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出台的《广州市保障性住房小区管理扣分办法(试行)》列出6项非常严重的违规行为，一经违反，扣20分，房屋即被收回；其他非严重违规两年内累计被扣分数达20分的，收回保障房。《办法》规定了一些不文明行为要被扣分，不小心吐了七次口香糖，可能面临被收房的危险。这些轻微违规行为还包括乱扔果皮、纸屑、烟蒂，乱吐痰等，将被扣3分。（1月6日《广州日报》）

虽然一眼看到这样的规定感觉到有些不舒服，甚至颇似网友所形容的是“今年第一雷人规定”，但其实细想一下，这一措施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时下很多不是自购房的住户，在对待公共环境或租住屋上，的确存在“别人的娃儿不心疼”、在小区周围乱吐口香糖，乱扔垃圾的情况，加之那个像“粘得牢”的嚼剩的口香糖的确让保洁人员清除起来很头痛。实际上，此举并非孤例，新加坡法律条文就明文规定，乱吐口香糖者受经济重罚或被“鞭刑”。

但认识和解决问题必须先期体味到社会的当前实境，必须抓住切实可行的执行要脉，方能奏效；任何地方性、局部性行政规定与制度约束，必须廓清我们要防范、要解决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矛盾。显然，作为各级政府监管部门，在当前监管廉租房与经适房一类保障房工作中，主要工作的指向应是如何防止一些人开着公车利用公权去“吃公房”上。据媒体报道，在一些地方，经适房的房号曾被人公开炒卖到16万元一个，这显然非等闲之辈所能为。

有的人由于能较早获得相关信息，就开着宝马车去抢廉租房，并转手倒租，从中获利。因此，廉租房、经适房申报、审批、监管等环节的漏洞，才是当前归还公民基本的居住权的工作重心。据2008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深圳市自2008年10月下旬开始清查公务员违规占用廉租房以来，至12月已收回802套廉租房。可见，只要履责到位，那些贪吃、贪占者是完全能浮出水面的。而像深圳这样的公务员占用大量廉租房的情况，在其他一些地方并不鲜见，有的地方情况恐比深圳更严重。

况且，由于我国当前行政管理成本一直居高难下，使得我们的公共行政管理资源并不丰厚，有的地方甚至很寒碜。一份权威资源显示，我国行政管理成本近25年增加了87倍，成本之高让人惊悚。加之住廉租房的穷人的日常行为习惯的检查权由谁来执掌；当涉及扣分，廉租户若有异议，又由谁来按什么样的程序裁定；缘何偏偏是7次吐口香糖就可能被收回房等，这些看起来更像是一团乱麻，不仅难于有效实施，相反加大公共监管成本。所以，如此将立规泛化，恐将是弄巧成拙。

实际上，民众的不良习惯的改进，实属公民道德与素质教育的范畴。这种提高是一种渐次推进的过程，不需要政府过度操心，来一时性起式的管天、管地、管百姓嘴里的口香糖。况且，对吐口香糖进行处罚应适用于全民，而非只针对某一特定人群。住在廉租房里的穷人会在公共场所吐口香糖，而出进出别墅区的富人也并非无此陋习。力倡全民文明没错，但专门针对那些原本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保障房住户，那就涉嫌政策歧视了，是一种避硬捏软的不公平的惩罚性制度。

    近日，广东三水建设局安全监督管理站站长何锐枝一案已有结果，三水区法院认定其贪污受贿829695元，以贪污和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没收财产80万元。耐人寻味的是，何锐枝在去年3月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后，其家属先后退赃款230万元，但检察机关实际查实的却只有82万余元。据悉，去年10月21日的庭审中，何锐枝请求检察机关退还其家人140万元。(1月7日《广州日报》)

恕我寡闻，虽然见过太多的带着灰色意味的搞笑新闻，但读到这则“退的比贪的还多”的报道，我还是一下把鼻梁上方的深度眼镜惊得跌碎于地。何锐枝这个还算不上七品的“芝麻贪官”的“贪运”实在不错，人都成阶下囚了，都站在公堂之下接受审判了，居然还能气定神闲地主张自己的“退款找回”权利，像乘公交者从售票员手中接过找补款一样，一下子就退回140万……凡此种种，这不让人惊出一身冷汗，笑掉三颗门牙才怪。

一笑何贪官真是盖世“英才”也！显然，何贪官的老婆心理承受力没有老公突出，定力也不如已成阶下囚的何锐枝。如此“捞人轻判”心切，将230万自认来路不明的款子退至检察官手中。而何贪官却非一盏省油的“官灯”，是久经沙场、气定如山的好汉，即便因将黑手伸向人民而失去自由，也照样能否决老婆的退钱行为。这不，15年牢狱生活，说久不长，140万现金重回家门。而且，自己这种气质算有才吧？那干脆学学南京的贪官周久耕吧，狱中写小说，加上因退款而保住的家境宽裕后盾，说不定很快就减刑出去。

二笑何妻心理并非太过脆弱。何妻再笨，心理素质再差，估计也不会笨到将家里所有的“老窖”都挖出去见阳光，就能让老公免于刑责吧？按以前见诸报端的大量夫妇联手贪腐的案例来看，不仅老公牙关紧咬，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自招”，而且老婆的“抗查”技能也不容小视。由于女性对物质的那种追求欲望，在某些方面还胜于男人，决定了这些“贪内助”们有时使出的“藏赃怪招”往往出乎反腐者的预料。

之所以何妻这次退赃穿了帮，让老公大为光火，原因不是何妻的捞夫心急后的行为紊乱，而是她似乎在退赃之后“嗅出”了某种利好信息。这种信息来自何处，由谁传播？我们无从知道，因为这种信息行走在一条灰色的路径上。所以，这只是何贪官与何妻在判断贪行的利害冲突上出现了一种错位和落差。这很正常，是源于二人信息占有的不对等。试想，若二人对每一笔赃款都共享共存的话，恐怕何妻是不会盲目大退赃款的。

三笑我们严惩贪腐的法律之拳仍显疲弱。报道中说，何锐枝干上三水区建设局里的这上安全监督管理站站长宝座不过10年，今年44年岁的他工作也不过20年，前10年我国公务员的薄薪是出了名的，就算他一分工资不动，也存不了10万。加上当了10年的站长，就算一年存5万，也不过50万元。那么这笔230万的巨款从何而来？这么一掐指即能明了的账，反而让反腐机构如此含糊，这折射出当今反腐所形成的“威力场”仍显弱化，让贪官不敢贪、不能贪、贪不了的反腐法律机制仍未形成。

回首2009，展望2010，我们心潮起伏，我们感慨万端。盘点过往，巴望来年，似乎已成为一种思维习惯。网络与媒体素以扯人眼球为第一要务，2009年的官场带给媒体和网络的“官场雷语”一直未枯竭过。这些带有麻辣加幽默的官话里，透出一丝淡然与无奈。2009，“雷人官话”可谓已是毫无悬念地占据了媒体之要地。

先说已经赋闲家中，但工资照领的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吧。有市民反映，郑州市须水镇某处原本被划拨为建经适用房的大片土地，却被开发商建了12幢别墅，记者采访逯军，孰料他拔掉记者的采访机话筒，高声质问：“你们管这闲事干什么？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据说记者当场是被呛住了。这一被网友戏称为“2009年第一大白话”很经典，一直抢占了颇久的媒体高地。

我认为，这是一种“官本利益”思想的不经意流露，有些人从来不把百姓的购房难、居家难置于心窝，甚至还可能将百姓居有其屋的基本民生诉求与党和政府的服务宗旨活生生地给对立起来。没有为百姓谋利益的核心意识，当然就不会替百姓说一句话。当公共机构置一些城市贫者大量需要经适房的现实于不顾，为有权有钱者大建“别墅型经适房”时，这些官员因为早已“涉水”其间，与之形成利益关联，在“关联”有被曝光之险时，自然将“牛气”呼啦啦地往记者身上泼来。

还得说说“屁民论”和“卵民论”。深圳市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嘉祥酒后失态后面对百姓的质询竟怒吼道：“你们这些人算个屁！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这事后来蹊跷消音后，成都一个12岁的孩子在一篇题为《网络胜过我爹妈》的作文再度引来网友热议，“是网络，使我立下大志：我长大了，一定要考干部，考上了，就不当屁民了……网络增长了我的见识，这些知识，爹妈从未给过。”

而黑龙江东宁县县长任侃在东宁县政府召开拆迁大会上，任侃告诫钉子户不要“以卵击石”，把乡民比喻为“卵”，把政府喻为“石”。不管是“屁民论”还是“卵民论”，都是一些官员彻头彻尾地藐视人民的行为的非自然流露。与此相互照相的是，广州市新光快速路公司那个“屎官”的那句“屎话”。在新闻发布会上，在记者要求信息公开时，他竟当众“拉屎”：“那么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臭不臭也要告诉你？”后来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点评该“屎官”，才宣布他从此走上了“屎运”。

接下来得说说郑州那个“养犬办”的事，媒体发文质疑1200万元的养犬管理费的不知去向，该市财政局预算外资金管理局城建处处长王冠旗却质问记者：“你是不是党员?”此语一出，又惊掉网友鼻梁上的深度眼镜。一些官员并非不知道，记者不仅该为党说话，还应替百姓说话，而党章与相关法令早就明确，党和人民的利益是相融相系的，不管哪个公民是不是党员，都有对公共信息的知情权。

河南许昌市曾提出创建国家卫生城等目标，排名靠后的单位要由领导在工作会上作检讨。2009年12月27日，许昌市魏都区委副书记纪某在会上作检讨，事先，发言稿已发给许昌市委常委们。发言中约3分钟后，许昌市委书记毛万春突然打断他的发言，批评其“空话连篇”：“你的发言都是空话，我看过了，你不要再念了，你下去吧。”于是纪某收起发言稿，走下主席台。

毛书记突然发飙，将正在作检讨的下属轰下台去，这样的官场镜头的确很少见、很生动，也颇有看头。这正如现场的一些参会干部所感叹的那样：“参加了52次这样的新闻发布会，还是第一次见发言的领导被轰下台去”；“不好好发言，就要从台子上把他给赶下来；不好好干工作，就要把他从位置上赶下去。”看来多数人是看好和认可毛书记这次“轰举”，可谓对官场的客套话和会场的空话甚感厌倦了。

然而，或许是缘于一种“审痛斥空话”的疲劳感，我对毛书记这次发飙之举却感觉有些别扭。首先，官员在会场爱说空话，到底该向谁究责，或者说，究竟该“轰”谁下台，这一直是本糊涂账。我们在未充分廓清这种“潜规则”的形成之因的情形下，作为上级领导如此当众斥责正检讨的下属，咋看咋有领导耍威风之感。报道称，纪副书记检讨前是将检讨稿分发到各大常委的手中的，那么，毛书记既然知道发言稿里有空话，为何不先期喝止？难道在台上当众喝止更有“秀姿”，或更具轰动性？

另外，毛书记主持的这种各类政绩排名的总结检讨会本身就值得商榷。比如许都曾提出创建国家卫生城、国家园林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目标，这些目标多不多、该不该提，我不便多言，也无从知道，但给我的感觉却是，这些目标均在“面子”上打转转。拿创卫来说，排名第一的单位不见得就为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实事，排名垫底者也不一定就没为百姓做有用之事。就拿拆迁来说，拆得越多越好越快者，当地政府很多部门的政绩都会加分，但对百姓来说，这样的政绩却往往使他们乐不起来。

实际上，当今官场里官话盛行，并非一朝一夕所生成。换句话说，一些官场中人，因怕在公开场合说错话、得罪官，要么从公文包里取出秘书早就准备好的讲稿照本宣科，要么顺应形势只讲永远正确的大道理，要么只带耳朵、牙关紧咬，坐在椅子上聆听，永远做一个没主张的太平官。这一官场“潜规则”就是当前颇为流行的“机关病”，它在很大程度制约了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使一些干部成为只讲“正确废话”的“机器”。

所以，若毛书记真有一种向此挑战的勇气和抱负，不妨在自己的顶头上司在某次会上空话连篇时，也来一次个性十足的“炮轰”，将他们浪费时间的演讲稿也“轰回”文件包，那就是公众之喜了。进一步说，什么时候那些“空话官”被人大代表、被普通百姓、被大众媒体赶下台去，那才值得大家鼓掌。被上级领导赶下台只能证明权力依然很随意、很威风，仍然是人治而非法治的官场范畴。这种形态表现为权力仍然得不到公众的有效制衡和监督。

“周老虎”案审结一周年之际，陕西“周老虎”风波中涉虎人的生活状态究竟如何？他们是否已从那场影响深远的诚信危机中走出？近日，记者重返陕西，目击后华南虎时期周老虎事件中的若干当事人最真实的现状。该事件被免的镇坪县原林业局局长覃大鹏虽不上班，仍按月领薪，周正龙家盖起“洋楼”，事件责任人县林业局职工李骞被“变相补偿”。

周正龙所糊的那只“纸老虎”被科学之指捅破之后，获了一个缓刑，他本可以回家像陶渊明那样过起田园式休闲生活，朴实而善良的村里人原以为折腾后的周正龙会元气大伤，孰料“饿死的老虎比猫大”，“周老虎”即便不与村民往来，却能“争口气”大手笔建200平方米的四层楼房。为两万元的“拍虎费”去斗胆以纸糊虎，那么，这20万元的建房款又从何来？估计这又将成为新谜。

另有一个谜团更需要求解，那就是覃大鹏的“工资照领”。覃大鹏当年力挺“周老虎”，可属特别卖劲之人，这厢好，去职又去工的情形下，却能上演一场“工资照领”的官场好戏，标准只比现任局长低那么一点点。这哪像什么严肃处分哟，纯系一副“纸虎不怕开水烫”的架势。照这条官场问责的“刀路”挥下去，估计以后更加鲜见“问责官”害怕问责之虎了，当然更别说去痛定思痛了。相反还让他们从此过上一种气定神闲的神仙般生活。

在去年华南虎事件折腾国人神经之时，在临近春晚之际，我曾建议颇受观众喜欢的赵本山将“周老虎”搬上春晚小品里去，但我的建议文章虽然挂在各大网站的新闻首页，却未感动本山大哥，几天过去，未见他有丝毫回应。之后，虽然赵本山的《不差钱》小品里没有“周老虎”的影子，但丝毫未妨碍这个段子一下红遍大江南北。本山的小品红不觉奇怪，若不红那才怪了。只是我觉得，若去年春晚将“周老虎”搬上去侃侃，估计一样会“不差红”。

或许是因为红，今年生过一次大病的赵本山公开称，今年春晚他仍与小沈阳搭挡出镜，只是今年他的小品享受了免检待遇。现在，虽然离春晚还有一个多月时间，但已是时不待我，小品段子一定让本山很上心吧？如编剧正在创作，你不妨建议其紧急创作《“周老虎”复出》。这一年如“周老虎”一样顽强复出和官员颇多，单是在三鹿事件中存在监管缺失的国家质检总局就复出了多名官员，安徽阜阳劣质毒奶粉事件中的一批失职官员如今多数均以重获要职。

虽然我们的官场问责存在制度性缺漏，使包括覃大鹏在内的一些官员复出（或变相复出）的愿望总能如期兑现，但如此“官场造假、公信力受创”的危机事件，以及惊天动地的并酿就孩童殒命的食品安全事件，竟震不丢一些人的“官位”。此时，因“周老虎”复出而频频受伤的公民心灵需要安慰，请本山今年就重视俺一次建议，客串一下“周老虎”复出，让这些不知脸红的“官虎”们在小品中悉数登场，使国人绷紧的神经得到些许舒缓。当然，有“复出官”为此羞得立马请辞，那当然是好事。

据近日《第一财经日报》消息，财政部日前数据显示，今年1-11月累计，全国财政支出56235.97亿元。而据今年全国人大批准的财政部提交的预算报告，全国财政应完成支出 76235亿元。这意味着在全年时间进度已完成91.7%后，全年财政支出的进度仅完成了73.8%。往年出现的年底突击花钱的情形似乎在所难免，据预算支出和已完成支出间的差额，仅12月一个月，全国财政部门要突击花掉2万亿元。

虽然这篇简讯后面，补白了一句稍具安慰意味的话——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也意识到此问题，他近日称，要加强财政支出管理，防止年底突击花钱；虽然我们知道，财政蛋糕越做越大，科学而合理的花钱是必要的，这种公共行为也是在维持国家的收支平衡，促进投资建设步子以拉动消费内需。但只需联系到往年各级各部门普遍存在年底突击花光“预算金额”的现实，我们又不免深表担心。

特别是，如何做到科学而理性地花掉这两万亿，如何避免将这笔钱最终花在了“刀背”上，而是切实花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比如城镇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保障、安居住房、义务教育等，并铺以力度超强的财政监管力度，这才是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意识本位。两万亿财政金说多不少，若将它平行投入到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那会仍显不足；然而，如果将它让各级部门在所剩无几的12月突击花光，那随之派生的问题可谓丛生。

基于此，笔者建议，将这两万亿财政金为城镇失业、待业职工和非垄断行业的中小国企、民企职工“包交”一年个人社保和医疗金。我国去年城镇失业率的统计数字，一直存在较大分歧，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和国家统计局今5月19日的数字称，2008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886万人，但学界称远非此数。据联合国国际劳工局发布年度报告，中国城市登记失业人口占17%，若加上农村总失业人口，中国失业人数或达2亿。

四五年过去，我国城镇就业环境虽有较大改观，但就此认为失业、待业人数停留在886万人的层面，估计可能性不太大。加上非垄断行业的中小国企职工和中小城镇的民企职工在内，这批处于低收入人群的职工的人数估计不会低于5000万人。由于近年来我国渐入老龄化的社会问题凸现，2004年，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郑斯林部长就曾称，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达2.5万亿元；而世界银行组织曾预测，在2001年到2075年间，我国的基本养老金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

形势所迫，我国社保与医保体系全社会构建的步幅加大，而前述5000万城镇职工不得不成为这项工程的“主力军”。人保部今年4月称，我国基本养老参保人数为2.2亿,基本医保人数为3.2亿。这些低收入者为月月要自缴防老的三四百元养老金可谓眉头紧锁。这几百元对于富者来说，可谓九牛一毛。但对低收入城镇职工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也是近年来城镇职工退保人数增加的根本原因。所以，既然国家不知道这两万亿财政金往哪投，而有效监管的成本偏大，我们真不如为这5000万城镇低收入职工包买一年社保和医保金，我想，这对他们来讲，是今年最红也最温暖的一个大红包。

周明华

23日这天从中新社读到两则关于“民富”的新闻。一曰：全球四分之一奢侈品是中国人购买，其中60％奢侈品是在国外购买；未来5年，中国的奢侈品市场将会达到146亿美元，占据全球奢侈品消费额的首位。在欧美消费者还捂紧钱包时，中国的高档消费已出现井喷，一些买奢侈品如同买大白菜；其二，国家统计局监测显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进程由2007年的72.7%上升至2008年的74.6%。

看到国人奢侈品的购买力占全球四分之一的江山，而且六成的购买任务是到国外去显阔斗富式完成的，我心里毫无一丝小康后的中国公民的自豪感。原因很简单，即便我国去年GDP 增长9%，经济总量超过德国，且小康社会的进程已这般喜洋洋地完成逾七成，但仅需拿13亿人口去做分母，分值就会看得人面容潮红———去年我国城乡年均收入才1.8万元，城镇职工年收入2.5万元。那么，缘何大多数公民收入并不高，反而少数人照购奢侈品不误呢？

窃以为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反映了我国富者越富，穷者更穷的社会现实；其二，对奢移品消费的征税机制疲沓，富豪可钻的漏洞依然存在。先说收入间距问题，今年5月18日《瞭望》报道称，2000年，我国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到2005年，这一比例已增至4.88倍。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若再加上福利待遇，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已达10倍。而国际上公认的收入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

这个已经很惊人的收入间距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因为它未含数千万农民工兄弟姐妹，未计城镇个体与私企的上亿职工，未计躬身田间的农民。若把他们也算进去，估计这个收入间距不会低于20倍吧？极少数富豪因为钱实在多得“胀人”，要去购豪车，要么去豪华周游列国，这能实现他们个人消费文化的满足感；而绝大多数工薪者，即便想购豪车，想去豪华游，也只是白日做清梦罢了；特别是低收入者，面对不断上涨的物价，连到菜市场买回一块肉都很奢侈了。于此语境下，我国一跃成为奢侈品消费老大，并非荣耀，倒像是劳资分配失衡肌体上的体温计。

其二，在中国的传统词典里，内敛一直得到传承，中国人比较接受的消费哲学是“富不外露”。那么为何这些极少数富豪能打破传统，站到世界奢侈品消费市场的潮头呢？我认为根源还是国家对奢侈品征税的机制疲软了。高档商品消费征税，一直是国家调节财富二次分配的有力杠杆，被多数国家采用。瑞典的消费税一般是20%至25%左右，特别是对豪奢品，征税之手更重，往往会使售价打几滚儿……

而我国似乎一直在利用个税和消费税来调节财富的制度设置上徘徊不前。要么就是让个税起征点像挤牙膏一样小幅上调，至今还被2000元的“铁水”粘着不动，不仅未实现“削富济贫”，反让普通劳动者成为个税主力军；要么，继续把收税的角度向中低收入人群扩大，比如最近出台的饭补入个税等。在我国从1994年开征消费税的11种商品中，日用香皂、洗发水等列入其间，这不成了让豪奢品揩百姓日用品的油吗？我想，国家再不对奢侈品消费征高税，估计很快就会夺走世界奢侈品消费的半壁河山了。

美国《时代》周刊杂志16日宣布，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当选为《时代》2009年年度人物。“中国工人”作为今年榜单上的唯一一个群体入选。《时代》评价称，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12月18日《成都晚报》）  

细看杂志上的照片，“中国工人”着一身普通工装，他们的形象看起来也不出众更不华丽，而且面对镜头，他们也不像大官贵人那样有丰富的表情，甚至还有一份羞涩。然而，正是这一群落的中国工人，用他们的智慧与汗水，浇铸着中国经济的稳定与复苏之基。他们身上虽然没有华装与华彩，但有的却是孰实、坚韧与纯真。看到这样的镜头，我的心海顿时沁入了一股久违的暖流。

但这种感觉在我心中只存留了片刻时间，此时，我的眼前闪现镜头，更多的是 “中国工人”的现实命运。记得两年前中国青年报曾说，一项上海4000户入户调查，仅有1%的人愿当工人；人才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力资源研究培训中心副主任林泽炎说，“美国80%的优秀人才集聚在企业，而我国仅有30%的人才在企业”。

这是中国工人的一种“价值自量”的现实表达。而待业或退休后，结局会更糟。本月8日，广州市人大代表黄浩玲打破“养老金不公”的沉寂，惊人“发炮”：现在处级公务员退休金能拿到约8000元/月，同是处级的企业的经理们退休时封顶才1700元/月。这还是企业处长，而企业工人呢？情况更为窘迫，有媒体称，当年同为战友，只因退休时的单位性质不同，退休金便有4倍之差：他们每月的退休金约1000元，而在公务员身份的退休金却高达4000元左右。

显然，我们社会缺失一股国家意识的推动力，尽快去主导评判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并延续至今的“退休职工双轨制”。在这种社会就业与退休保障明显失衡的条件下，谁要是心甘情愿地去当工人，那才是真正是背离现实社会生态的错误的就业观念。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其思想。同样，社会分配不公，有权阶层与垄断行业的收入及保障同大批普通企业间的鸿沟越掘越深，养老金落差变大，此番现实，必然决定了人们的就业观发生变化。

所以，要使“中国工人”入选《时代》周刊的这份温暖存留久长，需要尽快去补制度公平课。之所以近年来公务员的“高”未见削下，“低”也总是托不起来，根源还是在于重制新策的人本身就是吃财政饭的。拥有这一优越地位的身份快感，其实是人之本性，本无可厚非。但作为相关国策的制定机构，断不能继续漠视这种“不公因子”寄生于我们社会的肌体中。一言以蔽之，我们别继续再欠中国工人的“不公账”了。

11月21日，昆明市政府发了文件，要求各单位职工在12月20日前自觉拆除自家防盗笼，公职人员无任何补助，须百分之百拆除，如不执行将严厉问责。如今，个别部门的措施已到 “不拆家中防盗笼将被开除”的地步，引发更大争议。昆明市副市长陈勇还列出防盗笼的三大“罪状”：影响市容市貌，挤占公共空间；造成雨污混流，污染滇池水体；形成重大安全隐患。（12月19日《河南商报》）

这种靠行政权力高举饭碗要挟公民自行拆除防盗笼的强硬作法，虽然不缺诚如陈副市长所称的“拆笼的行政理由”，也颇具行政效力和执行威慑力。但任何一种行政行为，均应秉承以法为准绳、以人为根本、以民意为基石的原则。公民审视目前治安现状，为有效保护自己人身和财产安全，在自家一亩三分地上自制安全防护措施，原本受《宪法》与《物权法》保护，当是合法合理行为，并无有妥。

即便防盗笼有多条影响城市外观的“罪状”，也构不成公共机构可以强拆的法律依据。《物权法》规定，为了公共利益，政府应通过与市民协商，并给予一定经济补偿的方式进行。如果市民觉得自己当初安防盗笼掏了钱，政府补偿又不足，协商无果，那么，公共机构无权强拆公民的防盗笼。套用一下18世纪中叶英国首相威廉·皮特的一句敬畏私产的名言：“风能进，雨能进，拆笼的榔头不能进”。即使装防盗笼的人是公职人员，公权也应依法尊重其“权利”，而不能以砸饭碗来恐吓他们。

再说以人为本、以民意为根的问题。公共机构在打造人居环镜品质的里程中，需先考量居住在这座城市的人。如果治安够好、“天下无贼”，老百姓或许压根儿就用不着行政机构如此下文强力推进，那时只需政府人性化提醒一下，他们也会自觉拆除这些有碍美观的“铁笼子”。而现在的情形却是，防盗笼拆除的理由虽然多多，但作为百姓公共安全的“呵护人”的公共机构却并未明确，拆除后的防盗问题如何解决，下一步治安联防的措施如何及时跟上。

道理很简单，拆除防盗笼需要人民配合，公共机构首先就得给人民一个安全的环境。领导干部出行有车，办公和家中都有警卫24小时护卫，那当然安全，也用不着什么防盗笼，而对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心中对那些动辄入室的恶贼之惧，我们又以什么可以充分信赖的安全防范措施去有效纾解。如今随着城市居民家的防盗门、防盗网的变厚变粗，市民安全感原本就在日渐变弱。在市民的这种不安心态的“设笼防盗”面前，最该脸红和最该不安的恰恰是我们社会治安防范体系的搭建者们。

我们不禁要问，于此治安语境下，我们还有一丝理由用“饭碗”要挟公民自拆防盗笼吗？小偷渐多，贼胆变大，根源还是我们的公共安全“守夜人”的影子没有结成一张社会治安的大网。哪一天，治安人员巡逻行走于大小等街头、大小社区的步子变密集了，违法犯罪者才能得到震慑；而那时百姓自然就放心，就用不着再过鸟儿一样的“铁笼”生活。

10日读到一条有食苍蝇般难受的新闻。这天的《每日经济新闻》说，中国汽协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11月我国汽车销量超过1200万辆，而2008年同期销售量总计860万辆；美国同期累计销量为937.6万辆，中国汽车销量稳居全球第一。不过，就平均销售价格来比较，我国销售数字的增加，并没有让国人享受到更为便宜的汽车，这种逆势走向与市场规律的步子很不合拍。

按CBN的数据，凯美瑞2.4L精英版在我国的市场价为19.98万元，而美国的价格为14.9万元；奥迪A6在国内顶配版售价为69.6万元，而美国售价34.8万元；丰田越野车特别版在国内售价45万元，而美国的售价约18万元……标准普尔公司2008年报告称，中国国内汽车制造商平均运营利润率为30％-35％。西方成熟市场的平均运营利润率仅5％。缘何同一款的汽车价格落差如此之大呢？

问题主要还是出在税费身上。华晨宝马一位人士近日向媒体透露，以售价116万元的宝马740Li为例，从进口到被中国消费者购买，中间有三道税，分别为25%的进口关税，排量3.0升以上征收的25%消费税，消费者购车时9%左右的购置税，合计48万元；国产车虽无进口关税，但也要缴纳不菲税费，当前，生产环节要上缴17%的增值税和5%的消费税。车辆上市销售后，购买者还须支付约9%的购置税，实际上是二次征收同一税费。这可谓是，中国奇高车价里一半是税费，一半是暴利。

在咱们印象中，虽然已知不少产品存在国内与国外的价差，诸如笔记本、彩电、奶粉等，几乎可以用“雁过拔毛”来形容定价过程。当一辆汽车价差达如此之巨，还是出乎大多数人的想象，让人吃惊不小。中国人挣的票子原本比人家少了一大截，可交的税却比人家多，买的东西也比人家贵。所以看罢此数字，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被一些人连手编制的一张大网给 “网骗”了，随后就是感到格外郁闷。

这张“骗网”形成了一条利益链，食客们啖吃着终端消费者的利益。先说外国汽车厂商。他们倚靠自己的品牌优势，以及在市场上搏击上百年的商战经验，到中国市场总经销或开办分厂，总是站在永不吃亏的制高点。不仅能轻松“吃尽”中国的所有政策便利，还会“吃懂”开拓中国官场和市场的潜规则。结起一张欺诈中国大多数不明真相群众的“大网”。这令人齿寒，同样一部车，在“很明真相”的国家，其价格可以斩去一大半，这岂能是商品信息全球化的今天该出现的消费现象吗？

再说国内汽车销售商和制度商这个利益链点。我清晰地记得当年我国南方某地的一家日本汽车生产分厂，在销售形势年年看旺的情形下，硬是违反市场法则采取饥饿销售法，把自己的车捂得严严实实，一辆不卖，后来价格还在一个劲地上扬，待该分厂认为“暴利”得差不多时，再销出所囤之车……诸如此类的不轨行为我国的汽车市场还有很多。其实，不管是外商还是内商，他们都是商人，他们原本就是为利而生，这不足为怪，怪的是我们的相关监管部门。缘何一直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忍见这种变态的售价落差的长期存在？

公共监管机构的服务行为指向不是只知收取税费，而更多的事儿当指向让公民安适而居、公平消费。信息的平等和透明是市场规范的基本要件，而现在的光景却是，公民花如此巨额的冤枉钱去购别人的汽车，卖家只知赚取暴利，监管者只管收高昂税费，均闷声不言，而购车者却一直被蒙在鼓里。这种消费信息的严重不对等，伤及的可是一个国家的诚信、公平、健康的消费基石。所以，中国汽车销量全球第一，并非好事，反倒暴露了我国汽车市场的监管之羞。

　　10日，对8名死难学生的理赔已结束，死亡学生家属每人获赔35万，湘乡市育才中学踩踏事故似乎已告一段落。9日，记者再次来到该校，学校已没了警员看守，学校也逐步开始复课，学校一切似乎又归于平静。当地政府为此事成立的新闻中心也已人去楼空。据悉，目前当地政府已垫支了近400万，已要求育才中学在两天内拿出这笔钱归还政府。（12月12日《南方日报》）

3600多个稚气未脱的学生娃，7200只滚烫的小脚丫，在大雨作伴的一场晚自习后，在只有3.6米长的12级阶梯上，于一阵惊惶中，8个孩子瞬间“挤丢”了自己如花般的生命，青春的脚步终止在一个仅有5.5平方米的楼梯拐角处，这是他们此生走过的最后几级石梯。9日，育才中学开始复课，学校组织了默哀仪式。事故已过数天，在几天前逝去的小生命该入土为安了吧！他们因惊慌而失色的明眸此刻该永远闭上了！

时至今日，我虽然不知道这8个孩子的简易灵堂搭于何处，但我知道失去同桌的孩子，一定会为之惊恐未定，一定泪挂腮边；我虽然不知道这起人祸最终会引来多高的行政问责，但我知道，我们的身负监管职责的大人们，还欠孩子们一声叩及心扉的道歉。按当地风俗，这8名殒命在楼梯口的孩子，他们的灵魂和尸体是不能回家的。这并非毫无道理，可以想见，当时这群像潮水般挤向楼道的人群，哭声恸天中，留下的是怎样的惊悚与无助，这种令人心碎的哭声一定会刻录在滴血的楼梯口……

人死不能复生，逝者长已矣！在我们为8个孩子默默祈祷的同时，我们的神径被这群孩子深深地踩痛了。我们需要深思的是，应为死去的孩子做点什么？如何避免类似悲剧的再度重演。那么，请在孩子遇难的学校门前竖一块碑吧！或许这样的铭刻方式才能让8个孩子的生命不会被白白“挤丢”。

在这块石碑的正面，首先应写上这8名小公民的名字。让国人牢记，2009年12月7日21时10分到30分之间，湖南湘乡市育才中学上晚自习时，发生了令人揪心的踩踏事故。而且需将问题写进去，一所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受利益驱动，竟有3600多名学生，在很多官员和校领导及“投资人”眼里，教育照常可以产业化，只有“做大做强”才能财源滚滚来。这个“贪大”求财，正是当前频发的校园安全事故的根本诱因。

石碑的后面，再写上因安全意识淡薄造成的血的教训。教育本具公益性，教育资源平衡是一切公平之本，但育才中学“挤丢”8个小生命的事实，再次提醒那些漠视“百年大计、教育优先”而挖空心思于豪车，大手笔挥建形象工程的少数“官爷”：尽快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布局，让孩子能在家门前读书，让他们日日回家别再住校了。交高昂择校费去重点学校读书，不仅“择掉”孩子们的安全感，还“择痛”了原本不富裕的家长之心。

而且，我建议教育部将这座竖起于育才中学的这块纪念碑和8个孩子的名字及碑文拍摄好常挂于中国教育网站上，时时以血的教训提醒监管者，千万别掉以轻心。我想，这样的警策作用比每一起校园安全事故发生后，教育部门总要出台一纸紧急通知的红头文件强得多。

    周明华

湖南湘乡市育才中学发生踩踏事故以后，当地有关部门向外界公布的是8名学生死亡、26名学生受伤 （受伤数据后更正为28人）。数据至今未见更新。但多名学生家属称，死亡人数多于8人。记者9日在湘潭市中心医院的调查表明：死亡人数确实“存疑”。据学生家属介绍，曾有死亡学生尸体被转移。（12月10日《武汉晚报》）

自己的孩子到学校上晚自习却上丢了生命，换上谁都是一种极其悲怆的遭遇，都会给家庭带来沉重一击。这两天，学生家长关于学校安全设施缺乏与生命急救知识缺失，以及伤亡人数存疑的种种责问，即便有些问项理由不足，追问方式有些感性，其实完全在情理之中。在记者进一步要求当地公布死亡学生的详细名单时，当地官员回应说：“死者名单不能公布。有的死亡学生祖父祖母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怕传出去后给老人家们打击太大。”

不公布殒命孩子的名单是怕消息传出去给老人家造成重击，这种说法只能说是貌似富于人性关怀，却难经推敲。现在是什么社会？远非一“捂”遮天的时代了。10岁左右的城市娃，其祖父祖母也并非好老的“老人家”，可以说，他们还远未到发白背弯之时。一个城市里的一所拥有数千学生娃的著名中学，因晚自习一场大雨，挤丢了这么多孩子的生命，在一个不大的地方发生此等惊天事件，祖父祖母会不知道？加之连续不断的媒体追踪，祖父祖母不可能对此毫不知觉。

事实上，公众对此事件的质疑并非事出无因。我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早已明文规定，“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属于重大事故，“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属较大事故等。如今，虽然相关结论还有待调查后得出，但仅从近日媒体报道事故的相关细节中，我们便可清晰地看出，这起踩踏事件是明显不过的责任事故，非天灾系人祸。比如，整整一层楼缘何仅有一盏10瓦的节能灯，孩子们经过楼梯过道就像在摸黑，上千人的孩子上晚自习，又天降大雨，竟然一所学校只有一名早退的值班老师……

在责任事故的处理上，“重大”与“较大”当然意味着重轻问题。这一点，相关官员估计比谁都清楚。如果有关部门存在为了减轻责任追究力度而“技术处理”人数的话，那性质就非常严重，是拿死者的生命和国家法条开玩笑，有关上级监管部门应及时介入并督促其公布死亡学生名单，尽快掐断一些人继续违法的黑色路径；如果果真不存在瞒报死亡人数一说，有关部门真系出于人性化考量，我认为这大可不必，祖父此时牵挂孙儿在育才中学的真实情况，远比将他们视作“局外人”更显人性化。

12月8日，育才中学已复课了，当天，学校很沉痛地举行了哀悼这群挤丢生命的孩子的仪式。我不知道这些一夜之间失去昔日伙伴的孩子此时在想着什么，但我从他们惊悚未定的眼神里分明看到了无尽的悲伤。学校和相关管理部门的大人们，原本已犯下了不可饶恕也不可逆转的错误，已经对不住这群此时本该在课堂发出朗朗读书声，却只能在冰冷的另一世界永眠的孩子，我们还有一丝理由来继续捂着他们的名字在这里娇情地谈着“这是为了他们的祖父不至伤悲”吗？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河北大名县，县委、县政府大院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一用就是50年。还有建于1921年的旧楼仍在使用，县委组织部仍在一楼办公。记者看到，该院一排排平房的屋顶上，前段时间突降暴雪留下的积雪未消，屋檐挂满冰柱。当地百姓称：“最好的房子是学校，最高的大楼是医院，最破的房子是县委县政府大院。”（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

估计是时下诸如“白宫”类机关楼的曝光率过高，不少网友读到此则报道后竟纷纷“逆向”评价：“不可信、是作秀”。网友的这种心情不难理解，一些地方的公仆似乎好大建楼堂馆所这一口，而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在频发文件要求彻查和严禁党政机关大建豪华办公楼现象，但收效不佳。有将镇政府修成“天安门”的，有将区政府打造成“白宫”的……可谓“严禁算你的，建楼算我的”。且时至今日，公众尚未听到一顶“乌纱帽”清脆落地的原因是那幢鹤立鸡群的机关大厦。

但就此将大名县委县政府机关大院半世不弃的行为定位为作秀，我不敢苟同。大凡任何一次官场秀，都是心思来潮时的一时之为，就像环保局长在环境保护日那天走路上班，就像市长于世界无车日那天，要描绘一张“与民同车”的官民和谐图，去挤公交一样，是彻头彻尾的“一日秀”。但大名县半个世纪以来，历届县领导能一贯坚持这样的作秀，这“秀”作得真不容易。一个官员作一次秀不难，难的是一届又一届的县领导一直这么“秀”下去。

试问，这些“县官”们几十年如一日地“作秀”，若没有一股强大而持久的“民心向力”政策作后盾，能“秀”至今朝吗？这正如该县县委书记王晓桦所说：“有房子，能办公，不就行了吗？让大名百姓脱贫才是当务之急。”好一个能办公就行！就是这种精神铭刻进该县历任一把手的心中，他们一直坚守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理念。为了改善中小学的办学条件，大名县正在制定“校舍安全工程”3年规划，预计投资5亿，用3年时间，使全县中小学校舍逐步达到8级抗震标准。

当前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缘何像大名县这种事情在中国如此罕见,以至招来网友对中央级媒体所报道的内容产生怀疑，作为公仆缘何对办公楼的豪华与高矮度如此上心？实际上，公仆的豪华办公室与其从政智识、为民服务水平之间不能画等号，办公室气魄不能证明这样的官员有魄力。各级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坐在豪华的办公室里工作，这样的行政浪费行为，只能鲜活地证明这样的干部领导工作水平低、能力差，大脑中的“官老爷思维”将“为民服务意识”挤至极小区域。

道理很简单，因为领导办公室的鱼缸越大、沙发越柔软、设施越齐备、灯光越亮堂，越能证明在这里为民服务的公仆消费公众税款的胆子大，越能凸显他脑中淡薄的节能意识和敬畏税款意识。一地公共财政的蛋糕原本就那么大，若公仆的这一头狠狠地切下一大块，去大建办公楼，那么，自然会让公民教育、卫生等投入需求的那头被一挤再挤，及至让一年年翘首公共财政加大民生投入的眼眶继续干渴和深陷下去。

黑龙江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遇难人数升至104人，另有4人仍被困井下。龙煤集团21日撤销岳超胜新兴煤矿矿长、刘宗团副矿长(分管安全生产)、董钦奎总工程师的职务。国务院调查组23日召开首次全体会议称，事发矿安全责任不落实，隐患排查不认真、不彻底，是一起责任事故。据悉，当时井下共有作业人员528名。经全力救援，有420人升井。（据11月23日新华社）

这个冬天太冷，瞬间夺走了上百名矿工的鲜活生命，可以想见，又有一百多个家庭为之悲怆哭泣。生命离去虽不能复返，但因之而生的追问不应停止。当我们含泪收拾着矿工兄弟冰冷的遗体时，当我们拽住流泪成冰的矿工之妻伤心欲绝地扑向丈夫因瓦斯爆炸而扭曲的遗体时，眼泪和着雪霜，悲伤地滴落在这个季节的日历上。这的确已是“审责任疲劳了”，又是安检形同虚设，又是隐患排查不认真……试问：到底还要多个矿工的生命才能铸起我们的矿井安全堤坝？

并非无前车之鉴，就在4年前的2005年11月下旬，同为龙煤集团的七台河东风煤矿就曾发生过一次死亡170多人的瓦斯爆炸事故。究其原因，还是我们的矿井安全管理混乱、安全体系落后。而就在2008年，鹤岗分公司所属媒矿，就发生两起重大安全事故，富华煤矿矿难31人死亡，泰源煤矿矿难13人遇难……这些生命代价，缘何在一些人脑子里种不下尽快消除安全隐患的神经，一次次的安全警钟几乎在同一处敲响、敲碎，竟没能敲醒安全监管者的麻痹神经？

我们可以把时历翻回到2006年，国家安监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曾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规范企业劳动定员管理的若干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国有重点煤矿原则上每个采区同时作业的采、掘人员每小班不得超过100人。据央视的报道称，新兴煤矿采掘布置不合理，井下管理管理和劳动组织混乱，夜班下井人数500多人，白班超过1000多人。

为何在一个采区同时按排了多达528个矿工作业？显然，新兴煤矿领导手中没有一把决定多少矿工能够安全下井的标尺。试想，如果国家安监总局等联合下发的这一“劳动定员指导意见”在媒矿生产中不折不扣地实行下去，如果安全生产的监管者能做到监督到位、措施到位、防患到位，敢于硬碰硬，敢于面对矛盾，及时排查每一个煤矿存原超员开采的安全隐患，那么，就不可能发生新兴煤矿这起事故。有报道称，在瓦斯爆炸53分钟前，就开始组织井下作业人员撤离，但仍有大量矿工未来得及成功撤离。

“死神”可谓已经“开恩”了，留给矿工的时间长达近一个小时，我们的安全逃生竟仍未完成，恐怕这不能说“死神”无情，只能说明我们的矿井逃生机制严重落后，逃生路径严重淤塞。为此，我建议，在入冬采媒任务异常繁重的形势下，国家相关部门应立即疏导全国所有媒矿的矿工安全逃生路上的所有障碍。该停产的要停产，该投入的必须投入，力争做到安全设施不到位的不能复工。只有这样，才能告慰本可以升井却倒在逃生路上的这104名矿工的灵魂。

全国39所中学获得北大2010年“中学校长实名推荐”资质，北大招办16日公布了这些中学的名单。据悉，北大收到来自全国400余所中学的资质申请。16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北大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是对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政策的进一步深化的积极探索，是建立和完善教育诚信体系的有益尝试，为不同类型优秀学生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11月18日《北京晨报》）

之前我们纳闷，教育部对北大试水校长实名推荐制一直采取沉默态度，是不是在采取拭目以待的策略？而今在北大公布校长名单时，教育部终于发话，是不是对这份名单很满意？从口吻判断，该负责人给出的评价很高，且希望社会各界能够为北大的这种积极探索创造宽松环境。我虽不知道如何为北大试水推荐制创造条件，但我知道这种“试水”游离于我国高招政策的统筹之外。

原因很简单，这种行为也许是一种大胆尝试，但仅赋予39个校长以推荐资格，显然存在加剧教育不公之嫌。尤其是看到教育部此番评价，我觉得很是怪异。这个一眼能视的“强者恒强”的重点中学名单，此刻又被锦上添花，正致力于整治各地天价择校费问题、推动教育公平的教育部为何不对此点评一二？

偌大的中国，仅39所中学校长有推荐资格，已经严重失衡。而这39所中学，又无一例外，均系早已大名鼎鼎的重点中学，其中没有一所中学是农村的。这些有着“国重”、“省重”等名号的窗口中学，由于代系相传的“掐尖招生”，“掐良师招人”，原本就已是每年高考的“常胜将军”，年年保送和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数量可观。而现在，北大还要让这些中学的多名考生再降低30分录取，无疑会对其他中学构成新的“高招不公”伤害。恕我直言，北大的这一做法，就像是往高招不公的伤口上再撒一把椒盐。

近年来，教育不均衡发展在很多地方都已经被弄得非常严重，有的重点中学动辄出资数亿元搞中小学教育扩张，甚至将教育弄成一项赚钱产业，将公办中学变着戏法地拆分为多家民办中学，组建教育集团，巩固和提升自己垄断一地生源与师源的优势地位。一些重点中学，好教师从未合理流动；有的学生只因中考少考了一分，便需多交数万元之巨的择校费。学生不能就近读书，为了不失掉上好大学的最后一线机会，花掉普通家庭的大量收入去择重点中学，这算是我们社会的正常教育形态吗？

新上任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日前说，要解决择校难题，首先得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作为全民供养和景仰的名牌高校，作为时代精神与思想的实验场，北大应以倡导民主、公平、责任为追求目标。如果我们的精英人士一边喊着要取消重点中学，还公民平等教育权，一边却在现有高考制度上增添短板，这势必加剧我国教育马太效应。让交不起巨额择校费的贫家子弟，恒久远离优质教育资源，让权贵或富家子弟成为品尝优质教育优先者，这样的改革无论怎么大胆和创新，都只能算是固步自封甚至是一种退步。

老公当官，须让妻子严守“廉政门”。今年，重庆市北碚纪委打出反腐“情感招”：对新提任的56名领导干部，夫妻共同接受纪委廉政谈话。无独有偶。该市检察院在反腐倡廉宣教中，打出“镜子招”。他们选择了大家熟悉的人物——蒋勇、黄云，除将这两人的堕落史作为演讲稿的素材外，还作为反腐教材。（11月13日《重庆商报》）

形象指数一致偏低的官场“枕边风”，又再一次吹到了廉政与反腐工作的前台，要力塑高洁本色，当然不是坏事，但非新闻。之前，浙江杭州、四川邛崃、南京市玄武区等市、县（区）就曾动员过各级干部“贤内助”们“巾帼”起来，规划实施“枕边风”堂堂正正地挂的意识工程，从而以期让“亲情监督夫君”共铸纯正家风，构建一堵防腐拒腐的坚挺“防线”。这是把监督干部用权的范围扩大，让“两圈”进入可视范围。

记得贪官山东省供销社原党组书记、主任矫智仁曾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的妻子一半”。近年来，小官大贪、大官巨贪的现象较重，一些贪官收受贿赂的手段更是变化多端。一些行贿者，往往通过“贪内助”的十指关，首先打通行贿公权的捷径，而最终将可能尚存惧怕之心的处在“亚腐败”边沿的官员扯进贪腐之列。所以，反腐形势所迫，北培推出的这种干部监督方式，想法是积极可取的。我们理应给予一定的理解和支持。

但纵观各地的夫人督查的成果，要采信到有价值的东西并非易事。不但我们未见一个夫人揪着贪心局座的耳朵到纪检部门投案自首，反而接连看到的却是被查出的大小贪官，他们后面几乎都站着一个“贪内助”。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看到，一些贪官的家里大凡都有贪欲同样旺盛的夫人在“助纣为虐”。有的贪官养小蜜，夫人竟可含羞负辱，忍辱负重的强力后盾不外乎是巨额的家财，甚至有夫人“调教”起贪官的二奶也加入到收贿金的阵容；有的“贪内助”还会猛花这些几辈人也用不完的赃款，也“回报”起夫君来，包起“二爷”，过着糜烂生活。

进一步说，由于“贪内助”更具隐蔽性，其行为是温柔一刀，其贪心往往更凶猛。在我国几千年传统家庭观念熏陶下，“大义灭亲”者有，但鲜见；“振兴家业”者众，似乎“只求致富，不问出路”的创业文化当今甚是流行。在这种反腐土壤中，要夫人横眉冷对、大义“灭贪”，谈何容易？“灭亲”也有可能，那就是夫妻反目成仇。故指望局长夫人主动检举干部的不廉洁行为，无异于缘木求鱼。说句不中听的话，是“廉政谈话”给别人看的。

其实，要监督领导干部，还是要靠其财产收入充分公开化、阳光化。项目工程实行公开招标，用制度选拔干部而非个人一锤定音。财政大权审批进一步完善集体决定制，打破首长“一支笔”签单的固化手段，使权力不能过分集中，时时得到约束和制衡。进一步加强舆论监督、民主监督的力度等。而寄希望于“枕边风”督察干部的手段，看起来更像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廉政秀”，是只见花招难有实效，并未抓住问题之本，效果当然堪忧。

　　11日上午，广州市10名人大代表到广州市环保局调研。与会代表在听完环保局长丁红都做完依法行政工作情况汇报后，就LPG公交车、河涌排污执法等热点问题向环保部门提出疑问。但在提起汽车尾气问题时出现一段插曲：丁红都因急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打断市人大代表、广州大学法学院院长邓成明的发言，邓成明因不满发言被打断，愤而提前离场。（11月13日《上海商报》）

虽然邓成明的愤然离席的背影显得有些孤单，对他的离席过程大家也尚存争议，12日的互联网上，网民更是争执难下，但这起“代表离席”事件中传递出积极信号，人民代表越来越有较真精神，这样的场景让人感动。这种意识很宝贵，只有这样的有底气、有脾气的代表多起来，才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之洪福。丁局长或许这样想：照理说，你邓成明是我环保局请来听汇报的，就是来听本局长“倒苦水”的，你却反客为主，竟质疑“70%的受访者对广州环境表示认同”，本局长怎不一时气往上冲，打断你的质疑呢？

至于随后丁局长自下矮桩，委托市环保局副局长杨柳与机动车污染控制处处长和环境监察支队支队长专程到广州大学拜访邓成明代表并重新详细补充邓代表的“质疑”，其真诚指数估计不会太高，大概是惧于“代表离席”的负面影响，以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已。我认为，不管邓成明的离席出于什么目的，此举的“艺术价值”颇高，客观上触动了我们尽快反思现代法治进程的局部已显麻痹的神经。我们的公权监督现场，需要大量有监督底气的人大代表的角力与离席抗议，惟有如此，才能使运行中的权力有所忌惮。

这种需要是基于当前民主法治环境的考虑。很多人大代表本身就是官员，他们在参加两会或其他专题调研会时，往往未将官员意识与代表意识进行廓清。更多的时候，一些代表还是带着权力本位意识来参会和倾听官员汇报，往往是有权质询者成了乖乖的听话者。像邓成明这样较真的有，但甚为鲜见，大多数代表是来“混会”的，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边耳朵进，那边耳朵出。讲感言往往是你“歌德”我“表功”，大家都“互为官话、其乐融融”，而给予较真和发表深刻见解的时间就被这种“和谐气氛”给挤走了。

显然，奉行“歌功颂德”的“官场哲学”的成本很低，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反正主持者和参会者，不可能有反感情绪。相反，有些人还乐于这种无隐患的“好好先生”式的优化表达。这个时候，直接较真的邓成明的出现，当然就显得有些异类。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公众对人大代表不能完全履责，为民呈达原生态之声，充当只录音不放音的“机器”颇有微词。为此笔者建议，我们不妨将邓成明离席事件，作为我们全面反思这一现状的契机，推助代表切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定职责，真正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

11日，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王定华做客人民网，围绕“如何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王定华称，从2006年到2010年，国家投入1600多亿元用于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政策。这样一来，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的项目很少，而且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教育乱收费现象已经得到解决；设立重点学校、重点班属于违法行为。（11月11日《人民日报》）

我虽然不知道王副司长道出此论的具体推论路径，但单以我目力所及便知此论在当前环境下无法立足。可以说，法律与理论层面上虽已解决义务教育阶段的乱收费问题，但在执行法律的实际运行中，要真正解决乱收费现象的路还有很长，这条路上还布满荆棘。11日这天，是带有娱乐色彩的光棍节，只要家有学生娃的百姓，看到王定华此番“自评100分”的结论，想必会觉得他可能将光棍节与愚人节弄颠倒了。

笔者这样说并非子虚乌有。就拿成都来说，我家小女读初二，学校的主要收费账单是：订牛奶80元，龋齿3元，微机15元；看电影、军训、春游、秋游、实践等临时收费全年不少于500元；家校通短信收费，说是自愿，但班主任说：你们是低保户吗？还不交费。于是明知其乱收费，也交了168元；保险费50元，已缴数年，至今未见过一张保单；试卷费、补课费、校服费，每项动辄就是一两百元，几乎均是娃儿喊交我立马打开钱包……

一个副省级城市的义务阶段的学校收费都能如此繁杂，我们容易想像出那些中小城市特别是偏远地方，由于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未迈过4％这道坎，导致一些学校不得不将手伸向家长。这使得公民家庭教育投入负担过重。就在两天前，国家统计局称，他们调查黑龙江省16个市县的1220户家庭，其中有七成的家长觉得难以承受高昂的教育费用，家庭子女平均每月教育消费的金额占整个家庭收入的比重最多占四分之一以上，这些费用主要包括补课费、择校费等。

所以王先生用不着统计，只需着便衣到某初中或小学去问一问，想必立马就会修正“乱收费已解决”的结论。实际上，义务教育阶段是否存在乱收费现象，不应由教育部官员说了算，家长的意见才最具说服力。那么，王定华为何道出此论呢？如此一说，是不是想将一些学校张口就要数万之巨的择校费合法化了？王定华称，义务教育阶段设立重点学校、重点班属于违法行为，既然这样，为何不顺势彻底清理由“重点”滋生出的各种高额择校费问题呢？

如今，高额择校费甚至往幼儿园渗透，“教育产业化、办校为挣钱”的阴魂不散，有地方还加剧教育马太效应，成立重点中学教育集团，一些大都市的幼儿园的择校费高至8万元。一边是公共教育投资步履蹒跚，一边却是一些公共教育机构变着戏法地乱扩张、乱圈钱。这造成公民教育负担日显沉重。这是该引起我们社会的全面警觉了，而作教育航行的掌舵着的教育部，不应随意下结论，而应号准苍生脉搏，尽快遏制当前仍然存在的教育乱收费现象。