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它自身启、承、转、合的周期，有始，就有终。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或到改革开放前夕，是常说的毛泽东时代，大约不到30年；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也近30年。一个时代的全景渐渐浮现，它的潜力已经释放，问题也暴露的日益充分。只有这种时候，才便于对这个行将结束、又尚未结束的时代进行全面、整体的分析、评价和总结。历史写作的条件，到这个时候才算成熟。

　　高音《北京新时期戏剧史》所涉及的时段，是从文革结束到21世纪初。在这20多年里，从中国社会的思想成份看，有革命文化的遗存和复现，有启蒙主义，有后启蒙或反启蒙，再加上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所谓的“封闭”到对外开放，思想变迁和社会变迁非常剧烈。戏剧浓缩了社会思想的变迁和冲突——当然，浓缩得好坏与否是另一个问题，但客观地讲，这一段历史的确不易把握。这大概就是做当代史研究的困难所在。因为事件的整体尚未全部呈现，事件的意义尚未经过历史沉淀。比如说我们所处的这个“当代”，从70年代末到现在，近30年，作为一个时代，其很多方面仍在延续。所以叫做“延长的90年代”。就是说，这个时代的主题、逻辑、价值观等等，似乎该结束了，却仍顽固地存在，颇有点像1976年前后的情形。

　　对待当代史的这个难题，高音采取了一种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大量采用当年的原始材料，包括剧本段落、剧评和主创人员自述等等，剧评还经常包括对立双方的观点，并且在裁剪时尽可能保留意义上的相对完整性。这样做，不但将当年戏剧演出的思想、人物、情节等内容呈现出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复原了当年的情绪和氛围，给人相当真实的、整体的感受。这可以说是她这本戏剧史的一个特点。就这种类型和选题的戏剧史写作而言，近期内也许很难再超越高音的这一部了。它就像一个容器，把20多年的戏剧内容，从戏内的主题、人物、情节到戏外的评论、制度、市场等等，都既简略又真切地容纳进来。作为一部个人专著，是很不容易的。但是，这个优点，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她的缺点。高音对当年走红的戏剧作品，包括当年受到似乎是政治保守主义者批评的一些作品，基本上毫无保留地持肯定态度，缺少一种从后来历史演变所应当取得的“历史理性”。就是说，后来者应当对当年的事件有一种更复杂、更周延的观点，而不是一味遵从当年某一方当事人的立场。义理、考据、辞章，能够兼得的确太难。高音偏于考据，能给人提供一个史实的平台，让人能在她的基础上对这20多年的戏剧做一个整体的思考和评价。她写的是新时期北京戏剧史。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全国看北京，在这个意义上，北京也像是一座舞台。

　　最近不少人纷纷回顾80年代，但大多是从思想文化入手，甚至止于思想文化。其实，对于一个社会的核心内容——政治经济来说，文化不过是一种表象，一种征候。对文化问题的最终解答，要到政治经济这些深层的、真正利益攸关的领域去找。我们现在沿用的学科专业分类，仅仅是19世纪后期欧洲的产物，按现在的说法，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局限很大。学术知识的生产，其实也应该随着社会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迁而调整。目前的专业划分，严重影响到思想视野和思想水平。说到思想视野和思想水平，这又不仅仅是当前戏剧研究界的问题，也是戏剧创作界，乃至于一般文艺创作界的问题了。关键在于，要能够把戏剧现象同经济、市场、制度真正联系起来，把戏里戏外、台前幕后即小剧场与大社会的因果链建立起来。马克思尽管身处于19世纪，却超越了19世纪，他以政治经济学为中心，把各个学科整合起来，变成一门综合的多层次的社会科学。特别希望戏剧研究界能够出现这样的著作。

　　按：这是4月26日的一次讲座的记录整理稿，贴出来供大家批评。

　　4月26日（周六）下午，应乌有之乡书社的邀请，祝东力老师在北大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作了主题为“反藏独运动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建”的讲座，乌有之乡的会员和感兴趣的听众参加了本次活动。

　　讲座伊始，祝老师与听众共同分享了一段长达6分钟的视频，整个视频围绕藏独这一核心内容展开，大致叙述了自今年3月10号以来藏独运动发展的概况，并对西方媒体对该事件的歪曲报道提出了强烈抗议，它提出：truths leads the people!（事实引导人们！），面对这一场包围中国的阴谋，它号召：我们中国人要——everywhere we stand up!（全体站立起来，共同应对！）。视频播放结束后，祝老师又与广大听众共同浏览了一组海内外华人反对藏独，支持北京奥运的精彩图片。这之后，祝老师就正式开始了他今天的主题报告。

　　一、反藏独及爱国运动大事记
　　祝老师首先为大家梳理了自3月10以来藏独运动以及随后围绕全球奥运火炬传递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如：

　　3月10日，上午8时许，犯罪嫌疑人洛追在大昭寺广场会挥舞雪山狮子旗公开进行藏独活动，当场被抓获。下午，拉萨市哲丰寺约300僧人冲入拉萨市区制造事端。同日，几名藏独分子妄图闯入希腊奥林匹克遗址，通过点燃火炬的方式抗议北京奥运，被希腊警方阻止。

　　3月14日，拉萨市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

　　3月24日，北京奥运会圣火在希腊雅典点燃，无疆界记者组织的两名抗议者冲破防卫，打开一面五个手铐的黑色旗帜。

　　3月25日，法国外长库什内称，不能容忍中国对西藏的“镇压”。法国总统萨科齐公开表示可能抵制北京奥运开幕式；同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指控美国鼓动西藏暴力冲突，意图破坏北京奥运，以削弱中国的影响力。他说，他要支持中国，不让美国得逞。

　　4月6日，英国伦敦上千华人和留学生举行护圣火反藏独游行，与藏独分子对峙，并发生冲突。

　　4月7日，在巴黎举行的圣火传递音抗议者的干扰而多次中断，藏独分子抢夺中国火炬手金晶手持的火炬，巴黎市政府悬挂支持藏独的标语。

　　4月9日，CNN时事论坛（The Situation Room）评论员Jack Cafferty在该节目中恶意诬蔑中伤华人。

　　4月9日，圣火抵达美国旧金山，几十家海内外网站论坛的部分网民，先后发起抵制家乐福的行动。

　　4月13日，加拿大近万名华人集会渥太华，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4月14日，500余名华人华侨在达赖举行演讲的华盛顿大学进行和平示威，飞机拖曳标语进行抗议。

　　4月19日，全法万名华人在巴黎共和国广场大集会，主题为“支持北京奥运，反对媒体不公”，伦敦、柏林、洛杉矶等欧美大城市同时举行集会。

　　4月21日，法国参议院议长克里斯蒂安"蓬斯莱抵达上海，看望中国奥运火炬手金晶，并转交法国总统致金晶的慰问信，萨科齐在信中说：“透过您的勇敢表现，我对您和您所代表的国家深感敬佩。”同日，巴黎市议会通过授予达赖“巴黎荣誉市民”称号的决议。同日，美国副国务卿多布里扬斯基会见达赖。

　　4月22日，法国家乐福集团总裁迪朗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家乐福将尽全力支持北京奥运，家乐福集团及其分支机构过去和将来都不会资助达赖喇嘛。同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巴黎强调说，法国永远是中国的友好国家。

　　二、反华原因分析
　　紧接着，祝老师较为具体地分析了西方国家和西方媒体强烈反华的深层原因。祝老师说，08年的这次事件，使得北京奥运的含义发生了根本变化。起初，原本是想通过奥运这一契机，更好地与国际接轨，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进一步承认。但反藏独爱国运动的爆发，使奥运由一个豪华大party变成了对中华民族尊严和利益的维护。这表明：中国的年轻一代在关乎民族大义和国家荣辱的大是大非面前经受住了考验！中国未来的发展将拥有一代人的民族精神的保障！
　　在具体谈到西方国家和媒体反华的背景时，祝老师认为，这里面主要有三大背景：一是西方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二是美国手中的台湾牌失灵；三是理应外合推动政改的客观效应。
　　具体来说，祝老师分析指出，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强大，西方社会觉得是一个莫大的威胁。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制造业在全球所占的份额能说明中国经济在整个世界中的角色。比如：2007年中国生产的彩电共有3936万台，占世界同类产品总份额的29％；2007年中国的集装箱占世界同行业总份额的83％；2007年中国生产的摩托车达1153万辆，占世界同类产品总份额的44％，等等。所有这一切，让西方人感受到了一种源于中国的他们所谓的威胁，一位德国驻中国的记者在其书中说：“中国的崛起就意味着德国的衰落”。同时，中国在中非外交、拉美外交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出访拉美四国，签署39项合作文件；2006年11月，北京举行中非合作论坛峰会，48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出席，自2000年以来，中国同非洲的贸易额已增加5倍，达500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将超过美国和法国；这些无疑是进了欧美诸国的后院，动了他们的奶酪！所以，西方需要遏制中国，牵制中国崛起的势头。
　　在说到背景二时，祝老师认为，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反分裂国家法》的颁布，再加上民进党执政8年来，台湾岛内经济持续衰退（经济增长率降至4％），岛内选民渐渐冷落台独势力，美国在牵制中国的台湾牌越来越不好用了！08年马英九上台后，为了达到他自己提出的“六三三”口号（经济增长率回升到6％；4年内使岛内的失业率降至3％；到2016年国民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对大陆方面必然要作出了适当让步，两岸实现直航和三通。另一方面，06年10月9日，朝鲜宣布进行了地下核试验，而此时正忙于两伊问题的美国根本无暇顾及，说明美国在没有摆平中东之前，不可能在东亚发动像样的战争。
　　在说到背景三时，祝老师认为，现在的中国是既有外贼又有内奸。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30周年，一些人，网络上有把他们叫做“广东地下党”的，在鼓动进行所谓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推动特定版本的所谓政治改革。西方社会，欲借北京奥运圣火传递之机，在全球羞辱中国，使中国陷入“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尴尬境地，从而动摇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以达到这样的险恶用心：中国虽然经历了30年的经济改革，但依旧专制、腐败和践踏人权，因此还是不能见容于整个国际社会，其政治体制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这样，客观上就会形成一种里应外合地推动中国政改的局面。

　　三、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建
　　在这一部分中，祝老师一开始就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凡是重大的社会运动必将影响一代人及其价值观。紧接着，祝老师列举了自1919“五四运动”及其以后的几次较为重要的爱国运动，如：五四运动影响了一代人，为北伐及国民革命做了准备；“一二"九”运动也影响了一代人，为全国抗战做了准备；76年的四五运动同样如此，为80年代的新启蒙和现代化做了准备。之后，简要分析了每次运动在社会和国民中所产生的作用。在谈到08年的这次爱国运动时，祝老师认为，比起99年5月8号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所引起的爱国运动和05年3、4月反对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爱国运动，这次海内外爱国运动不是针对军事侵略和具体政治事件，而是针对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主流媒体而产生的。作为西方国家喉舌的西方主流媒体，所谓第四权力，是西方价值观的主要传播者和制造者。他们标榜的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的客观公正，通过这次拙劣的表演而丧失了公信力，直接暴露了他们价值观中的双重标准和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
　　每一次大型的社会运动都需要一定时间的准备和酝酿，这次的爱国运动也不例外。在运动发生之后，它又会反过来促成一代人价值观的形成。
　　之后，祝老师简单地理清了核心价值观自1840年至今的发展曲线。他认为：1840－1860年，鸦片传入中国前后，国民精神萎靡，为核心价值观的低谷期；1860－1890，洋务运动发生，但依旧是上一阶段的延续；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是一个关键转折点，在被日本打败后，朝野上下一片震惊，危机感顿生，康梁“公车上书”，出现了核心价值观的反弹。之后是核心价值观的成长期，包括辛亥革命，举国上下出现了爱国主义热潮；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救亡的氛围遍于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群体，之后是北伐、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到文革前可视为核心价值观的鼎盛期；文革时期则可视为是一个泡沫化的时期，71年林彪事件和76年文革结束，昭示着泡沫的破碎；80年代至90年代，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步入低谷期，到92年后，所谓“十亿人民九亿商，联合起来骗中央”，价值观跌到谷底。08年无疑又是一个类似于1895年式的反弹点。祝老师强调道，救亡总是成为价值观反弹和上升的基点，并因此而推动社会清除国内的买办利益集团，使更多的民众来共享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成果，从而进一步转向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在这之后，祝老师还简要地分析了建国后几代人的精神历程，并指出参加08年这次爱国运动的主体成员主要是80后的一代。大体而言，建国后有这样三代人，一是出生于40年代末50年代的红卫兵一代，他们具有很强的政治敏感，吃苦耐劳；二是后红卫兵一代，他们出生在50年代末70年代初，这是一个政治理想衰落的年代，后现代的调侃充斥其间，但红色记忆还留在心头；三是80后，包括7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一代。他们无文革的创伤，文革于他们只是一个概念，他们拥有因经济逐渐强大而重新产生的民族自信和自尊，这不同于50年代民众因政治解放和强大而产生的自信。近年来互联网的多元价值传播等因素则导致了爱国主义的高涨！
　　最后，祝老师认为，在这场对中华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测试中，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错估了80后一代的“实力”。毛主席留给我们的两大遗产至今仍还有用：一是军工产业和科教体系；二是他的思想。在开始放映的视频里，三次出现毛主席形象，两次出现他的语录。面对危机，他的思想是那么鲜活有力，他的话也还是那样掷地有声！
　　做完报告后，祝老师与到场的各位听众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当下应理性对待抵制家乐福的言论时，祝老师认为，我们需要理性，但也需要激情和想象力。如果谁要质疑当下的爱国运动有失理性，那他应该先质疑一下五四运动的理性，因为今天海内外的爱国运动实际上远比当年火烧赵家楼的五四运动要克制和理性。 

　　什么是国家？我们知道，“国家”原是近代日本学者译自西文的概念。在英语里，有3个词在不同层次上表示“国家”：country、nation、state。我们正好可以借这3个词对“国家”做一个分析。3个词都表示“国家”，但“country”侧重疆域和国土，“nation”强调民族和人民，“state”则突出国家机器或政府机构的含义——疆土、民族、政府，刚好构成了广义的国家概念的3个要素或3个层次，其中政府处于统摄和主导的地位，因而也就构成了狭义的国家概念。

　　那么，这个狭义的国家该怎样界定呢？按传统定义，“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无论怎样，这些界定说的都是国家产生于一个社会内部。但是，近代以来的历史，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诞生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传统定义需要补充和调整。

    我们知道，在中世纪欧洲，一个人首先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然后是某个地方如勃艮第人，最后才可能是法兰西人。也就是说，在中世纪，普世宗教的认同和地方的认同要远远高于国家的认同。近代欧洲国家的形成是在天主教衰落之后，由于欧洲各方言的兴起和各封建君主势力的扩张，以及彼此长期争霸和互斗，最终出现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近代欧洲国家。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正是欧洲国家向非洲、美洲和亚洲殖民扩张和征服的时期。但是，经过长时间抗争，主要是在二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相继独立。例如，联合国会员国增加最多的年份是1960年，那一年有17个国家成为新成员国，它们全都是刚从殖民主义体系中挣脱出来的亚非国家。其实，从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讲，现代中国也正是从抗日战争中浴火重生的——即所谓“抗战建国”，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经历了广泛的动员，这种动员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政治基础。所以，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并非完全产生于其社会内部，第三世界国家恰恰是在反抗外部殖民-帝国主义的经历中，在“救亡图存”的痛史中诞生的。

    回到国家形象，显而易见，上述含义的国家，无论是产生于社会内部，还是产生于外部压迫，都是高度概括的、抽象化的概念，它无法直接成为形象，无法在文艺作品中直接呈现。因此，文艺作品中的国家形象可以被归入康德美学所说的“崇高”范畴——康德认为，崇高以其无限巨大（所谓“数学的崇高”）或者无限威力（“力学的崇高”），超越了感性直观。而国家正好既包含数学的崇高（所统辖的地域之广大、人口之众多），也包含力学的崇高（国家机器的坚韧强大）。所以，文艺作品中的国家形象只能通过某些片断——或者通过人，例如领袖、干部和军人等国家的人格化代表；或者通过物，例如天安门城楼或一枚公章等国家的象征物——来表现，使我们在想象中获得一个国家的或清晰或含混的形象。因此，借用一个带有后现代主义取向的流行政治学概念，我们可以说，文艺作品中的国家的确不是能够直接“看到”的，而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这是我的一篇讲座记录稿，只是一个梗概和大意。因为眼下没时间整理完善，就先贴上来，请大家批评。以后会找时间充分发挥一下。

　　3月22日星期六晚七点，应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西部之窗协会之邀，乌有之乡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祝东力老师，做了一场题为“从《集结号》到《士兵突击》——谈核心价值观”的讲座。

　　3月22日恰好是台湾省大选和公投的日子，而几天前，在国际反华势力支持下，发生了西藏暴乱，这些都是当前的热点问题，也是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大事。在这个时候谈核心价值观，好像有点不合时宜，但是祝老师认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的准则，许多社会现象都可以通过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来解读。并且如今的神州大地，不论是民间、学界还是官方，都不约而同的谈起核心价值观，这充分反映改革三十年后，共识破裂，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各种社会问题凸显。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重构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什么是价值观？什么是核心价值观呢？价值观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价值观通过人们的行为取向及对事物的评价、态度反映出来，是世界观的核心，是驱使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它支配和调节一切社会行为，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核心价值观是在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它代表着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体现着价值体系的基本价值倾向，统率着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价值观念，是一种社会制度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

　　祝老师认为核心价值观从大类上来说可以简单分为两类，一类是为公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下，为了群体利益甚至个体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它的极端表现形式是共产主义。另一类是为私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下，为了个体的利益可以牺牲群体的利益，甚至个体为了当下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长远的利益，吸毒可以算是它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现今流行的词——“爽”就是这种只考虑个体和当下的价值观的反映。

　　祝老师认为核心价值观和社会的变迁一样，处在历史的长周期中，会有低谷和高潮。接下来，祝老师回顾了最近一个历史长周期中，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变迁。

　　康乾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一路下滑，同时健康的核心价值观也一路下滑，嘉庆就有“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的说法。在鸦片战争中，为私的价值观得到了集中体现。林则徐说，广州军队都在走私鸦片，怎能不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写到，英人来时，城中已空无一人，和炮的先进与否无关。鸦片战争的失败，不是败于武器的落后，而是败于中国核心价值观的衰落。人人都只会为自己考虑，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国家，如何不败。

　　而直到1894—1895年间，一路下挫的核心价值观才得到上扬。主因在于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属于中华文化圈的日本，被当时的中国人称为“撮尔小国”；而日本自称为“日出之国”，这是日本站在长安看自己，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从自身角度出发，“日出之国”永远不是自己，只可能是自己的东方。西方入侵，中日同时于1860年代开始改革，但是，短短几十年后，中国尽然败给了日本。这给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于莫大的刺激，在内忧外患之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开始转向。像谭嗣同、唐才常、杨度等人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核心价值观自从转向后，在救亡图存的使命下，一直处于上扬的过程。公车上书、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大革命、……无一不是为公的价值观的体现。而抗日战争时期，核心价值观高涨，这期间，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舍小家为大家，成为一种潮流。许多知识分子舍弃自己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优厚生活，到革命的圣地延安，到偏僻的山区，寻找理想和希望。

　　建国后，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继续高涨，50—60年代，是一个鼎盛时期。由于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成为亚非拉人民的榜样，被压迫民族的领导人都在学习毛泽东，被压迫民族都在学习中国，而国内建设一个新中国的热情也在高涨，人民群众都在不计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努力工作。到了6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达到近现代历史的最高峰，当时西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支持中国，都是毛的崇拜者，比如被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的良心”的萨特，福柯，德里达；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支持中国，反对本国的不合理制度；日本有要推翻当时政府的赤军，美国有要求民族独立和平等的黑人解放运动。这些都是中国核心价值观在在全球范围内的体现。

　　伴随着66年开始的文革，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由鼎盛向泡沫化发展，最终破碎。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对人的思想成长的复杂性认识不够，要求人人都大公无私，要求“狠斗私字一闪念”。这对少数理想主义成分比较浓厚的人是可以做到，但是要求七八亿人都要马上做到，必然会出问题。核心价值观破碎的标志是林彪事件，伴随着文革的结束核心价值观彻底破碎。林彪，作为中国的副统帅，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的好学生，叛逃苏联，无异于一场政治上的八级地震。这引发了青年知识分子怀疑一切的思潮，北岛就说过，“怀疑，应成为一切信仰的基础”，他在诗《回答》中写到“我不相信”。林彪事件导致作为中国革命最后阶段的文革理想的破灭，甚至中国革命也成了说不清楚的东西，人们对国家，对领袖，对群体，都不再相信。而由于文革结束后和西方发达国家错比，忽视新中国既缺乏工业基础，也缺乏人才；忽视新中国发展出一套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此目标，不得不压低消费）；忽视美苏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只看到中国生活水平不如人，一无是处，更加重了对文革和中国革命的否定，也加强了对核心价值观的消解。

　　80年代，核心价值观一路下挫，80年代初，青年潘晓发表文章《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引发社会的广泛讨论，但是最终人们都选择了为私的价值观。到90年代，核心价值观跌到谷底，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有所反弹。“跌到谷底”，正是各种社会现象突出的根本原因。比如说腐败，制度并非核心原因；否则就无法解释共产党早期，地下党在单线联系，甚至是多年不联系的情况下，在险恶的环境下，还能尽心尽力，摸索着干革命，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理清了历史长周期中核心价值观的变迁，许多现象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比如说现在的文化遗产热。一个群体只有在失去或缺少未来时，才会去寻找过去。人都是以现在为支点，当人人都只注重个体的当下的利益时，未来必然会被看轻，而现在中国处于全球体系的相对外围位置，个体压力必然比较大，未来也不确定，这个时候只会把情感寄托给过去。而北京老城墙被拆一事，一直成为指责共产党的一个依据。当时梁思成建议在北京老城西边再建一个新城，被否决了。这当然有财政上的考虑，同时，也是价值观的反映，那个时候朝气蓬勃，对未来充满了雄心，自然对老物件不会有特别的感觉。

同样的，在历史长周期中看《集结号》和《士兵突击》，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祝老师认为，最近的热片——《集结号》和《色戒》，在价值观上基本属于一类。《色戒》赢得了官方、企业、媒体的一致叫好，在公映之前媒体就为其造势，不同的意见基本发不出来。祝老师指出，《色戒》最大的问题在于用男女私情颠覆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是为个体、为私的价值观的体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的主流价值观。这正是许多人，特别是精英，对《色戒》辩护的原因。

　　《集结号》则只有兄弟情，没有中国革命、中国社会变革的意义。主创人员说，我们不讨论这些。建国以来的最初十七年也同样不谈，但是一部这样主题的电影，不可能不触及，不可能不有所表露。在《集结号》中，解放战争是一场狗咬狗的战争，牺牲都是被迫的。可以说，超出私德的大的概念在该剧中都不存在。与电影相反，在1948年，每一位解放军战士都理解这场战争的意义。冯小刚感慨，以往电影反映当时的战士争当爆破手，“太假了，太假了”。这恰是其世界观、人生观的反映。

　　在这部电影中，破绽百出。比如，王宝强搬的演员和另一人对话：“仗打完，就回家”，“不回，要混出人样来”。“混出人样”恰是今天的价值观。当时解放军战士的理想是“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这种观念在当时，只可能是旧军阀的价值观，绝对不可能是锻造了近二十年的共产党军队的价值观。“回家要把我爹的两亩地赎回来”——这意味着这个解放军战士没有听说过土改。解放军每占领一个地区，必然要进行土改。1947年冬到1948年夏，解放军还开展了一场新式整军运动。这场运动的核心是诉苦和三整三查。“三查”就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就是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在这场运动中，当讲到自己如何受压迫时，解放军战士无一不痛哭流涕。在新式整军运动以后，不可能会有谷子地他们连那样的解放军战士存在。《集结号》集中反映了以冯小刚为代表的文化精英如何看待土改，如何看待中国的变革。这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同样地，在现在的军事片中，党指挥枪的原则，社会主义的理念，共产主义的理想都看不到。现在的军事片中，指导员（政委）都很无能、很猥琐。《亮剑》中，李云龙与其岳父、政委吃饭，聊到朝鲜战争，期间发生争执，政委说“我们都是军人，不懂政治”。这和共产党的历史也不符合，共产党是一个政治集团，最初并不懂军事，怎们能说一个政治集团的中高级干部不懂政治呢？以上讲的这些都是现在的价值观在电影中的反映，并不是真实的历史。

　　祝老师指出，《士兵突击》拍得还不错，但是被捧得太高，其中的问题被掩盖了。在这部电影中，只看到个人奋斗，它并不考虑为什么人扛枪的问题。剧中最经典的话，“不抛弃，不放弃”，“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做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同样的缺乏内涵。许三多在片里是异类，在过去的解放军中是异类，在现在的解放军中同样是异类。许三多代表的实际是农民工群体。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以出口为导向，生产的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据官方的数字，农民工有1.2—1.5亿。这在全球是最大的中国特色，一是人多，二是具有双重身份。许三多的精神体现的正是这一群体自宋以来的小农经济伦理。

　　中国的人口，秦以前是3千万上下；汉到宋，人口在3千万—6千万之间；而宋，突破1亿，并且版图被压缩在黄淮以南。这就要求提高单产，要求必须极度的勤劳节俭。现在中国的发展靠的正是许三多所代表的人群。在现今中国，上层精英有着强烈的第一世界诉求，而现在同样资源紧张，他们必然会对内残酷，对外妥协，自然他们也不会考虑伦理，道德。在这种情况下，也正是许三多所代表的人群坚守着中国文化的底线。

　　祝老师的讲座思路清晰，方法严谨，视野开阔。获得了在座同学的一致好评。在讲座最后，祝老师还和同学们交流了个人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同时如何践行它；祝老师还在历史的长周期中回顾了台海问题和西藏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

　　昨天，一位朋友向我出示了一条手机短信，内容是：

　　“你的叙述同样让我震惊，书中的那段历史啊，是该有作家反映读者知情的时候了，为了人类不再虚妄残暴，为了我们的历史少些残暴血腥！——你把‘书中’抽象成‘中共’试，我试过了。发不出去。”

    我一看就知道，又是右派分子没事找事，刻意歪曲或放大某些历史细节，以全盘抹杀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的价值。但是，按照这条短信里的提示，我试了一下，把“书中”改成“中共”后，的确发不出去。这位朋友说，只要有“中共”字样，短信就发不出去。

    我于是把短信改成：

　　“你的叙述同样让我震惊，中共的那段光荣历史啊，是该有作家反映读者知情的时候了，为了人类不再受苦，为了我们的历史少些剥削压迫！”

　　我指的是中共当年那段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历史，它的确已经被好多人遗忘和妖魔化。结果这条短信顺利发出去了——就是直接发还给这位朋友。因为我知道他的思想立场，所以有点针锋相对的意思。他看后也哑口无言，一是只要不给中共抹黑，发短信就没有问题；二是我讲的是光明正大的历史，也让右派无言。

转：就《色，戒》事件致海内外华人的联署公开信

　　抗日战争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为救亡图存而进行的一场最大规模的抗争，也是近代以来民族意识的一次最彻底的动员。在这场坚忍惨烈的反侵略战争中，无数男女老少为民族的生存和尊严赴汤蹈火，其身虽殁，其志长存，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磐石砥柱。这其中，郑苹如以柔肩担大义，舍身殉国，其行其名，虽经历史风雨而终不能灭。

　　在其身后，先是无良文人张爱玲以小说《色，戒》篡改郑苹如的心迹事迹，以个人情欲解构民族大义；而后李安的电影《色，戒》更变本加厉，以赤裸卑污的色情凌辱、强暴抗日烈士的志行和名节。这种公然践踏我民族情感和伦理的举动，对于所有良知尚存的中华儿女来说，都不可容忍。

　　2007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0周年；而草写此稿的今天，恰值南京大屠杀70年纪念日。当此之际，回想逝去的英烈和千百万无辜死难同胞，我们倍感和平的珍贵，也更加感念无数先行者为有尊严的和平所付出的鲜血和生命。

　　在此，我们以这篇简短文字强烈谴责《色，戒》之流玷污中华民族精神的卑劣行径，同时表达我们对先烈的崇敬之心，以及对中华民族复兴及全球和平的祈愿。

                                             2007年12月13日

详情请点击：http://blog.sina.com.cn/zhengping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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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苹如是在西伯利亚皮货店一击不中之后，才又身藏手枪，孤身前往汪伪特工总部的。她的父亲郑钺（英伯）早年留学日本，是老同盟会员，后在国民政府司法界任要职；母亲木村花子出身日本名门，因同情中国革命，追随丈夫来到中国，改名郑华君。郑苹如曾为上海名媛，因美貌而成为《良友》画报封面人物。以这样的高尚门第和个人资质，郑苹如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毅然加入国民党中统组织，周旋于日伪上层，并且在行刺丁默村的行动中以命相搏——我们可以想见这个柔弱女子的性格、意志和情怀，必超乎凡俗之辈。

    执行秘密使命的职业特工，假如在行动的最后一刻，因突然想到“这人是真爱我的”而缴械，全盘放弃上峰委派的重大使命，而且要以自己和多名同伴的性命为代价，则显得太不专业，而难以令人置信——所以张爱玲在《色戒》中必须把职业特工改写成一个单纯的女学生，因为只有一个涉世不深的女学生才有可能出于似是而非的男女私情而以那样的方式功败垂成。但是，以这样人为颠倒的主人公为逻辑支点，整个故事便不成立了。  

    一群演出爱国话剧的男女大学生，走下舞台后意气难平，渴望有所行动，在熟人熟地的英属香港，寻机刺杀暂居此间而人地两生的汉奸头目——这是可能的；但是，从千里之外赶到日伪戒备森严的上海，一个幼稚的女学生竟敢独闯龙潭虎穴，住进汪伪特务首脑的府邸，与其交往圈子周旋多日——这可能性很小；不仅如此，而且在性经历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以一个青涩的女学生假托成熟的少奶奶而与特务头目兼资深淫棍耳鬓厮磨，颠鸾倒凤，竟未引起他的怀疑——这是绝无可能的。

    李安版《色戒》不是缩小，而是放大了张爱玲《色戒》的破绽：在银幕呈现上，汤唯扮演的王佳芝即使在麻将桌上，也始终是一副怯生生、羞答答的形象和仪态——这有一点点像拥有私家轿车和专职司机的进口商阔太太吗？另外，李安还特别增加了老曹发现疑点而上门勒索的情节——小特务都能轻易看穿的破绽，特务头目竟毫无察觉，这又如何可能呢？

    所以，一切站在所谓“艺术”立场上为《色戒》辩护的观点，首先就应当怀疑其是否具有起码的艺术鉴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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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戒》在“艺术”上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张爱玲想用她那个汉奸的“魂”，去附郑苹如烈士的“体”，结果“魂”不附“体”，造就了《色戒》这一怪胎。

    但是，这里并不想讨论《色戒》的“艺术”问题，甚至也不想讨论《色戒》的“政治”问题，即它以男女私情和大段床戏颠覆为国捐躯的郑苹如，在忠奸、善恶、敌我等大是大非问题上解构中华民族的国家伦理。这里唯一想论述的是中国社会的国家认同和国家意识的变迁。

    《色戒》先是经政府权威部门审查通过，继而在上映前后，赢得国内主流媒体和评论界的追捧与喝彩。例如某著名周刊就以《〈色·戒〉的身体及阴谋想象》、《张爱玲与郑苹如的上海》和《上海，张爱玲与郑苹如的命运交叉》等文章，渲染了一个上流社会的风月加冒险故事。而北大中文系某教授、清华新闻传播学院某副院长则分别以《电影与文学的情欲大战》和《当男人进入女人身体的时候，也进入了她的灵魂》为题，生吞活剥地阐发情欲与人性的陈旧话题。在人性与国家、艺术与政治之间，主流舆论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所谓“人性”和“艺术”一边。我们且不论这种人性论和艺术论是否成立。但从《色戒》的主流反响中所传达出来的，首先是国家意识的惊人的淡薄，则毫无疑问。只不过，国家认同这种濒于解体的现状并非天然如此。

    在中国传统社会，“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国家认同基本只限于士绅阶层，广大民众一般并不分享多少国家意识。以往教科书上讲：“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其实也是从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表述“士绅阶层构成了封建国家的社会基础”这一命题。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国家意识的动员抵达民族全体成员，而这也正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实质含义所在。在中国，这个国家意识在全民族的广泛动员恰恰是发生于抗日战争时期，而完成于新中国建立之后，并于“文革”期间抵达巅峰——正如当时一首歌所唱的：“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这种高度的国家认同，支撑中华民族完成了几件大事：第一，是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重建强大的中央政权；第二，是到70年代初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战略包围，以胜利者姿态重返国际社会；第三，是在70年代中期基本建成了现代工业体系，奠定了未来中国发展的物质基础。

    但是，“文革”的失败使这个国家认同遭受重大打击。1971年的林彪事件使中国革命发生夭折，一种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的情绪和思想弥漫开来，逐渐瓦解了当时已开始空洞化的国家意识。这股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在80年代转型为启蒙主义，倡导反传统反封建，批判国家和权力，为日后资本和市场的新的统治秩序开道；在90年代以来，启蒙主义又让位于全球化和消费主义浪潮，以享乐和情色为依托，继续解构国家认同，《色戒》的公映及其主流反响正是这一历史线索中最新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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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家权威部门到主流传媒和学界，这次围绕《色戒》所表现出来的国家意识的淡薄的确怵目惊心。如果说，士绅作为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构成了古代国家的基础，那么，我们今天的精英阶层在国家认同上反而远远不如传统士绅。这种情形在世界各国是绝无仅有的。究其原因，还是由于不承认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进而否定中国国家存在的合法性。但是，实际上，自1840年以来，“救亡”和“发展”就是中国从古典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两大环节、两大任务。如果说，共产党曾出色地完成了“救亡”使命的话，那么，作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共产党仍需要在未来几十年内组织中国社会继续实现“发展”的任务——这一点责无旁贷，而这也正是中共现在和未来合法性的根源。

    在全球竞争日益剧烈的今天，国家认同的瓦解将使中华民族陷入分裂、动荡和贫困的深渊。但是，重建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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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是中国近代以来一个决定性的拐点。自1840年起，古典中国日趋解体——从传统农耕文明的中心位置沦落，并被强行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成为这个体系的外围和底层，向上层国家源源输送着资源、劳动和经济剩余。近代以来，中国走着一条下降的路；1949年，“下降的路”转为“上升的路”——布列松带着他那架老式的莱卡相机，刚好遇上了这个历史拐点。

　　1948年12月，法国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作为美国《生活》周刊的摄影记者从印度经缅甸来到中国，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12天进入这座古都，然后又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前往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拍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稍后结集出版了摄影日记，题为《两个中国》（From One China To The Other）。

　　布列松到北平的时候，这里已被解放军重兵包围。在他镜头里，旧北平破败、寥落、迟缓而又不失安详：晨雾中的紫禁城，清真小店前乞讨的母子，午后斜阳下的茶馆，太庙里打太极拳的晨练者，踯躅街头的盲人算命先生，商号前互致问候的商贾和老主顾，街道上行走的驼队，等等。

1948年12月，北平紫禁城，旧世界的薄雾即将廓清

1948年12月，北平，午后斜阳中的茶馆，时间停顿

1948年12月，北平，坐贾行商亲如手足，在围城中互致问候

　　布列松在北平拍摄的时候，从1948年12月15日起，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三次派代表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秘密谈判，并在1949年1月21日达成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尽管是一座危城，北平却未经战火，历史巨人骤然转身的时刻，平津战役的风暴中心仍保持着一份特殊的宁静——这种政治军事大背景，支撑了布列松的这些旧北平照片的上述风格。

    在布列松的镜头里，与北平形成反差的是上海的动荡、仓皇和混乱：等待撤离的国民政府官员，哄抢米店的饥民，拥堵不堪的苏州河，抢购黄金的人潮，骑自行车携带大捆金圆券的市民……。与北平这座远在华北的内陆城市不同，作为国际大都会的上海，是蒋政权统治的腹心地区，是旧中国的金融中心、财富中心。随着蒋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崩溃，在其腹心地区同时发生的是社会崩溃、金融崩溃、信心崩溃。

1949年4月，上海，小朝廷如风中落叶

1949年4月，上海，饥民哄抢米店，饥饿使人呈现动物般的神情

1949年4月，上海，抢购黄金的人群，如溺水者相互缠抱

    那时，蒋介石原本打算死守上海6个月，以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据史料记载，上海集中了国民党25万陆海空部队，构筑了三道防线，钢筋水泥碉堡有3800个，战壕内可行驶吉普车，永久式掩体一万多座，电网、鹿砦不计其数，另外还埋设了两万多颗地雷。从1949年5月12日到27日，从上海城郊到市中心，激战15天，上海战役结束了。

　　北平和上海这南北两座城市解放的不同模式，以各式各样的场景，透过布列松的镜头折射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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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列松在《决定性的瞬间》一文里曾阐述他的摄影美学。

    他说：“一幅照片，要把题材尽量强烈地表达出来的话，就必须严格地建立起形式之间的联系。”“眼睛的工作，就是在大堆现实事物中，找出特定的主体，聚焦其上。”在一幅照片中，有主体、有背景，有主要元素、有次要元素，还有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理解并呈现这些不同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就是构图。布列松接着说：“在摄影作品中，构图实际上就是眼睛所见到的不同元素的即时组合和有机组织的结果。”

    布列松被称为抓拍大师，其实就是“瞬间构图”的大师。例如那张太庙晨练的照片上，三个打太极拳的人各自面朝不同方向，呼吸吐纳，疾徐有致，构成了一个匀称、动感的三角形。太庙宫墙和门洞作为背景，无意间对“太极拳”形成了特殊的阐释——这所古帝王的宗庙与深邃的太极理念相得益彰，它们作为古代历史的遗存，共同呈现了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传统中国的形象和节奏。

    不同要素的组合，还可以引申出更广阔的意义。由于站在中国的历史拐点上，在布列松的镜头中，不同要素的相互关系还包括了“两个中国”之间的明显对比。

他从1948年12月入境，到第二年9月离境，在“两个中国”前后各停留了五六个月时间。这在他也许未必是无心之举。布列松说过：“摄影家的眼睛，永远都在评估出现在他眼前的事物。他只须移动1毫米的几分之一，便可以把线条吻合起来。他只须稍微屈膝，便可以将透视改变。”还说：“有时，你得拖延一会儿，以等待适当的时机出现。有时，你会感到眼前的景物万事俱备，几乎可以拍成好照片了，只是还缺一点什么。缺的究竟是什么呢?也许，有人突然走进你的视线范围。你透过取景器，追踪他的行动。你耐心等待着，最后终于按下了快门。”这种对拍摄距离、角度和时机精益求精的摄影师，当然会以同样的精神去奔赴历史转折的现场，并有意地“拖延一会儿”，以等待一个时代的正面形象全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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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解放后，布列松从南京第三次到上海。蒋政权崩溃期的乱相和恐慌已经消失，五六月份以后的上海喧闹、热烈而有序：广场上的政治集会、密集的游行人群、热闹的商铺、街头书摊上阅读的少年、广告牌下巡逻的士兵——在布列松的旧上海照片中很少有的青年人成群结队地出场，标语和旗帜代替了摩天大楼，一个陌生的新社会的全景正在浮现。

1949年6月，上海，青年和工人将释放其政治潜力

1949年6月，上海，大学生与新中国的街头政治

    布列松来自法国这个政治国度，曾拍摄西班牙内战，参加法国抵抗运动，为切·格瓦拉拍过肖像，应该说，他的泛左翼的政治取向是明确的。因此，他也才会在1958年受邀第二次来中国。但另一方面，他的系列照片仍表现出明确的局外人特点。

7月5日，我参加了一次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节目，做嘉宾，另一个嘉宾是香港某个大学的许子东，主持人还是窦文涛，这次是聊反腐败与核心价值观问题。

凤凰的工作人员电话里跟我说，是北大潘维教授推荐我的，因为我对这个话题也有兴趣，以前还写过篇文章（就是这个博客里的《根治腐败的前提是什么？》那篇），所以就去了。

节目做得不太顺利，一是我不了解“锵锵三人行”节目的情况，在我看来，它不太像是“做节目”，而像普通的争论；二是时间太短，也就半个多小时，三个人说话，我还没展开我的观点，节目就做完了，我事前准备了15条内容，结果只说了两三条。

看到博客里有几位网友在谈论那次节目，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我的全部观点说清楚。我同许子东的分歧主要是对于道德与制度关系的看法，我就接着这个问题谈。

许子东的观点是，反腐败不能寄希望于官员们的道德，而应该用制度——仅仅用制度来监督约束。很清楚，这是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精英们的老路数。

我认为，第一，道德与制度不可偏废。实际上，任何一种制度，都必须以某种特定的道德状况为前提。所以，监狱的制度不同于学校的制度，更不同于党政机关的制度。因为囚犯、学生和官员的道德状况彼此不同，不同的道德水准，构成了不同制度设计和运行的基础。所以，如果没有道德的参与，仅仅靠制度不但不能解决管理问题，而且，甚至制度根本就无法存在。

第二，一个人职位越高，制度对他发挥作用的程度递减——注意，不是完全不能发挥作用，是作用递减。比如，用制度可以很容易监督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但要监督一个企业老总，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个观点韩德强在讲管理学时讨论过。

第三，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都听说过这些说法。一个人，如果处心积虑地与约束他的制度博弈，那么制度就很难起什么作用。古今中外那么多成功地潜伏在敌对阵营里的间谍，算是这种情况的极端例子吧。

许子东是典型的制度决定论者，而且相当的原教旨主义。他虽说年龄不算太大，却是80年代的老精英。这批人的特点是，尽管风云变幻，却以不变应万变，20年没什么进步，在今天，跟80年代的老左派实在有一拼。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如此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呢？实际上，这些人的大多数在今天的底牌，就是“政改”，即改用西式选举制度。但是，改革开放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信息的获取比较通畅了，普通民众也可以了解各国情况，资讯不再能完全由精英们所垄断了。

其实，西式民主制度能否治理腐败，只要比较一下各国的情形就一目了然了。在 “透明国际”2006年度公布的腐败排行榜上，163个国家和地区中，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约占75%，腐败非常严重的国家有71个。在腐败非常严重的国家中，既有所谓专制国家如缅甸，也有所谓民主国家，而且大多数是民主国家，全球最腐败的如海地，亚洲最腐败的如菲律宾，都是完全拷贝美国民主制度的国家。

腐败与民主或专制制度没有直接关联，相反，却同人均资源、教育水平和腐败成本等其他因素息息相关。所以，在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中，却包括了几乎所有低收入国家（无论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原因非常简单，在一个低收入国家，一个人如果不违犯法律，是很难致富的（当然是指巨富）。

以上，是我没能说出来的看法，请感兴趣的朋友们批评或补充。

当然，社会时间不会完全吻合于物理时间。作为社会时间的80年代，起始于70年代末——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1979年1月中美建交，这两个“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构成了80年代的真正起点。需要指出的是，整个80年代由多个层面组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其中文化作为社会的表象与社会的深层即政治经济状况，构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例如，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并发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城市改革全面启动，从而导致城市社会的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由此构成了80年代中后期文艺和思想界空前活跃、喧闹和混乱的政治经济背景。把握这种文化表象与深层的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变迁的关系，超出了单一学科的知识和视野——无论是80年代的“哲学”还是90年代的“经济学”，都无法胜任，而需要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理论和方法，应该说，这正是一种原初状态的“马克思主义”。

与政治经济领域相比，文化界的“80年代”开始的时间更早：1977年11月作家刘心武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成为80年代文学的开端。

《班主任》彼此差异地描写了三个学生。第一，团支部书记谢惠敏具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劳动者后代的气质”，感情爱憎分明，性格泼辣倔强；另一方面却“单纯地崇信”，愚昧无知，思想左倾，用作家本人的话说，她是“‘四人帮’给我们教育战线造成的内伤”的一个标本式人物。第二，宣传委员、“小书迷”石红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平常嗜读文艺作品。她仪表脱俗，穿“带褶短裙”，在谢惠敏看来，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的同学。第三，小流氓宋宝琦作奸犯科，但在对待中外优秀文艺作品的态度上，却同谢惠敏殊途同归，他是所谓“教育内伤”的另一种类型。于是，“班主任”大声疾呼：“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

有趣的是，“班主任”面对的这三个学生恰好代表三种价值，并对应三种时代。谢惠敏身上重叠着一系列经典形象，我们从中可以隐约辨认出吴琼花（电影《红色娘子军》）、李铁梅（京剧《红灯记》）、刘胡兰（雕塑《刘胡兰》）、李双双（小说《李双双小传》）……。她们苦大仇深，勇敢坚定，本能式地拥有阶级觉悟，而且不同程度地淡化了女性特征（“不爱红妆”）。这是一个“党的女儿”的系列，这个系列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革命文艺传统中，是英雄人物形象的最主要、最基本的类型之一。可是，在“80年代”的这个文学起点上，通过刘心武笔下的谢惠敏，这个经典的“党的女儿”的形象系列，被解构了。

在小说中，石红聪敏好学，乐观开放，处处与谢惠敏形成对照，最受“班主任”的青睐与器重。她体现着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所瞩目的一系列价值，是“党的女儿”系列终结之际，取而代之的另一种理想形象。

宋宝琦代表第三种价值及其相应的时代。他受到国家机器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双重压抑，远离书面文化，游荡在社会边缘。但是，他由此也获得了对生活的独特观察和经历。值得注意的是，宋宝琦式的人物将在80年代临近结束之时，在王朔笔下作为“顽主”重新亮相，之后又将升级转型为“流氓资产者”，并主导90年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和话语风格。

在80年代的文化思想界，文学代表感性的一端，而哲学则代表理性的一端。在1980年前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兴起的同时，哲学界也展开了关于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讨论，其支配性的结论成为当时理论界的流行口号：“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在那个时期，文学和哲学的总体取向，是强调人的自由、价值、尊严、权利，它所针对、所批判的是国家体制和权力——这就是80年代“启蒙主义”的内涵。

向前追溯，从1949年以后，新中国遭受美国的战略包围，被迫在国际范围内实行武装割据，因而长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这种环境，迫使新中国采取了一种“准战争体制”，包括计划经济、管制型社会和传统革命价值观。这种体制，以国家整体安全和利益为目标，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许多个人的压抑和对民主的伤害，特别是，以政治运动为形式的社会动员和整肃机制，多年来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人道主义灾难，积累了大量社会问题。1972年，随着中美战略和解，“准战争体制”面临转型，一种新的“和平体制”将取而代之。

但是，由于文革的打击和挫折，国家体制在80年代已经没有能力全面主导这次重要的历史转型了。尤其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在国家体制外刚刚崛起的精英知识分子，倡导了思想启蒙运动。他们对于上个时代的传统革命价值观，不是采取调整、再造和升级的方式，而是简单地、同时也是相当系统地清理、反叛和颠覆。他们排斥集体主义和国家意识，声称“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号筒”，要求回到个人和自我。在中国，整个80年代，是价值观念被彻底改造重塑的时期——因此，人文学术，特别是文学和哲学成为那个时代的“显学”。从80年代初期的中短篇小说和哲学讨论，到80年代中期的报告文学和中西文化比较，再到80年代后期关于政体改革的讨论和电视片《河殇》，最后走向崩溃式的结局——80年代的启蒙主义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走完了自身的全过程。这种启蒙主义，以“反传统”和“反封建”为号召，以“个人”和“自由”为诉求，它同一切启蒙运动一样，其实质是在价值观念和符号象征的层面上消解和批判国家体制和权力，解脱一切政治的束缚，而为日后资本和市场的支配地位，提供思想基础和舆论环境——也就是说，80年代的“启蒙”，相反相成地为90年代的“市场”开辟了道路。

正如要认识80年代的起点，就必须追溯上一时代的状况那样，我们只有勾画了90年代的特征，才能清晰地理解80年代的结局。与80年代的“提前”不同，90年代的开端可以说是“滞后”的——实际上，中国的“90年代”是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而启动的，换句话说，90年代的社会特征自1992年以后才真正呈现出来：即市场经济和威权政治双重体制下面的高速增长、贫富分化、吏治腐败、城市化以及消费文化的兴起。在国家与市场、权力与资本的两面夹击下，80年代的老启蒙主义迅速衰落，被功利主义的世俗理性全面覆盖。因此，在90年代，文学、哲学这些80年代 的“显学”迅速边缘化，经济学取代了人文学术，占据知识界的首席——其原因在于，由国家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快速推进，不是价值观念和象征符号的转换，而是直接的赤裸裸的利益分配，成为了90年代的主题。

总之，毛泽东时代的“准战争体制”所遗留下来的民主问题和人道主义债务，包括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出现了权力集中和恢复秩序的保守化过程——这成为80年代启蒙主义出现的历史前提。而在90年代，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经济人”伦理，即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也恰恰是由80年代回到个人、张扬个性的“启蒙主义”奠定了思想和舆论基础——这就是80年代的“前因”与“后果”。

如上文所述，80年代的文化和思想作为一种表象，折射了更深层的政治经济状况，其本身当然是解剖和分析的对象。然而，像《80年代访谈录》那一类读物，却将“剖析的对象”当作了“反思的主体”——仅仅局限于文化表象的范围，是根本无法理解80年代，乃至任何一个时代的。

《八十年代访谈录》将剖析的对象当作反思的主体，仅仅局限于文化表象的范围，要想真正理解80年代，是不可能的。

近一两年以来，“80年代”已渐渐成为国内文化界的一个流行概念，一个热门话题。造成这一现象或曰征候的原因是：我们当前的时代境况，与80年代已经有了实质区别——换句话说，“80年代”与我们今天之间的历史距离已经足够遥远，以至于作为一个历史“对象”或“客体”，其轮廓已经完整清晰，也就是说，把握和分析“80年代”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

当然，社会时间不会完全吻合于物理时间。作为社会时间的80年代，起始于70年代末——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1979年1月中美建交，这两个“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构成了80年代的真正起点。需要指出的是，整个80年代由多个层面组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其中文化作为社会的表象与社会的深层即政治经济状况，构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对这种关系的把握，超出了单一学科的知识和视野，而需要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理论和方法，应该说，这正是一种原初状态的“马克思主义”。

与政治经济领域相比，文化界的“80年代”开始的时间更早：1977年11月作家刘心武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成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班主任》中的主人公团支部书记谢惠敏，具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劳动者后代的气质”，爱憎分明，性格泼辣倔强；另一方面却“单纯地崇信”，愚昧无知，思想极左，用作家本人的话说，她是“‘四人帮’给我们教育战线造成的内伤”的一个标本式人物。实际上，在今天看来，谢惠敏身上重叠着当代文艺的一系列经典形象，这是一个“党的女儿”的系列，我们从中可以隐约辨认出刘胡兰（雕塑《刘胡兰》）、吴琼花（电影《红色娘子军》）、李铁梅（现代京剧《红灯记》）、李双双（小说《李双双小传》）……。她们苦大仇深，勇敢坚定，本能式地拥有阶级觉悟，而且不同程度地淡化了女性特征（“不爱红妆”）。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革命文艺传统中，这个系列是英雄人物形象中最主要、最基本的类型之一。可是，在“80年代”的这个文学起点上，通过刘心武笔下的谢惠敏，这个经典的“党的女儿”的形象系列，被解构了。

在80年代的文化思想界，文学代表感性的一端，而哲学则代表理性的一端。在1980年前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兴起的同时，哲学界也展开了关于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讨论，其支配性的结论成为当时理论界的流行口号：“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在那个时期，文学和哲学的总体取向，是强调人的自由、价值、尊严、权利，它所针对、所批判的是国家体制和权力——这就是80年代“启蒙主义”的内涵。

向前追溯，从1949年以后，新中国在国际范围内实行武装割据，同时也遭受美国的战略包围，长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这种环境，迫使新中国采取了一种“准战争体制”，包括计划经济、管制型社会和传统革命价值观。这种体制，以国家整体安全和利益为目标，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许多个人的压抑和对民主的伤害，特别是，以政治运动为形式的社会动员和整肃机制，多年来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人道主义灾难，积累了大量社会问题。1972年，随着中美战略和解，“准战争体制”面临转型，一种新的“和平体制”将取而代之。

但是，由于文革的打击和挫折，国家体制在80年代已经没有能力全面主导这次重要的历史转型了。尤其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在国家体制外刚刚崛起的精英知识分子，倡导了思想启蒙运动。他们对于上个时代的传统革命价值观，不是采取调整、再造和升华的方式，而是简单地、同时也是相当系统地清理、反叛和颠覆。他们排斥集体主义和国家意识，声称“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号筒”，要求回到个人和自我。在中国，整个80年代，是价值观念被彻底改造重塑的时期——因此，人文学术，特别是文学和哲学成为那个时代的“显学”。从80年代初期的中短篇小说和哲学讨论，到80年代中期的报告文学和中西文化比较，再到80年代后期关于政体改革的讨论和电视片《河殇》，最后到广场和街头运动，80年代的启蒙主义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走完了自身的全过程。这种启蒙主义，以反传统反封建为诉求，它同一切启蒙运动一样，其实质是在价值观念和符号象征的层面上消解和批判国家体制和公共权力，解脱一切国家权力的束缚，而为日后资本和市场的支配地位，提供思想基础和舆论环境——也就是说，80年代的“启蒙”，相反相成地为90年代的“市场”开辟了道路。

正如要认识80年代的起点，就必须追溯上一时代的状况那样，我们只有勾画了90年代的特征，才能清晰地理解80年代的结局。与80年代的“提前”不同，90年代的开端可以说是“滞后”的——实际上，中国的“90年代”是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而启动的，换句话说，90年代的社会特征自1992年以后才真正呈现出来：即市场经济和威权政治双重体制下面的高速增长、贫富分化、吏治腐败、城市化以及消费文化的兴起。在国家与市场、权力与资本的两面夹击下，80年代的老启蒙主义迅速衰落，被功利主义的世俗理性全面覆盖。因此，在90年代，文学、哲学这些80年代 的“显学”迅速边缘化，经济学取代了人文学术，占据知识界的首席——其原因在于，由国家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快速推进，不是价值观念和象征符号的转换，而是赤裸裸的利益分配，成为了90年代的主题。

总之，毛泽东时代的“准战争体制”所遗留下来的民主问题和人道主义债务，包括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经历了权力重新集中和恢复秩序的保守化过程——这成为80年代启蒙主义出现的历史前提。而90年代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经济人”伦理，即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也恰恰是由80年代回到个人、张扬个性的“启蒙主义”奠定了思想和舆论基础。这就是80年代的“前因”与“后果”。

如上文所述，80年代的文化思想作为一种表象，折射了更深层的政治经济状况，其本身当然是解剖和分析的对象。然而，像《80年代访谈录》那一类读物，却将剖析的对象当作了反思的主体——仅仅局限于文化表象的范围，是根本无法理解80年代，乃至任何一个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