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从英国引进的英语教学节目，一直在学“口号英语”和“语法英语”的中国人，受到刻骨铭心的震撼。在它形成的英语学习大潮中，一所高校的名字，被国人广泛记住，这就是北外。

　【主持人许戈辉：在“文革”10年当中，好多人没能好好上学，所以“文革”一结束，中国人对教育的呼声非常高。于是教育部找到央视，想合作开办电教节目，刚好央视电教部的编导徐雄雄，去英国广播公司考察，发现英国人在摄制英语教学节目《Follow Me》！那种生动的故事情节，那种情景式的对白方式，让徐雄雄觉得，哎呀，这种英语教学简直太生动了，一定要把它引进到中国来。

　　徐雄雄是北外英语学院的本科校友，1978年调入央视电教部，参与录制《英语讲座》节目。两位教师，再来一块写字板，这是当年电教节目的惟一模式。

　　徐雄雄想改变现状，他找到北外英语学院的老同学胡文仲副教授，请他和英国广播公司英语教学节目部的花克琳一道，主持《跟我学》前30集。

　　那些日子，片头曲一结束，《跟我学》主角马修，总是一回头，像是说“大家跟我来”。对于国门初开的中国人，除了快乐学英语，他们还特想知道，外国人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样的房子。

　【央视电教部主任徐雄雄：这个片子呢从头到尾，也不知道播了多少遍，反正在5年里头没有断过，这个频道播，那个频道播，后来因为反应很好呢，反正哪里有时间，哪里就送进去播出，所以也没有一个记录，我也不知道反复播了多少遍。

　《跟我学》后30集的中国主持，是54届北外校友袁士槟老师，那个时候，花克琳、胡文仲、袁士槟，是家喻户晓的明星。

　　英语是北外的骄傲，一面旗帜，很多人知道北外，了解北外，是从大众学英语开始的，不过，北外英语学院创建，是1944年，而北外源头，是1941年，俄语教学才是北外的母亲。

　　上个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强调，“为了学习苏联，我们就要培养大量懂俄语的专门军事人才”。1941年，中央军委决定，在抗大三分校，组建“俄文队”，地点在延安东关黑龙沟的一排窑洞，这便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源头，史称“窑洞北外”。

　【主持人许戈辉：俄文队的师生们，住在在悬崖下开凿的窑洞里，借着微弱的蜡光学习俄语，这就是日后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开端。不久后，抗大三分校补充近百名学员，组建了“俄文二队”。与此同时，苏德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剧变，中央军委在延安安塞设立的航空工程学校，因为没办法再派学员去苏联，并入抗大三分校，组成了“俄文三队”，学习工程英语。1941年9月，3个俄文队合并，组建“俄文大队”，北京外国语大学把这个日子，视为校庆日，到今年，刚好70年。

　　后来的两年中，北外源头频繁变换流向，先是迁到延安清凉山，归属朱德和叶剑英的延安军事学院，而后，搬回最初的黑龙沟，组建“俄文学校”，归属中央军委编译局，学习军事俄语。随后，俄文学校再次迁到清凉山北麓，在荒凉宁静的汀泉砭落脚，在自己打造的窑洞里读书。

　【北外英语学院伊莎白教授:我们的直接领导是叶剑英，他直接管军校，所以，当国民党发现军校了之后，会派飞机来炸，但是又不太清楚我们到底在哪儿。叶剑英就让我们挖了好多战壕，可以用来躲避。叶剑英还担心不安全，就让我们白天分散在田野中，晚上再上课。

　　1944年春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国共缓和矛盾，一致对日，决定派观察组进延安考察，以确定向第18集团军提供军援。为此，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亲临俄文学校，做3小时内外局势报告，他说：“你们这个学校光俄文不够了，应该有英文，学校也不能再叫俄文学校，应该改名。”

　　不久后，俄文学校更名“延安外国语学校”，离后来的北外更近一步，但仍属中央军委编译局管辖。周总理说，北外学生为“不穿军装”的军人。

　　1949年年初，北外随军北上，一对儿外国教师，行进在队伍中，他们要从河北南部，一路走进北京，这便是北外元老伊沙白和柯鲁克。

　【北外英语学院伊莎白教授:我比学校到北京要早，因为我已经怀孕了，所以他们送我上了一个军用卡车，其他老师学生要走到北京，所以我比他们快。

　　柯鲁克和其他师生抵达北京的时候，北京已和平易手，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北外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主持人许戈辉：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建立，这其间的几年时间，延安外语学校又经历了好几次复杂的拆合，而且穿越山西和河北，辗转进京，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校”。它不再是解放军的一部分，确定由外交部管辖。1950年，北外从东交民巷御河桥，迁往西苑袁世凯练兵营，这是北外迁往永久校址之前的最后一个落脚点。

　　四栋青灰色的二层砖瓦房房，破旧不堪，没有课桌，也没有椅子，大家在院子里面上课。办公室、教室、教师和学生的宿舍，混杂在一起。

　【北外成人教育学院首任院长陈琳教授：我作为一个老师，住在那个房间，隔壁就是学生的宿舍，大家在一块，不感觉到说是你是老师我是学生，大家是一种朋友一种革命的同志，这样一种关系。

　　当年的学员，怀有火热的憧憬和希望。那时，各条战线都急需人才，外语人工作人员更是极度短缺，这就要求学生在最短的时间里，迅速掌握所学语言，学生几乎没有人能满期毕业。

　【北外英语学院张中载教授：我们这个学校等于是个干部学校，半军事化的，需要了你就走，哪怕你英文还没有学成呢，但你工作先走，那么这样就使留下的学生有一种紧迫感，赶快要学好，国家急需人才，这是跟其他大学4年制毕业不一样的地方。

　　这些没有毕业的学生，被用人单位要走了，边干边学，后来都成了新中国的建设骨干。

　　1954年暑假，北外最终定居西三环路东侧，焕然一新。这里原来是一片农田，远离市区，当时还根本没有三环路。9月，学校改名“北京外国语学院”，不久，它由外交部管制，变成高教部领导，本科定为四年制，采用苏联考试制度。

　【北外英语学院张中载教授：当时我们有5个外教，还是比较得天独厚的，然后又有一批从国外回来的，像王佐良、许国璋这一批，所以师资力量还是很强的。

　　1959年秋天，北外创办附属中学，4年后，扩大为“附属外国语学校”。光阴似箭，白驹过隙。1979年，北外组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简称“外研社”。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出版社，也是最大的外语出版机构。

　【主持人许戈辉：我们来删繁就简，看一看北外的历史沿革，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军委俄文学校、1946年的延安外国语学校，杨尚昆是它的校长，1948年，改为“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1949年改叫“外国语学校”、然后是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师哲是校长，最后是北外，校址呢，从延安黑龙沟，到汀泉砭，再从陕西延安，到河北张家口，从河北束鹿，到正定，从北京东郊民巷御河桥，到西苑，从南宽街，最后定居西三环路东西两侧，终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北外，这一路走来，真的是好辛苦！

　　而今，在北京西三环路，沿着鳞次栉比的高楼，走到魏公村西口，西三环主路东西两边的两座深院，便是著名的北外。

　　他们是新华社驻贝尔格莱德分社记者邵云环，北外75届毕业生，光明日报社记者许杏虎夫妇，许杏虎是90届北外毕业生。在现场，19位北外毕业生，目睹了这场惨剧。

　【博联社马晓霖研究员：我在加沙的时候，当时呢，听到了南斯拉夫使馆被炸，那么当时就是，在使馆做临时代办的常毅参赞和他夫人，跟邵云环夫妇他们是同学，他们非常担心邵云环的安全。

　　马晓霖是新华社驻巴勒斯坦记者，也是北外校友，他给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打了一整天电话，就是打不通，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写出通讯《一篇发不出去的电报》，这是悼念邵云环的第1篇文章。

　【主持人许戈辉：邵云环和许杏虎，在北外学的是塞尔维亚语，两人同时奔赴南斯拉夫，担任常驻记者。在40多天的战火中，许杏虎夜以继日，采访和报道，发回37幅新闻图片、90多篇报道、分析、战地日记。邵云环也一样，在炮火中，及时迅速发回最新消息。为了纪念他们，北外在英语楼南侧的小花园，种下纪念树，让学子们凭吊。

　　邵云环牺牲后，她的儿子曹磊，进入北外，和母亲当年同一个专业，他又坐进了母亲当年学习过的课堂。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1950年，在朝鲜战争中，10万知识青年参军，外交部想为前线培养谈判和谈判翻译人员，便跟中央军委商量，要出将近500人，送北外学习。当年，北外的口号是，“学好外语，和帝国主义作斗争”。3年后，20多名英语系学生奔赴朝鲜，参加板门店停战谈判，张载梁是其中的一员。

　【北外英语学院原副院长张载梁教授：我们从丹东啊，过了鸭绿江，因为在我们自己国内，还是一片和平景象，正好也是建设时期，一过了江以后发现，一片瓦砾，当时火车已经有了，我们坐火车去，火车停下之后到了一个站，那个站就是瓦砾，什么也没有，就是因为那时候美国人的轰炸，它的空军也厉害，轰炸得什么都没有，这个给我们去的几乎每个人，思想触动都非常大。

　　这批赴朝做翻译的20几个学员，日后，一半儿去了外交部，后来做了驻外大使。

　【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原大使龚猎夫：分配到哪儿就到哪儿，安心工作，那么，比如说我，我希望，毕业以后，继续研究俄罗斯文学，但是那个时候填几个志愿，我记得都是，第一志愿服从分配！

　　早期北外，是半军事管理，它的严明的纪律性和秩序感，直到60年代中，才第1次遭到破坏。

　【主持人许戈辉：1966年秋天，北外的教工和学生，先后成立了好几个造反组织，批斗学校的各级官员，迫害老革命和老知识分子，一些大学者甚至被迫害致死。他们还冲出校园，抨击批判外交部高层，用大字报和传单形式，率先反对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严重扰乱了政府外交。

　　1967年8月22号夜晚，北外红卫兵齐聚英国代办处门前，举行示威，随后，冲进代办处，放火，打砸抢，震惊世界。周恩来不得不急电上海，求助毛泽东，才平息了这次骚乱。

　　1970年4月，北外师生迁往湖北沙洋“五七干校” ，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北外原副校长胡文仲教授：我下去之前的时候，我当时在一个旧货商行，买了一个打字机。当时有的同事就问我，你买这玩意干什么？这东西有什么用啊？你到现在还买这个打字机！当时我没有打字机，我们那个时候只有老的教师，有打字机，我也没这个钱，当时打字机很贵，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中，打字机很便宜，所以我看了以后，我就买了一台，所以我当时，大概在思想上，还认为英语恐怕还是有用，恐怕还是会有用的。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许国璋教授变成了搬运工，每次去汉口背砖，总是胸前两块，背后两块，每次要走5公里。那个时候，王佐良教授也不能读英文书了，连英文小说也不许看，只好读读英文百科全书。

　【北外原副校长胡文仲教授：他在不能够读任何其他英文的情况底下，他坚持读这个，那么在他心里边，就是相信，英语总有一天，还是会有用。

　　果不其然，只2个月过去，周总理派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浦寿昌来沙洋，调查外语教改问题，实际上，这是为北外恢复教学和招生做准备。1月后，北外奉迁回京，国务院决定，北外69届和70届毕业生，暂不分配，留校进修。

　【北外原副校长胡文仲教授：周总理就是强调，要天天练，以前都是天天读都是毛主席著作，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说天天练英文，这个当时谁敢这么讲，是不是，所以，在当时的情况底下，实际上，周总理，就把这个大的方向方面，扳过来。

　【主持人许戈辉：周恩来提议，让廖承志做北外校长，赋予北外任意招生的权力，保证北外能招到最合适的好学生，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他们的子女如果在北外，必须进行保护。1973年春节一过，廖承志走马上任，立即召开临时领导小组会议，听教改组汇报工作。为了尽快恢复教学秩序，把“文革”造成的损失减到最低程度，廖承志采取了一系列断然措施。

　　廖承志决定，恢复各系建制，增设1年预科，补习文化知识，开设第二外语，加强教材建设，同时他还提出，要允许学生“听外语广播、阅读外报外刊、甚至《圣经》也不妨看看，不要怕，要不然外国人在谈话中，引用了那上面的典故，我们翻不出来怎么办”？

　【中共阿拉伯语系党总支书记何英琴：记得廖承志每次出访回国，第1件事是回到北外，给学生们讲，老师学生们在大礼堂，当时那个大礼堂是条件很破的，坐不下了，学生就拿个马扎儿，坐那儿听廖承志，那时候我们叫“廖校长”，给我们讲他出访日本的一些情况，还送给我们礼物，就是他出访到日本，日本政府送他的礼物，几乎都送给北外了。

　　那是个革命年代，北外教师除了恢复教学秩序，还得支援世界革命。为了秘密培训亚非拉坦克兵，培训坦克技术，陈琳教授必须去解放军装甲兵部队，做3年翻译，他的信念是，“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北外成人教育学院首任院长陈琳教授：这个事呢，当时还是最高机密，国家机密，“文化大革命”当中，帮助“第三世界”的国家，他们到这里来，学习怎么样开坦克什么的，你要当翻译，你就跟他们在一块儿，我会开坦克……

　　陈琳穿了3年军装，直到“文革”结束，亚非拉军事学员撤离中国。

　【主持人许戈辉：1973年的时候，被诬陷是特务的柯鲁克教授，离开关押了他4年的北京秦城监狱，有人问他，是离开中国，还是留在北外，柯鲁克教授说，中国太缺老师了，走了对不起中国。其实早在“文革”前，柯鲁克就曾经主动要求降低工资，降低到和中国教师一样的水准，这，就是一位北外教授的胸怀。

　　1973年柯鲁克出狱时，已经63岁，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立即投身新的工作。

　【北京京西学校创始人柯马凯：那个时候已经要，中美关系呀，各方面儿，等于说是又一个，展现了一个新的局势，又是一个外交上急需要做大量工作的，你要说尼克松访华什么这些，所以说，为了中国，还有恢复联合国的地位，这都，等于说是这儿有大量的有意义的工作要做，那我父母是愿意做的。

　　北外曾是延安抗大的一部分，所以抗大校歌就是北外校歌，不过，抗大校歌对北外这部分人马，并不完全适合。迁入北京之后，北外飘荡着另外一首歌，很是壮怀激烈。

　【北外成人教育学院首任院长陈琳教授：“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这么一个校歌，“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我们有马列主义的武器，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勇敢地走上岗位，永远为人民服务……

　　这首歌，50年代的时候，北外还在唱，终于唱成了北外校歌。

　　中国驻利比亚大使王旺生，是76届北外毕业生。在希腊克里特岛，指挥接收和继续撤离的中国驻希腊大使罗林泉，也是北外校友。

　　实际上，那些在外交战线上工作的北外学子，每一天，都有可能面临，难以预测的突然状况。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姚培生：我每天没有感觉到今天很轻松的，我总怕有什么事情，因为有些事情是难以预测的，国家、政局的变化，比如我在乌克兰，碰到了橙色革命，我原来没想到，会几天时间，几十万人上街，这个就需要应对了。

　　1964年，姚培生考入北外俄语学院，本科毕业后，在北外继续读研究生。那时候正值“文革”，北外教学秩序遭到破坏，直接危及外交事业，周恩来心急如焚。1970年冬天，周恩来先后4次，接见北外校官，就办学方针、培养目标、学制、教材编写、教学方法等等问题，做出具体指示。在周恩来看来，像“举起手来，交枪不杀”，或是 “毛主席万岁”这样的政治口号，在英语课本里，没有实际意义。

　【北外原副校长胡文仲教授：湖北，当时有一套教材，英语教材，他拿来看，全都是口号，第一课，“毛主席万岁”，完了以后，又是“万岁”什么什么，都是这种，一课一课都是口号，周总理当时就说，这个教材怎么能用呢，这怎么能学好英语呢。这个给我印象很深。当时谁敢说这个话呀？只有周总理敢说这个话！

　【主持人许戈辉：早在1960年的时候，外交部和教育部曾经议定，教育部主管北外，只是在培养外事翻译方面，外交部来指导帮助。但1年之后，外交部提出新建议，建议北外由外交部直接管辖，只在教学上，接受教育部管理。最后呢，外交部这个新建议，得到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认可，北外直属外交部。从此，北外每年都要向外交部输送大批毕业生，成了“外交官的摇篮”。

　　1977年，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来访华，这是改革开放后，外交转型的一个序幕。

　　对这个被批判了近20年的“修正主义头子”铁托，该如何接待，成了外交官们的一大难题。

　【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原大使龚猎夫：当时，余湛是我们司的司长，要下班的时候他打电话，小龚你快过来一下，那你就不能走了。他说，礼宾司来问，明天一到，晚上有个欢迎宴会，座位卡，写什么，他说你说写什么。我说写“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他说那你，主席呢，党的主席写不写呢，我说也写上，他说太长了吧，一个小卡片。我说写什么呢，我说是不是可以简单点，干脆写“铁托同志”。“铁托同志”？他在考虑。

　　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同意了龚猎夫的建议，只打上“铁托同志”，却冲破了过去的“修正主义”定论，既然“同志”相称，僵持近20年的中南关系，当即得以恢复。

　【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原大使龚猎夫：华国锋主席说，我建议，现在就恢复两党关系。当时也是这样谈的。邓小平还加了一句，过去的事情就一风吹啦。这时候铁托呢，回头看了看他的总书记，商量了一下，铁托就说，我完全同意。这样，很有戏剧性，双方批判了十几年，就在这次会上，十来分钟的时间，两党关系就恢复了。

　　龚猎夫就读北外，在1960年前后，他所在的俄语学院，那时是北外第一大建制。然而从60年代开始，为了外交需要，广交亚非拉朋友，北外启动了小语种教研。1961年，北外设立马来语专业，第2年招收第1个班，由吴宗玉负责教学。从那时开始，北外断断续续，一直有一种争论，小语种到底有没有用，很多人甚至说，这是在坑学生。

　【北外欧洲语言文学院波兰语系易丽君教授：有一个时间，有一个错误认识，说只要学好英语，只要有英语1门就可以了，其他语种都不要。后来江泽民有一次出去了，江泽民到摩尔多瓦，带来去的英语不管用，人家不跟他讲英语……江泽民回来说，小语种不能忽视，就这1句话，必须发展小语种，后来就拼命发展小语种。

　　早在改革开放初年，中央政府希望开展民间外交，用民间力量，推动政府外交。所以吴宗玉觉得再难，也要把马来语教研坚持下去。1987年，已经教了26年马来语的吴教授，才第1次有机会造访马来西亚。正是这次访问，吴宗玉和马来西亚教育部官员纳吉布相识。9年后，北外召开马来语大型研讨会，纳吉布应邀出席开幕晚宴，此时他已是教育部长

　【北外亚非语学院马来语系吴宗玉教授：来的那天晚上，我们举行了一次晚宴，在友谊宾馆招待他，我们的学生，唱马来歌，跳马来舞，哎呀把他感动得没法形容的一种感情了，他在第2天的开幕式他讲话了，他主要来为我的研讨会揭幕，开幕讲话的时候，他把讲稿放下了，他突然宣布，他说现在我以“马来西亚政府”名义宣布，邀请你们的师生访问马来西亚1个月，一切费用由我们负担，哎呀这个消息当时震动了全场。

　　1996年，吴宗玉带领学生，出访马来西亚，北外师生，受到国宾级隆重接待。

　【北外亚非语学院马来语系吴宗玉教授：盛况空前，马来西亚用警车开道，接待我们的师生，用大轿车，前面用警车开道……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宴请，外交部长把手上的公务推掉了宴请我们，副总理也见我们，正好我们的教育部部长，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朱开轩主任在访问，他看见以后他震动特别大，没想到你一个小国的语言，在当地会引起这么大的震动，中国人要学这种语言，所以这个语言我们在国内叫“小语种”，但是小语种能够办大事情，所以现在我们校长就说“小语种，大外交”，提出这个口号。97年，它的教育部长来，我们总理接见，在中南海，我去当翻译，他第1句话，叫，“我们非常自豪”，他跟我们总理讲，“我们很自豪，因为你们中国学马来语”。

　　此次北外70周年校庆，吴宗玉专程赴马来西亚拜访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邀请纳吉布为北外校庆，发表祝辞。

　　外交建设，总该是未雨绸缪，北外亚非学院创办泰语教研，是1965年，10年后中泰建交，泰语人才顿时炙手可热。而北外亚非学院创建泰语系时，一共才有9名学生，7名男生，2名女生，现在赫赫有名的泰语教授邱苏伦，便是其一。

　【北外亚非学院泰语系邱苏伦教授：好几年前吧，有一个统计，就是说，中国组团出去，比如说那时候官方的团，第一多，是美国，第二是日本，第三就是泰国。

　【主持人许戈辉：正因为语种建设越来越丰富，北外学生可以参透多种多样的外族语言和文化，北外校友因此遍布外交系统各个分支，各个领域，坊间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北外搞七十周年校庆，如果让北外校友全部返校庆祝，估计外交部会瘫痪1天。

　　北外毕业生担任外交部驻外大使的，已经超过400位。现任大使中，有近100位，是北外校友。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使馆，没有北外毕业生。在新华社的驻外记者中，三分之二是北外毕业生，他们始终在记录着世界风云。

　【博联社马晓霖研究员：有一句话，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北外毕业生，明白吧，五星红旗代表中国的主权，所以说，只要体现中国主权的地方，就一定有北外毕业生。

　　1985年，外交部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李肇星、吴建民、陈健、沈国放、朱邦造、孙玉玺、章启月这些新闻发言人，全是北外校友。

　　李肇星是北外67届硕士生毕业，素有“诗人外交部长”之称，他在一首诗中写到，“爱的执著，派生着辛苦。爱而知渺小，做而知不足。五十载跋涉，一百年一遇。知我者，历史的峡谷。我信然，时空的大度。沉浮千钧，派生着幸福”。

　　走进东校园，可以望见清华建筑学院院长梁思成为北外设计的主楼，1954年，北外在这里永久定居，在东校园讲授俄语，在西校园开设其他语种。

　【主持人许戈辉：50年代的时候，从北外主楼四望，是一派田园风光，校园里还有一些帝制时代留下的公主坟，所以松树很多，直到90年代，调皮的男生还会偶尔在校园的某处角落，找到几根白骨，去吓唬女孩子。有的时候，大家会静下来，遥想一下50年代的校园，想像那个时代的重镇先师，比如像许国璋和王佐良这样老先生，他们两位前后脚从英国归来，成了北外的旗帜。

　　北外师生对许国璋教授的记忆，是面部清癯，额头饱满，身材修长，他总是衣冠楚楚。许教授一生，膝下无子女，但教书半世纪，早已是桃李天下。

　　许国璋是李肇星的入党介绍人，在李肇星的入党支部大会上，许国璋说，肇星同学，是农村孩子，有不少农民兄弟的优点，从今天起，你将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要力求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永不自满。

　　后来，李肇星做了外交部长，许国璋依然过着平凡的日子。

　【北外英语学院张中载教授：许国璋老师，当时，跟许师母两个人吃完晚饭以后就会，两个人每人拿个马扎，就到马路边上一坐，有时候买根冰棍，一边看过往行人，吃着冰棍，在那马路边上坐在马扎上，就是很平易近人。

　　许国璋教授1994年乘鹤西去，他的为人和治学的风骨，至今被晚辈称道。

　【主持人许戈辉：王佐良教授，和许国璋、吴景荣一道，并称“新中国三大英语权威”，他和许国璋教授有太多的共同点，年龄相仿，同是浙江同乡，同是清华外语系和西南联大的同班同学，抗战胜利后，两人同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开国大典前后，两人前后脚回国，又同时进北外教书，最后，两位老先生在北外前后脚，仙逝西去。

　　建国之初，王佐良教授，是《毛泽东选集》1至4卷的翻译之一。“文革”时期，在接受“审查”的同时，他依然满腔热忱，在编写《汉英词典》。邓小平时代，王佐良是北外副校长，本该住进新房，但他以教工宿舍紧张为由，一直住在夫人单位的旧平房里。

　【北外英语学院张中载教授：平房没有暖气，他们就烧炉子，有一次炉子漏煤气，他们两个人就中煤气了，中煤气后来被人家发现得早，发现得晚两个人就死掉了，后来王师母呢由于中煤气，那以后身体脑子就不如以前了，王先生呢他也是受了一定的影响，但他比较轻的，所以那次是非常危险的。

　　早年的北外，是培养外交业务人员的大学，学习和生活都曾是半军事化管理。

　【北外英语学院张中载教授：出去的话，几点一定要回来，礼拜天你出去，4点钟以前吃晚上以前，一定要回来，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它比普通的高校要严格。

　　不过，半军事管理，并非没有娱乐，星期天学生回校，学校一定为他们免费放映露天电影，深受欢迎。

　【北外英语学院张中载教授：冬天也在露天，夏天也在露天，放电影的时候冬天刮大风，就会把银幕给刮断，掉下来，工人再把它捆上，再继续放，那么北风呼号，还是在那儿穿着棉衣看电影。

　　新华社驻外记者马晓霖，1983年考进北外阿语系，在他的记忆中，80年代的校园生活，别有一番特色。

　【博联社马晓霖研究员：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两件事，一个是，应该是86年，中国赢日本的足球，那次是，我们很狂欢，把扫帚把什么都点了，我们在广场上狂欢，然后游行，又冲出校门。

　　可在杨澜的记忆中，北外是另外一番样子，温婉而柔情。

　【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会主席杨澜：每一天吃完晚饭以后，你会发现在校园里，都是一对一对的人在走，当然不一定都是男女，很多是两个女生，或是两个男生，这个就是语言类学校一个很独特的校园现象，我们叫作“语伴”,就是因为你要学习语言，那么口语的练习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新生一上学，就会在班上有一个同学跟你成为对话小组，那你们俩就需要不断地去练习，有的时候很陌生的人变成了很好的朋友，天南海北的聊着，加深了很多的理解。

　　而张载梁教授，有着更遥远的记忆，那是1951年，那时的北外，还在北京西苑的袁世凯练兵营。

　【北外英语学院原副院长张载梁教授：我那时18岁，第1天，到这学校第1天，大家到了礼堂里面一些领导接见，校长啊、总支书记啊，当时戴卫是什么，是外语教研室主任，我那时年纪很小，看一看，哟，怎么有个大鼻子，穿是穿着是中国干部的服装，蓝颜色，那时候干部蓝颜色，我们学生是黑颜色，干部，站上去看，“英文系之母”就给他介绍，说这个是柯鲁克同志。

　　当时，柯鲁克教授和伊莎白教授，已经在北外执教3年。

　　早在1948年，伊莎白完成了对红区土改的调研，写成博士毕业论文，准备回加拿大答辩，但中共邀请她和柯鲁克留下，培养未来的外交人才，柯鲁克夫妇没有犹豫，留了下来，伊莎白放弃了即将得到的博士学位。

　　2000年的时候，柯鲁克教授病逝，享年90岁。

　　如今，已经96岁的伊莎白教授，依然身体健康，思路清晰，银发梳得一丝不苟拢，老人家坚持每天听广播、写书，一如既往，关心着中国的发展，关心着北外的一切。

　【主持人许戈辉：北外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段笑话说，学日语的，是笑着进来，哭着出去，因为日语初看好学，其实困难，学俄语的，是哭着进来，笑着出去，因为俄语乍学起来很难，其实，并不难掌握，而阿拉伯语呢，则是哭着进去，哭着出来。

　【博联社马晓霖研究员：所以我们早上想4点钟就起来，在那里练发音。练阿拉伯语，特别是那个舌音，好多人发不出来，有人含着水在那儿发，有人躺在床上头倒着头垂下来发，在那儿练，非常苦，我们练发音练两个月，那个时候很扎实，我记得，高考我都没这么苦过，上大学阿语入门非常苦，我大把大把掉头发，我当时跟我们老师写信，说我简直快撑不下去了，因为你上大学就已经十八九岁了，你重新学一个语言，入门是非常难的，好歹经过1年多慢慢，后来也摸到一定规律了。

　　小语种的师生关系，非常融洽，老师不多，学生也不多，所以有什么心事，学生很容易找老师倾诉，甚至是哭诉，比如说，抱怨某某小语种太难学了，感觉实在挺不下去了。

　【北外欧洲语言文学院波兰语系易丽君教授：波兰语那么会难还多个，还有波兰语法也特别难，特别复杂，比英语复杂多了，学生到你这儿哭，但是慢慢串在以后学，这个哭的学生学得最好，也有这种情况，开始哭鼻子学的之后，学得最好，这学生有。她思想通过了，他就好好学，你不哭，小丫头，你哭没有什么用，但是后来她发狠心，发狠心学得非常好。

　　抱怨波兰语难学，很正常，就像抱怨阿拉伯语难学一样。对于初学者而言，许多语言的门槛，实在是太高了，但门外却是广大的世界。

　　这座伊斯兰风格的教学楼，是北外阿拉伯语系，在这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每天没跟阿语有12小时的亲密接触，那是学不成的。不过，说阿语系学生一定会“哭着进来，哭着出来”，那是北外学生的笑谈，阿语系的老师，并不这么认为。

　【中共阿拉伯语系党总支书记何英琴：阿语是“哭着进来，笑着出去”，因为阿语学的人少，用的呢又比较多。现在应该说是23个阿拉伯国家，全国学的人并不多，而且教学质量好的，应该说我们算是其中之一吧。

　　今天，北外阿语系毕业生，已经有50多位做过驻外大使，先后在阿拉伯世界的23个国家工作。不久前，南部苏丹独立，外交部任命首任大使，是北外74届毕业生李志国。

　　北外校门，仿佛是通往世界的大门，在北外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的大厅正墙，写有“见贤思齐，和而不同”8个字。这两句话，取自《论语》，意思是，借鉴他人长处，和他人和谐相处，但不必苟同。这是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的院训，也是北外各院系的共同愿望。

【北京申奥形象大使杨澜：Before I introduce our cultural programs, I want to tell you one thing first about 2008. You're going to have a great time in Beijing. China has its own sport legends. Back to Song Dynasty, about the 11th century, people started to play a game called Cuju,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origin of ancient football. The game was very popular and women were also participating. Now, you will understand why our women football team is so good today.

语言的简单功能，是求得沟通，彼此了解，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懂得，更重要的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协调。

【主持人许戈辉：学习语言，最直接的目的，一是弄懂对方的意思，表述自己的想法，二是学习对方的经验，避免它的教训。不过，学语言的终极目的，其实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间架设桥梁，进行文化交流，了解对方，也推广自己。而弄懂对方的信息和意思，发出自己的声音让对方懂，不过是学习外语和使用外语的第1步。

2001年，北京申奥，北外提供重要的外语服务，那些英文版和法文版的文件，厚重如山，奥组委委托北外定稿。承接这些任务，促成了“奥运会多元服务中心”，为国际来华人员，提供多语种志愿服务。

【北外英语学院本科生于文玲：接线员告诉我那是一个德国人，说他会说英语，他的笔记本电脑被偷了，现在非常非常的着急，因为里面有很重要的资料，我就在这个德国人的要求下，帮他采集的一些他的基本信息，最后其实是，在这个德国人特别不经意的一句话之间，透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因为之前正好这句话，这个接线员他没有听懂，后来我就把他翻译给了接线员，他们当天下午，大概在2个小时以后，就把他的笔记本电脑找到了。

奥运会结束后，奥运会多元服务中心转换为“北京多语言服务中心”，北京每年拨款200万，委托北外，继续运营。

早在中共召开八大的时候，对外传播信息，全由北外师生完成。那是1956年，因为是中共建国后第1次开党代会，外国代表很多，必须为他们专设“翻译处”。

【北外英语学院原副院长张载梁教授：比方说，某某省省委书记，在八大上发言，讲他那的情况，因为发言时间有限，话就说得很快，他稿子事先都给我们了，都把它翻译成英文、俄文，等等，那么我们就去念，念的时候啊，太专注于念了，就没听他原文怎么样，所以结果就脱节了，等到他最后说，当时还没学到说“谢谢主席”什么就说完了，等完的时候呢，我说肯定就是喊口号，“社会主义团结万岁”等等，喊口号时我这还有1页没念完呢。

同声传译，非常不简单，但总的说来，在准确翻译信息这方面，北外这次服务，是一次成功的大演习。不过那个时候，被称之为“小语种”的许多语言，在北外无人问津，即使是传递一般信息，也相当麻烦。

【北外原副校长胡文仲教授：北欧陪中国经济代表团出去的时候，当时我们还没有芬兰语的翻译，还没有挪威语的翻译，那么当时怎么翻呢，楚图南先生是团长，我是他的翻译，那么他先说，说完了以后我翻成英文，我旁边站着一个芬兰演员，他把我的英文再翻成芬兰文，所以台上站着两个翻译一个团长，当时是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

1957年年底，周恩来指示外交部，拟定培养翻译官员的十年计划，“必须配齐所有兄弟国家和各重要资本主义国家语文的翻译”。不久，十年计划确定为，北外设立翻译班，培养35个语种的高级翻译。

【主持人许戈辉：《圣经·旧约》上说，上帝创世之初，人类说着同一种语言，他们一起协商着，要建造通天的巴别塔，让天下人都看见它，汇集在它周围，不再离散，上帝知道了有点儿恐慌，如果这样下去，人类会无所不能，所以上帝打乱了人类的语言，让民族之间彼此不通，巴别塔也就最终半途而废，所以说，语言可以团结人类，也可以产生隔阂。

每一种语言，都是一扇门，每一扇门后面，都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在北外的教学中，那些优秀教师传授给学生的，不只是语言技巧，更重要的是，游刃有余地，在另外一种文化中畅游。他们的理念是，搭建文化桥梁。

【北外欧洲语言文学院波兰语系易丽君教授：我们跟学生开始讲节日，学生不懂，不懂得的后来这个，这个都是跟波兰专家一起了，波兰专家就请学生到他家里去过圣诞节，结果…波兰圣诞节之间要互相祝贺，互相祝贺，另外要分圣饼，这个中国学生就不知道什么叫“圣饼”，在课程上讲，怎么也讲不通，一到专家家里去，他给你一看，回家一分，分一块白的，一块白的圣饼，就是面做的很薄的饼，就像咱们中国薄脆一样的东西，每人掰一点，祝你健康，完了，祝你学习进步，互相分，就分圣饼行礼一下就明白。

在国际交往中，犯文化错误，比犯语言错误更严重，所以北外更强调文化因素。

【北外欧洲语言文学院波兰语系易丽君教授：我们领导人到波兰去，跟他讲英文的话，波兰领导人会非常不高兴，你必须讲中文，通过波兰翻译，可以，但是你通过英语翻译，他很不高兴。不是说他不懂英语，他说你不尊重他。波兰有一句话，波兰16世纪有个作家就有一句话，他说“波兰人不是鹅，我们有自己的语言。”这个是波兰人说出来的话，但是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的观点，希望自己的文化、自己语言受到尊重。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北外英文学院副院长张载梁判断，将来，联合国一定需要一批中文翻译，一是做文件翻译，一是开会时做同声传译，而且，很有可能，外交部会要把为联合国培养中文翻译的任务，交给北外，北外要为它做些准备。

【北外英语学院原副院长张载梁教授：到1973年的时候，正好联合国，不是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开会，我就自告奋勇，我说我去做这个同声传译，因为文件翻译，我们学校没有问题，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搞这个东西，但是同声传译在我们那儿是新的东西。

张载梁教授要去亲自试试，看看问题到底在哪儿，困难在哪些方面。

【北外英语学院原副院长张载梁教授：最难的地方嘛，就是你要基本上能够，及时地出来。你听了一句话以后，没等你听完你就应该想到我怎么翻了，等他讲完了，我这句话基本上有了，当中不能搁很长时间的，另外，在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他那人下句话他已经在讲了，所以你说的时候，你也得听他讲些什么，如果你光顾说，一句话没听见，你下面就连不上了，就是说，我们那时候行话叫“一心数用”。

张载梁在巴黎泡了两个月，一边实践，一边思索，渐渐形成了许多想法。不过那可是1973年，因为左倾政治干扰，他的一切设想，都成了泡影。但那时，中文已经是联合国的5种官方语言之一了，张教授还是认为，必须要做点什么。直到1978年，中国派出代表团，跟联合国谈判，提议，要在北外设立“联合国翻译训练班”，培养文件翻译和同声传译人员，联合国负责经费和设备。

这一次，一切如愿，1979年秋天，第1期联合国翻译训练班成立了。

北外师生一直在努力，沟通世界，把外部世界介绍给中国，也同时准备着，有一天中国强大了，要架起一座座桥，让世界了解中国。1961年，北外开始接收教育部选拔出来的中文毕业生，让他们用3年时间，学英语和法语，为日后出国，担任汉语教师做准备，这是北外培养对外汉语教师的开端。

为了实现“让中国人通过外语的表达介绍中国”，北外出版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是中国人用英语写成的水准最高的名著。而方兴未艾的是，北外是中国在海外兴办孔子学院的排头兵，加大宣扬中国文化的力度。

【主持人许戈辉：只要置身于北外，您一定能够体会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所带来的感受，比如说英语的大气活泼、德语的严谨、西班牙语的热情奔放、阿拉伯语的神秘绮丽、朝鲜语的温婉等等等等，当然了，无论你是憧憬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化，在这里，您总会找到至少1种语言，实现您的夙愿。

　　北外的俄语教学，起源于革命年代。在北外执教了半个世纪的李莎教授，是苏联人，她和李立三的女儿李英男、还有向警予和蔡和森的女儿蔡妮，尽管是中国人，但在苏联长大，她们在北外讲授俄语，就像是在讲授母语。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让北外俄语教育，力压群芳。

　【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原大使龚猎夫：那是我们学了2年以后了，当时我们入学的时候每个班，都配备苏联教员，教口语，到60年撤专家，苏联专家都走了，他们走的时候，也是依依惜别的，甚至，流泪，但是国家关系那个样子……

　　那时候，俄文书和俄文科技书，非常便宜，比中国书还要便宜，英语书却很难买到，要想看英文书，只能去英语书店特供部，拿着介绍信，换过阅读证，才能进去买书。

　【主持人许戈辉： 1955年的时候，北外已经受命主编一套英语教材，这是新中国第1套高校英语系通用的课本，名字就叫“大学英语”。1年之后，中苏关系开始渐变，由亲密变得有些微妙，于是英语学习开始受到重视。到了1957年，初中学习已经恢复了英语课，但是，师资严重匮乏，所以俄语班的数量，依然占有绝对优势。

　　建国后，高校英语课本是从苏联引进，质量不错，但脱离中国国情，于是，外交部和北外决定，编写新中国第1套高校英语教材。

　【北外成人教育学院首任院长陈琳教授：我们开始编写的时候，当然是1954年的时候，就是“抗美援朝”之后不久，所以你也可以想想，那个时候教材的内容，是高度政治化的，那里面比如说，有“抗美援朝”的英雄邱少云呐，等等这样的故事，总之，这个内容，意识形态上当然完全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里边结合一些，当时的国际上以及国内的政治生活等等，所以那套教材呀，应该是说，拿现在的名词儿来说，是高度革命化的一套教材。

　　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提出，纠正教科书中的左倾偏向。2年后，北外出版《许国璋英语》，作为统一英语教材，无数英语学习者，从此受惠。1964年，教育部规定，英语是中国的第一外语。

　　从1962年开始，北外按照周恩来指示，先后增设罗马尼亚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塞尔维亚语、瑞典语、越南语、马来语、泰语、柬语、豪萨语、斯瓦希里语，一跃成为开设外语专业最多的中国大学。

　　这位是吴宗玉教授，1961年毕业于北大东语系印尼语专业，毕业分配到北外来华部，给印尼学生教中文。

　【北外亚非语学院马来语系吴宗玉教授：教了两个月，9月份来的，11月，领导又找我谈话，说外交部要设马来语，考虑到印尼语马来语很多相同的地方，说你能不能改马来语，那么明年就要招生。

　　当时，马来西亚还没有成立，国名是“马来亚”。1962年，北外从英文系学了两年英文的学生中，抽调出16名，分到了马来语专业。没有教材，吴宗玉就自己编，他要首先弄懂马来语和印尼语的区别。

　【北外亚非语学院马来语系吴宗玉教授：我不能去教人家印尼语坑人家，那么我首先要想办法，我就到电台，电台当时有马来亚广播，找那边的专家，去泡，跟他帮忙吧，实际上我就要他的语言趣味，我学的印尼语的基础，去跟他沟通马来语，那这里边有许多不同啦，我就记下了词汇，就聊天，整天有空就跟他聊天，当他助手也好，帮他忙也好，很辛苦。

　　吴宗玉没有休息天，他用去半年时间，终于编出中国第1部马来语教材。那是60年代初，中国经济严重困难，所以印刷纸是棕黄色，带毛边儿，吴宗玉的马来语教材，就是用这种粗糙的纸张，印刷出来的。

　　一样是1962年，外交学院4个成熟的语种教学机构，整体并入北外。纳忠教授的阿拉伯语系，也是其中之一，这让北外的阿语教研，成了学术重镇。

　【中共阿拉伯语系党总支书记何英琴：纳忠先生讲课的笔记呀、或者备课的备课本呀、他的教案呐，是一丝不苟，就跟印刷出来的一样，一个符号都不带错的，非常严谨。

　　纳忠是云南回族人，30年代远走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历史最悠久的大学——爱资哈尔大学——就读，大二的时候，纳忠翻译出版《伊斯兰教》，一鸣惊人。70年代，纳忠的鸿篇巨制，《阿拉伯通史》问世，填补了一项重大学术空白。

　【主持人许戈辉：1978年的时候，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年初的一天，《北京日报》发表文章，题目是，《以革命导师为榜样努力掌握外国语》，号召大家努力掌握外国语，把它当作工具和武器，为建设强大的中国贡献力量。许多人把这篇文章看成是学外语，特别是学习英语的，安全信号。入秋以后，陈琳教授协助筹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并且亲自主持第1届电视广播英语课，向全国广播，掀起了全民学习英语的热浪。

　　中国要对外开放，缺了外语不行，而外语教学，经历了十年“文革”，完全是停顿状态。邓小平让李先念副总理想想办法，怎么推广外语教育。李先念把许国璋和陈琳，请到家里，经过认真商议，决定通过电视机，用远程教育方式，向全民推广英语教学。

　【北外成人教育学院首任院长陈琳教授：在这个“电视节目播出的第2天，英国路透社马上就播了一条消息，《皇家英语响彻中国上空》，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登了一条消息，大标题，《中国的电视英语节目，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号》。那个时候叫，不说是叫“电视广播教材”，叫做“陈琳英语”，我要“陈琳英语“第几册第几课！

　　80年代初，英国人还没有做完电教节目《跟我学》，徐雄雄只看到了一小部分样片，就被深深吸引了。这位北外校友，他要为央视，引进这套片子，可当时的节目交易，实在太麻烦。

　【央视电教部主任徐雄雄：我们当时呢，没有买节目的习惯，可是他们呢，也没有送节目的习惯。这事情怎么办？但是后来呢，一直个个都在想办法。最后就是说，你不给我一点儿钱不行的，他这么说，他说我得给那些演员付钱，我可以说服BBC，一个钱不要了，我得给演员钱，那这个钱，你不能叫我付，这得你付啊！

　　最终，央视以3万人民币的价格，买下《跟我学》播出权。徐雄雄邀请北外同学胡文仲加盟主持，节目反响之大，远远超出央视的预计，也远远超出制作者的预期。

　【北外原副校长胡文仲教授：当播出的第2天早上，我从友谊宾馆出来到对过儿的一个小饭馆儿，吃早饭，喝豆浆。一进去以后，人马上就都转过头来看你。哎呀，我觉得很奇怪，当时没有想到和节目有关系，怎么回事情？慢慢就在街上，看到有人对你微笑，打招呼啊，这种事情多了，有很多的观众也都非常友好地来主动地和你来交往……

　《跟我学》播出后，许多国家找到央视，想免费提供本国的语言教学片。在《跟我学》之后，出现过《阿扬在日本》、《跟我学德语》、《走遍美国》，学习外语，终于成为大潮。

　　历经70年变迁，北外已经从单科俄语培训班，壮大成多语言多学科的著名大学。早在1996年，北外提出，要在未来15年，把以讲授外国语为主业的单科型大学，建设成多语种、多学科、多层次的培养复语型和复合型外语专门人才的大学。

　　2011年，刚好15年，北外实现了诺言。

　　在北外，商学院的历史已经超过10年，法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独立建制已经5年，整个北外，外国语教学，依然是旗帜和灵魂，但它大踏步，向各个领域渗透，而最初走进北外校门的初学者，无论即将学习哪国语言，他们都有一句共同的话，希望第一时间能学到，这就是“我爱你”。

　〖所有语言的“我爱你”……

　　亲爱的孩子们，专业必修课《新闻与中国当代改革》6个期末作业题，列位任选其一完成即可。

　　提交作业的最后期限，是2012年元月7日24点，过期不等。 

　　重申一遍，必须提交两个版本，一是电子版，发到俺的电子信箱，便于俺随时随地批阅，不过，俺这混蛋信箱，不知咋得，总说信没发成功，退给了你们，别理它，其实，兄弟我都能收到，二是纸版，请投进俺在学院里的信箱，俺最终要把成绩写在上面，交学院留底。总之，务必记得，给兄弟我两个版本，一个都不能少！

　　此外，留学生们注意，以前，兄弟我会为你们单独出题，以示照顾，此次不这样了，毕竟，你们在中国读书，要取得北大学位，应当达到与中国学生一样的水准，所以，列位远朋，克服困难，只要你们认真听了课，一切都没那么难，如果觉得难，不是没来听课，就是来了没听，或者听了下课就扔了，果真如此，理应受到惩罚，没什么可抱怨的。努力吧！

　《新闻与宣传——中国革命时代的两种选择》

    第01讲《革命斗争与中共宣传传统》结业选题

　　授课要点提示：

　　1. 注意“新闻传播”与“宣传鼓动”的区别。课上有一点没讲，即，新闻传播，传播的只是新闻或与新闻相关的信息，但宣传并非只传播新闻，想一想《解放日报》1942年改版后的《学习》专刊。

      如有兴趣，又有时间，可收藏乔姆斯基和巴萨米安合写的《宣传与公共意识》看一看，上海译文出版社有汉译本。此书不难看，甚至很好看，与内地所谓“学术专著”截然不同，属于真知灼见，且思想和语言活跃，无“党八股”气。只是注意乔姆斯基倾左，是自由主义分子，凡美国做的，在他看来全是阴谋诡计，阅读时可注意。但主要要注意“宣传”的涵义，切莫把它与新闻工作等同。

　　2. 注意“革命”与“改革”的区别。课上讲得够细，此不赘述，请注意这俩概念与“新闻”和“宣传”的组合对应关系。

　　3. 另注意，中国革命年代，是以国共两个革命阵营的合作和斗争冠名，但并非所有公共知识分子均认为中国必须革命，他们并非反革命，认为社会需要改革，那么，对于“新闻”和“宣传”，革命者、反革命、改革者、保守派所做的抉择是不一样的。

　　祝选择这个题目的孩子们，经认真思考，写出高水平的小论文，摆脱一写字就写成为应付内地教研系统搞的那些恶心的所谓“论文”。

　　反对“党八股”和应式科研，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切莫向陈腐低头。

《新闻要素的桎梏——论1956年内地媒介等级制度》

       第02讲《新中国第一次新闻改革》结业选题 

　　授课要点提示：

　　1. 195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第1副主席兼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曾召集胡乔木、吴冷西、朱穆之议事，授意新华社改革，建议新华社表面上不要做国家通讯社，做个老百姓的通讯社，至于发布公报声明和辟谣工作，可在国务院另组“新闻处”，由此启动新中国第一次全面的媒介改革，涉及报刊和广播。不过，刘副主席没学过媒介管理，其实啥也没学过，就是天生聪明，其辛苦授意中确有鲜明而丰富的有益点滴，却无完整的系统考虑，比如说，媒介组织的等级制问题，到底该怎么办，有没有明确的系统方向。那么，如果各位是刘副主席刘委员长，你们建议该如何改革。别忘了，党媒不可能全盘西化，你们的方案要适合当年国情，别异想天开，简单地搞成杰佛孙总统那样子(国家语委规定，son不能再译成“逊”，得翻成“孙”，呵呵，鲁宾孙漂流记，别扭)。

　　2. 媒介组织的等级构造，不仅仅是建制僵硬，其一直严重遏制着新闻传播的诸种要素，是哪些要素呢？

　　3. 另外，别忘了，1956年的时候，内地尚存体制外的民营媒介，有些报纸尽管是党报，但非机关报。

　　4. 行文时，请有话直说，别绕来绕去陈述谁都知道的事实，也别动辄穷尽概念，煞有介事地抄袭各种研究方法，这些都没用。

　　选这个题目，单凭网上检索相关信息，不好使，得找找老人，翻翻旧书旧报，凑合事是完成不了的。但只要完成了，就是一篇好论文，用语别尖刻，兄弟我负责推荐发表，决不署兄弟我的名字。

　　那个啥，早点儿动手吧，后面也不会有单凭凑合事儿就能完成的题目，都需要提早而耐心地做些真的研究。

　《以抛特尔图式解析“文革”报刊的职业道德》

      第05讲《十七年新闻遗产与继续革命理论》结业选题

　　授课要点提示：

　　1. 哈佛神学院有一位社会伦理学教授，叫“Ralph Potter”，他设计出一个“道德解析”模式，被太平洋宗教学校的Karen Lebacqz博士综述为“Potter Box”，常常用于新闻传播行为的伦理分析。请用英文查查这个理论，弄懂它。

      建议买一本克里斯蒂安、法克勒、罗特佐尔、麦基合写的《媒介公正》第5版，这本书翻译得很不完美，但依然值得收藏，它会让我们放弃对媒介和媒介行为的简单化理解，变得更为科学。其中，以抛特尔图式，解析了数起新闻和新闻报道案例，这可能对你们解析“文革”宣传机构的伦理道德，有些帮助。

　　2. 请注意中央文革小组第1副组长江青说的这段话——“材料要从斗争需要出发，不是有什么材料出发……应该有什么题目，然后寻找材料，这样材料的运用就活了，这就叫‘事实为政治服务’”——这便是“文革”时期宣传机构的工作原则。如果没有抛特尔图式，我们会简单化地把这个原则视为不道德，而使用抛特尔图式进行分析，你会发现这个原则有它自己的一套伦理。

　　3. 请列位抛弃从小被灌输的关于“文革”的看法，以科学理论，解析它的体系。

　《批评新闻的人民性——1980年前后新闻批评的特征分析》

            第06讲《革命终结与新闻革命》结业选题 

　　授课要点提示：

　　1. 课上，兄弟我曾提过一句，为啥1980年《工人日报》披露渤海2号钻井台事故是“新闻批评”，“文革”时期《人民日报》指责刘少奇就不叫“新闻批评”，这是为嘛呢！这里，一定要注意，前辈研究新闻批评，几乎均未注意新闻批评的一个核心特性，即，非自上而下地代行领袖或的意志，正相反，之所以被称之为“新闻批评”，因为它常常独立于体制，自下而上，在批评政府和领袖。

　　2. 50年代，中共中央多次倡导开展新闻批评，事实上，也确有几次新闻批评成为案例。可以研究一下，1980年前后的新闻批评和1960年前后的新闻批评是异是同，是恢复，还是发展。

《新闻与广告的界线——80年代中期内地媒体的广告实践分析》

           第07讲《市场化改革与媒介市场》结业选题

　　授课要点提示：

　　1. 兄弟我傻费苦心，从清末吴趼人在《时报》上写半版《还我灵魂汁》开始，讲到以新闻传播的方式，传播广告信息，以及由此引起的笑话和严重弊端，但讲到80年中的改革和新闻改革，兄弟我戛然而止，两页PPT带过，嘿嘿，是因为结业题在此，不便多谈。那就，看看这题，能不能写吧。
　　2. 注意呀，重点放在新闻和广告在边界上的弥漫抹杀，学理上有什么问题！

　　3. 注意呀，别忘了“有偿新闻”和“新闻样态的广告”这个俩词，如月下错影的两个兄弟！

　　4. 注意呀，光谈过去，是没意义的，研究过去，其实是在研究它对今天的意义！

　《和谐社会与新闻选题模式》

  第12讲《领袖主体思想分析》结业选题 

　　授课要点提示：

　　1. 这一讲，只讲了邓主席、江主席，胡主席后3代领袖的治国理念和改革思路，毛主席已经讲得太多，不再赘述。兄弟我特意把课堂时间多花在邓江时代，胡温时代所占的时间并不多，为的是，给作业留下多一点空间。那个啥，兄弟我匆匆提及“和谐”社会与“公正”社会的区别，不知列位是否还记得，把“公正”视为社会奋斗目标，所有法治社会皆如此，不神秘，它可能做不到彻底的“公正”，但确有一套努力靠近“公正”的法律和手段，可“和谐”社会是什么呢，很儒家，也很玄，高到了法律解决不了它的问题，它要靠最高的理想道德来实现。那么，在“公正”社会中，其新闻选题模式很好办，无非是现在西方社会那种搞法，可在“和谐”社会呢，新闻选题模式大致会是什么样子？

　　2. 别忘了，在兄弟我的问题中，“和谐”和“公正”分属于社会理念中的两套体系，一个理想一点，一个现实一点，这两种思路下的新闻传播图式，会因为理念的差异，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结果？

　　3. 所谓“新闻选题模式”，说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理念下，报道对象的可选范围、选择标准、加工态度、叙述口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