，仔细辨认起来，多表现为一个镶嵌在巨大房地产运转机器中的小齿轮。自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建筑师给大陆带来的是效率和精打细算，而不是文化敏感性和空间想象力。

在出版上，相比香港在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辉煌出版业绩，以及对大陆读者的积极影响来说，香港的建筑出版可说是处于饮弹状态。

何以一个如此动态的大都市，既拥有着丰富的空间文化传统，又持续处在国际影响下，其整体建筑文化却如此凋敝，其建筑师的态度如此消极，其建筑发展与其生机勃勃的民间文化发展之间如此割裂？

我的期望是“香港•深圳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能成为一个催化剂，引发出一系列变化，来打破这种这种僵局。我也希望能借助“双城双年展”的机制，我们可以在香港和大陆建筑界之间形成积极的互动。

1. Ching Cheong, "Catalyst for chang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6, 2008。 本文题图也选自该文。

The Bi-city Biennale: A Catalyst for Change?

Tao Zhu

In a recent speech to his colleagues in the media, Ching Cheong, the prominent Hong Kong journalist discussed Hong Kong's 'core values' and the catalytic influence they could exert over mainland China. According to Cheong, three components constitute Hong Kong's central principles: the rule of law within common-law tradition that presumes innocence; the freedom of thought, speech and expression_r that  allows individuals to think independently and speak critically; and the respect for human right that expresses itself in the strong public pressure for greater transparency and a fair trail, which helps prevent arbitrary actions by those in power.

He urged his peers to consciously protect these core values and prevent their gradual erosion: to not take them for granted and only learn to treasure them when they are lost; to not submit to the various forms of bribery and intimidation; to be dictated by nothing but one's own conscience; to think in terms of big picture – by defending Hong Kong's core values one is actually promoting positive changes in China; and to protect these core value on the basis of professionalism. If all this can be done then 'tiny Hong Kong' can keep exerting a 'disproportionately big influence' on China. 1

What would it be like if we transpose these issues addressed in Hong Kong's media across to its architectural counterpart? One might regrettably say that Hong Kong's architectural community has not taken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it should have taken and has not exerted its full potential.

Morally, while fully enjoy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Hong Kong's architectural community appears timid. While Hong Kong's media were busy exposing the acut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collapsed school buildings in China's earthquake zone, most Hong Kong architects and engineers remained silent. When requested by the media to make technical examination of the damage to the collapsed schools, some of the architectural/engineering consultants on the one hand claimed in the media to be "senior experts", but on the other "would like to remain anonymous," essentially to divest themselves of any responsibility.

In terms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although with the a vast array of global cultural resources at hand, Hong Kong architects resemble, upon closer inspection, tiny gear wheels embedded within the machinery of a gigantic real-estate operation.  Ever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80's, what Hong Kong architects have brought to the mainland is their excellence in efficiency and calculation, rather than cultural sensitivity and spatial imagination.

With respect to publishing, compared to Hong Kong's brilliant achievement in promulgating vast information about China's history, society and politics that had an enormous and positive influence on mainland readers, Hong Kong's architectural publishing can only be described as overwhelmingly bleak.

How is it that such a dynamic metropolis, with both a rich spatial cultural tradition and constant exposure to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has, in general, an architectural culture that is so pitiful, its architects'  attitudes so passive, and its architectural development so divorced from its vibrant local cultural development?

My hope is that the Hong Kong & Shenzhen Bi-City Biennale of Urbanism/Architecture may serve as a catalyst to trigger a series of changes to breach such an impasse. I also hope that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the Bi-City Biennale we can generate posit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architectural communities of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1. Ching Cheong, “Catalyst for chang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6, 2008. Title image also adapted from the essay.

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区应具备哪些品质？

我们如何参与美好社区的营造？

——史上首次，两岸三地建筑师、规划师、学者共同参与，探讨这些民生问题，期待您的参与！

走向公民建筑

南都“第二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

主题：社区营造与公民参与 

论坛地点：(上午9:12:30)深圳图书馆五楼报告厅；(下午2:00-5:30)深圳音乐厅五楼小剧场

学术召集人

朱  涛  香港大学建筑系助教授

学术主持人

梁文道  香港文化评论家、主持人

演讲嘉宾

夏铸九（台湾）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教授兼所长

演讲主题：小区营造与市民城市

黄声远（台湾） 田中央建筑学校/黄声远建筑师事务所主持人

演讲主题：梦想家园——新故乡新地景

谢英俊（台湾） 第三建筑工作室主持人

演讲主题：互为主体的乡村社区重建——乡村建筑工作室在台湾、大陆的实践

阮庆岳（台湾） 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副教授、作家

演讲主题：社区营造与公民参与的实践：以凤山国际工作营为例

陈允中（香港）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助理教授

演讲主题：从小区抗争到小区营造：香港经验初探

卢端芳         悉尼大学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学院高级讲师、建筑史学家

演讲主题：1949年以来的中国住区演变

王  军         新华社记者、城市建筑研究专家

演讲主题：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保护中的公民参与

刘家琨         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演讲主题：玉林颂——成都一个小区的自发演变

冯斐菲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所副所长

演讲主题：北京城乡规划公众参与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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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坛背景

“中国建筑思想论坛”期望能办成一个真正激发人们建筑思考的论坛。我们期望能通过这个平台，为促进中国建筑的发展，为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在空间维度上的建设做出贡献。

以“公民社会的推动者，公民意识的启蒙者”为办报宗旨的《南方都市报》，对建筑的深度关注始于2007年。

2007年12月，南都在深圳举办了“首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开中国平面纸媒深度介入建筑领域之先河。该论坛主题为“中国当代建筑实验与反思”，邀请了十四位中国优秀建筑师参与。将落脚点定为“反思”，奠定了该论坛“见证思想的力量”的基调。

2008年12月，南都在深圳举办了以“走向公民建筑”为口号的“中国建筑传媒奖”。该奖项在两岸三地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也被建筑界誉为当下中国最具社会意义的建筑奖项。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该奖项除了《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新周刊》等社会媒体有大篇幅报道外，还有十余家建筑杂志推出“走向公民建筑”特刊或报道。“公民建筑”在2008、2009年，成为建筑界的一个新的热点名词。

至此，南都形成了清晰的运营思路：逢单年举办“中国建筑思想论坛”，逢双年举办“中国建筑传媒奖”。在2009年12月，南都将在深圳如期举办“第二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围绕着这个纪念日，全国各地展开了多种多样的纪念和庆祝活动。大多数活动将重点放在对各种重大历史事件、丰功伟绩和辉煌成就等的颂扬上。有别于此，南都的“第二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将主题定为一个非常具体，且直接关乎民生的话题——“社区营造与公民参与”。

二：论坛主题——社区营造与公民参与

社区通常指若干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根据一套规范和制度，按照某种空间方式，聚集在某一地域里，所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集体。可以说，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公民们得以聚集在一起生活的一个基本社会和空间单位就是社区。我们看到，在当下中国，在越来越多的关于城市、居住的讨论中，“居住小区”的概念正在逐渐被更具综合性的“社区”概念所取代——社区不光牵涉到作为硬件的空间打造，还直接关联着作为软件的良好社会关系的建设，它兼具空间和社会的双重意义。

本届论坛想着力探讨的是，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状况下，一个良好的社区在社会关系和空间配置上应具备哪些品质？在社区营造中，如何才能实现这些品质？社区的主体——居民们能在社区营造的过程中扮演什么积极的角色？社区空间的设计师——规划师和建筑师们，能否既通过精湛的专业技能，协助打造出高质量的社区空间，又凭借对空间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在政府、开发商、居民等多种社会力量间积极调节、斡旋，以技术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帮助公众伸张他们的空间权益？从更广义上来看，公共媒体、各种社会服务人员，以及公民们，如何能通力合作，为探索出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丰富多样的社区营造模式，作出各自的贡献？中国的高密度社区构建经验可否对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探寻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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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思想论坛为公益论坛，免费入场。座位有限，可提前预定。

预定电话：（全国）4008866166；（深圳）0755-83325000

全天参与论坛有精美礼品赠送；参与互动可得梁文道最新著作《读者》（签名本）。

论坛主办：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风尚周报

合办媒体：《建筑师》、《世界建筑》、《时代建筑》、《新建筑》、《世界建筑导报》、

                    《Domus》国际中文版、《ABITARE住》、《住区》、ABBS建筑网

官方网站：cama.nddaily.com

合作机构：09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2009年12月06日-2010年01月23日）

赞助咨询：赵磊 13632951718；梁杰华 13828425308

形象设计：深圳张达利设计有限公司

“07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策展人王维仁老师要为他那届双年展出书，约我写稿。我把两篇已发表过的文章给他：“深港（不）一体化：评点07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和“再织城市：朱涛与香港建筑与城市双年展策展人王维仁对谈”。天呢，他居然还不满足，硬逼着我“无论如何再写点新东西”！时隔两年，眼看着新一届双年展在下个月就要开幕，我再揪着头发回忆上届的内容，续写对上届的评论，实在没啥大意思。于是我，强迫自己坐下，花了星期六一天，写出以下文字，作为对“深港（不）一体化”一文的补记，希望对朋友们有点用。

今天，09双城双年展又将在下个月初开幕了。就我对目前双年展的观察，我认为出现了一些新的、有趣的问题，值得探讨。概括起来，问题是：新旧双年展之间，深圳和香港两个城市的双年展之间，需不需要保持一定的连贯性？还是竭力强调各自的独立性？

一个具体例子是，如我前文（指“深港（不）一体化”一文）提到，07年香港方面的双年展得以创造出一个平台，使得不同的社会阶层、立场在其中发言、碰撞，其包容性赋予了双年展一种潜力，可以成为一个公民探讨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公共场域。这良好的开端和成果，在我看来，非常值得进一步向社会推广，也值得以后各届双城双年展学习和发扬光大。但现在看来，双城双年展似乎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推进，而是向其它方向发展了。

抛开很多细节，也暂时不谈即将召开的09双年展的独特成就（等开幕后再谈更合适），回顾两年来双城双年展的整体发展脉络，我本人认为有三个现象值得重视：

一.    上届双年展刚刚铺设好的一些关于建筑和城市的课题研讨，没能通过专业和社会媒体做进一步的阐发和推广，于是它们大多随着双年展事件的结束而迅速消散掉了。

二.    如今每届新双年展的策划重点并不是放在如何延续、推动和深化上届双年展的成果上，而是恰恰相反，放在如何尽可能绕开上届双年展的经验，另辟蹊径，使得新一届双年展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文化项目或事件。

三.    深圳和香港联合举办双城双年展，其本意在于通过两城互动来相互交流，而现在由于种种原因，反而越来越趋向于呈现为两个独立的展览，只不过偶然地凑在同一个时间开幕罢了。

当然，上述现象背后有很多、很复杂的原因，但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双城双年展值得深入思考三个与上述现象相对应的问题：

一. 每届双年展究竟是一场为期几十天的孤立事件，还是一个为期两年的文化推动、推广过程？

如是前者，那势必出现前期策划忙碌，开展一周内热闹，闭幕后一切烟消云散的节奏；如是后者，那么双年展结束后的研讨、出版等深化和推广工作，应被看作与前期和开展期间的工作同等重要。从文化传播上看，甚至更为重要。

二. 每届双年展究竟是一个个自我孤立的项目，还是能汇总起来，承前启后，共同朝着某个文化目标，逐渐推进的整体项目？

如是前者，那双年展一届届地办下去，便会很容易落得像如今房地产市场上那些“策划公司”那样，精力全耗在抓着头皮，孤立、抽象地追求“创意”和“个性”上去。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下——传媒需要热点、消费者需要刺激、领导需要说法，双年展会越来越依赖于制造图一时痛快的视觉奇观和轰动性的事件；如是后者，在保证各届展览各具特色的基础上，双年展还应该为自己设立更宏大、长远的文化目标，还应该保持相当的连贯性、持续性，只有这样才能循序渐进地推动城市、建筑文化的发展。

我劝各方在忙碌后，静下来，问一个基本问题：办双年展究竟是为什么？？？

就是为了热热闹闹办一件事吗？那深港双年展两方各自调度着数百万甚至近千万元的资金，实在有太多比办双年展更好的做法。比如用这一大笔钱，仿效重庆的做法，请广大市民免费吃顿百万人大火锅，肯定热闹得多。

就是为了满足市领导“打造文化品牌”的诉求？邀请领导来开幕式发言，请几个名人来提提神，搞几家媒体颂扬一番，将展览期间参观人次达数百万的指标报上去——就这简单的几样东西，基本可以搞掂领导。

就是为了赢得一帮“外宾”的夸奖？那帮老外文化人，整天都在想着如何削尖脑袋钻到中国的文化市场里冲浪。一下子有这双年展花钱请他们来，把他们当贵宾捧着，吃好喝好招待好。他们个个内心洋溢着的成就感和喜悦之情，“翻身农奴把歌唱”都来不及，谁还会批评双年展，即使他们心里有批评意见？

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更大、更长远的目标，值得双城双年展考虑，要不要去追求：

a. 双年展需不需要以呈现和分析深港和大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和建筑发展为基础，为内核，或者说至少每届双年展要推出一定的有份量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多么可悲、荒谬的现实：每当建筑界人士评述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发展时，所有人都像得了强迫症似的，不得不引用库哈斯的《大跃进》。一个如此独特、丰富的城市区域，经过数十年的动态发展，怎么能仅靠这一本书来承担空间阐释的工作？双城双年展是否愿意主动承担起这项工作？

b. 双年展需不需要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城市和建筑文化发展？在全国范围来看，深港双城双年展的优势是得天独厚的：在香港有自由的媒体和出版业，有与台湾和国际频繁的联系，在深圳有特区城市的独特历史和魅力，有比内地相对开明的政府和雄厚资金。并且，很重要的是，双城双年展在主体上仍被定义为文化项目，不像其它双年展从策划开始就散发着令人作呕的铜臭气。那么双城双年展，愿不愿意花力气，发掘和整合自身的独特优势和潜力，开始有意识地、有步骤地做工作，成为一股推动中国城市和建筑文化发展的强大力量？

毫无疑问，办一个双年展，热闹、打造文化品牌和走向国际化等都很重要，但这些都是些泛泛的愿望——所有双年展都会这么想，或至少这么声称。而只有对自己的核心目标和独特身份有了清晰定位，只有目标坚定、持续不断的推进工作，才是双年展获得成功的根本。如深港双城双年展愿意承担上述两项使命，深入的思考和工作的连贯性、持续性，无比重要。

三. 每届双年展究竟是两个城市各自独立的双年展，还是一个“双城双年展”?

显然，绝大多数人都会说理应是后者，而且很多人都会同意目前这各自为政的局面不能令人满意。但现在大家能做什么？只能无可奈何地将之归结为“体制问题”而已。我想说的是，不管背后有多少原因，这已经成为双城双年展最严重的缺陷。把该问题明确列上日程，尽可能争取多些时间探讨它，非常重要。不然可能每次拖到后期，都会重蹈覆辙，大家都只能一次次地对着“体制问题”兴叹。简言之，就双城问题，双城双年展应该从现在就开始积极探讨，如何能在后年做得更好一些。

总之，算上即将开幕的09双年展，深圳已经举办了三届，香港举办了两届。经过各届辛勤的、“摸着石头过河”般的探索，“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我认为现在是时候，开始思考一些更深入、更长远的问题了。

“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將於2009年11月26日至29日在香港舉辦。有七位來自四大洲的著名國際詩人參加，包括美國當代最重要的詩人之一加里‧施耐德（Gary Snyder），美國散文詩人兼翻譯家艾略特‧溫伯格（Eliot Weinberger），阿拉伯語詩歌界的代表人物、埃及詩人阿赫穆德‧海加茲（Ahmad Abdul Muti Hijaji），日本戰後一代的代表性詩人高橋睦郎、阿爾巴尼亞女詩人魯列塔‧柳沙那庫（Luljeta Lleshanaku），德國詩人庫爾特‧德拉沃特（Kurt Drawert）和墨西哥最重要的女詩人卡羅•布拉喬（Carol Bracho）。與這一強大國際陣容相媲美的是用中文寫作的詩人，有來自中國大陸的翟永明、歐陽江河，來自台灣的鴻鴻，以及住在香港的也斯、葉輝、胡燕青、廖偉棠和北島。

這將是有史以來香港規模最大的國際詩歌盛會。它將給香港人緊張忙碌的生活中帶來詩意，拓展香港正規教育中創造與想像的空間，為香港成為國際性的文化都市做出貢獻。

“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將使用包括英文在內的多語種進行交流，出版詩歌手冊，以及配合朗誦的字幕，因而，這大門也是向在港的外國朋友敞開的。

“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包括如下面對公眾的活動：

開幕朗誦會　時間：11月26日晚七時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西部綜合教學大樓LT4；

音樂朗誦會　時間：11月27日晚七時  地點：拔萃男書院禮堂

加里•施耐德專場朗誦討論會 時間：11月28日下午兩點三十分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何善衡校園查濟民科學大樓5樓

香港詩歌之夜—粵語專場朗誦會  時間：11月28日晚七時  地點：中文大學崇基書院利黃瑤碧樓演講廳

閉幕朗誦會　11月29日晚七時  香港藝術中心

“香港國際詩歌之夜”是由香港中文大學東亞研究中心、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拔萃男書院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大學圖書館系統共同主辦的。

查詢 李小姐 2696 1070 lois@cuhk.edu.hk / 葉小姐 2696 1088 estheryip@cuhk.edu.hk

網頁 http://chinesestudies.cuhk.edu.hk/cuhk-portal/html/poetry2009/

International Poetry Nights in Hong Kong

Press Release

“International Poetry Nights in Hong Kong”, a gala in celebration of poetry and poets, will be held from 26 to 29 November 2009. Famous poets from all around the globe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event, including Gary Snyder, the doyen of American poetry; Eliot Weinberger, the American essayist, poet and translator; Ahmad Abdul Muti Hijaji of Egypt, the leading poet of the Arabic world; Takahashi Mutsuo, the foremost Japanese poet of the post-war period; Luljeta Lleshanaku, the Albanian poetess; Kurt Drawert of Germany; and Carol Bracho, the famous Mexican poetess. Joining this stellar cast will be Zhai Yongming and Ouyang Jianghe from Mainland China, Hung Hung from Taiwan, and Hong Kong’s Yesi, Wu Yin-ching, Liu Wai Tong and Bei Dao.

            The event is the biggest international gathering of poets in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It will impart a sense of poetry to the busy life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expand the vista of creativity and imagination in Hong Kong’s conven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contribute to the recognition of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The activities will be conducted multilingually. During the poetry recitations, English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poems will be projected on a screen for easy reference. The organizers will also publish a poetry collection, which will include selected poems of the participating poets in English, Chinese and the original language. Poetry lovers of all nationalities are welcome to attend the activities.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are open to the public:

Opening Ceremony and Poetry Recitation

            Date: 26 November 2009 (Thursday)

            Time: 7:00 p.m.

            Place: LT6, Teaching Complex at Western Campu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nquiry: Miss Lois Li (2696 1070; lois@cuhk.edu.hk)
                         Miss Esther Yip (2696 1088; estheryip@cuhk.edu.hk)

Music and Poetry Recitation

            Date:   27 November 2009 (Friday)

            Time:   7:00 p.m.

            Place:  Assembly Hall, Diocesan Boys’ School

            Enquiry: Miss Mavis Lam (2768 5645; skitlam1110@gmail.com)

Poetry Reading and Forum: Gary Snyder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Date:   28 November 2009 (Saturday)

            Time:   2:30 p.m.

            Place:   LT3, YC Cheng Lecture Theatre, 5/F, Cha Chi-ming Science Tower, Ho Sin Hang Campu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Enquiry: International Writers Workshop,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3411 2513; iwwevent@hkbu.edu.hk)

Hong Kong Poetry Night: Poetry Recitation in Cantonese

            Date:   28 November 2009 (Saturday)

            Time:   7:00 p.m.

            Place:   LT1, Esther Lee Building,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nquiry: Miss Lois Li (2696 1070; lois@cuhk.edu.hk)
                         Miss Esther Yip (2696 1088; estheryip@cuhk.edu.hk)

 Closing Ceremony and Poetry Recitation

            Date:   29 November 2009 (Sunday)

            Time:   7:00 p.m.

            Place: Shouson Theatre, Hong Kong Arts Centre, Wanchai

            Enquiry: Miss Lois Li (2696 1070; lois@cuhk.edu.hk)
                         Miss Esther Yip (2696 1088; estheryip@cuhk.edu.hk)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Poetry Nights” is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Studie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the International Writers’ Workshop a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Diocesan Boys’ School. It is co-organized by the Faculty of Arts and the University Library System, CUHK, and sponsored by New Asia College, CUHK and The China Club.

Website: http://chinesestudies.cuhk.edu.hk/cuhk-portal/html/poetry2009/
General Enquiry: Miss Lois Li (2696 1070; lois@cuhk.edu.hk)
                        Miss Esther Yip (2696 1088; estheryip@cuhk.edu.hk)

“鄂尔多斯100”的实验

几年前，马清运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过一个演讲，题目就叫“试验田”。演讲的海报背景是张照片，他穿着小花点衬衫（黄色？），卷起俩袖子，理了个寸头，皮肤晒得黝黑，站在一堆貌似农民工，皮肤更黑的人中。他们背景是一大片田野，好像还有一堵砌得半半啦啦的墙——这是典型的老马(大家这样叫他)的宣传风格，我很清楚。但这海报误导了我纽约的一位死心眼儿的左派朋友，她以为老马是个深入基层，搞草根建筑运动的activist，于是跑来听演讲。听完跟我说：靠（Oh God），搞了半天，马是在指导施工队，修他自己在家乡投资、设计的葡萄园看护房，和周边配套的旅游客栈！

读一张海报都存在一个语境问题，探讨“实验建筑”更是如此。

社会语境

我理解老马用“试验田”作演讲题目的用意。他用了一个比喻：试验田是指那些专门辟出来，搞杂交水稻之类农作物试验的田地。这词还宽泛地联系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村搞包产到户的伟大“实验”：每家分一块责任田，自己自由耕种，想在上面试验什么就试验什么，结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大大提高。老马用这个典故，想说的是当前中国的发展，为建筑，或为其它什么东西，提供了无比广阔的“试验”（或“实验”）的空间和机会。

我喜欢和思维有跳跃性的老马争论。我跟他说：如果说“试验田”在三十年前改革之初，意味着完全自由、开放的探索，大家当时没什么遗产可继承，也没有负担和忧虑。而到了今天，我们积累的经验和教训足够多了，是不是应该以一种新态度，以更全面、更平衡的眼光来看待“实验”？我也同样用了个比喻，一个 “试验田” 的负面例子：北京的沙尘暴正是内蒙古的“试验田”造成的。内蒙牧民们本以传统游牧的方式养牲口，其实是长期摸索来的，符合当地自然条件的作法。内蒙草场的土层很薄，全靠表层草皮保护。成群的羊或马吃了一片草后，马上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有利于被啃过的草皮长回来，保护土层不暴露出来，不沙化。可是，内蒙的干部突然脑子进水，学中原的农村改革，搞包产到户实验，将草原也一块块划分成责任田，让各户牧民固定在一块块地里圈养牲口，结果严重超出草场的生态负荷。更糟的是，大批汉人涌入内蒙，租赁草原，在上面种农作物。他们明知道那么浅的土层，如果种农作物，两年后土壤养分就会耗尽，土地就会不可挽回地沙化。但是他们很多人想：反正这是少数民族的地，只要在这“试验田”里放开做我想做的事，做出“成果”来，两年后走人，管这么多干嘛？——这就是沙尘暴的起因。你在北京外围搞再多植树造林，有什么用？挡是没用的，内蒙那边在大片大片地毁坏草场，才是问题的根源。

绕了一大圈，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欧洲1909未来主义运动和1920年代前卫建筑运动的时代，也不是1958年中国开始大跃进的时代，甚至不再是1970年代末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纯真年代”。今天距离拉得开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我们面前堆了一大堆。我们如果愿意的话，其实是可以把问题看得更全面、更深刻些。1909的未来主义者和1920年代的前卫建筑师们曾幼稚地相信，技术进步能够给人类带来一个美丽新世界，结果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中技术被用来大规模地杀人。1958年毛真诚地相信激进的社会实验可以超越一切经济发展规律和自然环境限制，结果导致几千万国人饿死。1978年的改革开放各方面的实验所取得的成就当然是巨大的，但它的问题今天也暴露得很明显了，和建筑直接相联系的有居住问题、环境问题和公众的空间权益受到损害等问题。那么，当我们今天讨论“实验建筑”时，在社会性这个维度上，我们需不需要更细心、更精确地讨论一下“实验”的社会责任、限度、和后果？换句话说，我们需不需要更精确地定位我们今天“建筑实验”的社会语境？

很多建筑师才不管这些。他们很像那些到内蒙去种菜的汉人，一味猛做，做出“效果”后走人。在谈论建筑对社会的影响上，他们只醉心于“实验能产生多大能量”之类的抽象谈论。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里“能量”究竟指向何方？是指改善社会、改善人们生存环境的能量，还是指破坏性的能量？原子弹能量倒很大，可是能随便“实验”吗？今天一些建筑师的确很有能量，他们成了能影响政府官员和开发商决策的参谋。但如果这些建筑师的能量是破坏性的，那岂不是能量越大，实验越激进，对社会就越是场灾难？

文化语境

在谈了上述问题后，我必须要说明的是，我不是一个建筑审美的保守分子。我坚定地认为，建筑产品，至少其中的一部分，是需要承担文化开创的使命的。创造性的建筑作品，可以通过特有的手段，刷新我们的空间体验，或其它建筑审美经验——这一点才是大部分“实验建筑师”感兴趣的，也是“实验建筑”话语展开的立足点。它其实是从现代前卫艺术运动中的“实验艺术”话语体系横向移植过来的，强调的是形式语言的反叛性和探索性，而不是直接的建筑实践的社会性参与。或者有些人干脆就认为建筑师只要专注于形式实验，就已经自动体现了某种社会责任感。

但是，无论如何，至少有两点需要更深一步探讨。

第一，实验建筑和实验艺术的不同之处在哪里？或者说，相比实验艺术而言，实验建筑的实验性特长和限度在哪里？实验艺术可以沿着两个不同方向来开拓艺术新领域：１）建设性的手段。如立方主义和抽象绘画在反叛传统写实绘画语言的基础上，通过构筑出新的绘画语言来开拓艺术领域。但它们并不破坏艺术本身的自律性，不尝试打破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恰恰相反，它们实际上是通过构筑新的绘画语言，加强了艺术本身的自律性；２）破坏性的手段。如达达主义不光反叛传统艺术语言，还激进地颠覆艺术本身的定义和规范，甚至颠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回到我们的建筑学，问题在于：就第一种方向而言，与社会生活如此紧密交织的建筑学，能在多大程度上，象纯艺术那样，实现形式语言的自律性？就第二种方向而言，“实验建筑”又能沿着“破坏”和“颠覆”走多远？“实验建筑”能在多大程度上颠覆建筑本身的定义和规范，颠覆建筑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杜尚可以把小便斗拿到博物馆里，起名“泉”，供奉在那里。可建筑中能产生出真正的“达达主义”吗？如果说1920年代欧洲的前卫建筑与前卫艺术运动之间曾有过一段联姻关系，那么当时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或者，当时的误解有哪些？后来，一直到今天，各自的发展轨迹和相互关系又如何？现在看来，我们建筑界在1990年代初，受西方学院式建筑教育和中国1980年代中期前卫艺术话语的影响，引进了“实验建筑”这一概念时，没能来得及仔细考察该概念在西方和中国的特定历史语境和发展轨迹，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孤立、抽象的概念来对待，因而它与中国现实结合时也一直是高度抽象的。今天，回过头来，再仔细梳理这些问题，仔细把这些问题放回到20世纪现代建筑发展的脉络中考察，相信会澄清很多问题，至少会让我们更清醒些，不要过于依赖实验艺术的话语体系，来谈论我们自己领域的很多问题。

第二，牵涉到“实验作品”的读解。不是一个建筑师宣布要搞实验，摆一个实验的pose，讲一个关于实验的构思，他的作品就自动有“实验建筑”的质量和意义了——我们的建筑师、建筑媒体和批评家们往往太容易满足于这层面上的东西。我几年前和朱剑飞那场关于“批评－后批评”的争论中，关于中国建筑那段，很多中国建筑师读着觉得委屈，好像是我在说他们没有“批评性”——实际上这不是我那篇文章首先想判断的。我最直接想和朱剑飞探讨的其实是：你说谁谁谁有批评性，能不能更精确、详细地告诉我表现在哪里，作此判断的社会或文化语境是什么——除了援引建筑师的文字宣言外？今天同样，如果我们认为还有必要谈论“实验建筑”这个词的话，建筑评判者要有细读作品的能力，要能深入、令人信服地读解出“实验建筑”作品的实验性究竟表现在哪里，针对什么做的实验，其质量和意义如何，而不是光听建筑师的宣言如何如何——而这，如果没有一种对建筑文化语境的敏感性，是不可能做到的。

阿多诺说过：“奥斯威辛后，写诗变得不再可能”。他的意思是：经历了纳粹大屠杀之后，现代人的经验和精神世界变得如此复杂，面对的矛盾如此之多、之大，传统的田园诗式的唯美诗歌，已经成为一种虚伪、孱弱的艺术形式，不可能再有效地表达今人复杂的经验和精神状态了——阿多诺其实就是在努力思考艺术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恰当形式和意义。那么在他看来，“奥斯威辛后”，怎样的艺术才有价值呢？他说：“今天没有其它对美的量度，只有依赖一件作品能够解决（多重）矛盾的深度。一件作品必须切开（多重）矛盾，并克服它们——不是通过把它们掩盖起来，而是通过追随它们。仅仅形式的美，不管是什么，是空洞和无意义的；在观察者的‘艺术之前’的感官愉悦中，内容之美会丧失。美要么是（多重）力量向量的（作用）结果，要么什么都不是。”

十几年前，一个中国建筑师，似乎随便糊弄点“艺术之前”的感观愉悦，就能获得“实验建筑”的称号，如在立面上装几块木板、锈钢板、素混凝土、磨砂玻璃等等。那时候，建筑师几乎做点什么与市面上异样的东西，都能“出效果”，都好像能轻易获得文化批判的针对性（再加上当时说服甲方接受确实是比较难的工作，因而显得有点悲壮）——所有这些是因为当时的建筑文化本身实在太贫瘠、单调、肤浅了。我记得当时张永和在北京街道上骑自行车转悠，突然看到一个用磨砂玻璃包裹起来的小店铺，很纯净的样子，马上和我半开玩笑地说“感到很紧张，非常建筑在北京遇到竞争对手了！”可今天，随便到哪个城市公园，上一个臭烘烘的公共厕所，都可能会看到大片磨砂玻璃。我还记得，王澍的顶层画廊刚修好，一艺术家看到那些生猛的材料、作法，“感动得要大哭”。可今天，相信这位艺术家已经逛过纽约、伦敦的画廊，至少798去过几趟了吧，恐怕对那些大木头门、钢板、铁插销等，早就审美疲劳了吧。

这谁都不能怪，要怪只能怪我们的社会变化太快了，“文化语境”也跟着飞快地变。读者们见的市面多了，口味刁了，对建筑语言的要求也高了。当然，一些建筑师也在相应地调整策略。其中一些觉得只有靠来更生猛的，更狂怪的，非要摆出一个强奸context（即语境）的姿态，才对得起“前卫”、“激进”、“能量”这些字眼儿。另一些觉得坚持做纯净点的形式，把墙刷白，加点木百叶，就算文化上的抵抗，或“批判”了——这些恐怕都还是糊弄，都还是太过简单的花拳绣腿。我想说的是，今天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实际上是对解决多重矛盾的深度的追寻，对建筑意义的深度的追寻。

今天的作品中，我认为是出现了一些更有勇气的“实验行为”的，如王澍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和刘家琨新近的大地震馆。但大家能互相促进，推动建筑文化向深层发展的前提是有那么一批建筑师和批评家，愿意和能够对这些作品进行细读，仔细辨析在今天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这些“实验”的质量和意义如何。比如，王澍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曲面混凝土屋面上，那垂直摞起的无数小青瓦，和宁波博物馆墙面上的循环利用的旧砖，究竟是协调传统与现代的一个有深度的实验，还是缺乏批判性，对传统遗物近乎拜物教般的炫耀？再比如，刘家琨的大地震馆，运用了人民大会堂的社会现实主义的语言，但其殿堂中的廊柱，是座落在起伏、扭曲的地面网格上，似乎在有意铺设不同语言和象征意义之间的张力。但结果究竟会达到“解决多重矛盾的深度”，还是会在一不留神之间失去张力，被其中某个语言单方面压倒，成为一种“象征主义”的媚俗？单纯讨论建筑师走的路线（该或不该）并不重要，随意给建筑物下褒贬定论（好或不好）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保持对社会语境或文化语境的警醒，对建筑作品持续进行有深度地探索、阅读和辩论，形成“实验—批判”互动的文化氛围和过程。

离开社会语境或文化语境谈“实验建筑”，就和离开语境谈“创新”，谈“前卫”，谈“解放思想”，谈任何东西一样，要么是没有意义的扯淡，要么是自欺欺人的蛊惑。

喜欢读博（不是赌博）的人有福了！上个月，由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的陈婉莹和钱钢主编，《壹报》的创始人翟明磊编著的《中国猛博：新媒体时代的民间话语力量》由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这是对内地近年来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博客的首次集结，也是我们对这个时代风起云涌的民间话语力量的一次集中展示。这是今年香港学术界、出版界为中国献的又一份厚礼。

本书访谈、评点了十七位猛博博主，收录了他们的代表博文，还请他们各自向读者传授如何修练网络神功的“锦囊妙计”。其中一些博主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真令我大开眼界。十七位博主是：连岳、艾未未、韩寒、许志永、冉云飞、老虎庙、李小乖、钱烈宪、罗永浩、长平、吴稼祥、杨恒均、沙叶新、曾金燕、张鸣、王小峰、翟明磊。

上周钱钢老师送了我这本书，令我的阅读生活倍添异彩。该书可读性极强，既可闭关在书房，一口气读完；也可放在厕所里，每次拉巴巴时细细咀嚼一两段。（我就取了后一种读法，结果大大延长了占茅坑时间，害得全家在门外抱怨。）

该书绝对兼备了冉云飞所说的“三有”品质：有趣、有料、有种。读起来，就像看一部呈现当代中国民间政治思想和行动的《七侠五义》。一阳指（翟明磊的一个人报纸）、铁裆功(罗永浩的不倒翁牛博)、绕指柔（李小乖的小乖乖漫画）、大金刚拳（艾未未的泰山压顶文）、弹指神通（韩寒的妙手拈花文）、百花错拳（钱烈宪的爆料总汇）、八卦莲花掌（冉云飞的每日一博）……各路话语神功，纷沓登场，令我辈目不暇接，回肠荡气，禁不住拍手称快！

等我细细咀嚼完各段，一定再写篇细致评析。本篇硬广告最后想提的是全书中还穿插了一位平面设计大侠的作品。该侠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张发财！他的每幅作品，看似信手而成，轻若春风，也透着诙谐，令人会心一笑。但细细品来，内功极强，绵绵之力，重若千钧，从纸背后透出。上面题图就是张发财的一个作品，被作为《中国猛博》一书的封面，点明了全书主题，可作为千万个弄潮时代的猛博博主的座右铭：

“当年我没拦住你，如今你也拦不住我！”

《新华网》又报导——“全运柱”亮相岛城：“近日，130根带有十一运会设计元素的‘全运柱’亮相青岛街头，为岛城增添了浓郁的全运氛围。” 这次举起的，比北京的56根，两倍还多18根......如果中宣部、文化部、建设部、卫生部再不及时联合下文，严令禁止，恐怕举国上下，将大兴高举擎天柱之热，相互攀比，比长短、粗细、数量、耐久度，和谁花钱进补多.....花甲之年，养生要紧，哪能如此逞强？！

在我看来，这柱子闹剧再次指向一个很深的历史遗留问题——我在《大跃进中的人民大会堂》中提到，但没能深入探讨——那就是，为什么在不同的时代，拥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理念的政权，都不约而同地喜欢大柱子？？？

资本主义美国在建国伊始，兴建的建筑（尤其是政治建筑）多遵循欧洲古典风格。

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建筑钟情于简化的欧洲古典风格，将1920年崛起的现代主义运动贬为共产主义影响下的恶果。

就在同时，斯大林的苏联提倡融合欧洲古典和俄国民族形式的“社会现实主义”风格，将现代主义斥为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表现。针对现代主义表面抽象、光洁的建筑形式，斯大林喊出的口号是：“人民有权要柱子！”

而如何又能在逻辑上解释得通，我们国家，在建国十周年之际，大跃进高潮中，一个如此激进地要在数年间赶英超美，迅速达到工业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在设计人民大会堂时，会在风格上也同样钟情于西方古典柱廊式？

又为什么在国庆六十周年之际，在正处“大国崛起”的历史关头，又在天安门广场上竖立起这一堆仿大会堂柱廊、但品味低下的“民族团结柱”呢？

“为什么西欧的古典式廊柱，在这么多不同政权的眼中，都有着这么大的‘普世价值’？——想象在美国大学建筑系的一堂研讨课上，教授向一堆不同专业的学生提问。学生们不受思想束缚，纷纷举手，踊跃发言。

结构专业的学生先说：这不明摆着的嘛！因为柱子重要啊，起支撑作用，没有它们楼就垮啦！

建筑专业学生反驳：可是，中国人民大会堂门廊柱子真正起结构支撑作用的混凝土柱才60公分见方，而建筑师最后利用外装修把它们包成了2米粗的巨柱，显然除了处理结构问题外，还另有所求。而另一方面，天安门广场上的“民族团结柱”3米粗，并不支撑任何东西，除了天空……

文化人类学学生：没别的，源于原始社会的生殖崇拜，源于土著部落的阳具图腾！

女性主义批评学生接上：Damn it！都是男性中心主义在作祟！民间建筑文化从来都是多种多样，有像母体子宫般的穴居，有纤细、轻巧的中国、日本木框架等等。而到最后，history 成了His story：只有以石头结构为原型的粗大柱廊才受当权者青睐！每看到那些鸟玩意儿，我就恨不得开个大铲车，来个一剪梅……

一个来自中国四川的访问学者（不晓得啥专业），英文又说不好，也跟到附和：yes，yes，的确锤子得很！

文化批评学生跟上：你刚提到权力，或许粗大的柱子、整齐的柱廊也和集权政治有关，至少和权力控制下的秩序感有关……

语源学学生：对对对，秩序——order! 法语ordre, 拉丁语ordin-， ordo……都是同源词，含有秩序、顺序、等级、摆布、安排、命令等意思。在建筑上，order 就是指“柱式”——关于如何组合柱子各部件，形成某种特定风格的构图法则。那么我要说，喜欢粗大柱子，和权力崇拜、表达控制欲有关……

历史学学生：诸位，当权者都喜欢粗大柱子是一回事，但更进一步，当权者都喜欢希腊、罗马式的柱廊是另一回事。我想这后一种趋势必和欧洲中心论有关！美国杰弗逊模仿希腊式柱廊，认为它真正代表西方民主精神的起源；希特勒推崇简化的希腊、罗马样式，认为它是西方文明的纯正表达；斯大林喜欢新古典柱子，因为能实现欧洲古典传统和俄国民族形式的融合；可就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也大量采用西方古典柱廊，我还真不知意味着什么……

教授：饭踏死踢克！很精彩的讨论！这最后的问题就作为大家期末论文的题目吧。大家在圣诞节期间，好好琢磨琢磨，找出答案来。Good luck，88！

众学生：我靠！忒JB难了吧！

这段时间一直有这传言，也看到柱子的设计者和支持者们殷切地表示（或曰炒作）：希望柱子永立广场。而政府本要在这星期初宣布对柱子去留的最终决定，也推迟宣布了。

我作为一个热爱祖国，懂点建筑的草民，劝告政府：如果要真的讲点学习，讲点政治，讲点正气，如果要真的坚持点科学发展观的话，就该赶紧把那些愚蠢的柱子移走！

从样式上，那些柱子的设计显然借鉴了旁边人民大会堂的廊柱形式。但与50年前大会堂的廊柱设计相比，这堆“团结柱”的艺术水准，相差何止千里！

我最近写的《大跃进中的人民大会堂》中追溯了1958年人民大会堂设计竞赛的过程，其中追溯到当时大会堂的实施方案之所以被选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建筑师在设计风格上迎合了首都规划委员会和中央政府官员的心理——“喜欢青年式的（指西欧古典廊柱式），有朝气”。

但中选方案的粗大高耸的西方式柱廊，引起梁思成等一干建筑专家的强烈反对。梁批评该方案在建筑风格上“西而古”，艺术价值不高，而且在尺度上犯了将每样东西都简单放大的毛病，使人在接近时，感觉自己变小，有到了巨人国的感觉。但在当时，不管专家们争论如何，设计方案一旦选定，为了赶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年前完工，建筑师们能做的也只能是在细节上完善，以尽可能实现良好的构图比例和协调建筑与人体尺度的冲突。比如建筑师张镈等精心在柱头上设计汉白玉的“仰莲瓣承抱石枋”，在柱础上设计东北红大理石的“方盘+复莲+花饰”三段式等。正是这些措施，渗透着那个时代建筑师的高超艺术修养，使得大会堂在建筑细部上，有了相当的艺术魅力。

而今天，为了国庆60周年匆忙竖起的这两排柱子，保留了原大会堂廊柱三段式的构图和基本形状，但柱身短粗，表面图案粗陋，颜色艳俗，活像56颗巨型二踢脚（炮仗）排在广场两边，齐齐指向天空。它们除了对天安门广场空间构成视觉污染外，简直就是对后面大会堂那些精心设计的廊柱的文化侮辱！

抛开政治因素，单从庆典场景设计上说，德国纳粹建筑师斯佩尔（Albert Speer) 为1934年纳粹纽伦堡集会设计的光柱更比我们的“团结柱”不知高超到哪里去了。斯佩尔在广场周边按十几米的间距排放了130架防空探照灯——动用了当时纳粹军队所有的探照灯，齐齐向夜空投射光柱。一方面，该作品承接古典传统——一排排巨形光柱汇成了刺破夜空的哥特教堂列柱，斯佩尔称之为“光的教堂”；另一方面它超级现代——用高技术设备、用抽象的光投射出虚幻的柱廊，壮美、洗练、震撼人心。用今天的话说，它还特别环保：庆典一完，灯一熄，一切消失得干干净净——更突现了集会作为一次性事件本身的特有的诗意和美感。

而我们这堆蠢笨的“团结柱”呢？只会“实打实”地塑形象，刷色彩，贴金，贴图案。它们个个由钢和水泥铸成，26吨重，在国庆晚上喷完各种媚俗烟花图案后，尴尬地留在广场边。想移走它们其实都很难，移到别的地儿也没法回收，还只好让人假装当成艺术品供着......

在象征意义上，“民族团结柱”更显得可笑：56个民族，有必要一对一地竖起56根柱子，占这么多地方，几乎像大栅栏一样，把天安门广场围起来吗？照这个逻辑，天安门广场上纵如森林般，竖满人民英雄纪念碑，也不够数，来纪念“三年以来...三十年来...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啊。再者，56个民族，各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即使非要“大团结”，大家又凭什么要同一个颜色，同一个形状，同一个高度，像列兵似的对称地立在天安门广场两旁？如要永久性地列在那里，岂不是更可怕？！

总之，“民族团结柱”作为临时喜庆用品，装点广场，喷射一下礼花，表达一下“民族大团结”的愿望，不管其设计水平多低下，其临时应景的任务一旦完成，立马全部撤走，大家眼不见心不烦，这事就过去了。但如要真的永远留在那里，它们唯一的功能恐怕就是作为警世柱——作为反面教材，以开诚布公、触目惊心的方式向世人昭示：中华文化到了最衰落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热烈庆祝，热烈欢呼，紧密团结，开拓奋进，谱写，高举，夺取，全面建设，奋斗，坚持，深入贯彻，高举，不动摇，坚持，不动摇，坚持，不动摇，坚定不移，奋勇前进，建设，继续解放，坚持，推动，促进，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定不移，推进，抓住，聚精会神搞，一心一意谋，坚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全面推进，坚持，实现，提高，建设，建设，形成，走，坚持，提高，坚持，坚持，建设，坚持，完善，保证，坚持，完善，发展，壮大，坚持，完善，巩固，发展，坚持，完善，加强，坚持，推动，建设，巩固，大力弘扬，构建，促进，维护，实现，加强，全面建设，实现，弘扬，培育，全面推进，深入学习，加强，坚定不移地贯彻，保持，坚持，推进，坚持，始终不渝地走，高举，推动，奋进，振兴，热爱，建设，建立，致敬，致敬，致敬，致敬，致敬，致敬，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本想如此类推，再把其它各词性的词归纳起来，形容词、副词等等，相信可构成一个我们时代精神的标本，也是女权主义者进行文本分析的好材料（壮大、高举、深入、推进、坚持......）。可惜兴奋一时的我，没能坚持太久，就累了。

还是洗洗，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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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１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周年口号》，全文如下：

    １．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周年！

    ２．热烈欢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

    ３．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开拓奋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新篇章！

    ４．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５．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

    ６．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不动摇！

    ７．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８．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９．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１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１１．抓住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１２．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１３．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

    １４．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

          并存的分配制度！

    １５．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１６．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１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１８．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１９．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２０．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２１．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２２．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２３．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壮大爱国统一战线！

    ２４．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２５．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２６．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２７．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２８．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２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３０．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３１．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３２．弘扬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３３．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３４．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３５．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３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３７．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３８．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３９．团结奋进，振兴中华！

    ４０．热爱祖国，建设祖国！

    ４１．向一切为祖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建立功勋的革命先辈和烈士们致敬！

    ４２．向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致敬！

    ４３．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致敬！

    ４４．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和公安民警致敬！

    ４５．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敬！

    ４６．向一切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外国朋友和世界各国人民致敬！

    ４７．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４８．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４９．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５０．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庆典（广场）

1959年10月1日上午10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开始。首都70万人参加了典礼，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为了在空间上配合这次庆典，中共中央在1958年8月决定要进行天安门广场改建和在北京建设“国庆十大工程”，两组工程同时于1958年11月开工。经过10个多月的超常努力，1959年8月底完成改建的天安门广场，比之前扩大了两倍半，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80米，总面积达44公顷。广场中央矗立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2年8月动工，1958年4月完工，是在有着近700年历史的北京南北中轴线上新添加的政治地标。广场的东、西侧近乎对称地座落着同于1959年8月底落成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是“国庆十大工程”中最显要的两座。它们与英雄纪念碑一道，更加强了北京城传统的南北中轴线的格局。

与北京南北纵向轴线相垂直，东西长安街被规划为北京的东西向横轴，加以打通、拓宽和延伸。长安街在天安门广场处宽达180米。按军方的要求，道路中心不设任何绿化隔离带，呈 “一块板”形式。路面上实现“无轨无线”—— 公共汽车取代了有轨电车，所有架空电线全被改装入地下管线。路面上不但考虑了日常车行，还能经受60吨坦克行驶，甚至可作战时飞机起降跑道和直升飞机自由降落场地。

传统的控制城市、建筑空间布局的南北中轴线，与现代的 “动线”——东西长安街交通干线相交的地方，就是天安门广场。这种布局赋予了天安门广场无与伦比的空间地位，它成为北京乃至全中国的“几何中心”。1959年国庆典礼就是在这样的空间设置中展开。

10月1日上午9时50分，毛泽东、刘少奇陪同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一道登上天安门城楼，紧随其后的是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胡志明、金日成等来自1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和60多个国外共产党的领导人。天安门城楼两边观礼台上也站满了各国家、政府的来宾。

10时整，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宣布庆典开始。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升起，礼炮轰鸣，400名少先队员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几十万人肃立在广场、街道、观礼台和城楼上，敬视着盛大典礼的展开。

首先是阅兵式。新上任的国防部长林彪，刚在9月取代了因“庐山会议”向毛泽东进言而被罢免的彭德怀，在阅兵总指挥杨勇上将的陪同下，乘车在天安门广场南侧和东长安街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各部队。随后，林彪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台，向三军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该命令要求全军指战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宣读命令时，林彪前后高呼了八次“万岁”，每一次都能引起“地动山摇般的应和”。最后，林彪振臂高呼：“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顿时，“人们激越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分列式开始了。陆海空三军15个徒步方队、14个车辆方队和6个空中梯队，共计11018人，仅用58分钟，从天安门城楼前和天安门广场上空经过，接受了检阅。多年以后，当时任第一徒步方队的主护旗手张太恒回忆到：当他擎着“ 八一”军旗，引领着方队沿长安街由东向西推进，在与天安门广场南北中轴线相交的瞬间，随着一声嘹亮的“向右——看”的口令，他感到的是“一腔热血顿时在全身奔涌”。

之后是首都70万群众大游行。仪仗队抬着巨幅标语、花篮、国徽（前面摆着十个寿桃，寿桃周围环绕着160名手持鲜花的女同志），以及记载着钢、煤、粮、棉十年来跃进的数字、图表和模型。人民大会堂的建筑模型，作为建筑业大跃进的光辉典范，也跻身其中。大跃进的两大主题——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显得尤其醒目：农民乐队用唢呐、笙等吹奏着“社会主义好”，背景声则是排浪般的欢呼“人民公社万岁！”；钢铁工人则环绕着大型高炉、平炉、电炉、转炉和一组小高炉欢呼前进，高炉旁的烟囱里还喷出阵阵烟雾……

与这火热的庆典场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一批历史学家对1959年前后那段时期——今天称为“大跃进－大饥荒”时代——中国乡村景象的叙述，如：“1960年前后，整个国家有如一个巨大的冰窖。千千万万个村庄里，每天都有许多灾民在饥饿中死去。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人为的战祸或天降的灾害、瘟疫，都不曾在这么短的时间夺去那么多人的生命。”再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中国大陆发生了一场历史罕见的大饥荒，从1958年至1962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饿死了三千六百多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估计为四千万上下，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数共计七千万人，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灾荒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巨灾，也是人类当代史中最为惨痛的空前大悲剧。”

大跃进的历史研究长期以来在国内被视为禁忌。直到最近，经过一批学者的努力，这段意义重大的历史才开始被一点点揭示出来。到目前为止，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政治、经济、社会史领域中。本文尝试开启一个新角度——以空间，特别是城市空间的角度来读解那段历史。更确切地说，本文尝试以1959年北京十大国庆工程中的中心项目——人民大会堂为案例，通过对该项目的立项、设计、施工和艺术再现等环节的考察，探究建筑在那个特定时代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建筑与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人之间的关系。

以下各章节标题为：

-“万”字情结
-设计总动员
-集体创作
-“新风格”的成长
-多
-好
-快
-省
-宣传
-庆典（厅堂）
-今天的大会堂

（小广告：大家一定要踊跃购买Domus-China哦!等这期杂志卖得差不多了，我再将全文在网上公布。）

文县的玉垒卓越狮子小学由余加工作室主创：

成县的苇子沟卓越狮子小学由“都市实践”刘晓都主创:

继08年成功策划、组织援建成都华林小学后，土木再生于今年8月底又迎来了“新校园计划”中三所震区小学的落成。它们是：甘肃文县的丹堡卓越狮子小学、玉垒卓越狮子小学和甘肃成县的苇子沟卓越狮子小学。三所学校均由深圳卓越集团和狮子会捐资，土木再生的建筑师捐助设计和提供跟进服务，深圳市协鹏建筑与设计公司负责施工图设计。

土木再生是在5.12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由建筑界人士在深圳发起的，一个致力于灾后重建工作的民间志愿者联盟。该联盟以建筑、规划专业人士为主，同时也包括其他多种社会服务人员。受台湾1999年9·21地震后崛起的“新校园运动”的启发，土木再生于2008年6月发起“新校园计划”。作为一个联合捐资方、建筑师和各种社区成员的平台，土木积极倡导社会各界将震区新一轮的校园重建当作一项文化再造工程：打造出一批具有高质量设计和施工的乡村校园，并融合先进的教育和文化理念，甚至有可能最终探索出新的标准，推动更大范围的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事实证明，重建现实远比土木的想象复杂得多。土木一年多的经历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故事，真是酸甜苦辣，一言难尽。我将于近期撰文，回顾一年多来，土木在“新校园计划”上的努力、成绩和挫折，以及与重建工作中各种团体、个人之间的互动，探讨当下震区重建工作中交织的热情和诗意、矛盾和荒诞。

文县两所学校的竣工典礼统一于8月29日在丹堡小学召开，该校由朱涛、李抒青两位建筑师主创设计。作为主创建筑师之一，我去丹堡小学的路上十分紧张，甚至沮丧。我知道在无数环节中，由于造价限制，以及各种不可预料的原因，设计不得不一再打折扣，我担心实际上修成的建筑会惨不忍睹。可是当我在村口桥头下车，看到在逆光中的新教学楼一片金灿灿的景象，尤其看到那些垂直贯穿教学楼走道的小光井，即使在背光中都能在墙面泛射出一片片的光晕时，心中异常感动！

在丹堡小学里上下溜达，除了内心深深感激很多同道的辛勤劳动外（将撰文一一指出），我在建筑设计上也得到很多启发，其中最重要的两点：

1）光，是建筑中最宝贵的材料，它能赋予建筑一种完全想象不到的生命力——这境界再怎么理论性地思辨都没用，唯有亲身体验才能感悟；

2）造价低，逼使建筑师摆脱所有与空间构思无关的细节，摆脱"虚荣", 走向纯粹，凸显核心概念，凸显空间本身之美，反而成为好事！

看完报导，我想说的是：这，对于震区重建来说，真是一场噩梦！

我们 “土木再生”专业志愿者团体自去年512震后在深圳成立，今年初正式注册下来以来，陆续帮助四川、甘肃震区完成了一批小学的项目策划和设计工作。到现在为止，有四所小学修建起来，还有一些正在设计和筹措资金中。我们的有限成果，全都是靠与民间捐资企业、国际慈善机构密切合作，形成一定的对地方政府和建设单位在捐建资金使用上加以监督、制约的力量，一点一点，艰苦争取来的。相形之下，我们尝试直接与官方慈善机构（他们手中握有巨额民间捐资）合作的项目，光前期批文就会拖到一年之久，每个环节都缺少横向监督和质量保障机制，到现在没有一个成功的。在我们所参与的民间援建中，虽然用在校园建设上的每一笔资金都很小，远比不上那些 “震区明星学校”投资的零头，但是作为捐资方的企业或个人、作为捐资管理方的国际慈善机构，大家工作起来都非常专业，尽心尽力。最为重要的是，在援建过程中，要有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公开、可接受监督的捐资运作体制。如这点做不到，捐资在某个环节上不得不走政府渠道的话，那至少要有一个可以对政府捐资运作进行监督的机制。

我无意用我们“土木再生”的有限经验来下笼统结论，更无意“诋毁我党和政府形象”——任何政府将如此高额的民间捐款纳入自己的财政专户，“统筹使用”，都难保不出问题（更何况“我们的”政府）……根本问题就在于：如果没有一个独立、公开、可接受监督的资金运作体制，如何能保证没有腐败？如何能保证捐资人倾注了无限关爱，很多人甚至靠省吃俭用，捐出来的钱和物资，用在该用的地方? 如何又能保证援建工程的质量？

以下是《中青报》报导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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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华大学研究团队调查：可能80％左右的地震捐资进入了政府财政专户，而与此同时，60.8％的受访者则认为救灾捐资就应由政府统筹使用—— 

谁来执掌760亿元地震捐赠？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9-08/12/content_2800866.htm

南京一个名叫徐超的乞丐，把自己讨来的零钱兑换成百元大钞，塞进街头的募捐箱;上海一个外企白领从自己的工资卡上汇出1000元;北京一家报纸的总编辑取出10000元捐作特殊党费……

去年“5·12”汶川地震之后，类似这样来自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抗震救灾捐赠款物，截至今年4月30日，总数达到了767.12亿元(其中捐赠资金约653亿元，物资折合约114亿元)，被公认创下“中国捐赠史的新纪录”。

在这个庞大的数目一天天累积的过程中，有些疑问被反复提及：这些钱物流向了哪里?

最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支团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根据他们为期半年的调研，这些来自公众个人或企业腰包的钱，极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由政府部门统筹用于灾区。

这个数据，在这支团队的负责人邓国胜看来，很值得玩味。在不少西方国家，救灾时政府一般不接受民间捐赠，即使接受了，也会将钱交由民间组织去花。但在中国，事情显然不是这样。

在80%这个数字背后，这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的副教授看到的，是一种不容乐观的现状。这是一个隐忧，虽然未必刺激公众神经，却关乎这个国家正在发生或正要发生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被政府垄断的民间资源

许多人愿意用“井喷”这个词，来形容去年那场大地震激发出的公众捐赠热潮。有数据显示，仅仅去年5~6月，在上海、北京和重庆这些城市的市民中，每10个人里就有9个为抗震救灾捐赠了款物。

这些钱也许是通过单位的工会捐了出去，或许是塞进了某个公益机构在路边设立的一只不起眼的捐款箱，或许是通过党组织的特殊党费交到了中央组织部，又或许是通过银行或者邮局汇进了某个公益组织的募捐账户……

这些钱在全国无数个账户之间流动，最后，有一半以上直接进入了政府的账户内。这其中包含了全国数千万党员捐赠的特殊党费、各地省级人民政府直接接受的捐赠、以及民政部设立的抗震救灾专户。

准确地说，在邓国胜及其同事的调研中，截至去年11月，全国捐赠的资金为652.5亿元，其中政府直接受捐约占58%，约379亿元。这笔钱，毫无悬念地，由政府部门来使用。

如果说这是“蛋糕”最大的一块，那么第二大块，则是流向各地红十字会、慈善会以及地方公募基金会的捐款。这一部分占了约31%，约199亿元。

尽管根据国务院下达的文件，这笔钱原本可以由这些地方性公益组织自行安排使用，但是邓国胜团队在对全国7个省(市)进行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这些捐款中的大多数，最后仍然交给政府部门去使用了。

这一比例究竟有多高，邓国胜的团队没有给出确切的数字。但在调研中，他们拿到的事实是：在这些省份，这些地方性公益组织募集到的捐款，除去不多的必须按照捐赠者意愿进行使用的定向资金外，非定向资金大多转入当地政府的财政专户。

事实是：有些省份，非定向资金必须要求转入政府财政账户。有些省份，这些组织可以对受捐资金留有一些使用权，不用全部转入政府的财政专户，但通常需要和地方政府一起到灾区开展援建项目。还有些省份，即使不用转入政府财政专户，但也仍然由政府统筹使用，然后从这些民间组织报账。

事实是：有些省份，就连这些公益组织募集来的定向资金，也都要强行转入政府财政账户，由政府按照捐赠人的意愿来使用。

事实是：在少数承担了灾区援建任务的省份，当地政府用于对口援建的资金中，竟然一半以上来自社会捐款，只有不到一半来自政府财政。还有些省份，这一比例甚至更高。

现在，这块全国救灾捐赠资金的大“蛋糕”只剩最小的一块，流向了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16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流到它们盘子里的，只占整个救灾捐赠资金的约11%。在邓国胜团队绘制的表格里，只有这一块资金后面，注明的是“自行安排使用”。

但这是怎样的“自行安排使用”呢?

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这两家以往具有救灾募款垄断地位的“官办民间组织”，总共募集了约63亿元捐款。通常的方式是，两家机构将募集到的资金层层下拨到地方红十字会和地方慈善会。基层红十字会和慈善会往往执行能力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只是县卫生局或民政局下属的一个科室。无论是为灾民建房、盖学校，还是盖医院，通常，资金最终还是流向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成为项目的实际执行者。

这是一条逆向的资金流动。难怪“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会感叹说，国际上通行的是政府购买 NGO(非政府组织)的服务，比如美国政府购买NGO服务的款额是民间捐赠总额的1.5倍，但中国却正好相反，变成了NGO“购买”政府的服务。“中国公募基金会向社会募捐后，都是和政府合作做项目，在项目落实的时候，干活的都是公务员。”

尽管没有更确切的数字，但据邓国胜粗略估算，全国来自社会和民间的抗震救灾捐赠，最后流向政府、由政府来使用的，极可能在80%以上。至少，在他的团队调查的几个省份中，这个比例很高。

没钱花和愁花钱

某种程度上，邓国胜对此表示了理解。因为红十字会和慈善会这些组织让地方政府执行项目，便可以将成本转嫁给地方政府，同时也将风险转嫁给地方政府，对它们而言，“这不失为一个省心省力的好办法”。

然而，“这不是方向。”这位学者摇着头说。

在他看来，方向应当是“小政府，大社会”，是政府从垄断走向适度开放。为什么不把这些资金拿出来，委托外包给民间组织，从而激发社会的活力呢?邓国胜反问道。

他相信，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政府有着自身的局限，“所以我们才要改革，在经济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在社会领域引入民间组织。”

“一个社会有一群能够自我管理自我运作的民间组织，这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邓国胜说。

他认准的大方向是，这个国家在实现“经济开放”之后，如今到了该走向“社会开放”的时候了。

“5·12”地震之后出现的景象曾一度令他感到“很激动”。据不完全统计，奔赴四川一线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有300多家，介入的志愿者更达到300万人左右。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志愿者及民间组织以前所未有的态势登场，是这个国家“民间力量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乐观者相信，“2008年是中国公民社会元年”。更有研究机构高调宣布，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社会。

不过邓国胜审慎地表示并不认同，因为事情似乎还不那么令人乐观。

自去年8~9月份始，曾活跃在灾区的志愿者和民间组织“潮水般”地退却了。在调研中，邓国胜的团队了解到的数据是，截至今年4月，坚守在灾区的民间组织估计已经不足50家，志愿者不到5万人。

“缺乏资源和资金的支持，难以为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邓国胜说。

这场地震，“就像是放大镜”，将长久以来存在的弊病集中显现。一直以来，国内草根NGO几乎无法获取本土资源的支持，它们的资金大多来自国外。地震之后，看到民间爆发出惊人的捐款热情，从事NGO事业近20年的徐永光原本以为，“这一次中国本土 NGO一定能获取本土资源支持”，但事后发现，情况并没有明显改观。

来自民间的捐赠最终大多数流向了政府，流向本土NGO的，少之又少。一个项目能获得三五百万元的资助，已经“非常可观”;能获得一二十万元资金，也“已经不错了”。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人们会听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忧虑：

一个名叫刘猛的草根NGO负责人忧虑自己快没钱了。他用自己的数十万元积蓄维持一个团队的开支，一度陷入困境，几乎吃了上顿没下顿，以至于他的妻子不得不从国外赶回来给他送钱。这个名叫“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的组织，在都江堰市的板房区内为灾民做心理援助，最多时有200多个志愿者，最后只剩下少数人苦苦支撑。

而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的一位官员则在灾后忧虑说，现在几百亿元的捐款是悬在中国政府头上的“堰塞湖”。甚至有的机构，平均一个工作人员“摊到”好几个亿的捐款，该怎么花?

无法确切知道，地震灾区究竟有多少草根NGO像刘猛那样靠自筹经费、自掏腰包在维持。据在灾区调研的学者们说，“不在少数”。甚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虹认为，志愿者和NGO大量从灾区撤走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资金支持。

“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

80%以上的社会捐赠资金最终流向政府，这样的事实意味着什么，看起来公众对此并不像邓国胜那样感到焦虑。

今年5月，邓国胜团队与一家市场监测机构联合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在2000多个有效样本中，60.8%的受访者认为，救灾时，社会捐赠资金应该由政府统筹使用，只有9.7%的人认为不应该，还有29.1%人表示无所谓。

学者们承认，“弱小，是中国民间组织共同的特征”。美国一家名叫联合之路的慈善机构2007年一年就能筹到40亿美元，而中国超过1300家基金会同一年只募到约6亿美元。

学者们也承认，中国的民间组织执行能力常常还不够强。他们还承认，这些民间组织大多在财务公开、信息透明方面做得不够正规和完善。而间或曝出的丑闻也令它们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但在邓国胜看来，“不能因为目前没有能力，就不给你机会。有时候虽然政府能比它们做得更好，但这不是方向。”

否则，政府的大包大揽，将让这些民间组织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因为你弱，就不给你机会;不给你机会，你只会更弱。”邓国胜说。

邓国胜团队的调研成果，将于8月12日在北京开幕的“社会组织5·12行动论坛暨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上发布。与这一成果一起亮相的，是其他数位学者围绕民间组织参与救灾展开的多项调查。

在中国民间力量“集体亮相”一年多之后，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21家基金会和NGO联合发起的这一大型论坛，将对中国NGO参与地震救灾的行动和机制进行总结、反思与展望。

邓国胜已经不再像一年多前那般乐观。坐在办公室里，这位瘦瘦的学者感叹说：“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包丽敏)

原载《南华早报》2009年8月13日

　　　　　　　是谭作人，艾未未，反动媒体，还是成都公安，还是......

这是8月3日《明报》对该片的简介：

潘劍林導演的《誰殺了我們的孩子》（首場本周四於香港藝術中心放映）是獨立製作，集中拍攝四川木魚鎮中學震塌後的情。片中採訪了生還學生、家長、教師、校長、官幹，救援和善後的軍警等，各說一套，充滿爭議，好像羅生門。就連木魚中學到底死了多少學生（至少是當局所說的280多人，但不包括失蹤者）？也成為謎團，當時學校宿舍是否鎖了門？是否早已查明是危房？亦說法不同。肯定的是，死難學生的家長非常悲憤，認為當局隱瞞，後來把死者集體秘密遷葬卻不通知家屬，難怪他們闖入復課「做騷」唱國歌的典禮，怒吼抗議。

誰對誰錯始終難判，重要的是顯出中國內地民間聲浪愈來愈強，官方縱使極力辯護和封鎖，也不可能再是「一言堂」了。而且有人敢於獨立拍攝，把官腔和異議對照，作出大膽質疑，讓觀眾自行理解。

以下是2008年10月10日“德国之声中文网”对该片参加韩国釜山电影节的报导：

紀錄片“誰殺了我們的孩子”在釜山

　　中國導演潘劍林攜一部故事片和一部紀錄片參加將在10月10日結束的韓國釜山電影節。他的紀錄片“誰殺了我們的孩子”是在四川大地震發生六天後在重災區青川縣拍攝的，也是有關汶川大地震的第一部問世紀錄片。潘劍林可能因為擅自攜帶此片國外參展而遭遇麻煩。

　　中國獨立製片人和導演潘劍林以兩部新作"流氓的盛宴"和紀錄片"誰殺了我們的孩子"亮相第13屆釜山電影節，其中故事片"流氓的盛宴"不久前獲得第61屆瑞士洛伽諾國際電影節評委會特別獎，"誰殺了我們的孩子"則作為唯一部中國作品參加電影節紀錄片競賽單元。潘劍林去年也曾在釜山亮相，以故事片"夜未央"在電影節上引起關注。

　　潘劍林在釜山電影節上接受法新社採訪時介紹了"誰殺了我們的孩子"的拍攝過程。他說，四川5‧12大地震時他正在北京，地震發生六天後他就帶著攝影機來到地震重災區廣元市青川縣，拍攝的重點時是那里的木魚鎮初級中學。地震中，木魚中學的一幢三層宿舍樓倒塌，當時八百多名學生正在午睡，近三百名學生因此喪生。潘劍林說，"整個宿舍樓成為一片廢墟，什麼都沒剩下。你不可能對這樣的場面有所心理上的準備。"

　　潘劍林將鏡頭對准了遇難學生家長和當地官員。悲慟中的學生家長指責學校建築質量的低劣才造成如此大的傷亡，並將憤怒指向地方官員，而這些官員則說那是因為地震破壞性實在太大了。潘劍林說："這些建築的質量十分糟糕，這在中國是個很大的問題。腐敗也時一個問題，這讓人感到恥辱。悲痛欲絕的家長們要討個說法。"

　　影片中，家長說官方說學校死了286個孩子，但實際數字應該有近600人。他們說，大部分孩子的遺體都在宿舍樓出口處附近疊在一起，有些孩子把手伸向門把手。影片中還有鏡頭表現了失去孩子的家長們組織起來，收集證據向地方政府抗議校舍建築質量低劣。

　　潘劍林告訴法新社，拍攝時，很多幸存者可能還沒有從驚恐中緩過神來，所以可能他們還願意面對鏡頭，但當地的官員則不大願意上鏡。地震過後三周，災區被隔離開來，媒體就很難進入了。潘劍林回到北京後，他的膠片被來訪的官員給沒收了。幸虧潘劍林事先做了備份，才得以攜此片來到釜山。

　　潘劍林說，他到四川地震災區是為了記錄事實真相，但是在這樣規模的悲劇面前，他覺得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他說："不可能證實什麼是真實的什麼是不真實的。也許每個人眼中都有自認為是真實的故事，但你不可能作出判定。"他還說："人們在精神上強烈受挫，誰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他們不能做太多的事情，只能繼續生活下去。"

　　釜山電影節後，潘劍林計劃攜帶此篇參加更多的國際電影節，並一再表示他並不在乎回國後是否會受到處罰。他說："我只希望更多的人看到這部影片，因為我們不希望這些事情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