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们都在一条拥挤而寂寞的窄巷里向前蹒跚，我们不知道巷子的出口在哪里？有磕磕碰碰，有喧嚣和跌倒，因为通道那么狭窄，而我们却又必须争取走出这条遥遥无尽的征途。

    一位友人打了个电话给我，他就像我的亲人；从第一次见面，从淮海路味千拉面的那个初夏的下午，在我迷失在这条巷子的最初，他曾经来指点过我。我只是想告诉他，我正行走在一条拥挤而寂寞的窄巷。

    这是条怎样漫长又拥挤并充满着异味的窄巷啊：许多平日里的步伐，你不再迈得开；许多原先你以为的朋友或者你敬仰的前辈，会踩住你的脚，谁都在往前慢慢地挤着，挪动着。时而，有人抱成一团，可以将一方空间拓开，令他们可以前行的更快些，可才获得一点空间后，他们又会散开各自又找到新的旅伴，寻求新的更大的空间。有人聪明些，在前面高喊：“跟着我，推我上前，你们就可以前进了。”于是，很多人信任着推动着他，希望能一起挤出一条路；但是，这是怎样的一条窄巷啊，被推动的人获得了能量，挤到了前方，更多推动着他的人，还是被淹没在后面漫漫的人群中。如此循环往复，拥挤而寂寞的人流，时时会被打破前行的节奏，总有这样那样的声音，引来人群的骚动与挤压，有的人往前挪进了许多，有的人被挤倒在巷角路边。于是更多的人学会了这样呼叫，或者几个人一起呼叫，但是这里是那样狭窄，挤来挤去还是挤着我们彼此自己，甚至，让很多人索性停下了步伐，靠在巷子边阴暗而高耸的墙根抱怨着说是要放弃。

    这是条怎样漫长又拥挤并充满着异味的窄巷啊：因为狭窄，似乎我们只是一股脑地往前挤，甚至当作是当年高考的“独木桥”，央视老毕的“星光大道”，同路人已经成了牵不上手的夺路者。或许最初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到了成为夺路者，很多人真的相信我们可以统一一个步伐，但只要是这样的征途中，一定会有人投机一下，因为他自己也没有相信一定会走出窄巷，他要的仅仅是自己能被推在前面，好在可能突围的时候，自己能是最初脱困的；这样的投机者多了，渐渐更多人不再相信步伐可以统一，有的人沮丧地放弃了，有的人摇身也成了新的投机者，所有的笑容背后似乎没有人真的会彼此相信，更多的手与手相牵间隔着彼此各自的鬼胎。绝望么？似乎是的，但是要真的突围，似乎首先就要这样的无序，首先就是要看着一个个舞者一场场演出先登台亮相，真正的力量一定是被滞后或遗忘、摒弃的大多数落伍者，索性等着这些聪明人都遥遥冲到前方去了以后，这些滞后的旅人才可能痛定思痛学会思考，学会秩序，学会步伐一致，也只有这样的力量才会是最汹涌而澎湃的。

    这是怎样漫长、拥挤而寂寞的窄巷啊，不要颓丧，不要放弃，你可以行走的慢一些，可以被踩得遍体鳞伤，但不要放弃，不要不信任你最身边的那些病友，和他们一起走着、甚至于匍匐着，也不要轻易放弃，就算前方的童话再诱人，歌谣再美妙，你的力量就在你最身边的和你一样的病友身上。

    觉得冷么？因为窄巷的冬天来了；仅仅是觉得冷么？当然不是，寒冷令人头脑清醒，促成行者思考，我只是看见了几百年前，一位出生在英格兰萨塞克斯郡的年轻诗人的灵魂在吟诵：The trumpet of a prophecy! O Wind,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归去来兮

归来，仅仅只需要一个理由

凭着心

以艾滋的名义

    在中国，在我们耳闻以及视线中可以听到或者看见的那些艾滋病人及携带者们，说句得罪人的话，其实都是够幸运的了。因为项目可及，因为资源可及。但是，更多我们素未蒙面，一个个封闭着以个人的躯体与艾滋抗争的病友们呢？记得在2006年冬天那个武汉会议上，有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小伙子，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艾滋会议，在自助餐的餐厅里的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么好的菜，可以随便拿着吃，真像过年啊！”听着这话会觉得很心酸。

    其实，作为很多中国基层的公民，在他们面临艾滋袭击以后，即便是面临生死边缘，往往极少数会明白自己的权力的。他们是那么忍辱负重地在命运的边缘残喘。因为边缘、因为悲惨，然后一部份人有了媒体的关注、有了项目的推进、有了资源覆盖；但是，艾滋圈很大的一个怪现象是：这样的关注、项目、资源在揭开艾滋问题的同时，有如潘多拉的盒子也打开了另外一些东西。

最初，我们或许要求的以及我们的方向是很切实的并且是笔直与务实的，我们需要药物、我们需要可以获得机会性感染的治疗。记得，在四免一关怀政策出台的那一刻，已经自费使用抗病毒药物若干年的那些老病友们压根不敢相信，在中国也可以免费获得基本的抗病毒治疗；记得，在艾滋项目推进有些省区的时候，我们并不理解这样一个恶名昭著的疾病居然还可以获得重视；记得，当国际基金下到有些村舍，进行药物依从性培训时，我们将这些资源当作菩萨当作救星。再后来，会有人告诉你，其实我们应该获得更多的治疗权力；再后来，会有人告诉你，项目执行中，真正落实到病人身上的仅仅是极少的百分比；再后来，会有人告诉你，基金执行本身是将病人当作了一个项目活动的素材。

    是的，这些都是问题，但问题的问题是揭开这些不尽如人意的环节后，我们往往很少看到一种合作式的探讨，更多的是引发出来的艾滋群体内部的内讧。甚至渐渐的，很多工作发生了变质：我们看见一张张调研表格是需要人民币换来的，甚至，我们会比较哪一次调研给的酬金更高；于是，我们也看见了，因为要获得项目需要成立民间组织，一个县城可以出现四五个小组；于是，我们更看见了关于艾滋的NGO形同一篇散文，所谓形散神不散中的“神”就是大家都是拿着艾滋这个“神”在说事的。艾滋需要被关注、需要项目来推动，更需要来自各部门各机构各国的资源的支持，但是，项目与资源真的改变了艾滋治疗的大局了么？为何我们感染的人数还在上升？为何一样散布着众多艾滋NGO的地区依旧有一批批艾滋病人死于耐药与机会性感染？艾滋病人的死亡率以及生存待遇真的与项目以及资源的覆盖率曾正比了么？项目与资源是不是我们的灵丹妙药？

    事实上，我们看见在一部分地区，恰恰是资源与项目到哪里，哪里就在一番纷争与热闹中，开始了更多的社群的分裂，开始了更多的病友间的误会与隔膜。项目绩效与指标成了一个可以是无法考核评估的超级难题，也可以成为一个随手写来，比什么都容易的应付，它们不像做生意最后市场利润是硬指标。譬如：有做艾滋孤儿的病友最初或许因为他在没有项目推动的时候，很多病友互相帮衬，养护着一群孤苦的孩子；后来，项目资金来了，落在了某个项目执行者手里，既然他有了钱，于是一些帮衬的病友就撤了；并且，其他撤了的病友会想我也可以做他在做的这些事，他获得资源支持其实也有我当初贡献的力量，为何资源垂青了他而不是我？原来是我成全了他。最后孩子们的境遇反而不如项目资源来临之前；还譬如：有些小组的建立，我们看见讨论小组发展与成长的机构不多，但却要论一个究竟谁将这个小组扶持起来的争论不少。资源突然演变成不是以解觉艾滋问题的动力源，变相成为了单纯地获得更大资源的集团势力的动员令。

    我们是需要被关注、被项目推动、靠资源支持的，但是，面对这些机会，我们有些病友却是忘却了主旨，忘却了生死大局，开始去比较一些其他问题：

   你做项目、你成立小组一定是有好处可得的，究竟是我得到的好处多，还是我成全你的好处多？

   我拥护谁？我要看谁能带给我的好处多？

   你要先解决我的问题，我才肯帮着你说话，不然休想！

   这样的想法其实没有错，多半出于人之本能。但是，我们不妨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我们是不是看见了这样一个态势？

   很简单，最初一个群体的利益，一个群体面临的共同的问题，在随后的即得利益面前，开始逐渐地被瓦解了；群体在面临利益时，它的范围、它包涵的外延越来越窄，甚至最后复数最大的“我们”变成了一个单数的“我”。伴随而来的是开始脱离一个大的整体来夸大自己的诉求，将部分的需求凌驾于整体的需求上，甚至将个人的需求凌驾于整体的需求之上！有一个现象是很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在我们很多艾滋会议上，我们可以见到一些临床的专家与医生来客座，同样我们可以看见很多参会的代表着一方病人的艾滋领导们，往往就自己个人的病情向专家求医问药，我们很少看见他们会去替其他他们身边的病友来求医问药。求医问药本没有错，错在我们想到太多的是自己，我们让自己仅仅代表了自己，忘却了自己其实是代表着身后更多的人，甚至是整个受艾滋感染的群体的。

    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利益或许永远是不能满足面临的困难的，同样办法永远会比困难更多。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打算，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只为自己打算。当你一个人获得的机遇事实上背靠着艾滋的整个群体，同样你一个人发出的声音能引起公众关注，也是因为你背靠着整个艾滋人群。越是局限在越小的单位群体的视角说问题，就会失去越多的支持。中国人或许是因为人口众多、资源紧张，长此以往已经有一种潜意识在作祟，譬如商场上：甲乙双方的合作，我们往往不会基于一种双赢的视角去努力，我们更习惯于去比较，甲方赚钱了，似乎乙方就一定会亏本。究其根子上说，我们是一个失去人与人诚信的社会，我们擅长将对方敌视的本能已经超出了将对方善待的初衷。处处在争，处处在挤，最后看到更多的局面是损人还不利己。

    今天，大家都在做项目，项目已然成了为了项目而做的项目。我想我们或许不该去指责谁，确切说是项目与资源降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做好承接的准备，能力需要培养，其实心理更需要培养。项目与资源不是艾滋的灵丹妙药，即便是一贴好药，我们也需要因人施药，不然不仅无益反受其害！

七、仅仅是批评者不能成为建设者

    很多年前，我们的父母辈们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新中国劳动者。开会是国营企业、人民公社的最常见的民众活动，但是，有一个普遍现象是：要说哪里不足，存在哪些问题？几乎有些感受的人们均能说得头头是道，可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时，几乎没有人能够说出一两句，甚至只要有人提出方案，听众多半会思量一下这样的建议方案是不是影响到了自己的既得利益。

    于是，想到了2007年初，在CCM选举的培训班，李盾教授讲解的民主课堂里强调的“妥协基础上的民主”的问题。艾滋群体目前也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北京孟林曾不止一次和我谈及一个观点：出来做艾滋就是要挨骂的！两年过去了，我也深有体会，挨骂几乎已经是家常便饭，有极少一部分人错误地理解了话语权，将民主赋予他或她的话语权，当作了谩骂的权力，没有证据也没有逻辑，仅仅凭借着一己之私不仅仅骂政府、骂社会对于自己的病友也从不客气，张嘴就来。民主社会需要批评者，但需要懂得民主的批评者。

    今天在我们病友们探讨艾滋策略时，我们一起所有付出的努力，一定是需要建立在所有感染者的群体利益之上的；我们在提出批评的同时，是需要静下心来思考过的；甚至，我们是有责任与义务，将你认为不合适的策略意见否定的同时，要去思考或拿出自己认为更为正确与合理的方法或论点。单纯的批评难免显得单薄甚至流于牢骚或谩骂。试想一下，一户多子女家庭，母亲端上一锅元宵，三十个元宵六个孩子平分；那长身体时的儿子一定只能塞个牙缝，而刚学会走路的小妹的胃口是撑也撑不下，面对这样的问题，应该给出一个合理的建议来重新分配元宵，假如大儿子肆意抢夺小妹碗里的元宵，而其他子女数落母亲糊涂，结果一定是好事变成坏事，家里哭哭闹闹一团糟。目前，艾滋群体里恰恰这样的问题很严重，每个人、每个群体均是站在自己的本位来说事。我和上海的血艾病友们关系都很好，有时，我也会和他们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做倡导时的立足点究竟是某一部类的病友还是更为广泛的艾滋群体的问题，有些事物的进程就是这样，在最初可能可以考虑不很周全，而这样的不周全就像是微软操作系统的漏洞，在一定发展阶段必然制约其进一步捍卫自己的利益。我们公民社会需要批评的声音，但我们一定不仅仅需要批评的声音就足够了；我们更需要一种建设，而建设就需要协作与彼此间的妥协。如果我们永远只是站在自己的一方视角来讨论艾滋，那您说出来的只能是局限性的意见。

    记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档电视节目是很受大众欢迎的，就是大学生辩论赛，而且当时北京还借此机遇，将一本《演讲与口才》杂志办得如火如荼，相信很多生于七〇年代的人们还是记忆犹新的；而且早在九十年代时，就有一场辩论赛的论题就是涉及到艾滋病与污名歧视的，论辩双方是上海复旦大学以及新加坡的一所大学；所以，我在前几篇的论点也不是我自己的发现或发明，十几年前这些论点早已被我们的青春学子论辩过的。而今天的艾滋病友以及身在此间的艾滋工作者们应该站在比论辩比这些孩子们更高的角度来看待艾滋，因为我们不是侃侃而谈的旁观者，所谓倡导、所谓反歧视、所谓争取权益本身是需要批评与说服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诉说委屈与不公平仅仅是其中的一种策略；如何令民众真正了解和认知艾滋，并且影响政府在艾滋工作中由上至下的落实，我们更需要建设，这样的建设包括：文化氛围的建设、整个社会权益公平的建设，既要支持因为药品及事故感染的病友的经济赔偿，同样也要救助因性因毒病友的生活质量，世上万事万物均存在着普遍联系，今天在公交车上我们或许可以不给身边的老人让座，但久而久之这样的行为成了理所应当以后，自己的二老双亲在公交车上也就会遭遇一样的漠视。建设相对于批评，可能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民主意识比较滞后的国度与民族会显得更多重要。

    我想八〇后的年轻人很少会了解“文革”十年的，记得中国当年“文革”红红火火的年代里，中国红卫兵、“造反派”的很多行径一度成为西方有些国家，譬如：法国等新青年运动的楷模。但是，当年周恩来总理访法时，就这个问题语重心长地告诉法国年轻人文化运动不是破坏，它首先应该是建设。是的，面临一个社会问题，我们所谓的批评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建议，要想让这样的建议真正成为一种力量，我们更需要建设起一种合作模式，或者说妥协机制，任何自以为可以得理不饶人，唯我独尊的想法失去的不仅仅是盟友与支持，更重要地是以一种绝对的民主破坏了应有的民主。绝对的民主就是专制，绝对的批评就成了攻击，中国语言词汇的丰富是完全可以诠释其中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谬误的。

    我们不要做单纯的批评者，更要做务实的建设者，来建设一个有利于我们防治艾滋、适合艾滋人生存的环境。

    有一句名言：乞丐是不会嫉妒百万富翁的，但是乞丐会嫉妒比他更富有的乞丐。走进艾滋圈，我有过这样一个很心酸的遭遇，不论走到感染者面前还是机构面前，往往被定义为不该首先获得、甚至于被界定不该获得资助的。理由很简单，你来自上海，上海的病友似乎是生活在天堂里。类似的另外一种遭遇，却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体会过的，很多在基层做感染者工作的志愿组织者，在他们为新确诊的病友做关怀、做心理干预时，都是需要自己掏腰包埋单的；甚至，交往下去，组织者埋单成了一种定理，但是，我想任何一个组织者或许都无法可以获得这样一个埋单的外界资助吧。

    记得高飞在“积极对话”一期培训结束时，曾经豪言：欢迎大家来北京，我管吃管住；我知道这是个厚道的志愿者，可是要知道这句话背后的代价；虽然，我因为其他会程安排提前离开培训班，但我知道，结束时，高飞的留言本上写满了很多，“我爱你！”“我想和你在一起”之类的话，心里明白，有时拥护就是需要“管”、“包”来换来的，甚至还被认为理所应当的合情合理。

    今天，国内各个艾滋NGO的工作也一样体现出这样一个态势；有人对我说，黑龙江北岸农场他们生活那么好了，还来闹腾，还来抢我们的资源；其实，我心底有另外一个想法，北岸农场的境遇之所以改变，因为他们曾经付出过，他们争取了，你没有努力，你一直是躲在背后的，不可能只有利益光顾您，而风险永远远离您，北岸农场不该被嫉妒的。同样，立足在艾滋的QQ群，我们可以在病友间的交流中，窥得这样一个现象：去年中国股市的沸腾，我们的群里好些股民病友彼此往来密切，进出群空间，对于那些来自于农村或贫困线上的病友视若空气，甚至也不乏几句嘲贬的话语。

    弱势群体的有一部份人，就是那样心底急迫要改变自己的边缘身份；对于艾滋群体的人群也是这样，关键是只要艾滋不能被治愈，那么艾滋人就要被边缘，所以大家和非艾滋人似乎没得比；但是，回到艾滋群体内，却比得不亦乐乎，遇到比自己富裕的病友，就恨不得对方能养着自己，借钱也不用还，美其名曰“资助”；遇到比自己帅气的，就必然断定对方是个性工作者或生活糜烂的货。回头呢？觉得比自己贫困的病人是乞丐、是累赘，时不时，拿出比自己丑或者老的病友来奚落一番。听上去触目惊心，可却时时刻刻在发生。我遭遇过一个病友，在她生下孩子时，我们这个城市的病友大约有七人左右，替那遥远的孩子添置了从衣物到床上用品乃至婴儿洗浴全套的礼物，但是，在我们群一位病友肝坏死、另一位病友结肠癌的捐助中，尽管我们限定病友最多只能捐助50元时，我们依旧没有获得过她一分钱的帮助；同样，我也遭遇过另一个哗众取宠的病友，他尽管自己也是来自于农村随亲戚来沪办企业的，但是在他眼里乡下人是那么不堪；甚至至今还在高论：“那些穷鬼就是会屈服在我的金钱之下”即便我曾经很关心他的抗病毒治疗，而他认为不是自己有钱，我是不会关心他的，哎~~，人心啊。

    人生在世，存在世，不同的人的生活就如同地球上高高低低的峰峦丘陵，我们艾滋人也是这样，世界没有绝对的一马平川；但是，面对艾滋的待遇与困境的改善，应该如大雪覆盖山峦，即便是最边缘优先的原则，但是大雪覆盖应该还是有山峦的轮廓，而不该是追求一种绝对的优先，绝对的优先就将会没有覆盖，面临着分崩瓦解；同样，拥有也不是值得自欺欺人的，青蛙之所以自大，它永远依靠着头顶这一井的天空安慰自己。这样的一些意识是那么的不成熟、不利于我们这个群体的处境的改善啊。我知道，每一个走出来做艾滋志愿工作的艾滋感染者均是要被骂的，因为，更多的感染者将自己设定在了被救助对象，而需求的标准则设定在生活质量最高的那个病友标准上，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市井心态。

    所谓妒人有、笑人无的现象的出现，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首先，边缘弱势群体是基于自卑心态的，这个人群需要自我认同，而缺乏自我认同很容易敏感自卑，并通过否定与自己不在某一个标准的人来肯定自己；

    其次，边缘弱势群体的因为被边缘，生存的资源会很有局限性，并且会圈在较小的共有的范围里共享，对生存资源的占有与争夺后，更易产生这样一种现象；

    再者，可能还有一个缘由在与一经在边缘群体中，并不是很容易回归主流群体的，在这样一种持续状态中，冲突与参照往往只能局限在彼此等同人群中。

    所以，其实妒人有、笑人无的现象存在于很多类型的边缘群体，而不仅仅局限于艾滋人群，包括MSM人群也是很普遍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艾滋人群的处境不仅仅是简单的权益平等问题，我们面临的是生死问题，生命对于每一个人只有一次；一切问题在生死面前都需要让步的，难道我们还需要这样存在着“狗咬狗”的妒人有、笑人无么？

   这几年，不论你心底里怎么看待艾滋以及艾滋病人，假如来个媒体采访或是身居与艾滋相关职务，你必然会很不痛不痒地追随着时尚说：“我们不能歧视艾滋，我们需要关爱艾滋”。确实，这已然是人们尽管做不到的，却认同的一个观点。

然后，会有很多艾滋携带者叱责这样的话语的虚伪，假惺惺------；再然后就会出现了一个怪现象：

    你会看见某个感染者站出来说：“我是使用血制品感染的！”

    又有人站出来说：“我是手术输血感染的！”

    还有人说：“我们穷，没办法，依靠卖血换取生活，可谁知道那会有毒啊！”

    稍歇，还有人会声泪俱下地告诉你：“她很不幸，她那花心的老公把病毒传染给了她。”

    等等诸多的陈述，举不胜举。甚至还有不讨论感染途径，只是控诉自己感染后被曝光了，承受了怎样巨大的歧视。

    其实，如此种种，简而言之，就是要叙述自己是如何无辜、如何地受屈，甚至说想说明我承受的委屈已经远超出了我曾经自以为的犯错。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言行之中的逻辑：“我很无辜，因为我不该感染艾滋，艾滋让我承受了不该有的歧视，因为我是好人，好人得了艾滋是一种委屈和迫害。只有堕落或道德败坏、行为不检的人才会得艾滋，坏人得了艾滋是罪有应得！”生活是多么有趣啊，这是多么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人人都想法设法地要撇清一个干系，只是想获得自己的开脱或平衡。曾经记得：中国国足每每临近大赛，总会有一两个大腕球星感冒或身体不适的报道；当然，中国国足的成绩与水平是令所有国人不耻的，而这些球星的这样的行径，无非是想告诉公众中国足球很臭，但是，我是因为身体不适，所以我是不臭的；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人之言行就是这样显得低能，自己满以为撇清了身份、位置却又不断地陷入一种悖论中，循环往复，迫害着自己，而自己却没意识到。

    甚至，在有些艾滋会议上，见到有些获得医疗赔款的艾滋感染者，在闲暇间大肆宣扬自己有钱了，现在想要哪个女人，就可以要哪个女人时，我会暗暗怀疑，他究竟是不是手术感染的，毕竟医疗事故的民事诉讼是集体取证的，真有趣！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感谢那些因为非性非毒感染的艾滋病友们，因为是你们的感染途径迎合了这个民族的习惯思维逻辑，因为迎合了换得了艾滋问题浮出了水面；使得艾滋还没有悄无声息地扩散到乙肝那般局面时，被外界与公众知道。但是，河南问题、血艾问题在揭开了近十年之久的今天，假如我们这些艾滋病人、携带者依旧还自以为为是地想在艾滋人群中分出个三六九等，以撇清自己是无辜的，那么，你究竟是在反对艾滋歧视呢？还是在进行艾滋歧视？记得，我曾经很不屑黎家明那篇《最后的宣战》，倒不是我不尊重他，或是要反对这部作品，我之所以不屑，仅仅是这本书的开篇，作者强调了一个问题：自己是无辜的，而这样的无辜是基于第一次“嫖妓”，是因为工作业务关系“嫖妓”。我私自以为诸如此类的导向实在是后患无穷。也记得，我在搜狐博客中被网友指责过生活作风不正，活该感染艾滋，因为我有婚史，既爱着太太还有男性的爱人。我没有删除这些指责，我觉得这恰恰是昭示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不足为奇。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就曾经提出过：窃钩者为偷，窃国者为诸侯。人之高低贵贱恰恰是我们人自己设定，却又自己对其顶礼膜拜奉为公理的。

    其实，我们不妨可以剖析一下感染途径背后的关于是不是冤枉无辜的逻辑：

    一、首先是被以为因血制品或输血感染的艾滋病友，他们确实赢得过公众的愤慨与怜悯，然而细想一下其实冤从何来？根子上是因为遗传了一种需要血制品来治疗的疾病或是因为疾病手术中需要血浆，而病毒是在我们这个国家没有意识到艾滋威胁时，生产血制品以及使用血浆时省略了灭毒程序所致；事实上，人之血液本来就是不洁净的，或许还有更多的病毒在其中，只是今天的科学我们还未发现罢了，冤从何来？唯有二点：1、遗传疾病或手术本身，需要使用血制品，就需要面临病毒风险，就如同坐飞机一样；2、社会、企业、政府对本该重视的传染疾病的不重视。前者是我们本该领受的风险，后者是我们需要倡导进步的代价。那么我们看一下结果，一方面：血艾与手术的问题，地方政府以及国家政府都对该群体进行了补贴与补偿，至于是不是满足了这群体的全部需求，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看到了这个群体拥有话语权，获得了权益空间；类比一下男男性行为感染的，假如你认同同志行为也是非个人意志可以转移的，甚至说绝大多数性取向的形成就是在自己还在婴幼儿时期就形成的，这几乎是类似于遗传，而同性性取向的性途径几乎类似于使用血制品风险，仅仅区别在于，一个使用了血液，一个使用了精液罢了；但是同志感染艾滋，就成了大逆不道、违背天良、恶心加上罪恶，且不说补偿或补贴吧，即便是最起码的正眼也往往获得不到，这其中的矛盾是多么的可笑？

    二、因为出卖血浆、因为夫妻感染的，前者源于贫穷，后者源于夫妻情感上的问题，尽管没有获得赔偿，但是至少获得了舆论的支持、道德评判的支持。因为普遍觉得他们感染是不公平，不公从何来？1、摆脱贫困的途径有很多，不一定要去卖血，卖血的风险得不到重视是因为我们缺乏知识；2、婚姻感染的表面责任在于有外遇的一方，引毒入室，可引毒入室一方未必是制造感情破裂或外遇的一方。前者，说明我们民族的基础教育的巨大缺陷，而后者甚至可以说是经济指标挂帅的物质进步进程中的必然；那我们来类比一下性工作感染群体以及吸毒感染群体，性工作者其实也一种摆脱贫困的途径，和卖血的群体所不同的是一个是卖出血浆，而另一个是卖出了躯体与性快感，人类社会一经产生就有依靠性换取食物的行为，更何况所谓妓女仅仅是职业性地以躯体短暂换取一些低额的金钱，相比那些违背自己良心与爱情嫁入豪门的来说，几乎就是钟点工与合同工的区别而已；性工作者一经感染却为何要在感染者中沦为底层？同样吸毒行为也类似于婚姻，都说爱情与婚姻是场赌博，最初的投入每个人都满以为自己握有的是幸福，只是事态发展不尽如人意；我所接触到的IDU人群，多数在接触之初都是觉得自己是可以戒掉的，只是事态的发展远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艾滋问题，是因为艾滋的歧视与被污名化导致的非人道主义的问题。所以，我们艾滋感染者如果试图想要通过感染途径说明自己是无辜的，其本身就是带有评判原则的视角，要阐述无辜的有严重系数，势必就要强调途径，强调该途径带来的疾病的凶恶；我们因为讨论途径，潜意识强调了艾滋的不道德、堕落，我们讨论带来后果的严重，恰恰将艾滋恐怖化解释，而最终总的结果呢？既没有撇清自己的干系，却进一步为艾滋歧视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在我们还没有能淡化社会艾滋歧视的今天，请我们自己先不要内部划分三六九等，千万不要用一个循环论证的错误：自己被迫接受了一个污名化的疾病的委屈来强化疾病的进一步污名化，并进而凸现出自己污名化下的委屈。有点绕口，对么？但这恰恰是最为简单的，偏就是我们乐此不疲犯下的循环论证的错误。

四、比惨、比苦、比委屈，唯独不比自尊、自强、自立

     歇了两天，因为需要在风雪弥漫的上海，推动几个区疾控部门的春节艾滋慰问行动，感动于静安、浦东、普陀等区的积极响应，感谢区政府大胆说出：“大胆把困难说出来，我们会竭尽所能来一步步改善。”这不正是，我们最希望看见的一个开局么？

    但这样的感动，却仅仅维持了几秒；我看到了两道异曲同工的风景线：一、感谢政府、感谢党的行政辞令；二、诉苦连连，苦过“杨白劳”的叙述。还好，在感染者人群里工作了也有个时间年头了，没有觉得诧异，只是有些苦涩的苦笑。而这样的苦涩在进入艾滋群以来一直都是时时被缠绕着。有的时候，在很多地方、很多省区会听着这样的诉说时，想到周星驰的一部喜剧片《唐伯虎点秋香》，唐寅为进相府与别人比惨的一幕：你死了“旺财”，我死一个“小强”给你看看。我在这说这话，不怕得罪感染者社区，我是想拿出来分析一下。

    之所以称之为怪现象，让我们看看这样一种气候与氛围最终会将我们带向何方？

    有过这样一些经历，某君上台控诉自己感染后的不公平的被待遇；某君上台诉说自己如何面对自己膝下双儿、高堂白发的凄惨诸如此类举不胜举，有时，真的很想说，你不苦，至少我没觉得自己苦，为何？因为你还有这样的舞台让你去诉说，有机会让你在宾馆休息完以后上台演说，回头看看村头的坟茔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回头看看躺在病床上，四肢失调、双目失明的孩子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所有在会议上见到过我周易的，无论是病友或是资源方、政府官员，你们应该记得我从没说过自己一个“苦”字，不是我富有，恰恰是作为一个团队、社群的你，走到台前，你是这个社群的代言人，不是你自己个人的诉苦、求突围的机会。要比苦，呵呵，早年有句话“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但是，这能怪我们感染者么？我想绝对不能！因为，诉说的感染者代表，他们自己确实是遭受了这样的歧视与灾难，即便再煽情些也不为过，关键是听众，是被诉求方。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很多机构听到“伤心史”，然后，才肯摸口袋。因为，他们觉得了内疚、亏欠、觉得了不公平。是啊，对于这样的“创伤”，我们需要援助与关怀，问题是七十万受感之众，那些发不出声音、写不出文章，自尊好强正在咬着牙与命运和病魔抗争的人们，他们就该被冷落的么？1980年你在路边看见一位乞丐你会投下一角钱，2008年的今天，你看见再多的乞丐，你也不会扔下一角钱，尽管人民币比值早已发生变化，为何？因为你不信了。

     曾几何时，中国艾滋感染者是不敢发出声音的，有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感染者，为了自救，他们冲出来了，对于这些先驱，我们整个感染者群体是应该尊重与感谢他们的，他们今天的获得是他们曾经的无畏与牺牲；但是时间划过了五年、六年甚至更长，如果今天艾滋感染者社区的工作还是停留在谁苦、谁惨、谁委屈才可以获得帮助，那么，我们似乎就要组建一个“苦惨委屈”考评委员会了。古语说得好：大哀默默、小哀喋喋，最惊人的不是控诉，是一双双无语绝望的木纳眼神，我做病友心理支持这么久，我敢说在我面前凡是喋喋不休地诉说委屈的，没有一个有真的自杀倾向的；只有一个孩子，对我笑笑，轻说句没事的，然后跌跌撞撞出门的，差点被出租车撞死。

    如今各地冒出“动迁钉子户”，这个社会，拥有资源、权力与能量的群体们，你们究竟在导向着怎样的一个世风？哑巴孩子就该没奶喝么？就该被饿死么？艾滋感染者为何只能选择“苦情戏”？

    艾滋病不相信眼泪，不是说艾滋是个战场么？战士们来得及哭么？来得及比伤势谁重么？艾滋病只相信团结，不仅仅是艾滋感染者们的团结，更重要的是艾滋感染者怎样和多部门团结。而凄惨换来的仅仅是同情与怜悯，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地球上，每一个人，无论是艾滋病人还是其他疾病病人，为何不首先做一个有用的人，为更多人所用的人。我们不难看出，今天艾滋群体的这样一个趋势，早晚有一天会出现一个“艾滋芙蓉姐姐”似的人物，我们感染者自己陶醉在这样“秀”的氛围里，并且也在刺激着这样的概念在社区内进一步推广。也许，我们将会看见PK的一幕，就如同周星驰在相府卖身葬父遭遇一个卖身葬全家的更高手。今天，我们发现有些感染者代表，不论是讨论治疗策略或是讨论NGO发展的会议，而他的发言不分主题，千篇一律地痛哭疾病史的行动该停一停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是思考，是策略。欧美感染者NGO之所以行动且发挥着很大作用，既有体制与社会公民基础的作用，而更多是他们真的站起来做主了，告诉社会艾滋工作，艾滋病人首先是专家，而这样的专家不是自封的，是带着思考与策略建议的，今天我们一味诉苦，就是把自己客座了，就是蹲在了艾滋的马路边等候仅仅是那一声落入搪瓷瓢里的硬币声了。一个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一个没有信念与脊梁的群体是不可能做好反歧视与倡导的，就连服务也提供不了，因为这样的氛围的基调只有一句潜台词：我要，我还要！

     我们要倡导一个氛围与导向，让更多的感染者自尊、自主、自立起来！

     人生纵然活过百年，也如白驹过隙，转眼即逝的。艾滋可以打垮你的躯体，却不要因此丧失做人的底线。让中国更多的有思考的、自强的感染者站出来吧！我们不演出“苦情戏”勇于面对惨淡人生的人，才可能服务于更多危难中的同胞手足。

    “公民社会”，中国老百姓一定很少去考虑的一个名词，

    新年临近，就像我母亲最关心的是风雪中的菜价涨了多少？为何肉价还高居十六元一斤，即便革命多年的老党员，她无暇思考。但进入艾滋圈里的一部分艾滋携带者开始知道了这个名词，为何会了解？因为我们发牢骚了，我们抗争了；但同时，我们心底没有底，不知道这算不算错，算不算犯上作乱，于是，就有了学者、律师以及国际人士告诉我们，我们是有这样的权力的，然后，我们发现公民社会这个词，在艾滋领域开始被不断使用。

    但是，今天我们冠以“公民社会”之后，其实我们依旧没有闹明白啥是公民，在这不要使用名词解释，只是想说一个概念，当你的心理还是跪着的时候，你不是公民，你和几百年前的臣民，没有区别；而臣民的积怨太深的结果只能是造反，随后推翻一个皇帝然后自己俨然又是一个皇帝，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没有看到公民。

    看看今天的艾滋携带者群体，我们常使用两个成语，我们指责许多政府机构，在艾滋工作上是“欺上瞒下”；然后，我们又高举倡导的旗帜要求“上通下达”。可是，走过我这个博客的多少艾滋感染者，试问你目前获得了多少下达？走过我博客的艾滋工作者、志愿者们试问你们又行使着有多少代表性的上通？

    探究其原因，在我们感染者群体可以从两个方向看，一则，关于更多的信息以及内幕或者说资源，可以触及的极小部分的感染者是对那些更广泛的感染者是屏蔽的，这些信息似乎如同公司的业务关系，似乎是极少部分艾滋感染者赖以生存的技能，国内不乏有走近高层、走出国门的来自基层甚至农村的艾滋感染者代表，那么他们看到的、学到的有没有带给他身边更多的感染者呢？恐怕要打个问号。我亲历过这样一件事，我受某小组一位组织者的委托，希望能给他的一个助手聊聊我对艾滋民间工作的理念和想法，我和那位助手聊过之后，他们俩回家交谈后，助手得到他的组织者的一句评语是：“怎么？学了几小时，觉得自己翅膀硬了？”我听说以后，就此闭嘴，免得给别人小组添乱，毕竟刚起步的组织和我们一样都很不容易。另一则，我们基层无数的感染者们呢？同样是不断地放弃着自己的权力并生存在困苦之中。在医院被宰得痛心彻腹的，在危难中，被边缘得无路可走的，一旦真的面对政府官员、面对医生专家时，顺口溜似的开场白“感谢政府感谢党，感谢医生救死扶伤”。不是你的话说得不对，确切地说，这样已然是一种臣民的习惯了，和几百年前的三呼万岁没啥本质区别，因为这样的赞美词不是发自肺腑的，或者是侥幸觉得不能得罪强势，甚至妄想讨好强势的一种欺骗罢了，我觉得你既欺骗了政府、欺骗了党最关键的是你欺骗了自己。

    所谓欺上瞒下的出现，有很多不是谁在可以做出来的，事实上，我们广大民众就是始作俑者，都是老好人，都是良民，让别人得罪人去吧，我跟着。这样一个氛围，没有欺上瞒下，能做到上通下达才怪！这样的心态就是臣民社会、就是市井社会，不是我们自以为的公民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公民社会”仅仅是我们很多艾滋报告上的一个使用名词，没多大实质意义。

    很多时候，我会更关注一个民众基础，我一向觉得再美好的愿望与完美的项目，如果脱离了这样一个民众基础，都仅仅是客观上秀了一把而已。

    我曾经在有些非政府民间组织的办公室看见过一些感谢的锦旗，其实，我会觉得很纳闷。假如我们的患者或艾滋病人给医生、给有关部门送，或许还可以理解；可是我们感染者的组织，就是我们自己当家作主的地方，我们自己就是其中一员，我干吗自己给自己送锦旗啊。我知道，这些愿望与初衷都是美好与善良的，可是，仔细推敲一下，不免自己也觉得好笑。我们社会上与至交交往，常有句暖人心的话：“自家兄弟，大恩不言谢了”，我可不可以认为，言谢的其实还只能说明彼此是见外的。今天在我们倡导权益，推进民主，启发大家发出声音，行使自己作为公民的话语权时，请我们大家先站起来，不要跪着；只有乞讨者才会跪着，只有封建臣民才是跪着的。

    我的这些话，很多当官执权的肯定不喜欢看，殊不知，站在更长远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话，其实这是一番金玉良言。我们说现实存在的矛盾与困难，我们需要彼此知情才可以在协商中解决，而知情的前提就是能平等地沟通，在各部类、各群体间信息对称。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别以为这些矛盾会自行消化，等积累到一定程度之时，岂不是东边着火救东边，西边着火救西边的捉襟见肘么？我喜欢目前我们中央的一个根本上的治国基调，和谐社会。我想官民都要理解，和谐社会需要我们都站直了说话。几年前，我记得上海开过一个听证会议，是外来个体商贩路边设摊的听证会，我有一个朋友有幸参加这个会议，据说这样一个听证会议最后演变成一个教育训导会议，那些小摊贩主，哪有说话的机会，在政府官员面前战战兢兢，然后就是被教育了一通散会了。究竟是我们政府部门的强势作用，还是我们民间群体的自我放弃呢？抑或中国人就是善于如鲁迅在《药》里面所描写的，惯于麻木地看着杀头的那一群人？讨论边缘人群问题，讨论公民社会问题，请看百年以来鲁迅的那篇《药》是否已然过时就可以知道了。

二、投靠，一种艾滋生存的主流意识

    曾几何时，大多数艾滋病人都是无门可投、无处可诉、无人问津的。我看过天涯博客黎家明最初那千字文的开篇，我听过孟林说起过的关于他遭遇的“滚蛋的饺子”，我也在电视上看到了关于朱力亚被学校驱逐出来的日记，所有那些没有被忘记的故事里，有多少眼泪与绝望，这些早期的出了名的病人们是坚强的，有的出了书出了名获得了社会对整个艾滋的重视；有的建立起了更广泛的社区的联络，开始了非政府组织成长的道路；也有的终于获得了职业、改善了生存环境；然而，当这一切在媒体、在艾滋社群宣传开时，来自这个群体的第一心理反应，不是看见别人承受过多少？恰恰是看见了别人获得了多少？承接上文所述，因为看见别人的获得，于是就激发了一种获取的欲望，在有些局部地带，甚至燃烧成了一种比常人更强烈的欲望之火。

    有幸参加了玛丽斯特普组织一个相当出色的艾滋项目，名字叫“积极对话”。它的主旨是培养艾滋感染者作为演讲者、培训师、倡导者的一个项目，因为对于艾滋病人来说，你不仅拥有话语权，更为重要的是怎样使用好话语权。我和朱力亚以及很多小弟弟、小妹妹们都在这样一个学习班里。第一次相聚，有很多小弟来问我，哪个是朱力亚，然后为自己能见到一位国内的艾滋名人而很兴奋。我记得当时我告诉他们，我和小朱很熟，其实她就是一个很一般的女孩子，大家不要这样看她或许会更好一些。果然，在第一期项目结束前夕，有些年轻的病友开始觉得些许失望了，其实，我觉得这样一个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对小朱是相当的不公平，幸好小朱是比同年龄人成熟很多的女子，已经很习惯于这样的交往。甚至，有一位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病友对我说：“只不过如此么，我还以为认识她可以获得些资源与信息呢。”我告诉他，人人拥有资源与信息，但不是人人能够看清资源与信息的。

这个孩子的话语其实很朴实，朴实中却导出了我们这个艾滋圈里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投靠，一种危难中或者说获取中的投靠心态。

    “投靠”会令我想到另外两个名词“投降”与“投机”，就像春晚宋丹丹经典台词那样：“盲流，离流氓不远了”。投靠，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那么的令人担忧的。在今天众多的艾滋草根里，我们往往听到最多的是：跟着谁，我们才会有资源，所谓资源，多半指的是钱；甚至在一些基层、农村里的草根，往往不明白这些资金的最初出资方是谁，他们只关心是谁作为协调员或办事处的那个人，那就是自己的老板！至于今天，在艾滋平台上，究竟社区面临的需求有多少？基层的状况有多危机？似乎已经不需要去讨论了，关键是怎样和中介人搞好关系，获得垂青才是硬道理。甚至，由于草根基层的能力局限，项目书往往流于形式，堆上一系列惨痛的背景诉说，然后套用一些艾滋名词，一个项目内容可以反复做不断做，问题就是没有办法来评估做了项目以后的改变与改善。就这样的艾滋项目做他妈个屁啊！流到民间做与留给官办做又有啥区别？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基线的评估的成本或许比项目本身的运营更为巨大与难以落实。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我曾和一位病友交流过这样一段话，甚至这段话还是当着数十名网友的面在一个QQ群里进行的：原意大约是这样，这孩子感染了艾滋，漂泊异乡，生活工作均没有着落；于是他找过我们以及其他很多组织，可能是因为他是gay并且也了解到很多做艾滋工作的人也是gay，于是他将自己的照片发放过好几个人，可是他获得的咨询与关心不像他期望的这么大，他就抱怨了。我记得他说过“不怨人，只怨我自己长得太丑。”其实，看见他的这个结论，我很遗憾更担忧。遗憾的是获得艾滋援助不是依靠自己的某些资本去交换一种资源的，那样的委身或投靠可能有啥结果呢？为何只想着投靠他人，而自己不能自尊点，才确诊不是到了不能自食其力的地步啊！担忧的是，为何在今天的艾滋工作圈里，这些孩子会萌生出这样的念头，究竟是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带来的启发还是我们今天艾滋工作在民间本身已经从主流社会遗传了些许致命的软肋了呢？

    06年有一位浙江病友对我说过，周易，你做不成啥事的，你没钱做个屁啊。这年头第一是钱，第二还是钱，你要我做事，首先先和我谈个价钱。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在我的理解里，做艾滋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义务，一种因为共同生存难题前大家无条件的共识，继而去共奋斗，这里面不是聘请，更不是请客吃饭或是福利分红。后来，我渐渐明白了，在武汉会议上我获得的一本中国艾滋民间组织名册里，所介绍的全国各组织年运转资金里，我明白了一些。并且，诸如我浙江的这位病友的想法开始可以接受并理解了。不是么？我也是病人，我投靠你，你要给我回报，你不给我，就休想利用我去弄钱。也许我说得很残酷，可我愿意这样撕开来说。或许，最团结的艾滋病人恰恰是真正没有被资源被关怀照耀到的那最边缘的角落里的一些。有更多时候，我们看见艾滋资源到了哪，艾滋群体的分裂也就蔓延到哪。

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是这个机构，在杭州拉开一个会议，明天是那个组织在北京推出一个机制；奔来走去的艾滋病人们的脸彼此不会太陌生，更多的艾滋病人是无缘介入与参加的；而参加的病人们往往会呈现这样些姿态：1、无所谓，就权当了解信息，旅游一趟；2、因为那一头不给我，所以我要来拥护这一头，或许能获得点啥；3、反正我们都是小喽啰，不能遗漏了我那一份，不然，我让你这个大哥做不成。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即便大哥下面的小弟们，多半也是会来事好折腾的会更被器重些，那些勤恳做事的务实无语的或许仅仅是凑个数而已。甚至久而久之，听过不少圈里资历深的“会虫”说过：“你还真以为项目书写得好就可以获得项目？你真以为你们困难就可以获得项目？关键是人，是你人情到位了没有？你的存在对于他们有没有利用价值而已。”------呜呼哀哉！

    就其草根间如此，即便艾滋病人个体难道不是？在QQ群里，论坛上最受追捧与亲睐的病友首先是有钱的病友，即便你现在没有钱，你可以装阔获得很多“粉丝”，那你是聪明人；如果你有钱，掏出来用在病友身上，等你山穷水尽时，一些个当日的病友就仅仅是路过你的病人而已，你就是大笨B。哪一个女性艾滋感染者在找丈夫时，不要先考虑那个男性感染者是不是有钱？哪一个阳性gay在感染者圈子里找人，不要考虑下对方是不是可以让自己依靠？

    投靠或许有它最基础的合理性，我没有来批评投靠，因为我们首先要满足赖以生存的最基础的条件，但是，一味投靠或者自以为聪明的“找路子”、“搞关系”的话，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边缘群体而言，你就不要抱怨被继续边缘与歧视，就更不要妒忌已经获得资源的那些前辈，因为你认为的不合理，恰恰也是你一手缔造出来的。

    没有信念的群体是腐朽垂死的群体，我们需要更多独立思考、行使话语权的艾滋病人，我们需要有群体信念，并敢于付出牺牲的艾滋病人。还是那句话，早死几年晚死几年并没有太多区别，未必你拥有信念与原则之后，CD4就会直线下降。不要见到政府官员就“感谢政府感谢党”，见到国际组织或项目官员就眼泪纵横、满腔怨愤，更不要见到几位艾滋前辈就一口一个大佬，那剩下的你是什么？即便我们有些人再八面玲珑，我们假如不能依靠自我、自己，仅仅是投靠、投机，那最多落得一个依旧被鄙视的所谓聪明的艾滋病人，甚至更糟，因为钱是用得完的，可是钱不会永远可以施舍或投机得来的。

                                           孟  林    ）

随后“王文”的邮件回复：各位同仁：孟林先生对防艾形式的认识和判断是非常正确的。“防治艾滋病不是跳大绳唱大戏”但他以此为据，对其他的组织进行含沙射影的指责，却极为不当，这样不利于NGO组织的团结，难免“亲者痛”“仇者快”。杨白老过年还要给喜儿买二尺红头绳呢？我们生活在艾滋病的阴影下，过个节，相互问候一下有何不可！！！我们一定要高高兴兴地活。在老孟的邮件之后，事实上我是立刻作了回复的。曾经有很多艾滋NGO的同仁们指责我是孟林派系的，甚至也被更为难听的邮件攻击过；但是，我一直以为在中国，在中国的感染者社区，孟林始终是个敢言的前辈，他对艾滋病人的那种切身的体会以及多年来目睹的一切，使之成为一名当然发言人。

是啊，在中国应该有一个做艾滋NGO的派系的，那就是携带着HIV病毒的派系，就是那些艾滋病人们。不是躺在艾滋病毒的包围中的人怎能体会，免疫持续下降的那种胆颤，怎么能体会病毒悬在头顶的那一种心惊？

   “高高兴兴过大年”我们都想，是个人都会需要；但是，我们真的能做到高高兴兴么？高高兴兴绝不是自欺欺人，是的，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HIV携带者还能够“扯上二尺红头绳”勉强过一个新年，因为他们许多人还处于疾病的潜伏期，看上去与常人无异。于是乎，我们就可以兴高采烈地扯上所谓“二尺红头绳”过起大年了么？这些头戴“二尺红头绳”的病友们可曾看见住在医院病房里，那些老人用一生的存折支付着几十万金额的机会性感染治疗费用来救儿女的父母？有没有看见村头坟茔即便是新年里也一天天地在增加着数量？有没有想到过有多少已经耐药而自己浑然不知，依旧以为那些核苷类、非核苷类片剂可以救命的耐药病友？有没有想到走在过年的大街上，那些没有携带病毒的人们依旧将我们视为“道德沦丧，生活作风不好”的眼神？还有和家人目睹着春节晚会，心底却满怀内疚的病人的心？

什么叫含沙射影？应该说是含辛茹苦！没有对现状真实而且责任的估计，那么所谓“高高兴兴”活着，与“饮鸩止渴”又有何分别？假若明年除夕，躺在病床上的是你，又怎能高高兴兴所谓“活”。我们渴望也在促进着感染者以及因艾滋而崛起的NGO的团结，但这样的团结，绝对不是表面上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所谓“一团和气”，假如所谓“团结”达到了和谐的表象，而艾滋依旧猖獗，病人依旧获得不了治疗，试问我们理解了和谐的精神本质了么？到那天，不仅仅是“生命痛”“病毒快”；更是民族之痛。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责任高于一切，要知道只有信念支撑的躯体才是值得尊重的！



     要知道，身携HIV病毒的你和我，没有退路！今天的侥幸、得过且过，只能换来你明天叫天天不灵，求地地不应的黄泉之路，生命高于一切，确切说在这样一个艾滋命题面前，我们早已经没有过年的概念了！过年那是有钱人的排场，我们有的是疾病；很沮丧是么？不是，这是现状，当我们看见“四免一关怀”的内容时，有没有人对享受免费抗病毒治疗需要界定贫困人口概念而质疑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因为生了慢性病而富裕的！因病而贫这在我们这个国度乃至这个世界都是一条公理。去问问全国有多少确诊自己艾滋的病友会告诉你，过年他很高兴？艾滋没有节日，有的只有纪念日！我们享有的仅仅是12月1日的那些所谓的关注与声援；我们享有的只是5月20日的那几点星星点点的烛光。我们艾滋病人最怕过年！因为病毒在身，我们可以瞒住爹妈、兄妹！可是我们骗不了自己，在除夕之夜，当别人觥筹交错之时，我们依旧要准点准时吞服那不能被亲人知道的“抗病毒”药片。当除夕满桌年夜饭上席时，我们提筷涌上的是奈维拉平、去羟基干伤了肝以后的恶心想吐；当新年钟声敲响时，我们躺在了施多宁（依非伟伦）的恍惚头晕里；当大年初一，人们换上新装走亲访友时，我们对着镜子看见的是因为司他夫定带来的脂肪转移后，头骨清晰的脸庞。

    作为一名艾滋病人的我们，还有啥兴趣去含沙射影，有这必要么？正视这样一个高高兴兴的过大年吧，我们在凭啥戴上这“二尺红头绳”而所谓高高兴兴？我们希望这些彼此道贺的NGO将新年道贺改为去身边的病房拜访与艾滋病毒抗争的病友们，哪怕你将贺卡换成一只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