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等主办的“2009年度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

杭州、成都、宁波、西安、昆明、长沙、南京、银川、南昌、长春

二。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和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主办的“2009年度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

西安、成都、杭州、昆明、长沙、南京、银川、南昌、长春、宁波

三。中国排行榜网、中外老板网与《南方企业家》杂志推出的“2009中国十大最有幸福感城市”榜单：

杭州、珠海、长春、青岛、成都、桂林、大连、昆明、长沙、天津

四。中国排行榜编辑部公布的“2009中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

成都、杭州、青岛、大连、昆明、苏州、桂林、厦门、香港、大理

还好，这四个单子中都有成都。成都在外地人眼中确实很有幸福感，我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我还是觉得最后一个榜单更靠谱一些——不是因为它把成都排第一，而是因为它关注到了香港、大理、桂林这3个城市，似乎眼界更高一些。最不靠谱的是第二个。原因就免了。

2009年12月24日 中国青年报
 
　　本报北京12月23日电（记者王亦君）最高人民法院日前下发《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同时，新闻媒体如果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违反法律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规定》明确，对新闻媒体旁听案件庭审、采访报道法院工作、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提供便利。记者旁听庭审应当遵守法庭纪律，未经批准不得录音、录像和摄影。

　　同时，《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发现新闻媒体在采访报道法院工作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新闻主管部门、新闻记者自律组织或者新闻单位等通报情况并提出建议，违反法律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公正审判的；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法官名誉，或者损害当事人名誉权等人格权，侵犯诉讼参与人的隐私和安全的；接受一方当事人请托，歪曲事实，恶意炒作，干扰人民法院审判、执行活动，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其他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的。

    简单点评一下。

    最高法院的这个新规，有其积极意义。其“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的说法，令人想起新闻史和法制史上著名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所确立的“实际恶意”原则。在最高法院出台此“规定”以前，媒体一旦在涉及司法的报道中出现偏差，不管是否出于主观上的或曰实际上的恶意，都是会挨板子的，当事记者和编辑都会遭到处罚，其中不乏很不公正的处理。

    但是我发现，这个规定也有显而易见的问题。

    其一：“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究竟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规定”没有加以明确说明，只是说“依法追究相应责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个“相应”是在是太难把握了，它给了有关部门和单位太大的自由裁量权，“规定”在这方面很明显地缺乏对当事人（新闻单位和记者）合法权益的必要的保护性措施。

    其二：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所形成的原则，按照当年法庭判词的表述是：“我们相信，宪法保障这样一种联邦规则：禁止政府官员因指向他的公务行为的诽谤性虚假陈述而获得损害赔偿，除非他能证明（被告）在制造虚假陈述的时候实有恶意，即，被告知道陈述为虚假而故意为之或者玩忽放任，根本不在乎真假与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若要指控记者的倾向性报道存在实际恶意，原告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指控，“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不行的。

    但是，最高法院的上述“规定”却没有这样的程序性条款，这对新闻媒体正当行使对司法工作的舆论监督权，是十分不利的。我建议，今后“处理”记者，应事先交由一个中立的机构进行听证，由它去对控诉方的指控进行质证。

微博上，韩浩月写道：余秋雨的博客关了，整个页面只留下一张签名图片，图片中绿林掩映，一条羊肠小道曲曲折折绵延而去，象征着余秋雨经历了网络上这不平静的几年之后，终于大彻大悟遁隐江湖……

我转发了该微博，并在其后评论道：含泪送秋雨，永别余大师！

余先生不幸活在了网络时代。如果还是在传统的铅与火时代，余先生会一直头顶红彤彤的光环，周游列国，教化民众的。

余秋雨博客关张，应该成为一桩重大的网络事件，聪明的传统媒体记者，理应加以关注。

如果李庄真的受到了刑讯逼供，那么我举双手双脚坚决支持高子程律师的异地审理诉求。考虑到中国当下刑侦领域刑讯逼供几成“必要程序”的现实，考虑到本案非一般的特殊性，即便仅有刑讯逼供的万分之一可能，李庄案也应该有理由交予异地审理。

可以说，李庄案绝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它一开始就是地方政治场域里的“大案要案”，这应该是世人皆知皆能理解的事情。正因为有着强烈的地方政治背景，李庄案件从一开始即显现出来的一系列蹊跷与吊诡，就应该不难理解了。

首先是媒体的报道。最早见报的新闻稿立场太过鲜明，毫无中立性可言。报道被指偏离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其实更像是一篇篇幅很长的时事评论，通篇充斥着先入为主的判断，其用语遣词也显现出了过于浓厚的感情色彩。报道还将涉黑的犯罪嫌疑人龚钢模描写得楚楚可怜，将辩护律师李庄描写得张牙舞爪，十分可恶。用这样的方式和手法，去“报道”一件刚刚进入刑侦阶段的刑事案件，令人生疑。

而且，最早的报道不光内容和立场遭人诟病，还快得出奇，令人费解。李庄被刑拘的第二天，预审尚未开始，由京城媒体采写的长篇报道即制作完成，第三天就见报了，很少见过一家严肃的传统媒体会如此轻率地对待一桩影响极大的刑事案件。何以至此，让人费解。

另一方面，李庄案件从立案到提起公诉，大概创下了中国司法史上的速度之最。立案、刑拘、逮捕诸复杂程序，短短两三天内即被搞定，重庆公安和检察两机关工作效率如此之高，令人怀疑他们在对待其他案件上的拖沓与漫不经心，是如何地不负责任乃至失职渎职。

李庄案的办理也极富“特色”，据媒体披露是由重庆市公检法司联合办案。现在，案件既已移送起诉，说明联合办案组内部已然认定李庄有罪，这实际上有先定后审之嫌。案件照此套路办理下来，其结果似乎已无悬念。这样看来，呼吁李庄案异地审理，就更有理由与必要了。

邝子谦

    “中国高官三次被拒气候大会场外 中方强烈不满”。值此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召开之际，这样的新闻标题无疑是非常扯眼球的。

    12月10日出版的《环球时报》转引法新社的报道说：中国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苏伟9日在全体会议上表示，中国一位高级官员三次被拒绝进入会议现场。他强烈谴责这一事件说，“昨天，我很不高兴。今天，我极度不高兴，为什么？在会议第三天，我们的官员被阻止进入会议地点。我们中国有句谚语（事不过三），（意思是）事情发生一次两次可以接受，但到第三次就不能再忍了。”

    可想而知，这样的事情会在网络上引发多大的波澜。有网民指出，这件事件体现出西方世界对中国“不合作”的不满。减排额度的分配关系到今后国家的发展速度，要快速发展必然要多排，这个问题已经演化成占世界经济总量份额的问题了，是政治上的博弈，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

    网上，这样的微言大义很多。但更多的还是訾议，或者索性就是谩骂了。网民的咒骂，既有针对西方的，又有针对我们自己的官员的。前者无非是说，西方一贯打压中国，歧视中国，凡事找茬，不给中国人面子。意见很统一，其中不乏国骂咒语，就不转述了。后者则是五花八门，有批评中国官员把官僚习气带出国遭人白眼的，有批评中国官员素质低有失国格的，甚至有人“建议”那位被拒高官，跟拦住他的警卫说，不要浪费警力，我们是有身份的人……你们这些人算个屁！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在国际上，拒绝一国高官进入某个国际会议场所，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何况是针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这个国家的国民又是那么好面子。所以，我非常理解中国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苏伟先生的义正词严。是的，我不高兴，我极度不高兴，就要说出来，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事不过三。

    但问题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国力的空前增长，这些年来中国的国际形象早已今非昔比，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发言分量越来越重，为什么还会发现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呢？是真的缘于西方对中国的敌视，还是因为在某个环节出现了技术性故障？

    对此，报道本身有所交代但仍然是语焉不详的：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此事主要是由于组织方组织不力所致，由于一些代表团重要成员的注册证件上没有照片，因此这位中国官员入场时遭到会议工作人员的阻拦。所谓组织方究竟指谁？是哥本哈根大会组织方还是中国代表团组织方？从语境上看大概是指前者，但“组织不力”这样的指责是需要论证的——“由于一些代表团重要成员的注册证件上没有照片”，这究竟是谁的责任？如果中国代表团未提供其某些重要成员的注册证件照片，那么，该官员被拒会外，就不是大会组织方“组织不力”而是“组织很力”了。

    中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有很大差异。西方人讲原则，中国人顾面子。连续两次被拒都很“低调”，第三次被拒后终于在大会发言中“发作”了。然而，三次被拒为什么不当场“发作”呢？若不便当场交涉，为什么不在随后通过有关渠道向大会组织方提出交涉呢？而另一方面，如果仅仅是因为中国官员的注册证件上没有照片，那么补办一张有照片的证件有多难？——且不论那位官员为什么没有提交照片这个问题了。

    《环球时报》的报道本来是要拿中国高官被“三拒”说事的，但是它的导语却是“中国谈判代表连续两天在哥本哈根对美欧日进行了直接点名式的批评，一向在媒体中低调的中国此次的直率受到关注”这么一句话。这就给人先入为主的印象了——西方在报复中国。那些思维比较简单的网民，看到这样的“引导”不被后面说的事情激怒才怪。很多时候，国际上发生了一点什么对中国不利的事情，我们首先不是自我检点有什么不妥之处，而是惊呼中国又被打压了，中国又被妖魔化了，中国人又不高兴了。实际上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舆论引导在妖魔化我们自己。

    （原文博客）

漫山遍野的茶树丛

路边凉亭

山间木屋

里面没有我

农家白毛猪儿一对

标准的69式

□本报评论员 朱达志

    据当地媒体报道：武汉市经济房新管理办法实施后，江岸和江汉两区率先开卖，推出的2082套经济房前天结束登记，两个区只有1254个持有购买资格证的家庭申购。
　　这就怪了。按说现在全社会都在愤怒声讨高房价让普通百姓望楼兴叹，政府适时推出经济房让符合条件的居民居有定所，这样的好事为什么就鲜有人领情呢？
　　据了解，那2082套经济房来自武汉市的6个经济房小区，有4个位置较偏、交通不便，都没有登记满，只有江汉区位于后湖君安花园的房源和江岸区谌家矶长江明珠登记人数超过房源数，需要进入摇号程序。
　　哦，原来如此，难怪那些房子少人问津。如果是富裕人群，位置较偏并非坏事，空气好污染少、清净无干扰，正是宜居好去处；而小户人家，想法就不一样了，他们最需要的是“易居”而非“宜居”，后者对他们而言，太过奢侈（关键是奢不起）。同样是对富人而言，交通不便更是无需考虑，代步工具不是有无而是要多大排量的问题；但对草民来说，这个问题就太严峻了，每天上班下工，或在城里做个小生意，一来一去挤四五个小时、换五六路公交，谁受得了？当真要像电视里演的那样，人在大上海做个小职员，每天下班回家收到的第一条短信是“江苏移动欢迎您”？
　　经济房的推出，是政府着眼于改善民生的一项善政。如何将这项政策设计好，考验地方政府的政治智慧之有无和高低。前段时间龙永图先生发表言论，说三分之二以上的房子应由政府提供，而且，“政府供地时，一定要想办法把交通方便、接近商业区的房子留下来给老百姓盖房子，不要认为那个地方值钱就给了开发商……”龙先生此论，被有些人称之为“房改乌托邦”。其实，龙先生所言是有道理的，其建议并非完全不可行。
　　一个城市的运转，离不开千百万普通市民像蝼蚁般日复一日地在其中辛勤劳作。如果民众的生活成本（包括日常消费和交通成本等等）过高，高到令他们无以承受、难以为继，那么就没法保证他们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健康的身体和心态，去为城市服务。而城市政府，说白了，是市民政府。市民既是城市的建设者、服务者，同时也是城市文明成果的所有人、主权人，他们有权拥有便捷的、低成本的生活条件和环境。
　　再说，修建专门的“经济房小区”，也有不妥。人为地制造阶层分割——无论是文化上的疏离还是物理上的隔离，对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是有害无益的。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积累，政府目前应该具备了足够的财力和物力，通过转移支付或货币补贴等手段，为无力安居的市民提供相对经济的房屋购置优惠，而不一定要建设专门的经济房小区，在“主流社会”和穷人之间建起一道“柏林墙”。

□本报评论员 朱达志

预计从明年1月1日起，哈尔滨市的领导干部若授意、指使、强令行政审批工作人员违规实施行政审批，或者违规干预行政审批的，将被给予记过或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昨天的《人民日报》刊发消息说，日前哈尔滨市第58次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哈尔滨市行政审批工作人员行政处分暂行规定（草案）》。按照该《规定》，在行政审批环节中，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审批申请不予受理等20多种违规行为，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都将受到相应的处分。哈尔滨市政府法制办政法文卫立法处处长王忠民告诉记者，为行政审批人员设置“高压线”，就是要起到警示作用。

所谓行政审批，按法定的表述实际上就是“行政许可”。早在2003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该法并于次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所谓行政许可，按该法的规定，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这其实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审批”。从依法行政的角度说，政府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于法有据，所以在《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范围外，是无所谓“行政审批”的。哈尔滨市的上述《规定》在《行政许可法》已实施5年多的今天，仍沿用不规范的传统说法，首先在这一点上，就让人颇感遗憾。

《行政许可法》第七章规定了相关的法律责任，其涉及的对象，一是行政机关的具体工作人员、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二是行政许可申请人。对于前者而言，该法规定，对行政许可申请，该受理的不受理，该公示的不公示，该告知的不告知，该说明的不说明，该听证的不听证，将给予责任人行政处分。但究竟该给予什么样的行政处分，法条并没有具体规定；而且所涉及者，并未包括领导干部。从这一点说，哈尔滨市专门针对领导干部的《规定》，又有其积极意义。

但这样的积极意义，却实在是非常有限，有限得趋向于无。也就是说，哈尔滨市的《规定》，表面上看有“内容”，实则乃形同虚设。“领导干部授意、指使、强令行政审批工作人员违规实施行政审批，或者违规干预行政审批”，这样的行为在常人看来，绝对已是远远超出了无心之过、善意之失范围，说白了就是赤裸裸的故意违法，并且是对最基本的为官之德的悖逆和践踏。换言之，领导干部只要出现上述行为甚至仅仅是其之一，就已经不再适合做官了，就不只是记过或记大过的问题了——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情节一般、情节较重、情节严重之分。

更不用说，在目前这样的熟人社会和缺乏外部监督的官场生态中，什么样的情形属于“情节较重”或“情节严重”，还不是“自己人”说了算？哪来的“高压线”？

      （见报 成都商报1125）

    （见报成都商报岷江评论11月23日）

作者：冷眼旁观  发表在：百灵社区

    “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

    这是1912年5月20日，二十三岁的戴天仇在上海《民权报》发表一篇只有24个字的短论《杀》，却一连用了四个“杀”字，端的是杀气腾腾。年轻气盛的戴天仇只是为了反对当时初生的民国政府向四国银行团借债，熊希龄是财政总长，唐绍仪是国务总理，袁世凯是临时大总统，章太炎大概是赞成这一举措，被捎带上的。

    两天后，上海公共租界便以“任意毁谤”的罪名拘捕了戴天仇。虽然他第二天就被保释，但公共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罪”提起公诉。

    戴天仇后来以戴季陶之名为人所知。他于1912年3月在上海租界创办《民权报》，“日作千言，洋洋洒洒”，“措词激烈，读之令人兴奋”。从4月16日起，他在报上接连发表十篇《胆大妄为之袁世凯》，19日和20日连载《袁世凯罪状》，4月26日起又连续发表六篇《讨袁世凯》。仅文章标题就让现在的人开了眼界。

    但在当时，戴天仇被捕后，上海日报公会马上就提出抗议:“查言论自由，凡文明之国无不一律尊重，即报章之中有措词稍涉激烈者，亦宁置之而不为过。”“此次无故逮捕是何理由，根据何种法律？”当然，最值得一提、也是最不可思议的是，被戴声讨的唐绍仪竟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天仇说话，他的理由很简单:“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无论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恐怕都没有比唐绍仪此举更能感动民族言论史的一幕了。

    5月23日、24日，《天铎报》以《戴天仇被捕记》、《戴天仇被捕再志》为题连续报道了这一件事。6月13日，租界会审公廨公开作出宣判:“共和国言论虽属自由”，但“该报措词过激”，涉嫌“鼓吹杀人”，最后以“罚洋三十元”结案。而据胡道静《上海的日报》所说，戴天仇一出狱，即在编辑室墙上大书:“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原文链接找不到了）

到影院时是21点10分，一看，22时40分以前的都已满员。没办法，只好换票，等。幸好有微博……

之前有评论说，2012通篇都是美国价值观，还说片子揶揄中国人，称中国军人在喜马拉雅山上很严肃很可笑。其实这是完全的误读。相反，我倒觉得影片很亲华。

说一下片子最后的情节：0001年1月27日，三艘巨大的方舟登陆好望角，人类又回到了荒无人烟的非洲。

关于影片的意义，石述思同志总结得很好，我就不赘了。

陆小曼跟王庚离婚后发现怀孕了，于是找了个小诊所堕胎，后果是再也生不出孩子，并且房事疼痛无比。

徐志摩这个名字是21岁出国前他爹给起的。徐志摩小时候有个叫志恢的和尚摩过他的头，就叫“志摩”。真他娘无厘头。更无厘头的是他有个笔名叫“删我”，嗯，可以给网站做编辑。

陆小曼家里特别有钱，绝对的上流社会。我估计她顿顿吃带火腿肠的方便面，还是桶装的。

陆小曼他妈生了九个孩子，就她活了。

朱安知道鲁迅喜欢大脚，结婚那天穿了大鞋塞了棉花，谁知下轿子的时候掉了。鲁迅就开始讥讽。周先生，你结婚那天不也拴了个假辫子吗！半斤八两笑话谁啊？

徐志摩的顺口溜为什么流行？就是因为他写的玩意高不成低不就，满足了只有高中阅读能力的白领小资就他妈的流行了，《康桥》你要说是汪国真写的，没人怀疑。

胡适看到徐志摩把陆小曼勾到手，心里那个酸啊，口音都山西味了。

金岳霖也是个大傻逼，稍有空闲就跑梁思成家坐着看林徽因，馋的一嘴大哈喇子。男人做到这样死了算了。

张幼仪被徐志摩休了之后，不恨陆小曼反倒骂林徽因。她说：“林徽因太她娘不是东西，我都把位置让出来了你干嘛不和志摩结婚？

其实吴文藻和梁思成曾经是室友，冰心与林徽因经常去他们宿舍玩。越交往两人越看不上对方。

林徽因跟梁思成在房间里面扯犊子，徐志摩就在外面坐着等，等俩人扯完出来就腆着脸往林身上凑。梁思成没办法只好在门上写：恋人不希望打扰。不管用，还来。

徐志摩对林徽因说：“我跟张幼仪没感情”。说完回家咣咣操张幼仪。张怀孕徐志摩逼着她堕胎，她说有危险，徐说坐火车还有危险哪，赶紧去！这是个什么男人啊。

柯灵编撰《民国女作家文集》，林徽因的儿子死活不给版权，于是这套书没林的作品。原因是：文集的名誉编辑是冰心。

朱自清年轻的时候和姬十三长的一模一样。

朱自清家里六个孩子每次吃饭都要各抒己见发表对饮食的评价，每每不可统一意见于是就打成一团。朱先生说让我来，拎起一个一嘴巴，拎起一个一嘴巴。整个家庭就宁静和谐了

黄金荣解放后可以抽鸦片，但只能在自己房间里抽。共产党特批的。

徐志摩一天诀别两个女人：林徽因勾引徐去北平参加她演讲会。当天种种兆头让陆小曼觉得不对劲要出事。就阻拦不让去，徐志摩精虫上脑淫性大作死活要走，于是两人大吵之后徐离家登机去北平。“吧唧”一声摔死了。

孟小冬离开梅兰芳之后还当过一段尼姑。后来觉得没意思又复出。然后嫁给杜月笙了。

说有一女人嫁人后生了一男一女。他老公是明星。她怕他沾花惹草于是女扮男装天天跟着。为怕怀孕肚子大装不像，竟然自己做了绝育手术。谁想到一场麻疹把她的两个孩子都干掉了。她再生绝无可能。只能眼睁睁看着老公天天跟别的女人胡扯，这自作聪明的蠢女人叫王明华，老公叫梅兰芳。

电影梅兰芳《一缕麻》的梅造型出自梅兰芳男扮女装的照片，这张照片上梅先生穿的衣服正是王明华的。

陈洁如和宋美龄见过面，吃的是鸽子。席间宋大姐和宋老三总跟她打听蒋介石前妻的事情。很郁闷。蝴蝶上学的时候觉得为了拍戏应该学会开车，就跑街上拦的士，给两倍价钱让司机教，好像一个星期就学会了。我觉得她不应该演电影应该开驾校。

潘玉良在法国的伴儿，名字有浓郁的中国十三香气息——王守义。

潘玉良没嫁人前是姓陈。

陆小曼跟胡适调情的信都是英文写的。肉麻到我汗毛耸立仿佛一只刺猬。

蒋介石费了好大劲才约出陈洁如，两人就溜达，溜达溜达就溜达进旅馆了。蒋先生一个饿虎扑食就上去了，陈小姐一个兔子蹬鹰就把他踢下去了。没办成，蒋先生灰头土脸走了。

陈洁如第一次接见蒋介石的时候，顺便接见了孙中山，地点是张静江的家。
徐志摩有个姑表弟叫金庸，一个表。还有个表外甥女叫琼瑶，徐志摩他表叔是沈钧儒。

徐志摩自不量力，陆小曼是你能养起的吗？她身边必须十几个人伺候，一个月花销折合人民币最少要25万。这还是节约的过法。

请看蒋先生为陈洁如发的毒誓：我发誓，自今后五年起，必恢复与洁如的婚姻关系。如若违反祈求我佛将我歹亟毙，将我南京政府打得粉碎。若我不对她履行责任，祈求我佛推翻我政府，将我逐出中国之外永不回来。

明白蒋先生为什么笃信基督教了吧，他想:妈妈地，老子不信佛了你就管不着我。我发誓也就失效了。失效了吗？各位都知道。

满语里面妹妹叫“嫩”。

刘备的上祖中山靖王有120多个儿子。

木兰秋狝的木兰,蒙古语“秃山”的意思。是不是把猎物赶到没有植被的山上好狩猎啊？

齐齐哈尔旧称卜奎，满语摔跤手的意思。

哈尔滨正确发音应该叫：哈拉冰。满语意思晒渔网

陶渊明看不上张陵张大师，所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是“五斗米“来历说法之一。

章亚若为了泡蒋经国，让自己的孩子叫姨。

明自太祖开始，直到英宗。一直用人殉。家属叫：朝天女户。

朱棣在嘉靖之前一直叫明太宗。

好像中国农村信用社是世界上法人最多的公司，鼎盛时期一万多法人，每个村子的信用社负责人就是这个社的法人代表。

第一个给王振下跪的是刘睿，王先生高兴坏了，马上把他从给事中提拔成户部尚书。

成化年间有个事儿赛过大炼钢铁——湖广矿场，遍布十二县共二十一个大厂。用了民夫55万，死伤无数，最后挖出黄金五斤另二两。

武昌起义后黄兴乐颠颠去当两湖总督，自然一鼻子灰。黎元洪说黄先生太幽默了，这有你什么事啊？黄说：“给个司令当当吧”。黎说可以，但是封赏你的，你在我手下明白不？

其实武昌起义这个事情孙中山和黄兴根本不知道，几天后知道了，高兴坏了，赶紧去窃取胜利果实。

洪仁玕同学狡猾异常，太平天国刚起事的时候他不参加，躲香港看形势，直到八年之后觉得再不参加分不到果子了，才赶到南京舔屁眼。这傻逼以为能混个富贵，其实是送死去了

古印度中文译名“身毒”，应发音“元毒”。

说过吧，洪宣娇这个人很神秘，只有死后牙齿做成法器才在档案上出现过名字，而且只出现一次。

冯云山是洪秀全的表弟。

女娲的“娲”，应该读成女寡。

唠嗑，埋汰，懒散，都是满语。

“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个靠字让人浮想翩翩。

广州罗浮山的“罗”本身就是壮语“山”的意思，重叠了，罗浮山成了山浮山。

那：田 。板：村。百：河口。南：水 。天：石头。古：歌。这些是在广西地名使用较为频繁的字意。

蒋经国跟章亚若说：“过两天带你回溪口见我妈。”刚说完毛福梅就被飞机炸死了。

章亚若第一个老公是他表哥，她给表哥一封信就修了他，他看完信就自杀了。我想说的是——请相信文字的力量。

张道藩把法国媳妇支走去庐山后，邀请蒋碧薇到他家的土豆窖里面躲空袭。俩人在地下室嘎嘎唠嗑。除了唠嗑别的事情我不知道。

徐悲鸿死的消息蒋碧薇告诉孙多慈后孙一下子就昏过去了，醒来就立誓为徐素服素食三守孝年，许绍棣就跟着郁闷了三年。

不分时间不分顺序只八卦关系：张道藩的情是蒋碧薇，蒋碧薇的老公是徐悲鸿，徐悲鸿的姘是孙多慈，孙多慈的老公是许绍棣，许绍棣的情儿是王映霞，王映霞的老公是郁达夫…..

周先生给许广平写信是这样的：广平兄，我是你的小白象呀！那年他44岁。长的又老又黑又瘦。

许广平不修边幅，和萧红拍照让萧女士站在她前面遮挡，因为自己袍子上的纽扣掉了。这张照片在这里：

鲁迅与朱安结婚十九年后遇见许广平的，他和许同居后介绍许时说：“这是我的助手”。

有人说鲁迅和萧红关系好是因为他俩都得过肺病所以同病相怜，我操，看到这里笑趴下了。

鲁迅很喜欢马钰（不是全真七子）。没事就送书。突然马钰就结婚了。鲁迅就很郁闷。从此一本也不送了。嘿嘿，谁让你送输。输了吧。

萧红和老公王恩甲欠了旅馆六百多块钱还不上，肖军也没钱两人只能干瞪眼，正发愁的时候机会来了。旅馆在道外16道街，夏天松花江决堤，他俩趁乱跑单啦！老板都要气疯了

阮玲玉吃完安眠药两个小时后被发现，本来死不了，唐季珊害怕在家周边诊所治疗传出去对他影响不好，开了6个多小时的车到日本人诊所救治。医生怕担负责任谁也不动，又换了一家医院。到了就死了。

阮玲玉“人言可畏”的遗书是梁赛珍伪造的。阮本人没那么高文化，真遗书语句不通且错字连篇。

中国第一个自杀的电影明星叫艾霞，也是个文青经常写东西发表。以她为原型的《新女性》是阮玲玉演的，演完之后没拔出来，也学艾霞吃安眠药自杀了。

（张发财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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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彻底晕了！实在是太喜剧了，这可是我们报纸前几天已发的评论员文章啊。要知道，本报在时政话题上向来是十分保守谨小慎微的。而且，新浪自己也是转了的。这样的文章，突然间又犯新浪什么忌了？

其实毛老师最喜欢给人上课啦。年年上，月月上，天天上。换言之，他一辈子的事业就是致力于让人痛苦。在他身边，有的人痛不欲生，死了，譬如刘；有的人生不如死，陪着，譬如周；有的人运气好点，耗过去了，譬如邓。而那些年，全中国人民哪一个又不是毛老师的学生呢。不过他倒好，自己过的却是神仙般的日子，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正所谓：与天上课，其乐无穷；与地上课，其乐无穷；与人上课，其乐无穷也。

适才还在一位来访者的博客上读到一个段子，大意是：男书记和女县长下乡，见一窝满月狗十分可爱，就各要了一只。男书记要的是公的，女县长要的是母的。男书记想吃女县长的豆腐，说：一男一女，就住在一起吧。女县长道：可以啊，要是小狗怀孕了，我就说是书记那个狗日的。

打情骂俏也得要点技巧。不过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的官员都如此幽默，男女关系都如此和谐，那么咱大中国还真有望。

索性再转述一则吧。记不得是在哪里看到的了，说的也是男书记和女县长的故事。说，有一县，书记为中年男性，县长为中青年女性，他们俩经常一道接待来访贵宾。有一天，来了一大堆老外，县里举行晚宴欢迎，书记县长一如既往联袂出场陪客。酒过三巡，男书记开始说笑话了，但见他笑眯眯地乜了一眼女县长，慢悠悠地对大家说：这个这个，我干过县长。女县长听罢此言，不动声色地回敬道：是啊没错，书记是县长升的。翻译是个小青年，一听这话犯了愁：书记是县长生的？这种玩笑话该不该翻给老外听呢……

看我说话真啰嗦，其实原来那个段子只有两句话的，我却如此发挥，还平白无故拉个小翻译出来让人家作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