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挟着海量信息铺天盖地而来，让人类辛辛苦苦花了千百万年才演化出来的脑容量显得捉襟见肘。最近流行的一种时间管理方法要人们把所有想法都记录下来以清空大脑，未来学家保罗·萨福（Paul Saffo）更是认定，在未来数十年之内人会变成和机械合体的新型生物。看起来有些怪异，但却是一种很有可能的未来。

    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在几十年之内，人脑的能力并不太可能有巨大的提升。但是让大脑的工作集中在人类能做而机器不能的领域上，似乎是效率较高的方式。让机器去记忆，而让人来选择，这才是彼此的优势所在。

    这种设想在虚拟世界中十分容易，但是现实世界中似乎会碰到些问题。图书馆的书架上没有Google搜索框，翻开一本书时手指所及之处，也不会跳出金山词霸的翻译窗。即使带着地图去旅游，但对于像我这样不辨方位的路盲来说，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本身就是一个堪比“to be or not to be”的艰难抉择。虚拟世界中那些触手可及的信息，在现实世界显得遥远无比。

    不过最近我们有了一些好消息。Google的Android手机和苹果的iPhone上出现了几种不错的小软件，可以帮我们把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捆在一起。借助有摄像头、能上网的智能手机，我们可以获得看待世界的全新方式。真实世界的景物和虚拟世界的数据叠加在屏幕上，我们透过它将看到一个混合了真实和虚拟的窗口，看到被虚拟增强了的现实。

    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这个概念，是在1992年提出的。时任波音公司计算机研究部门的首席科学家托马斯·考德尔（Thomas Caudell）在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可以采用头戴式显示器，将数据投射到对应的真实世界的景物上，以降低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和提升效率。在他的设想中，这就像是一个随身的助手，他会随时告诉你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和“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这个正在大热的概念不同，增强现实并不试图完全从头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而是在真实世界的基础上做一些加工。它追求的是在最适当的时间给予最适当的帮助，而且将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严格地对应起来。“对应”是增强现实的关键词之一——当你看着一只梅花鹿的时候，你的增强现实系统不应该告诉你那是一匹长了斑点的骏马。

    增强现实的概念很吸引人，但是从它被提出之后，对增强现实的研究仅限于一些研究机构和企业之中。在比较通用的做法中，人们给各种各样的东西贴上或大或小的标签，从箱子、零件直到整栋建筑物。摄像头会捕捉到这些标签，然后计算机会去数据库中查找和标签有关的信息，最后把结果显示在屏幕上，叠加在与相应的标签对应的地方。这种做法显然限制了增强现实技术更广泛的应用——除了在偏执狂最疯狂的梦里，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贴满了标签的世界里。

    幸好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希望。感谢摩尔定律，感谢异想天开，感谢第一个想到把摄像头和传感器装在手机上的家伙。在多种技术的协作下，增强现实的春天终于要来了。现在手机这样的手持设备，运算能力已经堪比十年前的笨重电脑，移动互联网的速度足以应付网络查询和数据传输的需要，GPS更是可以将我们的所在地精确到数十米之内。配合图像识别技术，我们的手机甚至可以认识摄像头拍摄到的外语标牌，并且翻译成我们的母语——网易有道词典刚刚推出这种功能。

    关于增强现实技术的更多应用，一项还在测试中的新设备也许能让我们看到一些端倪。今年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设计了一套简陋的设备，由一个摄像头、一台微型投影仪和一部能上网的智能手机组成。摄像头和投影仪被松松垮垮地捆在研究人员的头上，充当第三只眼睛。打开一本书的时候，投影仪会在书上照出投影，告诉读者这本书在网上的评价，还能给出同类的推荐书籍；当拿起一盒麦片的时候，投影仪会告诉我们这盒麦片在附近其他超市的价格，还有它的营养成分；当我们面向某人的时候，投影仪甚至可以显示对方在社交网站的主页，同时告诉我们他的姓名和爱好。而这一切的查询和数据传输，只是由口袋里那部打开了无线上网功能的手机自动完成的。

    这套叫做“第六感”的设备虽然丑得让人伤心，但是功能相当强大。它现在只是一个原型，我毫不怀疑在它成熟之后，会成为革命性的产品，当然也会更好看——特别是它在宣布全部开源之后。在它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还是忘掉困在头上的摄像头和投影仪吧。只用手机会更适合一些，比方说一部iPhone。

    iPhone在手机行业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构建了一套新的共赢体系，让全球的软件开发者自由开发软件，并且可以通过这些软件来盈利。现在苹果的软件商店已经有了超过八万五千种软件，总共下载次数已经超过了二十亿次。大部分使用者在有了iPhone之后，显著减少了他们使用电脑的时间——iPhone可以部分地取代电脑的功能，那些设计精巧的小软件甚至会让人们产生新的依赖。

    《新科学家》杂志的新闻副总编理查德·费舍尔（RichardFisher）几个月前写了一篇文章，探讨以iPhone为代表的智能手机和手机软件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他采访了几位专注于研究科技给人们带来影响的学者，他们都认为手机将会成为我们最可信赖的伙伴，成为我们生活中史无前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结论比刘震云那个“手机就是手雷”的论断更加惊人——我们会和这种小小的电子设备建立起一种类似于共生的关系，手机会成为我们大脑的扩展，帮我们记录我们的日程、情感、欲望和记忆；而在增强现实技术的帮助下，它可能会成为我们看待世界的一种新方式，成为一只混淆了真实和虚拟，混合了原子和字节、连接了电磁波和数据流的新眼睛。

    这一天可能会以一种更自然的方式到来。去年通用汽车公司开始了一项研发计划，打算在汽车风挡玻璃上安装透明显示器。汽车的驾驶员将向战斗机驾驶员一样，无需低头就能看到仪表盘；GPS的线路也不会局限于小小的屏幕，而是在风挡玻璃上向远处延伸，就像是给道路镶上了一道明亮的路标。以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Organic Light EmittingDiode ）为代表的透明显示器技术正在日益成熟，它可能会被做成落地窗、电脑显示器甚至是眼镜，将我们需要的数据轻巧地浮现出来，就像我们在科幻电影中看到的那样。甚至可能以一种更加难以为人察觉的方式：日本Brother公司正在开发将图像投影到视网膜上的技术，华盛顿大学去年就已经开发出了隐形眼镜式的显示器。我们也许很快就不会察觉到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界线，经过增强的现实会成为像呼吸那样自然，手机会实时将虚拟世界叠加在我们的视野中，让我们感觉不到我们所见的一切，实际上都已经经过了计算和增强。

    可以想见，这样的未来到来那天，迎接它的并不只会是一片掌声。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争论，人们最担心的很可能还是那些生命力最旺盛的老调重弹：依赖于新技术会让人变笨，以及对隐私权的侵犯等等。这些争论自古已有，而且必将重演。然而，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新技术，从文字、活字印刷术直到搜索引擎，都是在这样的争论中逐渐发展壮大，最终成就了我们今日的文明。人们会将技术的优势发展到极致，同时尽可能避免它的任何副作用——过去我们是这样做的，今后我们也必然会这样做。就像显微镜和望远镜延伸了我们的眼睛，飞机和汽车延伸了我们的腿，机器人延伸了我们的手一样，手机和增强现实技术将会延伸了我们的大脑，将我们和人类所共有的知识和财富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这应该算是一个相当光明的前景。最少，能够透过手机看到那个被增强的、更加多姿多彩的世界，对于我自己这颗和互联网比起来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脑袋来说，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未来。

    有5年历史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近日完成了第二次换届选举，通过激烈的竞选产生了新一届的领导。这是一群企业家发起成立的民间非赢利环保组织，有两个宗旨，一是改善和恢复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生态环境，减缓或遏制沙尘暴的发生，一是推动中国企业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个消息似乎没有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我只是在10月28日的《中国青年报》看到一篇题为《企业家们的公共生活》的报道，秘书长杨鹏对记者说，由于辩论、选举、表决，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缺乏相应的训练，几年来，这些企业家一直都在学习这些基础常识，包括如何开会，从发言、动议、附议到表决、决议，从头学起，协会的章程、议事规则对这些程序都有细致甚至有些琐碎的规定，一切都按章程、规则运行。这些财大气粗的企业家们如同蹒跚学步的幼儿，却学得有板有眼。用上届副会长杨树新的话说：“大家在上世纪80年代学习做企业，现在学习如何参与公共事务。”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就是按照《罗伯特议事规则》制定出来的，在一个古老民族通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这是不可回避的第一步，其实，从学习“会议通则”入手，让国人学会参与公共事务，训练做公民的习惯，孙中山先生早就想到了，早在美国流亡时，曾将《罗伯特议事规则》英文本交给留学生蒋梦麟和刘成禺，希望他们翻译成中文，他们没有完成，做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后来回忆此事，还不无遗憾。相隔七年，孙中山亲自完成了《会议通则》，除了参考《罗伯特议事规则》，还參照了美国女作家沙德氏1891年出版的“妇女参政议事手册》。1917年4月，《会议通则》铅印线装本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二十章，介绍临时集会、永久结社、议事程序等，对动议、附议、讨论、表决、复议、修正案等，都有非常详尽的可操作性步骤。“动议”这个概念，也许第一次在汉语中得到如此完整、细致的表述，包括搁置动议、延期动议、付委动议、修正动议、无期延期动议……这些繁琐的技术性程序，今天读来仍然充满了陌生的新鲜感。难怪廖仲恺说，孙先生写这本书的用意就是为了养成开会议决的习惯。孙中山自序说得更清楚，中国人之所以如一盘散沙，是因为专制所造成，他写此书，就是要推行民权，类似孩提学步开始，“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举步，而国之初造，岂能一时而突飞？孩提之学步也，必有保母教之，今国民之学步，亦当如是。此《会议通则》一书之所由作，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所以，后来孙中山干脆将书名改为《民权初步》，作为《建国方略》的三部书之一，也是最早的一部，其他两部是《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构成了他关于社会建设、心理建设和物质建设的蓝图（另有一部国家建设，没有完稿）。

    孙中山作《会议通则》时，正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低潮，理想屡屡受挫，蛰居上海租界时，所以章太炎称之为“忧患之作”。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虽然已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破土而出，如何让民国名副其实，使国人真正能够享有民权，他做过深入的思考，最终找到的切入点是如何学会开会、动议、附议、表决，也就是首先学会在一个现代社会过公民生活。

    公民生活不是天生的，而是习得的。没有对细枝末节的琐碎规则的尊重，并学会在规则里表达自己的意见，凝聚共识，缺乏这样的训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也无法有效参与公共事务。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开始在自己创立的这个环保组织学习如何做公民，不是一件简单的富人游戏，它隐含着社会变革的重大意义，我们面临的新一轮社会转型是否能顺利，往一个健康的方向演进，与这个掌握了相当财富资源的阶层能不能承担足够的责任，并具备足够的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是密切相关的。三十年的时光重新造成的这个新社会阶层，毫无疑问代表了时代的某些新因素，他们的举动关系着一个民族的未来。当每个社会阶层的成员，都有机会在自主组织中学习规则，学习如何开会、动议这一套，也就是学习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时，我相信，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雏形就已经悄悄在孕育之中。

    1961年8月15号，19岁的下士舒曼在一团铁丝网边站岗，他的西边，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他的东边，也有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后来他回忆说：“我只是在尽责而已，但所有人都在咒骂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难过极了。”可能是他眼神里的惊恐被察觉了，西边的人转而对他大喊：过来！过来！舒曼犹豫了一阵，突然把手里的香烟一扔，向西跑去，纵身一跳，越过铁丝网——

    跳到了西柏林。

    这是东西柏林被正式封闭的第三天。后来那道著名的柏林墙所在的位置，当时还只是高低不齐的铁丝网。舒曼跳过铁丝网的情景，正好被记者拍下，成为冷战德国的一个经典照片。

    在Frederick Taylor的这本《柏林墙》中，舒曼的跳跃是一个意象：书中形形色色的舒曼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跳”到西柏林——有趁着夜黑风高从易北河游过去的，有从下水道的屎尿中爬过去的，有冒生命危险挖地道过去的，有干脆直接冲过去的，当然更多的是通过假证件从关卡穿行。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像舒曼这样幸运：18岁的费希特强行闯关时被当场开枪打死，25岁的杜利克在潜游时遭到机枪追击，慌乱中淹死。据统计，柏林墙有100多个这样的牺牲品。

    到西柏林去本来是不用“跳”的，“走”着去就行。但从49年民主德国建立开始，走着去西柏林并且一去不返的人实在太多了：1953年，40万东德人涌向西德；1954年，20万；1955-1959年，每年25万；1960年20万……12年里，东德失去了1/6人口。照此下去，东德的社会主义天堂不久就会空空如也了。为了将人民挽留在天堂，东德总书记乌尔布里奇在苏联的批准下建造了柏林墙。对他来说，这堵墙是对西方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肯尼迪却嘲讽道，这堵墙是他对失败的公开承认。

    今天回头看西方的60年代，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左翼年代。我看过一个反映西德左翼恐怖组织“红色军系”的电影《Badder Meinhof Complex》，审判该组织时，法庭上广大听众简直可以说是在为其热烈喝彩。掌声虽然热烈，但是鼓掌的人似乎也没有谁穿过下水道爬到东德去。理想主义青年们也许会高举乌托邦标语喊口号，但是他们的双脚却精明地留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

    好在这世上有“用脚投票”这事，让我们能够拨开口号的迷雾去判断制度的优劣。世界头号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痛批西方的书尽可以永远占据排行榜第一，G20或者WTO开会时示威者尽可以一次一次宣布资本主义死刑，但是非洲人、拉美人、亚洲人往欧美移民的脚步却不会因此停止。人类的头脑充满智慧，但是我们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张。它不善于表达，但爱自由，而且嗅觉无比灵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们高举标语的手、能言善辩的嘴、荷尔蒙涌动的头脑更诚实，因为它有足够的谦卑去屈从于常识。

    应该说，和兄弟国家相比，东德真够倒霉的：它的统治并不比它们更严酷，不幸的是从地缘上来说，这座天堂离人间太近。制造幸福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进福利，一种拉紧窗帘指着墙上画着的那张大饼说：看见没，这就是天堂。后者显然比前者要简便得多。但可惜50年代东西德之间没有窗帘，当东德人瞥见窗外的西德人拿着真的烧饼走来走去时，墙上的那张烧饼就不再有说服力了。

    这本书读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时东欧各国的统治程度真“薄”。从53年东德政府朝示威工人开枪，到56年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从波兰的抗议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东欧政府可以说基本只是靠强力勉强将其政权“糊”在一起——甚至连强力都是从苏联借来的。我们知道，世界有一种富人“穷得只剩下钱”，套用这个句式，世界上有一种强权，“虚弱得只剩下暴力”。如果那些东欧领导人知道另一国的领袖可以在几千万人被饿死之后还享受民众如痴如醉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肯定会大惊失色进而妒火中烧。

    书里有个情节颇有趣。在一个横跨东西柏林的建筑里，一个东德人试图从二楼窗口跳到楼下的西柏林。楼上，东德警察从窗口拽住他的胳膊，楼下，西德人则从下面拽住他的脚踝。“一场拔河比赛就此展开，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重力在西德人一边，这个逃跑者取得了胜利。”我想，在这里，作者的“重力”一词，也许可以做很多意味深长的解释。

    对于世界历史来说，1989年是自1945年以来最为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际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在这一年，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巨变。而这一年也预示了苏联的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战结束。它更为21世纪的到来写下了序章。它推开了德国统一的大门，它令欧盟前所未有地从里斯本扩大到了塔林，它是北约东扩的起点，它也使得美国在此后二十年独霸世界，而从那之后，亚洲也开始崛起。但是，1989年并没有改变人的本性。

    1989年，欧洲人提出的新型非暴力革命——丝绒革命，挑战了1789年以来的暴力革命。而在两个多世纪以来，大多数人认为，暴力才能称得上是“革命”。在丝绒革命中，人们没有祭出雅各宾派和断头台，取而代之的是人民的力量和圆桌旁的协商。

    随着戈尔巴乔夫宣布放弃使用武力的惊人决定，苏联这个被欧洲视作如阿尔卑斯山一般永不可摧的核武帝国瞬间土崩瓦解。而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因此被历史戴上了伟人的光环。然而，这一切并非如想像的那么完美，1989年，在一切真正结束之前，霍梅尼却对拉什迪下达了追杀令，打响了欧洲另一场斗争的第一枪。

    而在人的一生之中，如此的年份可能仅会经历一或两次。当然，因为9·11事件而震惊世界的2001年亦是如此。但纵然这一年改变了美国全国策略的重点，也不及1989年般带来改的变巨大。当初就连非洲最小的国家也被冷战阴云笼罩，成为东西方博弈中的一枚棋子，所以，冷战的结束同样影响到每个人。而阿富汗此类的角落，也自前苏联没落开始，不再被美国视为全球战略要地而被世人遗忘。圣战者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本应归隐。但一个叫做本·拉登的圣战者，却打起了别的算盘。

    1989年的政治地震，源头位于莱茵河和乌拉尔河，而正是此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每一个波兰的邻国，都是诞生于 1989年之后的新国家。而事实上，今天东欧许多国家的边界（包括少数战线），都要比非洲国家来得稚嫩。至于普通大众的生活经验，更是经历了彻底的扭转 ——没有比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更能体现这点——它的生命在20年前的11月9日夜晚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消逝。

    因此，这些国家人们的故事更加实际地摆在了我们面前：他们中既有1989年出生、生来便享有自由的捷克、匈牙利、以致东德的年轻人；也有众多从彼时起，便因格格不入、处境艰难而愤怒失望的老年人。

    而在另一个极端，新旧超级大国也在国际舞台上共舞。虽然世界上已经有美国、中国和欧盟三大力量称

雄。但美国仍然是唯一真正、全面的超级大国。就在上周，小布什用“米哈伊尔”赞扬了一同和他会见德国前总理科尔的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是的，小布什完全有资格施展慷慨气度，毕竟美国是获胜的那一方。

    更准确地说，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赢家，部分原因是由于其本身的政策，而非他人的成就。但是，之后20年布什家族治下的美国是否出色利用了霸主的地位，就很难不引发争议了。美国已经因为住房和国债问题危如累卵、如履薄冰。它非但没有创造出一个持久的国际新秩序，还使新任的迷人总统所许下的美好愿景遥不可及。

    不过中国是当年各国中最出人意料的黑马。还记得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初夏访华时，不得不从侧门进入中南海，因为不远处的天安门广场已经被众多抗议者占据。中国当时似乎正在行走在丝绒革命的边缘，但随后便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从北京到柏林，这件事对欧亚大陆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从此和欧洲戏剧性地分道扬镳。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从天安门事件和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中汲取了教训，以避免重蹈欧洲同志们的覆辙。他们抓住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良机，在邓小平 ——这位在影响历史方面不亚于戈尔巴乔夫的四川人——所设计的道路上奋力前行。而全球一体化，本身便源自欧洲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崩离析。

    而我们所见到的结果，便是一个奉行列宁式资本主义——一个可以被粗略视作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理论－－的新兴超级大国，拥有2万亿美元储备，在金融领域几近扼住美国咽喉。而这一切，我们在20年前无论如何不会预料到。

    虽然这个超级大国仍然因为巨大的国内矛盾和缺乏自由而显得弱不禁风，但可以肯定，它仍然是奉行西方式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的强档竞争对手。而且在未来，更为可怕的是好战的伊斯兰国家。虽然它们尚不引人注目，但却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最后是我们，老欧洲，一切的开端。我曾经提议过，1989年是欧洲历史上最好的年景。我当时大胆邀请读者一同展望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是在消极低落之时，1989年的一切于我却更像是一朵风残的玫瑰迟迟绽放开来。当然，我们从那之后已经成就了许多大事。我们扩大了欧盟，我们（或者至少我们中的一些）拥有了统一的欧洲货币，我们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纸面上，欧洲风调雨顺，但是政治现况却大相径庭。

    如今的欧洲，并不是瓦茨拉夫·哈维尔在1989年所畅想的强大欧洲。它是另一个瓦茨拉夫——瓦茨拉夫·克劳斯——在得到微小让步之后面目狰狞地签署了《里斯本条约》的欧洲；它是保守的大卫·卡梅隆的狭隘欧洲国家观念大行其道的欧洲（丘吉尔！你应该活在当下，因为欧洲迫切需要你！）。当欧洲沉浸在对微小差别的迷恋中时，只有一半国家才对周围崛起的新巨人保持警醒。平均来说，法国、德国和波兰的政治家，仅仅好上那么一点。

    因此，20年后，摆在我们欧洲人面前的问题应当是－－我们能否夺回1989年时的战略地位和历史意义？或者是让其他人来塑造这个世界，而我们则蜇伏下来，如同《指环王》中的霍比特人，对外界巨人族类的征战视若罔闻？

《卫报》原文链接请猛击 这里

    二千年以前，最自豪的夸耀是Civitas Romanus sum（我是罗马公民），今天，自由世界最自豪的夸耀是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一个柏林人）。

    世界上有许多人确实不懂，或者说他们不明白什么是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根本分歧。让他们来柏林吧。有些人说，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潮流。让他们来柏林吧。有些人说，我们能在欧洲或其他地方与共产党人合作。让他们来柏林吧。甚至有那么几个人说，共产主义确是一种邪恶的制度，但它可以使我们取得经济发展。“Lasst sie nach Berlin kommen.”（让他们到柏林看看）

    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我愿意我的同胞们——他们与你们远隔千里住在大西洋彼岸——说，他们为能在远方与你们共有过去十八年的经历感到莫大的骄傲。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城镇或都市被围困十八年仍葆有西柏林的这种生机、力量、希望和决心。全世界都看到，柏林墙最生动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失败。但我们对此并不感到称心如意，因为柏林墙既是对历史也是对人性的冒犯，它拆散家庭，造成妻离子散骨肉分离，把希冀统一的一个民族分成两半。

    这个城市的事实也用于整个德国——只要四个德国人中有一个被剥夺了自由人的基本权利，即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么欧洲真正持久的和平便绝无可能实现。经过保持和平与善意的十八年，这一代德国人终于赢得自由的权利，包括在持久和平中善所有的人民，实现家庭团聚和民族统一的权利。你们住在受到保护的一座自由之岛上，但你们的生活是大海的一部分。因此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请求你们抬起目光，超越今日的危险看到明天的希望；超越这道墙看到正义的生平来临的一天；超越你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看到全人类。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当所有的人都自由了，那时我们便能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在和平与希望的光辉中这座城市获得统一，这个国家获得统一，欧洲大陆获得统一。当这一天最终来临---它必将来临---时，西柏林人民将能对这一点感到欣慰：几乎二十年时间里他们站在第一线。

    一切自由人，不论他们住在何方，皆是柏林市民，所以作为一个自由人，我为“Ich bin ein Berliner”这句话感到自豪。

Two thousand years ago the proudest boast was "civis Romanus sum." Today, in the world of freedom, the proudest boast is "Ich bin ein Berliner."

I appreciate my interpreter translating my German!

There are many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really don't understand, or say they don't, what is the great issue between the free world and the Communist world. Let them come to Berlin. There are some who say that communism is the wave of the future. Let them come to Berlin. And there are some who say in Europe and elsewhere we can work with the Communists. Let them come to Berlin. And there are even a few who say that it is true that communism is an evil system, but it permits us to make economic progress. Lass' sie nach Berlin kommen. Let them come to Berlin.

Freedom has many difficulties and democracy is not perfect, but we have never had to put a wall up to keep our people in, to prevent them from leaving us. I want to say, on behalf of my countrymen, who live many miles away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Atlantic, who are far distant from you, that they take the greatest pride that they have been able to share with you, even from a distance, the story of the last 18 years. I know of no town, no city, that has been besieged for 18 years that still lives with the vitality and the force, and the hope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ity of West Berlin. While the wall is the most obvious and vivid demonstration of the failure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for all the world to see, we take no satisfaction in it, for it is, as your Mayor has said, an offense not only against history but an offense against humanity, separating families, dividing husbands and wives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dividing a people who wish to be joined together.

What is true of this city is true of Germany--real, lasting peace in Europe can never be assured as long as one German out of four is denied the elementary right of free men, and that is to make a free choice. In 18 years of peace and good faith, this generation of Germans has earned the right to be free, including the right to unite their families and their nation in lasting peace, with good will to all people. You live in a defended island of freedom, but your life is part of the main. So let me ask you as I close, to lift your eyes beyond the dangers of today, to the hopes of tomorrow, beyond the freedom merely of this city of Berlin, or your country of Germany, to the advance of freedom everywhere, beyond the wall to the day of peace with justice, beyond yourselves and ourselves to all mankind.

Freedom is indivisible, and when one man is enslaved, all are not free. When all are free, then we can look forward to that day when this city will be joined as one and this country and this great Continent of Europe in a peaceful and hopeful globe. When that day finally comes, as it will, the people of West Berlin can take sober satisfaction in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in the front lines for almost two decades.

All free men, wherever they may live, are citizens of Berlin, and, therefore, as a free man, I take pride in the words "Ich bin ein Berliner."

来源: 江南网

  
    10月27日在重庆朝天门长途站附近，三名东北籍男子在实施扎麻醉针抢劫犯罪过程中被群众发现引起围观，三名男子中有一名直接被围观群众用钢刀捅入腹部当场死亡，另外两人中一人被围殴成重伤，在警察将其送往医院途中，再次遭到行人阻拦和殴打，最后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另一人被打成重伤，正在医院抢救，至今未脱离生命危险，当记者赶来时，警方已经将尸体运走。随后警方在两人尸体上搜到用于麻醉犯罪的毒针4枚，麻醉剂50毫升和弹簧刀工具。据了解，三人在上海、合肥、杭州均系有犯罪前科，刚刚释放的服刑人员。前日才从东北老家来到重庆，正准备实施麻醉抢劫的时候，不巧被群众发现遭遇灭顶之灾丢了性命。

刚刚才进入售票厅就听见有人大吼“弄死他”

　　才从武汉到重庆来旅游的徐先生告诉记者，他刚刚进入重庆长途汽车总站售票大厅，就听见有人大喊“有外地人扎针，弄死他”,随后四号窗口附近就围了一大群人，没过半分钟就听到一阵打斗声和数声惨叫，徐先生以为是有人被害，结果走进一看，是犯罪分子被捅身亡，另外一大群人正在对另外两个同伙实施殴打。徐先生这才意识到是犯罪嫌疑人“大难临头”，于是走近用自己的数码相机拍下了这一幕。

专家解答，防卫过度可能遭刑

　　其后在警方盘问目击者后得知，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殴打和杀害的路人均已经悄悄离开。专家称他们的行为已经违反刑法，会以过度防御论处，而违法携带管制刀具，并用砍刀杀害犯罪嫌疑人的市民甚至将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据悉，重庆去年一共发生过针对路边小偷的50多起殴打和过度防卫行为，造成12人死亡，37人重伤。重庆市民敢于与黑恶势力做斗争的精神值得肯定，但是专家依然提醒，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不要忘记法律，防止过度防卫而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温馨提示：

以下图片稍带血腥

不喜勿视

    我生活在3个大学生死亡地方的江堤下的荆堤小区，直线距离100米内，在那块水域，有15年以上的游泳经验。每年夏天的暑假期基本上无一天例外的在那游泳。下雨也去，包括98年那年发洪水的时候也无例外的在那游。
　　
    我只是看见现在网络上的大量抨击沙市人的素质低，什么见死不救的观点，忍无可忍的发表这篇文章，以我15年的亲身经验给大家分析过程。我没亲眼所见，不过我见过起码数百起宝塔河区域这样的事情，或者说是类似的。绝无夸张。
　　
    长江水流方向是自西向东，宝塔河因为万寿宝塔的存在，所以在当年的长江改道，也没有完全的改去。现在这个地方就是类似一个独立的内河，而且因为长江的中心水流自西向东，碰见万寿宝塔的拦截就成了自东向西的流向，不懂的同学在草稿纸上画个图就能理解，图画完了认真点看不难发现，长江的主航线是自西向东，水文站（就是落水的那地方）岸边的水是自东向西，于是宝塔河的这块水域就是一个直径300米左右的大漩涡。而且事实确实如此，我下岸的时候以背对岸来说是从左到右的水流，一出宝塔河区域，水流就成了从右到左。所以这样的特殊水域，纵然是一个游泳高手，自己游可能不会发现那有多么困难，只要后来拉一个人起来，救人难度是很大的，而且以我个人20岁以前的经验，一旦被水冲到万寿宝塔下方，那就在那回不来了。必须听那些高手的指点，顺水出到长江航线，再往回游，不然，我就只能这么说上帝创造了你，他也准备收回你了。本人技术也许不够，所以20多年来，没一次能不顺水出去而直接回来（因为水太急）
　　
    这是水流的区域，告诉大家，在这地方救人的危险性。

    其次，说一下人为的因素，住在长江边上（主要是指宝塔河那里）的人都会在孩子小的时候这么教育“看见有人掉下去了千万别去救，不然你自己也要死”。看了这句话是不是觉得人性很残忍？不是的，这是事实，宝塔河边上每年死多少人大家知道吗？ 报纸，电视上？还是百度一下？去查下？ 20多对吗？告诉你们，我一个暑假平均每天都看见有人拉尸体上来，多的时候一天就看见拉出4，5具尸体.（一个救孩子的父亲，还有一个老奶奶带着2个孙子的尸体，以及一个从上游冲下来的，这是我看见的最多的一次）。所以，对那几个死亡20多的数据，看了笑一下也就算了。别当真。这一段是告诉大家，那段水域的死亡率有多高。
　　
    说了半天还没说重点，这么时候说重点来了。差不多在8年前。在这段水域来了一票现在大家口中所谓的“渔夫”。他们开始来的时候专门打鱼，后来发展成了打捞死人，没记错的话在00年左右的时候一个死人的价格大约在2500-3000左右，便宜的时候好象有过 2000的样子。我能确定，他们不是沙市人。很简单口音不对，我和他们聊过。最开始只是单纯的拉死上来。只有2个小船。到后来，我在一次偶然的时候和冬泳队的那群职业帮子去救一个人，快速游出去的时候，那船也动了，我以为他们是准备等别人死了又来打捞的（那时候他们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口号，“只捞死人，不救活人”），我们也没准备和他们说什么，毕竟社会没要求每个人都是雷锋，最多我个人看不下去而已。但是郁闷的是，我游出去的路线，与他们的船开的路线，居然很巧合的会在某一点重合。于是我不得不绕一圈，先顺水后逆水的绕过去。等我游到那溺水人的身边时候我的体力基本消耗2/3，剩下的体力要连自己带那个人一起拉回去，我一游到那边上就把游泳圈丢过去（我去长江无论什么时候都有一个用摩托车轮胎内胎做的游泳圈，且用麻木绳系在身上，不离身），那个溺水的人估计是看见我了，伸手就抓我，瞎抓了2下，马上一手扣死我的颈部，直把我搞得呛一口水几乎见上帝。最后靠着游泳圈，我还是活着回来，不然今年就是我的2周年祭日。可能大家会更早的听说我这个名字，也成了“英雄”。
　　
    事后总结2条，第一，那票“渔民”的数学和流体力学真他妈学的好，真可谓一挡一个准。怎么没进中国科学院，真他妈的可惜。第二，以后再不搞这样的蠢事，算是上帝可怜我，没把我拉去陪他老人家。我实在没把握下次我出水救人还能活着见到第2天太阳，因为我救的人才14岁都有这么大的力气对我实施那“毁灭”性的一抓，真有后怕。

    所以希望那些说沙市人都不见义勇为者自己心里有个底.不是没人去救的。如果真没人救，那里的死亡人数，我个人的保守估计起码翻一翻。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些所谓的发的帖子说的“黑幕”的那一些废话，我给你们说下什么叫真正的“黑幕”
　　
    在人落水之后，“渔民”会马上活动起来，他们的船就开始发动，然后会在他们估计的路线上阻挡你的营救——是不是很像间接的故意杀人？可惜事实就是这样。
　　
    然后当溺水的人沉下去之后他们马上会靠近那人，用网将那个人钩住（有的时候钩不住的那就没办法了），这个溺水的人就会被拖在船的后面，这时候溺水的人纵然清醒，也会在铁钩和网（那可不是一张小网，很有点重量的）的重量下，无法把头露出水面，即使没有清醒，从医学角度来说，溺水这么点时间也是能救活了。这就构成了谋杀。可惜啊取证太难。无法启动司法程序。等亲属去要求他们打捞尸体的时候，他们就会只专心谈价格，因为尸体的打捞他们不用关心，就在他们身后嘛.可惜你知道吗？不知道。你就必须接受那个价格。等价格谈好了，他们就开船绕一圈..然后回来，告诉你，人捞到了，该给钱了。最后看见的就是一个真正的死人了，无论是真死的，还是活着被“拖”死的。这才是真正的黑幕。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却救不到几个人人，也是为什么一个3分钟就能完成的营救，却经常弄到15分钟之后还不能完成的原因。最后还弄个救的人死了，运气不好，救的人和被救的人都死了的结果。
　　
    草草完成之作，文词疏漏再所难免，能看懂即可。

    2009年10月26日，一代史家唐德刚先生走了。

    对于1920年出生的他来说，无疑是生逢乱世，历史在他不只是安身立命的职业，而且包含了他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他不仅身历军阀争战、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一系列大历史，而且与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胡适等许多历史的创造者有近距离的接触，他笔下的历史是活的，里面有他自己的生命亲证，那些曾与他血肉相关的时间早已沉淀在里面，其中混合着他的的呼吸和心跳。也因此，他的笔才会如此纵横自如，大开大阖，不拘一格。

    他是历史的研究者，更是亲历者。虽然他在1948年就离开了生养他的这片大陆，然而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却又何曾一刻忘记与他血脉相连的母国，母族的兴衰祸福始终萦怀于他的心头，一生难以放下，因此他才会在1999年写下这些话：“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过来人。……真是感慨万千，一言难尽。尤其是我们学历史的老兵，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抢，再眼看他改革开放，起死回生。……”引人深思的“三峡史观”既是他的读史的心得，也是他阅世的总结。

    正是他在遥远的异乡，一次次在落日楼头，断鸿声里，将兴亡阅尽，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才领会到历史的奥秘。1996年9月，他在台北《传记文学》发表的《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率先提出两百年出“三峡”说，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是在两千多年前，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前后经过了二、三百年才最终完成：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

    他自称这是“积数十年治学与教学得，对祖国历史，和国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浅的认知和‘大胆的假设’。”三年后，他在另一文中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

    “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人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但是‘帝王专制’，所牵涉的非‘帝王’一人而已也。它是个政治社会文化相互配合的特殊制度的集体运作。也是一部统治机器的有效操纵。‘民主政治’亦然也。它是一种制度；也是杜威、胡适师徒，口口声声的所谓‘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也。所以从帝王专制，要转变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几。二者要从政治经济转型开始，而一转百转，要全部转完，实非数百年不为功也。”

     “两百年出三峡说”因为收入《晚清七十年》一书开篇而广为流布，引起相当的关注。2000年6月，两位与唐德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1920年出生的许良英先生与1923年出生的李慎之先生之间对此有过一番讨论。李先生认为按照两百年出“三峡”说，还有四十年，也不算太长。研究自然科学史出身的许先生则有不同看法，认为“历史的变化，常常是难以逆料的。……促成历史发展的因素是很复杂的”，他不相信历史可以预见，而是深信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和人心不可悔”。

    当然，作为史家，唐德刚先生深知历史不仅有其“必然”，更有不可预测的“偶然”或“变数”。他曾当面对张学良说，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那就是历史中的“偶然”。历史就是由“必然”与“偶然”相互激荡而成的。

    其实，“三峡史观”的价值并非是时间上的预测，不是到底多少年出“三峡”的问题，而是对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脉络的清晰洞察，更是对本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深情关切。在漫长的时光中，此生都与母国同优乐的一代史家，读史阅世，奉献出了这一“大胆的假设”，就是要我们去“小心的求证”。我相信，对于“三峡史观”的讨论，并不会随着他的逝去而终止。但是，他对历史演变路径或者说方向的把握则是无须质疑的。

    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

二

    千千万万的中文读者记住了唐德刚这个名字，大约主要是因为他的《晚清七十年》。其实，作为史家，他真正的功业建立在口述史上，那是他扎硬寨、打死仗的专业，《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都已成为这个领域扛鼎的范式之作，可以藏之名山、传之不朽。我有时甚至想，《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这些通俗性历史作品，只不过是他的“业余”之作，属于无心插柳，而不是他的刻意经营。

    口述史本来就是记录历史的古老形式，司马迁文采风流的《史记》即采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唐德刚给口述史注入了新的因素，树立了活的范例，设定了具体的标准，这是他对现代史学的一大贡献。口述史并不等同于我们平常说的“口述自传”、“口述回忆”，如果只凭传主个人并不可靠的记忆，缺少详实可靠的档案和其他材料的相互参证和补充，不算真正的口述历史。唐德刚说，口述历史决非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下来那么简单，那样至多是一堆口述史料。他说，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的口述大概占50%，另外的一半是他找材料考证补充上去的。《李宗仁回忆录》，本人口述只占到可怜的15%，其他的85%是他从报纸、图书馆到处搜求资料补充、考证而成的。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近年出版的《张学良口述自传》无疑是不及格的，至多算个毛坯，离最后的成品还很远。

    年轻的唐德刚因缘际会，踏进口述史的领域，按他自己的说法，一是录音机的发明，二是1949年中国政局的剧变，大批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移居美国，李宗仁、胡适、陈立夫、孔祥熙、顾维钧……这些显赫的名字吸引了哥伦比亚大学，而他恰好被选中来执行这个计划，民国口述史的这一扇神秘之门就这样被他轻轻推开。

    顾维钧是一位阅历极为丰富的外交家，一个人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的外交史，加上顾氏本人保存了大量的档案材料，《顾维钧回忆录》的价值、可读性无疑都是值得期待的。唐德刚最初曾参与这一口述史抢救计划，并且是顾氏外交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当他离开当时哥大的口述历史室之后，录音稿最后由一位缺乏文学天赋的美国小姐整理，将他“从前写得很生动、很精彩的一些情节删掉了不少”，加上部头太大，我们现在读到的《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就没有李宗仁回忆录那样可读了。其实，即便最后整理的那个美国小姐文笔一流，也不可能达到唐德刚那样的境界，因为她缺乏的是对历史情境本身的体验和感悟。唐德刚亲身经历了民国以来的动荡乱世，自青年时代起滞留海外，有深刻的去国怀乡之感，历史是他乡愁的冲动，语言也是他乡愁的冲动，即使他用英语来记录历史，他也能体会到祖国的兴亡、历史人物的悲欢与荣辱，体会到母语的独一无二，他在不经意之间将自己的人生体验、生命感喟、故乡情结化入其中。正是这些特殊的人生际遇和个人天赋，使他的口述史不同于常人，有着独特的魅力和不可替代的史学价值。

    唐德刚先生是史学中人，也是文学中人，他有深湛的古典文学功底，能诗善文，年轻时曾办过文学期刊，出版过杂文集，对《红楼梦》有深入的研究，还写过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他明确指出，这部小说“也是口述历史”，虚构的只是人名、地名罢了，他要用这部小说为同时代那些历尽苦难的小人物们的噩梦留下一点见证。他一直在寻找小说和历史之间的界限，他用英文写过一部长达上千页的《民国史》，之所以迄今没有付印，是因为他觉得笔下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将”，而千千万万浴血苦战、辗转呻吟的士兵小卒则只字未提，这是我们所谓的“历史”的黑洞，这个黑洞只有靠“小说”去填补。他如此区分小说与历史——“大事件、大人物就应该用‘历史’来写；小人物、小事件，甚或大人物、小事件，就应该用‘小说笔调’来写。”在他看来，小说写的是“真实的社会、虚构的人物”，历史写的是“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两者不过是“一个铜元的两面”。他的口述史和其他历史作品，之所以都有很强的可读性，就是他以“小说笔调”来记录“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使人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

    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他的文字本身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个性，亦庄亦谐，亦雅亦俗，在文言与白话之间出入自如，他可以将许多流行的名句、俗语伸手拈来，活学活用。他的历史作品因此没有教科书式的正经和刻板，更不同于时下盛行的学院派文字，常常板着一副学术八股的面孔，道貌岸然，言之无味。而且他打通了历史与现实，时不时从历史中探出头来，插浑打科，淡笑戏虐，这是中国传统说书风格的现代版本，让人读来常常开怀、捧腹，大大拉近了历史和芸芸众生的距离。

    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从这一刻起，他的生命也要归入历史。

    多年前，唐德刚曾用“以一人敌一国”来评价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始人刘绍唐。以长远的时间尺度来衡量，几乎每一个真正出色的史家，都拥有“以一人敌一国”的力量，中国的司马迁、陈寿、司马光这些人，希腊、罗马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吉朋这些人，乃至英国的汤因比，德国的斯宾格勒，以及写下《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威廉·夏洛伊，……他们凭借自己的传世之作，无不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著作都活在时光之流中，不可磨灭。生于20世纪、殁于21世纪的唐德刚，因着他在口述史方面的卓越建树，因着他脍炙人口的历史作品，更因着融汇了他生命情怀的“三峡史观，注定也要进入这个“以一人敌一国”的精神谱系。

文/记者 周宇 

2009年3月11日，昆明的一家皮具美容店，52岁的店主赵永刚，坐在满屋的皮鞋、油漆和皮衣中间已忙碌一整天。金融危机以来，皮具美容店生意差了许多，好在最近送鞋子来保养的人又多了起来。

一个和赵永刚年纪相仿的人径直步入店内，与他商量晚上聚会的事情。这个人告诉赵，聚会有老首长出席。赵永刚开始为难起来，他想见见昔日的首长和战友，但又舍不得丢下这满屋的鞋子。

赵永刚是中越战争退役老兵，二等功臣。2009年2月17日，是中越战争30周年纪念日，2月份以来，赵和战友的聚会、扫墓和纪念活动也因此不断。

3月6日，越南北部老街省老街市，50岁的摩的司机阮文贵又拉到了一个中国客人，这个客人的目的地是城外的老街省老兵公墓。1万越南盾，阮文贵很高兴能做成这笔生意，并且不介意在客人参观公墓时，在公墓门口等候。

公墓位于老街城外约3公里，在通往老街市开发区的路上，周围少有人家。公墓里空无一人，只有少数墓碑前有蜡烛或是香火的痕迹。公墓正中的纪念碑上写着“祖国记功”，纪念碑前只有一个花圈，上书“祖国永远记住你们的功劳”。这里埋葬着一些在中越战争中的越南阵亡者，许多人没有留下姓名。

时近三八妇女节，老街街头到处都是卖花的摊位，根据习俗，很多人都会买花送给家中的女性。但在公墓里，一束花也看不到。

见客人对中越战争有兴趣，阮文贵介绍，自己就是那场战争的老兵。阮脱下外套，卷起袖子，他的右臂上赫然呈现一个炮弹弹片留下的伤痕。

在老街市，许多开摩的的司机都和阮一样是中越战争中的越南老兵，他们并非老街本地人，是因为战争而留在了这里。

在2月17日那天，越南河江省境内的1509陵园，同样鲜有来访者，整个陵园只能看到一两束鲜花。一个越南老兵点燃了香，孤独地纪念他埋葬在这里的上千名战友。

中越战争是中越两国最近的一场有重大人员伤亡的战争。据越南官方公布的数字称，中国有2万人被击毙，伤6万余人。中国方面，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称，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2月17日至2月27日击毙越军15000人，2月28日至3月16日击毙越军37000人。

从1979年2月17日那个漆黑的夜晚开始，中国士兵赵永刚、越南士兵阮文贵和他们各自的战友，在红河岸边展开厮杀。每个人身边都有大量战友倒下，每个人都见证了城镇的毁灭以及百姓的流离失所。战争突然开始又突然结束，虽不为他们所理解，却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那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

1979年2月17日零时，22岁的赵永刚和战友们接到命令，乘坐橡皮艇从河口县偷渡红河，进入越南的黄连山省（现分为安沛省和老街省）。

当时赵永刚头脑一片空白，感觉像在做梦。两年前入伍时，赵完全没想到会打仗。对他来说，部队只是个跳板，为的是退伍后可以进工厂。

1978年下半年，军区首长突然密集地视察，一位首长还在视察之后丢下一句话：“希望你们为人民立新功。”赵隐约感到，“立新功”可能意味着要打仗了。

年底，对越作战的任务下达。士兵们被告知，中越两国不再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越南是个忘恩负义的国家，不但大规模排华，侵略柬埔寨，还炮击、骚扰祖国的南疆。

赵永刚在偷渡的时候，20岁的阮文贵，这个在驻老街的越南地方部队中服役的士兵，还在睡梦中。阮文贵与赵永刚同一年入伍。高中毕业后，阮文贵没考上大学，按国家规定进人民军服役3年。

阮文贵的中学时代是在中越友好的宣传中度过的，他在高中学习了3年中文，这是当时越南中学教授的唯一外语。在学校，阮被告知中国给了越南大量无私的援助，他从未听到任何批评中国的言论。

在高中毕业之后，阮发现了变化：许多中学不再教授汉语，而是改教俄语。阮对此感到不安。阮原本是准备训练后被派往柬埔寨战场的，但最终留在了老街。

凌晨2时，偷渡成功的赵永刚和战友们摸到越军阵地，对方喊口令，他们抬枪便打，不久，赵听见其他地方也响起了枪炮声。

赵永刚当面的越军，当时大部分正在阵地背后一个砖瓦厂的院子里看苏联电影，对战争爆发毫无准备。顺利占领越军阵地后，赵永刚发现，阵地上的重机枪和用来对付步兵的高射机枪都没用上，阵地前的陷阱里甚至没来得及插入致命的竹签。

两小时后，河口方向中国军队发起总攻，强渡红河。一个叫谢明的通信兵看着身边的战友一波一波地乘坐橡皮艇，高喊“同志们，为保卫祖国领土，冲啊！”，奋力向河对岸划去。对岸越军则对着口号声的方向猛烈射击。

约一小时后，中国炮兵开始压制越军阵地，炮火映红了夜空。中国军队终于抢滩渡河成功。

清晨，谢明渡过被中国军队鲜血染红的红河后，才发现自己配属的连队突然少了很多人。很快，大批陌生的面孔填充了刚刚空缺出的位置。

正准备起床洗漱的越南士兵阮文贵被中国军队总攻的震天的枪炮声吓坏了。此前，阮文贵和他的战友每天都在担心中国可能的进攻。此后的日子里，阮只知道到处都是中国的炮弹，到处都是源源不断进攻的中国军队。阮与所在的部队边打边撤。

2月17日凌晨，中国军队总攻的炮火也将老街市女中专生姜氏梅惊醒。周围是不断的爆炸声，附近的教堂被炮弹炸毁，姜氏梅的一户邻居家被炮弹击中，全部死去。

老街城一片混乱，人们只知道炮声是从北面传来的。姜的父母丢下了临街的大片木头房屋，只带着些衣服和钱，在黑暗中拉着7个孩子往南跑。

全家夹杂在难民潮中狂奔，终于逃到40公里外的柑塘。柑塘火车站挤满了逃难者。姜家幸运地挤上火车，逃到200公里外安沛省的亲戚家。列车的窗外，是挤不上车徒步往南的人流。

在逃到老街南面约20公里的地方，阮的部队被中国军队包围。他身边的战友一批批阵亡，尸体被活着的人遗弃。阮文贵被弹片击中了手臂，但侥幸冲出包围圈。不到一个月，阮文贵所在约100人的连队就阵亡了49人。阮的一个兄弟战斗单位则全部阵亡。

赵永刚所在的尖刀排在进入越南4天后遭到重创：被埋伏的越军前后堵在了一片山谷之中，激战中，一名机枪手死在了赵的怀里。赵所在的连队，在第二天早上清点人数时，包括抬走的伤员、牺牲者、被打散的人，160余人损失了100人。赵因勇敢荣立二等功。

谢明所在部队损失更大。“每一分钟都在死人”，谢回忆，即使在已被攻占的城市也是如此。谢被子弹击中了腹部。来到柑塘的第三天，谢明和战友们平时喝水的水塘里突然漂满了尸体。大家这才知道此前柑塘火车站发生过肉搏战，死去的军人都被丢进了水塘，在水底沉了2、3天后才浮了起来。

【“兄弟之间”的战争】

直到战争爆发后，才有一位战友告诉阮文贵，战争的原因是“中国和越南本来走同一条路，但越南背叛了中国想和俄国人走，于是中国要教训越南”。

很多年之后，阮文贵说服自己，这是一场兄弟之间的战争，与抗美、抗法战争完全不同，“亲兄弟还打架呢！”

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赵永刚也觉得自己对待越南人，应该像在国内作战对待老百姓一样。

2月17日上午，赵永刚第一次见到逃难的越南老百姓。他有些心疼地看着眼前惊恐的老年妇女和孩子，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呆在家里不要乱跑，并分给爱抽烟的老年妇女们烟抽。

赵有时会问村民：“中国好不好？毛主席好不好？解放军好不好？”得到的答案都是“好”。一些村民在解放军进村时就翻出早年的毛主席像，挂在家里。

一次包围越南村庄，并成功抓获大批战俘后，赵所在营经过请示上级，决定向村民们宣传中越友好。赵永刚所在连队手持冲锋枪包围了一块水田，其他连队则跳进田里，为越南村民插了两个小时的秧。

村民们好奇地围了上来，一些村民的脸上带着笑容。赵永刚觉得那是“皮笑肉不笑”，大家都知道这是表演。

谢明所在部队也曾试图建立与越南村民的“友好”。战争初期，谢的战友们被命令见到逃难的越南老弱病残，要背回来予以救治。但难民们并不领情，一些战友被背在背上的“难民”突然拔刀捅死。

谢的战友对此感到费解，抓获了一名这样的“难民”后，战友们审问她，为什么要杀死中国军人。装扮成老太婆的年轻越南女子称，“你们是侵略者”。

血的教训让谢明和他的战友只能放弃友好。

谢明在越南乡村见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东西，包括捷克的摩托车、苏联的康拜因、法国的装卸车、日本的收录机。

在进入越南人家中搜查时，谢突然发现桌子上一个疑似定时炸弹的电子装置，战友们立即卧倒，但炸弹并未爆炸。一名战友壮着胆子按了一下按钮，“定时炸弹”开始播放音乐。此后谢明才知道，这原来是日本三洋牌收录机。而法国的装卸车则被误认为是新式坦克，被士兵们用火箭弹摧毁。

1979年3月28日，谢明的部队在柑塘接到了撤退的命令。此时，谢明才知道，3月5日，北京已经宣布撤军。

谢明的部队撤退时，同时完成炸毁当地主要建筑物的任务。柑塘政府大楼、百货大楼、老街市政府大楼、发电厂等建筑，以及一个磷矿、大批桥梁被全部炸毁。谢明记得，老街城里那些法式的漂亮小洋楼也都被炸毁，一些藏有武器或民兵的村舍则直接用燃烧弹烧毁。

赵永刚的部队同样边撤边炸。被炸毁的许多房屋和设施，都曾是中国援助建设的。中国军队撤退后，越南北部的老街、沙巴、同登、凉山、高平等众多城镇成为一片废墟。一位越南记者称，在高平，“中国人一所房子也没有留下”。

阮文贵突然听到中国人撤退的消息时，感到比战争的爆发更加难以理解。30年后，阮依然不明白中国人怎么说走就走了。

一直被往南方赶的部队开始追在撤退的中国军队身后打。阮跟着部队打回老街，一直打到了红河岸边。

阮文贵看到的老街城已经是一片废墟，兄弟之情荡然无存，战友们只要见到中国人就立即杀死。那时候，阮一见到红河对岸清晰可见的中国人，就恨得咬牙切齿。

逃到安沛省后，姜氏梅一家很快花光了积蓄。他们没有回到家乡老街，越南政府不允许任何市民回到已成废墟的老街城。姜氏梅一家和其他从老街城逃出来的家庭一样，靠外出打工或是做小生意努力活下来。战后10年间，他们的家乡老街城，除了驻军，是一座只能长草的空城。

【战火十年国境线】

1979年的战争结束后，阮文贵和赵永刚都在一年后退役。两年后，双方争夺重点集中在广西境内的法卡山、云南麻栗坡县境内的老山、扣林山、八里河东山、者阴山等地。北回归线以南不远的中越国境线上，再次成为炮火连天的战场。

麻栗坡县烈士陵园的《老山、八里河东山、扣林山地区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概况》（下称《概况》）称：“自一九七九年我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以来，越南当局本性不改，不顾我国政府多次严重警告，继续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西侵柬埔寨，北犯我国边疆，先后派兵侵占了我国云南边境老山和扣林山地区十个高地。”

1981年5月、1984年4月，双方在此地展开激烈争夺。中国内地的各大军区轮番上阵，与越军厮杀。《概况》称，仅其中一次长达100天的战斗，中国军队就攻克了50多个高地。

战火在这一西南边陲小县燃烧了整整10年，距今天麻栗坡县中越天保口岸30公里的老山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战场。

959名解放军和支前民兵阵亡者被安葬在麻栗坡烈士陵园，其他一些则被火化后运回原籍安葬。陵园中的阵亡者来自19个省市，最小的年仅16岁，他们当中有的阵亡时入伍仅3个月。

天保口岸不远处盘龙河畔的一个桥头曾经是遗体转运站，村民们记得，整卡车的遗体被堆放在这里，再转运走。当地的老太太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死去的年轻人，以及满地的遗书和遗物，一起跪在路边痛哭。

越军同样死伤惨重。据云南省边防部队记载，仅在1984年4、5月间连续100个昼夜的激战中，就击毙越军副团长以下官兵数千名。

一名越南汽车兵对越南记者回忆，早上载着满车的士兵上前线，晚上拉着满车的伤员和阵亡者回来。满车的伤员和尸体之间，一段香蕉树的树干上插着点着的香。汽车兵原本以为会有一些伤员能活下来，但在到达目的地后，经常发现一车人里只有他自己是活的。

在越南河江省临近中国一侧，遍布着众多烈士陵园。仅在渭川县烈士陵园，就埋葬着1600名死于中越战争的军人。

战争对地方的影响同样巨大。

2004年，曾有文山州官员告诉大陆媒体，整个战争期间文山州仅直接经济损失就达19.8亿元，间接损失更无法计算，而从1949年到1991年的42年间，国家在该州的固定资产投资仅为8.4亿元。

文山州政府的文章曾称，该州“是从1992年战后恢复建设才集中了全部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在全国人民大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文山的各项工作都‘一切为了前线’，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支前是文山州最重要的工作。州里成立了支前办公室。谢明回忆，那时候“最新鲜的蔬菜都给我们吃，香烟要多少有多少”。

文山州的官方资料记载，1984年到1993年间，全州支前物资供应共计粮食11099.63万公斤、食油678.425万公斤、木柴煤炭19687万公斤、肉食2105.365万公斤、禽蛋及副食品1439.565万公斤、鲜（干）腌菜12844.95万公斤、香烟839.99万条。这一数字还不包括供应前线部队生活日用品、马料、马草以及计划外供应及慰问品。

此间，全州文山、马关、富宁、麻栗坡、砚山、广南、西畴等各个县共组织民兵连108个共计10393人，民马连55个计4838人，3764匹马。

战争也带给当地一些好处。文山是中药三七的重要产地。轮战期间，大批军人过往导致三七销量猛增，居民常常只要挑到路边就能全部卖掉，干三七的价格也能在一夜之间每公斤上涨数十元。

另一好处是，战争令公路一直修到了老山顶上。

离天保口岸约1公里的壮族人梁久永，一家都是国营天保农场的职工。10年间，梁家经历了三次疏散。

1979年的战争爆发后，梁久永的母亲用壮族传统背带将4岁的他背在背上，全家疏散进猫耳洞，洞外，炮火整夜不停。

1981年，梁家再次被通知疏散，一些来不及疏散的村民死于炮火。梁的父亲是支前民兵，梁的母亲独自带着5个孩子疏散。3年后，小学二年级的梁久永刚刚开学，梁家遭遇第三次疏散，梁久永再次离开学校。

1986年，因为梁久永的表娘（爸爸的表妹）是对面的山里的越南人，梁家被要求调到其他县的农场。但梁家断然拒绝离开居住了数百年的山头。

梁家此后被停发工资和粮食。这一年，小学三年级的梁久永辍学回家，和家人一起喂猪为生。梁每天和军人们住在一起，并收集军人的剩饭喂猪。

梁久永在越南的表娘一家，同样因为在中国有亲戚而遭怀疑。猛烈的炮火中，表娘一家和村民们躲在山洞里不敢出来，以木薯、野菜为主食。村里一名少妇冒险出山洞背米，被炮弹炸死。惊吓和饥饿之中，表娘家亲友中的三位老人先后死在山洞里。

漫长的战争令供职于老山前线总指挥部的谢明备感煎熬，尽管是军官，他也不知道战争到底何时结束。

长年的轮战，令部队的纪律成为问题，当地也逐渐开始抱怨军人扰民。

1990年，越南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副总理武元甲应邀访问北京；越南体育代表团参加十一届亚运会，中越出现和好的迹象。营以上军官的政治学习，一度出现要求对战争总结和回顾的内容，前线军官预感到，战争或需要结束了。

【垮掉的一代】

1992年，中越战争彻底结束，老山的轮战部队陆续撤离。

此前一年，局势已经缓和。梁久永家和越南的表娘家相隔10年后终于在中国一侧再次见面。梁的母亲送给表娘家一小包大米。

表娘家从南方重返故园时，村庄已被炮火夷为平地。田园里满是巨大的弹坑和地雷。除了野草，长在田地里的树木也有一抱多粗。

生存成为双方共同的难题。1993年之后，中国政府要求战区人民“两费自理”（生产费、生活费）。梁久永的母亲于是背着清凉油、感冒药、针头线脑、衣服、壮族绣花等翻过山头，去越南出售。

一个瘸腿、姓田的越南人热情地接待了梁的母亲。田笑着说，他是越南的特工，战争时曾带着10个部下，背着100公斤TNT来中国炸桥。但在半路踩上地雷，失去一只脚。

田家的房子也被炮火摧毁，只得在山上用树木简单搭建一间。屋子里只有蚊帐和被子，屋外的几颗龙眼树用来养活4个孩子。

由于地里地雷太多，没有人敢种地。梁久永的表娘一家就靠捡炮弹皮、手榴弹，以及拆废弃的军事工事里的“工事钢”卖钱为生。尽管如此，仍不时有越南村民被地雷炸死。

中国一侧，天保农场也有人被地雷炸死炸伤，但集中扫雷之后，农场橡胶生产得以恢复。但生活依然贫困，如果想要现金，只有挖“工事钢”卖钱。

梁久永没能把初中读完，被战争打断多次之后，梁无法再沉下心读书。战争成了他心中最深的烙印。他觉得自己的心理是畸形的。没有玩具，也不用上学，梁小时候曾经拆一箱手雷，往河里扔着玩，或是打枪来消磨时间。梁久永记得，1985年来的一些士兵入伍时间太短，还不熟悉武器，农场的孩子们就教他们使用武器。

梁如今依然习惯性地穿着从军用内裤到迷彩服、军靴的一整套军装。他热衷于寻找许多只有他一个人能找到的中越战争遗迹。

在网上，梁久永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驳斥那些对中越战争一无所知，却无限向往的年轻人。对战争和死亡的厌恶，又令他挣扎了很久后决定不去当兵。

战争结束后，梁久永到处打工。他走遍了大陆的众多大城市和云南的各个边境口岸。1994年在中缅边境的瑞丽口岸，梁被当地的灯火辉煌震惊了。

“同样是国家级口岸，瑞丽人都开始盖别墅了，我们天保口岸还在解决温饱问题。”梁对此愤愤不平，他认为，天保口岸被战争耽搁了太久。梁后来又去了云南另一中缅边境城市畹町，发现比瑞丽更加繁华。1997年，梁离开冷冷清清的家乡，去广东打工。

战后，边境还经历了一段混乱期。1990年代中期以前，遍地的枪支弹药、手榴弹威胁着治安。外地商人来到此地都要保持谨慎。梁也曾借此欺行霸市，强行装卸货物。

如今，不论是文山州还是红河州，依然到处都可以见到“枪支弹药”、“枪支迷药”这样的小广告，和办假证的小广告一起涂在墙上。

就在2009年2月份，梁久永的妻子还在山上挖出了一箱曳光弹，交给附近驻军。梁对这种子弹的原理和使用方法了如指掌，驻军的士兵们却反而从未见过。

在梁的印象中，和他一起长大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出人头地”的。与周围崭新的楼房相比，梁久永多年前盖的家看上去更像是个厂房，略显寒酸。

文化程度不高，脾气极度暴躁成为一代人的共同特征。梁的一位同龄的发小因为冲动杀人而被处决，梁自己也曾经抄起铁棍殴打他人，仅仅因为对方朝他姐姐行走的方向吐了口水。

“翻脸比翻书还快。”身边更年轻的人无法理解梁久永这一代人奇特的脾气。梁说，他在突然翻脸时，常常想起小时候那些和他一起玩耍的士兵，转瞬间就变成烈士。

梁自己也险些被近在咫尺的炮弹炸死：幸好炮弹落在一个洼地，死角挡住了弹片。

1992年，姜氏梅一家也回到了老街。此前一年，越南政府才正式允许老街重建。姜家的木屋早已变成了长满荒草的废墟。幸运的是，姜家认出了当年的地皮，并在原地开始重新盖房子。

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找回当年的土地。越南政府鼓励外地人重建老街，土地完全免费。姜家的一户邻居回来后发现，自己的地皮已被别人占据。

越南南方的年轻人也被鼓励来老街工作：无需考试，就能直接获得公务员身份。于是，老街的市区满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重建者。如今，老街市已难以找到真正的本地人。

阮文贵也加入了重建大军。一个家在离河内不远的越池，来老街找工作的女子成了阮的妻子。阮幸存下来的战友，很多娶了外地来重建老街的女子。

姜氏梅如今在老街市一家农贸市场旁边开杂货店。战争令她离开了学校。但姜认为更可怜的是她在隔壁同样开杂货店的弟弟。弟弟甚至没能把小学读完。

3月7日，姜的弟弟在隔壁的店铺里拿着棍子打孩子，孩子哭喊着跑进了姜的店铺。姜用尽全力也没能拦住冲进来的弟弟，两个瓷盘摔碎在地上，破碎声与孩子的哭声混杂在一起。

姜的弟弟冲进店铺的深处一边继续用棍子教训10来岁的儿子，一边说，“我没读书不知道吃了多少亏，你还敢不上学去打游戏！”

【国境线恢复建设的较量】

1986年，越南步中国之后宣布“革新与开放”。

1991年，越共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领越南高级代表团访华，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这一年，美越关系也出现转机，华盛顿向河内提出关系逐步正常化蓝图。

从1991年至1995年的5年内，越南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高达8.2%，每年创造100多万个就业机会。通货膨胀率也从1991年的67.1 %降至1995年12.7%。这被一些研究者称为越南经济的“高速起飞期”。

1992年，国境线云南一侧开始了战区恢复建设。第二年2月，中越双方共同努力下，国务院批准恢复天保口岸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

与此同时，越南方面对战后边境进行了大力扶植。扶植力度之大，甚至引起了文山州官员的紧张。文山州政府部门的官方文件中，详细列出了越南的具体政策：

扶植内容涉及口岸建设、扶贫、免税、贷款和教育等方面。战时被“净化”到内地居住的回迁居民得到特殊扶持，政府除向回迁农户无偿提供种籽、化肥和耕牛外，每户还补助建房费折合人民币1000～1500元。此外，边民们5年内免征一切赋税，政府每月还免费向边民提供一斤煤油和一斤食盐。伤残（亡）人员及其家庭则由国家出资建房。

一份文山州向云南省和中央政府公开提交的一份《情况汇报》称：“越方优于我方的边境扶持政策，已在我方边民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有的伤残人员抱怨：‘打战时国家要我们当民兵守哨卡，背弹药上前线，我们死的死、伤的伤，现在国家的照顾政策还不如越南的好，以后再打战，哪个还听政府的话上前线去送死？’”

一些边民受越方战后特殊扶持政策的影响，纷纷外迁。上述情况汇报称，数年来已有398户边民自动迁居，其中有198户752人外迁到越南、老挝和缅甸居住，“既造成不良政治影响，也危及了边防的巩固。”

梁久永也通过越南表娘一家的不断变化感到不平衡。90年代中期，表娘家开始经营洗车厂。此时，梁在越南当主治医师地一个亲戚，下班后还要靠卖酱油补贴家用。但是到90年代末期，梁家在越南的亲戚大多开上了汽车。越南由政府出资对民间买车的高额补助也令梁久永羡慕。

如今，战后的恢复建设重新成为一种较量，双方都在盯着对方的动作。

2000年，文山州一些县的边境村寨开始实施茅草屋改建项目，每家补助5000元人民币。当地公检法等单位，也各自挂钩一个村委会，帮助其建设小康示范村。2006年起，边境线上居民医保全部免费。但上述政策只有拥有国境线的村委会才能享受。

越南同样如此。一位匿名中国山区边境官员介绍，越南一方临近中国的房子靠中国的那面墙被粉刷得很漂亮，但中国的官员参观后发现，屋内同样简陋。

实际上，山区的贫困至今依然是两国共同的难题。2009年越南官方报道称，一个与广西、云南同时接壤的山伟乡共有908户，5112口人，其中未能解决温饱的占47.64%。河江省耸辣乡一个叫耸辣先的村庄，只有47户，90%多是贫困人口。

一些越南边防军人卖掉自己养的猪和羊，给村民们盖一种叫做“大团结屋”的房子。村民们哭着说，他们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

匿名中国边防军官称，偷渡到中国来打工的越南人依然很多。2008年抓住的一名非法入境者，已经一个月没吃大米或是苞谷这样的主食。该越南人称，他来华打工的收入大约是10元人民币一天，外加吃饱饭。

贫困落后令一些越南山区少数民族妇女被拐卖到中国。同期的越南官方报道称，一些人只能卖几百块，多的到3200元人民币。她们大多被卖到中国当妓女，包括一些5-7岁的女童。这些越南女童在中国养大后，不会说越南话，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

而在中国一侧，贫困使得一些山民宁愿冒险进入政府划定的雷区，因为雷区去的人少，可以捡到更多的柴火。于是，时至今日依然偶尔有山民被地雷炸死炸伤。

2006年，云南省副省长李汉柏在云南省战区恢复建设工作总结表彰会上说，尽管通过10多年的恢复建设，战区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但遗留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战区22个县市有15个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共有贫困人口近170万人。

【国境线两侧的公墓】

1980年，赵永刚退伍后，被安排在昆明市活塞厂上班。此后的30年间，赵几乎每年都要去屏边县的烈士陵园，为团里的46位烈士扫墓。

赵每月从50余元工资中单独拿出5元，作为扫墓的路费。等凑够了大约一个月工资，赵就会请假，然后踏上去蒙自的火车，再转蒙自到屏边的汽车。第三天早上，赵就可以看到陵园里的战友们了。

赵在战友们的坟前点燃一支烟，洒上一杯酒，或是放个苹果，一边哭一边和他们说话。扫墓令赵沉浸在为国捐躯的荣耀感之中。数年之后，这种荣耀感逐渐褪去，赵永刚和战友们说的心里话也越来越多。

“大哥，我今天来扫墓，心里难过。我们打仗，保卫江山，到底为了什么？”赵对着墓碑说。年复一年，赵永刚在扫墓时唠叨着自己对退伍兵待遇太低、社会不公、腐败的不满。但赵永刚从不在墓园里提起的是，这场战争正在被遗忘，他怕战友们听了伤心。

1995年，赵离开了难以按时发工资的活塞厂，开始为昆明各种行业的老板们跑业务。之后，赵找到了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皮鞋和皮具保养。

2月17日，中越战争30周年纪念，对赵永刚和谢明都很重要。越战老兵，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身份。此前的数天里，两人所在部队老兵分别聚会予以纪念。

但这一天对阮文贵并不重要。越南的军人纪念日是7月27日，这一天，参加过抗法、抗日、抗美、中越战争等历次战争的越南军人都会庆祝。历次战争中，中越战争似乎并不那么重要。

阮从来不去老街城边3公里的军人公墓扫墓，因为许多战友的尸体早已不知去向。偶尔，阮也会思念死去的战友，这令他又回忆起对中国人的仇恨。只是面对随处可见的中国游客和忙着去中国做生意的越南人，阮轻描淡写的仇恨显得无处安放。

即使是提到当年老街城的毁灭，阮文贵也觉得没什么必要。“如今的老街城比当初大十倍，又先进又漂亮。两国的关系也早已重归于好，还提那些事情干什么？”

老街城和对岸曾经令他恨得牙痒痒的河口县城几乎已经连成了同一座城市。河口的越南商贸街除了为来自中国内地的旅行者们服务，也在为越南人服务：越南人可以在这里购买国内不能公开出售的东西，比如工艺刀具和成人用品。

并非每一个越南老兵都能轻易放下当年的战争。前述河江省汽车兵就在2月17日来到公墓祭奠死去的战友。汽车兵给每人点了一支香。30年前，这里是打得最火热的地方之一，但在现在，烈士们静静地躺着。汽车兵说，山顶太冷了，希望2月17日能有人来给死去的战友们点香，让他们温暖一些。

阮文贵不愿意去的老街省公墓，赵永刚反而去看过。去红河对岸的越南看看，是众多中国老兵的心愿。

2005年，赵永刚和老战友们去屏边扫墓。对长眠在屏边的战友们一番倾诉之后，活着的战友们决定去老街看看。因为赵没带身份证，两名越南人民军士兵帮助他们偷渡了过去，中国老兵们为此每人支付了60元人民币。

赵想去老街省的军人公墓看看那些被他们打死的越南军人，这样心里会稍稍好受一点。不过走到公墓门口，赵没敢进去，他怕自己的年龄引起公墓管理者的猜疑。但赵不知道，这座公墓里面并没有管理者。

　　除非国际汇率市场发生奇迹般的剧烈动荡，否则中国的GDP在2009年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已无悬念。对于奉“发展才是硬道理”为圭臬的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给自己60周年大庆的最金光闪耀的一份礼物。

 
　　但是，欢庆之后，我们需要打开金光闪闪的外包装，理性辨析其中的成色。

日本：高GNP 低基尼系数

　　日本之鉴：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其实是拒绝外资但大量吸引外国订单，资金不足依靠银行的超额放贷解决。

　　GDP不是GNP（国民生产总值），GDP意为“国内生产总值”，仅仅代表一国地面上发生的产值，但今天在中国领土上生产和创造财富的还有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等。到底有多少是中国自己创造的呢？似乎不在中国的统计范围之内。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靠外资投资拉动。外资在中国制造了可观的GDP，但利润却通过商品出口转到了外国，中国GDP越高，为国外输送的利益越多。诚然，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在巨大的GDP蛋糕分切中，只要把蛋糕做大，中国总会落到一些好处。

　　同样是GDP，在日本却有着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内容。2008年日本GDP为4.844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日本很多行业是外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不信的话，你在日本街头看能不能买到诺基亚手机）。同时日本的GDP，几乎全是自己的（2007年只有3%的外资GDP），还有3.5万亿海外资产。而中国的GDP很大部分是别人的。

　　其实日本GDP像中国这样高速成长的时期也只是1955年到1965年这十年时间，到了1968年，日本GDP总量已经排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其实是拒绝外资但大量吸引外国订单，资金不足依靠银行的超额放贷解决。这个时期，日本财团也得到了重组，财团企业的交叉持股关系得到了确立，主银行的护航舰队体制也建立起来了。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上世纪70、80年代经济领域“日本第一”的局面。

　　当经济总量的蛋糕做大时，如果分配蛋糕严重不公，GDP越大，人们被剥夺的感觉越强，越发埋藏着社会危机。2007年中国基尼系数高达0.48，而日本却只有0.28。日本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95美元，1961年开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87年人均达17142美元，工资水平一跃而超过美国。中国改革开放也30年了，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4%。

 
巴西让人们记住的只有足球和桑巴舞

　　巴西之殇：外资打造的GDP如空中楼阁，在人均GDP增长的同时，国家经济核心竞争力却并未形成。仅仅十年间，巴西的工业乃至流通命脉已完全由外资所控制。

　　在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中，西方学者经常把拉美和东亚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上世纪50、60年代，西方学者普遍不看好东亚，认为拉美具有很多东亚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拉美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地落后于东亚几个档次。

　　在自然资源上，巴西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简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巴西拥有无尽的自然资源：绵延的森林，丰富的铁矿和锰矿，水量世界第一的大河，85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一亿八千万人口的巨大市场。曾几何时，从巴西速度到巴西现象，巴西的经济发展令世界瞩目。

　　2500亿美元的外债建设了巴西现代化的首都——巴西利亚以及连接全国的高速公路网，进口替代政策也使巴西一度成为“世界总装工厂”，人均GDP很快达到了4000美元，巴西人民开的是菲亚特，看的是Panasonic（松下），喝的是可口可乐，吃的是麦当劳。但在经历了20年高速成长之后，巴西却经历了更长时间的滞涨，拉美神话犹如昙花一现，这是为什么？

　　外资打造的GDP如空中楼阁，在人均GDP增长的同时，国家经济核心竞争力却并未形成。仅仅十年间，巴西的工业乃至流通命脉已完全由外资所控制。如果只能卖铁矿石和球星，让世界记住的只有桑巴舞、足球，巴西会成为真正的金砖国家吗？也许只能帮别人搬金砖吧！

　　根据他国经验，人均年收入达到1000美元后，国家发展趋势会分化为两类：一类如日本、韩国，继续向5000美元、10000美元发展；另一类，如拉美等国，达到1000美元就停滞不前。原因在于人均年收入达1000美元后，这些国家原来的比较优势降低了。

　　巴西乃至整个拉美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通过引进外资虽然可以获得短时间的经济繁荣，但无限制、过度的开放给国家发展带来的危害却是根本的、长久的。在上世纪80、90年代，欧美国家把加工业纷纷转移到以巴西、阿根廷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最后拉丁美洲国家政府被欧美国家操纵，出现了增长不发展的怪现象。

中国的未来

　　中国之望：20世纪50、60年代日本的政策和发展历程，对我们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和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经济角度看，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工业国是在开放市场，允许外国资本和商品自由进入的政策下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对本国的大企业是不遗余力地扶持，从政策上进行保护，必要的时候则直接进行行政干预。连最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也在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日本的外资法开宗明义第一条就申明：“本法的目的是，只准许有利于日本经济的自立和健全发展以及可改善国际收支的外国资本进行投资。”其中第一部分就是首套截止法（外国技术设备只准进口一套）。

　　支持日本经济发展的基石是由银行、制造业企业、综合商社构成的财团体制。大垄断企业相互之间通过相互持股、系列贷款、人事互派等纽带结成企业集团，以增强团体对外竞争能力。当时正值日本入关和举办奥运会，面对全球化和外资大量进入，财团机制是日本经济的一道堤坝，让日本的产业发展得以独立自主。

　　通过放宽对企业相互持股、系列贷款、人事互派等方面的限制，直接促进了日本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出现了三井、三菱、住友、芙蓉、三和、第一劝银等“六大企业集团”和日立、丰田、新日铁等若干“独立系企业集团”。

　　这些大集团横跨各产业，构成日本经济的基础，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此外主办银行的超额贷款、国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终身雇用、年功系列工资制度，都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笔者在《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一书中写道，中国目前的现状有很多方面类似于20世纪50、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1955年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1964年举办奥运会，20年间平均增长率高于10％。当时的日本制造业属于产业链的低端，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低廉的人力成本和贸易政策等等。无论是日本重化工业的发展还是高新技术的发展，都得益于财团体制带来的产业上的独立自主。

　　日本企业以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的快速积累，在短短20年内就完成了追赶老牌西方国家的任务。因此，20世纪50、60年代日本的政策和发展历程，对我们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和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白益民，系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曾在三井物产工作12年，著有《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

　　“国进民退”是近一时期的热点话题，可对历史学者来说是老故事，在20世纪中国已折腾过两场：第一次在40年代的抗战期间，第二次在50年代的“过渡时期”。

　　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年增长率为13.37%，高于官办工业，1920年时民族工业资本为国营资本的3.9倍。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崛起，政府控股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10家民间大银行。1935年的币制统一，客观上有利于企业降低交易成本。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并行不悖，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

　　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发生，令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遭遇普遍质疑，计划经济思潮崛起。国民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中，蒋介石欣赏纳粹德国的“统制经济”，宋子文心仪苏联的“计划经济”；当时的不少学者和民营企业家也支持计划经济模式，例如航运大王卢作孚即如此，但不赞成政府直接经营企业。

　　“九一八事变”后外患加剧，国民政府逐步走向战时体制，重点发展国营企业。1934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工业建设，推行重工业建设计划，成为权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其成员主要是偏爱计划经济的海归学者和工程师，颇有几分“工程师治国”的味道。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四联总处），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同时通过资源委员会控制战争资源，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到1939年，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正式列入国策。国家资本入侵到面粉、火柴、纺织、电力、交通等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以孔宋等豪门权贵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则借国家资本的躯壳崛起，凭着体制内优势，大举化公为私。

　　金融垄断、通货膨胀、物资统制，导致民营工业借贷无门，资源匮乏，在国营工业的挤压和官僚资本的侵吞下日益萎缩。战后，国民政府又接收了大批敌伪产业，“国进民退”已成定局。到1948年，民营工业资本仅为战前1936年的 78.6%，国家及官僚资本增至战前的2.8倍。

　　这场“国进民退”的后果，是大批民营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价飞涨，税收锐减，通胀失控。及至国民政府意识到危机，大错已经铸成，虽曾推行“国营事业民营化”试图补救，但为时已晚。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不仅仅是军事失利，深层原因在财政崩溃。

　　1949年新的共和国成立时，承诺私人资本主义将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期。建国《共同纲领》确认：“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及早修复内战的经济创伤，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发表著名的“天津讲话”，鼓励企业家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推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促进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发展。1950年，政务院针对当时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实行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优先保证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使私营经济处于国家计划领导之下。

　　与此同时，一批有代表性的私营工商业开始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体制：“铅笔大王”吴羹梅、“猪鬃大王”古耕虞、“航运大王”卢作孚、“味精大王”吴蕴初、 “火柴大王”刘鸿生，以及纺织业的荣毅仁、刘国钧、刘靖基，化工业的李烛尘等，旗下的企业先后实现了公私合营。1952年12月，全国60多家金融企业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截止到1952年，私营工商业拥有380万职工，其工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40% 左右。但“五反”运动的冲击，令工商业者失去了继续经营的信心。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1954年宪法规定：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

　　国家通过没收旧官僚资本、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等手段，逐步掌握经济命脉后，开始全面推行“对资改造”。1956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全国原私营工业户的99%公私合营；商业户中40万户公私合营，144万户合作化。公方代表接管企业，资方有职无权。“文革”中全部公私合营企业被收归国有，

　　第二次“国进民退”比第一次更加彻底，国家吃完“苹果”吃“葡萄”，掌控全国财富资源后，发动了“大跃进”这样的全国性瞎折腾，造成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经济全面滑坡；国内、党内矛盾的日益激化，又酿成历时十年的“文革”灾难，最终将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权力与财富过分集中，其后果是民穷国乱。

　　国营未尽高效，民富才能国强，独大未必为公。与民争利、赢家通吃非长治久安之道，历史上两次“国进民退”的教训，足以为后来者戒。

    不出各方所料，日本最大反对党民主党在这回的众议院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在480个议席当中赢得308席；与此相反，2005年依靠小泉纯一郎煽情的“邮政民营化改革”而赢得300议席的自民党却一泻千丈，只获得119席。

　　不仅如此，就连执政党联盟小伙伴的公明党，尽管有宗教组织票的支撑，也抵挡不住“民主党旋风”而从原有的31席降为21席，丧失了三分之一的席位。至于两个执政党候选人在小选举区落选（其中一部分后来在比例选区中选为议员）的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更不计其数。其中包括前首相海部俊树、前自民党副总裁山崎拓、自民党最大派阀町村派领袖町村信孝和天天在做“女首相梦”的前防卫大臣小池百合子等。

思变但不相信会变

　　这些现象充分地反映了选民对当政者的强烈不满和厌倦。推究其因，自民党长期以来的金权腐败政治固然是远因，小泉以“摧毁自民党”为名而行“维护自民党体制”之实，更使不少选民有受骗之感。加之小泉的经济结构改革，未见其利先见其弊，不仅扩大了日本上班族经济收入之差距，还给不少克勤克俭的老百姓为就业或老后生活感到不安。

　　这些不满和不安，再加上当局对官僚机构丢失5000万养老金记录的问题处理不当及遇到世界金融大危机，人们对三年换了三个无能首相的自民党早已十分失望。特别是对于大嘴巴首相麻生的口不择言及其低水平的言行，不仅是一般老百姓感到难以忍受，即使是党内人士也表示无可奈何，知道无法在其旗下应战。各方之所以在大选前夕便敢轻易作出自民党势必大败的预测，原因就在这里。

　　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党这回之所以能够大跃进，最大的立功者并不是党首鸠山由纪夫，也不是幕后将军的小泽一郎，而是麻生首相；其次是“剧场政治”主角的前首相小泉，及两名知难而逃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和福田康夫。

　　换句话说，选民与其说是对民主党抱有极高的期望，不如说是对现政权不满的情绪已达到沸腾的地步。也许最能说明如此情绪的是《朝日新闻》在大选前夕的一项民意调查。调查数字显示，相信“政权交迭”后日本政治会往良好方向发展的仅有25%；与此相反，认为“没有变化”者却高达54%。

　　选民之所以既有打倒自民党的强烈愿望，又对民主党不敢存有奢望的心态，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曾经尝受1993年细川政权“变天”后日本政坛“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滋味；另一方面，也与民主党建党以来始终未曾提出其一套有别于自民党的治国蓝图有关。

泛泛之谈的亚洲外交

　　就以这回为面对大选而临时拼凑的竞选纲领来说，较为吸引选民眼球的其实只有大派红包，如“对儿童的补助”、“国立高中免费教育”及“高速道路免费”等旨在讨好选民，但未列明财源的政策。

　　至于安保与外交问题，既不是该党竞选宣传之所在，也未成为本届大选的争论焦点。最近以来，一部分媒体之热炒民主党的“日美同盟对等论”、“脱美入亚论”等，说穿了，只是源自民主党部分领袖泛泛之谈的构想或者竞选纲领中的片言字语，其中不乏一厢情愿的诠释。

　　在这之中，也许较为具体的是该党原则上主张不再延长海上自卫队在印度洋对美军等供油的期限及反对日本承担驻日美军军费的“日美地位特别协定”等。

　　但认真分析，民主党即使真的坚持这些主张，也并未离开日本保守派的基本战略。因为，战后正统的日本保守派之所以唯美国马首是瞻，主要是由于两国国力之悬殊，一旦羽翼已丰，东京自然要发出说“不”的声音，并力图争取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日本国内舆论界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的泡沫期之所以一度开展“是争取名列世界第一，还是甘心屈居第二”的论争，正是如此心态的反映。可以这么说，战后日本之再度纳入全面投靠美国的轨道，是在经济泡沫破灭、日本在金融战争中败于美国之后的事（日人称之为第二次败战）。

片言只语“杂音”的诠释

　　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党领袖（说得准确些，主要是小泽一郎）偶尔对美国发出些微的杂音，例如主张“美国驻守第七舰队就已足够”等，充其量只是在于试探日本对美卧薪尝胆的唯唯诺诺的日子能否早日结束罢了，称不上是什么“脱美”或“自由保守派”的路线。何况民主党领袖的这些谈话是发表在该党位处在野时期，既含有刻意制造有别于自民党路线的政治意图，也带有拉拢其他中小党派向自民党施压的统战目的。

　　实际上，在竞选期间，特别是在民主党政权呼之欲出的形势出现之后，该党领袖的谈话便有一些微妙的变化。鸠山党首强调外交持续性之重要性，及表示将在与奥巴马总统建立互信关系之后争取其“紧密的、更为对等的关系”，更反映了民主党不会对传统的日美同盟之基轴有所更动。

　　谈到民主党对亚洲问题之重视，这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的旗号。因为，早在1957年岸信介内阁颁布的《外交蓝皮书》创刊号，自民党政府就将“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作为战后日本外交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可见强调日本重视亚洲或者主张建立东亚共同体，并不等于东京良好意义上的“回归亚洲”或“入亚”，关键是日本究竟是以什么姿态、何种心态返回亚洲。这是人们在批判战后日本“脱亚”的同时，对于日本的“入亚”（特别是由于战前日本曾有“兴亚”之提倡与标榜的前科） 之所以持审慎态度的原因所在。

如何结束“扭曲”的关系？

　　在这问题上，也许较令各方欣慰的是鸠山党首清楚表示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并将令其同僚自我约制。但仔细分析，如此之表态只是回返了日本领导人不参与美化战犯行为行列的正常道路，有利于酿造日本与邻国和谐相处的气氛，称不上是什么“亲华”的言行。

　　针对民主党领袖上述“重视亚洲”、“不参拜靖国神社”等再正常也不过的表述，国际媒体（特别是邻国媒体）却将它视为一条大新闻或者甚而由此产生诸多的想象空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说明了2001年小泉上台以来日本与亚洲之间存有不可理喻的“扭曲”关系。一边在高谈“东亚合作体”，一边在思谋或筹划成立“自由与繁荣之弧”，日本“入亚”的动机当然要备受邻国警惕和质疑。

　　吸取着上述“扭曲”关系带来的负面教训，百业待兴的新政府除了表示不节外生枝、不在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上闹事之外，如果能够恪守其“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不打“台湾牌”、不打“西藏牌”或“新疆牌”的话，中日关系相信会朝着较为乐观的方向发展。但即使是如此，中日两国之间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包括领土纷争、东海油气田争执、史观摩擦等依然存在，两国要进入真正互信的阶段，还有待时日。

修宪重头戏的前奏曲

　　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明年是日本实施有关宪法的全民投票法（宪法修改的前奏曲）的年头。当民主党还在野的时期，出自党派私利的角度，修宪热忱不亚于自民党的民主党曾经在枝节问题上给自民党出难题，但在它转为执政党之后，恐怕就将大开绿灯，勇猛前进。对此，以护宪为命根子的新联合政府小伙伴社民党也许会发出微言，但恐怕已无能为力。

　　因为，在拥有众议院压倒性议席的民主党人看来，此刻之所以组织联合政府，主要是为了恪守竞选前三党合作的承诺。如果单从席位数字来看，在目前位处优势的该党在参议院已不愁没有合作的伙伴。

　　实际上，若从共同价值观的角度来考虑，由自民党离党分子组成的“迷你政党”或个别的独立人士，是该党更为理想的合作伙伴。此外，曾经与小泽在1993年“非自民党联合政府”时期合作无间的公明党，也是该党可以随时拉拢的对象。至于自民党内的“离党预备军”，更是不计其数。正如自民党内不同派阀成员相互跳槽一般，自民党人从下跌股的自民党跳至升值股的民主党，一点也不会有心理的障碍。因为，彼此原本就是自家人。

　　较早时，一心一意要在有生之年看到修宪大业告成的日本鹰派长老中曾根康弘前首相（90岁），曾呼吁其孙辈的保守政治家们在众议院大选告一段落后搞“大联合”，早日实现“自主宪法”的美梦。

　　在民主党大跃进之后，看来中曾根及其长年合作伙伴的渡边恒雄（《读卖新闻》会长兼主笔）多番策划的“保（保守派）保（保守派）大联合政权”构想已显得没有那么迫切的需要。因为，以民主党为核心，一个新的强大的保守政权已有足够力量挑起两佬惦念的修宪重任。

　　民主党新政权的诞生，究竟将带来何种新的气息和变数？显然是关心亚太和平与稳定发展的人士不能不密切注视的问题。

    阿蒙生于2112年9月3日，今天是他的预备役生日。今天也是中元节，日落后街道上房屋中都是归来的旧主。

    叮当停留在二维平面上，青春不老，从我第一次见到他起就是那个样子，随时准备伸出他的圆手。

    而我现在年华老去，两鬓微霜。再看漫画时，觉得自己早已经不在画面的中心，人长大了就变成房屋树木一样的点缀。

    昔日阿蒙在我的世界里无所不能，他可以穿越时空，可以翱翔天空，可以复制任何想要的东西。

    今天的阿蒙在我的世界里一无所用，竹蜻蜓再快，也赶不上飞涨的房价。时空穿梭，也改变不了现实的万一。

    阿蒙，告诉我，小静最后嫁给了谁？

    生日快乐！

    在这里，天是盐做的，地是盐做的。房子，床铺，桌椅都是。。。。这就是玻利维亚 Uyuni 大盐田，占地1.2 万平方公里，海拔3000米的大平原，非常适合足球运动开展。

    四万年前的冰川期结束，似乎是故事的开端，高山融水在这里汇集，如今都已蒸发殆尽，只有边缘地方两个湖泊仍在孕育生命。这个史前的超大湖泊，如今在等待下一次冰川期带来的充沛水量，来恢复往日的荣耀。四面环山的地形，保留了往日湖水的精华，盐类和其他矿物质。初步估计有 100 亿吨的盐矿，如今的开采量，每年是二万五千吨。主要出产石膏（建筑），岩盐（道路化雪剂）和锂（电子产品）

    这是个非常适合旅游的地方，无尽的盐田犹如白色的海面，至于雨后，真正的奇观才开始展示：完美的镜面混淆了大海和地面的区别。这里有盐田，高山，湖泊，偶尔有羊驼和候鸟，殖民时期的旧火车，盐做的旅馆，奇特的怪石，没准你可以发现外星人的遗物。。。。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我国奋起抗御金融危机，成效举世瞩目。西方政经界一些高层人士……羡慕的，是中国面对危机的出色表现……是中国抗御危机的坚固长城——“中国精神”。

                 ——选自中国共产党官方报纸《人民日报》7月29日评论

    在中国经济近几个月出现反弹后，该国的管理者得意地说点行文可商榷的话是可以原谅的。凭借对此次危机迅速且力度强大的反应，中国政府似乎已引导出有力的V型复苏。多数人士预测，中国有望超过今年初制定的8%的增长目标。

    工业生产、固定投资、电力消耗以及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官方数据都显示，中国经济正在强劲复苏。而在最近几个月，股市和房价也一路飙升。甚至有迹象显示出口出现回升，尽管仍较一年前仍低出四分之一左右。

    然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官员表示，这些积极的增长数据掩盖着令人担忧的结构性失衡，中国政府应对危机之举可能只是推迟了不可避免的清算之日的到来。由于各国把中国视为引领全球摆脱经济低迷的灯塔，因此，中国经济的二度衰退将对全球信心产生严重影响，更别提对大宗商品价格了。

    “有人认为，5%的经济增长也可能是好事，而8%的经济增长也可能是坏事，”中国政府一位高级顾问表示，“我们担心，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更多的属于后一种。”

    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9%，远高于第一季度的6.1%。如果以环比计算，中国经济的反弹甚至更为明显。经济学家估计，2008年第四季度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的经济环比增幅为零，而今年第一季度增幅却攀升至3%，第二季度更是高达16%至17%。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政府4万亿元人民币（合585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以及今年上半年放出的7.37万亿元人民币新增贷款——这一数字是去年同期的3倍。巴黎银行(BNP Paribas)的经济学家估计，这些新增贷款相当于中国半年GDP的45%。他们表示，这是他们所知道的自二战以来唯一一个如此大规模放贷的经济体。

    这场放贷热潮是中国国有银行依照中央政府指示掀起的。人们担心，大量资金流入了那些不具偿还能力的借款人手中。一位曾在美国生活过的中国公司高官表示：“我担心，现在的情况与2001年的美国类似：政府向经济注入大量资金，结果却掩盖了很多问题。”

    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分析师表示，今年上半年的新增贷款约有20%可能已经以各种方式流入股市，另有30%流向了房地产以及其它金融资产，助长了不可持续的资产泡沫。

    “房地产市场现在非常火，房价涨幅也很大，这确实是一个卖方市场，”每月工资2500元人民币的司机王庆（音译）表示，“前几天房产中介告诉我，我必须飞到香港去见见一套公寓房的卖家，以显示我的诚意，因为出价的人太多了。”王庆已开始涉猎房地产投机，在业余时间买卖一些小型公寓房。

    今年中国股市已累计上涨64%，但在过去3周却下跌了14%。原因是有迹象显示，政府正开始控制贷款过度增长。这让投资者感到恐慌。分析师表示，股市大幅下跌表明，今年股市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流入投机活动的银行贷款拉动的。

    “所有人私下都认为，这是一个完全由流动性推动的资产泡沫，”一位中国投行的高管表示，“那些能够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的私营企业，大多用这些贷款来防备不时之需，或投入股市楼市；流入实体经济的贷款极少。”

    在流入实体经济的贷款中，大多数流向了国有企业和政府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尤其是“铁公鸡”：铁路、公路和机（鸡的同音字）场。这些大型项目提振了市场对钢铁、水泥及其它原材料的需求，但这种资本密集型的政府投资创造的就业相对较少。尽管如此，在未来3年里，铁道部计划把现有的8万公里运营里程再增加2万公里，投资总额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按照这个速度，中国的铁路总里程今年将超过印度，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公路方面，根据交通部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已有111条高速公路开工建设，总里程达1.2万公里，投资达7000亿元人民币。到去年年底，中国高速公路的总里程仅略超过6万公里，而美国则为7.5万公里。但如果把地方政府的规划计算在内，未来几年，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将扩大至18万公里——鉴于中国的乘用车数量仅为3800万辆，而美国则高达2.3亿辆，这一数字令人震惊。

    一些官员表示，在侧重基础设施的刺激计划中，最令人担心的因素是对修建机场的痴迷。例如，若走新建的高速公路，从浙江省东部的嘉兴市到中国3个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两个位于上海，另一个位于杭州——大约只要一小时车程。尽管距离是如此之近，而且还有规划好的连接上海和杭州的沪杭高铁，但嘉兴市政府仍决定在一个军用机场所在地修建商业机场，投资估计高达3亿元人民币。

    嘉兴市官员表示，他们预计将在2025年前收回本金。但怀疑人士表示，这类投资永远不会回本，反而最后会变成国有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坏账。“我们现在主要的担心是，在公司利润率下滑之际，巨额贷款却被非常迅速的发放给企业部门，”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的朱夏莲(Charlene Chu)表示，“这预示，未来将出现一些严重的资产质量问题。”

    在国有企业被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淹没的同时，经济学家还担心，中国富有活力的私营部门却基本上要自谋生路。

    “应对危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受益者主要是最大型企业和最大型项目，”长江商学院(Cheung Kong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北京校区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理学教授王一江表示，“中小企业部门为中国城镇劳动力提供了75%的就业岗位，但如今，该部门却正出现30年经济改革以来的首次收缩。”

    42岁的陈光铭（音译）在中国北方大城市作了半辈子的农民工。但去年年底，他成为了约2300万失业返乡农民工的一员。他表示：“今年找工作要难得多，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村子里等消息，直到一些亲戚告诉我这份工作。”陈光铭指的是一份建筑工地的工作，他每日要工作10小时，日工资是70元人民币。

    中国大学的610万应届毕业生也很难找到工作。教育部表示，迄今已有68%的应届毕业生就业。但独立评估数字显示，就业率仅为50%左右。此外，去年毕业的150多万毕业生也仍在找工作。

    24岁的彭川（音译）2008年7月毕业于英语系。在紧邻北京古老的雍和宫举行的一场人才招聘会上，彭川已降低了预期，希望找一份服务生的工作。他表示：“私营部门的薪资已下降很多。不过，我的一些同学通过家人的关系成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工作。”

    如今的竞争相当激烈，为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很多人必须托人情，或给那些招聘人员好处。彭川补充称：“我曾有机会到铁路部下属的一个局工作，但我必须拿出10万元人民币才能得到那份工作，我们家负担不起。”

    尽管官方数字显示，收入增长稳定且消费不断增加，但许多经济学家表示，这些数字并不可信，因为它们主要侧重于国有部门的薪资和政府采购。他们表示，收入和个人消费可能会增长乏力（如果确有增长的话），这令国内消费更难弥补出口的大幅下滑。

    他们担心，当刺激计划的效果退去、而中国政府重新控制银行贷款时，经济失衡将再次出现，政府可能会面临另一场危机。“现在说中国的复苏是V型复苏还为时过早，”长江商学院的王一江教授表示，“有很多人确实认为，经济将面临另一次严重滑坡，复苏的形状将更像是个W。”

Rule of the iron rooster

By Jamil Anderlini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people in China brace up to cope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have scored marked successes to the worldwide attention. High-level figures from the wester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pheres . . . envy China's superb performance . . . as well as “China's spirit”– the kind of solid, unbreakable “Great Wall” at heart to ward off the financial crisis.

    – English-language editorial in the People's Daily, official mouthpie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July 30

China's rulers can be excused a modicum of less-than-grammatical gloating after the economic rebound the country has achieved in recent months. With its quick and overwhelming response to the crisis, Beijing appears to have engineered a powerful V-shaped recovery and by most estimates is on track to exceed the 8 per cent growth target it set at the start of the year.

Official reading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fixed investment, power consumption an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ll show a strong revival, while equity and property prices have soared in recent months. There have even been signs of a recovery in exports, although these are still about one-quarter below the levels of a year ago.

But a growing number of economists and officials say the positive growth data hide worrying structural imbalances an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crisis may only have postponed an inevitable reckoning. With the world looking to China as a beacon to lead the way out of economic gloom, a second downturn would have a big impact on global confidence, not to mention commodity prices.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good 5 per cent growth and bad 8 per cent growth,” according to one senior adviser to the government. “We worry that what we're seeing falls more into the latter category.”

On an annual basis, China's economy grew 7.9 per cent in the second quarter, well up from 6.1 per cent in the first quarter. If measured sequentially the rebound was even more obvious, economists estimate, with seasonally adjusted quarter-on-quarter growth at zero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8 but picking up to 3 per cent in the first three months of this year and as much as 16-17 per cent in the second quarter.

This was thanks largely to the government's Rmb4,000bn ($585bn, €409bn, £355bn) fiscal stimulus and the Rmb7,370bn of new bank loans extend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triple the amount lent in the same period a year earlier. Economists at BNP Paribas estimate that the loan expansion was equivalent to 45 per cent of half-year GDP and say they know of no other economy that has created credit on such a scale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This lending boom, carried out by the country's state-controlled banks on the order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raised concerns that much of the money has gone to borrowers who will not be able to pay it back. “I worry what's happening now is similar to what happened in the US in 2001 – the government is flooding the economy with cash that just ends up papering over the problems,” says a Chinese corporate executive who used to live in the US.

Royal Bank of Scotland analysts say around 20 per cent of new loans in the first half may have found their way into the equity market and another 30 per cent into property and other financial assets, helping to inflate unsustainable asset bubbles.

“The property market is so hot right now and prices are going up so much that it really is a seller's market,” says Wang Qing, a driver earning Rmb2,500 a month who has started speculating on real estate by buying and selling small apartments in his spare time. “The sales agent told me the other day I had to fly to Hong Kong to meet the seller of one apartment just to show I was sincere, because there were too many other bids out there.”

China's stock market is up 64 per cent this year but has dropped 14 per cent in the past three weeks as investors panicked over signs the government was starting to rein in excessive loan growth. Analysts say the steep drop shows how much of this year's rise has been fuelled by bank loans channelled into speculative activity.

“Everyone privately thinks this is an asset bubble driven purely by liquidity,” says a senior executive at a Chinese investment bank. “Those in the private sector who have been able to get loans from the state banks are mostly keeping it for a rainy day or speculating on the stock and property markets; very little is going into the real economy.”

Of the rest that has gone that way, the bulk has been to state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backe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particularly the tiegongji or “iron rooster” – a homonym for the Chinese words for rail, roads and airports. The huge projects have revived demand for steel, concrete and other raw materials but this kind of capital-intensive state investment creates relatively few jobs. Yet over the next three years, the railways ministry plans to add 20,000km of track to the existing 80,000km, with a total investment of more than Rmb2,000bn. At this rate, China's rail network will this year overtake that of India to become the second-longest in the world, just behind the US.

As for roads, construction began in the first half on 111 expressways totalling 12,000km with an investment of Rmb700bn,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By the end of last year China had just over 60,000km of high-speed roads, compared with 75,000km in the US. But if plans by local governments are included, China's high-speed road network would expand to 180,000km in the next few years, an astounding figure considering China has only 38m passenger vehicles against 230m in the US.

Some officials say the most worrying element of the infrastructure-heavy stimulus package is the fixation with building airports. For instance, the town of Jiaxing in eastern Zhejiang province is roughly an hour's drive on brand new expressways from three of the country's busiest international airports – two in Shanghai and one in the city of Hangzhou. In spite of this proximity, and a planned high-speed rail line connecting Shanghai and Hangzhou, the Jiaxing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build a commercial airport on the site of a military landing strip, with an estimated investment of Rmb300m.

Jiaxing officials say they expect to recoup their money by 2025 but sceptics say this kind of investment will never repay itself and will instead end up as a bad loan on the books of the state banks. “The main concern we have now is that a tremendous volume of loans was extended very rapidly to the corporate sector at a time when corporate profitability was declining,” says Charlene Chu at Fitch Ratings. “That would suggest there will be some significant asset quality problems down the road.”

Whil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ve been inundated with loans from the state banks, economists worry too that China's vibrant private sector has been largely left to fend for itself.

“The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response to the crisis has mostly benefited the largest enterprises and biggest projects,” says Wang Yijiang,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at the Cheung Kong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in Beijing.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sector provides 75 per cent of the jobs to China's urban workforce but now it is shrinki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30 years of economic reforms.”

Aged 42, Chen Guangming has spent half his life as a migrant worker in China's big northern cities but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became one of an estimated 23m who lost their jobs and returned home to the villages. “This year it is much harder to find work and I spent most of the year waiting in my village until some relatives told me about this job,” he says, indicating the construction site where he is paid Rmb70 for a 10-hour day.

The latest 6.1m graduates from Chinese universities have also been struggling to find work. The education ministry says 68 per cent have been employed so far but independent estimates put the number at only around 50 per cent. More than 1.5m of last year's graduates are also still searching for work.

At a talent fair next to Beijing's ancient Lama Temple, 24-year-old Peng Chuan, who graduated with a degree in English in July 2008, has lowered his sights and is looking for work as a waiter. “Salaries in the private sector have fallen so much but some of my classmates managed to get jobs in the government by leveraging their family connections,” he says.

Competition is fierce these days and landing a secure post requires many to pull strings or offer inducements to those who vet the applicants. “I had a chance to work in a bureau at the railway ministry but I would have had to pay Rmb100,000 to get the job and my family couldn't afford that,” adds Mr Peng.

While official figures show steady income growth and rising consumption, many economists say these numbers are unreliable because they are heavily weighted towards state-sector salaries and government procurement. Incomes and private consumption are likely to be growing weakly if at all, they say, making it harder for domestic consumption to compensate for the large drop in exports.

They worry that when the effect of the stimulus recedes and Beijing reins bank lending back in, economic imbalances will re-emerge and the government could face another crisis. “It is too early to say that China's recovery is a V-shaped one,” says Cheung Kong business school's Prof Wang.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truly believe the economy will face another big slide and the recovery will look more like a W.”

    提起缅甸,就会想起昂山素姬,远一点就是07年的袈裟革命,至於被视为毒品源头的金三角,这些年也在转型,特別是一些国际连锁酒店在金三角投资resort,卖点当然是金三角的神秘感,但是也说明,这个地区已经相当平稳.

    这些天看到"果敢"特区的汉人涌入云南,突然提醒自己,中缅作为邻国,了解学习以下两国的关係,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於是搜罗了一些资料,和大家分享.

汉人逃离家园起因

    "缅甸北部，与中国云南省接壤，即为国际知名的金三角地区，过去是缅甸共產党的地盘，一九八九年缅共解体后，缅共武装与政府谈判分为七个特区，有四个是沿中缅边界。

    第一特区，就是果敢特区，主席彭家声。第二特区（佤邦）主席鲍友祥，一九九六年打败大毒梟坤沙后，势力最大，军队有二万多人。第三特区，主要是景颇族人，军力弱，但富裕。第四特区，与西双版纳毗邻，首脑都是中国知青，总司令林明贤是广州仔。林明贤並娶了「果敢王」彭家声的女儿为妻。

    这四个特区基本上都是在中国控制下的武装，停种鸦片后，就开赌场及色情业，近来也种橡胶。

    这些特区为缅甸国中之国，对缅甸军政府是牵制，军政府与他们之间即斗又合，而中国扮演仲裁者角色。

    如果说还有军阀，缅北能找到当年军阀的身影。

    果敢因为八八事件，大批居民涌入云南南伞，最近出了名，本栏日前也谈过。本来事件已平息，但最近又起波澜，据了解情况的朋友告知，这次果敢出事，主要原因是彭家声主席的副手白所成投靠了缅甸政府军，而在缅北特区，按江湖规矩处事，投靠政府的內奸，是死罪。而缅甸政府想清除彭家声多年，这次借口果敢枪械修理厂製毒而发难，但果敢方面表示要查，可接受云南公安查，但不让缅军查，而引起对峙。后事情逐渐平息，涌入南伞的居民返回果敢。

    最近出事是八月二十三日，缅甸军队一百余人，突袭彭家声在老街的家，而彭及其弟家富则率部转移，二十五日，近千名缅军乘汽车进入老街，再度引起逃亡潮。"("信报"张立)

事件经过

    "缅甸军与边区果敢特区政府主席彭家声领导的掸邦果敢同盟军对峙加剧，大批居民担心衝突而逃向中国。

    八月七日，缅甸军方以果敢枪械修理厂製造毒品为由，派出三十名警察欲搜查该厂，遭到拒绝。

    八月八日，缅甸军政府向果敢调派军队，与果敢特区政府主席彭家声领导的果敢同盟军形成对峙。在各方协调下，局面有所缓和。

    环球时报引述设在泰国的伊洛瓦底新闻网称：

    二十二日，掸邦警察传唤彭家声及其弟彭家富，但他们没有去。

    二十三日，一百多缅甸军人突袭彭家声在果敢主要城镇老街的家，但彭家声逃脱。

    二十四日，缅甸军队下令果敢军队退出同盟军，加入受政府控制的边防军，被果敢同盟军拒绝，双方再次对峙。

    二十五日，一千多名政府军乘坐多辆汽车进入老街，许多居民和商人担心爆发衝突，再次向中国边界一带逃离。

    在泰国的《掸邦先驱报》称，果敢同盟军內部近来爆发內斗，同盟军副司令白所成等人投靠缅甸政府军，希望推翻彭家声。报道说，分析人士表示，缅甸政府军希望看到果敢內部衝突扩大，进而趁机控制这一地区。"(中通社)

"果敢"歷史

    "果敢(Kolong)位於缅甸东北部毗邻中国云南省，面积约二千七百平方公里，首府是老街市。果敢曾是中国西南边境少数民族的地域，十九世纪末，果敢併入英属印度，成为缅甸境內以华人为主体的土司县。果敢长期陷入动乱，直到一九八九年停战才趋於稳定，成为掸邦第一特区。

    果敢虽名为掸邦第一特区，却不属掸邦管辖，而是与缅甸中央政府签署和平协定，与中央政府直接对话。境內人口逾九成为汉族，通行简体汉字。

    果敢的经济落后，自英国殖民统治以来，以种植罌粟为主。面对反毒压力，当地在二○○三年停止种植罌粟，经济遭受严重衝击。为寻找毒品之外的替代经济支柱，果敢发展博彩业，以中国游客为目標，有小澳门之称。"(星岛日报)

    衝突在八月八日发生,当地的汉人当天已经开始进入云南境內,不过中文媒体是在27日,在路透社报导有大批难民涌入中国之后开始关注,並且在当天获得了云南省的確认.

    果敢特区有一个官方论坛,不过现在已经无法登录.bbs.kokang.net

    不过在网上找到一张今年3月11日,果敢同盟军庆祝和平二十年纪念活动的照片,当中有来自中国方面的嘉宾.在优酷上还有同盟军成立19周年文艺晚会的片段.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0ODA3ODA=.html

    缅甸人口五千多万,汉人佔大约百分之三,政府承认135个民族,不包括汉族.在果敢的汉人称自己为果敢族人.在网上找到一篇据称是"果敢画报"零五年的报导,指缅甸政府在果敢地区发放两种版本身分证引发果敢族人不满.果敢族拿到的身份证背面特別註明:

    一、此证件丢失应立即向缅甸国家政府驻当地移民局申报，并立即申请补办，否则，政府将根椐有关法律处罚；

    二、持证人不属于本国国民，也不能作为出入缅甸军政府管辖区的有效证明。

    全文:http://shanstatenews1.googlepages.com/2007043007

    看来,当地民眾和缅甸政府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只不过由於和中国之间的关係,缅甸政府从过去的反华变的克制很多.这次事件从8月8日到现在,从当地的英文报导也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也透过渠道斡旋.

    至於有报导认为,缅甸政府这次这样做,是受了美国的影响,因为美国参议员Jim Webb刚刚访问了缅甸.对於这样的猜测,中国驻缅甸前大使程瑞声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已经不认为有这样的可能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2009-08/28/content_8627956.htm

    而如果看看webb自己对美国媒体的讲话,也可以判断,美国目前对於缅甸並没有影响力.他呼吁奥巴马政府要重视缅甸,担心来自西方的孤立,会把缅甸更加的推向中国,导致这个地区的力量不平衡.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9/aug/14/us-senator-jim-webb-burma

今天刚看到这篇文章

晚上就接到了新浪的内测邀请

很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个人感觉微博比传统博客要好

更实用更快捷也更方便

迷博在中国怎么活

作者：笨狸

    Twitter和饭否等迷你博客服务商在中国境内封的封，停的停，仿佛已经证明了这一服务模式的危险性。但是不久，仿佛为了填补暂时的市场空白，免去大众纷纷翻墙之苦。主流的新浪微博内测上线了，背负了中移动太多希望的139社区也变脸成了“说客”。这绝不是一种拼死吃河豚的市场吞噬行为，而是“一句话”迷博这种工具，其即时的点对多传播毒性和用户粘性结合起来，除了传播不和谐言论外，还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著名时评家连岳想把新浪当饭否，在新浪微博上刚唠叨了半个小时，就被删除，这说明新浪决心用人海战术避免饭否曾经的错误。从灭连岳这点出发，按照新浪的运营习惯和资源优势，估计开始要抢的是开心网的市场。

    比如，许茹芸的新浪博客挂了三年，也不过百多万的点击，可是许茹芸在开心网上挂了一个月，也不种菜养恐龙，就有百多万的粉丝。她随便抱怨一句话，就马上刷新了百万个页面，这就是迷博的魅力。对此，那只大眼睛的新浪能不眼红吗？当年，博客中国每天给思想加油五分钟，就叫嚣着要挑战新浪。而后来者新浪端出的菜，是每天让名人八卦五分钟，于是新浪赢了。

    现在开心网每天让我们偷菜五分钟，玩着玩着，也许就不小心为新浪贡献了一条“名人粉丝圈”或者“组织布道馆”的“微博”之路。

    博客太难写，广告帖也不招人待见，还得劳动粉丝们大驾记得网址颠颠跑过来看，天天跑来看，却不是天天都有更新，于是慢慢的也都不来了。所以名人博客虽好，商业模式却一直比较模糊，传播效果也未达上佳。现在的SNS社区，由于人际交互行为习惯也好，因为运营方的商业模式探索也罢，总之正纷纷走向迷博化。

    正当国内一班SNS都全民种菜的时候，一帮从新浪出走的人在开心网里替迷博实验出了一个绝佳的商业模式。真是造化弄人，经营菜园子的本来不做迷博，却为迷博趟雷。名人们需要经营粉丝，那么不交地盘费，也得交认证费吧。划个地盘插上通过认证的标签，名人们就可以开始尽情忽悠自己的粉丝了。平时写博客，写得再怎么烂，粉丝们都认为是助理写的，而一句话的迷博，粉丝们就都愿意认为那是自己的偶像在发言，多么亲切，多么贴身。

    网站，明星，粉丝，在迷博的组织下就是幸福的一家，这个市场需求对接起来很完美。调查显示，就连最草根，最多人自言自语的Twitter上面，也有30%的比例是专门来当粉丝的。可见，经营好名人和粉丝，就可以活得很滋润。

    迷博在表现上属于订阅式的即时消息显示，具有很强的时效媒体属性，其跟随话语也有借助迷博主人的影响路径进行辐射的机会，最可怕的一点，就是迷博内容通过人际关系进行病毒式传播时的效率如此之高，不封不足以平民愤。所以，这种民间自发的舆论载体在国内被严格控制是理所当然的，能自由生长才是咄咄怪事。在此大国情，小背景之下，也许可以发明一个新的挣钱方式：准入门槛模式。

    比如可以这样设计，首先说话的人必须是名人，最好是娱乐圈和体育圈的，哪怕是个小名人。因为他们已经是既得利益者，有自己的忌讳，危险性很低。然后还必须交钱才能购买“被追随”的权利，不交钱的，只能跟，不能被跟，这意味着一般人不能说话，说了也白说，除自己外没人能看到。那些导致饭否关闭的迷博主们，大概很少愿意交钱发言的吧。而大多数的名人是需要宣传的，他们从推广费里随手抠一个硬币出来，就可以永远都站在台上讲话了。这种具备了准入门槛模式的迷博既能挣钱又够安全，实在是门户媒体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必备工具。

    至于类似139社区改版的说客，解决这个危险的传播毒性的办法是限制一对多的那个“多”字，用上下线数量限制的方式来规避问题，确实是降低了风险，但同时也限制了传播效果和互动乐趣，最终的均衡结果是不会有人愿意来玩。如果限制数量能够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干脆不开，就更加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当然，名人也并非都是因为爱惜既得利益而显得安全的，比如韩寒，这个著名的“司机”有可能因为需要卖书而买个讲台位去吆喝几嗓子，但说着说着没准儿嘴里就开始冒敏感词。这也不怕，除了准入门槛限制，我们还有独家技术，就是“CCAV”们一贯采用的伪直播。既然电视直播都可以有延时，某些敏感人物的直播出现延时太正常了，哪怕苦主找上门来，也可以把责任推给中国电信的网络。有人说，既然收了钱，为什么还删除迷博，这方面缺乏足够的法律文本可以支持，怎么办？其实简单，退款让他走人。这种人，也无法代表最广泛劳动人民的娱乐趣味，留着用处不大。

    到最后，在国内最成功的迷博服务，就是一个PUSH“推送”版本的名人一句话博客。他们航班延误，他们新碟发布，他们鸡毛蒜皮……以后名人之间也不需要相互不服气了，相互PK只要看下自己的跟随者数量就解决问题。这种行为，也许可以提前命名为晒粉丝。如果要玩一句话说明模式的电梯融资游戏，那么，迷博在中国，将只是娱乐名星们的小喇叭.

　　六十年前，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浓厚的湖南口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正式成立了！”的时候，他恐怕没想到，那位来自四川精明强干的小个子，在三十年后，带着中国人走出了革命的红海，走进了世界经济的海洋。

　　自从邓小平启动了中国的经济引擎以来，靠着吸引FDI和出口两个火车头拉动的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的车站开出，一路高歌猛进。

　　喊出改革开放的第二代领导人已经故去，但中国前进的脚步没有停止。以双位数迅猛成长了十几年后，中国的经济成长逐渐稳定在8-9%。即便如此，中国作为全球独一无二的从计划经济顺利转型成为市场经济的特例，也让西方经济学家跌破了无数眼镜。

　　前几天刚刚买了西方宏观经济学泰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Olivier Blanchard新版的《宏观经济学》。他在经济学的第一章，只介绍了三个经济体：美国、欧盟和中国。老爷子坦承，对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成长和顺利的转型，西方经济学家还没有能够完全地解释。

　　目光回到现在的北京。

　　再多三十多天，最新的99G式主战坦克，将轰鸣着走上天安门前的阅兵舞台。歼十战机、新式洲际导弹、核潜艇，这些已经赶上或者接进世界先进水平的军事装备，无不显示着经济起飞二十年后，中国超强的国力。那已经涂上中国海军灰色涂装的瓦良格号航母，更是负载了无数中国人蓝水海军的梦想。

　　摆在眼前的实力，让西方最看不惯中国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辉煌的成就”，绝对不是如平壤官方电台那样声嘶力竭的空喊，而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的进步。

　　特别是在全球的经济重心爆发了金融海啸以来，全世界的眼光，都盯住了中国。中国政府宣布的四万亿救市配套，在媒体上的关注度，居然比奥巴马的救市计划还高。

　　一切的一切，都让世界往G-2格局发展。世界上最大的欠债者和债权人，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老牌的国际警察和最亮眼的国际新势力之间，无数的微妙心结和利益纠葛，成为世界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出戏。

　　在六十周年的国庆，中国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也即将在2010年功成身退。

　　二月河写的《乾隆皇帝》中，易瑛对乾隆说过一段话：“极盛之世好比到了山顶峰尖，无论向哪个方向迈步，都是下坡道儿。又好比另一些人，走到锅底谷中，无论朝哪边走都是上坡道儿。大家对头都走，阴阳气数运命交错，周而复始，不过如此吧。”

　　小说里的说法，难免有点神神道道。但经济盛衰的周期，确实是无可改变的事实。

　　中国这张“一穷二白”的白纸，被涂上了如许丰富的色彩后，要如何再出尽法宝，保证长期的经济成长和社会的稳定？

　　在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中国政府别无它法，只能大手笔地采取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缓解金融风暴对出口外向型的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能够在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中保持成长，几乎完全依靠政府的四万亿投资。这四万亿的投资，稳住了中国的股市、楼市和消费者的信心，但对于金融风暴后，中国将面对的国际经济形势，并没有成熟的方案。

　　风暴后的世界，是一个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年代。

　　美国将不再是那个零储蓄，大手大脚花钱的消费者国度。所有发达国家的消费力也都遭受重创。全球需求的减弱，让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突出。

　　这意味着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着力打造的全球最大的出口机器，将面对疲弱的需求、高昂的劳工成本、坚挺的人民币等等一系列打击。尽管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全力以赴为出口企业提供各种方便，保住出口企业以及这些企业创造的就业人口，但这些短期措施能够坚持多长时间还是一个问题。

　　也有许多经济观察家开始担心，中国政府继续进行大手笔的投资，会让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严重，如果发达国家的经济迟迟不能恢复元气，那在政府的大手笔投资后，会有更多的民营企业在全球疲弱的需求中被官方投资挤出去，从而错过经济复苏的列车。

　　改革开放后无比辉煌的中国经济，正在走上一个十字路口。

　　中国以每年差不多达到GDP7.5%的大手笔刺激经济两年，而预期只能保障经济成长回复到8%，那么在这两年的刺激消退后，如果国际市场没有复苏，中国经济的成长无可避免地会逐步回落到6-7%的水平。

　　万一明年全球经济没有全面复苏，甚至再次放缓甚至恶化，那么中国的资产泡沫、基础产业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等问题，放在一个较低的经济成长水平上，如何保障就业和社会稳定等等，将是非常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课题。

　　当然，以现在的中国政府的财力，应该还有足够的能力在明年再对经济下一次重药，可是以万亿为单位的出手，即便是财力雄厚的中国政府，也难以长期维持。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模式被大规模地引入中国，引爆了中国人无以伦比的经济创新力和热情。通过大量的海外投资和超高的储蓄率，中国人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完成了“世界工厂”的建设。

　　但在金融风暴后，出口导向型的成长模式将不再如以往一样有效。那么刺激国内消费呢？目前中国的国内消费大约占GDP的4-5成，而要成为美国那样的全球产品消费大黑洞，消费占GDP要达到接近7成。目前，中国国内的消费增长无法弥补出口下滑带来的落差。

　　在四万亿的资金洪水逐步消退后，中国最大的挑战是，下一个经济增长点在哪里？

　　如果中国经济成长开始逐渐放缓，中国将更难回避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累积的压力。

　　稳定成长的中国，是全球的大幸。中国的动荡，也将给全球带来动荡。

　　离中国国庆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写下如此的文字，真是不合时宜。

　　但总忍不住地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